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月体会最深的，是瑞克·布鲁格在《南方纪事》末尾时，想对一位女子说的一段话：“别一再拖延生活中的好事，不要等到觉得可以证实自己的价值、离自己的过去足够远时才考虑那些事，因为那个时刻也许永远不会到来，或者你早已经冲过那条线，但却没有觉察到，就像黑暗中的栅栏。”
这源于8月27日摆到我面前的一个机会、一份邀约。
无论最后能否谈定，我已经学到了许多。譬如格局，譬如自信，譬如对当下的再审视。
8月是“两头翘”的一个月。月末事业上的一个契机，和月初“我的闪婚可以复制”相识三周年PARTY相得益彰。月中，到北京出差，操作一个选题，没有大的突破，我最终选择放弃。之后是到东莞出差，了解卖豪华游艇的富豪的“做单”过程，蛮有趣，但于我而言，兴奋指数一般。
这个月另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我和湘湘开始学习一门新语言。和另外11个人一起，我们成了同学——其中既有70后，也有90后。每个周末都是最充实的两天。就像回到了校园一样，这种感觉真好。
这个月看的书当中，最值得推荐的正是上述的《南方纪事》，它和《成长》可以说是姊妹篇。这两本书带给我的启发是：最平实甚至最琐屑的故事，一样也会引起大共鸣。你看，美国《时代》周刊最近不是把乔纳森·弗兰岑作了封面人物吗。看他《纠正》一书，也是小角色的小生活。
在北京出差时，我对李翔兄说，过了多少年之后，文学创作重回“平凡的世界”，这是福音。一个人或一件事物想获得持续的竞争力，靠“博出位”是不太靠谱的，因为你不可能每一次都那么幸运。
这个月看的片子当中，最值得推荐的是纪录片《掩埋》。最有意义的是《怪物史瑞克4》，因为我和湘湘刚认识时，一起看的是《史瑞克3》。不得不佩服老美行云流水般讲故事的能力。
这个月最沮丧的一件事，是马上要出版的新书《大佬的忧郁》报备浙江新闻出版局时有了小麻烦，称书名不符合规定。这让我沮丧地大笑起来。不过书名我原本就觉得有些土，改了也好。
这个月跑了好多趟医院。有两次是到眼科医院，湘湘的眼睛发炎了。我想起3月份我在重庆出差时眼睛发炎的经历，是我传染的吗，可是已经过去了这么久了啊。真是同病相怜。另两次是到深圳中医院，陪湘湘取中药。其实现在是湘湘最艰难的时刻，只是她一直比较坚强。
这个月给上海证券报和周末画报分别写了一两篇专栏。上证报的人物专栏还是一次评两个人的形式，写的是两位“哭泣的小妇人”，万玉华和张茵，这一灵感是我月初在上海电视台录节目中想到的。
给周末画报还是写的企业家贤内助的随笔，写《爱上女主播》时，对六七对“财经男+女主持”的婚姻组合形式，我最感慨的是郭广昌+王津元，郭的原配夫人、复星当年创始人之一的谈剑和郭离异后，并没有离开复星，她现在的职位之一是复星监事长。这是中国商业史中少有的婚变生态之一。
这个月过得整体平淡，偶有波澜。接下来，得振作精神劲了。我的自律能力一般，往往让激情和事倍功半，这可不是好现象。我和湘湘自嘲“结婚即堕落”，但愿接下来能雷厉风行，恢复往常的创造力。
9月还没规划，日程就基本排满了。4号前要交一策划案。10号之前要交另一本书稿——写了一年了，马拉松的姿态让出版商都懒得催我了，我还算有良心，决定绝不再拖了。12号到18号要去美国西雅图。
期间，我还计划分别到江苏和山东出个差，为南方周末好好写两个财经人物文章。这毕竟是本职工作。而周末又要学语言，还要给上证报写专栏。28号开始国庆假期，先后要回湖南和河南……
“我的闪婚可以复制”相识三周年Party
“一百个一千个女人美好地生长，抱住最爱的那个，娶她为妻；只想一想，就很幸福。”
8月6日晚上，“我的闪婚可以复制”我和老婆相识三周年微型Party上，我呤诵了诗人海桑的这句诗。
这一天晚上，18位朋友到广州二沙岛玫瑰园西餐酒廊参加这一Party，其中有几位是专程从东莞、深圳、厦门、北京赶过来的，让我很感动。
时间真是过得飞快。2007年的这一天，我和小湘认识了。145天后，我们结婚了。转眼就3年了。Party前一天我去订蛋糕，蛋糕店的姑娘问我要不要在蛋糕上写上几个字。“让我用下你们的计算器”，我说。这位姑娘一下子愣住了，把计算器给我。
半分钟后，我告诉她蛋糕上写的六个字是“一亿秒，转眼间”——我算了一下，3年的时间是9800多万秒，加上一天的光景，几乎整好是1亿秒。
这是不是在抄袭冯小刚电影《唐山大地震》“23秒，32年”的创意呢？
尽管是周五，但邀请的朋友全来了，济济一堂。说实话，遇到这种场合，我挺拘谨的，但这一天我是主角之一啊，于是硬着头皮，招呼大家。我总怕朋友多，而我照顾有所怠慢，但后来看到大家都聊开了，我也松了一口气。事后想想，只要真诚地去做这些事情，就够了。八面玲珑确实不是我的强项。
我们为每位朋友准备了一本爱情小书，是之前几天从当当网上选购的，分别有《你的爱的左边，我的爱的右边》《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最初的爱情，最后的方式》《爱情心理学》等，每本书里夹了一张我们自己制作的小卡片，小卡片是之前几天从网易“印象派”上在线制作的，很精致。
一份特别版的《南方日报》封面呈现在大家面前时，我既开心，又有些惭愧。我去年就想给湘湘做这么一份礼物了。因为我们是在南方日报时走到一起的。所以把我们的故事制作成一份特别的《南方日报》一直是我想做的，但拖到今年的相识3周年前一天深夜才做出来，实在惭愧。
我把这份报纸的缩水版贴在了下面（点击图片，查看原图），难免贻笑大方。
我还制作了一段时长24分钟的纪录片，片名是《闪婚2007：你未曾见过的豫北农村婚礼》。其中前几分钟是我当年的求婚经历，后面是2008年春节，我们在河南农村老家结婚时的视频剪辑。豫北农村婚礼仪式很是隆重，要连搞5天。我把大部分内容，浓缩到了20分钟里，并加上了字幕等。
我开玩笑地对湘湘说，这是我第一次制作“电影”，自然兴奋不已。
没有料想到的是，这段视频在Party上播出后，大家一起为我们鼓掌喝彩。我感动地一时不知所措。
这一天过得很开心。至今已经过去两三天了。还有朋友短信或在网上告诉我，说我和小湘间的感情，深深触动和感染到了他她。让我有些惶恐的是《周末画报》财富版主编廉洁发的一条微博，说我是“把每一秒钟都过诚挚认真的人”。我有些惭愧，开玩笑说，我确实是诚挚地生活，但有时也是认真地堕落。
我的“前上司”南方日报经济部编辑部主任龙哥说他很感动，“你们身上的朝气感动了我。”我大笑：以为你这把年纪（42岁）不会感动了呢，哈哈。
8月7日晚，我和湘湘又一次来到二沙岛，到星海音乐厅看李健的浅唱会。我们都挺喜欢李健的。我的车子里有李健的CD，好几首歌耳熟能详呢。
8月8日晚，几天前到上海第一财经频道录的节目《中国经营者》播出。看到自己一本正经的样子，真是想笑。在录影时我就对主持人说，上一次穿西装打领带，还是3年前结婚的时候呢。
我始终觉得，生活应当高于一切，它是事业的引擎，而非陪衬。有一天老了，即使没有多少钱，我想我也会为今天的勇气和坚持感到骄傲，而不是后悔。
做喜欢做的事，做到最专业
“我只喜欢采访和写作！”戴维说。
戴维•约翰斯通是前《纽约时报》的财经记者，曾因报道安然事件获普利策奖。2010年7月，他和《今日美国》《芝加哥论坛报》等其他几位美国媒体人，来到广州，和南方报业集团的媒体同仁交流。
7月23日这天下午，戴维关于他当年如何报道安然事件的一番激情演讲后，我向他提问：我觉得你极为傲慢，你的朋友是否也持同样的评价，如果是，你傲慢的源泉是什么？
在座的人轰笑了一下。戴维也笑了，不过他很快接过话茬，“是的，你说的对，”他说，“这是我的性格。我是一个穷人的孩子，19岁就进入美国大报（指《纽约时报》），打破了之前24岁的最年轻纪录，这或许是我傲慢的理由吧。”
其实他的理由只说了一半，另一半是，他从19岁开始做准记者，到现在已退休后了的60多岁，始终坚持采访与写作。但戴维觉得这是常识而已，在美国，终生做记者或写作的比比皆是，倒没什么值得侧目或骄傲的。
这就是国情的不同吧。所以在随后的提问里，一位同事问：在中国，记者过了35岁就要跑不动了，而在美国，是什么动力让你们做到这么老？
这个时候，台上除了戴维，还有另一位40来岁，名叫兰迪•史密斯、同样也获得过普利策奖的家伙。人们先将目光对准了他，他连忙摇头说：“我还不算老，这个问题还是问戴维！”
人们又是一阵大笑。
（二）
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没有什么比此更过瘾的了。很凑巧的是，这些天我还读了另一位《纽约时报》老记者拉塞尔•贝克的一本书，名叫《成长》。拉塞尔获得过两次普利策奖，一次是新闻奖，一次是传记文学奖——即《成长》这本自传小说。
《成长》躺在我书架上好久，一直没有细细读来。直到前些天一件事给我以启发之后。
这件事是，一位十年间曾两次获得CCTV经济年度人物的企业家，要出版一本传记。经朋友牵线，我和他见了面，聊得还算不错，也基本上口头约好了8月份抽几天的时间，找个小岛，住上几日，封闭式采访。但我后来婉拒了这次合作。一来，我拿到的报酬与我想像的有差距，而我也是个俗人，不能不考虑这一点。第二是最重要的，我们要做的是一本自传，要用第一人称写。说实话，就这位企业家和他的企业来说，确实有许多精彩的、以前被遮蔽的故事，也能够带出来整个行业或民营经济变迁与悲喜的一幅宏大画卷，但是因为是自传，一定会失去客观和独立性，失去了纵横交错式的畅快写作姿态。
回想凌志军佳作之一的《联想风云》，采访和写作时受到很少的羁绊，使他得能淋漓尽致地发挥，真是让人艳羡；100多年前，梁启超写《李鸿章传》，到最后一章分别写李鸿章与左宗棠、曾国藩、伊藤博文等人的对比，视野开阔得令后人惊叹（我在上海证券报上“商业PK堂”的专栏的最初灵感，便始于此）。
我最后做出终止合作的决定时，心里一下子非常舒畅。我知道我作了一个非常正确的决定。为一位企业家立传，原本就是一件值得慎重考虑的事情。
7月份，我在南方周末写了5篇报道。而1到6月份，半年的时间我总共才写了7篇报道。我并不是因为缺钱花了，也并非因为报社介意我写得太少，而是与我拒绝掉那本传记有关。我觉得还是在一个客观的平台上写自己最喜欢写的文字为宜——如果又碰上了好的或熟悉的选题，激情自然会一下子迸发出来。
再到后来，我有一天想，真正的好作品，大都源自生活的体验。中国年轻的财经记者，对这个吊诡世界的认知，无论如何都是有偏颇或缺陷的，都应该有敬畏心。就算那些被同行津津乐道的调查性报道，要么是幸运之作，要么只是在有限的真相空间多走了几步而已，并不能称之为挖掘出了“真相”本身。但是我们生活的体验不一样，就像拉塞尔的小说《成长》，一本朴实无华的自传小说，里面写到的故事，可能是我们都曾遇到的，但它正如李希光教授所言，上千万的读者确“完全渲染在了他的思路里，完全忘记了他在语言上是否雕琢或装饰。”
絮叨这么多，我想说的是，我决定多写一些财经题材之外的文字了。除了平时的博客等随性写作外，书亦然。我的第二本书《大佬的忧郁》8月底就要出版了。第三本书（也是财经类）的初稿这个月会完成，12月能够出版。明年，第四本书，我会写非财经题材，一部自己想写而一直未曾写的作品。
（三）
这几天我还看了一部波兰电影，名叫《昏睡》。我凌晨三点在微博上的推介语是“三个家庭，交错的三段故事，殊途同归的寓意：过自己真正想过的生活，不要再拖延。”
这是继上个月初看完《香水》这部电影后，又一部让我感到内心特别充实的影片了。非常有趣的是，电影中的一个人物是位作家，他每天呆在像囚牢一样的地下室里，憋字。地下室有个小窗户，与外面的人行道齐平，每天早上和晚上，会有行行色色的双腿在作家先生的眼前晃过。他用了相当长的一短时间，用来观察每一双腿。没有人能够理解他，特别是他那位政客岳父，以为作家就是要天天像抄小楷一样写作再写作。故事的最后我不想透露，大家可以去看电影，我只能告诉你，他最后选择过自己真正想过的生活——哪怕这个时候离他死亡只有一步之遥了。
看完电影《昏睡》后，我又看到同事张英在7月29日《南方周末》上对陈道明的一个访谈。非常巧合的是，陈道明的一段话，上述意味异曲同工。“我读了那么多年的书，得出一个结论，”陈道明说，“真正的成功人士回首望其一生时，有多少时间属于自己支配，有多少事情是自己想干又干成的？如果你有很多想干又干成的事情，你这一辈子活得不管是穷或富，也不管是有名还是无名，你都是最成功的。”
我觉得这句话说得特别好。如果说他的“我无奈于年代，但我争取也做到年代也无奈于我。”的价值观普通人难以复制的话，那么努力去干自己想干的事，完全可以被复制，只是多数人害怕失去既有的东西，害怕折腾和改变，对不稳定的未来充满畏惧，从而没有去执行而只成为一句口号而已。
前几天因为要写《大佬的忧郁》的前言，我仔细研究了一些好的作品的序言，其中最让我折服的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那本《凯恩斯传》，我看的是中文版，超过1000页的黄色封面那本（英文版的似乎是三卷本），出生于中国哈尔滨的罗伯特写了将近30年。在30年前，他和出版社签的合同是一年半的时间完成。罗伯特在做自己真正想干的事，所以做得极为细致。在这书的序言里，写完他的写作历程后，他还讨论了生活与著作的关系、传记与历史的关系等等，其严谨可见一斑。
（四）
21世纪过了10年。当下的这个时代，比任何一个时代都要浮躁，都要浅薄，都要无知，当然，它表现出来的是盛世，是厚重，是开放。面对魑魅魍魉，普通的个体有呐喊的自由，有在twitter和微博上参与或感受战斗的权利，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媒体人，虽然积极地去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或喜欢做的事情义不容辞、无可厚非，但更应该做到专业。
拿我熟悉的紫金矿业污染门的事情来说。事件演变到所谓的“封口费”风波后，几乎成了一场狗咬狗的游戏。围绕污染本身的调查中止了，尽管除了璜溪村之外，还有更多受污染的村庄未进入公众视野，但这并不重要，对不少媒体来说，独到和专业之间，他们选择前者——“封口”的角度够独到吧。特别是到最后，一个骑电动摩托者和一位报道紫金矿业事件的记者亲属的车擦了一下，骑摩托者甚至翻倒在了地上，但就是这样的一起事件，却被渲染成了“紫金矿业涉嫌制造车祸报复记者”；一时间，“正义的化身”诞生了，声援者数不胜数。
我真是感到一阵难过。就算民间大喊“以暴制暴”，但媒体不应成为猜忌和哗众的平台。那是滥用职权，你与你一直以来声讨对象的拙劣和丑陋并无二致。你在干你喜欢干的事情，但你的不专业，使得这一事情潜在的危害远远大于你眼中胜利果实的份量。
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在霸王洗发水，和记者遭通辑等最近的几起事情中，我始终对一些力量义正辞严的姿态保留看法。我们一边骂着“对手”（其实有时是假想的对手）是不专业的小丑，一边不经意间自己充当着小丑，并原谅着自己另一范畴上的不专业。
所有人都大声喧哗，以为自己的嗓门压过了对方就是胜利，所以人都大喝口号，以为应者云集就是做精神领袖的前戏。这是一个价值观扭曲和双重标准盛行的年代。
失望之于我，犹如皇上不急太监急。有时我这么自嘲。“我改变不了什么”。唯一能做的，就是尽可能使我自己在南方周末上的报道客观、专业，至少远离一切为了出位、为了一切棒喝的姿态。剩下的，就是躲在书房一隅读书写字、看碟，或是带上老婆去旅行。这已经足够。
今天看到一位我认识的80后女记者写的一条微博，“虽然大家都在微博上关注社会民生、国家大事”，她写道，“我还是在是无忌惮的在微博里写生活的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我不是没大局观和道德底线，我只是觉得变革或是革新让社会进步，现在已经在行进中。”
真希望多一些这样的女孩子，更希望“变革的力量”多一份理性和专业，这样，于己于人都将是长期的福祉——虽然短期难以博得充分的眼球效应。
去年今天的博客标题是《七月七日，七年七城》：
2010年的7月7日呢。我在广州家中的书房里，读埃克哈特-托利《当下的力量》一书的第三章“深深地进入当下”，并摘抄了一些段落：
（1）…你会不由自主地完全生活在对过去的回忆和未来的期待之中。这样你的心思会完全被过去和未来占据，而不愿意接纳当下时刻。这种身不由己地住在过去和未来是源于过去可以赋予你一个身份，而未来代表了一个救赎的承诺或任何一种形式的满足。其实两者都是幻象。
（2）时间一点都不珍贵，因为它仅仅是一种幻象。你认为珍贵的东西不是时间，而是不在时间内的那一点，那当下。你越关注时间——过去和未来，你就会越多地错过当下。当下才是最为珍贵的东西。
（3）过去没有任何事情发生，所有的事情都发生在当下。未来也不会发生任何事情，所有的事情都会发生在当下。过去发生的事情是一个记忆的痕迹，它储存在大脑中，是过去的当下。未来是一个幻象的当下，是大脑对未来的投射。
（4）人有两个时间。一为钟表时间，一为心理时间。所谓心理时间，就是认同过去，并且持续、强迫性地投射到未来。开悟的人通常会将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当下时刻，但是他们对时间的关注仍然同时进行着。换句话说，他们会继续利用钟表时间，但是他们会将自己从心理时间上解放出来。
（5）未来是过去的复制品。表面的变化是有可能发生的，但是真正的变化却很少发生，这主要依赖于你是否能充分地保持临在，并通过汲取当下的力量来解决过去的事情。你对未来的看法是你当下时刻意识状态不可分的一部分。如果你的思维背负过去沉重的负担，未来你将会体验更多的相同负担。
（6）所有的消极心态都是由积累了心理时间以及对当下时刻的拒绝所引起的。焦虑、紧张、不安、压力、烦恼——所有形式的恐惧，都是因为对未来过于关注而对当下关注不够所引起的。愧疚、后悔、悲伤、痛苦以及所有形式的不宽恕都是由过于关注过去而很少关注当下时刻引起的。
托利的这些话，说到底就是要我们关注当下。但我们对“当下”的认知，其实是不到位的。他从心理学角度的分析，触及人的心灵，给人豁然开朗的感觉。我一下子就从前段时间压抑的写作状态走出来了。这几天写的书稿，自己竟然有些满意了。
今天很开心的一件事，是一位朋友给俺画的漫画，大家都说很像我，而台词也甚合我意，感谢感谢啊。
从上海回来之后，世界杯就成为生活的一部分，也成了自己在写作上拖拉和偷懒的理由之一。我为自己是一个伪球迷而庆幸。伪球迷意味着绝不沉迷于足球技术本身，而是享受“去伪”过程中的思考和类比，哪怕东施效颦，张冠李戴。
2002年时我上大三，那时候我这个伪球迷，和宿舍同学一起，常歇斯底里地为所支持的球队呐喊助威，有时嗓子都哑了，却乐此不疲——总觉得，作为世界范围内受关注最多、冲击性最强的竞技体育运动，一定应该以最亢奋地形式参与其中，体会其魅力。
8年之后的现在，我还是一伪球迷，但是，每一场对抗，我从中读出的，除了孤独还是孤独。这种孤独，不是指因语言的不同或客场的不适导致的表相上的孤独，而是从球员个体到整个气场，由内而外所弥漫出来的一种冷峻。借用蒋勋先生《孤独六讲》中的一个概念来说，足球场上，放眼皆为“暴力孤独”。人与人的落差太大时，暴力就会出现，而合法的暴力都假借惩罚的出现，看看葡萄牙狂灌朝鲜7球那场，朝鲜球员内心的那种绝艳的孤独无人能懂，但毋需同情，也不必憎恨对手，因为人家只是在用合法暴力，呈现贵国至高无上的金将军中场放出总攻号令所必须付出的代价而已。之后，风水轮流转，当葡萄牙队在八分之一决赛被西班牙队以一个越位的进球淘汰时，他们上演了另一种风格的孤独。
我非常认同蒋先生在谈到暴力孤独时的一种话：“人性对‘恶’有更充足的了解，才能有‘善’的发扬。”同样，我们对孤独的感悟和思考越深，将来才有可能演绎出奔放和凌厉。
7月1日的《南方周末》上我写了一篇人物报道，主角是6月在上海见到的夏草，这一被称为“财务侦探”和“最后的斗士”的打假揭黑者，其实早在半年前加盟了华泰联合证券。夏草孤独惯了，以为离开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就能使原先的状态有些许改变，他错了，因为对一个典型的人格分裂者来说，孤独的逻辑是“1-1=2”，也就是说，就算你预期新处境有新孤独，它也只会是累积效应而非替代效应。
6月我还见到了另一位刚刚走出孤独的企业家——TCL集团董事长李东生。到他办公室的前一天晚上，他和沙钢集团董事长沈文荣陪同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出访澳大利亚的行程刚结束回国。他很疲倦，但思维很清晰，尤其是他对当年TCL国际化过程中犯过的错，现在皆坦然面对，这也是第一次他表示愿意公开谈论当初并购汤姆逊和阿尔卡特过程中的所有细节。我想，个中原因不仅仅是TCL今年一季度的业绩乃2004年之后的首次正增长，更与李东生从几年前旋涡和舆论一齐袭来时他坠落到的孤独深渊中完全走出来有关。他心平气和地回答一切提问，午饭时毫不掩饰和妻子魏雪的亲密无间。我问李，除了春节，平时会有其它出去旅游度假的机会吗？“有啊，”李东生刚说了半句，魏雪甩出一句“你就听他吹吧！”
还有一位与孤独有关的人，是一位学生，给我印象深刻。6月24日晚我到广东金融学院财经传媒系给学生们做了个关于财经写作和采访的讲座，后来的提问环节，一个女学生说，我们马上就要毕业了，我想去打拼属于自己的一片天空，但发现这个世界诱惑太多，我怎样才能保持内心的一份宁静呢？
我的回答是，1、不是能不能的问题，而是你想不想。我一个上海的女性朋友，前几天来广州，远居郊外，她是宾利车内刊的市场总监，今次却是来跟一位宗师练太极的，这不是刻意而为，而是一种生活常态；2、你现在想这个话题尚早，还没有人诱惑你，你就想着如何安静了，我觉得刚毕业，应当奔着最有诱惑的地方去，多折腾，不是坏事，心有有根弦即可，等到“最危险的时刻”，你再想如何内心安静吧。
这就是围城，关于孤独的围城，城里的想出去，城外的想进来。夏日里的“孤独波”，千姿百态，风月各异。当然，临渊慕鱼，不如退而结网。
6月7日-14日在上海呆了一周。一边是出差采访，一边是忙里偷闲，到世博会逛了逛，同时与一些老友及上海记者站的同事们吃饭。
世博会，高考日，电影及电视节，集中在一起的结果之一是，我订不到合适的酒店，除非住100块以下的旅馆和1000元以上的五星级酒店。7号晚上乘机前花了不少时间，总算订到大木桥路附近一间汉庭，说来夸张，所有的经济型酒店，除了这间汉庭，被告别全订满了。8日中午退房，到杨树浦路的恒夏酒店，只能住两晚。这种穿梭，实在忍无可忍，只好托朋友帮忙，一时间，汉庭连续5天可住，格林豪泰连续5天亦可住，你看，这就是国情，动用关系，面包会有的，牛奶也预留有的。
和夏草、叶檀、沈飞昊、傅勇、朱芳文等朋友分别小聚，不少启发。我来上海的机会很少，上一次还是去年12月做阚治东的采访了。
世博会，排队成最大风景。我们去的那天应该不到40万人，离开上海那天，就是端午小长假第一天，人数已超过了55万，里面的景象可想而知。这个好胜、对数字天生溺爱的政府，为了达到世博总参观人次超7000万的目标，不惜一切代价，孰不知你以及你的子民的一切软肋、无知和不文明，就这样赤裸裸展现在世界面前了。有50岁的假孕妇，有穿着登山鞋为走绿色通路的假残疾人，有拿着数十本“世博护照”穿梭于各国家馆的专职盖章人…
如果不是为了陪湘湘，我是不会凑世博的热闹的。不过，既然来了，就要沉下来。电视剧《手机》中一句有着政治隐喻的经典台词“严家庄的夜幕是从地上升起来的，北京的夜幕是从天上落下来的”也提到爱沙尼亚的夜幕，这使我还专门去看了爱沙尼亚这馆；土尔其等小国馆也非常有特色；一进朝鲜馆，很强烈地能感受到社会主义国家的氛围，有喷泉有广场有雕塑，有少先队员有微笑有鲜花，一切都很和谐。
而在法国馆，一进门不远就是其最大医药集团赛诺菲-安万特的展台，我有职业病，不久前刚在南方周末写过海普瑞李锂家族的报道，而赛诺菲是海普瑞最大的客户，所以在法国馆里我还给海普瑞的总经理单宇发了条短信。法国馆里还有几副描摹的画，有高更和梵高的，我专门拍下来，一来，5月份我看完了《梵高传》，感触颇深，特别是晚年他和高更之间的纠结，二来，去年六月我和湘湘去了南太平洋法属玻利尼西亚的小岛大溪地，那是高更当年长期居住和创作的地方。
这一周中随身带了一本闲书，《我的慢熟人生》，买了好久了，如今才看完。是台湾一位女记者写的，写龙应台、王小棣、王瑞瑜这些现在人们眼中的女强人年轻的时候的状态和心境。有不少收获。特别是龙应台当年《野火集》一炮而红后，不是选择继续创作，而是去了瑞士和德国，相夫教子，一去17年。而王瑞瑜，有着被称为“台湾经营之神”的父亲王永庆，小时候就被要求每周写份家书，要写出逻辑和真情实感，而非流水帐，直到今天，王瑞瑜还称此习惯令她受益匪浅。
突然想起来，龙应台，叶檀，还有洁尘，都是最近一段时间见过面的很能写的女作家。龙先生在广州放映她和王小棣合作的电影《目送1949》时说，她年轻时写《野火集》时，其实也在写柔软的文字，就像后来的《亲爱的安德烈》的风格，人不是绝对的硬或柔的角色，而往往是个混合体。她所言极是。
叶檀和洁尘，前者的写作习惯是到一个喧闹的场所，闹中取静，一气呵成，而洁尘很注重写作的仪式感，一定要在自家书房，一定要关上门窗甚至拉上窗帘。两人的共同点是，都是非常自律之人，叶檀几年数一日坚持写作众所周知，而洁尘告诉我，其实她每天的时间安排得也很满，而且一定要写到一个可以轻松收笔的地方才合上电脑，“绝不因为写不下去而拖到第二天，因为那注定第二天还写不出来。”她说。
我经常能碰到不少良师益友，一起谈工作谈生活谈写作，每一次碰撞都能让自己有一些进步，真是个幸运的人。
上海的夜
金玉其外从来都是中国特色
多静谧的阅读氛围啊
这公司政治背景不浅，是新首富李锂家族所执掌的海普瑞的最大客户
去年六月的大溪地之行令我留连，何时能再去呢
梵高《阿尔的舞厅》
高更《餐点》
大气猫同学
爱沙尼亚馆
不仅如此。车没油了，而钱包里又没钱了。所以傍晚回来时压抑坏了。还好，在油用尽之前顺利回到家了。而最后一个收费站收费35元，我把车上的几个五毛钱算上，总共有36元。还剩1块！谢天谢地！
今天很早就起来了，和黄河一起到深圳坪地，去和一个创业板拟上市公司总经理聊天。九点半开车，到他们工厂的时候，马上12点了。午饭开聊，聊到下午四点。聊得不赖。
公司名称是珈伟实业，是做太阳能照明灯的。这人名叫赵燕生。在和他快聊完时，我用发机发了一条微博：“一个擅长资本运作又非常注重内控的人是可怕的。”我说的，正是赵燕生。他是顾雏军当年的高级助理，开过期货公司，去资本市场很精通，但是呢，2006年空降珈伟后，主要抓的是成本控制、人力资源、流程再造等完完全全实业的东西，特别是他讲到，一，先把行政部抓到自己心里，并形成非常清晰的奖惩制度，二，从免费伙食改为对外承包开始，在公司闹变革，三，接一个大单来树立自己的威信，也让原先臃懒麻木的旧人们尝到改变的甜头。你看，从这三点，你能看出来这是一个玩资本的的人在做的事情吗？
赵燕生在珈伟乐此不疲，聊天当中，他不少三次讲到，“主要有两点，一是技术创新，二是营销创新”，听起来很平淡，但对他而言，特别是对一个用两年时间完成了可谓惊天逆转的企业来说，能把这句话挂在嘴边，实在是一道景观。
另一块内容是关于上市。他讲到了许多潜规则。譬如说，各种类型的券商、私募来找他，“我们的资源很硬”这多数机构的口头禅。赵介绍，有券商是政府部门的一二把手亲自带着来的。临门一脚，和忽悠型的居多，抛出来一套苛刻的入股方案，试探后发现“猎物”中还有像赵这种懂行的人物，于是马上全盘推翻方案，称可以以高于任何其它同行的优惠条件进行。
赵不喜欢这种人，赵的老板，太阳能产业泰斗人物之一的丁孔贤也不喜欢这种类型，所以他们没辙。最后吃到羊的是国泰君安，一方面是赵私人的关系，另一方面，用赵的话来说，他们很早就接触珈伟实业，好多次开决策和战略会议，国泰君安都有人参与讨论，且对管理还颇为在行，又不诋毁竞争对手，自然博得了好感。
另外给我感触深的一点是，赵对创业板的理解，他认为是“疯子对疯子”的游戏，正因为此，他不炒创业板的股票，但是，作为一家新兴产业里一家公司总经理，他对创业板的高市盈率喜闻乐见，珈伟要上的就是创业板。这就好比不少烟厂的老板并不抽烟一样。他认为创业板的击鼓传花和大起大落甚至灾难发生，是中国资本市场必须经历的阶段。
赵跟对了人。之前追随的顾雏军虽然进入监狱，但对他影响至深，简单粗暴、产业狂想，等等。走的时候我问他，如果丁老师与珈伟无关，珈伟是你的，而且你亦拥有丁老师的资源，那么你会将它做成什么样？赵愣了一下，然后甩出一句“我会将它做成世界级企业，”他说，“顾雏军在那么复杂的家电领域都想建立一个全球的产业帝国，太阳能行业水相对较浅，我为什么不可以呢？”
显而易见，顾对赵潜移默化的影响很深。虽然这里面也有他性格的因素。但受顾的影响处处流露。其实他的幸福恰恰在于，头上有丁孔贤一位学者型老板，丁的风格是有条不紊，不那么激进，不擅长政商关系，又往往深入浅出，将产与研混搭得不俗。换句话说，孔与赵的搭配可谓珠联璧合，如果只有孔没有赵，那么珈伟现在还可能是小富即安，而如果只有赵没有孔，珈伟想轻而易举成了一家全球巨无霸，没那么容易，赵可能同样也逃脱不了中国企业家的宿命。
赵讲的顾锥军的一些细节很有趣。譬如，顾雏军最欣赏的人是牟其中。又如，他在科龙搞“整风运作”，每个人都要展开自我批评。他喜欢搞神秘主义，如果发现有下手能和自己看同样一本书，想到同样一个创意，他会觉得自己脸上挂不住。所以，他喜欢把简单的东西复杂化，于是，他在格林柯尔和科龙内部种下了全员压抑，尽管不少人佩服他。
顾雏军被判12年有期徒刑。出来后也就废了。记得他被宣判时，接连曝出佛山市及广东省许多官员的名字，被法官打断，全场沉默，然后宣布休庭，休庭时法官劝顾：希望能谅解，你又不是不知道中国的政治生态，云云。
我在赵燕生身上学到的东西是，尽管他很江湖，但是逻辑思维和行动力都非常强。他跟对了人，而对复杂事物又知道如何对症下药。
（5月28日日记）
不知道为什么，看到下雨我会莫名地兴奋。或许觉得这样便可宅在家里读书。我完全不管路人行人的感受，就像前天我开车途中遇到暴雨，差点受困，现在没有丝毫后怕。
我不惧怕暴雨。从小在农村，关于雨的鲜明记忆有是上小学的时候，我和爹娘还蜗居在一个只有三间石屋的小破房中，有天电闪雷鸣，我娘跟我讲故事，说她们小时候在山上放羊，遇到一只“火球”从羊群中溜过去，倒下一大片。我觉得这像是传说，但在听完故事后不久，我真的见到了一只“火球”，就在我家房屋进门处，啪地一声炸开，然后遁形。我完全惊呆了。从来没有看过那么漂亮而震憾的球，幸好没有家人倒下。据说那天，还有一只球在离我家不远的一户邻居房顶炸了，炸掉了屋顶的图腾。而那家人是村里的富户，自然觉得不吉利。不过村民们有些幸灾乐祸，这也是我最早关于“仇富”的片断记忆。
那时候我家很穷，父亲是村里的一位民办老师。奇怪的是，多年之后，家境并没有实质好转时，屋顶图腾被炸掉的那户人家，硬要让我爹认他们家一个女儿为干女儿。直到过了好久，我才明白村里刷的标语“要想富，先修路”其实是有隐喻的。
（2）小说
前些天几位同事来我家做客，玩“三国杀”。聊起来，我说我读过的小说其实非常少。所谓的四大名著，也是蜻蜓点水。譬如对于红楼梦，我中学时读，看到贾宝玉梦遗的部分，很兴奋，我以为这是一本情色小说，但后来就读不下去了，因为它不是，而且人物太多，我记性又不好。再如读西游记，一开始以为是本关于复仇的小说，但后来发现不是，它是一本讲如何跑关系的官场小说，而我又对此又不待见。再到后来，升学的压力，更少看小说了。也曾做过尝试，都失败了。我总是和人想得不一样，而控制欲又强，先入为主了，剧情却没在想像中展开，我就放弃了。现在想来，那时的我真是一个没有耐心的孩子。
直到读研究生，特别是工作，以及工作若干年后的现在，我才读小说多了起来。但我还是没有耐心。我读书的习惯是几本书一起读，正如我写专栏是几个人放一起写，我喜欢碰撞的快感。但几本小说一起看，情节互相嫁接，便乱套了。但它仍是有益处的，益处是你在阅读的同时，其实也是一个写作者，一个编剧。
前天我在看保罗•奥斯特的《孤独及其所创造的》，《一个隐形人的画像》写的真是太棒了。“世界在他的身上弹开，被他撞得粉碎，有时依附于他——但从未穿越他”，“他们在那儿，又不在那儿；他们是有形的灵魂，被判苟活于一个不属于他们的世界…这里面有一种心酸，也有一种恐怖。对事物自身而言，它们并无意义，就像某种消失于文明世界里的炊具……”
（3）写作
昨天本来要出差的。又推迟了。原因是这一天，“首富先生”黄光裕被判刑了，我要给本报写一个评论。我好久不写评论了，至少来南方周末做财经记者的两年间，我极少写了。就像奥斯特在《孤独及其创造的》中描述的他曾有过的状态一样，“我一旦想起一件事，就会想起另一件，然后又一件，直到细节的累积如此稠密，以至于我觉得快到窒息。以前我从未如此意识到思考和写作间的裂痕，”他说，“我觉得我正欲讲述的故事不知为何无法用语言表达，它抵抗语言的程度，恰好衡量出我离说出那些重要的事有多么接受，而当讲出真正重要事件的时机来临时，我会无力为之。”
不过我就要打破这一宿命了。南方周末外，明天的上海证券报也有我的专栏文章。最刺激的是，在马上要出版的我在南方周末财经人物报道的作品集中，我用了三周的时间，一口气写了20多篇评论，即在每一篇写到的人物之后，我补充了彼时的采访花絮，并以现在的目光来再一次审视笔下的人物。这种密集写作，收获还是很大的，不仅仅在于所谓的厚积薄发，而重要的是和过去的自己对话的不可名状的快感。
财经网今天找我开一个博客。我犹豫了一下答应了。我说正好我准备继续写一些财经评论，权当把东方愚这一名字给重新激活好了。
第一个故事的主角是《台商》杂志的朱芳文兄。此前某曾与他谋面，但一直想和他探讨一个话题，那便是写作。为什么呢？因为他坚持每天早上九点写博客，不长，每篇大都是四五百字左右，可能是工作感受，可能是读到的哪本书，看到的哪部电影或想起的儿时的哪个生活片段。最关键的是，他坚持了至少一年，从不间断。他的这种坚持，让我感到有些“恐怖”，又极为钦佩。一个人，得有多大的自制力，才能做到这一点呢。
正好，4月14日，他出差到广州，喊我一起吃饭，我便马上出发，一路上一边转动方向盘，一边有些心不在焉地琢磨着他会怎么回答我。很快，见面寒暄过后，我便抛出了我的疑问：你是否有过哪天或哪几天，早上就是不想起床，更他妈的不想写博客？
“有啊，”芳文兄说。
“那你为什么还是起来写作了呢？”我问。
“因为我是在为自己写作。”
“正是因为为自己而写，所以间断一天或几天，没人会在乎啊。”我有些欲擒故纵。
“我在乎”，芳文兄很严肃地说，“正是觉得要对自己负责，所以我不想三天打渔两天晒网。”
第二个故事的主角，是大名鼎鼎的“恐怖小说之王”斯蒂芬·金，我最近才在看他的《写作这回事》一书。写过《写作》的玛格丽特·杜拉斯，和斯蒂芬·金，都可以称得上“写作疯子”了，不过同为倾诉自己的写作感触，前者的文字里流露出的是女人本能的忧郁和沉溺，后者的文字里则跃动着男人原始的冲动和嬉骂。《写作这回事》中有一处细节让人回味。即当有记者问斯蒂芬，一年当中他什么时间不写作的时候，他的回答是，“除了圣诞节、国庆日和我的生日外，我都在写作。”然后，他笔峰一转， “我其实是在撒谎，我那样讲，是得给记者提供一些有趣的素材，多少有些俏皮的‘料’最好，”他说，“事实上我每天都在写，管他什么工作狂啥的，圣诞节、国庆日和我的生日，我也在写作；对我来说，写作才是一种放松…”
“写作是为了自我满足，尽管为此还清了房贷，还送孩子上了大学。”斯蒂芬在《论写作》一文结尾处说，“有些时候，写作对我来说好比是一种信念坚持的行动，是面对绝望的挑衅和反抗。”
第三个故事的主角，是《读库》（0601）上，一篇题为《贫嘴的孩子有糖吃》的书评的主人公萨苏。萨苏学信息出身，旅居日本，有妻有女，家景殷实，主业是网络工程师，平时爱好写作，《中国厨子》和《嫁给太监》是他的代表作。“他用写作调剂朝九晚五的生活，每天忙完工作，写上几千字，神清气爽，基本是手随笔走，不刻意，很流畅。”这篇书评的作者丁扬描述萨苏写作时投入与专注的一个段子，给我印象深刻。那便是，萨苏在日本家里的楼下一边写东西一边烧菜，却不放心楼上睡着的女儿，于是把电脑摄像头对准她，让远在北京的母亲在电脑前帮着照看孩子，一旦有情况，马上给萨苏发短信……
我记下上述三个段子。一是为了激励自己，写作应当是写作者的习惯，而不宜成为一次次的“策划”。任何时间都可以写作，如果不给自己无谓的压力，而且又能坚持每日写作，则再好不过了。第二，一个写作者遇到了瓶颈，习惯从自己的职业和所供职的单位出发，或躁动或抱怨，而没意识到，问题可能只是出在写作本身上。前些时间的我就是这样子的。现在，一切安好。每日读书写字，不亦乐乎。
1、 在香港买了几本书，都很不赖，村上春树《1Q84》，Ryan D’Agostino《我从豪宅学到的》，冷夏《冷眼看澳门》，关愚谦《欧风欧雨》。《我从豪宅学到的》是一位记者从富豪家里写解读财富现象，上一次在香港买过一本《富豪保镖》，从保镖写富豪更有趣。我最近正在写一本从富豪的老婆来阐述财富变迁的，下个月就要完稿了。
还有，想做一篇文章，《企业家书架里的秘密》，有别于“企业家荐书”，我要的是他的书架的照片，书架里都是什么类型的书，各占多大比例，然后与他的性格，他的企业所在行业和他治理企业的风格，来写一篇东西。我去年在做财经人物报道过程中，积累了十来个人的书架图片，但还不够，30个为宜。希望朋友们看到这一条博客，而正好有资源的，向我提供些照片和帮助，非常感谢。
2、4月12日在香港参加龙湖地产年报发布会。第一次见到吴亚军。不管香港的财经记者们如何咄咄逼人提问，吴自始至终都是满脸堆笑。不亏做过记者，吴亚军外柔内刚，城府很深，把几个尖锐的问题一个个给挡了回去。
上月底在重庆从外围做吴亚军这一人物选题时，好几位重庆出租车司机都对我说，“龙湖的女老板啊…她背景很深…”,同样，和重庆另一位巨头企业的老板聊起吴亚军，他对我说，“你找吴亚军啊，她不会给你讲什么的，她只是个代言人而已…”
吴亚军一方面必须保持低调，内心却有着强烈的表达诉求。前不久和龙湖执行董事秦力洪在深圳聊天，他好几次有意说，“是吴总托我来的…”不过，无论如何，龙湖确是一个值得研究的案例。
3、 在香港看了电影《岁月神偷》和《志明与春娇》，回到广州后看了《禁闭岛》。《禁闭岛》很精彩，不过我想书应该比影片更精彩。
4、《台商刘添财殡葬业掘宝记》的报道发表后，台湾联合报一记者通过我的同事向我索要刘添财等人的联系方式。台媒通过大陆媒体朋友找台商，听起来有些荒诞，但也从另一个侧面也说明了，好多台商大佬是多么地谙习潜伏术。
与刘添财一样，发家在台湾、核心业务在大陆的大佬蔡衍明（旺旺集团董事长），应该是台湾富豪前三甲了，别看他在台湾收购《中国时报》以及创办《旺办》，以及在亚视股权争夺案过程中均是十足的“犀利哥”，但他却无意高调。去年我托人找到蔡，表达采访意愿，被他婉拒了。昨晚与《台商》运营总监朱芳文聊，他提到，《台商》封面是蔡衍明那一期，上海市面上能见到，全被蔡派人买走了。
5、 虽然我在南方人物周刊上写过何鸿燊“七年之痒”的文章，但澳门我是第一次去。正好涛涛同学到澳门机场接从马来西亚回来女友丽丽同学，于是在澳门会合。我在香港临时订澳门酒店，结果1500块以下一晚的酒店几乎全部爆满，又不是假期，赌城的火爆没法不让人感慨。
去威尼斯人和新葡京参观，并在新葡京小赌怡情，我拿1000港币赌，一口气输到150块，不忍心再赌了，把筹码扔给湘湘同学，然后我去转悠了。过了一会儿回来一看，湘湘手里的筹码将近2000块了，而丽丽同学拿500块赌，也赢到了2500块，大家见好就收，回酒店睡去。第二天中午吃饭后大伙儿再去，丽丽同学拿700块赌，很快输光了；湘湘同学拿150块赌，很快赚了1000块，然后很快输光，走人，过关，从珠海回广州。推荐《冷眼看澳门》这本书，作者冷夏曾协助何厚铧竞选行政长官和起草施政报告。此书能够帮我们深入地了解澳门，特别是最近十年澳门的变幻。不过大陆可能买不到。
原创文章，转载请注明： 转载自东方愚：愚者一虑
《第二世界：大国时代的全球新秩序》，这本书是去年11月底在学而优书店买了，但看得不多。这几天重新拿起来看，收获非常大。今天重点看了巴西和墨西哥的章节：《巴西：南方的一极》和《墨西哥：美国的脐带》。这是一本地缘政经书，能弥补我太过偏重微观经济的遗憾。南方人物周刊上一期的《小国大富》的封面，如果他们读过《亚洲教父》或《第二世界》一书，有一篇提纲挈领的解构文章，就完美了。
这几天没有出去玩。就在家里休息，感觉非常好，很难得。马上要开始写在重庆采访的两个文章了，一个是“殡葬业第一股”的解密，一篇是吴亚军的人物报道。前者非常有趣，上市当天涨幅44.44%，4天涨了4倍。而我写作此稿的今天，是4月4日！
在重庆采访的时候，非常巧合的，市长黄奇帆的父亲去世了，用的就是这家企业旗下的江南殡仪馆的“重庆厅”，3天2夜，租费为1.6万元，厅里最扎眼的，就是那台超大的钢琴。生者狂欢，让死者走得快乐，这是西南地区的风俗。
殡葬业搭上资本市场的快车，就像和尚遇到了红颜知己。一些“怪公司”很有趣，但多数人不知道的—–譬如上述的台湾的殡葬企业（主业务在大陆）上市，8年前澳大利亚最大妓院的上市，美国的监狱最近甚至也开始私营化并多渠道募资了，我们真是应当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啊。
这个月要去几个地方，先是4月11号到香港和澳门，到香港参加龙湖的财报发布，然后到澳门接一个朋友。回来后不久去无锡一趟，做那个企业家之死的报道。然后是4月22日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的年会，今年在成都。
大体扫了一下最新一期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报道，乔布斯的，旧人新事了。最吃惊的，是文本介绍作者的一段：“Fry is a writer, actor and broadcaster. His films include Wilde, Gosford Park, V for Vendetta and, most recently, Tim Burton’s Alice in Wonderland, in which he plays the Cheshire Cat. He has written four novels and two volumes of autobiography as well as plays, screenplays and TV series.”
作家、演员和播音员，最近一部电影是《爱丽丝梦游仙境》，出演影片中的那只猫。真是混搭的太强悍了。
说到混搭，又一次提起王利芬，看到了她的这一篇自述，对她有了更多的了解。从文学评论专业的学生，到财经电影的金牌制片人，这样一个跨度的角色转变，她有这样一段阐述：“当机制和体制不改变的时候，这样的（腐败的）案例会成千上万，穷极我一生我也弄不完…所以我那时候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我开始觉得，如果你想对这个国家有用，不是揭露它的个别的黑暗，不是去把这些案例都弄出来，而是要做一些建设性的东西，我把好的给你看。这是一种方式。”
王的这种转变，其实是一个人成长和成熟和蜕变的必经路线。而当她在从微观经济这么个小切口开始解构中国的时候，又能把以前在文学评论专业上的积绽，至少是一种人文的方式，挪过来、混搭，《对话》一开始就是这样用短的时间和高的效率博得人们好感的。其实想想现在我所服务的《南方周末》，超过半数的同事还在坚守着“揭黑”的批判路线，这固然使人尊重，但是当最底层的人民也对道德领袖也感动厌倦的时候，你确实应该思考着做些改变了。
4月2日送兄弟杨曦到机场。2006年我初到广州时，同屋3人，徐崭兄弟今年1月2日去世了，3个月之后，杨曦也辞职，离开广州，到熟悉而又陌生的杭州开始新生活。走前的3月31日，他刚和佳月领了结婚证。
不经意间，我们的生活都有着很大的改变。那天在机场，他们俩过了安检，转身离开时，我还是有一些感慨的。
这几天我的眼睛也好起来了，又去医院复查，基本痊愈了。无论如何，健康是根本。
最近又浮躁了一把，就是我前不久在博客上写的，想换工作，并接触了两家单位。最后我还是决定留下来，我觉得我在这里并没有做出多少好的作品，在对环境感到不满的时候，是不是应该同时想一想自己的一些毛病呢。
每个人都知道成功的法则是“做减法+马上去做+坚持不懈”，但大多数人做不到，或者次序搞反了，或是从一开始就试图颠覆这一法则而去四处找寻机遇，结果发现机遇来临时自己又力不从心。
重看了电影《本杰明奇事》，“你可以像疯狗那样对周围的一切愤愤不平，你可以诅咒命运…但是等到了最后一刻…你还是得平静的放手而去…一件事无论太晚，或者对我来说太早，都不会阻拦你成为你想成为的那个人。这个过程没有时间的期限，只要你想，随时都可以开始。”在电影院看了《未来警察》和《月满轩尼诗》，前者是个适合中学生看的好电影，后者和《72家租客》一样，如果没去过香港，对香港的城市和市民文化不了解，会觉得很失望的。另外有一个电影叫《禁闭岛》，据说好看，我下载了还没看。
1、在重庆呆了将近一周了。对这个城市慢慢熟悉了起来。《商界》杂志执行主编赵代波是多年的老友，带我们在重庆兜了一大圈。不过最有收获的，还是与他聊《商界》的一些操作方式和思路，给我的启发不小。
2、3月23日早上爬起来，看到Google退出中国大陆。很是感慨。我无意做出任何评论，不过对于传媒及网络上制造出的一边倒地斥责Google之“民意”，特别是制造出来的国际民意，我真是感到汗颜。Google退出事件只是个开始，后续的多米诺效应我们还看不到。最近的一个消息是，全球最大的域名注册商、美国的Go Daddy 3月24日宣布，停止在中国大陆注册新域名。该公司表示采取这项行动是因为中国政府开始要求公司提供客户的相片及身份证明文件。
3、我发现自己喜欢上了重庆。最近一年多去了20多个城市，最没感觉的是南京和武汉。最有感觉的，是台北和重庆了。
4、3月22日到宗申集团采访左宗申。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办公室的两个手写的小黑板，一个上面是“总裁（一周）日程安排”，一个是“（宗申动力与宗申派姆）每日股价与市值”，要注意，这里的市值，是宗申家族与职工股所持的股份市值。我仿佛看到，每天早上左宗申的秘书拿着计算器埋头算数的场景--小数点后要保留两位数字。和老左聊了两个小时，他一边是不断地提扩张，“产业与资本的结合”，一边是对女儿“叛逆”性格的遗憾，“还不如把企业卖给哪家国企呢，”他说。我以为他是玩笑，他很认真地说，确实考虑过。 
5、吴亚军并不像大家想像的那么神秘。尽管政商关系一直是大家揣测的一方面。但是她并不是从不接受媒体采访。去年上市前她还接受了当地一家媒体的采访。不过最后不是以采访的形式发出的。3月24日晚跟她的一个朋友聊了俩小时，对她有了更多的了解。给我印象最深的一点是，她对数字的敏感，和超强的学习和吸引能力。这让我想起另一个女人，邓文迪，布鲁斯.多佛描述邓文迪时写到这样一句话：“...文迪有一项非同寻常的才能：她能像一块海绵一样吸收大量资讯，加以整理，然后再当作自己的想法表达出来。”吴亚军亦如是。
6、几天前晚饭后在嘉陵江边溜达，突然感觉好累，跑不动了。我甚至产生了退意，离开南方周末。一来，不断这样跑，这样写，容易陷入一种僵化的模式，尽管面对的总是新事物，尽管每每总有新收获，但我每进一步，我发现却越难表达出来，或许准确来讲，口头的畅快表达没有问题，想着放到报纸上时，我就有压力了，我担心自己不够深入，做得不够好。这种压力就像一个恶性循环一样，困扰我好久了。二来，南方周末还是追求以“拿料”为主，而我擅长的是观察，分析。我很怀念2007年在上海证券报写人物专栏的那段日子。
一天早上在酒店午餐时跟吴晓波发了个短信，我说突然感觉没劲了啊。这老哥是个行动力极强的人，五分钟后，他回短信说，给你写了封邮件。我上楼打开电脑，发现几分钟的时间，他就写了几百字的邮件。劝我。“坚持，真的很重要。”
3月24日时，我又恢复了生龙活虎了。我也发现，我还是喜欢在路上的感觉的。只是有时感觉太孤单了。而对于写作，我想，总有一天，我会重新回到2007年文思泉涌的状态的。“评论员-编辑-专栏作者-记者”，我走的这样的一条路线，纠结自然要比反方向的“记者-专栏作者-编辑”要多一些。
7、现在就做。
8、这次在重庆，左眼莫名其妙地发炎了。红肿得厉害。去爱尔眼科看了，说是普通的细菌感染，可是我滴了几天眼药水，发现没啥效果。眼睛出了问题真难受。世界小了一半。我就想，如果我的左眼好了，世界就成了现在的两倍。那多好啊。 最惨的是昨天晚上，与重庆晨报的一位女编辑见面，一边是我的左眼不断地流着泪，一边是嘴唇上段流着血（出门仓促，刮胡子刮破了，既弱智又强悍吧！），真是囧到了极点。
9、春节时一直没顾上休息。前些天本想着和湘湘过些天到云南，看到大旱，就不去了，不能去跟人们抢水喝啊。打算改去柬埔寨的吴哥窟，或是到尼泊尔。反正，好好放松一下先，哪怕先到广州郊区的温泉度假村。
10、马上要出门。去香港上市公司中国生命旗下的一家殡仪馆采访。左眼还是在流泪，估计到了那里，人家一看，就知道我很不幸。真是一种适合工作的状态啊。都说记者要会演戏，我不想演的时候，样子却惟妙惟肖，哭笑不得啊。 
（3月20日晚上11点半，在重庆江北商业中心拍的一张照片。五位工人正在高空作业，铺展巨幅广告。这一商业中心挺有趣，有“旺角”，有“铜锣湾”，照片上工人作业的是“香港城”，巨幅广告主是李嘉诚的和记黄埔。）
今天收获很大。上午，来重庆的飞机上，看旁边一中年男人在看全英文的书，主动搭讪，原来是加州大学IRVINE分校社会系苏阳教授。1989年无线电专业毕业后不得志，后考G出国，最后做了自己喜欢的专业和行当。与他聊南街村以及个人发展等话题，很是投机。
“要么把自己的创想忘掉，省得多少年后追忆似水年华，要么马上去做。”他说，“因为事关自由。”
巧合的是，到重庆后，在洛杉矶的秧秧同学告诉我，晚上重庆电视台有她的《Hello，好莱坞》的节目。这个姑娘是我最佩服的同龄人之一，当年考上北大却不去上，改读香港中文大学，毕业后不多久又离开香港去了美国，做会计师。她心里一直有一个到好莱坞发展的梦想，似乎在一步步靠近。我佩服她的精力，永远是那么充沛。
去年秧秧同学托她做投行的老板从美国捎给湘湘一些香水，我跑到香港去取，结果路上耽误了时间，让人家老外等了一个小时。想送他一份南方周末（那期封面是美国大选），结果刚开始聊没几句，他说，“我很讨厌奥巴马，因为他压缩了我们的机会。”
下午的时候，跟在早稻田留学的邱兆锋兄弟聊天。想让他帮我约一下优衣库的社长柳井正，当面向这位现在戴上“日本首富”桂冠的家伙取经。你看，中国现在的首富是做饮料的，日本的首富是卖衣服的，我比较看好的台湾大佬蔡衍明，也只差一步越过郭台铭，成为台湾首富了。快速消费品造就一批首富，很有意思。
邱兄弟是个行动主义者。很快就给我答复，说他们希望我尽快提供一份采访提纲。看来不是没有机会。
他还提到日本一个有趣的现象，2010年3月11号，日本第98个飞机场茨城机场开业，弹丸小国这么多机场，原因是要贯彻“一个县一个机场”的思路。可惜，这个机场只有两条航线，一时成为业界笑话。要知道日航申请破产，许多地方航空港被迫关门，不关门者也是门可罗雀。
怎么办？瞄准腰间鼓囊的中国人呗。一些机场开始通过包机旅游包机来弥补空缺，吸引中国大陆及台湾游客，这样还可振兴当地旅游业（冯小刚《非城勿扰》里出现的外景地北海道一炮走红，2009年上半年度中国游客激增七成)。
晚上的时候，和《商界》杂志的樊力同学到重庆江边吃饭，喝茶。聊写作，聊选题，聊处事。有时真的很奇妙，人能找到和自己非常投缘的朋友，着实难得。最让我惊讶的是，昨天在广州，我还和湘湘谈论，因为春节没有休息，要不要过些时间，找个地方放松一下，湘湘建议去云南，去梅里雪山。而樊兄也刚刚和女友讨论去云南度假的话题。看来，我们四个可以结伴了。
深夜，和《东方企业家》杂志主编魏寒枫聊他们的杂志。在这个行当，做不了老大老二，会发现空间被挤压得厉害。他很苦恼。和他聊杂志定位的考量方法，他说报道写企业家精神层面的东西，应该只适合于初级阶段，我说我不认同，要考虑的，其实应是如何呈现的问题。我建议他读《病夫治国》这本书，角度和内容，都是一流的，它能抓住政治家的病根子，你为什么不能考虑在企业家的灵魂深处种颗菜呢。
很奇妙的一天。昨天看杨锦麟老师发了一条微博说，在路上的感觉很好，累，但非常充实。一位57岁长者尚且如此有激情似火，我们没有理由混日子呀。
王利芬从央视辞职，自行创业了。优米网（UMIWI）于3月17日上线，口号听起来很雷人：服务国家和知识群体的网络电视平台。容易让人想起来不久前“中国网络电视台”（CNTV）的气势恢弘。
“拍卖名人时间”显然是来自来“与巴菲特共进午餐”的创意。王利芬算是把他手头的资源完全盘活了。她背后一定是史玉柱、王冉等人的热钱。国内“和企业家共进午餐”的形式，譬如李咏那档节目，还有严介和自己折腾的那个论箭什么的，都比较初级。
互联网投资热似乎永不会减退。前不久，与北京一个老哥聊天，他一手做的也是视频制作与传播，一手刚刚投资2000万元，要搞“中国企业家官网”。
与在央视上的娴熟相比，王利芬刚录制的优米网开播的一段视频，倒是显得不太自然。可能因为讲的内容太文学了吧。
她说“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颗银杏树”，于是她把两片银杏叶做为优米网的LOGO。对于一个从不透露自己年龄，你也很难从网上搜索到年龄的这位中年女人来说，此时做出改变令人诧异，因此更值得大家为她祝福。向王利芬和王佳芬等同志的创业精神学习。
突然想起几年前我在青岛时，写过一篇博客“每个人心里都有一颗荠菜”。那么，将来俺有一天也创业了，公司LOGO就用荠菜吗？哈哈。
读那一篇博客，看到下面这段时，我大笑，那时候的自己真是青涩啊：“‘荠菜就在上面’－－后来想想，这是多么经典的一句话啊。它是幽默的，又是深沉的。我想，生活的态度，也大抵与此相同。时而体验反璞归真的童趣，时而咀嚼严肃为纲的味道。当你选择独辟蹊径并且不可能走回头路时，让幽默与深沉完美地融合、再融合，必将获得轻松与思想的双丰收。（2006-04-16）”
打算约王利芬做个专访。不过得到四月了，后天要到重庆出个不长不短的差，猎物：左宗申、吴亚军。
岳父70大寿。3月5日，全家人在长沙为他庆祝，其乐融融；第二天，他当年的学生为他庆祝，一位已走下讲坛20年的教师，看到近40位往昔的学生前来祝寿，他百感交集。
我不久前贴过一篇博客，岳写自传的前言（点击：这里 ），老人家笔耕不辍，这本15万字的传记如今基本完成，估计8月将出版。大时代的脉搏与小人物的命运，虽没有齐邦媛《巨流河》宏大，但仍不失一读。
3月7日8时的飞机，9时即回到广州。爹娘同时从长沙飞回郑州，再搭乘大巴，傍晚已回到农村老家。一切安好。
从2月8日到3月7日，整整一个月。我和湘湘都在陪家人，累并快乐着。
3月8日，星期一，2010年我的新起点，虽然这一天原本是属于女人的。
傍晚乱翻书，翻到王小波的小说《我的阴阳两界》，末了前的一段话，摘录于此：“走进了寂寞里，你就变成了黑夜里的巨灵神，想干啥就干啥，效率非常之高。你可以夜以继日地干任何事，不怕别人打断，直到事情干成。但是寂寞中也有让人不能忍受的时刻，那就是想说话时没有人听….现在我不再拥有寂寞了，我的事情非常之多…”
和王石、牛根生、冯仑、刘永好、黄宏生等同出生于1950年代的企业家相比，张茵的国际化程度要更高一些，1990年她便从香港（她的最初创业地）挥师美国，是日后对其成功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步，6年后，张茵的美国中南公司在全美各行业集装箱出口用量排行榜上位列第四。然而，绝大多数时候，张茵更钟爱一些譬如笨办法，甚至被认为是“认死理儿”，突围最近一轮金融危机她持同样风格。这一方面与她所在的行业——制造业有关，另一方面更与她执拗的性格有关。
偏执有理，笨鸟先飞。
2010年3月2日与张茵一起午餐，她的坦诚超出我的预期。相关报道见3月11日的南方周末。我和胡润2008年年中（金融海啸大爆发前夜）合著的《胡润百富榜：中国富豪这十年》一书中对这位曾经的中国女首富的评价，现在来看仍不过时。
我告诉了张茵一件真实的事。
去年一天我写一篇关于她的文章，查了不少资料，尤其对她的丈夫、玖龙副董事长兼行政总裁刘名中的任何资料，都仔细研究。结果那天晚上睡觉，我梦见了与刘名中聊天，不过他临时有事，非常匆忙地上了车，我大喊：你的手机号呢？刘名中在车玻上写了11个数字，136….就在这个时候，梦醒了，我依稀记得这串数字，正好床头有笔，我迷迷糊糊地一边回忆，一边写到了纸上。然后接着睡去。
早上起来，我看到床头纸上的电话号码，拨过去。这是归属地为珠海的号码，遗憾的是，停机了。
这件事听起来很荒唐。但却是真实的事。最近三年我一直在财经人物这一方向上写作、耕耘，有时真像走火入魔了一样。这是好事，也是坏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