南方周末商业版是2011年5月开设的新版面，关注新商业现象与商业模式。无论是大公司的“小动作”，抑或小公司的大梦想， 如果你认为足够另类，足够有趣，这里或许是最适合的展示、解构和分享平台。富人文气息的商业模式我们更为欢迎。

“商业追问”是商业版上的一个新锐栏目，宗旨是“内行人说内行事”，致力打造关于商业模式讨论的一个名专栏。大体方向有“公司人说”“CEO如是说”“旁观者说”，尤其关注传统行业的新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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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华
                                                                             2011年12月22日 

“商业追问”专栏例文(点击标题查看全文)：

CEO如是说

■雷士照明如何开拓政府采购渠道
      如果等你成为行业龙头、上市公司后再去和官员们建立“友谊”，就太晚了。你必须未雨绸缪。在中国，官员首先认可你这个人，然后才会认可你的企业，最后到认可你的品牌。当我的企业规模不大，但有机会与各地县长、市长接触时，我就争取和他们交朋友，给他们一些建议。

■桶装水的利润到底有多大
      由于我们的客户都是社区型的，水站就在社区附近，“社区物流”的概念也诞生了。中国未来可能出现的巨头企业的行业，物流业一定是其中之一。如果乐百氏桶装水的新模式在全国复制成功，那么就将有近5000家加盟连锁水店，送水工编织了庞大的社区物流网络。送水工的负载能力强，如果客户家里还需要油、米、面，甚至是一包烟，对送水员工来说都是小菜一碟、举手之劳，而且一两个小时内肯定送到。一桶水的利润到底有多大？之前乐百氏桶装水的净利超过20%，但如果商业模式变革后，显然就是另一个数字了。

公司人说

■网上药店为何叫好不叫座？
    中国的网上药店们应该冷静思考自己的模式了。相对于OTC药品来说，保健品和营养品领域是高速增长的市场，近几年市场增速在25%以上，市场规模、客单价和毛利率都远高于OTC药品，以益生康健、禾健和恒寿堂为代表的健康品公司正在通过各种创新型模式飞速发展， OTC药品的专营权从来就不是网上药店的机会点，而始终是阻碍其顺利前进的包袱。而投身大健康，虽然网上药店失去了专营优势，却可以让凭借所属连锁药店的优势进行资源整合，在细分领域进行模式创新，走出一条更适合自身发展的电子商务模式。

■数字阅读会有多大作为
    群雄逐鹿的数字阅读领域，参与各方如果没有在内容、支付、渠道上有过人之处，很难在大洗牌中独领风骚，从目前来看盛大强于内容，运营商、淘花网强于支付，百度强于渠道。一种适合企业特点、能充分发挥企业优势的商业模式，可以有效带动各内容提供伙伴的加盟，让内容不再成为数字阅读的鸿沟，从而打造自身的阅读内容优势。

■团购网站有未来吗？
    这也是目前国内大多数团购网站的误区。为了吸引更多用户，他们不断压低团购价格，甚至推出一些抽奖活动。我们还遇到过一件这样的事，一家由葛优做广告的号称国内最大的团购网站找到我们，希望能以20元的价格团购我们的杂志，而且每次只卖一本，不要“中介费”。你看，为了圈地，团购网站已经无所不用其极。不过我们拒绝了这个要求。

旁观者说

■三株能卷土重来吗？
    三株当年有15万名员工，随着三株没落，最终为“昂立一号”、“红桃K”等企业提供了大批成熟的员工。吴炳新说，这些人大都会念旧情的，“等于我有十万三株子弟，现在要发动三株人都回来开店。”我有些惊讶地看着他，他继续喋喋不休，“10万块钱开个店，30万块钱开个大店。你也可以加盟个店铺啊。你想不想开店?老婆孩子开也可以啊。”

■为什么张兰不值得同情
    而对于张兰所说的鼎晖“那么少的钱”拿到了“那么大的股份”，当年也参与了竞价入股俏江南的一家机构的内部人士告诉我，当初他们自以为出了高价，没想到鼎晖的出价几乎是他们的三倍。虽然这位人士没有说多少钱多大股份，但是他说，当时俏江南的财报是未经审计的。是这家机构太谨慎，还是鼎晖当初太大胆？张兰不是一个人在发飙。张兰和李国庆之前，还有宗庆后当年和达能在娃哈哈合资公司控股权事宜上的所作所为，令中国乃至全球商业界感到不可思议。这些事件无一不预示着中国企业家契约精神建立之任重道远。

南方周末-商业版 过往一些版面：http://www.dongfangyu.org/?p=4645 

民国时中华老字号有16000家，到1990年代的时候，剩下1600来家，现在活跃的，也就160来家。“百年老店”是理想，理想让人振奋，却也沉重，有时甚至成了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于是觉得还是束之高阁地好。

  

文/东方愚  2011年9月29日 南方周末

2011年9月下旬，均瑶集团创业20周年庆典，请了柳传志、马蔚华、周成健、王中军、黄怒波、冯军等中国企业界的诸多大腕前来捧场。或许因为大伙儿在一起吃得好、聊得好，所以在最后一天下午名为“通向百年企业之路”的公开论坛上，他们畅所欲言。

再多的“腕”也得等全国工商联、上海市政府的领导先讲话。工商联一位副主席说，近来企业家们聚到一起，首先谈的话题并不是危机是否来袭，而是关于身体状况恶化。这句话让在座的大伙儿心里一颤——均瑶集团创始人王均瑶不就是因病于7年前突然去世的吗（享年38岁）？

柳传志一如既往地慷慨激昂，从联想集团股权结构演变史，大讲“联想要做没有家族的家族企业”，称“选好各领域最合适的领头羊”及“（股权上）成为主人”至关重要，并又一次放风“2014年联想会到海外整体上市”。台下两位记者私语：到时老柳70岁了，他还会是联想的舵手吗？

轮到李锦记董事局主席李惠森上台，这位年轻的香港少帅分享的是李锦记的“家族委员会”和“家族宪法”，当他讲到“加入家族委员会必须符合‘三不准’条件：不准晚婚（23到26岁结婚），不准有两个或多个太太、不准离婚”时，台下一片笑声——大家一定是想到了年来中国内地多位知名企业主因婚姻破裂而陷入诉讼的情形。

王中军到台上后，毕竟是在影视娱乐圈混的，非常放松，先说从创办华谊兄弟起就和弟弟王中磊“亲兄弟、明算账”，而后开始调侃：“华谊能不能成为百年老店都无没谓，反正百年之后我也不在了。”此话一说，场上的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了。

周成建这一天像打了鸡血一样，上台后滔滔不绝。最后点题的一句话是“中国现在的政治和制度环境下，其实只适合创业，而不适合做什么百年老店。”“这哥们实在！”台下一位中小企业主差点为周喝彩起来。但台上的主持人兼主办方——均瑶集团副董事长王均豪的脸上则露出一丝尴尬，好像在提示周成建“喂，老乡，你跑题了，不要说那么直白嘛！”

马蔚华做闭幕演讲时也提到，做企业一得有前瞻性，二来格局要大，三要会做人。这些听起来务虚的话，每位民营企业家都会有不同的诠释。均瑶集团20周年年鉴上，很醒目地引用了当年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报道中的一句话“一些政治嗅觉灵敏的私营企业家逐渐意识到，不向党靠拢，企业做大就会很难。”

均瑶集团现在做大了。但却洒脱不起来。当民营航空业节节败退时，均瑶旗下的吉祥航空犹如惊弓之鸟。参加论坛前，其公关部门人士再三叮嘱：千万不要向公司高层询问不久前吉祥航空机长“抢道”事宜 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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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观富人圈》是《南方周末》上专栏。力求精悍犀利。这一栏目的前身，是2009年我博客上的《双周财经人物盘点》。

  

 

【旁观富人圈】南方周末 2010年4月8日 链接：这里

■王江民和王选

江民杀毒软件的创始人、59岁的王江民于今年4月4日英年早逝。IT界一片哀悼声。他3岁时因患小儿麻痹后遗症而腿部残疾,从一位学徒工干起,自学成才,终成大器,被誉为中国软件业界的奇才,并进入2003年的“中国IT富豪50强”。他的过世令人想起同样是技术奇才、被誉为“当代毕昇”的王选。但在他2006年去世后,方正集团裂变明显加剧,人事变动频繁、出售资产传闻甚烈,甚至进入了被称为“财务侦探”的夏草的黑名单。“后江民时代”的江民科技的命运又将如何呢?

 

■“老康”和唐骏

穷小子如何从无到有,3年赚够100万———最近一份《全中国最穷的小伙子发财日记》在网上被爆炒,作者“老康”势不可挡地向网友们说明,电影“贫民窑里百万富翁”式的发家是异想天开,唐骏“我的成功可以复制”的口号亦不过是善良的谎言,唯有自己的双手才靠得住。但唐骏的“励志”故事还在继续,他最近放言称要自导自演一部反映外企职工奋斗史的电影,据说邀请了马云、王石、俞敏洪、李开复、李彦宏等在影片中客串。不少人的第一反应是:这会是史上广告植入最多的电影吗?

■王益和马化腾

“我认罪。”3月30日,王益听完起诉书后很低沉地说。这位少年得志、多才多艺的国家开发银行原副行长、证监会原副主席,最后难逃锒铛入狱的宿命。不过,由于王益案牵出了一位央视女主播和一位女明星,原本一桩财经案件,被传媒大众赋予了更多的娱乐色彩,他背后更深更广的利益链条,却往往被一笔带过。两天后的4月1日,是王益的54岁生日。这一天,另一位企业家大腕也绯闻缠身———腾讯的掌门人马化腾,仅仅因为始自香港娱乐媒体的一件绯闻,就于第一时间通过公司发出“严正声明”。不过,选择在愚人节辟谣似乎并不明智。 

 

 

【旁观富人圈】南方周末 2010年4月1日 链接：这里

■李书福与李炎

腾中收购悍马功败垂成，而吉利收购沃尔沃一剑封喉。吉利董事长李书福现在俨然一“当红大腕”。他最近两年可谓顺风顺水，最牛莫过于吉利股价，从2008年10月的最底点算起，一年内涨了近30倍。相比之下，虽然腾中董事长李炎在推进收购悍马过程中，也将旗下的旭光资源运作上市，股价1个多月翻了1倍，但因收场暗淡，遂被视为事倍功半。李书福与李炎为民企提供了“同姓不同命”的两种并购路径选择。李炎最应向榜样李书福学习的是其超强的公关能力—两会期间“做梦常梦见国家领导人”的直言与可爱不是谁都能做到的。

 

■杜双华与王勇

欲擒故纵，留下一堆烂摊子不说，还成功地将优质资产注入香港一上市公司并随后成为第一大股东——在山东钢铁并购棋局中成功实现“金蝉脱壳”的日照钢铁董事长杜双华，没想到在力拓员工受贿案中给撞了一下腰。杜双华交待称曾遭王勇索贿900万美元（逾6000万元人民币），而王勇则辩称是“借款”而非索贿。由于法庭拒绝两人当庭对质，事件重回扑朔迷离，只有王勇长达14年的刑期（一审）发人深省。从2003年铁本事件中的戴国芳，到2010年日照钢铁的杜双华，中国民营钢企将来或许会这样理解“内忧外患”这一成语：一边要小心在国内的宏观调控中落马，一边须留神在国外铁矿石巨头狮子大开口后折戟。

 

■王利芬与王佳芬

王利芬和王佳芬，这两位听起来像姐妹的女人其实并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但是她们殊途同归——前者在中央电视台呆了15年，做到了金牌制片人后辞职创业，创办优米网；后者在光明乳业同样干了15年后从“一把手”的位置退休，成立纪元资本，转身做VC，也算是创业了。先不说从国企出来后还如此有拼劲，就冲着她们都超过50岁的年龄（王佳芬明年就60岁了），已很让人钦佩了。王佳芬在个人传记末页称“我很相信‘企业家是稀缺资源’”，而王利芬的优米网，直接以“拍卖名人（企业家）时间”为拳头产品之一，这让我想起来两句俗话——“近水楼台先得月”“十五的月亮十六圆”。

 

■季琦与何伯权

很难判断季琦和何伯权的风格是大相径庭还是异曲同工——前者似乎从没有耐心等待一个自己哺乳的企业完全成熟，就兴冲冲地投入到新的孕育过程中，从携程到如家，再到今年3月27日于纳斯达克上市的汉庭，他一边感叹“如履薄冰”，一边难掩内心的成就感。而后者于当年卖掉乐百氏后就转作风投，潜伏至今，投资了7天酒店、久久丫、爱康国宾、九钻网、诺亚财富等项目，其中7天酒店于去年11月亦在纳斯达克上市。无论如何，这两位相差六岁、并不算熟识的中年男人所走的路径，提供了两幅最具本土特色的创业者和投资家标本。

 

 

【旁观富人圈】南方周末 2010年3月18日 链接：http://nf.nfdaily.cn/epaper/nfzm/content/20100318/ArticelD20003FM.htm

■新首富上位

大国崛起还是首富崛起？记得去年，中国“首富”特别多，先后有刘忠田、沈文荣、许家印、王传福等人被戴上桂冠。2010中国农历新年刚过不久，《福布斯》又抛出新的榜单让人嚼尝。所谓旧人新貌，其中当数宗庆后和吴亚军为最红——一个携70亿美元晋升新任“中国首富”，一个以39亿美元身家成为“女霸王”。前者得益于中国人的身体越来越饥渴（内需为王），后者受惠于中国人的精神越来越紧张（望房兴叹）；一个以老谋深算和欲擒故纵著称，一个诡秘和犀利闻名。俩人均刚完成漂亮一战，娃哈哈彻底甩掉了达能，而龙湖地产在香港资本市场风生水起。若论底气，老宗可能略胜一筹。倒不是因为饮料行业诞生新首富听起来比地产首富更“顺耳”，看看对岸的台湾，康师傅、统一、旺旺制造的一个又一个财富神话，引擎重心无一不在大陆。

 

■两个魏东的倒掉

中国企业界有至少两个魏东。当衣着整齐的“涌金系”掌门人魏东于2008年4月29日从家中阳台纵身跳下的时候，玩资本的魏东倒掉了。彼时有人指着福记食品掌门人魏东开玩笑说：瞧，搞金融的还不如卖快餐的呢！那时的福记蒸蒸日上，强劲的内需是其四处攻城掠池的根基，魏东亦是该年胡润餐饮富豪榜“榜眼”。令人大跌眼镜的是，短短一年后，福记食品危机四伏，遂于2009年10月20日向法院提出清盘申请，并成了真功夫、谭鱼头、香港美心及最近一“神秘国企”虎视眈眈的盘中餐。福记清盘的根源在于2005年开始魏东连年向投行发的高额可转债，说白了就是对赌——如果以后福记继续红火，今天借的巨资就不用还了。很不幸，他最后赌输了，输掉了福记。两个魏东，前一个死于官商迷雾而非资本战争，后一个折戟于资本游戏而非产业浮沉，这真是一个错位的世界。

 

 

■ 濮德兴的非正常死亡

与看守所里经常有各种新奇的死法相PK的是，近些年企业家也有着形形色色的“非正常死亡”。几年前有王均瑶过劳死，乔金岭办公室猝死、周祖豹被乱刀捅死，最近一轮金融危机亦有庞贵雄跳楼、包存林神秘死亡等案例。2010年3月4日，新加坡主板上市的中资企业永鑫集团主席濮德兴于无锡厂内办公室被一员工砍死，原因据说是凶手对工作调动不满意。人们想起山西最大民营钢企海鑫集团创始人李海仓，7年前他在办公室被一同乡开枪杀死，引发各界持续热议；南方周末记者2009年5月在海鑫采访时，企业高层办公室墙上仍挂着实时监控楼层楼道动静的大屏幕。看来，企业及企业主“非正式死亡”并未远离民企，安全感多寡与经济起伏也没有直接关联。巧合的是，濮德兴与李海仓都是丧命于“小人物”手下，被害时都是47岁，公司名称里都带有“鑫”字。

 

链接：之前的《双周财经人物盘点》

张兰斥责鼎晖，李国庆大骂大摩，马云抢夺支付宝，宗庆后撵走达能，这些事件无一不预示着中国企业家契约精神建立之任重道远。

文/东方愚   2011年9月1日 南方周末

俏江南创始人、53岁的张兰最近发飙了。

事情的起因，是她对对外宣称，当年俏江南“最大的失误是引进鼎晖”，并称“他们什么也没有给我们带来，那么少的钱占了那么大的股份。就当我们交了学费吧。”

一句话激起千层浪。知名创投人士阎焱揶揄张兰道，“不知道鼎晖是否拿了把刀架在俏江南的肚子上签的约，若那样，这场‘婚姻’就一定是鼎晖的不是。商业的基石是对契约的尊重和执行，一千年前的商人就知道诚信乃一切商业活动的根本。”

有人觉得阎焱有些趾高气扬，于是不以为然地道：“（鼎晖）占了便宜就是占了便宜，还不准人家骂，并说人家不遵守商业道德，好像自己靠忽悠投进了企业是正统大道一样！”而阎焱随即回应称：“您也忽悠试试，看哪个企业您能忽悠进去？”

张兰为什么会骂投资人？她最近遇到什么烦心事吗？她觉得俏江南现在羽翼丰满了吗？

最大的烦心事或许是俏江南上市计划一再搁浅。记得四年前张兰就嚷嚷着有意上市，但到今天仍然没有实质进展，形成对比的是，俏江南的同行——小南国集团今年8月中旬参加港交所上市聆讯，可谓挂牌在即。俏江南瞄准A股而且是中小板上市，它显然是想估值高一些，融资多一些。

2008年拿到融资的时候，俏江南曾野心勃勃，说到2009年底的时候，在国内开店数量要到100家，海外要到50家，但到了今天，其全部门店数量仍只有50家左右。不过张兰不改自己一幅“舍我其谁”的姿态，号称“十年内俏江南要进入世界五百强，二十年内俏江南将进入五百强前三强”。

大未必美。可是俏江南的业绩究竟怎么样，现金流情形到底如何，外人谁也不知道，张兰家族从来都是讳莫如深。俏江南不是上市公司，你没有信息披露的义务，但是四五年前的时候，你的单店装修投资都在2000万元以上，并声称兰会所的投资高达3亿元。对于前一个数字，你可以说是为了追求高品质，但对于后一个数字，俏江南是否在源源不断向兰会所及881会所输血？

俏江南或许是个赚钱的企业，但却具有浮夸的习惯。张兰在精神上也是分裂的——一边要想让外界信服自己的强大，一边又对透明化诚惶诚恐，一边说俏江南不做家族企业，一边又让儿子汪小菲接任CEO。可是无论怎么样，哪怕你现在已经进入了世界五百强，契约精神都得遵守，否则俏江南“全球品质、中国气质”的口号就会成为天下最大的笑柄。

而对于张兰所说的鼎晖“那么少的钱”拿到了“那么大的股份”，我找到了当年也参与了竞价入股俏江南的机构，这家机构一位人士称，当初他们自以为出了高价，没想到鼎晖的出价几乎是他们的三倍。虽然这位人士没有说多少钱多大股份，但是他点出了一点：当时俏江南的财报是未经审计的。

应该说这家机构太谨慎，还是称鼎晖当初太大胆，但这从一个侧面多少能证明鼎晖当初并没有“拿刀架在俏江南的脖子上”。说到底，张兰在作娇嗔状。

张兰不是一个人在发飙。年初的时候，当当网联合总裁李国庆大骂投行，也遭到广泛质疑。套用阎焱的句式来说，如果当初不是大摩拿刀架在你脖子上要你上市，现在的谩骂则令人不齿。事实上2010年在美上市近40多家中资公司中，当当网给投行的费率是最低的（6.66%）。

张兰和李国庆之外，还有马云和宗庆后一样可圈可点。马云在支付宝所有权事宜上的所作所为，宗庆后当年和达能在娃哈哈合资公司控股权事宜上的所作所为，都令中国乃至全球商业界感到不可思议。这些事件无一不预示着中国企业家契约精神建立之任重道远。

2011年8月23日

1、8月23日，农历7月24日，张小报同学满月了。

2、小时候写作文，说父母“把我拉扯大”，现在，真切地知道“拉扯”这个词的含义了。

3、30个日夜，做超级奶爸，很累，但内心始终很充盈。其实孩子也在帮助我们成长。

4、这一个月，我的写作计划几乎中止。只是修改了一部书稿。我在扉页写上了“献给我的妻子小湘和儿子小报”一行小字。

5、工作室在有条不紊运转，第一批产品下个月就要下线。第一本图书，确定能出英文版，并参加明年4月的伦敦书展，很受鼓舞。

6、南方周末内部薪酬改革启动，也令人欣慰。鼓励写好文章、编好版面，本来就是应有之义。现在姗姗来迟，为时不晚。

7、上周到一家企业访问，某行业龙头企业，老板还是作协副主席，很个性，有点意思。一边是民族主义情结，一边又说如果有人能够给个合理或高估值，管他国企还是外资，他都会卖掉企业。

2011年7月25日

2011年7月24日上午9点59分，我家新添一男丁，重6斤4两，母子平安。

宝宝小名小报，因他爹他娘在报社认识、结婚而起；曰一张小报。

世道再乱，新生命总是让人欣慰。

谢谢关心和帮助我们的朋友。恕不能一一回复祝福了。

说来也怪，我和孩儿他妈2008年春节回我河南老家结婚的时候，雪灾，我们差点回不去，算是非常幸运了。是年5月18日在广州再办婚礼，第二天就是汶川地震默哀日。如今，小报同学出生前一夜，温州动车相撞事故，惨烈至极。

我总是在一种阴郁的气氛中迎来人生关键时点，这种阴郁让我对这些时点记忆深刻，也更为珍惜。昨天，也就是孩子出生前一天晚上，我在日记里写了一些话给他，希望他长大后能够读懂。

若说雪灾和地震无法避免，这一回的动车相撞事故令人发指。中国正为前30年的经济飞速发展付出沉痛代价，埋单的总是普通民众，唱戏的总是蝇营狗苟的官员们。看到微博上有人创造了一个词“腐败恐怖主义”，这一组合词汇形容当下中国社会确实妥贴。若问其特征，我觉得可以用两个经济学术语来描述：公地悲剧和棘轮效应。

想给小报同学起大名叫卓尔，我没有想着他一定要“不凡”，相比之下我更喜欢“卓尔不群”这个成语，虽然它和“卓尔不凡”有着相同含义；我也没有借鉴 “鹤立鸡群”的意思，你成不成为鹤不重要，在中国，绝大多数人都是鸡，我只是希望，当不道德的鸡越来越多，他们不必付出代价反而获得丰润回报、于是以此为荣时，你不要与他们为伍，这是底线的问题。

在孩子出生前一天，我在上法语课。我觉得法语很变态，但学习却渐入佳境。我的坚持只是希望以后能够为小报未来的教育，多一条路，多一种选择。没有人在本能上愿意移民。

今天给一些朋友报喜，有一位是A股一上市公司的老板，40来岁始得一子，两年前采访他时他感慨说，没有什么比妻儿更重要的事了。我也一直持这样的价值观，所以俩人算是交了个朋友。今天给他电话，他很兴奋地又给我讲很多，“为孩子付出多少都值得，都不需要回报，”他说，“可做企业不一样，我们总是得为股东负责，有的时候很疲惫很疲惫…”

。

也正是因为他的这番心境，使我有种直觉：尽管他的企业名列行业前茅，可总有一天他会把它卖掉

文/东方愚     周末画报 专栏 

2009年12月初，澳洲新闻网站Crikey披露，78岁的默多克和他的41岁的中国妻子邓文迪婚变，“两名女儿同时就失去财产继承权，远在美国的新闻集团高层已公开讨论二人分居事宜…”这则消息在全球炸开了锅。

邓文迪被称为“现代版灰姑娘”，她的人生路，特别是1999年与大她37岁的传媒大亨默多克的结合，让人们对她的“惊天飞跃”诧异不已。掺杂在其中自然少不了质疑，但邓文迪始终不加理会，倔强地挽紧老默的臂膀。直到10年后婚变传闻甚嚣尘上，她不得不在好友的建议下，在博客上发出声音。

“12月3号上周四晚上Rupert和我一起去看了The Sydney Theatre Company最新制作的《欲望号街车》，这是一场非常精彩的演出，我们俩看得都非常开心……”邓文迪写道。

可是传闻对于名媛太有黏附性了，你越辟谣，人们越猜测。何况文迪同志一直是人们眼中的另类，她是贤内助和婚姻杀手的结合体，而且你无法确定她到底是“先贤后杀”，还是“先杀后贤”。

从徐州住过的三室一厅，到广州呆过的学生宿舍，再到美国的寄宿，直至后来和默多克共同拥有的N幢豪华别墅，邓文迪住过的房子的变化就是她个人变迁史的典型写照。

徐州的三室一厅

邓文迪1968年出生于山东（后全家搬至徐州），原名叫邓文革——一个与时代契合的名字（高中毕业前改为现名）。这个时候的默多克37岁，在澳大利亚的事业如日中天，继21岁时接手其父濒临破产的《阿德莱德日报后》，十几年间又买下《悉尼日报》等媒体，并创办了《澳大利亚人报》。最令他兴奋的是，他于1968年结婚了，新婚不久默多克去了英国，一边度假，一边筹划收购《世界新闻报》。

少年时的邓文迪并无什么与众不同之处，唯一可圈可点之处就是她的体育成绩很好。这是由于邓文迪是在徐州少华街小学——苏北一所以培育乒乓球运动员著称的小学开始的学习生涯。这一小学的前身是创办于光绪年间（1907年）坤城女学堂。非常有趣的是，现在打开这一小学的网站，简介中有这么一句话：“这是淮海地区有史以来首次出现的女子学校，是一次具有实质意义的妇女解放运动……”

升入徐州市第一中学之后，邓文迪在班中的成绩是一直是中等，据她的高中班主任谢启栋老师称，由于打排球，邓文迪的文化课成绩开始后退，他劝她放弃体育，全身心投身高考，结果她做到了，“她（邓文迪）的身体很好，晚上经常开夜车到很晚…身上有一股拼劲。”

默邓二人日后的“媒人”，曾任默多克旗下新闻集团中国区总裁的布鲁斯·多佛（于1997年将邓文迪介绍给默多克认识）在他的著作《默多克的中国大冒险》（Rupert’s adventures in China）中描述邓文迪在香港从一个小职员慢慢“上位”时也是类似评价：“文迪工作卖力又好学，每个人都对她的精力、随和、以及古怪古灵精怪的风趣留下印象。文迪有一项非同寻常的才能：她能像一块海绵一样吸收大量资讯，加以整理，然后再当作自己的想法表达出来。”

徐州时期的邓家住在一个建造于1950年代的有六层楼的三室一厅中。她的父母都是工程师，在文革后期中国掀起的“上山下乡运动”中亦投身其中。那是一个“均贫”的时代，邓家谈不上穷，也一定不富。值得关注的是，邓家三个孩子当中，邓文迪是“老大”，在她读高中的时候，其父母被调到广州人民机械厂工作，她必须继续呆在徐州读完高中。

更多的家庭责任，不可改变的独立生活，这些因素都是她日益明显的坚毅、特立独行等性格的第一塑造力。

中国“女首富”张茵的成长背景与邓文迪有相似之处。张茵1950年代出生于一个军人家庭，8个兄弟姐妹当中她是“老大”，父亲又在文革期间入狱，自己年轻时又离过一次婚，这一切在不经意间锻炼了她的心智，多少年后她创办和经营玖龙纸业过程中的风格，无论从容还是急躁，无论得体还是让人惊愕，均可从她的出身与少时经历中找到影子。

换句话说，我们分析民营家族企业的贤内助是如何炼成的，实际上很多决定性基因恰恰与婚姻本身无关。“文迪野心勃勃，一心一意想出人头地。”布鲁斯·多佛说。她显然不满足于“蜗居”于徐州的小房子中，她想飞得更高。

 

从广医宿舍到洛杉矶借住

邓文迪1984年考上了广州医学院（广医），这一年，她16岁。广医是一所培训医学人才的高等院校。你或许会诧异于，体育成绩很棒，医学专业毕业的灰姑娘，日后怎么会成为了一个偌大传媒王国的老板娘？

美国电影《肖申克的救赎》中的一句台词道：“有些鸟是不能关在笼子里的，他们的羽毛实在太漂亮了。”用在此处未必恰当，但是对于野心家们来说，教育经历只是一个载体而已，很难掩盖他们个性的棱角。邓文迪便是如此。

和《肖申克的救赎》中安迪利用自己的金融学知识与智慧搞定监狱长类似，身体素质好的邓文迪虽然担任了广医学生会体育部部长一职，但发现那只是在一个小圈子里面打转转。她想出国。而和杰克·查利（Jack Cherry）的认识，坚定了她打开另一个世界的窗口之决心。

杰克是谁？比邓文迪大31岁、出生于1937年的一个美国人。邓文迪在广医读书时，他在广州一家中美合资企业做工程师。通过朋友介绍，邓文迪认识了杰克和他的妻子——有着两个孩子的母亲乔伊丝（Joyce Cherry），希望他们能为自己补习英语，乔伊丝一口应承下来。

在1980年代，中国“进口”的“老外”不像现在一样一抓一大把，一个女大学生，和一对并不沾亲带故的美国夫妻频繁接触，在同学们眼中多少有一些“另类”，而这却是邓文迪乐此不疲的——她向来喜欢尝试新事物、接受新挑战。

乔伊丝先回到了美国，而杰克在广州一直呆到他的工程项目结束，并接替妻子继续为邓文迪辅导英文。热心肠的乔伊斯也没闲着，跑前跑后，为邓文迪申请到了加州入学北岭分校的资格，并帮她取得了学生签证。

1988年，邓文迪告别了广医狭小的学生宿舍，登上了去美国的飞机。起初她就寄宿在杰克家里，与他的五岁女儿同住一间房、分别睡上下铺。乔伊丝乐意为女儿找了一个聪慧的“中国姐姐”，却不知邓文迪的野心更大，对邓而言，洛杉矶的“此上下铺”已非广州医学院的“彼上下铺”，一切只是故事的开始。

乔伊丝很快发现邓文迪和杰克打得火热，并开始公然约会。她一怒之下发出逐客令，并和杰克解除婚约。邓文迪与杰克索性搬到了附近的一间屋子同居，乐不思蜀。俩人终于1990年初登记结婚。

有趣的是，1990年的默多克正处在事业的最低谷。他吃下竞争对手的公司，组建“英国天空广播公司”，一下子背了数十亿美元的债务，压得他喘不过气来，几近破产边缘。尽管事后来他赌对了这步险棋，但默多克身边的人清楚地记得，那一年，他的头发几乎一下子全白了。

邓文迪显然接受不了困在杰克的“笼子”里的现实，她才22岁，风华正茂，而杰克已是53岁了。很快，邓文迪和一个名叫大卫·沃尔夫、正在学习汉语的同龄美国男孩交往甚密。可怜的老杰克没想到，自己这么快就要经历和前妻乔伊丝一样的不幸。

1992年，杰克与邓文迪离婚，两人的婚姻维持了两年七个月。“这段婚姻比邓文迪获得美国绿卡所需要的时间仅多出七个月。”2000年11月2日，《华尔街日报》一篇题为《相遇邓文迪》的报道中写道。

默多克看到这则报道时非常震惊，他迎娶文迪·邓已近一年半的光景了，但她的前尘往事，他知之甚少。当然，对大大咧咧，同样有过两次离婚经历的默多克来说，他更看重眼前的这位东方美女。

豪华别墅里的阔太太

默多克与邓文迪人生曲线相交的发端始于1993年。这一年，邓文迪以优异的成绩从加州大学毕业，然后到李宁于加州创办的国际体操学会健身馆全职工作（体育看来总是与邓文迪不经意间结缘），后协助李宁在美国打造自己的服饰品牌。她似乎又在给自己的事业找缓冲，但期间替不少来自中国的商人做翻译，使她意识到“中国机遇”正在进入美国商界领袖视野背后的契机。而默多克正是于1993年，从李嘉诚的儿子、被称为“小超人”的李泽锴手中接过星空卫视的（StarTV）。

邓文迪于1995年赴学费高昂的耶鲁大学读MBA。如果说仅仅因为有男友大卫·沃尔夫（虽然邓文迪曾对外称沃尔夫是她的“丈夫”，但两人似乎并没有真正结婚）的资助，邓文迪就顺“藤”（耶鲁是常青藤大学）摸瓜的话，显然低估了她的智商。在邓文迪的内心世界里，尽管机遇和人脉是她最青睐的两件物什，但她从不甘愿也不屑于做一个纯粹的花瓶。即使在她做了默多克的夫人之后，她同样坚持这一信念，不断学习，提升自己。这是她与许多结交权贵的女人所不同的地方。

1996年初，邓文迪经人引荐到星空卫视（香港）工作。用布鲁斯·多佛的话说，彼时默多克接管星空卫视没几年，高管层当中没有一个人真正熟悉中国，“文迪的到来对当时的公司是一个启示”，他说，“她至少在变幻莫测的中国大陆商业及文化伦理方面，提供了诸多见解。”一年后，邓文迪名片上的头衔就已是“业务发展总副总裁”，这是她受重视的产物，也是她主动争取的结果。

几个月后，默多克到上海考察，布鲁斯作陪，临时请邓文迪做翻译。互相吸引，或是气味相投？默多克是个脾气暴躁、支配欲强的家伙，但是他不虚荣、不修边幅，他乐意骑自行车在上海大街上闲逛，遇到喜欢的小东西，就与小商小贩讨价还价，他为在上海小店里理一次发只需要1美金而狂喜半天，并给美国的朋友通国际长途。所有的整个过程，邓文迪就是支润滑剂，她知道如何营造气氛，如何让老默舒心。过马路时，她挽着他的手臂，父女的气息、情侣的情绪。

1999年6月25日，邓文迪成为了默多克的新娘。彼时默多克与前妻安娜那份10亿美元的离婚协议余墨未干。当外界感慨于默多克30年的婚姻到头来仍是曲终人散时，默多克早已成为了一个“文迪主义者”。一个细节是，他之前虽然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但多是发号施令，而与文迪熟识之后，他不时绕下公司的中高层，直接与旗下最底层的员工交流。显然，这是邓文迪的意见或建议在发挥作用。

默多克常感慨邓文迪神奇般焕发起了他的第二春———绝不仅仅是身体上。十年当中，虽然邓文迪不在新闻集团担任任何职务，但始终是默多克的“贤内助”和谏言者，外界对邓文迪的指责也因为她的能力而有所减弱。特别是陪同默多克来与中国高级官员及生意伙伴会谈时，她的优雅与得体为老默增色不少。当然有过个别官员当面嘲讽邓文迪，幸好老默不懂中国话，否则他定会大发雷霆——他是一个爱江山更爱美人的家伙。

这十年当中，邓文迪与默多克通过试管婴儿，有了两个女儿，他们与默多克与两位前妻所生的四名子女一样，享有相同的财产继承权。当他去世，80亿美元财产便会各归其所。

邓文迪和默多克刚结婚后便卸下不久，就从时尚的SOHO社区迁至了安静的上东区，那是一个曾是糖果工厂的著名建筑物最上面的三层，面积超过3000平米。邓文迪为装饰新家煞费苦心，装修期间他甚至和默多克在附近租了一小房子住。她的父母也被接到美国来了，住在位于纽约华人中产阶级家庭聚集区的一处公寓里。你看，这个时候的邓文迪，像个情窦初开的少女，开始真正放松30年来一直绷紧的神经。她的尽孝，也是那么地中国化。

邓文迪紧接着又为默多克分别位于洛杉矶、纽约、伦敦、堪培拉等地的别墅与公寓做装修设计和监工。她乐此不疲。2005年，邓文迪陪默多克来中国时，又顺便在北京买下位于北京市中心一处价值不菲四合院。“文迪决心不仅要为女儿保存北京遗产的一部分，同时也传达了她在中国有所作为的讯息。”布鲁斯·多佛说。

 当2009年12月坊间传出邓文迪与默多克分居的消息，自称是邓文迪好友的张欣（SOHO中国CEO潘石屹的太太）很快出来辟谣了。毫无疑问，就算她真的和老默分手了，她也不会缺几处房产。“蜗居”的日子在她与默多克结缘那天就注定一去不复返了。不过，早年的小房子里可以有大宣泄，而如今在全球拥有多次大房子的邓文迪，这么多年来，在默多克面前，她内心真正的复杂情绪和感渭，又曾得到过一次畅快的宣泄吗？

2011年7月17日

（一）

从博客诞生到如今的微博大行其道，有两个字中国人做得比较到位，一是“装”，二是“偷”。

大凡成了一个公共平台，大凡你还算一个不大的小角色，你就有可能与“装”字发生关系，装儒雅，装前卫，甚至装主义。前两种“装”，只是一种自我卖弄和陶醉，倒也不碍事，怕的是第三种装主义、装革命，有的时候义愤填膺，甚至歇斯底里，不明白的人内心会受到触动，应者云集，而明白他的人则知道，那是他的一种“商业模式”，想通过注意力效应，来达到植入营销的效果而已。

“偷”字不必多言。譬如，我实在搞不明白是，为什么一些人，特别是一些还算有名气的人，看到别人写的一条微博很喜欢，但就是不转发，而是自己重新叙述一遍，甚至直接复制粘贴过来；偶有觉得不妥帖者，或会在最后加个“转”字；何必如此呢。

“装”和“偷”，会让一个人活得很累。短期看起来可能“收益”不菲，但隐形的成本却很高。为什么不能爽快地做你自己呢？

前几天看一个关于剧本写作的书，作者美国人，维基·金（Viki King），她在开篇不久写的一句话我觉得很好：“那个从你内心喷薄而出的故事就是你‘最商业’的剧本。你不必成为某编剧二代，你只需要成为你自己，独一无二的你自己。”

（二）

最近两个月很少写博客，虽然一直在写日记，但有时一周才写一篇日记，应该叫作“周记”了。这段时间，一是在南方周末的本职工作，转作了编辑，负责财富人物版和商业模式版，需要做出些新气象来；二是在写一本新书，2010年初就开始写了，直到今年6月上旬，才写完全部的18万字；三是工作室的一个项目，取得了阶段性进展。工作室是做出版策划的，今年独立策划的图书会出7本左右，企业定制图书会出2本左右。下周，第一本独立图书和第一本定制图书，就能交给出版社了，很是欣慰。这两本书都会在10月份出版。

我自己的新书是和磨铁合作的，会在今年9月初出版；加上去年出版的《他们比你更焦虑：中国富豪们的隐秘忧伤》和2008年与胡润合作出版的《胡润百富榜：中国富豪这十年》，三年的时间，我终于写完了“富豪三部曲”，前两本分别写企业家们的创业和内心，新书轻松些，写家庭生活。

这三本书都算练笔吧，我都不是太满意，虽然每一本都比上一本有不小进步，但是我觉得总有遗憾。譬如第三本，体例上我是希望做成《亚洲教父》那样的，但最后仍有很大差距。有的时候挺自卑的，不过这倒也有一个好处，就是催促自己不断总结和反思，我在日记中常常写到写作的话题。

我爱写作。接下来我想尝试写些新的东西，譬如写一本财富话题的小说。从来没有写过非虚构的东西，但是看到维基·金的另一句话“虚构恰恰是讲述真实的最好方式之一”时，倒觉得接下来不妨一试。朋友当中，陆新之一直在鼓励我，劝我不要买太多别人的小说看，因为思维可能会受到限制。

（三）

前几天跟一个朋友聊天，她惊讶于我同时做了许多事情。在她感叹时，我自己想了一下，好像真的做了许多事情，可是，于我自己而言，我的效率并不高，而且也有严重的拖拉的习惯，常常因浪费了许多时间而被老婆大人批评的。

我想，其实并不是我做得多做得好，而是因为在现在这个大环境下，大家普遍比之前更浮躁、更容易无病呻吟了，有的时候，个个都是批判者，个个都是评论家，但落到自己要做的事应做的事，却乏善可陈，这是一种现代病。

我之所以赶在7月之前把手头的几件事做完，最重要的原因是，我不想在张小报同学出生时，还在忙着写作。就算写再多再好的作品，最好的作品终究是他。我喜欢小孩，现在都有些迫不及待。预产期是8月1日，我巴不得他现在就在我面前哇哇大哭。我想看到他的模样，听他的呼吸，摩挲他的小手和小脚。

生活才是最重要的。这一直是我的信念。6月初到郑州参加一个朋友的婚礼，我差点落泪。不是造作，而是性情使然。自己婚礼的时候，因为心里想的是流程不要出错、亲朋好友要照顾周到等事宜，并不能真正体会到婚礼本身对于人生的意味。只有等到之后去参加朋友的婚礼，自己成为了一个“局外人”时，才感触良多。

现在，我们将从二人世界变成三口之家。真是令人期待。想一想时间倒也过得飞快。去年8月6日，为哄湘湘开心在二沙岛举行相识三周年Party时，我们还在想，什么时候家里能再添一口丁。而今年8月6号，这一愿望就实现了。今年的这一天是七夕。

周末还在学法语，学了整整一年了。在法盟学了300个课时后，转到HUGO培训学校重点练听力和口语。希望明年能够面试顺利。这一切都是为了张小报同学。当然，不管现在以及后的社会形势怎么样，不管我们有什么样的新变化，最主要的是我们听从内心的召唤，做自己喜欢的事，走自己喜欢的路。

前几天看段永平的博客，看到他对网友回复中的一段文字：

我总是觉得很多时候人们太注意所谓成功人士都干了啥，却就是不注意他们不干啥，而往往不干什么是决定成功的最重要因素（当然是在也干点什么的前提下）；我想大概所有人都是很多年以后才明白的，能真正明白就是福气或者叫造化。

正好又读到彼得·海斯勒（何伟）在《寻路中国》村庄一章中描写魏子淇的一段话：

我们又走到了第二颗树根前，眨眼间，他（魏子淇）又爬到了树梢上。我突然意识到，一直以来，我看到他的时候，都是他显得十分外行的时候——在北京的医院里，在怀柔的商店里，在陌生汽车的驾驶室里。几年来，我见证了他从务农到经商的墨迹，从农村到城市的变迁，但我很少看过他在果园里劳动的情形。在这些核桃树上，他才真正如鱼得水。

还有读到阎连科在《我的现实，我的主义》一书中一段话：

我曾梦想漂移，梦想挪动，梦想到大的、现代化的城市里去。于是，我开始写作，开始把逃离土地当做我的人生目标。然而，在我写了30年的时候，在我差不多50岁的时候，我还没有最终逃离土地。我的写作还离不开乡村和生我养成的这块土地…我恍然大悟，如佛教中的顿悟一般，我明白了一个写作真理：我家乡的那个村落，就是整个世界，就是一个完整的中国。我们村的村长，就是我们中国的国家领导人，我们村头那条已经几近干沽的河流，就是中国的长江、黄河，或者说村长就是皇帝，百姓就是臣民…事情没有那么复杂，也没有那么遥远，我可以把小者说大，也就可以把大者化小，可以把世界浓缩成一个乡村，可以把国家的大人物转化成村里落花流水中的头头脑脑，可以把国家的机密转化成农民茶余饭后的神神秘秘…

不同领域的三个人，异曲同工的三段话。抄录至此。

http://www.zhanghua.org/?p=4507

从浙江青田做裁缝起家，直至打造出美特斯邦威这个品牌，成为中国服装业首富，周成建始终处在不停纠错的过程中。

南方周末记者 张华 发自上海

2011年5月18日，美邦服饰（002269.SZ）股东大会上，46岁的董事长周成建说，公司上半年将实现600%的净利润增长。

不少股东听了这一“利好”消息，并没有特别兴奋。因为，600%固然吓人，但增长的基数并不高——2010年上半年是美邦的一块“洼地”：净利润仅为四千余万元，下降幅度超过八成。

美邦即美特斯邦威，这是一家像耐克一样以“轻资产模式”著称的中国民营服装企业，专注于品牌和营销，将生产外包，依托加盟商和直营店快速扩张，旗下有Meters/bonwe和Me&City等快时尚品牌。

周成建于2008年将美邦送到深交所上市，从而一举以170亿元的资产成为中国服装业首富并蝉联至今。在今年3月美国《福布斯》杂志发布的全球富豪榜上，周的财富为40亿美元（约260亿元人民币），在中国内地富豪中排在第13位。

但美邦近几年业绩大起大落就像坐上了“过山车”。而自1982年创业至今，30年间周成建始终是踉踉跄跄。“我过去犯过很多错误，”周成建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称，“直到现在还心有余悸。”

失败的创业

周成建出生在浙江青田县黄垟乡石坑岭村，有六个兄弟姐妹，他在家里排行老四；有几个兄妹现在是美邦的代理商；他结过三次婚，现有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即登上胡润女富豪榜的胡佳佳）。

他的父亲当年在人民公社工作，相当于现在的基层政府。尽管是计划经济年代，但一个村有一个开商店（代销）的指标，石坑岭村的指标最后落到了周成建家中。如果说这也算是商业启蒙的话，这一杂货店便是周成建最早的商业意识“发动机”。

周成建谈起自己的身世，对父亲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当被问及最欣赏的国内外的企业家是谁时，他犹豫了一会儿，有些纠结地说：“我最欣赏我父亲，另外我也欣赏毛泽东。”

感激之外更有愧疚。周成建16岁即1981年，因参与倒卖银元赚了30万元人民币，这在当时是一笔巨资。不过，事情很快有变，30万元悉数被没收，周家更是被认定犯了投机倒把罪，周父因此替儿子坐牢一年。

1982年，周成建跑到温州学裁缝手艺，他的一位舅舅给他提供了一定的资源便利。在此之前，周成建曾尝试学过泥瓦匠、木匠等，但最后选择进入服装业而非建筑业。

不久后，周成建从温州回到青田，贷款30万元，创办青田服装钮扣厂，这是美邦的前身。他把方圆几十里所有口碑不错的裁缝集中到一起，当温州有客户下单时，他便组织这些并未受过专业训练的“乡土裁缝”们加班加点赶工。

令人沮丧的是，他满心期待的第一个大单，又以失败告终——客户以产品质量欠佳为由，拒绝支付货款。此时的周成建，30万元的创业资本金耗费殆尽，付完众裁缝们的工资后，剩下不足万元。

这个时候的他有两种选择，一是申请破产，二是从头再来。他走的是第二条路。离开青田县，再上温州，重新扎到服装业的人堆儿里，寻找新的突围机会。

但他在温州商场的二十多年中，始终不善于和形形色色的人打成一片。“我内心拒绝对外交流，”周成建说，“加上我是个自由主义者，不想勉强自己跟不同的人套近乎。”

一位当年跟随周成建创业、现在美邦任职的人士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周成建只有跟消费者交流时才变得真正积极，而对和同行或是行业协会诸如此类的交流多是半推半就。

周成建说，当年在温州，很多服装企业拥有驰名商标，以及各种名目的名牌产品等荣誉，“我们公司没有任何荣誉，我的部门去沟通过，他们（评委会）说叫你们老板过去，我不肯去。不去就不给，不给我就不要。”

“战略专家忽悠了我”

周成建于1993年在温州成立美特斯制衣公司，3年后开始决定将生产外包。这源于他一次到广东服装市场做调研，看到不少做外贸代工的服装加工企业，设备精良，工人技术熟悉，但机器闲置率却很高。

也就是说，后来为业界热议的美邦“轻资产模式”，源于周成建当时的“误打误撞”。2001年美邦在上海设立分公司时，全国的销售收入已经由1995年的1000万元提高到了逾8亿元，等于6年增长了80倍。

2005年美邦总部迁至上海是周成建自己的主意，一位前美邦高层说，美邦的核心团队当中，当时反对的声音占上风，大家都认为在温州做不了老大，到上海滩就是去送死。“可是周成建坚持己见，”这位人士说，“他虽然不断变得开放，但骨子里还是一个强势、专断之人。”

在中国企业界，总部迁移一直是个敏感话题，特别是对地产及资源类等行业属性中政商关系特殊的一些地方明星企业而言，更是一个比较忌讳的话题。服装属于快销品，加上美邦一直以来在温州的性格温吞，所以他的离开并没在温州服装业引起什么动静。

“如果说初来上海的我有什么诀窍打开局面的话，”周成建说，“那就是因为成了‘芝麻绿豆’（意思指企业引不起太多人关注），我也不用去跟政府部门沟通或寒暄，可以彻底将心思放在开拓市场和打造品牌上了。”

事实上，2005年美邦总部迁至上海前后，周成建经历了他创立美邦以来的第一次大阵痛。代表性事件有二。一是温州总部和上海分公司之间的管辖权之争导致一些业务骨干和高管离职，二是2003年他把一年前新创立的“祺格”品牌给关了。

现在来看这两起事件，对于前者，周成建认为尽管当时有些懊恼，但并不觉得损失有多大，“我认为我的部下因为不认同我的价值观而离开是正常的，作为企业负责人，我只能适应少数人，不可能满足全部的人。”

而对于后者，周成建至今仍然后悔不已，“是所谓的战略专家忽悠了我，”之前躺在椅子上的周成建突然坐正，很严肃地说，“那帮专家说什么不能同时做两个品牌。要知道我当时为‘祺格’已经投入了五千多万元，开了两百多家店了。”他说他最近已经重新启动了这一品牌。

养个新品牌，学费6个亿

周成建到上海后不久，开始对“轻资产模式”进行变革，即降低加盟商的比重，加大直营店的开店速度。国际上知名的休闲服饰零售商中，超过一半的品牌选择了直营店形式，譬如H&M和优衣库（UNIQLO）；ZARA是90%的直营店加10%的加盟店或合资经营形式。

2005年至2008年间，美邦直营店的年复合增长率超过35%，快于加盟店30%的年复合增长率；营收从9亿元增至45亿元，翻了六倍，净利润从734万增至5.88亿元，暴增了80倍。

周成建一时间成为上海滩的风云人物，美邦上市更让他成为了中国商界明星。不过，即便在美邦IPO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发审委通过的前一刻，周成建还非常彷徨，原因是美邦的商业模式在A股已上市公司中找不到先例。

“我直接被叫到证监会沟通不下五次，”周成建说，“我要现场答问，可我解释之后，又不知道他们（发审委委员们）是否真的懂了，所以心里仍然很忐忑。”

上市对于周成建来说还是一场“面子工程”。他的一位下属称，如果上市夭折，融不到资或许并不要紧，当时美邦其实并不差钱，要紧的是周成建担心美邦士气受到影响，他本人在圈子内也会感觉“丢面子”。

美邦上市募资额超过13亿元。周成建有了更多的资本后，开始打造一个新品牌——ME&CITY，他想改变美邦在有意无意中给外界留下的“学生装”印象的局面。

可是，他走得太急，步子迈得太大了，从一开始就把两个品牌——ME&CITY和美特斯邦威——分成两个事业部，完全独立运作，甚至在营销上也各自为阵。在代言人的选择上，ME&CITY首次出手，就是重金签下《越狱》男主角温特沃什·米勒和名模布鲁娜·特诺里奥。

但后来证明，周成建为此付出的代价非常高。美邦公司2009年的销售费用率较上一年上升了6.7个百分点，达到27.8%，这个数字几乎是另一家服装企业——七匹狼销售费用率的两倍。而由于ME&CITY的门店面积动辄数千平米，使得美邦公司在2009年的租金和装修费用暴增79%和69%。令投资者最为惊讶的两个数字，是2010年第一季度美邦的净利润同比下滑90%，上半年的净利润同比下降83%，ME&CITY的拖累效果这个时候暴露无遗。

直到今天，提起ME&CITY，周成建都是一副懊恼不已的样子。他说，最近十年关于走单一品牌还是多元化的路子，他走了两次弯路，第一次即上文提到的听从专家建议将发展态势良好的祺格品牌匆匆给关了。第二次则是没有听从专家意见，也不进行调研和论证，自己匆匆之间决定上马ME&CITY品牌。

“做ME&CITY是非常有价值的，时机也还好，可惜我们的方法错了，”美邦品牌营销总监周龙对南方周末记者称，“我们为此交的学费高达六个亿。”

一位不愿意具名的浙江服装企业负责人说，周成建从来都是一个内心有些自卑的人，正是这种自卑促使他不断超越自己，并造就了一个“服装首富”，但有的时候，这种自卑又会使他急于冒进以证明自己，这等于害了他。

“新国货”，一个新错误？

2011年4月26日，美邦发布的2010年财报显示，全年实现营业收入75亿元，净利润7.5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44%和25%。这意味着，尽管上半年的业绩大幅下滑让股东瞠目结舌，但下半年的爆发式的恢复增长，宣告美邦正走出旋涡；4天后，周成建46岁生日。

周成建再一次令业界吃惊的举措是，他在不久前提出“我是新国货”的口号和推广活动，“虽然是全球性品牌，但ZARA收入的六成来自于西班牙本土，优衣库收入的八成也来自日本本土，”他说，“基于这一考虑，我想回源于‘国货’这一概念上，它不关乎具体的品牌，而更多的是对国民意识的唤醒，让他们知道，我们是真正了解和适合中国人的本土品牌。”

周成建和他的团队选择了8位在不同领域的知名人士成为“新国货”标杆，“带头大哥”是周成建自己，其余7人为“流行天王”周杰伦、知名出版人邵忠、艺评人陆蓉之、创意设计师包益民、造型师陈星如、跨界艺术家邓卓越、新锐摄影师陈曼等。

但问题是，消费者看到这一口号时，不可能不与品牌及产品产生联想：Meters/bonwe和ME&CITY走的都是给人以“洋品牌”感觉的路线，现在突然提“我是新国货”，这是否会显得突兀甚至适得其反呢？

而美邦现在虽然一季度净利润暴涨，但仍然如履薄冰。一季度其财务费用较去年同期增加303%，达到4400多万元；库存继续攀升，一季度末的存货超过30亿元，较2010年年底增加了6亿元；现金流依然不容乐观。2009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是8.56亿元，到了2010年底则急速恶化至-10.53亿元，截至今年一季度末虽然有很大改善，但这一数字仍为负值（-718万元）；另一方面，ME&CITY仍然没有走出亏损的局面。

这也不难理解，为什么美邦在3月发行规模为5亿元的2011年第一期短期融资融券后，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发行第二期短期融资券，再次募资5亿元。

在5月18日的股东大会上，周成建称，存货较多主要是因为气候反常造成的，而ME&CITY今年预计减亏至5000万元，明年开始实现盈利。但是这些解释显然不能消除所有股东们的担心。

我小时候在农村见过一些血腥事件，比如因为生二胎，男主人比派出所的打手们打得满身是血，满地找牙，还比如因为生二胎，主人家新盖的两层小新，被开过来的“吊车”直接掀翻了，女主人自杀了。

当时我不到10岁。看到这些，有些惊恐。父亲告诉我说，你小孩子家的，一边玩去。

没过几天，村支书家里起火了。据说是半夜里有人把柴禾堆到他们家大门周围，然后占了一把火。又过了几天，村长腿瘸了，据说是骑摩托车去喝酒，半路上撞到了树上，村长的四个小孩儿，哭得很伤心。

后来我听到的类似消息少了。因为我离开了村庄，在乡中学住校了，之后是在县城读高中，出来读大学。但消息还是有的，大都是关于教育系统腐败的，譬如，中学时，有人举报校长，上面过来调查，无果，举报者后来就惨了；再如，大学时的校长，后来进了监狱（我知道这一消息很滞后，几年后南方周末我一同事写了一篇官员狱中生活的文章时，我无意中看到了那位校长的名字）。

后来我在青岛读研究生，离开青岛，来广州工作后没多久，就听到了青岛市委书记杜世成落马的消息。

现在，我不管是看到百性的非正常死亡，还是官员的正常落马时，说实话，都有些“麻木”，既不会为前一种情形感到出离愤怒，也不会为后一种情形而拍手称快。我只知道，我们生活的这块土地上，这种事情从没有间断过。只是如今愈演愈烈了。

我是一名记者，没学过新闻，也没有新闻理想，我只对商业世界感兴趣，尽管这里头同样充斥着魑魅魍魉，但最多是刀光剑影，而不是常常看到鲜血满地。

我很敬重那些跑在一线做时政新闻报道的同行们。敬重他们的勇气和坚毅。可是，最近一年，我听到好几年优秀的政法记者说，我想写小说，我应该去写小说。

我听了之后很难过。当越来越多的新闻记者越来去写小说，或说只能在小说里痛快淋漓时，我不知道应该批评他们是坏孩子，还是感慨我们所处的是坏时代。

整个中国社会充斥着暴戾之气。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时候像现在一样夸张。声援药家鑫；批斗茅于轼；小学生高举毛泽东头像喊着口号；教授们呼吁抵制《功夫熊猫2》赚中国钱…如果不看看日历，你会恍如穿梭到了四十年前。

最近我让我们的记者做一个题目：幽默笑话网站的商业模式。为什么美国的几个笑话网站发展那么好，而中国这方面则乏善可陈。并不仅仅是原创性内容的知识产权得不到保护那么简单。在我看来，在一个荒诞的语境下，普通中国人的娱乐细胞已经越少，这就好比白血病，受到污染的恶性白细胞，正在吃掉我们身上的血细胞。

远离暴戾之气，对我来说并不难。我现在所有的重心，是迎接7月将要出生的张小报（小名）同学。一个新生命的到来，是多么神奇和值得期待的事情。

我如何做一个合格的父亲呢？有时我就想，当孩子四五六七八九岁，已经开始懂事的时候，如果看到发生在他出生的这片土地上一些血腥的事件，我难道还像我父亲当年那样，呵斥一句“你小孩子家的，一边玩去”就算完事吗？

我一直有写日记的习惯。这个习惯开始于高中，到现在，至少12年了，一直在写日记。今晚看了网易公开课频道上这段视频，很有感触。

我记日记的特点是：

1、不刻意天天记，但平均三四天一定会记一次

2、不记流水账，而是对当天或最近几天对自己触动最大的人或事的记录，重点写启发

 高中和大学时写了几本日记，现在应该躺在河南农村老家，但愿没有被家人当废纸卖了。读研究生时写的，以及06年来了广州写的直到2009年的日记，现在躺在广州家里书架上。也有好多本了。

2009年下半年，我开始在电脑里写日记了。建了一个WORD文档，名字就叫《2009年张华日记》，过了2010年元旦，我就新建一个《2010年张华文档》，写下去。到2011年初的时候，我把之前一年多写的日记打印出来，竟然有近20万字。重新看这些日记，又有不少收获。

现在我们的生活和节奏太快了。越是这样，我觉得越有必要写日记。我们平时都会有很多想法，很多绝妙的想法都是灵光乍现，如果你不马上记录下来，很快就会忘掉。等有一天，有人去实现了这个或那个想法，你一拍脑袋，甚至有些不屑：我早就想到了啊！对不起，感叹没有用，人家去做了，做成了，这才是最重要的。当然，不是说所有好的想法都要去实行。

上面这段视频，讲到一个研究结果，我很是认同。简单来讲，一个长时间焦虑的人，如果你每天花15分钟时间，写一段日记，写下你的焦虑，你的感受，你的想法，其实就是自己跟自己的对话。坚持下来，不久之后，你会发现，你的焦虑程度下降了。

我对此很有体会。确实很奏效。我还想补充的是，如果你想跟自己对话了，那就马上开始，写一段日记，然后再恢复工作，这样会更好。我有时，觉得有必要整理一下自己的思绪了，应该写一篇日记，但手头有其它活儿啊，等等吧，结果一拖两拖，几天过去了，思考更乱了，效率更低了，最重要的是错过了阶段性自我总结的最好时机。

我是一个写作者。我觉得写作者会想和写很多东西，一个重要的环节是要分好类。拿我自己来说，

1、现在既在南方周末写报道，又给周末画报和上海证券报写专栏，然后两年会写一本书，这部分我称之为职业写作。

2、平时写博客（个人公开博客+家庭博客），发微博。可以称之为网上随手写作。

3、记日记，不管仍是手写，还是用电脑写，这部分称之为私人写作。

4、平时我们和同事或朋友就重要问题或事件的邮件来往，以及MSN或QQ上的重要谈话，甚至手机短信等，请不要忽略这一部分，我称之为零碎写作。

对于这几种类型的写作。职业的写作，电脑里建一个大的文档，放里面就是，以后挑精华部分出版了，就成为个人资料了。

对于博客，我坚持在写，虽然写的不多，但要坚持。博客（www.zhanghua.org）要记得备份，有人是在贴到网上的时候，也存一份到电脑里。我采用的方法，则是同时备份到另一个博客里(www.mrzhang.com)。这两个博客，前者是国外提供的空间，后者是中国空间。这样在这样就不至于有时候写出来发布不了，或是显示出来都是星星星，或者你的空间提供商哪天突然被有关部门给关了。

对于微博这种新东西，我觉得对我来说，除了把它当作一个社交或找人的工具外，另一个功能就是个人记事本，我们平时随手发，时间都精确到秒了，回头找某天某日发的某图片或说的某句话，也非常方便。不过，微博同样记得要备份。我备份的方式，是每个月末的时间，把这个月原创微博，复制粘贴到一个word文档中。

日记写作。我就不赘述了。有必要一提的是，就是上面第4我提到的-零碎写作。我经常挑一些朋友给我大启的聊天记录，复制下来，也粘贴到电脑里的日记文档中。这样做，省了将它转化为日记语言的功夫，更重要的是，两个人就一个话题的灵感和思路的碰撞，都是原生态的，过一阵子你再拿出来看，会引起新思考。

总之，我觉得自己毛病很多，但写日记这个习惯，保持的还算不错，方法也还算得体吧。可能有人觉得我有些神经质，博客备份，微博也复制到电脑文档，然后日记还要打出来。但没有方法，我不希望我们关上电脑，或断电，或电脑丢了后，自己就一无所有了。你可能会说你记性很好，但真到那时，你能记起来的，到底有多少呢？所以，我宁愿采取笨方法。

文/东方愚  周末画报专栏

 

3月17日，有国外媒体报道称，美国成人网站公司FriendFinder Networks（简称FFN公司）重启上市进程。这是FFN公司第三次向资本上市发进进攻了。前两次分别是2008年和2010年，计划募资额分别为4.6亿美元和2.4亿美元——尽管胃口小了一半，但还是夭折了。现在它卷土重来，给人孤注一掷的印象，因为其债台高筑，且近几年连年亏损，去年亏损额为4320万美元。

情色业里搭上资本快车的翘楚有很多，澳大利亚墨尔本最大的色情场所Daily Planet早在2003年已登陆资本市场。FFN公司组建于2004年，它的优势是旗下资产包括网站、游戏、广播、电影、现场视频、社交网络、出版、品牌授权等版块。仔细浏览下你会发现，FFN拥有的众多社交网站中，既有情色网站，也有帮基督徒相亲的BigChurch网站，可谓根据不同客户群量体裁衣。

我一度视FFN为美国情色行业的典范，正是由于其“全媒体集团”式的架构，哪怕社交网络这块业务盈利能力一般，但那毕竟可以看作是色行业Facebook，没有什么比资源共享与协同营销更漂亮的模式了。但是，当我看了《中间人》（Middle Men）这部影片时，我开始嘲笑起自己的孤陋寡闻来。

《中间人》是2010年的一部美国剧情片，它的另一个中译名很直接《色情公司老板的传奇历史》。主人公杰克·哈里斯家庭幸福，事业蒸蒸日上，直到偶然一次机会遇到两位奇人Wayne Beering和Buck Dolby。这两个邋遢甚至有些猥琐的家伙将一些情色图片（先是扫描情色杂志，后是与舞厅合作）上传至互联网，然后编写了一套信用卡在线支付程序，并将之嵌入其中，网友每浏览一张图片或一段视频，他们就有9.99美元的进账。这一模式听起来似乎很简单，但要知道这是在1995年的事情。这一年，比尔·盖茨刚完成windows95程序的设计，美国网民数量不过才600多万，信用卡网上支付更只是处于萌芽期，而他们却直接将这一技术运用到了情色行业！

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杰克·哈里斯与这两个家伙结盟了，而且他入主初期即修正了公司的商业模式——从情色内容提供商，转变成为一个授权商。简单来说就是让更多的情色网站加盟，加盟商获得网上支付技术授权和营销通道支持，代价是出让 10%的营收给哈里斯们。这些加盟商五花八门，并不使用统一的“品牌”，而是各自提供针对窄众的定制性质的在线服务，且非常注重客户隐私的保密——消费者信用卡账单上对这一服务的消费名目绝不出现“Sex”等字眼，而可能是“办公用品”“24小时便利店”之类。

业务爆炸性的增长，使得作为中间人的哈里斯，成为了网络情色业的大赢家。不过，麻烦就此产生。他被上述两位合伙人一开始的合作者、一位黑白通吃的俄罗斯大亨及其律师缠住不放，利益纠葛欲说还休；同时自己的婚姻正在走向破产，而与此同时他又成为了美国FBI关注的对象。影片最终的结局是哈里斯因祸得福，将这一网络情色的商业帝国拱手让于俄罗斯大亨，用出局的方式巧妙避开了可能遭遇的几项指控。

这一影片最吸引我的地方，是它根据主演斯托弗·迈利克自己的真实经历改编。迈利克曾经营一间医疗公司，后来破产，最后转而经营一个情色网站，后又因信用卡支付方面的纠纷而陷入多起官司当中，最终巧妙脱身。2007年他又成立了一家电影公司，《中间人》的出品人就是他。也就是说，迈利克在自家公司投资的电影里出演他自己，听起来有些绕口吧。“我只是一个生意人，做点赚钱的买卖而已。” 不得不说迈利克对互联网业情有独钟，他后来又购进了一间网络公司.

很有趣的是，就像电影《社交网络》中展示Facebook创始人扎克伯格在看到一个新商业趋势时的兴奋和后来面临的纠纷一样，《中间人》中上演了同样的情景，即迈利克与他的合伙人，和介绍他认识两位合伙人的“媒人”之间的理念和利益纠纷。这似乎是一个创业家所逃不可的宿命。只不过扎克伯格的Facebook越做越大，现在的估值超过了500亿美元，而尽管网络色情业市场蛋糕不可估量，但迈利克早已“金盆洗手”。我狂想他看到诸如FFN公司等这些“后起之秀”奔赴资本市场时，多少会有点黯然神伤，因为他才是这一场流动的盛宴的鼻祖，尽管他对外界冠以的“色情帝”等称号不以为然。

■“其实巴林银行迟早会倒闭，所有人都被授予很大的自主权以求生财之道，而规章制度和风险管理却一塌糊涂，我开设非法账户，以及随后的阪神大地震只是诱因而已。”

■“有一次我在英国的一场演讲中，主持人介绍我时发生口误:‘有请混蛋尼克·利森’。我并不介意，知道自己发生多大改变的只有自己。”

■“任何违背国家法规和金融规则的行为都应受到惩罚。在这方面，不应该对国有企业网开一面。”

□南方周末记者 张华  连线爱尔兰 发自广州  http://www.infzm.com/content/58475

“魔鬼交易员”尼克·利森

 1995年的阪神大地震，成为年轻人尼克·利森(NickLeeson，简称尼克)搞垮巴林银行的导火索；十六年后，有人开始担忧又一次大地震会不会让新的尼克.利森浮出水面。

而尼克，曾经的“魔鬼交易员”、著名的“金融流氓”，“剽悍”的人生因为那桩轰动全球的丑闻发生了怎样的改变?“如果没有1995年的日本大地震，”尼克在电话那头沉思了一下，然后对南方周末记者描绘了一个想象中的场面———“现在的我应该是投资银行的高层，每天作出重大决策，尽量规避风险，并且严格自律。”

今年44岁的尼克在有些秃顶，他曾是全球金融市场上的焦点人物之一———他28岁时一手搞垮了有230多年历史的欧洲老牌商业投资银行巴林银行(BaringsBank)。他因此臭名昭著，被称为“金融流氓”，并锒铛入狱，先是在德国监狱服刑9个月(因为事件败露后他曾逃往德国)，然后转到新加坡监狱继续服刑3年7个月。

尽管尼克出狱后完成的《我是如何搞垮巴林银行的》(RogueTrader)一书被拍成电影《魔鬼交易员》后广为人知，但他在监狱服刑过程中曾尝试自杀、身患癌症、与妻子离婚等连环画式的个人遭遇，却鲜有人知晓。而他出狱之后，用他一位朋友的话来说，“像换了一个人似的”，他甚至去攻读了一个心理学学位。

尼克曾在爱尔兰一家足球俱乐部任CEO，今年1月辞任。他现在穿梭于世界各地，像“巴菲特午餐会”一样，参加一些商务晚宴并发表演讲，其主要谈论的话题是金融风险管理。这些活动也是他的主要收入来源。

2011年4月，他多次接受南方周末记者的连线及邮件专访，深入谈及他被改变的人生。

 

“我不是麦道夫”

今年3月中旬，美国《华尔街日报》一位记者在博客上写了一篇文章，标题是《日本地震:新的尼克·利森正在潜伏?》。这位记者在文章中称，“虽然历史不可能再以同样的方式上演，但是在灾难当中，总会诞生一批疯狂的金融赌徒。”

“任何巨大的市场波动中都有可能使一些非法交易员们浮出水面，”当南方周末记者问及尼克对上述文章的看法时，他这样回答，“我当年隐瞒交易的第一天，就非常害怕会在24小时内被逮捕，可我的贪婪使我上瘾，我一边继续非法交易，一边生怕敲门声响起甚至幻觉中有人来敲门，奇怪的是你忍耐了几周后放松了警惕，逮捕令却在接下来的一个关键日期或事件中姗姗来迟。”尽管时间过去了16年，但尼克回想起1995年的经历时仍心有余悸。

他是一个英国泥瓦匠的儿子，母亲在他20岁时去世；他从没读过大学，但这并不影响他事业上的一帆风顺，他22岁进入巴林银行，25岁(1992年)即被巴林银行派往新加坡分支机构任总裁。“我感觉我站到了‘人生阶梯’的高处。”尼克说。新加坡国际货币期货交易所(SIMEX)之前的交易是每天两千多笔，而在巴林银行等几家巨头的到来之后，每天的成交量暴涨了近十倍。彼时的交易系统显然无法和如今相比，死机是家常便饭。

彼时尼克手下一位女交易员有一天在交易中出了个小错，他并没有向巴林银行总部汇报，而是私自新开了一个名为“88888”的非法账户用以掩盖事实———亚洲文化中“8”是个非常吉利的数字，尼克显然也受此影响。“我想我不是一个爱说谎的人，”尼克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实际上查出来这个账户太容易了，一个小学生都可以做到，但前提是———有人来查。”到1993年5月的时候，这一账户除为他填掉2500万美元的损失外，还净赚25万英镑。

按说此时尼克完全有理由关掉它了，但他没有这样做，由于彼时日本政府多次实施经济刺激措施，甚至公开宣告日本经济已经“走出谷底”，尼克于1994年大量买进日经225指数期货合约和看涨期权，同时又在对日本债券和短期利率期货市场进行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空头交易。可是，这个聪明绝顶的家伙遇到了无法预料的事件———1995年1月17日，日本阪神爆发7.3级大地震，尼克手中的金融衍生品的价值走势与他之前的预计完全相反。2月27日，尼克“88888”账户上累计损失超过8.6亿英镑，巴林银行最终申请破产，后以1英镑的象征性价格卖给了荷兰国际集团(ING)。

“2011年3月日本大地震后，我并没有像《华尔街日报》记者一样想起来当年自己的经历，”尼克说，“其实巴林银行迟早会倒闭，所有人都被授予很大的自主权以求生财之道，而规章制度和风险管理却一塌糊涂，我开设非法账户，以及随后的阪神大地震只是诱因而已。”

可尼克对金融业的迷恋仍是深入骨髓。在他入狱后很长一段时间，他还幻想过，如果巴林银行的“底子”厚一些的话，就算查出了他的非法账户和巨额亏损，也许还会给他一次机会，而不是申请破产。“我现在再也不做这样的梦了，人不能没有底线。”

尼克后来在读心理学学位时的2001年，英国心理学家伊凡·泰里尔(IvanTyrrell)对他说，“说不定再过十年，巴林银行的倒闭只会被看作是历史事件，而不是金融丑闻。”当时尼克驳斥了伊凡这一说法:“丑闻就是丑闻。但我必须改头换面，哪怕教科书上给我的标签可能永远是‘金融流氓’。”

尼克到现在仍持这一观点。他对南方周末记者称，现在一些商务晚宴中会碰到巴林银行的前职员，他会坦诚地说当年自己犯下大错。“有一次我在英国的一场演讲中，主持人介绍我时发生口误:‘有请混蛋尼克·利森’。我并不介意，知道自己发生多大改变的只有自己。”

不过，尼克并不乐意将他和3年前被查处的因操作“庞氏骗局”诈骗金额超过600亿美元的纳斯达克前主席麦道夫相提并论。“麦道夫的金融诈骗案是彻头彻尾的欺诈行为。”他说。

　　

监狱是个“好老师”

电影《魔鬼交易员》中有一个场景，“尼克”被捕前在法兰克福机场，仍是一副不可一世的表情与手势。“这个情节纯属虚构，”尼克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我怎么可能有那么坚强。当年那个非法账户刚开始亏损时，我就害怕地撕咬自己的指甲了，更别提我被正式逮捕后。我比任何人想象的都脆弱，一件微不足道的事都可能让我痛哭流涕:我在德国监狱的前6个月当中，几乎每天都会哭，有时为家人哭，有时为自己哭，有时纯粹为了哭而哭。”

事实上尼克在德国服刑时的条件还算不错:牢房中除了床之外，还有电视机和收音机、报纸和图书，甚至还有一台笔记本电脑，其它物品亦可向法院提出申请，法院根据其紧要性程度决定是否准许提供。但是，由于欧美媒体彼时推测尼克的刑期有可能是十多年、二十多年，甚至八十多年，他一度感到万念俱灰，“我曾想过付点钱给我熟识的两个之前是黑手党成员的意大利狱友，让他们帮助我在浴室自杀。”当后来他被引渡到新加坡并最终被告知自己的总刑期为4年4个月时，他内心的恐惧感才减弱。

尽管新加坡监狱的条件远比德国监狱的条件艰苦得多，帮派斗争也很严重，但尼克几乎没有再哭过，除了他觉得刑期在可接受范围内之外，更重要的原因是他觉得“在亚洲文化中，爱哭的男人很丢脸、没面子”。不久后，自他来新加坡服刑不久后就越来越少联系的妻子，宣告他们之间6年的婚姻正式结束。更糟糕的是，他随即又被诊断出患上了直肠癌。

尼克说，不知道投资银行中别的经理人是什么样的一个排序，在他的心目中，同事和客户的位置，要次于自己的妻子和家庭的地位———尽管他和妻子间的感情基础并不牢固，他也曾出过轨。所以他一开始有些绝望，但想想中国古话“己所不欲，毋施于人”，以及狱友中有患艾滋病者，有患严重肺结核者，家庭不幸者更是比比皆是的情景，他反倒“释然”了一些。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三十而立”后的他正在蜕变为一个真正的男人。

他坚持每天读书和写作以转移自己的注意力。“我读过好几本汤姆·克兰西(美国军事作家)的小说，”他说，“不管好看不好看，至少可以转移自己的注意力，让我以为自己身在别处。”尼克得知手术将在两天后进行的1998年8月9日，正好是新加坡国庆日。这厢是新加坡举国欢庆摆脱英国统治赢得独立，那厢是一个英国的著名金融罪犯在新加坡监狱医院中等着癌症手术的进行。“很多时候，我自己通过阅读以了解更多关于癌症的知识，之前在这方面我完全是个白痴，”尼克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称，“这就像投资一样，你掌握的信息越多，对事情的趋势就越明白。”

最终的结果是经过化疗后，尼克奇迹般地起死回生。他打趣称当年自己是新加坡监狱中“职位最高的‘白领’”。1999年7月3日，他获准出狱。一般来说，囚犯一大早就会急不可待地逃离大牢，而尼克一直到中午才离开，原因是他被要求销毁他在狱中写下的所有日记。

回到英国后的尼克感觉自己像个外星人。“我可能是知道英国‘波霸乔丹’凯蒂·普莱斯(KatiePrice)是谁的最后一人，”他说，“我最开心的一件事是出租车司机问我要去哪儿，除了监狱，去哪儿都行啊。”在解决了一下压抑已久的性需求后，尼克说他必须重新开始新生活了，“一个人必须有自己明确的目标”。

　　

“或许我应该到中国找份工作”

尼克刚入狱和刚出狱时，英国媒体都曾掀起过混战。英国媒体曾在新加坡媒体上刊登广告，只为寻找知道更多关于这一“金融赌徒”故事的人。而尼克回国时的航班上，同样坐了不少媒体记者，以便能提早从他口中挖出一些“内幕”。尼克对此既悲愤又感激。悲愤在于，个别记者给他“制造了麻烦”，譬如有记者声称尼克的一个秘密银行账户里还有数百万英镑的资金；感激则在于，他回到英国后的“第一桶金”是《每日邮报》为一篇独家专访支付给其的“6位数的酬金”(几十万英镑)。

尼克出狱后所写的《我是如何搞垮巴林银行的》曾畅销一时，版权被卖到了全世界许多国家。当南方周末记者问及尼克他这部分的总收入时，他仍然有些闪烁其词，“总计是7位数吧(几百万英镑)，可扣除了我当年案件的诉讼费用等支出外，就所剩无几了。”

“至于电影《魔鬼交易员》，我没有从中获得一分钱的报酬。”尼克接着说。而对于有媒体曾报道称，尼克当年的顶头上司———巴林银行彼得·诺里斯在银行破产后在伦敦开了一家电影院，且《魔鬼交易员》正是在他的电影院里首映，尼克给予了否认，“这是子虚乌有的事，彼得先在一家葡萄酒庄干过一阵，然后又运营约翰·布朗出版公司一段时间，最近他好像要开办一间私人银行。”他说，“当年电影的私人放映会，我邀请了包括彼得在内的三十四个朋友一起参加，但据我所知彼得很早就离场了。”

尼克后来到英国米德尔斯堡大学读了一个心理学学位。他和心理学家伊凡·泰里尔便是在这里认识的，伊凡从心理学和社会学的角度帮助尼克重新发现自我，并称尼克传奇经历和蜕变是现代版的《一千零一夜》。尼克也是在大学认识自己现任太太奥娜的，他们婚后生有一子，加上奥娜和前夫的两个孩子，尼克一家五口现在生活在爱尔兰。“家庭才是最重要的。”他说。他表示自己现在不关注个股，只是密切关注大宗商品如黄金和原油等投资品种。

2005年尼克开始担任爱尔兰一家名为戈尔韦联(GalwayUnited)的足球俱乐部的总裁，直到2011年1月他卸任这一职务。他说他已经“拥有了足够多的东西”，希望能够专注于自己真正感兴趣并合适他的方向做事。他现在主要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参加一些商务宴会并发表演讲，他没有具体加盟哪一家企业，不过他的活动均由英国一家名为NMPLive的顶级演讲机构安排。

“中国不是有句谚语叫作‘失败是成功之母’嘛，”尼克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我是一种很严肃、真诚的心态参加每一次宴会的，基本上是以自己的经历为例，和大家探讨风险防御和金融监管。金融丑闻不断发生，我绝非故意拿搞垮巴林银行这一事实作噱头或炫耀，我只是希望人们重视我做错的地方，无论是个人的失误还是从一个组织的角度反思巴林银行的倒闭。”但他也遗憾地表示，他在所有的课本和报道中都会成为反面的例子。

不过，让他感到高兴的是，他的一个好友的儿子在课堂上听到巴林银行倒闭的细节、老师称尼克是个“十恶不赦的坏人”时，他竟然站起来反驳老师说:你说的未必完全正确，我认识他，没你说的那么坏。

如果让尼克给年轻人一些忠告的话，他说他会说“不要不懂装懂”。“在面对自己不能应付的局面时试着虚心地询问别人的建议，那才是真正的勇敢。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希望我当年可以勇敢一些”。

当谈到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时，尼克称从金融机构到监管部门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激动地谈论爱尔兰:“爱尔兰的情况太糟糕了，某些杠杆融资租赁的做法从一定程度上说是违法的、可耻的。”巧合的是，就在南方周末记者采访尼克的4月18日，国际评级机构穆迪调降爱尔兰多家金融机构信用评级。

近年来，发生在中国的衍生品交易亏损事件同样频繁且规模巨大。值得关注的是，东方航空、中国远洋等一些央企发生金融丑闻时，几乎没有人受到牵连，更别说入狱，它们甚至还能继续巨额的财政补贴。“任何违背国家法规和金融规则的行为都应受到惩罚。在这方面，不应该对国有企业网开一面。”尼克说。

不过并非没有例外。2006年3月，因擅自从事石油衍生品期权交易导致5.5亿美元巨亏的中国航油新加坡公司总裁陈久霖入狱，陈成为第一个因触犯新加坡法律而被捕的中国海外上市公司总裁。“我知道陈久霖事件。新加坡的监管尚且不够完善，全世界别的地方的监管能好到哪里去呢?如果不是中航油新加坡公司，而是中国国内公司，结局是不是又是另一种情形呢?”尼克把皮球踢了回来。

得知陈久霖出狱一年后，于2010年出任一家中国央企子公司(葛洲坝国际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后，尼克有些吃惊，他以半严肃半调侃的口吻说，“看来我应该去中国找份工作!”

中国生命与福寿园如今的业绩形成了鲜明对比。去年福寿园借壳上市时，中国卫生控股公告称“保证被收购资产截至2010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综合净利润不低于2亿元人民币”。而中国生命去年净利润只有111万元，同比下跌91%。

 文/东方愚    上海证券报“PK商业堂”专栏 2011年4月6日

清明节前后如果你去到重庆，会发现这个城市的殡葬业有多发达。殡仪馆也好，殡仪服务公司也好，都会开展专题宣传甚至“促销”活动。葬礼要连搞三天两夜，这是重庆独特的丧葬习俗；三天当中，所有亲朋好友住宿大都住在附近酒店，殡仪馆里食堂、麻将等餐饮和娱乐设施齐全。说白了，生者与死者一齐消费，构成了重庆殡葬业发达的根基。

 重庆殡葬业中有两家公司很值得关注。一家是中国生命集团，一家是上海福寿园集团。前者是台资企业，后者是国企，两者在重庆市场的竞争和在资本上市场上的布局，是中国殡葬业两张对比鲜明的面孔。

中国生命集团老板刘添财是台湾人，但超过七成业务在内地，其中重庆占到半壁江山。它曾被坊间称为“殡葬第一股”，2009年9月9日在香港甫一上市就遭到游资热炒，当天涨了44.44%。刘添财上世纪90年代开始在台湾经营一间名为叫宝山生命的公司，做的就是墓园和殡仪策划，生意不好不坏，2005年左右的时候年营业额大约2000万人民币。连他自己都没有想到，他随后会在中国内地发现一个“聚宝盆”。

这源于刘添财2005年到长沙一所设置殡葬专业的职业技术学校参观时，结识了时任中国殡葬协会副会长兼秘书会的张宏昌。张宏昌告诉他，内地殡葬业虽有“禁入令”，但不同城市情况又有所不同。刘添财最后选择了重庆。

如今重庆安福堂、天福堂、江南殡仪馆等都为中国生命集团所托管。所谓托管，可以理解为承包，地皮和房产的产权归属不变，只是在合同期内每年提取一笔固定比例的管理费用给原所有人或主管单位。重庆殡仪服务市场本来就是对民资开放的，所以托管安福堂和天福堂的难度并不大。引人瞩目的是重庆市属两家殡仪馆之一的江南殡仪馆也有刘添财所托管，并打破了殡仪馆原先的国有企事业单位编制——这应当是中国内地殡仪馆改制的第一例。

一位台商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能耐，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笔者一次在重庆遇到刘添财的台湾老乡兼得力助手、中国生命集团重庆业务负责人王顺郎，于是向他一问究竟。原来，刘当时亦是遭遇强大阻力，最后如愿以偿的法宝有二，一是江南殡仪馆所在地重庆南岸区民政局局长始终站在刘添财一边，支持改制，二是刘添财给出的托管筹码足够高，譬如愿意留任的殡仪馆原“干部”可以领到双份工资——原事业编制的工资不变，刘添财另外再发一份企业工资。、

在刘托管江南殡仪馆之后，这家殡仪馆凭借着提供包括追思、餐饮、住宿、运送、冷藏遗体、化妆、火化、骨灰寄存和殓葬等“一条龙服务”，在2009年一年的营收就达到2000万元。其中营运费用为120万元，而上缴的“管理费”则高达680万元。这或许就叫做“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吧。

再看上海福寿园集团。福寿园中国中福实业公司投资亿元建造，以经营墓园为主，中福实业的“娘家”便是殡葬业的“管家”——民政部。中福实业的摊子铺得很开，它还是海卢浦大桥的第二大股东。福寿园集团是其实是中美合资公司，但它对其中的美国资本始终含混晦涩。

2002年，福寿园重庆分公司——安乐堂成立，提供除火化外的其它殡仪服务。因为理念还算先进，安乐堂颇受当地政府欢迎，而2006年刘添财进入重庆并在一年多的时间内完成布局特别是托管江南殡仪馆后，当地民政部门更多的人才意识到，原来还有另一种玩法——公私合营、“有钱一起赚”才是硬道理。

现在回头来看，上海福寿园集团彼时并没有善罢甘休。或者说中国生命成功上市，刺激了上海方的神经。2010年3月，电子及贸易行业的香港上市公司金科数码宣布，和上海福寿园的母公司中福实业签订备忘录，在中国内地合作开发殡仪服务。而在此之前，金科数码曾宣布以20亿元收购上海一殡仪项目55%的股权；金科数码随后更名为“中福控股”。

令人吃惊的是，2010年10月，另一家香港上市公司中国卫生控股，宣布以33.6亿港元收购上海福寿园集团、中福安合及其它资产，其中4400万元为现金，33.16亿元为可换股票据。这意味着福寿园集团成功借壳上市。也就是说，在短短的半年多的时间里，中福实业以及上海福寿园集团，都完成了资本飞跃。

中国生命与福寿园如今的业绩形成了鲜明对比。去年福寿园借壳上市时，中国卫生控股公告称“保证被收购资产截至2010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综合净利润不低于2亿元人民币”。而今年3月23日，中国生命集团发布的业绩公告称，截至2010年底的营收为6760万元，增长42%，但净利润只有111万元，同比下跌91%。

显然，做为民间资本的刘添财，尽管发现了一座金山并又上了资本快车，但它仍然不能与背靠民政部的福寿园集团相媲美。就算刘添财在江南殡仪馆改制中打了漂亮一战，但这种模式在很难复制，甚至可能只是昙花一现。中国殡葬业国有资本把持绝对话语权的局面短期内很难有所改观，如果同时也搭上了上市的顺风车，那将更加不可一世。

值得注意的是，中福实业与福寿园集团，和香港两家上市公司中福控股与中国卫生控股之错综复杂的关系值得研究。去年初中福实业与金科数码签定备忘录，以至于上市公司名称都改为“中福控股”，蹊跷的是详细的合作内容并没有任何披露。后来福寿园借壳上市时，中国卫生控股是与中福实业及上海众福等之间完成的交易。而中福实业、福寿园、上海众福的法人代表都是白晓江。

刘添财的沮丧还在继续，而白晓江的开心却刚刚开始。谁也不知道他们的沮丧和开心分别能持续多久，唯一知道的是，他们的悲喜是中国殡葬业向左还是向右的晴雨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