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博士帽的民营企业家们
在十多年前英国人胡润的第一届“中国内地50富豪榜”上，只有张朝阳一个博士。十年后的今天，富豪榜上的前100名富豪中已经有接近半数的人获得了硕士及博士头衔。对于急于获得博士头衔的富豪来说，似乎财富仍不能证明其价值，而博士帽才足以彰显其成功。
■南方周末记者 张华（东方愚） 发自广州 http://www.infzm.com/content/47940
台州“缝纫机大王”邱继宝被授予“美国内申大学”（又称美国国家大学）荣誉博士学位。图为他与据说是美国内申大学校长的外国人合影。 （“美国内申大学中华文化艺术学院”网站/图）
恒大地产董事局主席许家印被授予“美国西阿拉巴马州立大学”荣誉博士学位。 （搜房网/图）
十大“博士”富豪
抄近道的镀金者
陈启源和万玉华都拥有“加州美国大学（又称加利福尼亚美洲大学）”工商管理博士（DBA）学位，“加州美国大学”也曾是方舟子多年前的打假目标之一。
陈启源和万玉华，这对被称为“洗发水行业首富”的广州夫妻近日忙得焦头烂额。原因是香港媒体《壹周刊》7月14日一篇题为《霸王致癌》的报道称霸王系列洗发水含致癌物“二恶烷”，引发了轩然大波。霸王“中医世家”的金字招牌一夜之间大打折扣，股价在3天内跌去了25％，陈万二人身家随之缩水28亿元。
这家位于广州郊区的制造业企业，是从小作坊开始起家的。一直到去年赴港上市之后一个多月，其董事长陈启源和总裁万玉华才一起告别了那间面积只有40多平方米、挂着一幅“马到成功”字画的办公室。彼时万玉华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的两个小时内，一口水也没有喝，甚至坐在椅子上的姿势也始终如一，她很拘谨。不过，当谈到有不少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高材生被她招至麾下时，她两眼放光。
陈启源和万玉华现在都是加拿大国籍，都拥有“加州美国大学（又称加利福尼亚美洲大学）”工商管理博士（DBA）学位。不过，霸王的上市招股书中，并没有提及这两顶博士帽，而只提及陈启源“从2007年起担任北京大学公共经济管理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和万玉华“于1998年在华南农业大学取得植物遗传学学士学位”。
有趣的是，“加州美国大学”招生简章称其博士学位论文中国答辩委员会主席团学术主席为北京大学公共经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黄恒学教授，而去年一份“加州美国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博士DBA学位深圳班招生启事”显示，交8.8万元人民币，并在职于深圳学完一到一年半学制的相关课程后，论文通过答辩即可获得加州美国大学博士学位，且“优秀博士生可特聘为北京大学研究员”。
“加州美国大学”也曾是方舟子多年前的打假目标之一，且双方之间险些打起官司，彼时看到这一机构所雇律师的一份要控告自己诽谤的信函后，方舟子坚称这所大学是“做不实招生广告的‘克莱登大学’（钱锺书先生小说 《围城》里虚构的野鸡学校）”。
在企业做到一定规模后开始为自己“镀金”的企业家并不仅仅是陈万两人，保利协鑫能源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朱共山也是如此。
今年52岁的朱共山是中国电机工程学会热电专业委员，江苏省政协委员，去年以97亿元的个人资产成为“2009胡润能源富豪榜”首富。他于1981年毕业于南京电力专科学校，24年后，他又获得了菲律宾国立比利勤大学工商管理博士学位。
一份“菲律宾国立比立勤大学工商管理博士学位课程班”的启事显示，交9.8万元人民币，在北京大学修完指定课程并通过论文答辩后，即可获得博士学位，且这一学位“与校本部修读学员获得的证书完全一样”，“菲律宾外交部可提供相关证明”。
中年企业家爱戴博士帽，有人说这是他们求知欲的表现，也有人批评他们虚荣心作祟。事实上两个原因兼而有之，不过还有第三个原因——节约成本。中国一所高校的EMBA项目负责人对南方周末记者称，相比于国内知名大学EMBA学位费用动辄二三十万元人民币的情形，一些企业家或经理人以不及其半价的成本，拿到的是博士学位，且获得的服务非常“人性化”，他们自然趋之若鹜了。
真博士凤毛麟角
42人当中，头顶博士帽的有近10人。不过，这10人当中，除朱共山等花钱抄近道修得的海外博士，以及如鲁冠球等后来获得的荣誉博士之外，按部就班、不打折扣的博士学位获得者凤毛麟角。
1999年，英国小伙儿胡润制作的第一届榜单“1999中国内地50富豪榜”上，排在第50名的是35岁的张朝阳，他是这张榜单上唯一的“博士富豪”（于麻省理工学院获得博士学位）。如果从国际上的知名度来讲，他要压过排在富豪榜前10位当中、后来同样为我们所熟知的刘永好、吴炳新、黄宏生等人。
基于当时中国特有的国情，这一榜单上的“草根富豪”占了绝大多数——高中以下毕业的有35人，占比70％，本科和大专毕业的有14人，占比28％，张朝阳显然是“硕士及以上学历”中惟一一个，占比2％。
4年之后，也就是民营经济地位首次受到肯定，许多民营企业家获得了政治身份后的第一年，胡润发布的“2003胡润百富榜”中，100位上榜富豪的个人总资产超过1900亿元，是中国上一年GDP总量的2％，其学历构成也有了根本上的改观——高中以下毕业者只有23人，占比23％，本科及大专毕业的有57人，占比57％，硕士及以上学历者有20人，占比20％。
2009年的胡润百富榜其实变成了“千富榜”，1000位上榜富豪的总资产为3.88万亿元，是上一年中国GDP总量的12％，胡润此后更是称中国内地千万富豪人数达87.5万人。南方周末记者分析这1000位富豪中的前100位的学历构成发现，高中以下毕业者只有陈发树等寥寥10人，占比10％，本科及大专毕业者38人，占比38％，而硕士及博士则有42人（包括在职完成的EMBA或获得的 “荣誉博士”），占比42％。
42人当中，头顶博士帽的有近10人。不过，这10人当中，除朱共山等花钱抄近道修得的海外博士，以及如鲁冠球等后来获得的荣誉博士之外，按部就班、不打折扣的博士学位获得者凤毛麟角，尚德太阳能的掌门人施正荣便是其中之一。
施正荣两年前曾被通用电气高管罗琳·波尔森称为是“10年后超过比尔·盖茨的全球巨富热门人物”，从长春理工大学本科毕业，到赴中科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念硕士，再到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之后，他才开始参加工作，在澳大利亚奋战了8年，然后于2000年回国创业，成立无锡尚德。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他是学者创业型的富豪和企业家，对习惯了“野蛮生长”的中国企业家们来说，这种路径显然是不可复制的。
不同于张朝阳和施正荣这种海归博士，张文中等民营企业家则是在国内高校拿到的博士学位。张文中是物美控股集团前董事长，1962年生于山东，本科和研究生都是在南开大学读的，25岁取得硕士学位后被分配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五年后，他在担任世界银行和国家“863”科技基金支持的一研究课题组长中表现突出，受到部委领导好评，不久后他于中国科学院获得系统工程学博士学位；1994年他在北京创建物美商城。
张文中2006年身陷囹圄，两年后一审被判有期徒刑18年。引人关注的是，接替张文中任物美董事长的他的创业伙伴吴坚忠，亦有中科院系统工程学博士学位。更有趣的是，张文中的简历中称曾到美国斯坦福大学做博士后研究，而吴坚忠曾在美国密歇根大学进行博士后研究工作，且与张文中时间段相同，真可谓“黄金搭档”。
企业家在国内高校读博，常见的一种情形是该校原本就是其母校或相互之间有着紧密联系。近两年饱受争议的中国最大民营担保公司中科智集团董事长张锴雍属第一种情形，他是深圳市政协委员，1982年从中南矿冶学院（后并入中南大学）金属材料系本科毕业时，他没有想到自己最后在金融行业崭露头角，中南大学校友会的网站上称张锴雍后来“先后攻读了经济学和国际金融学两门博士学位的全套课程”，而中科智的官方网站上直接称其获得的是“金融工程学博士”。
国内最大民营钢企之一的河北建龙集团董事长、曾被称为“钢铁首富”的张志祥属后一种情形。他1989年毕业于浙江工业大学工业自动化专业，1994年开始创业，2000年时已声名鹊起，之后除其母校外，他还与北京科技大学、东北大学合作频繁，奖学金是一种合作基本形式。他同时与北京科技大学联合成立了“特殊钢技术联合联发中心”，并任东北大学校董会常务董事——搞校企联合，推进建龙在东北的钢铁版图。
2006年张志祥在接受一家媒体采访时称自己在东北大学读冶金专业的博士，目前尚不清楚他是否拿到了博士学位。
荣誉博士们
尚不清楚邱继宝“美国内申大学”（又称美国国家大学）荣誉博士的学位是花钱所得，还是作为代言人获得的“赠品”。
还有一类企业家，他们头上的博士帽是“荣誉博士”。譬如今年65岁的万向集团董事长鲁冠球。他只有小学文化，但是却将一间乡镇企业，逐步打造成了营业收入（2009年）超过500亿元的民企集团；他在去年胡润百富榜上的财富为210亿元。
2001年11月21日，鲁冠球被香港理工大学授予工商管理博士学位。彼时与他同获殊荣的还有香港永亨银行董事长冯钰斌、香港长江制衣公司董事长陈瑞球等人。年过半百的鲁冠球非常兴奋，这是中国第一代民营企业家由于历史原因错过高等教育，而后收获高学历时内心的一处写照。此后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鲁冠球的名片都印有“博士”的头衔。
李宁公司董事长、曾被称为“体操王子”的李宁于2008年10月23日也获得了由香港理工大学颁发的人文学博士学位。这是他的第二顶“博士帽”了——早在2005年，李宁就被英国拉夫堡大学授予了荣誉博士学位；李宁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在鸟巢点燃火炬后，这一以体育科学著名的大学亦不失时机通过BBC等传媒向全球推介自己。
与鲁冠球同城的浙江广厦集团董事长楼忠福，是于2008年1月23日获得荣誉博士学位的。这一天，一个名叫“世界华人协会”的组织在香港向37人颁发了“世界杰出华人奖”，37人中的绝大多数同时获得了“美国西阿拉巴马州立大学荣誉博士学位”，除楼忠福之外，其中的企业界人士还包括恒大地产董事局主席许家印等。
获得荣誉博士的富豪企业家，还有富华集团董事局主席陈丽华、雅居乐地产董事局主席陈卓林、华彬集团董事长严彬等，他们三人在2009胡润百富榜上的财富分别为230亿元、210亿元、280亿元，他们获得的也都是美国高校的荣誉博士学位。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刘长乐曾于2006年11月获得了香港城市大学颁发的荣誉文学博士学位。
与上述企业家有所不同，曾受到中国多位国家领导人接见的台州“缝纫机大王”邱继宝头上的“荣誉博士”是另外一种情形。
邱继宝曾被前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戏称为“国宝”，两年前的全国“两会”期间，因受到一些中央领导的肯定，邱继宝又一次在央视新闻联播露脸——尽管彼时飞跃集团资金链紧绷，四面楚歌。当然，飞跃集团最终平安无事，因为从浙江省到台州市，愿意出手相助的人太多了。
邱继宝于2006年3月11日这一天取得了“美国内申大学”（又称美国国家大学）荣誉博士学位。博士帽是“送货上门”的——台州市市场营销协会和美国内申大学合作的“大中华区第五期美国内申大学DBA、MBA班开学”典礼在台州举行，邱继宝现场被授予荣誉博士学位，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呼吁台州企业家们都来参与学习并领取博士学位。这个场景的图片和视频资料，后来成为了“美国内申大学”的营销和宣传工具，在一个名为“美国内申大学中华文化艺术学院”的网站里，“校友邱继宝”的风采尽现，他和多位国家领导人的合影悉数收录在内。南方周末记者尚不清楚这一荣誉博士学位是邱继宝花钱所得，还是作为代言人获得的“赠品”。
一份“2008年北京大学房地产博士总裁研修班暨美国内申大学DBA（博士）学位招生启事”显示，交11.8万元，随报随学，每两月参加一次学习（地点是“中共中央组织部万寿庄宾馆”），每次3－4天，修满学分、完成论文答辩可拿到“四大高权威证书”，分别是“北京大学房地产总裁博士研修班结业证书”、“美国内申大学房地产工商管理博士学位证书和毕业证书”和“高级房地产管理师证”。
博士辈出的创业板和富二代
除非“富二代”们自己主观意愿极为强烈，他们的父辈如何能苦等一个博士接班人的姗姗来迟呢？还是等将来再考虑镀金吧。企业家对博士学位之需求的代际传承于是形成了。
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过去了。如今的企业家和富豪群体中，头戴博士帽者层出不穷，完全不拘一格。至少还有两种类型的博士富豪可圈可点。
第一种是亦学亦商的“富豪教授”。代表人物是史正富和钟耳顺。
史正富是复旦大学教授和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他10年前就在上海成立同华投资公司并任董事长，玩起私募股权投资，迄今为止投资金额超过30亿元，他同时担任了奇瑞汽车等多家受资企业的董事，早在2007年就以15亿身家成为胡润百富榜上人物。他最近一次成为话题人物是去年6月其旗下公司豪掷4.65亿元拿下古井集团40％的国有股份，成为第一大股东，5个月后，史正富成为古井集团总裁。
资料显示，史正富的学士和硕士学位都是在其任教的复旦大学取得的，而经济学博士学位则是在美国美利坚大学获得的，他同时还是“美国马里兰大学社会学博士候选人”。
钟耳顺是去年底挂牌的A股创业板上市公司超图软件的董事长和实际控制人。超图软件是中国领先的地理信息系统（GIS）平台软件企业。钟耳顺的其它身份还包括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GIS协会副会长等。和史正富一样，钟耳顺也是博士出身，他是1991年在北京大学地理系获得博士学位的。以2010年7月20日收盘价计，其所持股份价值4.6亿元。
第二种类型是博士富二代们，代表人物是赵超。
赵超是步长医药集团董事长，生于1967年，是企业创始人赵步长（今年68岁）之子。这对父子皆是全国人大代表，均曾参加今年3月的全国“两会”，不过老爸是在山东代表团，而儿子在陕西代表团；“步长系”也是资本市场上非常诡秘的一支力量，多次财务投资都选择有国有背景的企业。
赵超于1988年在西北轻工业学院（后更名为陕西科技大学）取得学士学位，后来又到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念了MBA，最后在西安交通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陕西是民办教育大省，步长集团十几年投资创办了一所名为“陕西商贸职业学院”的民办学校，后来改名为陕西国际商贸学院，现在的院长正是赵超。
无论如何，“赵超们”毕竟是一个非常小众的群体，一来，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企业家的子女们就算有意读博士（按部就班那种），但他们的年龄也不过刚好到就读年龄或还不及；二来，就算他们已经获得博士学位，但在他们的父辈完全退出家族企业之前，他们并不能像赵超一样被称为真正意义上的“博士企业家”。
有人说这是一个假命题，因为中国民营经济的主要特征是一个“急”字，无论是“急”还是“被急”，时刻都需思量安身立命之策和突出重围之道，除非“富二代”们自己主观意愿极为强烈，他们的父辈如何能苦等一个博士接班人的姗姗来迟呢？还是等将来再考虑镀金吧。企业家对博士学位之需求的代际传承于是形成了。
（本文部分内容引自作者即将出版的新书《大佬的忧郁》）
【南方周末】本文网址：http://www.infzm.com/content/47940
上市两年多来，紫金矿业发布公告超过120次，至少有10次引起投资者较大质疑。其股价也如过山车般起伏得让人头晕目眩。这只投资者眼中的“妖股”究竟为什么在股市上翻云覆雨？
■南方周末记者 张华 http://www.infzm.com/content/47944
意外之喜
“同样被套牢的基金们一定是无法忍受直线下跌，最终选择疯狂加仓以降低成本了。”
“涨停了，紫金矿业（A股）涨停了！”2010年7月20日上午10点40分，郑粤明在电脑前大叫一声，他情绪激动，有些歇斯底里。
郑粤明是东莞一位年轻股民，也是紫金矿业的“坚定持有者”。他最后一次买进是去年9月，当时紫金股价为10元左右，两个多月后涨至最高11.5元时他并没有没有卖掉，此后就一直被深套。“我没有割肉的习惯”他说。
不割肉的代价是巨大的。今年上半年，沪指下跌幅超过25%，这一数字远超道琼斯和纳斯达克指数均不到6%的跌幅。和讯网的一项调查显示，上半年74%的A股股民是亏损的。这其中自然包括郑粤明。上半年最后一个交易日，紫金矿业已跌至6元附近。
郑粤明下定决心，等股价反弹至7.5元左右就割肉出局。7月12日，星期一早上，紫金意外停牌，一个猜测在他大脑里一闪而过——是不是有重大并购重组事件呢——这是富有阿Q精神的中小股民们惯常的猜测；查公告，无果；下午上网搜索新闻，一种不祥之兆袭来，上杭县政府正在开发布会，称紫金山铜矿涉入重大污染事件。晚上上交所的公告证实了这一点。
第二天紫金矿业开盘大跌。郑粤明心灰意冷，左右为难——这也难怪，他的星座是天秤座。直至收盘，他仍没舍得割肉，之后紫金矿业又连跌三天。
转机在7月20日出现，这一天紫金矿业开盘不久就拉升至2.8%左右的涨幅，横盘近一个小时后，重新抬头，直奔涨停，后虽小幅震荡，不过上午收盘时还是牢牢封在了5.73元的涨停价。
而就在这一天早上，紫金矿业发布公告称，7月19日收到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通知书》，公司因涉嫌（关于污染事件）信息披露违规被立案；同时还发布了紫金董事会向投资者的致歉信。
“同样被套牢的基金们一定是无法忍受直线下跌，最终选择疯狂加仓以降低成本了。”国泰君安一位研究员说。数据显示，7月20日紫金矿业居资金抢筹榜之首，资金净流入超过1.5亿元。
“散户绞肉机”
尽管紫金矿业虽是沪市权重股之一，也深受基金青睐，但它一直是散户行情。
这一研究员说的没错。一直以来，紫金矿业被视为是“高成长性”、“具有长期战略投资”的股票。A股上市前夕，紫金矿业曾请一箩筐的主流基金公司的基金经理和券商研究员到其上杭县的老本营参观、交流，当这些人问及其关于估值、环保、税收等问题时，紫金高管们就像小学生背简法口诀表一样对答如流。
最有意思的当时有人说网上有消息称紫金山附近江里的水正在变臭时，紫金矿业董秘郑于强否认称，“今天中午就让大家尝尝我们江里的鱼。”
唐伯年彼时也在其列，他是上海一家私募基金的负责人，调研之后，他给紫金矿业贴上了“透明”“创新”等标签，最后一标签最重要——一个能给股东带来丰厚回报的企业。紫金矿业从此进入他的关注视野，去年年中其公司股票池中，五家蓝筹是四只金融股和一只资源股——中国平安、浦发银行、中信证券、海通证券、紫金矿业。
幸运的是，今年春节前他们这款私募信托产品到期后清盘，此后没再买入紫金矿业，“我也没想到紫金股价今年一泄千里，半年几乎打了半价，”他说，“逃过一劫，真是庆幸。”
尽管紫金矿业虽是沪市权重股之一，也深受基金青睐，截至去年底有近百家基金持有其共10%左右的股份。但它一直是散户行情。今年一季度前十大流通股东里有两支与期指有关的新基金进入，但持仓量与退出的几支基金相比明显减少。去年底其股东总户数为98万户，今年一季度末为108万户。
紫金矿业被郑粤明称为“散户绞肉机”。他经历过其A股上市当天（2008年4月25日），他开盘买入5000股，买入价10元（他似乎和这一数字有不解之缘），随后是看着K线图像死鱼一样横盘至下午一点半，突然之间是令人心惊肉跳的“过山车”——从10元直线拉升至22元，也就是说，转眼之间郑粤明账面盈利120%；可惜紫金很快被交易所停牌，收市前5分钟才复牌，从22元直线落下，收盘价13.92元，接下来两个交易日更是连续两个跌停，郑粤明空欢喜一场。
郑粤明几次买卖紫金矿业，都是以亏损收场。大幅拉升时，他总期待“明天更美好”，最后只是镜花水月；大幅下跌时，总以为补仓就能尽快解套，结果越陷越深。今年7月初他想明白了：谈什么狗屁矿产储量、金价上涨和市盈率，紫金矿业那些成本完全可忽略不计的“大小非”实在太多太多了，他们抛售时不在乎10远还是5元的股价，而散户们呢？当然，他就是想明白，对是否割肉面前也是优柔寡断。
去年4月底，紫金矿业49.25亿股限售股解禁。仅新华都集团董事长陈发树及旗下公司在两个月内就通过大宗交易平台减持近3亿股，去年下半年又减持1.45亿股，累计套现金额约45亿元；陈发树去年仅从紫金矿业分红所得就达1.7亿元（税前）。
其实“大小非”并非如郑粤明所言一样丝毫不在乎股价跌涨。去年6月的一天，所持紫金市值超过10亿元、紫金矿业前十大自然人股东之一的谢福文，一边试驾朋友刚送他的那辆保时捷越野车，一边对南方周末记者称，铜矿的潜力和海外并购是紫金矿业未来的闪光点，“我暂时不减持，要等到股价上到15块。”但至今他未等到这一天。
躲猫猫
两年多的时间里，紫金矿业发布公告超过120次，至少有10次引起投资者较大质疑。
尽管在“隐形富豪”不计其数的东莞市，连郑粤明自己都承认，作为一家文化公司的经理，月收入近万的他其实与“世界工厂”里的一枚工人没有本质区别，但他还是给自己贴上了“知识分子”的标签。他痛斥“妖股”中可能含有的人为操纵成份，尤其是紫金矿业公司本身一些不明朗的作法。
最典型的一次事件，是去年7月的“邮件门”风波，7月9日中午，多家券商研究所向其客户发送信息称，紫金矿业收购哈萨克斯坦黄金公司事宜近两日内会有“明确说法”。第二天下午，紫金矿业（H股）发布公告称，自本公告之日，公司已终止哈萨克斯坦黄金公司收购项目。
当日，紫金A股又是一番过山车行情，开盘即拉升，大涨近8%后迅速坠落，最终以0.36%的微弱涨幅收盘。第二个交易日跌幅则超过5%。“重大收购事项的进展情况有外泄嫌疑”，这是郑粤明的第一反应。
市场上类似的置疑声始终有之。早在2008年4月2日，摩根大通以每股6.76港元的均价减持紫金H股逾1500万股，但在第二天，又以超过7元的均价增持了400多万股，人们琢磨不透摩根大通玩什么把戏，而就在第三个交易日，紫金矿业正式披露A股招股书（从上市获批到发布招股书用了四个多月时间），市场关于紫金消息外泄的说法应声而起。
从2008年4月25日（A股）上市到2010年7月20日，两年多的时间里，紫金矿业发布公告超过120次，至少有10次引起投资者较大质疑。其中以信息披露不力为最。最近一次即新的“污染门”事件，南方周末第一时间内调查获悉污染起始日为紫金大派年度“红包”（分红派息）次日的6月5日，但走到证监会立案调查前，它仍坚称污染日为7月3日。
在此次紫金涨停之前，郑粤明并非没有体会过类似的快感。令他记忆犹新的一次是2009年春节后第一个交易日，紫金跳空高开，很快被封上涨停。之后连续大涨，7个交易日涨幅超过50%。2月10日，紫金发布股价异常波动公告称，“除于2008年12月30日披露的建设设20万吨铜冶炼项目外”，3个月内无资产重组等重大事宜。
问题正在于，这一被政府部门称之为“建国后福建龙岩最大投资项目”的“20万吨铜冶炼项目”之具体情形，以及未来对于紫金矿业及上杭县、龙岩市甚至福建省的重要性，紫金矿业均语焉不详。但这些信息，在谢福文和唐伯年一些与紫金关系甚密的人士眼里，则是透明的。
少数人的盛宴
“海外并购接连失败后，已募到的巨额资金的新去向，为何不向投资者作进一步的披露呢？”
“你要帮我们为紫金矿业‘中国第一大金矿’的称号正名啊，”紫金矿业董事长陈景河面对一张偌大的“欧亚地质图”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要不我给你其它几家矿山的联系方式，你做篇文章？”
这是2008年8月20日上午，陈景河在其厦门的办公室对南方周末记者的一番话。彼时紫金上市不到4个月，甘肃阳山金矿号称自己是“亚洲第一大金矿”，让陈景河很是不爽。一直以来，紫金矿业有意在投资者面前树立一个“带头大哥”的形象。
陈景河的不爽中其实也暗示了资源性行业一个“公开的秘密”，那便是重视开采、疏于勘探、玩储量竞赛。储量竞赛的表现形式是不少资源类企业喜欢上了“注入矿产资源”的游戏——中小投资者是外行，要么看大戏，要么入局当个“轿夫”。
海外企业会耗费数年时间勘探清楚一座金矿的真实储量后才进入开采，但中国公司的情形常常是“只争朝夕”，争于变现。“体制决定的，”一位券商研究员在2008年到紫金调研时和同行说，“本来就是国有企业，高管只要在在位几年好好挖矿收钱即可。”本次的“污染门”，也将离退官员扎推紫金矿业的独特“风景线”暴露无遗。
而两年前曾发生过一件更为典型的事件：紫金矿业董事会原建议2007年度不分配利润，但随后作为第一大股东的当地政府投了反对票，并提出了共计逾13亿元的分红动议。
紫金矿业与众不同之处在于，虽然第一大股东是当地政府，但随后的几大民营股东（陈发树、柯希平等）的总持股比例也不可小觑，加上陈景河本人现在持量量为8700万股，他们在“坐山吃山”之余，还是有四处寻找独特的动力的。尤其是去年6月中旬，陈景河减持了超过2700万股紫金矿业，其中2100万股转让给了公司其他十位董事、监事和高管。这帮人自然也愿意跟着卖命了。
不过，正如收购哈萨克斯坦黄金公司未果一样，近两年来，紫金矿业还在菲律宾、秘鲁、澳大利亚等国紧锣密鼓地收购矿山，但是接二连三折戟。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去年11月宣布34亿元要约收购澳大利亚矿企英多菲（Indophil），最终于今年6月底亦宣告失败。有人吃惊于为什么好多国家“拒绝中国钱”，有人则怀疑雷声大、雨点小的紫金矿业有“假并购”之嫌。无论如何，对于一家公众公司来说，紫金似乎有义务公告相关细节，但却从来只是寥寥数笔。
“一个容易被人忽略的现象是，”郑粤明说，“接连的并购失败后，已募到的巨额资金的新去向，为何不向投资者作进一步的披露呢？”
紫金矿业就像一个纨绔子弟，曾多次被环保部及证监会调查或要求整改，但总是一边改着旧习惯，一边犯起新毛病，掺杂其中的无疑是扑朔迷离的股价波动。
“炒了4年股，几次买入紫金矿业都是我极大的失误，”郑粤明叹了口气说，“我准备割肉了。”没有人知道他是否会真的割肉，但“妖股”的故事仍在继续。
（文中郑粤明和唐伯年为化名）
链接：中国最大黄金企业“污染门”调查：http://www.econzhang.com/?p=3929
南方人物周刊 特约撰稿 东方愚
所聘总裁唐骏深陷“学历门”事件，旗下最大一块资产紫金矿业又遭遇“污染门”风波，49岁的新华都集团董事长陈发树（紫金矿业第二大股东）最近有点烦。他是2009年胡润百富榜上的福建首富（第15名，资产250亿元），也是中国内地的“矿产首富”，但如今已是大打折扣。
有人说陈发树会炒掉唐骏，也有人说陈发树会因紫金矿业股价相比年初几乎打了半价而心急如焚。这些都是想当然的推测而已——我们高估了唐骏和紫金矿业在陈发树棋局中的地位，从而低估了陈发树的冷静和智商。
从1995年在福州东街口商业区开出第一家名为百货公司，到15年后的今天涉猎百货、矿产、旅游、IT、医药、啤酒、地产、酒店等诸多行业的民企集团掌门人，陈发树似乎总能否极泰来，柳暗花明。他是如何做到的呢？
“四大金钢”
陈发树的几个兄弟在整个家族产业里的职位只具有象征意义，集团战略和具体业务由职业经理人“四大金钢”唐骏、周文贵、刘晓初、叶芦生等来掌舵。
1982年，20岁出头的陈发树从林场向厦门倒卖木材，5年后攒下第一桶金。之后他买了一辆三轮摩托，和陈晋江等几个弟弟（陈发树有3个哥哥和4个弟弟）一起为一家小百货店拉货，1988年将之盘下，开始了自己百货食杂零售业的生涯。
一直到1995年，陈发树的生意才有起色，他从厦门来到福州，在最为热闹的东街口商业区开了一家名为华都的百货公司。两年后华都集团成立，年底设立股份公司，注册资本1.06亿元，陈发树持股71%。这一年，他36岁。
1998年，陈发树与弟弟陈晋江分家，陈发树成立新华都集团。2000年入股紫金矿业前夕，新华都注册资本1.39亿元，陈发树持股73%。
新华都向漳州、泉州、厦门等地扩张，是从2003年开始的，当时紫金矿业的利润已逐年提高，为新华都扩张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持。
现在新华都集团里，除陈发树外，陈家兄弟还有三人，弟弟陈志程（真名是陈志腾）是新华都百货零售业务（即新华都上市公司）的负责人；弟弟陈志勇是泉州和漳州等地新华都百货业务的负责人，哥哥陈云岘是新华都工程的负责人。
不过，陈发树的几个兄弟在整个家族产业里的职位只具有象征意义，集团战略和具体业务由职业经理人“四大金钢”唐骏、周文贵、刘晓初、叶芦生等来掌舵。
在这方面，展现了陈发树的过人之处，这也是他有今日成就的根本原因。如果说中国早期民营企业家身上都带有某种幸运元素的话，那么陈发树便是其中能将幸运保持下来的一小部分人之一。他的秘诀是，以职业经理人取代家族成员执掌旗下产业，用投资回报推动主业快速扩张。
周文贵是被陈发树从沃尔玛挖来的经理人，现在是任新华都上市公司的总经理。当被笔者问及执掌新华都主业的感受时，周文贵称：“我并不是陈家人，但得到了陈发树的充分授权，这是最令我欣慰的。”新华都百货和零售业务去年净利润近7000万元；截至2010年7月19日，其市值为27.5亿元。
一鸣惊人
连陈发树自己都未曾料到，当初无心插柳的意外入股，为自己百货生意迅速扩张提供了“天然保障”，更使自己几年后成为了坐拥逾200亿元资产的“福建首富”。
2000年9月初的几天，已届“不惑”之年的陈发树面临着创业以来最大的一道坎——他被福建省政府推进了被认为是夕阳产业的矿业“火坑”里。彼时福建上杭县国企紫金矿业改制，向民营企业敞开大门，其董事长陈景河带队到香港、深圳等地招商，最后无果而终，“人家对我们不感兴趣啊。”最终福建省政府出面，给新华都、恒兴实业等省内知名民营企业“打招呼”，两家企业的掌门人陈发树、柯希平情非得已，双双入股。
这对行事谨慎的陈发树而言，无疑是一次莫大的考验。他对一位手下说：“就当是赌一把了。”他从此成为了紫金矿业第二大股东。
正是这种“赶鸭子上架”，成就了陈发树。2002年开始，国际黄金价格进入上升通道，2002年初每盎司黄金价格为270美元，6年后的2008年3月，这一价格首次冲破1000美元大关。连陈发树自己都未曾料到，紫金矿业后面被探明为中国最大金矿，加上金价疯涨，他当初无心插柳的意外入股，为自己百货生意迅速扩张提供了“天然保障”，更使自己几年后成为了坐拥逾200亿元资产的“福建首富”。
陈发树成为公众人物，正是因为他参股紫金矿业。新华都集团是紫金矿业的第二大股东，陈发树至今仍直接和间接持有12%的紫金矿业股份（17.1亿股），以2010年7月19日的收盘价计，仅此一项投资，陈发树的身家就近百亿元，去年仅从紫金矿业分红所得就达1.7亿元（税前）。
成败论英雄。当陈发树因紫金矿业一鸣惊人之后，一些媒体开始对陈发树的“战略投资眼光”推崇有加。坊间甚至盛传，陈发树当年一次机缘巧合，认识了紫金矿业的掌门人陈景河，紫金矿业改制时，陈发树“果断出手”，投资入股。
“这是一种误读”，紫金矿业董事长陈景河在接受笔者采访时曾称，尽管陈发树1997年就接触到了紫金矿业，但当时国内的矿产行业并不景气，陈发树并没有投资意向。
陈发树在紫金矿业的成功投资得益于他的用人。1997年，陈发树结识了时任福建省体改委股份制与证券管理处处长的刘晓初。两年后，陈发树开出优厚的条件，促使刘晓初弃政从商，加盟新华都。2000年，紫金矿业改制，刘晓初作为新华都的代表进驻，担任副董事长。刘晓初在资本运作道路上的娴熟动作，使紫金矿业为陈发树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金。
2010年7月紫金矿业“污染门”发生后，新华社发文痛斥紫金矿业“官商勾结”，这只不过是充当了“皇帝的新装”里说话的小男孩儿而已，紫金矿业第一大股东自始至终都是当地政府，一直以来也是从上杭县到福建省的宠儿，又怎么可能做到独善其身呢。
政商之惑
在新华都高层的一次内部交流中，陈发树以德隆系和涌金系为例，警示大家不要冒进，更不要在政商关系上留下污点。
紫金矿业的第二大自然人股东柯希平告诉笔者，陈发树的老家是福建安溪（出产名茶铁观音），但他从不喝铁观音。新华都董秘龚严冰说，陈发树执掌一家大型家族企业集团，但其兄弟大都身挂虚职；不喜欢用秘书，总是一个人夹着普通的公文包就上了飞机；不讲排场，不会因为外界的声音而改变自己的主意……
当周文贵、刘晓初、叶芦生分别把新华都旗下的零售、矿产、旅游产业打理得有声有色时，陈发树逐渐退居幕后。
福建省企业家协会秘书长欧凌芝称，2005年开始，陈发树再也没有参加过该协会的任何活动。新华都的竞争伙伴、福建第一大连锁超市永辉集团掌门人张轩松甚至都难得见到陈发树一次。
这一年，新华都举办了十周年庆典活动。在一份《新华都稳进十年录》的内部资料上，赫然写着“陈发树先生以1.34亿美元财富列2004年福布斯大陆富豪榜第111位。”然而，自此之后，新华都内部再也没人讨论过老板的个人财富。
2007年，陈发树以180亿元个人财富位居胡润百富榜第29位，成为福建首富；令胡润遗憾的是，他几度试着约访陈发树，都以失败告终。
陈发树正是在新华都十周年庆典后变得异常低调的，他甚至不再给自己配秘书，新华都董事龚严冰是最后一任。
对于陈发树的低调，龚严冰称：“首先是出于安全角度的考虑。玖龙纸业的张茵成为中国女首富，结果惹来不少麻烦。”
而对于陈发树不再使用秘书，龚的回答是：“老板常跟省市一级的领导会面，对方不太喜欢老板带秘书。”这一回答虽有些牵强，但无疑将话题引向了一个甚为敏感的领域——政商关系。
由于陈发树的低调，不少人对他与政府关系的猜测多了起来。有人将他与红色资本家荣智健相提并论——荣智健是香港中信泰富第二大股东，第一大股东是国家，但荣智健与国家资本共成长，赚了个盆满钵满；陈发树执掌的新华都是紫金矿业和武夷山旅游的第二大股东，这两家企业的第一大股东都是当地政府，但陈发树的话语权不同小觑。
不过，新华都一位董事对笔者称，在新华都高层的一次内部交流中，陈发树以德隆系和涌金系为例，警示大家不要冒进，更不要在政商关系上留下污点，“与地方政府关系宁可不好，不可太好。”陈发树说。
高调捐股背后
减持套现-财务投资-捐出股份——陈发树的财富聚散和腾挪之道“一箭多雕”，成立信托基金也为未来的一些资本运作提前扫除了障碍。
2009年陈发树多次成为许多媒体头条财经新闻的主角，其中包括他大幅减持紫金矿业、投资青岛啤酒、参股云南白药、捐出巨额股份成立“新华都慈善基金”、聘请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德蒙德·菲尔普斯(EdmundS·Phelps)出任新华都商学院院长……
其中引起轰动最大的，莫过于2009年10月20日，陈发树在北京宣布捐出个人所持新华都、紫金矿业、青岛啤酒、云南白药四家上市公司流通股股票的九成（市值约为80亿元人民币），成立“新华都慈善基金”。
陈发树如此大手笔，和半年前声称捐出所持家族企业股份的六成成立慈善基金的他的福建同乡、福耀玻璃董事长曹德旺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不过，他的这一 “狂捐”之举引发了不小的争议。最大的争议是，陈发树是不是“迫于压力”？这种猜测的背景是，2009年9月份，坊间盛传国税总局正“暗中调查”紫金矿业大小非解禁后，“大非”陈发树、柯希平等人的减持及纳税情况。
尽管“陈发树巨额偷税”传闻一度广为流传，但如果说这成为了陈氏如今捐出巨额股份成立慈善基金的主要推手，要么是高估了偷税传闻的杀伤力，要么就是低估了陈发树的智商。其实笔者于2009年3月初在福建采访时，就听说陈发树亦正准备成立一个数目不菲的慈善基金的打算，而彼时紫金矿业还没解禁。
既然在年初就已有捐股打算，为何5月起陈发树从紫金矿业中持续大幅套现（超过30亿元）后，然而紧锣密鼓地对青岛啤酒和云南白药进行财务投资，继而在10月份又闪电般地宣布捐出？
事实上，陈发树豪掷16亿元投资青岛啤酒和其与青啤董事长金志国同为中欧同学且私交甚密不无干系，掷22亿元投资云南白药则与朋友牵线搭桥有关。类似的投资，不但可以避开原先将鸡蛋放在紫金矿业这一个“篮子”的风险，也可以为旗下的不少职业经理人谋求到新空间（这一点类似于现在市场上流行的分拆上市）。
陈发树的精明可见一斑。试想，如果没有去年减持紫金矿业近30亿元，那么到紫金矿业“污染门”发生的2010年7月，这部分资产已缩水近半。而青岛啤酒和云南白药的如今的股价，相比陈发树入股时不降反升。
最重要是，紫金矿业、青岛啤酒、云南白药都不姓陈，自然人陈发树分别为第六、第三、第二大股东，所以与曹德旺相比，他的捐股不存在考虑家族控股权的问题，可谓省事多了。
减持套现-财务投资-捐出股份——陈发树��t;font-size: 12pt;">尽管容忍是有限度的。
2010年夏天，陈发树因为唐骏“学历门”和紫金矿业“污染门”事件而再次受到关注。
唐骏现在确实已成为了陈发树的一块“负资产”。两年前陈发树邀请唐骏加盟，其实是出于对新华都发展前景的担忧——一方面，作为新华都主业的零售业波动性较小，而紫金矿业所处的矿产行业周期性很强；另一方面，由于门票收入不再进入上市公司，武夷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上市遇阻。新华都若想做大做强，只有另寻他途。
彼时唐骏不愿到福建走马上任，他提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将新华都集团的行政总部迁至上海，理由是新华都应以一个全国性大公司的姿态示人。陈发树采纳了这一建议，并买了一辆宾利放在了上海，尽管自己很少到上海。
除新华都集团总裁一职名，唐骏挂任董事长的是新华都旗下“港澳资讯”公司。港澳资讯原本出自名门——中银国际，后来为新华都纳入麾下。唐骏接手后，向外界描绘港澳资讯的未来图景——“中国的彭博社”。而彼时港澳资讯的年利润不足500万元。今年1月，港澳资讯在上海宣布收购千寻网络、联游网络、弘扬科技以及胜龙团队在内的四家IT公司，据称交易金额高达2500万美元。
唐骏“学历门”关乎个人诚信，他此�t;——尽管容忍是有限度的，毕竟他和唐的关系不比谢张两位明星夫妻。
“陈老板26岁从一家杂货店起家，即使成为福建首富，对零售业还是有一份特殊的情感的。”一位与陈发树同乡的民企老板说。而2008年笔者在新华都采访时，得知在陈的算盘中，旗下百货零售业务5年内的营收目标100亿元，这在当时看来不可思议，因为2007年这一数字仅为16亿元。然而此后两年，新华都疯狂收购一些零售同行， 2009年的营收就达了31亿元，与两年前相比几乎翻倍。
今年6月，陈发树又宣布进军地产业，从长沙开始，号称要建造总建筑面积300万平方米的新华都·万家城。“闽商嘛，你看这个‘闽’字，圈起来是条虫，放出去会成为一条龙。”一位福建商人称。“陈发树的资本和产业雄图，不可能被一兵一卒所羁绊。”
对于紫金矿业遭遇“污染门”和受调查风波，一位重仓并曾在紫金矿业任职的上杭投资者认为，他已对此习以为常了，“陈发树不可能像外界想象的一样在乎紫金股价的波动，”他说，“就算股价连跌，有多少基金比陈要焦灼一百倍呢。”
7月20日，紫金矿业（A股）开盘不到一小时即被封上涨停价。而之前一天晚上，紫金刚刚发布道歉信，以及被证监会立案调查的公告（后续见7月22日笔者在南方周末《“妖股”紫金》一文）。
中国最大黄金企业“污染门”调查
股票紧急停牌 紫金矿业深陷环保原罪
早在一个月前的6月5日，闽西最大河流之一的汀江就遭受严重污染，然直至汀江污染一个多月后的7月12日，紫金矿业公司股票才紧急停牌，随之发布污水渗漏事故公告。这是中国证券市场为数不多的因环境事故申请停牌的事件，也是环保部和证监会加强对上市公司环境违法信息披露要求的另一注脚。
□南方周末记者 张华 发自广州
本周一，7月12日，中国最大黄金和第二大铜生产企业——紫金矿业A股和H股突然停牌，事先并无任何信息披露。当天晚上，紫金矿业发布公告称，停牌缘起一项重大污染事故——紫金山铜矿湿法厂污水池7月3日发生渗漏，导致约9100立方米含铜酸性污水排入闽西最大河流之一的汀江。
就在这一天下午，紫金矿业所在的上杭县政府召开发布会，对污染事故进行了通报，副县长蓝富雁称，渗漏废水7月4日未再流入汀江，同时已勒令紫金山铜矿停产整改，并密切关注事故对民生造成的危害。
公告发出后，外界普遍质疑紫金矿业信息披露滞后，瞒报事故近十日，紫金矿业的解释是“为避免引起恐慌”。
南方周末记者调查得知，污染事故第一次发生时间为6月5日。屡屡趟过“环保门”的紫金矿业在事发一个多月后，最终选择紧急停牌，公告污染情况。从6月5日到7月12日，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上杭县政府、紫金矿业以及受灾渔民（主要是上杭县下都乡璜溪村等）之间展开了一场戏剧性的博弈。
本周二，紫金矿业复牌，受污染事故和大盘的影响，其A股和H股当日分别下挫3.68%和8.42%。
“毒水”来袭
“下都乡政府显然不希望事态扩大，急于清理死鱼现场。”
对于上杭县下都乡璜溪村村民来说，养鱼是其主要生计。在这个176户人家的村里，近半人家以渔业养殖为生，璜溪村也是下都乡公认的“首富村”——早在2007年其网箱养殖商品鱼产值就超过了1000万元。
丘立根是璜溪村村民，2005年开始，他投资近50万元，购买网箱和饲料，成为汀江上的一名养殖户。一年净赚约10万元，虽然辛苦，但养活一个六口之家并非难事。然而，所有这一切在2010年6月5日这天彻底改变了。
这一天，渔民们发现汀江水开始变绿，从一开始的浅绿变为深绿。成片的鱼开始死亡，“毒水来了”，这是丘立根的第一反应。“毒水”是他们对排入汀江中的液体污染物的通俗称呼。随之，渔民们向上杭县政府求援，不过，政府部门取了水样之后，并未公布化验结果，也未说明污染源来自哪里。
随后几天，江水并没有进一步受污染的迹象。不过，端午节前一天（6月15日）的一场特大暴雨，使渔民们再次受灾，许多网箱被冲走。
渔民们还没有从接受的霉运中缓过神来，“毒水”于6月21日卷土重来。渔民们再次向上杭县政府“求救”。像上次一样，上杭县水产局一边过来取了水样，一边安慰村民们称这只是“洪水过后，蓝藻爆发”。
显然，渔民们无法认同这样的判断。他们决定派代表自己拿水样到广州化验，同时希望上杭县水产局能够签字，证明水样乃从汀江里现场提取，结果遭拒。不得已之下，璜溪村渔民们拉了两车死鱼到上杭县政府抗议。
6月25日，上杭县政府告诉村民们，江水铜离子超标，但水质正常。直到7月13日，上杭县副县长蓝富雁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仍表示彼时汀江水“ph值正常”，但他承认详细的水质化验结果自始至终没有公布。
让渔民们没有料到的是，在没有搞明白污染源的情况下，一场补偿谈判的拉锯战就此开始。
6月27日一大早，璜溪村的渔民们不约而同收到下都乡党政办发来的一条手机短信，内容是“请各网箱养殖户今天上午前将各自死鱼打捞送住填埋场处理（上午结束任务），下午填埋场工作人员撤离。”补偿费用是：每斤死鱼6元，12厘米以下鱼苗计重后按市价标准，打捞工资每100斤15元。
“下都乡政府显然不希望事态扩大，急于清理死鱼现场。”丘立根说。
这种补偿，在损失巨大的渔民们看来就是杯水车薪。他们坚称，必须按每平米死鱼的公斤数和市场价计算补偿额，若按政府部门则以每平米40元简单计算，“也就是说，我的 700平米的养殖面积，只能获得2.8万元的补偿。”丘立根说。
谁是“罪魁祸首”
“这一天污染突然变严重了，我们才发现源头在紫金矿业。”
事发一个月后，7月4日下午，渔民们收到下都乡政府发来的另一条短信，短信称“现已明确水质污染责任主体属紫金矿业集团公司”，并称若对之前的转产补偿标准不满意“可协商解决”。
蓝富雁告诉南方周末记者，“7月3日之前一直没能查清楚污染源，这一天污染突然变严重了，我们才发现源头在紫金矿业。”
而丘立根认为蓝富雁是在自圆其说，“7月3日汀江水质，和几天前并没有任何异常，”他说，“就算紫金矿业污水7月3日才开始进入汀江，那么之前的污染事故又应当如何解释，又为何迟迟不加解释呢。”
璜溪村村主任丘开福对南方周末记者说，璜溪村所有受灾渔民都应当有充分的知情权，“毕竟我们暂时没了生路”他说；丘开福也是位养鱼大户。
紫金矿业7月12日晚发布的公告中提到了三个时间点，一是自称紫金山铜矿的工业污水，是7月3日15时50开始出现渗漏并部分进入汀江；一是自称7月4日下午2时30，污水渗漏事件即得到控制；三是自称7月8日上午10时30的抽样检测结果是“水质逐步好转，总铜浓度下降、ph值上升，总铜浓度和ph值符合《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Ⅲ类水的标准”。
这一公告与这一天下午蓝富雁在新闻发布会上对渗漏事故的通报高度一致。
更值得关注的是，上杭县政府所强调的7月4日汀江水质恢复“符合Ⅲ类水的标准”，是由“环保部门”监测的，而紫金矿业公告中，“符合Ⅲ类水的标准”的结果则是由紫金矿业公司的“应急处理小组”发布的。
蓝富雁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从福建省到龙岩市，再到上杭县和紫金矿业，针对事故成立了调查组，“各自有各自的环保专家”。不过，福建省环保厅7月12日下午对紫金矿业污染事故的通报，与上杭县政府的口吻完全一致。
事实上，早在今年6月25日，紫金矿业的一位中层即给南方周末记者打电话，询问最近动向。而当时，正值渔民准备前往广州鉴定江水污染情况。
紫金环保原罪
尽管屡遭“环保门”，紫金矿业却似乎是个幸运儿。
紫金矿业并不是第一次受污染困扰。
十年前，紫金矿业的拦砂坝在暴雨中崩溃，就曾使得下游农民一夜之间失去了自己的土地而被迫转行。彼时紫金矿业金、铜矿储量尚未探明，受灾的同康村民被迫拿到一张紫金矿业股权证做补偿，未料到10年后财富翻了600倍。截至去年底，紫金矿业总资产近300亿元。
十年间，上杭县国内生产总值（GDP）也从25亿元跃升至百亿元。紫金矿业作为当地政府的宠儿，多次因环保问题引发争议。
2008年初，中国证监会出台“绿色证券”新规，一个多月后，国家环保总局也发布了《关于加强上市公司环境保护监督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并于3天后公布首轮上市环保核查“黑名单”——紫金矿业赫然在列。
今年5月，环保部又一次发布未按期完成环保整改的上市公司名单，其中紫金矿业仍然位列其中，包括紫金山铜矿在内的旗下7家企业被点名。不到一个月，6月5日，紫金山铜矿即发生本次重大污水渗漏事故，官方公布的外渗量高达9100立方米。
相比紫金矿业海外并购屡屡碰壁，国内的铜矿正在成为紫金利润的新摇篮。
紫金矿业前十大自然人股东之一的谢福文去年6月对南方周末记者说，铜矿或将是紫金矿业未来业绩的一大引擎。紫金矿业2009年财报显示，其铜矿业务销售收入在总收入中占比约11%，净利润占比则高达近22%。
2009年3月11日，投资逾26亿元的紫金铜业公司20万吨冶炼项目开工，开工仪式上各级领导济济一堂，这是福建省2009年重点建设项目，也是建国后福建龙岩市最大的工业投资项目。今年春节，紫金矿业员工回家过年时带着一个任务，“像工业间谍一样挖人才”。
虽然这一大型项目并不在紫金山上，而是位于上杭县蛟洋工业园。但有声音认为，紫金矿业在铜生产上有“大跃进”之嫌，并容易导致安全生产和环保意识弱化。
尽管屡遭“环保门”，紫金矿业却似乎是个幸运儿，皆有惊无险。譬如它虽然登上了2008年2月环保总局的黑名单，但两个月后顺利回归A股，以招股价计，募资近百亿元。
这一次紫金是否再次得到幸福之神的眷顾，现在还是未知数。
上杭县政府已明确对外宣布紫金山铜矿已经全面停产，而紫金矿业公告并未提及“停产”二字，只是在最后一句称“本次事故将对紫金山铜矿湿法厂铜的生产产生重大影响”。
“因为我们要等各级调查小组的结果和后续的整改验收，”7月13日晚，紫金矿业证券部总经理赵举刚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称，“所以无法对复工时间及业绩影响做出预测。”
上市公司惩污契机
证监会和环保部或可以紫金矿业污染事件为契机，出台上市公司环保信息披露细则。
紫金矿业停牌是中国证券市场为数不多因污染事故申请停牌的事件之一。此前，几起上市公司紧急停牌事件中，虽外界怀疑事涉环境违规行为，但是公告并未证实。与此同时，这次停牌也是环保部和中国证监会加强对上市公司环境违法信息披露要求的另一注脚。
早在2003年，国家环保总局就首次表态称污染环境、牺牲公众利益换取利润的上市公司将面临环保部门和证监会的双重处罚；第二年，川化股份污水处理系统出现故障，造成沱江水域重大污染事件，公司高层及当地环保局负责人亦受刑罚。
过去几年内，之所以没有大规模展开对上市企业环保信息的核查，一方面是上市企业本身环境信息披露不完善，其次，则是众监管部门环保法律法则的凌乱和交叉，以及地方政府的保驾护航。
以紫金矿业为例，去年底其曾收到福建证监局的整改要求，称其在信息披露及公司治理和规范运作方面存在问题。今年2月，紫金矿业发布“社会责任制度”，其中专门提及“充分履行信息披露制度，提高信息披露质量”以及“不得进行选择性信息披露”，然而5个月后的今天，紫金矿业在新“污染门”事件中再次被指信息披露不力。
2010年7月8日，环保部发文称将进一步严格上市环保核查管理制度，同时再一次提到完善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机制和加大上市环保核查信息公开力度的重要性，并称将发布2005年至今年6月30日的上市公司环保核查报告。
“紫金矿业需对汀江污染事件进一步进行详尽的信息披露。”招商证券(香港)投资银行董事总经理温天纳对南方周末记者称，他认为，中国证监会和环保部或可以紫金矿业污染事件为契机，借鉴海外证券市场的做法，出台上市公司环保信息披露细则。（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丘立根为化名）
【南方周末】本文网址：http://www.infzm.com/content/47609
那些突然抛头露面的企业家们
在某个时刻，那些与公众久未谋面的企业家会掀起幕布，从隐秘的办公室走到人们面前。不要以为他们只是出来晒晒太阳，在他们可掬的笑容背后，藏着各种各样可能甚为隐秘的诉求。
■南方周末记者 张华 发自广州
退休前的良苦用心
近日，中信集团董事长孔丹突然在媒体上频频亮相。这位家境显赫、上世纪70年代末曾师从吴敬琏、瘦长脸型的“红色资本家”，陆续接受了《新世纪周刊》、《英才》等媒体的采访。前者总编辑胡舒立亲自上阵，对话孔丹，并把中信集团这一异类国企的演进路径归纳为“多元化中国孤本”，而后者的策划——“万亿中信狭道生存”，倒是为中信平添了几份悲壮意味。
自从2006年接任王军任中信集团掌门人以来，孔丹一直很低调，几乎从不接受境内媒体采访。孔丹此次与媒体如此深入探讨中信成长之路，实属罕见。
从表面上来看，孔丹此次突然如此高调的原因是，这家总资产截至去年底超过两万亿元人民币，首次跻身美国《财富》杂志2009年度“世界500强”排行榜的金控集团意图整体上市。
但在一些市场人士看来，就现在这个时点来说，整体上市更像是句口号——中信集团的全资子公司和控股公司现在约40家，加上最近几年整合和参股的企业，这一数字达数百家，再说届时旗下9家上市公司皆需由母公司要约收购退市，难度之大和周期之长可想而知。
孔丹今年63岁，而央企高层退休的红线是65岁；四年前，中信前董事长王军退休时便是65岁。
有趣的是，去年是中信集团成立30周年，孔丹原本要搞场隆重的庆典，结果由于中信泰富原董事长荣智健外汇衍生品投资巨亏余波未了，庆典改为内部的简单回顾，自卖自夸的《艰难的辉煌：中信30年之路》一书也推迟了出版日期。
国企的掌门人退休前往往非常注重“仪式感”，这是中国特色。国家电网总经理刘振亚今年的年龄为58岁，他的手下去年底就开始委托北京一所大学机构和一位媒体人著书立传，一本为国家电网的“典型案例”，一本为刘振亚本人的“电网人生”。
相比孔丹和刘振亚，杭州大厦董事长兼总经理楼金炎是另外一种情形。杭州大厦是杭州旅游集团旗下公司，去年营收超过43亿元，被称为“中国最赚钱的百货公司”。去年9月，杭州大厦邀请全国数十家媒体参加“杭州大厦商贸旅游综合体一期暨杭州大厦购物城”开城仪式，时任杭州市委书记的王国平亦来捧场。事实上，楼金炎的另一个算盘是，通过媒体为他能够继续留在杭州大厦掌门人的位子上造势：彼时他已是63岁“高龄”。
“杭州大厦自从我1992年来到至今，连续十几年每年营业额的增速都是两位数，”楼金炎当时对南方周末记者称，“我对杭大（杭州大厦）实在是太有感情了。”
61岁的招商银行行长马蔚华一年前就被传将从行长一职退休。但在今年6月23日，马蔚华在招商银行第8届董事会上被任命为行长，连任成为事实，退休传闻不攻自破。之后，无论是在英国剑桥大学的演讲，还是接受国内财经媒体采访，马蔚华都豪情满怀，力表招商银行“二次转型”的决心。
日前，马蔚华正主动配合出版机构，意欲出版一本关于自己上任招商银行十多年以来的“非常道”。去年9月，他已经撰写并出版了一本名为《感悟华尔街》的书。
同样，绝少与媒体接触的华为总裁任正非最近也有出书的意愿，毕竟，他已是66岁的“高龄”了。
拉大旗，做虎皮
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是“拉大旗，做虎皮”的一个经典代表。2007年全国“两会”期间，身为全国人大代表的宗庆后提议案呼吁“立法限制外资垄断”，“达娃之争”（娃哈哈和达能对合资公司的控股权之争）拉开帷幕。宗庆后随即大打民族感情牌，并从幕后走到台前，高调做客央视“对话”等节目。这场马拉松式的博弈直到去年9月才以达能退出娃哈哈所有股权而告终。
日照钢铁董事长杜双华走的是另一条路线。他最初成为公众人物源于2008年汶川地震后豪捐1亿元，表面上看来，这是一位民营钢铁富豪的慈善之举，事实上，杜双华希望通过豪捐行为，为省属国企山东钢铁意欲并购日照钢铁制造舆论压力。有趣的是，杜起初拿出1个亿，是想通过日照市政府捐，对方不敢接。杜转向山东省政府，也遭遇同样的尴尬，最后不得不交给了全国工商联。
2010年6月，一位名叫苗连生的商人成为媒体的宠儿和坊间谈论的对象，原因是南非世界杯赛场上那块“中国·英利（Yingli Solar）”的广告牌。苗连生是于纽交所上市、总部在河北省保定市的英利绿色能源公司董事长，由于是世界杯上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苗连生一夜之间俨然成为了新能源行业的天之骄子。人民日报6月11日题为《中国力量走入赛场》的大篇幅报道更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苗连生突然变得异常高调，不断出镜和接受媒体采访。英利集团6月底在海南一大型光伏项目一期投产也可谓应时应景。
英利支付近4000万美元（约2.7亿元人民币），主要为博得世界杯64场比赛中每场8分钟的注意力效应。这是一起营销事件，但在一位熟识苗连生的人士看来，苗连生如当年的杜双华豪捐一样，醉翁之意不在酒——他同样希望通过此举阻击国资的股权收购企图。
2007年前英利海外上市费尽周折，原因是总部同在河北保定的A股上市公司天威保变是其控股股东。而苗连生在收回英利控股权并将其推上市不久，天威保变的母公司、隶属保定市国资委的天威集团100%的股权被划拨给了央企中国兵装集团。在兵装集团的棋盘中，新能源是未来的一大重心，兵装集团内部“收回英利控股权”的声音不断，即使目的难以达到，兵装集团也有可能扶持天威集团成为英利最大的对手。当过兵、酒量不俗的苗连生显然不想再次受制于人，于是寻找机会为自己壮胆。
“我安然无恙”
2009年12月中旬，H股上市公司茂业国际股价突然暴跌，坊间随之传出“茂业系”掌门人黄茂如“因涉入黄光裕案被内地公安机关调查”的消息，茂业国际次日宣布停牌，公告署名由之前的“董事长黄茂如”变成“执行董事王贵生”，更是让人多了一份猜测。一周后，茂业发布公告澄清称黄茂如之前只是“因处理一些紧急的个人事务不在公司”，并称黄已回到公司上班。
最为有趣的是，黄茂如为自证无恙，一向低调行事、极少在公众场合露面的他，竟于12月23日深圳华强北茂业百货商场某内衣品牌举行新品发布会期间现身。他的意图显而易见。但直到今天，黄茂如是否真的安然无恙仍为外界议论，今年4月，茂业国际发布公告称，黄茂如之妻张静由于“准备继续深造”，辞去在茂业国际董事会中的职务。
最近，类似的例子是星美国际集团主席、北京知名夜总会“天上人间”的前老板覃辉的出场。曾被誉为“中国民营传媒富豪第一人”的覃辉，2005年因涉入中国建设银行前董事长张恩照案后“人间蒸发”，蛰伏四年后重出江湖，意欲在电影产业重燃战火，动作不断但行为低调。而今年5月“天上人间”被停业整顿后，覃辉当年的事迹再次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不得已之下，覃辉于今年5月底在北京星美国际影城一间尚未正式开业的日本餐厅厢房，首度接受了媒体的采访。
与前述企业家稍有不同的是，陈久霖在媒体的亮相仅仅是为其复出作准备。前中国航油（新加坡）公司总裁陈久霖在新加坡刑满释放后，去年初回国，沉寂一年多之后于日前复出，任葛洲坝集团国际工程公司副总经理。他接受新浪的专访，显然是想主动发出复出的信号，力避将来被挖出后的麻烦。
借东风
十年前，因巨人大厦“倒塌”而沉寂3年的史玉柱出现在央视《对话》节目中，并表示“老百姓的钱，我一定要还”，他甚至给出了还钱时间，他的突然高调，是其东山再起和扭转形象的一个重要起点，他通过自己的能力做到了。
十年中，像史玉柱这样跟舆论赌一把的企业家其实并不多见，他的个人意志不具有可复制性。
而更多的民企仍然习惯于“借力”。比如一些中小民企在受到国家领导人肯定后，突然积极主动地高调起来。
张华荣便是一位代表人物，他是一家以出口为主的女鞋制造企业——东莞华坚集团董事长。2008年7月初，张华荣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对全球金融海啸愈演愈烈眉头紧皱，对3个月后将由华坚集团主办的“第二届世界鞋业发展论坛”是否能顺利进行很是担忧；在他的规划中，这一论坛可以为其筹建中的总建筑面积达40万平方米的“世界鞋业总部基地”广纳资源。
据新华社报道，半个月后，温家宝总理来珠三角考察时，其中一站被当地政府安排在了华坚集团。张华荣喜出望外，在向总理汇报企业经营思路和状况时，不失时机地介绍他作为发起人、曾主办过一次的鞋业论坛。温家宝听后称：“第二届鞋业论坛还在这里（东莞厚街镇）办，要办得更好。”
张华荣从此如脱胎换骨一般，他一改之前的焦虑，变得异常高调。这一年10月，第二届“世界鞋业发展论坛”上，高朋满座，龙永图发来祝辞，意大利等欧美鞋业界的一些巨头及官员也慕名而来，最为关键的是，在论坛闭幕前，诸多银行、高校及政府机构等都踊跃与“世界鞋业总部基地”项目签了约，张华荣长舒一口气；到今天，这一总部基地成为了张华荣手中的一张王牌和通行证。
当然，如张华荣般的幸运儿毕竟是少数。多数民营企业主仍是行走在“低调行事——陷入传闻——高调澄清——重回低调”之吊诡的循环路线中，这一路线，其实是民营资本在一个混沌的政商语境下错综演进的写照。
【南方周末】本文网址：http://www.infzm.com/content/47343
夏草：被券商收编的“打假斗士”
多年来一直在中国股市扮演“打假斗士”角色的夏草，现在正面临着人生的转折点。他从一名讲师变成了券商的顾问，在丧失了独立性之后，他的打假揭黑行动还能继续吗？
□南方周末记者 张华 发自上海 http://www.infzm.com/content/46989
今年初，38岁的夏草从上
海国家会计学院的一名讲师，变身为华泰联合证券（上海）研究所的后台财务顾问，工作地点于是也从偏远的上海青埔区，到了繁华的陆家嘴。
自7年前来到上海这家学院起，夏草就一直不间断地撰写了上千篇财务揭黑文章，被媒体誉为“财务侦探”。他曾是学院“财务舞弊研究中心”的核心成员，在该中心解散后，他继续单枪匹马战斗，引起了证券市场从监管层到普通投资者的极大关注。2008年，他的人气达到顶峰。
虽说他的“打假”角色使其多年以来支持者甚众，但很少得到过体制内机构或名流的公开驰援。有人说，在中国，财务揭黑这个行当就像是足球场上的禁区，莽撞地充当斗士的结果可能是“犯规”，并极有可能吃到“红牌”。
而在去年年中，一家机构意外地向他伸出了橄榄枝——一家猎头公司找到夏草，邀其加盟华泰联合证券的上海公司。华泰联合证券的前身是总部在深圳的联合证券，在华泰证券成为其第一大股东后，于去年9月更名为华泰联合证券。
夏草的朋友大都建议他原地不动，继续呆在学院。“也只有学校能最大限度容忍他的直性子，他这是在‘骑驴找驴’。”夏草的一位朋友说。
他的朋友其实并不多，仅限于国家会计学院关系较好的几个同事和在财务审计行当志同道合的一些专业人员——会计视野论坛往往是他们的“红娘”。
不过，西南证券研究员王大力就极力鼓励夏草“换个视角看问题”。王大力是夏草在学院的前同事，2008年4月加盟西南证券。“其实最终拿主意的还是夏草自己，他更像是有了答案，来朋友这里寻找顺水推舟的支持。”王大力说。
夏草最后坚定了跳槽的决心，与他对华泰联合证券一位负责人的印象有关——他也对资本市场上的欺诈行为深恶痛绝。“知音难求。”夏草说，“我们一拍即合。”
“当时我就差到他们杂志社门口静坐了”
他时常一边以“能在上海滩这种地方立足，就已经很不错了”的句式来安慰自己，一边内心又对自己有莫大的期望
与其说夏草想尝试新的人生，不如说他是和生活妥协。
夏草本名郑朝晖，2002年来到上海。这一年是上海国家会计学院成立的第二个年头，该学院是中国仅有的三家会计学院之一，曾因朱基的题词“不做假账”而名声大振。
在学院任教期间，他的收入并不高，但到了联合证券后，用他自己的话说，薪酬水平“比在学院高很多”。
夏草的生活很单调，朋友少，更没什么应酬。他的时间极为规律，下班回家或是翻看杂志，或是陪妻女看看电视——他的太太不上班，为全职太太。
以前在国家会计学院任教，离家较近，而现在，他每天都要有两个小时的地铁生活。他时常一边以“能在上海滩这种地方立足，就已经很不错了”的句式来安慰自己，一边内心又对自己有莫大的期望。
在2008年之前，由于他的福建莆田口音很重且语速太快，而学院对授课教师的评价体系又极为严格（几乎每堂课下来都要打分），这决定了他每月所授课次较少，工资自然也高不起来，月工资在5000元左右。但2008年5月他在央视《经济半小时》节目的一次出镜，使他的生活出现了戏剧性变化。
央视的放大效应使得夏草“财务侦探”的名声大噪，并引发了全国媒体的跟踪报道。不久，夏草在学院的课程安排多了起来，这使他喜出望外，其月工资很快超过了万元。但一些媒体认为这是夏草财务打假给学院带来压力的结果，言外之意是，学院想通过给夏草安排紧凑课程的办法，分散他打假的精力。
但据夏草的一位同事表示，上海国家会计学院院长夏大慰始终对夏草的行为表示支持，但一些中层领导确实受到了某种来自外界的压力。
夏草非常不愿意看到媒体对给他提供饭碗的学院评头论足，两年后忆及此事，愤慨之情仍然溢于言表，“当时有家媒体把我捧得很高的，但把学院几乎置于我对立面，当时我就差到他们杂志社门口静坐了。”
这的确是个难题。他喜欢媒体，但又担心媒体给自己、家人或朋友带来“伤害”。这也是他对央视心存感激，而对其它电视台心存戒备的原因。
“他是一个内心极为矛盾也非常敏感的人，”熟悉他的一位会计界人士说，“但越是小心翼翼，事情越有可能向相反的方向演进。”
2008年的漩涡中，他在厦门大学的博导、中国会计界泰斗级人物之一的黄世忠给了夏草“远离媒体，专注学术”的建议。他听了进去，但没能坚持多久。不过，他的媒体曝光频率降了下来。更多时候，他成了一些财经记者的“隐形顾问”。夏草一开始享受这种感觉，但很快就厌倦了，“一些记者纯粹在抄袭我的文章，”夏草说，“记者能赚得稿费，而我呢？”
“有人称我是‘财务界的马诺’”
“我没有接触过刘姝威，但后来再也没看到过她写的财务质疑文章，而只看到了她在体制内的如鱼得水。”
“曾有人分别称我为‘财务界的王海’、‘财务界的宋祖德’、‘财务界的芙蓉姐姐’”，夏草说，“不久前有人称我是‘财务界的马诺’，真让人哭笑不得。”马诺是他常看的一档电视节目——江苏卫视的《非诚勿扰》——中的女嘉宾。
尽管已跻身于名人行列，但夏草并没有因此获益多多，反而有不少的麻烦接踵而来。
夏草今年会出三本书，算起来，他的著作将近十本了，其中大都为他撰写的财务打假文章的结集。
但他的出版之路走得并不顺利。一来，曾有出版社受到压力，在决定出版之后变卦，取消合作；二来，这些作品集销量一般，与机械工业出版社合作的图书销售最好，单册也不过1万余本，版税也只有8％（即以40元的定价计，每本书的税前收入为3.2万元）；三来，鲜有人愿意为他写序或在媒体上公开推荐，包括他的导师黄世忠。“我能理解，这是件风险很大的事情，因为意味着肯定我的行为，并与我站在同一队列。”夏草说。他于2008年8月出版的《财务揭黑》一书，序言作者是南方周末记者。
夏草很多时候会提到中央财经大学的教授刘姝威，当年她曾因一篇600字关于蓝田股份财务黑洞的内参文章而一夜成名。“我没有接触过刘姝威，但后来再也没看到过她写的财务质疑文章，而只看到了她在体制内的如鱼得水。”他说。
“夏草对刘姝威其实充满艳羡之情，”夏草的一位同事称，“他非常渴望自己的行为得到所有人尤其是体制内的认同，至少可以赢得一家优秀的上市公司独董的机会，但这显然是一种奢望。”
在2008年夏草掀起的打假旋风中，有网友称“应将夏草调入证监会发审委”。事实上，夏草当时确曾引起过证监会的关注，证监会办公厅于这一年8月13日印发的一份简报，专门就“夏草现象”做出说明，称应“重视市场专业人士对上市公司监管的关注”。夏草通过有关渠道得到这份简报时非常开心，但他对境遇可能有所改观的预期并没有实现。
夏草这些年最开心的事情之一，是普华永道、毕马威、安永、德勤这些国际级会计事务机构，内部培训教材有时会用到他的一些方法和案例。
不过，他的“粉丝”仍大都是会计界的草根，一些会计师事务所的粉丝以见到并听过夏草的课程而津津乐道——尽管他的普通话只能听清楚六成。“粉丝对他的喜欢更多来源于一种职业精神的感召，”一位会计界人士称，“他们可能一边为客户包装和粉饰着报表，拿人钱财，替人消灾嘛，但心里又很不爽，看到夏草坚持打假时又觉得很痛快。”
“财务揭黑最重要的是独立性而非专业性。”夏草说。但在他加盟券商之后，还能保持他的独立性吗？
“也许我很快就会离开，谁知道呢？”
他每天都会在网上搜索自己的名字和文章，而自己对文章加密的后果是他割裂了与媒体间的互动。这令他很是头疼。
有人调侃道，夏草进入华泰联合证券后，财务揭黑领域只剩下“半个斗士”了。夏草说他正加大对蓝筹上市公司的研究力度，因为中小上市公司造假应接不暇，“抓大放小”要更有价值。
夏草的角色变了，但性格没变：率真、偏执、据理力争，他最爱的事情也没有变：上市公司打假。更多的时候，他还是喜欢泡在网上，看新股招股书，发现其中晦涩或可疑之处，然后很快写成文章，贴到中国会计视野论坛网；其发帖频率与之前无异，一天在5条以上。“我要坚持自己的风格，”夏草说，“前不久我们公司的一位研究员，看了我的分析文章后，取消了对一只家电股的推荐。”
这也是好多人并不知道夏草已经换了东家的原因。夏草5月17日在会计视野论坛网发了一个帖子，内容是在港上市的中国忠旺针对夏草的财务质疑文章发来的“撤稿函”，该公司是中国最大工业铝型材生产商之一。
这表明，作为版主的夏草不但没有向他所质疑的上市公司妥协，反将对方的“招数”公开。帖子发出后，有人跟帖建议夏草注意安全，“你断别人财路，小心人家断你生路。”
7分钟后，夏草跟帖回复道：“不要怕，打黑进行中。”
但夏草的另一位朋友表示，夏草继2008年向海通证券开炮、直指其保荐项目频曝黑幕后，特别是加盟华泰联合证券研究所的这半年间，并没有再质疑过券商，“他虽然6月中旬不亦乐乎地将国信证券PE腐败案的所有新闻都贴到了会计视野论坛里，”这位朋友说，“但毕竟不是他自己所写的质疑文章。”
尽管如此，夏草的朋友仍为其捏一把汗，担心他在新征程上走不远。其实夏草所能做的改变只是不再更新博客，或是将会计视野论坛里撰写的一些打假文章“加密”，但他内心还是非常希望媒体关注他，尤其是关注他所质疑的上市公司——他每天都会在网上搜索自己的名字和文章，而自己对文章加密的后果是他割裂了与媒体间的互动。这令他很是头疼。
夏草并非没有判断错误的时候。他坦言做一个“书斋男”的弊端，这正是他决定加盟华泰联合证券的原因之一。而他的可爱之处在于，自己从不做股票投资。
但他有时也会自我怀疑，“券商这个行当说到底靠的还是吹牛皮。”他说，“也许我很快就会离开，谁知道呢？”
“离开后还有可能回到学院全职任教吗？”
“不可能了。”他说。
【打假斗士今何在】
◎赵瑜纲 《基金黑幕》报告撰写人。他原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监察部人员,离开后,先后加盟大通证券和某基金公司,现状况不明。连当年他最亲密的朋友,也早与他失去了联系。
◎蒲少平 银广夏骗局的揭露者。他原为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联办)研究员,现为证券投资人。
◎刘姝威 她的一篇600字的内参文章,成为终结蓝田神话的“最后一根稻草”。现为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企业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海普瑞：谁导演了股王传奇
●和家人及朋友到KTV唱歌，李锂所选曲目总是《将进酒》、《满江红》之类。在海普瑞内部开中层会议，他经常使用“反帝、反封建”等词汇。
●海普瑞是完全的家族企业。李锂任董事长，妻子李坦任副总经理，李坦的哥哥单宇任总经理，不过，和供应商、客户的合同都由李坦签字生效。
■南方周末记者 张华 发自深圳
海普瑞以创纪录的148元发行价成为中国股市的股王，也使其大股东李锂夫妇瞬间升至中国新首富。这家公司的传奇是由地方政府、肝素钠产业变局及高盛共同制造的，但在传奇背后，也有着疑点重重。
一个月前，46岁的四川商人李锂及其妻子李坦突然成了中国的新首富。
5月6日，他麾下生产肝素钠原料药的海普瑞公司登陆中小板，发行价达到令人咋舌的148元高价，按上市当天的收盘价计算，李锂夫妇的身家就超过了500亿元，取代了今年《福布斯》杂志公布的中国首富宗庆后（70亿美元，约478亿人民币）的首富头衔。
这个陌生的首富面孔一时间激起了人们的强烈好奇心。甚至有人无聊地猜测，他的妻子，海普瑞董事、副总经理李坦是随夫姓。海普瑞总经理单宇对此哭笑不得，他与李坦是亲兄妹，只不过一个随父亲姓单，一个随母亲姓李。
李锂出生于“文革”前，早年供职于一家国营肉联厂。他是个历史迷，和家人及朋友到KTV唱歌，他所选曲目总是《将进酒》、《满江红》之类。在海普瑞内部开中层会议，他经常使用“反帝、反封建”等词汇。
随着上市4天后海普瑞股价跌破发行价，舆论从恭维转为质疑，包括海普瑞通过美国FDA认证的唯一性、去年可能虚增上亿元收入、享受税收优惠缺乏依据的疑问等。李锂不得不反复解释说明。因股价下跌，他也跌下首富交椅，身家跌到400亿元以下。
不过，海普瑞这家去年消耗了1.6亿根猪小肠但名不见经传的民营公司，其奇迹般的经营业绩究竟从何而来，又如何能使李锂登上首富宝座？
崛起于深圳平台
海普瑞总经理单宇坦言，海普瑞上市地点选择深圳，亦有知恩图报之意
1998年之前，李锂的老本营在成都和重庆。他是成都科技大学 （后并入四川大学）化学系1987届的毕业生，后就职于成都肉联厂。肉联厂是彼时非常吃香的国有单位，李锂不久后到其下属的生化制药厂研究所工作，而具有抗凝血和降血脂功能的肝素钠是制药厂核心产品之一，这是李锂接触这一行业的发端。
据李锂当时的一位同事回忆，彼时的李锂外表木讷，“学者味”十足，但令人惊诧的是，1991年他突然从肉联厂辞职，之后自己做起肝素钠原料药的生意来，他所依托的平台——重庆通达生物制品有限公司，是他还没辞职时就成立的合资公司（注册资金10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李锂）。
重庆通达有过重庆市建设投资公司（简称重庆建投）、深圳市中贸源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简称深圳中贸源）、香港合顺实业有限公司等多位股东，这些股东均来头不小——重庆建投是市属国企，董事长吴连帆曾任重庆市政府副秘书长，现为重庆能源投资集团董事长；深圳中贸源则是成立于1995年初、已于2009年被强制吊销的一家皮包公司，在江湖上声名狼藉，它曾将上市公司ST磁卡拖入债务泥潭，直到2010年6月4日，ST磁卡还公告称“中贸源尚欠华夏深圳相关利息及诉讼费用合计人民币8196323.34元”。
这些纠纷与李锂并无瓜葛，但他和深圳中贸源的接触，却开启了将公司迁至深圳的想法。曾任中贸源总经理的杨向阳是医药产业较为知名的投资人，在深圳市政商两界人脉资源丰富，与李锂非常投机。
李锂于1998年将公司迁至深圳后，新公司更名为海普瑞，而杨向阳为法定代表人的深圳源政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则成为海普瑞的股东，并曾为其向银行贷款作担保。源政投资于2007年6月退出，将股权转让给李锂家族。
相比于重庆时期的借船出海和资本腾挪，来到深圳后的李锂轻松了许多。2005年接受《光明日报》采访，李锂坦言在西部省市时期的尴尬——政府官员对他“太关照”了，而“深圳的政府官员没有事从不会来打扰你”。
李氏家族心存感激的深圳核心官员之一是深圳市政府党组副书记、原深圳市常务副市长刘应力。海普瑞一位高管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对刘的“前瞻力”赞不绝口。1998年李锂来到深圳时，刘是深圳市高新技术产业园区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高新办)主任。刘在土地、税收和银行信贷等方面给李锂开出了许多优惠条件，李锂也给了刘一个承诺：将重庆通达公司彻底注销；李锂于2008年初将这一承诺兑现（该公司最后一次年检时间为2005年）。
在海普瑞的会议室里，挂有琳琅满目的奖杯和照片。奖杯多为深圳市和南山区政府所发，如“民营领军骨干企业”等荣誉，几张照片则分别是2002及2009年几位中央领导人来海普瑞视察时的情景。
海普瑞总经理单宇坦言，海普瑞上市地点选择深圳，亦有知恩图报之意。几天前，在质疑海普瑞之声四起之时，深圳一位市领导还特意前来慰抚。
控制中国的猪小肠
“如果确系供应商提供，那么众供应商就疑为海普瑞的关联方，”被坊间称为“财务侦探”的夏草说，“如果没有提供，那么海普瑞则涉嫌出口骗税。”
海普瑞是全球产销规模最大的肝素钠原料药生产企业，抗凝血和抗血栓的肝素钠几乎是其唯一产品，99%出口。
从产业链的角度看，李锂自始至终站在中游，他的上游是生猪养殖、屠宰及肝素粗品提取行业，下游则是欧美肝素钠成品药企。
因此，李锂的成功与猪的关系密切——2009年，海普瑞的产能为6.4万亿单位的肝素钠粗品，而根据海普瑞招股书所披露的“每生产1亿单位肝素粗品平均需消耗2500根生猪小肠”的比率，当年海普瑞消耗掉了1.6亿根猪小肠，而这一年中国生猪出栏数量为6.4亿头。也就是说，这一年，全国四分之一生猪的小肠为海普瑞所用。
而按照李锂的规划，未来两年产能要达到10万亿单位，若按生猪出栏量年增10%计算，2012年，海普瑞要消耗掉全国逾三成的猪小肠。
这显然是个极其庞大的工程。原因是我国的生猪屠宰行业非常分散。根据海普瑞的招股书，全国几百个供应商帮海普瑞提取肝素粗品。但在最近几年，其前五大供应商当中，多为自然人。
李锂方法是，起初在接近供应商的地方设立办事处，通过兄弟公司多普生采购，去年开始则是四处交结当地行业内的龙头企业、协会或政府资源。
如近两年都进入其前五大供应商之列的成都嘉盈公司，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吴永军。海普瑞总经理单宇坦言，吴永军是四川天然肠衣协会副会长，这一身份为吴整合资源提供了一定便利，“毕竟医药这个行业太特殊也太复杂了”。
为了加紧控制产业链的上游，2009年11月，在上市进入冲刺阶段的同时，海普瑞与四川康绿食品公司成立了合资公司——成都深瑞畜产品有限公司，注册资本3000万元，地点是彭州濛阳镇，与吴永军的嘉盈公司距离很近。而四川康绿公司一位股东，与海普瑞现任的一位副总经理是大学同班同学。
四川康绿是成都的农业标杆企业，其董事长卢文兴正与泰国正大集团合作，于彭州搭建中国西南地区最大的种猪生产基地，在濛阳镇建立了生猪屠宰场与冷冻库。
但令人生疑的是，供应商中多为个人，他们为何不以公司身份供货？
如2008年海普瑞的第三大供应商是自然人顾天友，其身份为河南息县天友肠衣制品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顾天友2008年向海普瑞的总供货金额超过2500万元，2009年停止供应。在“息县招商网”上一则新闻显示，天友肠衣公司一项预计投资规模达8000万元的肝素钠生产项目正在招商。
“海普瑞采购条件极为苛刻，”顾天友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称，“但这个行业极不规范，以公司名义可能会给自己带来很多麻烦和不便。”
这些个人供应商不可能出具增值税专用发票，那么海普瑞出口退税所用到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是从何而来？
“如果确实提供了发票，那么就只能怀疑是海普瑞的关联方所提供的，”被坊间称为“财务侦探”的夏草说，“如果没有提供，那么海普瑞则涉嫌出口骗税。”海普瑞去年的出口退税为8522万元。
海普瑞董秘步海华就此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闪烁其词。“行业内如夏草所说的欺诈事件发生过且得到了严惩，”步海华说，“海普瑞是行业龙头，不可能明知故犯。”但他并没有给出明确的解释。
148元天价从何而来
海普瑞的产能在3年间增加了两倍，但生产成本中所消耗的燃料动力，2008年不升反减，2009年只增长了16%，3年间的制造费用，更是仅增24%。
以2010年6月初的平均股价计，2009年净利润8亿元的海普瑞，市值约560亿元，而上年净利润超过50亿元的地产龙头万科，市值也不过1300多亿元。虽然说前者的毛利率较高，最近3年平均水平为50%，但海普瑞的上市确实吹出了一个大泡泡。
在海普瑞开始启动上市的2007年，其净利润只有区区6800万元，现金流极差（现金净流量为-1.2亿元），上市原因很简单：缺钱。
未曾料到的是，2008年初，美国发生了“百特事件”——近百人使用美国百特公司的肝素钠药品后死亡。这一事件导致行业大洗牌，而海普瑞在洗牌和市场甄选中胜出。
这使得原本就是海普瑞下游重要客户的欧美药企巨头如赛诺菲·安万特(Sanof iAventis)等加大了对海普瑞产品的采购——赛诺菲·安万特在2008年的采购金额约7500万元，占到海普瑞销量收入的17%，而2009年采购金额增长20倍，一跃至15亿元，占海普瑞营收比例高达67%。
加上肝素钠出口均价连年攀升（2009年行业出口均价是2001年的8倍），海普瑞在2007至2009年的3年间的业绩划出了一根陡峭的曲线。不过蹊跷的是，招股书中显示，海普瑞的产能在3年间增加了两倍，但生产成本中所消耗的燃料动力，2008年不升反减，2009年只增长了16%，3年间的制造费用，更是仅增24%。
不过，业绩井喷并不足以构成海普瑞以148元“天价发行价”IPO的条件。嗅觉敏锐的中投证券在看到百特事件对海普瑞的利好后，有意将海普瑞通过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认证的事件放大，这几乎是资本市场惯常的玩法。
海普瑞就此成功登陆中小板市场，各方都赚得盆满钵满——李锂夫妇成为首富，海普瑞原计划募资8亿元结果实得近60亿元，中投证券收取的承销费和保荐费超过2亿元，而高盛更是在不到3年的时间账面盈利超过90倍。
然而，海普瑞强调其通过美国FDA认证的“唯一性”，引起了市场强烈争议。海普瑞的国内同行常州千红、烟台东诚等企业通过不同形式表示自己也通过了FDA认证。
6月2日，海普瑞一位高管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直指一些同行的“酸葡萄心理”，并援引《华尔街日报》5月初的一篇报道称，美国国会斥责FDA未尽力追查当年“百特事件”中的中国供应商疑犯。
其言外之意是，若FDA翻起旧账，一些同行或将遭灾，而海普瑞定安然无恙，既然自身难保，又相煎何急呢？
高盛在参股海普瑞之前，国内外多家PE都曾到深圳拜会李锂。但最后只有高盛留下。
一位国内投行人士对南方周末记者称，百特事件之后，赛诺菲·安万特对海普瑞的采购金额激增20倍，他怀疑高盛从中撮合。
赛诺菲·安万特：朋友还是敌人？
与海普瑞在靠近上游供应商的地方建立公司的尝试类似，海普瑞所到之处，赛诺菲也在陆续安营扎寨
海普瑞能够成功上市，离不开赛诺菲·安万特这个下游采购商的巨额采购量。但这种关系究竟能维持多久？
赛诺菲·安万特是全球第四大医药集团，由法国公司赛诺菲于2004年并购法德合资公司安万特而成立。
与海普瑞在靠近上游供应商的地方建立公司的尝试类似，海普瑞所到之处，赛诺菲也在陆续安营扎寨。譬如2007年投资逾9000万美元，在深圳兴建生产基地，去年亦在成都建立了临床研发中心。
尽管海普瑞总经理单宇称赛诺菲在深圳的基地主要生产流感疫苗，但据5月17日《医药经济报》报道，2012年之后，赛诺菲·安万特的很多重要产品将失去专利保护，包括两只最畅销的药物——抗血栓药波立维和抗凝血剂依诺肝素。
中金公司分析师孙亮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则抛出了一个很有意味的假设：如果高盛在过了禁售斯后，将所持海普瑞的股份转让给了赛诺菲，情形是否会出现戏剧性的变化？
虽然高盛所持海普瑞的股份比例只有11.25%（4500万股），海普瑞的控股权一定不会发生变化（李锂家族持股比例超过70%），但假如赛诺菲持股海普瑞，等于它在控制自己上游主面取得突破性进展。
考虑到赛诺菲在中国加速跑马圈地的背景，未来，它与海普瑞是友是敌，现在尚不得而知。
而海普瑞现在是完全的家族企业。李锂负责公司战略，妻子李坦负责质量内控管理——和供应商、客户的合同都由李坦签字生效。李锂并没有考虑过引入一个国际化视野的职业经理人，来担当海普瑞CEO。
对赛诺菲渗入中国市场的担心尚属远虑，而李锂的近忧则是两件事——一是如何证明“清白”，特别是不再进入监管层的视野；二是扩大产能——多募到的50亿元总得想办法花掉，而且之前给投资者画好的“大饼”也得兑现。6月2日上午，李锂刚和海普瑞高层就扩产事宜又召开一次会议。
与此同时，海普瑞上市使得整个肝素钠行业风生水起。各路知已未必知彼的资本摩肩接踵而来。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拉开了帷幕。谁也不知道，几年后，李锂是否还能像来深圳创业不久时那样自信，他那时曾说——“在这个星球上，只有我才能搞懂中国的肝素钠行业；在这个星球上，我也只能搞懂中国的肝素钠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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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女记者到女首富：吴亚军的冠军路
就像中国很多出身低微却突然变得富有的人物一样,很多人并不相信,吴亚军这个昔日的女记者,16年间能够无所依托地创下这么庞大的家业。在吴亚军的创业史上,确实藏着很多问号。
■南方周末记者 张华 发自香港、重庆
“房地产商们天天过年的情形是不可持续的。”今年4月12日,龙湖地产董事长吴亚军在香港露面时这么说。
这是龙湖地产的年报发布会。一身素衣、略胖、圆脸的吴亚军始终在脸上保持着一种得体的微笑。因为做过记者,她更知道如何面对媒体。
地产界有两位超级女富豪曾做过记者,一位是人和商业的戴秀丽(后随英国夫姓改名秀丽·好肯),曾在《哈尔滨日报》和《珠海特区报》做过记者,另一位便是龙湖地产的吴亚军,曾于1988年至1993年期间在《中国市容报》做记者,这是一份创办于1982年,隶属建设部(现住建部)城市建设司的报纸,现已停刊多年。
相较之下,46岁的吴亚军更为富有,也因身处地产业而更引人注目。如果从1994年下海算起,吴亚军在16年里的财富积累速度惊人———如今她已是39亿美元(约270亿元人民币)的身家,《福布斯》今年3月发布的“2010全球富豪排行榜”,将其列为“中国大陆女首富”。
除非迫不得已,吴亚军很少接受媒体采访。也许正因为她刻意低调,当龙湖地产以黑马的姿态从重庆一隅冲向全国、声名鹊起之时,外界对这个神秘的女人普遍感到好奇。杭州绿城的老板宋卫平甚至带领高管团队飞到重庆去讨教秘诀。
另一个业界熟知的故事是:深圳万科高层林少洲参观龙湖样板房,脱下皮鞋换上拖鞋进屋,当他出门再穿自己的皮鞋时,发现自己的皮鞋掉了个方向:先朝房间里的,现在有人将鞋摆放成向外。林少洲感叹:龙湖这个企业很可怕。
但就像中国很多出身低微却突然变得富有的人物一样,很多人并不相信,吴亚军这个昔日的女记者,16年间能够无所依托地创下这么庞大的家业。
不明来路的第一桶金
创业短短一年时间,吴亚军和蔡奎就能够再拿出750万元的真金白银,这部分资金从何而来,不得而知。
吴亚军至少在出身上并没有显赫的背景。1964年,她出生于距离重庆五十多公里的合川县(2002年成为重庆合川区),这里因古代战场“钓鱼岛”而闻名。如电影《岁月神偷》中的场景,住在合川营盘街一大院中的吴家并不富裕,大院十多户人家多年共用一间厨房。
1980年,她考入西安工业大学,学的是航海工程专业,对鱼雷控制系统颇有研究。而她的丈夫蔡奎,当年在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读的是通讯专业,熟悉导弹制导,后任重庆机场建设公司副总工程师,“以致公司内部有人开他们夫妻的玩笑说‘一个指得准,一个炸得狠’。”龙湖集团执行董事秦力洪说。
20岁大学毕业后,吴亚军进入一家国营仪表厂做技术人员,一干便是4年。直到1988年进入《中国市容报》做记者。一位曾于1990年前后与吴亚军同在这一报社呆过的人士对南方周末记者称,吴在做记者和编辑期间并没有太出众的表现,未曾引起同事们的关注。
但也许是在媒体历练过的原因,吴亚军口才甚佳,爱读书。在龙湖没有向全国扩张时,龙湖公司手册及墙壁上的“警言名句”,几乎皆出自她手。一位熟悉她的朋友对南方周末记者称,吴亚军从小喜欢看书,“中学时期常被抓住课堂上偷偷看小说,只是由于成绩优秀,老师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直到1994年,她借助报社平台,成立重庆佳辰经济文化促进有限公司,正式下海经商。公司的注册资本为200万元,当时有四个股东,中国市容报社、蔡奎、吴亚军的母亲高超和重庆亚泰工贸发展公司,各出资50万元,分别持股25%。而亚泰工贸的法定代表人是蔡奎。
据招股书称,第二年,这家公司的注册资本增至1000万元,其中吴亚军和蔡奎分别增加了480万元和270万元的投资,使得他们二人持股比例达到了85%,中国市容报社的持股量被大大稀释,几年后被两人全部收购。
创业短短一年时间,吴亚军和蔡奎就能够再拿出750万元的真金白银,这部分资金从何而来,不得而知。
“当时有十来个人左右,主要做装修、卖进口建材,”吴亚军在接受重庆一家当地媒体记者采访时称,“当时我在想,为什么做这个公司?先是生存,然后是挣钱,挣钱完了就是发财,我发财完了就是大家发财……”
龙湖借壳而生
谁也不知道,中建科为何在其投资的一家地产公司声名鹊起时,却开始出让股份。重庆地产圈人士惊愕之余,大都对吴亚军的“借船出海术”叹为观止。
吴亚军真正染指房地产业其实是在1995年。事实上,彼时的经济形势并不好,国家在进行宏观调控,当地的地产龙头国企———重庆市房地产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现为渝开发,000514.SZ)这一年的竣工面积只有5万多平方米。
而那一年,重庆佳辰公司一边增加注册资本,一边与一家颇有来头、名叫中建科产业有限公司(下简称中建科)的国企合资成立创建重庆中建科置业有限公司。公司成立伊始便将房地产业作为未来主业。合资成立的重庆中建科置业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元,其中中建科占比55%,吴亚军夫妇的重庆佳辰公司出资450万元占比45%。
中建科来头可不小,它隶属建设部和国家科委,成立于1994年3月26日(与重庆佳辰成立时间仅相差1个月),注册资本6000万元,注册地为北京,股东分别为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宁波鄞州新华投资有限公司、大鹏证券有限公司和重庆天河保险代理有限公司、重庆朝华科技有限公司等。
有意思的是,这五大股东中的两家后来都遭关张———大鹏证券于2005年破产清算,经纪业务被长江证券托管,而朝华科技股票至今已停牌近3年,“大鹏系”徐卫国和“朝华系”张良宾等均锒铛入狱。
重庆中建科置业有限公司成立不久后更名为重庆龙湖地产发展有限公司。然后吴亚军开始谋划第一个项目,即1997年4月动土的龙湖花园南苑。这一建筑面积超过20万平方米的住宅项目打了漂亮的一仗,项目品质、绿化及配套等均获得较高评价,于1998年11月被评为重庆市“十佳住宅小区”第一名。
值得关注的是,这个时候,大股东中建科开始分步退出,1999年7月以每股1元的价格转让11.25%的龙湖股份给吴亚军夫妻的重庆佳辰公司,使得后者成为控股超过50%的大股东。2003年10月,在多次转让之后,中建科将持有龙湖最后的5%股份转让给自然人吴亚军。
一直到2008年,中建科几乎成了一个空壳,营业收入不足600万元,亏损近160万元。
谁也不知道,中建科为何在其投资的一家地产公司声名鹊起时,却开始出让股份。重庆地产圈人士惊愕之余,大都对吴亚军的“借船出海术”叹为观止。更为蹊跷的是,这些股权转让事宜在龙湖招股书“公司历史、重组”栏中均无踪影。只有重庆佳辰公司于2005年才更名为“重庆龙湖企业拓展有限公司”等寥寥数笔介绍。
从首战告捷的龙湖南苑,到两年后的南苑,再到凭借“北城天街”进入商业地产领域,龙湖地产在短短的5年间就成为了重庆地产界的标杆企业之一。在这期间,近20位中央、部委及外省(市)重要官员都曾在当地领导的陪同下视察龙湖项目。
龙湖俨然成了当地政府的宠儿。最典型的例证莫过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除了上市计划被迫延后外,其并没有受到太大冲击,在重庆的市场份额反而从上一年的6%升至9%,销售收入也增长了16%。
“金融危机吓了我们一跳。”吴亚军在接受一家重庆当地媒体记者采访时说,“一百多年的公司说倒就倒了(指美国雷曼兄弟),我担心哪一天我们也被撞倒了,挺紧张。还好我们手头还有钱,负债在可接受范围内……”龙湖彼时主要做的应对策略是1个月内完成所有项目的预算调整。不过吴亚军也提到,庆幸当地银行没有“雨天收伞”。
龙湖在度过金融危机之后继续蒸蒸日上。今年4月12日,龙湖地产在香港发布的年报显示,2009年,龙湖的平均售价由上一年的不足5000元人民币升至逾9000元人民币,销售收入超过110亿元人民币,增幅超过150%,土地储备超过2500万平方米,主要城市为重庆、北京、成都、西安,若加上上市后及今年一季度新进入的杭州、青岛、无锡、常州、大连等地,龙湖在全国11个城市都有项目。
重庆地产界对龙湖的看法则趋于两极化,一些“外来者”甚至私底下称要“拆解龙湖”,而本地的一家地产企业却在当地一家媒体打出半版的广告,赫然称“向龙湖地产学习”。
抢地抢人
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中国农业银行总行和中国建设银行总行的领导甚至前来宽慰她,表态称会“撑着龙湖”。
龙湖在地产业迅速崛起之后,很多人都想知道吴亚军的秘诀是什么。
当被南方周末记者问到龙湖的“诀窍”时,吴亚军提到两点,一是“进入目标城市较早”,二是“密集投资,兼做商业,获得当地政府支持”。
重庆“北城天街”是吴亚军一个重要的加分项目。据重庆另一位地产商称,2001年他拿下重庆观音桥这一地块时,市场普遍不看好,没想到几年后成为了重庆重要商圈。2009年全年的租金收入超过1.2亿元。
龙湖也因此成为当地政府青睐的对象。引人注目的是,龙湖的拿地成本甚低,2009年平均成本仅为每平米1869元。
这样的低成本拿地策略被吴亚军复制到其他二三线城市。龙湖于去年底掷下35.7亿元拿下杭州四块地。滨江集团董事长戚金兴对南方周末记者称,这几块地皆位于杭州下沙区,相对比较偏远,几乎不会推高杭州地价或房价。杭州去年通过招拍挂卖地900多亿元,“老大”绿城集团和“老二”滨江集团的拿地成本分别约90亿元和67亿元。
龙湖密集投资的一个典型城市是常州。去年下半年龙湖分三次在常州拿地共耗费45亿元。在去年年底常州的一次共4块土地的拍卖会上,“外来者”龙湖独得两块,剩余两块分别为本地企业所得。一位参与竞拍的常州房地产商则称,龙湖进常州是当地政府重要的招商引资事件,“谁知道是不是打过招呼了呢?”
但这样做,不可避免会发生与同行的冲突。2009年初,龙湖和央企保利地产就在广东掐起架来。导火索是保利地产副总经理余英在博客中写下的题为《龙湖地产不受业界尊重的理由》,痛斥龙湖在广东省阳江市与保利抢地的“不道德”,并称保利地产总经理宋广菊曾在电话中一再向吴亚军表示,对于阳江市委市政府给予保利的承诺,“希望龙湖地产不要横刀夺爱”。
这一口水仗无意中暴露了地产龙头们与地方政府勾兑资源的行业潜规则。而吴亚军自始至终保持沉默,最后选择离开阳江,息事宁人。不过龙湖高管们心有不甘,私底下对记者坚称,“龙湖进入阳江比保利要早一年半。”
除了争地,抢人也是吴亚军的一大特色。龙湖向全国扩张,每到一处,必掀起一轮“挖角旋风”,连市场份额超过15%的常州地产龙头新城地产也倒吸一口凉气。新城地产常州公司总经理助理阙东岳对南方周末记者称,“去年龙湖进入常州后,通过猎头公司和高薪诱饵,从我们公司挖去不少优秀人才。”
吴亚军常称一些熟识的好友甚至被她招来的高管为“兄弟”或“哥们”,有人视之为亲切,有人则觉得太过江湖气。龙湖重庆公司负责人周德康等老部下是龙湖向全国扩张之前被吴亚军纳入麾下的,龙湖总部(北京)四个主要部门的头目,皆为吴最近几年的商场朋友或合作伙伴。“我当初从安徽飞到北京和吴亚军聊了三个小时,告诉她我有心加盟,但不懂房地产。”公司品牌部负责人秦力洪说,“最后她竟当场拍板同意。”
除了地方政府的支持,银行与吴亚军的关系也非同寻常。吴亚军曾在接受一位重庆当地媒体记者采访时透露说,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中国农业银行总行和中国建设银行总行的主要领导前来宽慰她,表态称会“撑着龙湖”。而龙湖上市前后,农行和建行又分别给予了龙湖170亿元和180亿元人民币的授信。
上市的诱惑
“2006年就有人来‘忽悠’我了,我也没想到公司会这么早上市。”
在做大之后,龙湖何时上市也成为重庆当地政府关注的焦点。而最早预言吴亚军将成为“女首富”的竟然是重庆市市长黄奇帆。
据《重庆日报》报道,2007年4月,时任重庆市副市长的黄奇帆在会见花旗银行中国首席执行官施瑞德先生时透露,龙湖地产年内可望在香港上市。他预测说,此次龙湖如果上市成功,中国内地首富的位置可能再次易主。
但黄奇帆的话当时并没有应验,龙湖此次上市最终因金融危机而搁浅。而在2009年龙湖再次冲刺并成功上市时,保荐人行列中增加了花旗银行(其他两家为摩根士丹利和瑞银)。
在吴亚军的棋盘中,龙湖于2011年上市为宜。而实际的上市时间却是2009年11月。“2006年就有人来‘忽悠’我了,我也没想到公司会这么早上市。”吴亚军说。
上市前夕,一位重庆当地媒体的记者问吴亚军,龙湖上市的同时失去了什么?吴的回答是:失去了不发展的自由。记者又问:“你对现在的人生满意吗?”“求仁得仁时就很满意,”吴亚军用了孔子的一句话说,“反之就不满意。”
吴亚军从拖着伤病的身体开始卖建材,到初尝地产业甜头并获得纷至沓来的荣誉时,也曾有过“小富即安”的想法,但后来龙湖加速扩张特别是上市之后,她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发展就是使命”。如在交往过程中给她留下深刻印象的日本最大房地产商森信托(MoriTrust)社长、八十多岁的森章一样,吴亚军也是个十足的工作狂,前两年平均每年单程乘机超过200次,她很少关注公司的股价,但不断在和投资人吃饭,且很多时候是一对一。
当年和吴亚军一起打拼天下的丈夫蔡奎,在龙湖上市前任执行董事、副董事长。后来辞去这些职务,“他现在很潇洒。”吴亚军说,“我和他有个私人公司,他现在在做一些一级土地开发整理、高尔夫等项目。”
大多数民营企业淡化家族色彩的做法都能赢得业界认可,而蔡奎辞去龙湖职务却并没有引起人们太多关注。也许是因为吴亚军夫妇一直刻意保持低调,又或许是因为人们自始至终关注的仍然是,吴亚军背后还有无其他“神秘人物”或权势家族。这一尴尬令吴亚军甚为烦恼。
南方周末记者在重庆采访期间,几乎每次乘坐出租车驶过“北城天街”时,司机都会指着林立的高楼,甩下一句话:“这公司的女老板背景很深。”重庆当地另一位身家数十亿的民营企业家也轻描淡写地对记者说:“她只是个代言人而已。”但没有人能为此提供证据。
今年3月,龙湖一位高管受吴亚军之托与南方周末记者聊天时说,“吴亚军肯定没有什么大背景,否则我们也不用这么累了。”这位高管开门见山,“龙湖进入北京和上海的第一个项目都是拿的当时的地王,谁愿意当地王呢,地王都是先烈,利润率不到5%。”不过在北京一些同行看来,这只是龙湖“放长线,钓大鱼”的一种策略而已。
【旁观富人圈】两个女记者和一个摩托男
南方周末记者 张华 发自重庆
戴秀丽和吴亚军年龄只差1岁,家族资产都在200亿元人民币左右,应是迄今为止中国做过记者的人群当中最富有的两个女人了。戴秀丽嫁给英国丈夫后随夫姓,又名秀丽·好肯。
两个都曾在媒体混过5年的记者,后来都搞起了房地产,不同的是,戴秀丽大学期间学的是中文,吴亚军学的是鱼雷控制。其次是各自产业形态的不同,前者是搞“地下商城”的,后者是搞普通的商业地产及住宅开发。
人和和龙湖可共用“凶猛”一词来形容。今年前几个月,人和商业在虎门、鞍山、赣州、武汉等地的项目全面开工,气势凌厉；而龙湖地产从4月份开始,开售楼盘的城市也新增了多座,其CFO林钜昌在香港的年报发布会上还告诉我们,龙湖今年会拿100亿到200亿元的资金去拿地。
戴和吴本人呢,也都是外柔内刚的风格。在为浐灞俱乐部(足球俱乐部,戴家产业)鼓劲的宴会上,东北女人的豪爽劲儿在戴秀丽身上暴露无遗。吴亚军亦如是,前不久龙湖的年报发布会上,她始终是一笑乐呵呵的模样,以至于坐在我旁边的一位香港记者扭头和我接耳:用内地的口吻来说,吴亚军真是谨慎乐观啊。
围绕戴秀丽家族和吴亚军家族的坊间质疑从未曾间断过,人们质疑前者所依托的人民防空洞工程竞争的不充分性,同时对后者的发家过程始终充满好奇。
与吴亚军的风光相对应的是同城的宗申集团创始人左宗申的失落。在左宗申的办公室里,放着一个手写的小黑板,上面是一幅表格,内容是他旗下两家上市公司(宗申动力和宗申派姆)每天的股价和市值情况———这里的市值指的是左宗申家族及职工持股部分的市值,小数点后皆保留两位数字。
与吴亚军的龙湖地产在全国遍地开花结果类似,左宗申张口闭口都是“产业和资本的结合”,借助资本市场的助推,他的团队正在全国甚至全球找“种子”,搞并购和整合。他告诉我,胡润前些时间还曾跑来重庆,向他介绍“猎物”。
但左宗申突然间又很失落地说,“还不如把企业卖给哪家国企呢!”
“这是玩笑吗?”他说不是,“又是禁摩,又是国进民退,有多少人在乎我的呐喊呢?”
左宗申失落的另一个原因是,他的女儿、今年28岁的左颖由于从小在国外受教育,现在即使回国了,也是全世界各地跑,不愿接老爸的班。
不过,左宗申比吴亚军年长10岁。谁也不知道,再过十多年,戴秀丽家族和吴亚军家族的企业会是什么样子,他们又会是何等心境。
“殡葬业第一股”全解密：台商刘添财掘宝记
台商刘添财早早敲开了原本封闭的重庆殡葬业的大门,仅用两年时间就将公司带上了香港资本市场,并受到投资者的疯狂追捧。他是如何发现并掘开了这个金矿的?
在超过400平方米、装修豪华的一间灵堂里,空调、沙发、桌球台、会客室等一应俱全,正中央偌大的钢琴最为扎眼,当音乐声起,死亡的气息一下子淡了很多,人们一边对死者追思,一边相互寒暄着……
这是3月25日,重庆江南殡仪馆“重庆厅”里的一幕。重庆市政府一位主要领导的父亲几天前去世了,葬礼就在这里举行。“重庆厅”是江南殡仪馆规格最高的厅堂之一,3天2夜的租用费用为1.58万元。
葬礼要搞3天2夜———这是重庆独特的丧葬风俗。3天当中,所有亲朋好友的食宿一般都有统一安排,大都住在附近的酒店,殡仪馆有食堂,而各种小吃、麻将和扑克就摆置在灵堂内,供客人们随时享用。灵堂里会播放哀乐,但死者亲属一般都会邀请乐队表演,唱歌、跳舞,或是请僧人来为死者超度,好让逝者一路走好。
江南殡仪馆的大门上同时挂的另一块招牌是“中国生命集团”,这是一家神秘的台资企业———作为“中国殡葬第一股”,中国生命(08296。HK)去年9月9日在香港一挂牌即受到资金热捧,首日涨幅达44.44％,然后4天翻了4倍,堪称疯狂,而一串带“4”的数字的巧合更显诡异。
今年3月底,中国生命发布的年报显示,2009财年的营业额为4750万元,毛利为72％,其中中国大陆业务所占公司业务比重超过七成。
在高利润的背后,中国生命集团董事长刘添财认为自己也提供了价值———“我们这些殡葬从业者,就是要通过一系列仪式让生者更理解人生的价值、亲情的可贵。”
54岁的刘添财是位台商。他曾在台湾试水房地产业,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一直在台湾经营墓园。2007年进入重庆后,他不但将台湾的殡仪服务业(重庆安福堂、天福堂即为其旗下殡仪服务公司)克隆到了大陆,更是闯入了“禁区”———托管了包括火化业务的重庆江南殡仪馆。江南殡仪馆是重庆市属的两家殡仪馆之一。
这个结果连刘也没想到。在台湾,尽管殡仪服务业完全由民间资本主导,但火化这一环节,仍是由台湾政府来经营的。而在刘过去的印象中,中国大陆的殡葬业应该是一个几乎完全封闭、高度垄断的行业。
在刘托管江南殡仪馆之后,这家殡仪馆凭借着提供包括追思、餐饮、住宿、运送、冷藏遗体、化妆、火化、骨灰寄存和殓葬等“一条龙服务”,在2009年一年的营收就达到2000万元。
十个月锁定重庆
刘添财进入重庆是2006年。彼时,刘添财在台湾执掌的“宝山生命公司”在业界已颇为知名(中国生命集团是于2005年2月在开曼
群岛注册的空壳公司),并将业务开拓到了马来西亚等国。
宝山生命在台湾的业务主要是墓园和殡仪策划与服务。虽然盘子铺得不小,总的营业额大约为2000万元人民币。刘添财觊觎中国大陆这一超级市场,但迟迟找不到切入口。
直到2005年,刘添财等宝山生命高管到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参观,偶遇当时在长沙任职、后任中国殡葬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的张宏昌。该校是中国大陆为数不多专门设置殡葬专业的院校之一。
两人先在接待宴上相谈甚欢,不久后又有了一次单独的会谈。刘添财发现,自己原先对大陆殡葬业“禁入”的看法其实是作茧自缚。在张宏昌的指点下,刘添财选择了浙江和重庆为首先要攻占的区域,后来从民俗等方面又做权衡,最终选择重庆为突破口。
那时重庆的殡葬业,火化和墓园业务为政府经营,殡仪服务业则是民间资本与国有资本平分秋色。不过这里的“民间资本”形态,主要是在重庆大街小巷搭棚而生的个体经营者,价格灵活,但欠规范。直到今天,重庆个别区街还能看到类似的“风景线”。
彼时另有一家大型企业已在重庆(主要是沙坪坝区)树立了江湖地位———民政部直属的中福实业总公司投资逾亿元建造、以经营墓园为主的上海福寿园,其重庆分公司于2002年在重庆沙坪坝区建造“安乐堂”,提供除火化外的殡仪服务。2004年初沙坪坝区政协提交的工作报告中,安乐堂作为该区耗时仅一年多就建成的“第一个集中、卫生的治丧场所”被重点提到。
张克勤是安乐堂的总经理。“到今年5月份我到重庆就整整8年了。”他一口上海腔,端坐在办公室的椅子上,很自豪地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我们现在有26个悼念厅,总面积超过5000平米呢。不久前,有香港上市公司和我们的母公司频繁接触。”
张的办公室外,楼上楼下,是多家葬礼,人声鼎沸,亲友们的搓麻将声,嗑瓜子声,服务人员倒茶声,不同乐队的演奏声等混成一团；仅凭声音，你会以为是老舍笔下的茶馆，而无从分辨出这其实是一家殡仪服务公司。
刘添财2006年来到重庆后,并没有急着下手,而是对重庆各区的殡葬现状、大小殡仪馆、大小殡仪服务公司开始了漫长的考察,总共耗费了超过十个月的时间。
彼时在马来西亚分公司任职的王顺郎,也被刘添财叫了回来,加入到了“重庆侦察小分队”当中。马来西亚是个宗教国家,王顺郎当年从台湾过去后突破了藩篱,于是他被刘视为打开中国大陆市场大门的最佳人选。
争议中的殡仪馆改制
刘添财2007年中首先托管的殡仪服务公司是重庆九龙坡区的天福堂,首先托管的殡仪馆是重庆江南殡仪馆。所谓托管,即地皮和房产的产权归属不变,自己只是承包,且在合同期内每年提取一笔固定比例的管理费用给原所有人或主管单位。
托管殡仪服务公司难度并不大,因为在重庆,这一块市场本来就是对民资开放的,与被托管方谈妥合作细节后,提交所在区的民政局备案即可。
难点在于托管殡仪馆,“最大的障碍是当你要打破殡仪馆原先的国有企事业单位编制时,必须面对来自各方的压力和怀疑。”王顺郎说。
不出所料,江南殡仪馆所在的重庆南岸区民政局里分为了两派,一派支持,一派反对,两股声音针锋相对。
令刘感到幸运的是,南岸区民政局局长邓从国从一开始就支持改制———主管单位的一把手投赞成票,其实已是一个风向标。而刘添财更明白,筹码必须足够高、足够诱人,经过近一个月的数轮谈判后,他承诺的条件是:殡仪馆原员工愿意受聘的,全部吸收,改与中国生命集团签约,待遇从优；愿意留任的干部则可领到“双工资”,原事业编制的工资不变,另从中国生命集团拿一份企业工资；而不愿留任的干部,则成为殡仪馆的监督者———“江南殡仪馆管委会”,实际上等于提前退休了。
对南岸区民政局来说,既解决了先前殡仪馆经营不善的问题,每年又能坐享一笔不菲的“管理费”。而且减少了所辖区域殡仪个体户随处搭棚的现象,并让外界贴上了“殡葬业改制排头兵”的标签,等于一箭多雕。
南岸区民政局里的支持声最终变成了多数派,刘添财却不敢长舒一口气。因为尽管江南殡仪馆的编制属南岸区民政局主管,但必须和重庆市民政局通气,而市民政局里对此事的反对者占大头。
“刘添财当时来局里跑了好多趟,详尽汇报自己的思路。”重庆市殡葬事业管理中心主任唐维智(隶属重庆市民政局)向南方周末记者称。又是一番长磨短磨之后,刘添财最终遂愿。当然,由于是外资属性,和工商部门过招也是必不可少的“课程”。
刘添财进入重庆的步骤可谓“前松后紧”,前半场如不少业界同行形容的一样,“在街上转悠,似乎像个没事人一样”,而后半场是紧锣密鼓。
中国生命托管江南殡仪馆后,一边改善设施,一边细化相关的服务品种和档次,“我们的价格这几年在不断提升,而非像一般服务行业一样‘促销酬宾’。”王顺郎指着江南殡仪馆墙壁上的经物价局核准的《殡葬服务收费价目表》称。显然,登堂入室的刘添财,在行政许可的大帽子下,尽可能地将台湾殡葬业的经验复制了过来。
“若无重庆业务,中国生命是无法在香港上市的。”去年9月中国生命挂牌后,回到重庆的小型庆功会上,刘添财如此感慨。短短两年时间,从无到有,到成为主要业务市场,大陆在刘添财心中的分量越来越重。他现在是台湾、香港、大陆三地跑,不时还要飞往加拿大———他有一儿一女,儿子在台湾服兵役,妻女在加拿大。
“你在广东殡葬行业有人脉吗?”
中国生命上市募集资金超过8000万元人民币。之后,其扩张步伐明显加快。先是于去年11月托管重庆忠县殡仪馆,然后是今年2月拿下江北区的安福堂。
安福堂显得很是破旧,大门右侧石壁上的公司名称中,“安”已不见,只留下“福堂”二字。虽然也有十多个大小不等的悼念厅,但都很简陋,记者联系采访当日的值班经理,电话一通后,被告知“正在喝酒”无法回来。
“我们马上要对安福堂翻修了。”中国生命集团重庆事业部总经理王顺郎说。
但他同时又流露出对殡葬业从业人员素质普通不高的担忧。“你看公司这些张贴画,都是我亲自完成的。”王顺郎顺手指着江南殡仪馆接待大厅里“礼遇生命最终的价值,圆满您对生命的最终期许”等宣传语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王顺郎1990年代初在台湾经营一间广告公司,恰逢刘添财开发完一块墓地后要宣传,便找到了王顺郎,两人合作后不久,在刘的鼓动下,王即加盟到刘旗下。由于中国大陆殡葬专业人士匮乏,广告业人才一般又不愿接单,更不愿转投这一行业,“所以我现在虽是公司高层,也必须亲力亲为。”
值得玩味的是,从中国生命的财报看,中国生命集团并不像外界盛传的一样个个拿高薪。财报显示,截至2009年底,中国生命集团有近270名雇员,而这一年中,包括董事酬金在内,其员工成本近640万元,人均年薪只有2.4万元。而重庆市统计局今年2月公布的数据显示,2009年重庆城镇经济单位职工平均工资为近3.1万元。
也就是说,向来处在人们眼中“暴利行业”的中国生命集团员工,比重庆市城镇职工的平均工资还要低两成。
一边是人才匮乏,一边又在压缩成本,这似乎是个悖论。一位员工看着公司报表上70％的毛利率这一数字愤愤不平地说,刘添财“只顾为自己添财”。作为中国生命第一大股东的刘添财,持股比例约为49％,以4月1日收盘价计,所持有股份市值为3.8亿元人民币。
而刘对这些声音并不在乎,他在某些方面又非常舍得,譬如他上交的“管理费”———江南殡仪馆2009年度2000万元的营收当中,营运费用为120万元,而管理费高达680万元。又如并不在中国生命任职的刘添财的好友杨永生、于文萍夫妻,共拥有超过7％的股份,招股书披露的原因是刘认为他们“在中国拥有广泛的人际网络,可向本集团引介更多业务机会”。
不过,时至今日,刘添财的生命集团虽然在重庆殡葬业市场获益丰厚,但其发展前景仍面临着多方面的制约。
例如,殡仪馆的火化业务原本应是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一旦变成具有一定垄断性的生意,商人的逐利冲动与该项服务的公共性就会发生冲突。根据中国生命的招股书,江南殡仪馆被托管的第二年,火化的平均收费提高了6.9％,随后四个月的平均收费又下调了1.4％,招股书称“这反映受到中国价格监控的轻微影响”。
另一方面,刘添财必须加大马力开拓重庆之外的新市场,否则,中国生命的成长性便会受到资本市场的质疑。
“你在广东殡葬行业有人脉吗?有的话咱们可以考虑合作。”在采访结束时,王顺郎仍不忘向南方周末记者问了一句。
■观察：殡葬业的生财之道
南方周末记者 张华 http://www.infzm.com/content/43518
“马云,你对自己的葬礼满意吗?”
“还行,这个项目挺有意思,很独特,但是这个项目的路会很长。这应该是一个慈善事业,因为它面对的是生与死,挑战的是传统观念。”
这是当年央视《赢在中国》第二赛季晋级过程中的一番对话,一位选手陈述完自己项目“殡仪服务连锁企业”后,主持人问嘉宾马云的看法,马云如此回答。
马云错了。彼时他并不知道,就在他在演播厅侃侃而谈时,一位名叫刘添财的台湾人正开始在中国大陆殡葬业“寻宝”,最后他成功了,并且时间只有短短两年,就于2009年9月他将“中国殡葬第一股”带上了香港资本市场,主营业务正是殡仪服务。
今年3月,电子及贸易行业的香港上市公司金科数码宣布,与上海福寿园的母公司中福实业签订备忘录,拟在内地合作开发殡仪服务。之前,金科曾宣布以20亿元收购上海一殡仪项目55％的股权。这似乎预示着中福实业正在推进自己的借壳之路。
中国生命、中福实业,加上主业为墓园的勤美达国际和中民安园。资本市场的“殡葬板块”初现雏形。
发现中国殡葬市场潜力之大的,远不止这些公司。去年11月,日本心网株式会社社长到上海造访福寿园集团,两个月之后,福寿园集团高管又到日本回访,“我们现场观摩了地道的‘入殓师’。在那里,所有的死者是那么有尊严。”福寿园重庆分公司负责人张克勤很是感慨。
心网株式会社希望借道上海福寿园进入中国大陆。这是家老牌殡葬企业,历史超过80年。殡葬业“百年老店”的梦想并不遥远,足见日本殡葬业之发达。给张克勤印象深刻的另一处细节是,日本一些礼仪服务公司,业务涵盖葬礼和婚礼,大多数时候,提供葬礼和婚礼礼仪服务的,是同一组人员。而在中国大陆,这显然有些不可思议,甚至会为人所诟病。
有趣的是,日本影片《入殓师》获2009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外语片后,带动了原本就热闹非凡的殡葬业新一轮投资热潮。据彭博社报道,包括铁道公司、饭店、农业协会以及零售企业等都想分一杯羹。世界500强、日本最大零售企业永旺株式会社已和四百多家殡葬业者签约,提供不同档次的服务,永旺超市服务台不时派送印有“安心的葬礼”的宣传页。
不仅是日本。美国殡葬业也是完全市场化的产业(美国有五十多所高等院校开设殡葬专业),其行业龙头叫SCI(ServiceCorporationInternational),它在1969年就登陆资本市场。它秉承的是麦当劳式的连锁经营,通过疯狂并购,到1999年时,成为全球最大的殡葬企业,在美、英、法和澳大利亚等国的市场份额均超过10％。
对于中国殡葬行业的掘金者来说,这是个巨大的待开发市场———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最近10年,中国大陆死亡人数逐年上升,平均死亡人数为850万人,以人均丧葬费用3000元计,这一行业每年的市场规模就高达255亿元。
甚至连互联网从业者也关注到了这个市场。一家服务器位于北京、名为“网同”的纪念网站近些年风生水起,自称是“世界上第一家规模化经营在线纪念的网络公司”,据称其与国内许多公墓建立了合作关系,客户过万,除去每年极少的网页维护费用外,年收入超过百万元,毛利率超过90％,令中国生命等实体公司都望尘莫及。
一位正在中国生命旗下江南殡仪馆实习的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殡仪专业大三的学生告诉我,重庆殡葬业竞争的激烈程度超乎想象,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现在各家殡仪公司都在发展“寿前服务”或称“临终关怀”这一块业务,即改善患者余寿的品质。
“由于这一业务是殡仪服务的前一站,”他狡黠一笑,“一些养老院现在专门搜寻一些家庭条件优越、行将就木的老人,人一去世,一套方案随即出炉———到哪家殡仪服务公司或殡仪馆,如何办葬礼等,这其实等于通过卡住我们产业链的一处上游,来和我们抢食市场。”
■写作后记
这是一次神奇的采访。这个选题，从去年8月中国生命正在冲刺香港上市时，我就想做，一直到今天才完成，耗费了半年多的时间。做这个选题的出发点，一是觉得有趣，做殡葬服务的公司上市了，老板是台湾人，而 主要业务在大陆。还有一个原因是，每年到清明节前后，都会在一大堆的社会新闻记者轮番批评殡葬业暴利，我虽然也对这个行业的暴利有看法，但是，每年批评一次，又有何进展呢？
所以我想通过解剖一个样本，一个样本城市，一个样本公司，来展示殡葬业现在的情形，特别是正在发生的变化。重庆是个很有意思的城市，搞个葬礼要3天2夜，而且活人花的钱，要远远超过死人。最重要的是，这个城市的殡葬业，在改制这一块，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尽管现在看来，火化业务究竟合不合适也承包出去仍值得商榷。
这应该是介绍中国大陆殡葬业改制的第一篇报道，不过我把它写成了人物报道的形式，因为我这几年一直在做财经人物报道，像是一脉相承了。当然，深入程度还不够，还可以继续探讨。
最神奇的是，那一串数字“4”，中国生命上市当天涨了44.44%，然后4天翻了4倍。而我写作这一文章，是在4月4日。那一天晚上出去接老婆下班，到车库取车，发现剩余里程正好是444公里…初稿写完后，经编辑和我自己的两轮修改，我无意中查看字数，发现主稿字数正好是4444字！
郭信平：站在姚明肩上的技术狂人
通过与篮球明星姚明的结缘,郭信平使合众思壮公司增添了一丝娱乐色彩。在16年创业期之后,老师出身的郭信平即将带领公司走入资本市场,并可能获得逾30亿元的账面财富。
□南方周末记者 张华 发自北京 http://www.infzm.com/content/43362 
郭信平在生活上循规蹈矩,但在生意场上却是个狠角色。张华/图
和很多明星一样,“小巨人”姚明马上也要感受到资本杠杆的魔力了。
随着3月24日网上配售的完成,国内卫星导航行业龙头之一的合众思壮(002383.SZ)很快将在中小板上市。篮球明星姚明是合众思壮的股东之一,他持有合众思壮67.5万股,以招股价37元计,这部分身家已近2500万元。若按科技股近日受资金的热捧程度,以首日涨幅60％计,姚明所持合众思壮股份的市值将达4000万元。
但“姚老板”仅仅是个搭便车的人,真正的赢家是合众思壮董事长郭信平。这位科班出身的技术狂人,将在公司上市当天赢获逾30亿元的账面财富。
股东姚明
“知道为什么刘炜这个球传得很高吗?”当上海大鲨鱼队一个篮下传球失误时,姚明没有表现出不满,而是回忆起多年前与队友的配合,“因为缺了我这个搭档———他一般都是传球给我的。”坐在看台上的姚明对身边的郭信平说。
这是今年2月19日,农历大年初六。在这场上海队和辽宁队的比赛中,姚明一边充当“看客”,一边担任“解说员”。他的状态很放松,当队友进入最佳状态时,他会禁不住挥舞手臂。
今年45岁的郭信平与“80后”的姚明相识于2005年。郭对姚最初的印象和其他人一样———“个子好高”。那时,郭的合众思壮公司是美国最大的导航型GPS生产商———Garmin的中国总代理。他看中了姚明,建议佳明公司聘请姚明做产品代言人。碰巧的是,佳明公司的会计师和姚明的会计师在同一家事务所任职,一番牵线之后,姚明成为佳明公司的代言人。
3年之后,郭信平自己签下已很熟识的姚明为合众思壮的代言人,时限是5年。
除代言人外,姚明现在还是合众思壮的持股人,在合众思壮公司持有67.5万股,并承诺三年不转让。
熟识后,郭对姚明的印象也在转变。“我和姚明聊得默契,他很健谈,现在是一个成熟、理性的商业人士了。”让他记忆深刻的是,合众思壮及所在行业的资料、数据、分析报告,姚明本人都会逐一查阅,并很直接地就合作细节提出疑问和思考,而不是草草签字或“被签字”。这在当下的演艺及体育界无疑是个另类。
另一处细节是,合众思壮在为旗下汽车导航品牌“任我游”选译英文名称时,在“GoU”和“UGo”之间举棋不定,姚明直言前者优于后者,“哈哈,你知道一个点子值多少钱吗?”姚明狡黠地一笑,“当年索尼进入美国时,SONY写作‘SO·NY’,可以让人联想为‘SO NEWYORK’,中间那一点,值600万美金呐!”
技术狂人发家史
郭信平是山东菏泽人,给人的第一印象是“木讷”。但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的四个小时过程中,头一个小时,他都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大谈卫星导航原理,在纸上划满图形,从美国的GPS谈到中国的北斗,兴奋得眉飞色舞。
他是科班出身,25岁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硕士毕业,专业正是卫星导航。毕业前一年,他才接触到放在实验室里被严加保护的卫星导航仪器,一台价值2万美金,主要运用于地质调查、找矿等；他毕业后的第二年,美国也才开始把海湾战争作为全球定位系统的试金石。
虽然北航同专业的师生间流传一句振奋人心的话———“卫星导航的运用只受想象力的限制”,但在外人看来,郭信平学的是一个非常冷门的专业。那时谁也不可能预料到,不足20年后,中国的汽车销量居全球第一位,光汽车导航产品市场就是很大一块蛋糕了。郭信平毕业后留校执教,同时继续从事卫星导航技术的研究。他在北航的几位老师是行业内的泰斗,这使得他得以了解最新的国内外技术进展和应用,也为他进入商界后继续保持对一些研究项目的敏感和对接奠定了基础。
他成立合众思壮是在1994年。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年份,中国正式开始研制独立自主的卫星导航系统———北斗卫星定位系统,在此之前,只有美国、俄罗斯和欧洲自主研制生产卫星导航系统；也是在这一年,美国佳明公司开始在中国寻找代理,佳明公司的产品此前在中国销售总量不足100台。
创业初期的郭信平选择做佳明的中国代理。当时佳明已有六七家代理,其中实力最雄厚的当属长城计算机集团了,眼看这家国企就要成为佳明的中国独家代理,半路杀出个还不到“而立之年”的毛头小伙。佳明公司听说郭信平想争独家代理权,感到十分可笑,便抛下一句:你一年能卖够1000台的时候再来找我们吧。
令佳明公司大呼不可思议的是,郭信平用了四个月的时间,就把每台价格为8000元左右的航海导航产品卖出了1000台———这意味着四个月内把Garmin公司在华业务额扩大了10倍。郭信平最终拿下总代理权,此举为他打开了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市场的大门。
一个技术出身、执教于讲坛的年轻人,在实际的商战中却也是个狠角色———1992年他给航空部做软件系统,3个月赚了50万元后,并没有走“小富即安”的路线,而是把50万投进去继续做,1995年的时候,他已赚下了1000万元。
之后一些年,其利润几乎年年翻番,他一边将之全部投入更大的战役,一边研发自主品牌———两条腿走路。
今年3月22日,Garmin公司发布声明称,与合众思壮在民用PND(便携式自动导航系统)上的合作中止,Garmin的解释是“双方的市场战略不同”。
而这时的郭信平,正在为合众思壮上市冲刺。有人说他是渠道制胜,有人说他是借鸡生蛋。而郭信平正在琢磨的是,公司上市后募集到的逾10亿元的资金,应当如何去花。
学者也疯狂
与合众思壮有着相近概念的北斗星通(002151·SZ)三年前登陆深圳中小板时,首日暴涨380％,其董事长、10年前从国防科工委出来创业的周儒欣身家超过30亿元。而于去年年底登陆创业板的超图软件(国内领先的GIS平台软件),首日涨幅亦超过60％,其控制人、中科院兼职博导钟耳顺个人资产突破4亿元。
郭信平、钟耳顺的“暴富”,加上去年上市的机器人(300024.SZ,第一大股东为中科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董事长王天然等,被坊间认为这是“学者型富豪时代来临”。有人甚至拿钟耳顺、王天然加上袁隆平、柳传志,戏称为资本市场的“中科院系富豪”。
这些学者型富豪的出现是基于其在不同的技术领域所扮演的独特角色。在创业之前,郭信平便潜伏北斗计划之中,而相关业务在其创业后交由合众思壮承接。
但这个看上去很美的前景仍然有某种不确定因素。在合众思壮的招股书里,就曾向投资者提示一种风险的存在———目前公司大部分产品基于GPS导航系统,如果GPS导航系统失效或由于其他原因停止工作,该部分产品将不再能够给客户提供相应服务,从而导致公司部分业务失去存在的基础。
郭信平对此解释说,GPS系统“关闭”的意思就是美国不向我们开放系统了,因为美国的GPS系统是具有一定垄断性的资源。但他觉得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因为俄罗斯、欧洲和中国的介入,卫星导航定位系统正在由单一系统走向多系统,美国如关闭系统等于将竞争优势拱手相让。
与人们对学者的印象相仿,郭信平的生活也略显枯燥。他不抽烟,不喝酒,不看电视,每天十点睡觉、六点起床,很是规律。他喜欢打高尔夫,但从不参加什么俱乐部,也很少出席业界论坛。
几年前,他破天荒参加央视的节目,却不知是什么节目,录制开始前一群人在寒暄,有人给他介绍说,这是王小丫。郭信平向前一步握住王小丫的手,彬彬有礼地问道:你好,请问你是哪家公司的?
从2003年第一次登上胡润百富榜、三年后成为中国第一位女首富,再到两年后遭遇滑铁卢以及2009年重返富豪榜前茅,张茵在“七年之痒”中划出了一条“N”型曲线。在其耀眼的成功背后,她与中国本土企业家的行事方式极其相似,是一个强势管理者,但不愿抛头露面,缺乏与公众互动的能力。
■南方周末记者 张华 发自北京、东莞 http://www.infzm.com/content/42409
如果你在2008年10月底买入了代码为02689的港股，然后于2009年12月初卖出。你一定是个遭万人嫉妒、偷着乐的家伙。
因为一年多的时间里，从近0.7港元到逾14港元，它翻了整整20倍。
这一股票是玖龙纸业，没错儿，就是2006年制造出“中国第一位女首富”——张茵的那台“机器”。
在今年3月8日——国际妇女节100周年之际，CNN推选出亚洲最具权力的8位女性，来自中国的“纸业女王”张茵荣登榜首。
“麻涌镇的不少村民去年都买玖龙的股票呢！”3月2日中午， 53岁的张茵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她穿着白衬衣、黑色毛背心，绿色羽绒服，与2008年底全球经济陷入泥潭的焦灼以及不久后父亲去世时的悲恸相比，如今的张茵和她的股票一样神采奕奕。
麻涌镇位于东莞市，是玖龙纸业大陆总部所在地。这是一个人口只有10多万、且外来人口近半的“小镇”，2009年利用外资额却达2.5亿美元，小镇红人张茵更是以330亿元身家重回胡润百富榜前茅。
从“第一位上富豪榜的东莞企业家”到“废纸女皇”，从“两会炮手”到“血汗工厂女老板”，抑或今日甚为时髦的“低碳富豪”，张茵从进入公众视野那天起，就开始被贴上各种各样的标签。
她脚跨中西，其成功缘于在美国发现了废纸生意，并巧妙地利用了南中国的低成本劳动力优势。但在其耀眼的成功背后，她与中国本土企业家的行事方式极其相似，是一个强势管理者，但不愿抛头露面，缺乏与公众互动的能力。
“我不习惯抄近道”
当玖龙走出泥潭，业绩节节攀升，众投行与投资机构纷纷找到张茵，给出一份份的并购方案，结果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碰了一鼻子灰。
“我们绝不能上什么富豪榜。”2003年10月3日，玖龙公司收到胡润发来的关于核实张茵财富数字及相关信息的邮件后，张茵的第一反应是——焦虑、劝阻。
这种情绪并不难理解。在此之前，没有任何一位东莞企业主进入过富豪榜，东莞这个中国经济最发达的二线城市之一，从来都笼罩着一件神秘的面纱。藏富于民一直是它的一大特色，它的经济总量位居全国地市级城市前茅（2009年GDP近3800亿元），但人们却很难看到所谓的“富豪”或“企业家”主动出没在形形色色的论坛、峰会或是镜头前。
第二天，张茵托丈夫（玖龙集团副董事长、行政总裁）刘名中回复胡润。邮件是用中文写的，口气甚为含蓄：“贵公司关于中国大陆百富榜的传真收悉，非常感谢。经研究，有关贵公司要求敝公司给予答复的内容，我公司不考虑出版。谢谢！”
胡润没有回复，张茵心急如焚。10月6日深夜，以为胡润不懂汉字，张茵敦促刘名中给胡润又发了一封英文邮件：“…如果没有经过我们同意擅自发布关于我们的任何信息和数据，那只好对簿公堂了。”
胡润最后“辜负”了张茵，张茵以25亿元的财富排在2003胡润百富榜第17位，这是她第一次进入公众视线。
不过当时鲜有人关注她，因为那一年的首富是32岁的青年才俊丁磊。直到2006年她也“晋升”为首富时，人们惊讶地发现，原来张茵不是“黑马”，亦非“土鳖”——她1985年怀揣3万元跑到香港捞世界，3年后在东莞建立自己的工厂（东莞中南纸业），1990年又跑到美国创始美国中南公司，一中一美，倒买倒卖，搞得有声有色。成立玖龙纸业是1996年，第一台机器就是20万吨的年产规模，到现在已是东莞、江苏、天津、重庆四个基地，逾800万吨的产能了。
“她总是风风火火，冲劲十足。”一位玖龙的职员说。1990年前后纸业市场规则混乱，这成为她异军突起的契机。而她从创业至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20年中虽多有磨难，但整体而言顺风顺水，这从另一方面又加固了她偏执的脾性。
中国经济最疯狂年份之一的2007年，似一场近乎癫狂的盛宴，众上市公司股价升天，万马奔腾，有人揶揄彼时的公司“没事儿就融点资”——个中心态有二：一为趁热打铁，一为未雨绸缪。这一年，A股市场融资额超过8000亿元，与港股市场旗鼓相当。
在这一年中，作为行业龙头企业的玖龙纸业，只是发行了两期4亿港元的短期融券。
“我们当时并不缺钱，”张茵回忆称。
事实确实如此。2007年玖龙股价最高升至逾27港元，加上银行授信充裕，张茵虽亦忙着跑马圈地，但没人会相信玖龙有一天也会缺钱花。于是，张茵多次对外声称不会通过增发或配股融资。
问题是缺钱花的那一天不久就来临了。2008年底，坊间甚至传出“玖龙濒临破产”的传闻。张茵先前不搞股权融资的承诺，此时被不少人拿来作笑料，有人称她“好傻好天真”。
然而，当今天再回过头来看当初的举措时，张茵仍不认为自己犯过傻。在她看来，未来股价可能会更高，“急于图一时之快而稀释自己的股权的行为未必明智”，她振振有辞地对南方周末记者称，“我们（家族）现在还牢牢掌握着玖龙70%的股份呢。”
张茵家族在2009年通过出口转内销等策略调整，以及延续之前通过回购公司股票、提前偿付部分银行贷款以提振投资者信心的作法，使玖龙走出了泥潭。2009年1月1日至2009年6月30日之下半财年盈利超过13亿元，相比前半个财年增长了3倍。
于是从花旗到大摩，众投行像令人爱恨交织的墙头草，一改先前的看空，重新将玖龙调高至买入评级。由于行业复苏与并购重组被普遍预期为造纸业的两大关键词，不少投行与投资机构找到张茵，给出一份份美轮美奂的并购方案。
“结果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碰了一鼻子灰”，张茵说，“我不习惯抄近道。”
不合时宜的偏执
绝大多数时候，舞台上的张茵表现得与一般的东莞企业家无异：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埋头做事，有时喜欢“认死理儿”
英特尔公司创始人安迪•格鲁夫曾说，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对张茵而言，商业上的偏执让她受益匪浅，但对外交往上的偏执却使她差点栽了大跟头。
两年前，香港一家民间团体发布的一份《2008年首季香港上市企业内地血汗工厂报告》中，玖龙纸业赫然在列。舆论哗然，张茵大怒。她斥责这一民间组织是“无良组织”，加上后来广东省总工会的介入，她陷入了更大旋涡中。
这件事让张茵焦躁的脾性，不愿正视自己、急于反驳批评者的软肋，一股脑儿地暴露在人们面前。最糟糕的是，彼时已上市两年的玖龙纸业，竟然没有一个维系公共关系的部门。“公司一直做的是B2B的业务，所以很少考虑这方面的问题。”玖龙集团一职员对南方周末记者称。
“在我面前，张茵哭过。”广东总工会副主席孔祥鸿说。风波的最终，以张茵合作的低姿态收场。
不过佟剑（化名）并不认为张茵当时真的意识到自己态度的不得体。佟剑是一家大型传播顾问公司的负责人，“血汗门事件”后他找到张茵，为她梳理各个环节，并最终说服她签下一纸合作合同，“结果合同执行了一半时，事件平息了，张茵觉得再合作下去意义不大，于是提前终止了合约。”
如今的张茵已不愿提及此事。当南方周末记者和她聊起这一话题，她有意回避，“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她说，“那是一场战斗，更是宝贵的一课。”
和王石、冯仑、李东生等出生于1950年代的企业家相比，张茵的国际化程度貌似更早一些——1990年代她挥师美国，是日后对其成功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步（1996年，张茵的美国中南公司在全美各行业集装箱出口用量排行榜上位列第四），眼界和胸怀应该更宽广一些。然而，绝大多数时候，舞台上的张茵表现得与一般的东莞企业家无异：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埋头做事，钟爱一些“笨方法”，甚至有时喜欢“认死理儿”。这一方面与她所在的行业——制造业有关，更与她执拗的性格有关。
不过，从2008年至今，张茵并非没有改变。一边是成立公关部，一边是搭建成熟的SAP企业管理系统平台，她开始提“百年玖龙”这一口号，那意味着家族从“企业”到“事业”的理念转变，和与合作伙伴从“生意”到“朋友”的角色认知。
尽管现在张茵和她的玖龙重新回到了顺风顺水的轨道上，再度成为了资本市场的香饽饽。但她当下的挑战同样不小：中冶集团在京成立中冶纸业集团公司，组合国有大型“林浆纸一体化”企业。中冶等央企进入造纸业，未来的硝烟无疑将更浓烈。业界惊呼：“国进民退”向纸业袭来。
张茵显得甚为坦然。她称“国进民退”不足惧，专注度和灵活、快速的反应能力是玖龙的两大法宝。这种回答虽很像外交辞令，但与两年前相比，她从容了许多。
“我现在不向朋友推荐玖龙股票，且看五年后玖龙的发展吧！”张茵嗓音提高了几度。经历过几场大风大浪后，张茵的柔韧性远胜当初，似乎又在释放着“首富即将回归”的信号。以2010年3月9日收盘价计，张茵家族持有的玖龙市值超过360亿港元。
张茵的疲惫有时会溢于言表。“我其实更看重家庭，”张茵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我招聘员工或经理人的时候，首先看的是家庭责任感。”
2010年春节，张茵在国内过春节，小儿子也从美国回来了，在巴西呆了30多年的公公婆婆首次回到大陆，一大家子济济一堂。张茵说，她找到了一种久违了的感觉。
家中亦强势
与当当网的李国庆之于俞渝，新光饰品的虞云新之于周晓光等“管家+谋士”类型不同的是，刘名中更多扮演的是管家的角色，很多时候他只是一个执行者。
但在家庭之中，张茵依然扮演着最强势的角色，她的丈夫刘名中只是个兢兢业业的“贤内助”。
刘名中出生于台湾、成长于巴西，牙医出身（与张茵结合前是她的牙医），精通葡萄牙语、英语，曾在巴西做过钢铁贸易。他很少在公众场合抛头露面，只有玖龙发布财报，或如2008年遭遇“血汗门风波”时，他才出席会议，但几乎一言不发。“在年终总结上他也会讲话，但相对简短一些。”玖龙太仓公司职工孙继一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刘张夫妻二人感情甚笃，他们习惯早起晚睡，许多时候事务太多，二人不约而同到玖龙食堂就餐或是打盒饭，“常看到他们一起吃盒饭的情景，”玖龙（东莞）公司一位中层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每年春节前玖龙四大基地都要举办有颇具规格的‘春晚’，董事长和总裁场场必到，董事长有时兴致来了，会挥舞着荧光棒在台下为演员们喝彩。”
记者看了玖龙太仓公司2010年“春晚”的录影，龙狮争辉，四位主持人站成一排，十足的“CCTV春晚企业版”。“每年的央视春晚我们全家必看，这没得说。”张茵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此时，她已经离开自己的老家黑龙江20年了。
刘名中对内控管理很精通，他被称为张茵的“贤内助”。与当当网的李国庆之于俞渝，新光饰品的虞云新之于周晓光等“管家+谋士”类型不同的是，刘名中更多扮演的是管家的角色，很多时候他只是一个执行者——张茵偏执的性格决定了他在家庭中的强势地位——这从二人应对胡润来信的作法即可见一斑。
刘名中有时又是张茵的“外交官”，2008年6月初，张茵以私人（香港凤凰林业投资有限公司）的名义，与云南省政府签下一项种林协议，投资金额高达60亿元人民币。在签约仪式上，张茵缺席，取而代之的是刘名中。“从张茵表示出来云南投资的意愿到现在锤子落地，刘名中先生一年来是云南的常客。”云南省一位官员对记者称。
张茵的两个儿子分别生于1982年和1992年。大儿子刘晋嵩从美国加州留学回来后到玖龙，金融危机成为了他最好的实习课程，2009年8月初，他获得300万份购股权，由非执行董事升至执行董事。
与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曾表示“女儿刘畅30岁后才能接受媒体采访”类似的是，张茵与大儿子刘晋嵩约法三章，其中一条即为必须避开传媒，低调行事。
2009年11月底，由国侨办主办、广东省侨办承办的“第七期华裔新生代企业家研修班”的30多名学员中，有香港富豪之女，有马来西亚国会议员之子，张茵为刘晋嵩报了名。研修班的其中一站是到东莞调研，刘晋嵩开心地向同学们发出邀请——到玖龙喝茶。而学员们到达东莞当日的宴席上，刘晋嵩只是在席间露了一面。
随后，研修班抵京后，有一次受国侨办一位副主任接见，刘晋嵩再一次“迟到早退”。当南方都市报一位记者向其他学员打听“刘晋嵩是否很傲慢”时，学员们加以了否决，称刘其实性格很开朗。在随后接受记者采访时，刘晋嵩外向的性格开始显露并道出原委：我妈妈不让我与媒体太多接触，“我妈妈超能干，是一个直性子。”
“晋嵩有接班的义务，我从小就锻炼她吃苦耐劳和踏实做事的能力。”当被问及是否觉得自己太过强势时，张茵抛出这样的回答。
“那晋嵩什么时候结婚呢？”去年坊间曾传出张茵为儿子相亲的消息。
“他的婚姻他作主，” 张茵大笑：“他不会学悄悄结婚的刘德华的。”
过去是“剩女”，现在是“红人”
□南方周末记者张华 发自江苏连云港 http://www.infzm.com/content/41178
1月25日这天，2010年全国家电下乡招标会在北京召开，前来投标的企业与上一年相比成倍增长。瘦瘦高高的徐新建就夹在其中。这个来自江苏的中年人是太阳能热水器行业龙头企业之一——太阳雨集团的董事长。
这个行业过去一度活得很尴尬。它的名称中贴着“新能源”的标签，但却差点成为一个“剩女”，直到2009年5月才得到政府的下乡补贴。农村人的洗澡问题，对许多商人来说无异于一座有待挖掘的富矿。在政策的助推下，太阳能热水器行业随即拉开了资本之战。徐新建正是这场战役中的指挥官之一。
“我们投了上限——50个型号的产品，对全部入围很有把握。”徐新建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像推销保健品一样推销热水器
去年11月18日，45岁的徐新建在这一天让更多人知道了他的名字——甩出逾亿元（打折后近7000万元），中标央视新闻联播和天气预报之间的黄金广告时段。他高兴得像获得了某种荣誉，对继续在农村大规模作战信心十足。
一家卖热水器的企业如此花钱，在几年前是无法想象的。就在两年前，他们仍活在一种前景不明的焦虑之中。风险投资商们也是一边入股，一边心存忐忑。
大多数企业家在成为行业领头羊式的人物时，都会讲段子，以荒诞或戏谑的口吻一示自己进入这个行当时的机缘巧合或步履蹒跚。热水器行业里的黄鸣（皇明集团董事长）便是代表性人物。徐新建尽管比黄鸣要低调一些，但他常禁不住对人讲1999年一次到朋友家做客被太阳能热水器“烫了一下腰”的经历和启蒙——随即成立太阳雨公司，借道连云港东辛农场（江苏省一家大型国有农业企业）开始了创业之旅。
徐最初就是东辛农场的员工，后因企业效益差而自砸饭碗，下海经商，最后进入太阳能行业。创办太阳雨时，他的创业资金只有20万元，其中一半还是从银行贷款的。此后，他交了一次昂贵的“学费”，1999年注册太阳雨商标时才发现已被西安一公司注册，从纠纷、上法庭到共用，直到2006年此商标才为徐新建买断，他花去了200多万元。
让他十年中脱胎换骨的一个基本因素无疑是，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由8.2万亿元变成了33.5万亿元，增长了4倍多。与此相对应的是，2009年太阳能热水器行业规模增长达到了前3年的总和，行业总产值超过了500亿元。这种加速度就像经济学中的“乘数效应”。
农村市场显然是黄鸣和徐新建们最为青睐的市场。在太阳雨的盘子中，城市和农村（县城及以下）的市场份额比例是3∶7。这一选择自然是因为农村的建筑更适合安装太阳能热水器，而在城市发展则存在着种种障碍。
不少生于1960年代及之前的中国企业家仍将毛泽东思想视为自己的精神资源，“农村包围城市”于是在许多商业领域被复制。太阳能热水器如今在农村的铺货通路，与十几年前以三株口服液为代表的保健品最为红火的年代里用的方法几无二致。除了因为热水器的个头较大、单价较高而不必采用人海战术外，广招代理商、广告轰炸、口碑营销均是通用的法宝，其中30个人规模的乡镇活动和人缘好或德高望重者的现场说法最为奏效。
四季沐歌（徐新建创的另一个品牌）公司营销副总经理高峰将农村的消费归纳为“三性”——爆发性、盲目性、推动性。他在河南农村曾遇到一件令人哭笑不得的事情：一位家庭收入中等的老太太选购了高档的太阳能热水器，原因是“颜色是绿色的才比较可靠”。
徐新建亦时常碰到此等“怪事”。2008年冬，徐新建在安徽农村看到一位老汉买了两台均价3500元左右的太阳能热水器，颇感好奇，便问原因，老汉的回答是另一台买给女儿，而之所以买大型机的原因是“冬天可同时用来洗菜洗碗、洗衣服、给猪拌食”。
“农民们富裕起来后，攀比心理窜得更高，‘精打细算’这个词已经不太是他们的专用词汇了。”徐新建说。
靠市场还是靠政策？
太阳能热水器获得下乡资格并不顺畅，它是晚于储水式电热水器和燃气热水器的，并曾“意外落选”。“在二次冲关过程中，行业协会以及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起到了重要作用。”徐新建说，他的另两个头衔是全国工商联新能源商会副会长、中国太阳能热利用产业联盟副理事长。
说太阳能热水器“搭了家电下乡的便车”似乎并不合适。与电视机等产品不同，热水器的主市场原本就是农村市场，有调查数据显示，在山东、江苏、浙江等省一些富裕的农村，热水器的平均推广率达到70%。
这也正是黄鸣对太阳能热水器下乡心存疑虑的原因，他担心的是“劣币驱逐良币”现象的发生。他曾写过一篇题为《建议“太阳能下乡”取消“两限”（编者注：最高限价和规格限制）》的文章，洋洋洒洒几千字，据理力陈。
太阳能热水器貌似搭的是新能源的便车。如今在“绿色政治”“低碳政治”的潮流中，地方政府几乎可以随性地“画饼”，而不去考虑泡沫大小——譬如在江苏省新能源产业规划中，2009年的销售收入是1800亿元，2011年就要达到4500亿元。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1800亿元和4500亿元当中，均不包括太阳能热水器行业。这令徐新建多少有些沮丧：“我们这个行当现在的产值还是太小了”，他彼时用“我们靠市场化生存”来自我安慰。
直到去年11月30日，温家宝总理在第五届中欧工商峰会上的讲话中，第一次提到了太阳能热水器的贡献。在随后全球关注的哥本哈根会议中，他再一次强调了中国太阳能热水器集热面积全球第一。
这一信号被行业无限放大。徐新建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的两个小时中，三次提及，难掩兴奋。他先前的自我安慰和如今的兴奋，隐喻的是中国新兴产业的一种窘境——一方面相信市场的力量，另一方面又不免期待政策的魔力。他为太阳雨制定了一个“533100计划”，意思是用5年时间使员工达到3万人，并带动30万人就业，最终将太阳雨打造成中国太阳能光热产业里首个超百亿的企业。
向上索要政策，向下攻占市场。太阳能热水器龙头企业之间的交流并不多。徐新建与黄鸣相互了解，但算不上熟识。不过这不意味着这个行当不注重横向合作。由于热水器的“个头”较大，安装繁琐，不像电视一样回家就能看，售后服务显得尤为重要，一年前徐新建一口气订了1万台长安面包车，这是长安汽车有史以来最大一笔企业采购订单，长安汽车董事长徐留平对此颇感诧异。加上汽车产业调整振兴规划、补贴细则即将出台的刺激，2009年2月中旬，长安汽车的股票逆势拉出5个涨停。
“我当时给他留了一笔账，中国有4万多个乡镇，50多万个行政村，一个村购一台也不算多，何况1万台。”徐新建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他听后恍然大悟，随即加大了对大客户部的重视力度。我现在去长安，他们视我为座上宾，老板亲自端茶倒水，还真让我有些不太适应。”
政策驱动下的扩张潮
总理为行业当“司机”和“导航”，这使得各地重新审视对太阳能热水器的重视程度。《南方日报》曾发表一则题为《广东太阳能丰富 但太阳能热水器使用率仅2%》的报道，探寻热水器在广东“叫好不叫座”，和一些城市居民到现在还需“偷装”的原因。
而黄鸣的老家山东德州则通过盘点“百万屋顶”“千村浴室”等计划来展示当地太阳能热水器产量占全国十分之一份额的能量和肚量——德州市建委一位负责人称一台市场售价3000元的热水器，当地农民只需花1000多元就能买到，而且安装管件免费。
舆论渲染的效果之一，是使得这个行业中的大型企业愈发重视话语权的猎取，和上游资源的捕捉与勾兑。譬如黄鸣正在谋划如何在自家门前举办的2010“世界太阳城大会”上有不俗表现，而江苏华扬、太阳宝等企业分别声称参与了与不同机构合作的“行业标准”的制订工作……
徐新建的做法之一是，2009年11月底办了一个“百万台热水器下线暨十周年”的仪式，为自己庆生，打的是行业的噱头——“太阳能光热行业首家年产量突破百万的企业”，苏宁电器董事长张近东等人也前来捧场，真可谓一箭双雕。
在层层的补贴潮中，地方保护主义的边界也变得模糊了。加上逐鹿的众企业参差不齐，以及海尔等家电巨头企业也来分羹，尽管大伙儿心里都明白，当下的重头戏应当是渠道的深入变革——盘活存货，产品细分与功能诉求——譬如专门针对女性或是“会唱歌”（带MP3功能）的热水器。但在现实世界里的商战中，企业们反而更愿意比拼谁的“腰板”更硬。
“直观上来看，这可以称作品牌之争，或言‘大鱼吃小鱼’的行业整合拉开帷幕，问题是这种整合不尽理性，因为龙头企业也未必敢说自己在江湖上站稳了脚跟。”江苏另一家太阳能热水器企业的负责人称。
印证他的判断并非难事。许多太阳能热水器企业过去几年发展飞快（如今行业企业超过3000家），一味求规模，结果埋下了一些隐患。徐新建也常对此反思，浙江、黑龙江、山东、湖北等个别县市的太阳雨经销商不久前不约而同在网上发出声音，对自己遭遇“一山两虎”的窘境公布于众，“我们希望与太阳雨一起发财，但现实总是太无奈，太阳雨的摊子大了，管理的步调慢了一拍。”太阳雨浙江松阳县总代理何金法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说。
太阳雨的隐痛映射的其实是大企业病、行业通病——前脚迈进了新天地，后脚还留在旧社会。有人说，太阳能热水器行业的急速扩张，应当从十多年前本土快餐品牌“红高粱”的宿命中吸取教训，红高粱当年“挑战洋快餐”声势浩大，但却落得关门的宿命，后来几度东山再起，却总是苟延残喘。
尴尬在于，对于太阳能热水器行业的多数龙头企业来说，他们并不怕烧钱，也不害怕赌输，只担心自己错过了最好的扩张时机——徐新建称太阳雨集团2009年的营收为20亿，而他的目标是5年后100亿。
这也是包括太阳雨、皇明、桑乐等眼前多数具备规模的热水器企业紧锣密鼓筹备上市的发端。
2009年7月，一些猎头招聘网站发出太阳雨诚招投融资主管的信息，今年1月，又添“上市主任”的职位，“工作描述”中这样写道：“国内外主板和创业板上市战略选择，上市前管理费用改制法律实务操作……”
而在2010年1月25日和26日的新一轮家电下乡招标会上，与彩电、冰箱等招标现场人气冷清不同，太阳能热水器招标分外火爆，近280家企业投标，创下家电下乡单品投标企业数的新纪录。
沈锦华:别叫我“小马云”
去年底,42岁的沈锦华带着他的焦点科技终于上市。这个被人称作“小马云”的企业家，其实是先发后至，他在电子商务领域已经拼了12年,甚至早于马云。从电子商务到在线下投资生产热水器，他很早就不满足于仅仅在网上为商人们牵线搭桥，而这恰恰是现在新经济企业家们，正在做的事情。
□南方周末记者 张华 发自南京 http://www.infzm.com/content/40604
“有媒体称我为‘小马云’,真是让人哭笑不得!”沈锦华说,“马云只比我大3岁,我的中国制造网创办一年后,他才有了成立阿里巴巴的想法。”
沈锦华是2009年12月9日于深圳上市的焦点科技董事长,旗下的中国制造网(Made－in－China)为中国第三大B2B公司(前两家为在香港上市的阿里巴巴和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的环球资源网)。上市当天,焦点科技股价冲破80元,按收盘72.18元计,沈锦华身家超过50亿元。
原先不知道沈锦华的人,以为他是业界突然蹿出的黑马。在一个崇尚暴富的年代,人们对一些平常事反而连表诧异:沈锦华耕种中国制造网12年方上市,做“老三”的耐心从何而来?
“我同样也不喜欢被人称‘老三’,B2B市场的蛋糕足够大,没必要论资排辈。不过我喜欢马云,他是我们这个行当的‘代言人’。”2009年12月25日,42岁的沈锦华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这是焦点科技上市后沈锦华首次接受媒体专访,他表现得随意、轻松,不知道是刚休假回来的原因,还是受圣诞气氛的感染。
被神化与被质疑
有人希望被符号化,有人对之反感。沈锦华显然是后一种。他觉得更为夸张的是,自己是江苏盐城人,有媒体却称他是“正宗的上海人”,并结合中国制造网诞生在南京的事实,模仿两年前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上海为何出不了马云”的口吻称,“‘上海出不了马云’事件再发生”。
“可能是从招股书上我身份证的信息判断我是上海籍,那是因为1983年我到上海读大学时,中国刚刚开始有身份证。”沈锦华说。
从上海交大到东南大学读研究生,到南化集团机械厂做技术员,再到南京方正公司经营部副主任,直到1994年离开方正,及两年后成立焦点科技至今,这是沈锦华40载人生路线图。
或许在象牙塔和国有企业压抑太久了,他当初选择创业的原因只是为了“不做任由他人压榨的奴隶”。1996年沈锦华成立焦点科技琢磨着为企业提供网上信息管理服务的时候,马云正在北京推销他的黄页。那是一个以孕育为主题的年份。不过马云后来在募资和团队上大步流星,而沈锦华走得趔趄,2004年底才开始盈利。
互联网公司征战江湖往往打的是个性牌,就像人的个性一样,张朝阳的张扬、丁磊的圆润、马化腾的内敛、陈天桥的霸气对比鲜明。但在B2B领域,由于没有“C”的参与,尽管商业模式各有千秋,譬如阿里巴巴和中国制造网以线上外贸服务为主,环球资源和汇慧网以线下内贸、会展、商情出版和咨询报告为主,生意宝以行业门户＋联盟为主,敦煌网以小宗贸易服务为主等等,但除了经常抛头露面的马云之外,其他各家公司及掌门人的风格,并不为公众所熟悉。
沈锦华很少接受媒体采访,而如今公司上市后其身家与马云相近,加上催生出一批“80后”亿万富豪,这成了他被神化的发端。
当然人群中间同样不乏质疑声。主要的质疑声是被称为“财务侦探”的夏草。
夏草的质疑之一是,焦点科技2005年与南大科技园(南京大学联合上海天韦、南京中央商场和南京鼓楼区国资经营中心设立的股份制企业)的股权转让甚为蹊跷:2003年上海天韦将焦点科技35％的股权按原始出资价350万元转让给了重庆捷创,2005年12月22日,重庆捷创将这35％股权以1000万元转让给南大科技园,12月27日,南大科技园又将这部分股权以615万元转让给了沈锦华。“短短5天就缩水了385万元,沈锦华和南大科技园到底是什么关系?”夏草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能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帮南大科技园做过网站,收费是4000元,仅此而已。重庆捷创转让给南大科技园的股权是抵债用的,而我当时手头闲钱只有600多万,就协商后接了过来。”沈锦华对南方周末记者苦笑。
不过2008年6月,即焦点科技筹划上市中期,上海天韦就5年前的股权转让事宜起诉沈锦华和南大科技园,不久后蹊跷撤诉。其中的恩怨令人唏嘘。
都是上市惹的祸。
沈锦华对外界的质疑声甚为重视。在北京提交上市材料时常与团队深入探讨。尽管他称夏草主观臆测成分大,但对于夏草对焦点科技“不差钱”的评论,他承认这也是自己在思考的问题。
夏草称,焦点科技几乎是零负债,目前账面上现金超过2.5亿元,上市募资12.5亿元,“一些B2B两亿元募资额都花不掉,焦点科技呢?”
跨界投资热水器
孙德良的生意宝2006年的净利润是2800万,而焦点科技是1100万,但一年后,前者利润是4200万元,后者跃升至6400万,几乎增长了5倍。不过生意宝(网盛科技)2006年就成功上市了,沈锦华2007年才开始谋划第二年上市,没想到遇到金融危机,IPO暂停,直到2009年12月才敲上市钟。
不过,与其评说富人当下有多富,不如透视一下他最穷的时候是如何度过的。
2003年初有一件让沈锦华哭笑不得的事。一位浙江企业的老板跑到南京硬要请沈锦华吃饭,沈锦华一时摸不着头脑,一问,原来是这人通过中国制造网做外贸,几年下来赚了近两千万。沈锦华大跌眼镜:要知道彼时中国制造网仍然在亏损!
受了浙江客户的刺激后,沈锦华于2003下半年做出了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决定,成立南京艾普太阳能公司。他的打算是,进入一个“人们乐于接受、未来可能有前景”的行业,以冲抵中国制造网持续亏损的风险和拖累。他选择了投资制造太阳能热水器。
回头来看,这真是一个有意思的人在一个有意思的年份干了一件有意思的事。2003年马云投资创办了淘宝；韩礼士(MerleA.Hinrichs)的环球资源网在上海举办采购交易会,正式进入会展业；刘强东由于SARS关闭京东商城的实体店,开始专注电子商务；只有沈锦华,不走寻常路,玩了一把“混搭”。
沈锦华最后没有走当初给自己留的这条“后路”,不过艾普太能热水器2009年的销售额达8000万元,出口到欧美等国并跻身于美国市场“TOP10”行列。他自始至终没有涉入管理,只是乐悠悠地做着大股东。
对于沈锦华而言,这并不仅仅是逼出来的创想,也是一直以来“变换身份”的延续。“焦点科技旗下除中国制造网,还有几家公司,我会根据不同公司印不同的名片,哪怕只是中国制造网,我也会印制不同头衔的名片,譬如去各地调研就印‘客户服务经理’,筹划上市也有专门的名头……”沈锦华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不是让一大把的头衔密密地挤到一张卡片上,而是根据不同时期、不同需求,有可能隐去主要头衔,去和不同类型的人交流,沈锦华这种做法在民营企业家群体中着实另类了些。他的解读是“客户和市场重于面子”。
一句原本听起来有些务虚的话在他的“名片情结”中显得反而有了分量。这让人想起创维集团创始人黄宏生在狱中给创维高管们推荐的一本书《砍掉成本》,曾经非常要面子且控制欲和支配欲极强的黄宏生让高管们细读的章节是《砍掉面子》。
从电子商务到投资实体企业,尽管彼时沈锦华跨行业的步子迈得大了一些,但是拿到动辄言内需的现在,其隐喻与启发不可小觑———更多的网络公司开始走到网下,进入实体领域,譬如原本擅长网上销售和邮寄销售的麦考林早在2006年就开出了第一家EUROMODA实体店,如今实体店数量接近300家。
最为引人注目的是盛大的陈天桥。2009年11月,盛大与无锡市政府签下一纸协议,宣布将联手在无锡打造“国内第一个基于物联网的互动娱乐主题示范园区”。一个月后,盛大发布三季报,其CFO吴兆莆在盛大文学、音乐、网游、旅游、影视等产业布局中首次提及旅游业,盛大旅游挂牌箭在弦上。
“要先种好自己的一亩三分田”
沈锦华是个直来直去的人,他称马云是外人眼中的“教父”、行业人的“代言人”,也不讳言对慧聪网郭凡生风格的不认同。他不让自己的任何远近亲属在企业中任职,亦对包括张德江等国家领导人的视察“轻描淡写”,这并不代表他不谦逊、不入世,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要先种好自己的一亩三分田”。在他的办公桌上,摆着一本奈斯比特的《定见》。
他一边是信心百倍,“‘中国制造’的广告都打到CNN了,未来我们在社会责任认证、电子商务解决方案、低碳经济等方面都可对商业模式进行优化”,一边毫不掩饰自己的困惑和担忧,“就怕花错钱。”他说。7年前摇摇欲坠,如今却要为如何花钱而头疼。这正是电子商务的吊诡之处。
谈到低碳经济,他兴致昂然,“艾普太阳能热水器在欧洲某国的一个代理商,一位老头,以进货价的10倍价格销售,屡试不爽,他的秘诀其实很简单———在小区里进行现场推广,打低碳和绿色牌。后来我取消了他的独家代理资格,因为销量太少啦!不过我把他的经验学到手了———英文网站上的口号正是“安装一台艾普太阳能便能减少20％的碳排放,相当于植树200棵!”
如果说将做中国制造网时的客户服务精神和卖热水器的心得交互移植是“内部”资源共享的话,B2B公司如今在外部资源拓展上步伐明显加快———马云一口气在诸多城市分别拿下电子商务云计算中心、阿里巴巴西部基地、阿里巴巴南方总部和国际运营总部、阿里巴巴华南区总部等,可谓遍地开花。
阿里巴巴到全国各地跑马圈地的速度明显快于兄弟企业,最为关键的是,所到之处,必受当地政府夹道欢迎。譬如2008年“两会”期间汪洋会马云,不久后,广东中山、佛山等地政府都与阿里巴巴签下合作框架。
沈锦华走的是培训路线。从2003年开始,陆续到外贸活跃的地区,与当地政府合作多次举办进出口企业电子商务培训会,而最近两年“升级”为给政府部门做培训,譬如2009年10月广交会期间和商务部及广东省外经贸厅合作的“外经贸系统电子商务及电子政务培训班”。他还专门针对江苏市场成立了“江苏制造网”(Made-in-jiangsu.com)。
他的培训路线多路出击,到底能起到多大的杠杆效用,或是在多大程度上只是在做“启蒙师”,没人知道,沈锦华也只是尽力表现出“从长计议”的洒脱。
“有时我真想到高校当老师。”2009年圣诞节的午餐桌上,沈锦华半玩笑半认真地对南方周末记者道,“不少人说我身家几十亿,我半点感觉都没有,远没有回家抱孩子感到踏实。有人说这正是我能将企业坚持做下来、做大的底气,我怎么觉得这是我的宿命呢?”
老阚是个铁人。喝酒喝到凌晨5点，8点就起床了，因为要接受专访。
美国经典电影《肖申克的救赎》里,银行家杜方入狱后,由于帮狱警们避税,从而为自己和狱友们赢得了啤酒。影片中一群犯人在肖申克监狱天台上享用啤酒的情景给人印象深刻。
曾参与创建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教父级人物的阚治东,2006年有过类似的经历。由于为上海看守所的狱警们提供了股票信息,阚治东获得了队长专门护送他回监舍的待遇,且还有牡丹烟可抽。
阚治东与杜方唯一的区别在于,杜方若非日积月累偷偷在牢房里打凿一条令人震撼的逃亡地道,监狱将不止蹲20年。而阚治东尽管蹲完上海的监狱到深圳接着蹲,牢房换了一个又一个,但加起来的时长,也不过只有20天出头而已。
阚治东说彼时他“度日如年”,若以此折算,倒是能与杜方扯平。但那是霸王逻辑。不过,3年后的他,还是拿20年说事———若以上证指数的基期1989年12月19日(上交所是1990年12月19日成立的)计,至2009年的今日整整20年了。这从他最新出版的回忆录名称《荣辱20年:我的股市人生》即可见一斑。
“中国证券业早期开拓者的结局多数是悲剧。”阚治东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专访时称。这位现在拼杀在中国创投业的上海男人,思维时常一不小心就滑落到了过往。他其实并不老,57岁。
监狱里的证券气息
“几乎可以在监狱里开一次中国证券业的开创者大会了……”
阚治东是个性情中人,酒喝至痛快时,总对当年到黑龙江插队的日子如数家珍。他烟不离手,所以清楚记得当年时任深圳市某领导向他发出到南方证券任职的邀约时,递给他的是“芙蓉”烟,以及蹲大狱时狱警给他抽过“牡丹”烟……
尉文渊、阚治东、管金生被称为中国证券业三大教父。尉是上交所首任总经理,阚与管分别曾任申银和万国两家最早的证券公司(后合并为申银万国)的总经理。不过,三人最后的人生轨迹均划出一条开口向下的抛物线———管金生因1995年“3·27”国债期货事件后被判17年有期徒刑,尉文渊引咎辞职。
而阚治东的运气稍佳,1997年被免去申银万国法人代表等职、被处以5年市场禁入后不久,转战深圳创投业(深圳创新投资公司),2002年重新杀回证券业———南方证券,但最终仍未挡住南方证券关张的宿命,甚至最后身陷囹圄。
阚治东刚进上海看守所时,上海经侦总队的人对看守说:“关照点,人家过去可是申银万国的老总。”这是一句非常具有时代隐喻的褒奖语。要知道,阚治东入狱前的身份是南方证券总裁,但他常为人记住的却是早年在申银万国的头衔。
“这是因为早期的中国股市遍地黄金,大多数上海人怀念当年跟着申银、万国及合并后的申银万国一起发财的好日子。”非常有趣的是,阚治东住的第一间牢房,第一个跟他搭话的狱友亦是证券界人士,海通证券北京营业部一位洪姓人士,罪名是涉嫌挪用客户保证金———要知道在当时,券商挪用客户保证金是业界“公开的秘密”。
阚治东被转关到深圳看守所402监仓后,“同仓狱友甚至比我还熟悉南方证券,”阚治东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因为这里曾关过孙田志、李振伟(均曾任南方证券副总裁)等一批南方证券的骨干及员工,有些员工我甚至并不认识。”而阚治东转到505监仓后,第一个和他搭讪的是创投业邱姓人士———因经济案件被判13年。阚不太熟悉被褥怎么摆放,看守打开铁门让他到502监仓“参观学习”。而刚到502门口,监仓里就有人伸手与阚热情地打招呼———大鹏证券原总裁徐卫国,这时,在202监仓的刘波(与阚同案的原南方证券董事长)也挤过来和徐寒暄……
这显然是中国证券史上颇具戏剧性的一幕。“置身这样的场景,我百感交集———如果把管金生、张国庆(原君安证券创始人)、陈浩武(原湖北证券创始人)等人也关在这里,那么几乎可以开一次中国证券业的开创者大会了。”阚治东感喟道。
由于阚治东是突然被拘留的,彼时他最担心的是其家人没做好思想准备。“要知道,我在银行工作期间的老同事,原光大集团董事长朱小华被双规时,其在申银万国工作的妻子在美国跳楼自杀。”而南方证券案闹得沸沸扬扬时,中国证券市场上另一位大佬、彼时中国最大民企集团之一———德隆集团创始人唐万新被拘。2006年4月,唐万新以“涉嫌非法集资罪”被判8年有期徒刑。
甚为巧合的是,阚治东入狱后,尉文渊等人帮其请的律师之一正是唐万新的代理律师陶武平。“2006年3月底我办理了取保候审时,警方再三关照我出去后要低调,千万防止媒体炒作。直到一年后我申诉成功,重获自由。”阚治东猛吸一口烟说。
旧人新去处
阚治东具备了天蝎座的所有典型特征。
当年中国证券业的拓荒者,多数后来遭遇羁绊或身陷囹圄,着实是一道奇特的景观。而他们重获自由后,大都选择了从事VC(风险投资)和PE(私募股权投资)行当。
阚治东选择与尉文渊合伙,如今他们旗下已有东方现代、奥锐万嘉、河北创业、徽商创业、东方首华等多家创投公司或投资基金。华锐风电等公司是他津津乐道的投资项目,“这得益于我在监狱中无事可干,只好一字一句读唯一一份报纸———《深圳特区报》上刊登的‘十一五规划’的全文时,对国家将在新能源上有大作为的嗅觉。”阚治东说。
阚治东正是这样的一个人,他符合天蝎座的所有典型特征：有敏锐的洞察力、相信自己的直觉,强悍而不妥协、非常好胜,富有好奇心、外表儒雅而内心热烈。这些性格浸淫到了他20年个人变迁史的每一个血管。
一如他从申银万国退下并遭到处罚的同时,就急冲冲寻找自己的新归宿,对于扑面而来的工行上海分行、宝钢、新鸿基、深发展、上汽、上海国资经营公司等邀请,他无一没有尝试的冲动,他一方面对体制心有眷恋,一方面又常揣“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担忧,最后却是阴差阳错到深圳做起官办的创投业。
同样,在深圳他不满足于VC业务,这厢急欲打造一个庞大的金融王国,那厢又对北京方面抛来的筹备中的“中国银联总裁”一职的绣球亦生好感,结果没想到此后又一次阴差阳错,改任南方证券总裁———其中既有“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宿命成分,更是阚治东试图重出江湖、证明自己的野心驱动。只是他再一次赌输了。
相比之下,与阚治东搭档、小他3岁的尉文渊性格要内敛、沉稳许多。当阚治东拿着自己的回忆录,像一位老者触摸过往岁月的脸庞而难以释怀时,尉文渊一边是小心翼翼地呵护自己的老哥,一边向记者表明姿态:“我那点旧事,不值得重提或出书。”尉文渊和管金生是1995年折戟的。这让人想起电影《肖申克的救赎》的另一个中译名《刺激1995》。
管金生,这位江湖大佬、阚尉二人的大哥,先是入狱,然后是保外就医、随后在北京过起隐居生活。“管金生的酒量还要胜我一筹,他刚出狱时我们哥几个一起畅快地喝过一次酒,后来又和他一起陪一些领导喝过一次酒。此后就没跟他谋面了。”阚治东说。
原君安证券创始人张国庆、总裁杨骏,深交所第一任总经理王健等,淡出证券市场数年后,同样选择私募业作为再征战的原点。令人扼腕的是,44岁的杨骏于2009年6月英年早逝。其讣告上第一个头衔是“前君安证券有限公司总裁”,他的一些旧友不免发出一番唏嘘。
尽管阚治东现在忙得不可开交,且要频繁地四处出差,但没有了“官衔”,他的精神状态倒是比以前好了许多。
乐观的自我救赎者
正是“亦官亦商”的身份成就了他们当年甚至今天的江湖地位和丰润不竭的资源。
“再也不用担惊受怕了”,阚治东说的这句话隐喻了一代证券人的悲怆。当他们抽身而出,拍拍身上的灰尘再战江湖时,对“亦官亦商”唯恐躲之不及。不过,连他们自己也不否认,正是“亦官亦商”的身份成就了他们当年甚至今天的江湖地位和丰润不竭的资源。
这就像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22年前送给尉文渊和王健的警言一样———“股市就像一个潘多拉魔盒”,这个魔盒带来了魑魅魍魉,却也是中国经济增长的见证者和助推器。
阚治东说他没有看过《肖申克的救赎》,不过他说新中国20年的证券史,是一部以救赎为主题的超长纪录片。
他虽然几经浮沉,但对中国经济和证券市场充满乐观。这并不是一个悖论,也不是一种敷衍。而对于当下坊间热议的“国进民退”话题,阚治东亦是一鸣惊人:“‘国进民退’我是反对的,问题是许多领域表现出来的未必是真正意义上或说是持久的国进民退,譬如房地产业。我们要从土地等环节运作机制的积弊上找原因,而不是对国进民退一棍子打死。”
阚治东如今一方面要跟进分布各地的项目、与当地政府部门和企业沟通,一边仍要应酬来自国内外各路机构的合作甚至加盟邀请。这一次,他的应酬术和定力异常娴熟,往日的赌性已微不可察。他的一位朋友引用正流行的美国作家鲍·柏林罕(BoBurlingham)所著的《SmallGiants》(中文名称被译作《小,是我故意的》)书中的一句话形容阚:“看清了边界,故意限制自己的成长,未必不是一条通向伟大的路径。”
“我深爱着北大荒,怀念那时的知青饭馆。”12月12日晚,喝了不少黄酒的阚治东半醉不醒地说。坐在一旁的一位故交指着阚治东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老阚没醉,他比谁都清醒!”
□南方周末记者 张华 发自东莞、台北 http://nf.nfdaily.cn/epaper/nfzm/content/20091126/ArticelD20002FM.htm
今年以来，东莞宏盛集团董事长邓宏达每次回台湾老家，见到老父亲，总是禁不住鼻子一酸，几乎就要落泪。
“父亲，我要回来了。”他说。
“回家好啊。”这位耄耋之年的老人自然不明白，他的这位马上进入知天命之年的儿子口中的“回来”，是指回台湾挂牌上市。
在台商们如今所关注和津津乐道的议题中，“回台上市”的风头远超大陆创业板的开板。台湾一位业内人士今年9月底接受媒体采访时称，预计3年内有200家台资企业回台上市，“目前已有27家，其中19家是大陆台商。”
“我们为荣誉而战。”邓宏达激动地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他的办公室里摆着他和台湾领导人马英九的合影，还有那辆扎眼的台湾原装的捷安特自行车。
这一天是11月19日。3天前，在北京和台北，两岸同时签署了金融监管合作备忘录（MOU）；5天后，宏盛的上市保荐人——台湾凯基证券，则要来东莞，为他的团队做“上市总动员”。
20年大陆生涯
作为1988年前后最早一批来大陆掏金的台商，邓宏达20年间的戏剧性人生是一代人的缩影
邓宏达的几乎落泪，并非因为有可能在台湾资本市场一展身手的喜极而泣，而是对老父亲的“忏悔”。
在邓宏达身上，狮子座男人爱冒险和追求完美的性格特征显露无疑。1987年10月，台湾领导人蒋经国宣布解除台湾戒严、开放台湾外省人赴大陆探亲；第二年年初，邓宏达——这位彼时并没有亲人在大陆的29岁小伙儿，只因放不下“三十而立”的中国古训，执意前往大陆捞世界。
不敢到香港签证，他选择绕道新加坡到广州。邓宏达迈出的这一步，比许多台湾知名企业家还早了半拍。
被誉为“台湾经营之神”的台塑集团创始人王永庆（2008年10月去世），第一次到大陆是1989年11月底，他被安排在了钓鱼台国宾馆，并得到了邓小平的盛情款待。不过他此番行程颇费周折，在家人的陪同下，从美国出发，先取道日本，然后从大连进入大陆。
知名的米果厂商旺旺集团董事长蔡衍明进入大陆，则是1992年的事了。
王永庆和蔡衍明进入大陆，皆出于“曲线投资”的目的（彼时台湾当局禁止岛内企业直接投资大陆）。而邓宏达来到陌生的广州，是从打工仔开始零起步。
离开台湾的时候，邓宏达告诉父亲，他想“认识整个中国”。
来到大陆的邓宏达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幸运儿，1980年代新台币升值后，台湾劳动力短缺，加上台湾政府提倡产业升级，皮具等产业纷纷向大陆等地转移。
邓宏达在广州一家皮具公司做起了验货员。他的一生，从此与皮具、皮包结缘。他甚至在来到大陆的第二年，就“入乡随俗”，与他的同事、一位杭州姑娘结婚；1998年，他选择创业，创办了宏盛集团前身——“东莞展盛皮具厂”……
整个1990年代，邓宏达的父亲一直劝他回台湾发展，他都婉言相拒。“我向父亲说，对不起，父亲，我们的祖先可能是从大陆移民到台湾，那么，从今这一代开始，咱们家族就移民大陆了……我可能对不起你，但对得起我们的祖先。”这使得邓父非常生气。
十年后，为国际一线运动品牌做女包代工的宏盛集团的营业额近6亿元人民币，两岸经济和金融合作趋暖，回台上市成为可能。邓宏达颇为感慨，也打开了与父亲有关的心结。
从无到有、从少到多，如今大陆的台资企业约8万家（台商数量超过150万人），仅广东一省就超过2万家，其中东莞占到6000家。在这6000家东莞台企当中，现在有二十多家与邓宏达的宏盛一样，欲回台上市，做第一批“吃螃蟹者”。
结伴返台上市
旺旺、康师傅、85度C等大陆内需概念在台备受欢迎，这与市场对两岸签定MOU后的期待密切相关
过去，大陆台商回台上市常常被“政治化”，有台湾政客拿“在台湾圈钱，再投资到大陆”的借口来说事。因此像旭品电子这样的东莞台商，在4年前筹备回台上市时形同做“地下工作”。但现在，随着两岸关系回暖，金融互动开始，台湾证交所也开始放低门槛，主动吸引全球各行业的台商回台。
现在，邓宏达有望成为台商回台IPO（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第一批吃螃蟹者，但并不是第一批回台募资者。
第一位回台募资的台商是旺旺集团董事长蔡衍明。蔡衍明比邓宏达大三岁，是土生土长的台湾人；在《福布斯》今年7月公布的“台湾前40大富豪”中，蔡衍明资产为36亿美元（约250亿元人民币），是台湾富豪榜上的“探花”。
蔡衍明被称为“米果之王”。他发迹于台湾，不过于1990年代北上，重心大转移，后来直接把总部移至上海。近年来他为投资界热议，一因旺旺上市“三城记”，二因拿下台湾媒体《中国时报》控股权。
旺旺于1996年在新加坡上市，彼时中国食品行业只有旺旺在新国资本市场孤军作战，“老被人家轻视，没有成就感。”蔡衍明回忆称。2007年，蔡衍明将旺旺私有化，从新加坡退市。
一年后，旺旺如变戏法般在香港联交所挂牌，不畏金融海啸，逆势融资逾80亿港元。更重要的是，新加坡和香港分别的一退一进，旺旺的市值从30亿美元增至50亿美元，增幅超过七成。可谓一箭双雕。
而2009年4月，蔡衍明又跑回台湾，成功发售旺旺TDR（存托凭证），融资32亿元新台币（近7亿元人民币）。
相对于IPO的“第一上市”，TDR被称为“第二上市”，意即在两地上市的股票类型相同，通过国际托管银行和证券经纪商实现股份的跨市场流通。
旺旺回台“第二上市”受资金热捧，作为台商回台公开融资的始作俑者，蔡衍明在酒会上不无诗意地称：“回家的感觉真好……”
紧随旺旺之后，向TDR上市发起冲锋的还有巨腾、康师傅、达芙妮、85度C、富士康等大陆台资企业。市场青睐程度丝毫未减。
台湾被称为“科技岛”，巨腾和富士康回台上市似乎天经地义，而旺旺、康师傅、85度C等大陆内需概念，在台湾同样备受欢迎，显然与台湾证交所放宽上市限制，和市场对两岸签定MOU后的前景甚为期待密切相关。
邓宏达回家心切丝毫不逊于蔡衍明。消息传出去后，群益、兆丰、凯基等五家券商纷纷前来接洽，欲从中分得一杯羹。最后凯基证券脱颖而出。
凯基证券总经理丁绍曾在台北接受南方周末记者专访时称，在台湾上市不仅周转率优异，还可以获得较高的市盈率。“与大陆、香港、台湾、新加坡、纳斯达克比较，台湾是‘划算’的选择——在台湾上市的成本大约只有在纳斯达克上市的1／3”。
今年5月，美国通信设备商Array Networks放弃纳斯达克，选择赴台上市，引起美国资本市场愕然；监管因素引发的高成本导致美国股市的竞争力下降（在会计和法律方面的费用约为200万至300万美元），反倒给了亚洲国家和地区以契机。
万事俱备，不欠东风，邓宏达踌躇满志，他看着宏盛集团大院中一座正在装修的两层小楼说：“我得把公司餐厅提前准备一番，接下来我要接触、招待各路人马呢。”
尴尬的一代
这就像是个悖论——想上市者被一些次重要的因素给挡在了外面，而不想上市者对放在面前的种种诱惑无动于衷。
邓宏达如今独身，前妻和儿子都在美国。平时他的休闲方式是，种花养鱼、骑车健身，或是和东莞台商协会的老友们一起打打高尔夫。
从近半个世纪中大陆和台湾的商业史来看，包括邓宏达在内的最早一批来大陆掘金的台商们，显然是尴尬的一代——既没有享受到台湾经济腾飞的成果，又要跟随大陆的改革之路，摸索野蛮生长之道。
最为关键的是，由于两岸关系时晴时阴，无论是台湾的大陆政策，还是大陆的台湾政策，稍起波澜，都可能导致他们退回到原点——于是这一群体练就了上好的政治嗅觉。
2008年的金融危机给出口导向型的大陆台商以沉重一击。在台湾海基会董事长江丙坤看来，尽管台湾有过类似经历，但当年台湾的做法是采购团加强进口美国产品，并且让台币升值，让全民共同承担。
台商们显然不会坐以待毙，纷纷调整策略。邓宏达的朋友、东莞台升家具董事长郭山辉称：“如果台商不升级转型，未来的2到3年，会有近40％的台商被淘汰掉，未来4到5年，还会有近30％的台商出局。”
2007年底邓宏达即停掉了两条低档生产线，2008年年中又相继关闭两个车间。
事实上，邓宏达在江苏淮安还有一个占地800余亩、近2000人的工厂，是当年江苏地方政府到东莞招商时定下的“姻缘”。淮安工厂的土地为自购土地，同样做代工，但主要市场就是大陆。“去年（全公司）内需销售占到5％，今年会达到15％。”邓宏达说。
惹人关注的是东莞台商协会的做法——号召东莞台商抱团，以“集体品牌”的方式，共同出资，成立渠道商，为内销铺路架桥。
“未来会做自主品牌吗？”“不会。”邓宏达很肯定地说，“宏碁创办人施振荣把品牌和代工完全分家，防止掐架；郭台铭财大气粗，但他从不言自主品牌……在这一点上，大陆的企业主要浮躁得多。”
上市，意味着更为透明、深耕。但在东莞这样一个向来以“草莽英雄”和“藏富于民”闻名的城市，企业主们对上市几乎是完全抵触的。
即使以官方数字计，2008年东莞GDP也高达3700亿元人民币，但其上市公司却只有5家，且市值在200亿元左右（以2009年11月股价估算）。
其实邓宏达最中意的上市地是A股，但由于土地等方面的政策限制，他被卡住了。东莞政府对当地企业赴A股上市给以2000万元重奖的政策因此与他无缘。
这就像是个悖论——想上市者被一些次重要的因素给挡在了外面，而不想上市者对放在面前的种种诱惑无动于衷。
台湾岛热议“中国钱”
乐观者的理由是“两岸资金充沛了，未来什么都通了”，而悲观者则呼吁“认清中国钱的真面目”
11月5日，南方周末记者在台北参加由《远见》杂志主办的第七届华人企业领袖高峰会，MOU和ECFA成为论坛上的高频词汇，台湾“金管会“副主委李纪珠和台湾证交所董事长薛琪是演讲嘉宾中的焦点人物。
李纪珠是台湾知名的“美女财经官员”，她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对两岸金融互通、深入的希冀情绪溢于言表；而薛琦则相对谨慎：“基于台湾资本市场相对成熟的特征，大陆银行和券商来了台湾，必须从做谦虚的学生开始。”
薛琦的言论多是出于技术和操作层面，但台北一位投资界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薛琪本质上仍是出于政治上的考量——担心台商回台上市步子迈得太大太急、有害群之马入局，从而成为“政治污点”。
当台湾证交所作为“亚洲的纳斯达克”为论坛上的诸多嘉宾所津津乐道时，而在大陆资本市场，人们正在为所谓“十年磨一剑”的创业板姗姗来迟而疯狂。
台湾岛内，几乎所有媒体都在关注MOU，关注未来大陆热钱大举进入台湾后，到底投资楼市还是股市更赚钱。《商业周刊》最近连续两期的封面专题，分别为《MOU：非懂不可》和《中国钱》。
对于MOU的签订，台湾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乐观和悲观两种情绪。
乐观者的理由是“两岸资金充沛了，未来什么都通了”——先前的通过灰色手段，进行资金汇入汇出的景象倒会减弱甚至消失；而悲观者则呼吁“认清中国钱的真面目”，担心大陆和香港资金将“掏空台湾”。
邓宏达切身体会到了“愈明朗，愈应小心”的商业理念。今年8月，东莞台商协会成立专职小组，规划东莞台商集体回台上市事宜。二十多位东莞台商前往台湾考察回台上市的可行性，并拜访了马英九。“他并没有做任何表态，显然他怕为政治所累。”邓宏达说。
对于东莞政府对当地企业A股上市即奖2000万元，如果做一假设：假设台湾政府抛开政治顾虑，对每家回台上市的大陆台商同样奖励2000万元（近1亿元新台币），台商们会是什么反应呢？
“我们恐怕不敢接受，因为同样可能会被政治化，”邓宏达说，“如果殃及到企业的上市进程或是正常生产，就得不偿失了。”
两岸金融监理合作备忘录（MOU）签署时的11月16日（预定60天后生效），邓宏达盯着墙上那张偌大的中国地图，在办公室呆到很晚。几天后的上市动员会上，由于大陆资金今后有望通过“台股QDII”投资台湾股市，他又一次说道：我们终于可以一起回家了。
圈子、面子和赌性——晋江富豪扎堆上市的文化基因
短短几年间，福建晋江市已有19家公司相继上市。资本市场的放大效应，使人们对于晋江这个仅有百万余人口却品牌林立的弹丸之地兴趣陡增。但走上资本市场，不仅仅意味着财务透明，还使企业不得不加速扩张步伐，对于富于赌性的晋江企业家来说，这是一场名副其实的豪赌。
“谁阻碍上市谁下台”
王良星夹起一块鱼肉，刚要放到嘴里，转身问司机：现在股价多少？“三块六毛五。”
在今年10月份，这种几乎程式化的一问一答，每天至少进行两到三次。一个多月前，利郎和同城的匹克先后登陆香港股市，加上此后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的喜德龙，福建晋江市的上市公司数量已增至19家，这个数字在中国几千个县及县级市中排名第二。隔着台湾海峡，晋江距离金门仅有5.6海里，是一个有百万余人口的县级市。
也许是因为利郎上市后股价即跌破了发行价，也许是对于资本市场的新鲜感，王良星近乎偏执地关心着自己公司的股价。以至于他“现在和朋友们打牌、喝茶的机会少多了”。
他是一位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初，身材保持得不错的中年男人。草根出身，但总是一身时尚装扮。你若问他，将来如果有一天卖掉了家族企业，会不会移居像巴黎等时尚之都时，他会连忙摇头：“不可能的啦……充其量到香港或澳门！”
企业上市，这是王良星20年前所无法想象的事。1988年，26岁的小伙儿王良星到北京捞世界，在一家四合院遇到比他还要小8岁的同乡、后来的安踏董事长丁志忠。20年后，安踏和利郎的年销售额分别为46亿元和11亿元，前者俨然成为晋江运动品牌企业的一介标杆。
安踏于2007年7月在香港成功挂牌后，丁志忠鼓动王良星也加入到资本阵营中来，并把曾在安踏任CFO、后帮自己做财务顾问的倪忠森介绍给了王良星。
事实上，此前一年王良星已在酝酿上市，同时也聘请了一家机构做顾问，当丁志忠推荐倪忠森时，他不假思索地请原先的机构出局，然后把倪的恒润国际视为座上宾。“王、丁二人的关系密切和信任程度可见一斑。”倪忠森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这也是晋江富豪们圈子文化的一处注脚。事实上，除了王良星与丁志忠这种“故交”之外，一些在产品线上存有竞争的企业老板们，同样在私底下谈笑风生——譬如丁志忠发起，在晋江紫帽山圈下几十亩地建造的一座农场，股东就有特步、利郎、九牧王、七匹狼等企业的掌门人或少帅。
晋江企业家喜欢抱团的特点，早就体现在他们过去相互模仿营销手段、集体创牌的行动中，而现在，在企业上市的问题上，他们也有着同样的热情。
安踏当初上市时，丁志忠就曾在内部高层会议上说，上市是“绿色工程”，谁阻碍上市谁下台！
在这种上市冲动的驱使下，晋江企业选择的上市地可谓五花八门，譬如今年除了361度、利郎和匹克在香港上市外，还有鸿星沃登卡在韩国挂牌，至和织造在新加坡挂牌，星泉鞋业甚至选择了马来西亚！
“要么当领头羊，要么做乞丐”
当蜂拥上市与“绿色工程”联系到一起的时候，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考量，这个隐喻似乎都不失精辟。
“上市可以使企业运转更规范、更透明，也算兑现了对高管的激励。”王良星说。
前半句是“普适句式”，而后半句就未必可嫁接到所有的上市公司了。王良星的戏剧性风格再一次显现——他的太太经常抱怨他给的“零花钱”太少，而对利郎高管却分外慷慨。比如利郎副总裁潘荣彬，当年是一家年利润二十多万元的利郎专卖店老板，如今持有3%的公司股份，市值约1.4亿元。
“我在一个类似‘移民城市’的组织里，尝到了‘高薪养人’的甜头。”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不过，拼命三郎的代价是不菲的。在潘接受亿元市值的股票之前，他的妻子由于无法忍受其不分日夜的工作方式，一怒之下选择了离婚。
而“绿色工程”同样也可隐喻为，在合适的时机上市，不但可以在资本市场圈钱，还可以获得政府的“红包”，更重要的是，可将自己过去不太拿得出手的历史“洗白”。
“这其实涉及到晋江民企的原罪话题，”倪忠森说，“这一群体要么是遇到资金困难后试图豪赌解困，要么希望结束过去游走在混沌的游戏规则边缘的日子。”
豪赌几乎是晋江商人的天性。不但是上市，惯常的商业决策也无处不见豪赌的影子。丁志忠当年请孔令辉做代言人，“机”从“危”中来，最后赌了个咸鱼翻生。
王良星同样曾是一位“赌徒”。创业14年后，王良星于2002年遇到了一道几乎迈不过去的坎儿，几乎弹尽粮绝，刚提出不久、日后成为其立足之本的“商务休闲男装”概念就要成镜花水月。王良星决定孤注一掷，到这一年3月28日的北京服装展会上做最后一搏。
这一天，利郎企业史上“最真实的荒诞”一幕出现了，在北京昆仑饭店百平方米的豪华展位，代言人陈道明走秀轰动全场。“整个服装界的感觉是一匹黑马出现了，我们的加盟商一下子从80多个增加到120多个。”利郎副总裁胡诚初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道。
彼时利郎欠债已超过3000万元。展位又要耗费近200万元，签下陈道明数百万元。钱从何来呢？
“请陈道明的钱是我到上海借的。”胡诚初说。其他的资金渠道，则是王良星向朋友举债，甚至通过地下钱庄融资。
“要么做领头羊，要么做乞丐。”这些细节如今王良星已能坦然面对。但于当时命悬一线时，他亦是一度灰心到极点的。只是最后他成了赢家。
有趣的是，当年王良星并不寂寞，兄弟企业劲霸也同时遭遇危机，最后通过柒牌向银行担保借贷6000万元，才躲过一劫。
2004年，利郎销售额突破亿元。一年后，王良星的腰板硬朗多了，他也不再忌讳告诉陈道明当初“六个锅盖十个锅”的有惊无险。彼时陈道明买了辆奔驰车，后又不太喜欢，对王良星开玩笑说，我把车卖给你吧。王良星爽快地答应了，后来他把这辆车送给了父亲，自己又买了一辆。
事后的侥幸成功掩盖了豪赌的风险，人们后来只看到那些幸存的公司，却忽略了晋江也有大批企业倒闭的现实。当地一位投资界人士表示，晋江老板远没有外界传说中那么光鲜。“许多晋江企业的现金流非常糟糕，又不懂得变通，有的就通过借高利贷发工资”。
上市又何尝不是一次豪赌？不过，从商业史上看，豪赌上市比赌一场秀摔跤的可能性要大得多了。
“红包”的哲学
站在被称为世界第一座“开”字形斜拉桥晋江大桥上，你可以看见桥头两侧的“风景”——一边是桥侧宽阔的草地上低头吃草的牛群，一边是名为“易建联”运动品牌的巨幅广告。 而在晋江市区，“香港姚明有限责任公司”就在贵人鸟隔壁。20分钟路程，你还可以去到“奥巴马餐厅”……
如果将桥头的老黄牛视为晋江或整个泉州企业主们埋头苦干的写照的话，“易建联”“姚明”“奥巴马”尽管有山寨之嫌，但从一定程度上亦可视为民间智慧的缩影了。
“其实一直以来我们时常感到自卑，觉得我们的地理位置不好，学历和见识不如别人，所以只好加倍努力去创造。”王良星说。他去读EMBA，除了吸收知识和结交朋友，他还把自己最欣赏的老师，请到自己旗下做独立董事。
在一个充分竞争的领域，民间力量的自由选择，一直是闽粤、江浙和重庆一带制造财富奇迹的永动机。不过，近几年，包括晋江在内的许多地方政府更希冀“有形之手”能起到润滑剂的作用。
利郎、匹克等企业今年均获得了超过300万元的资金奖励，民间称之为“红包”。这源于晋江市政府于2007年制定的“对企业上市的扶持措施”，即对当地上市企业奖励330万元。
利郎们所获奖金来自于2009年约3000万元的政策资金预算，而在2008年，这一数字超过7500万元。晋江市政府的“扶持措施”于今年年初修改后，对股改、筹备上市都有从30万元到150万元的奖励。
这些激励政策并非晋江市政府独创。泉州市也有相关的红利政策，不过力度逊于晋江。而在浙江温州市，当地政府也有类似举措，比如对于上市企业给予100万元奖励，甚至包括企业达到一定规模的企业家可享受温州永强机场贵宾待遇等。
但除了激励政策之外，晋江市政府为了协助企业上市，还聘请了经济学家吴晓求及国家发改委官员等人设立晋江企业上市专家顾问组，甚至请来深交所驻福建首席代表兰邦华来挂职市长助理10个月，可谓用心良苦。
“在闽南人本来就非常注重‘面子文化’的情形下，这一政策容易导致企业主的浮躁心态。”晋江一位闲暇时写诗的企业界人士向南方周末记者力陈一些晋江企业“为上市而上市”的陋习，和上市后“大企业做小”、“小企业做大”等造假行为。
激励之下，晋江上市公司难免良莠不齐。当地一位财务人士透露说，在他经手上市的当地企业中，财务报表需要推倒重来的公司大约占四到六成。
而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上市成本较低的证券交易所，对中国地方政府奖励企业上市的举措向来喜闻乐见，并通过各种渠道眉目传情。
事实上这些交易所时有尴尬，如新加坡证交所，一方面对中国概念夹道相迎，另一方面又为挂牌的中国企业频繁闹出丑闻懊恼不已。
王良星信心满怀。不过他有时也会流露出对资本市场基本游戏规则的陌生。11月9日，利郎发出的一纸澄清公告称：“近期投资会议中，管理层对利郎业务表现的评价及对未来的展望，不代表公司对有关截至2009年12月底业绩的估计或预测。”
分化进行时
当九牧王等龙头企业上市受挫时，利郎“后发先至”，给晋江企业带来了不少的震动。而当更多的服装企业急于上市融资时，先行者们则希望走得更快。
“我们接下来要大力打造新品牌。”王良星为自己斟上了一杯茶。利郎招股书显示，上市所募集资金主要用途之一即用以推出L2系列。他的计划是，2010年利郎销售额突破20亿元，新品牌销售过亿元。
两年翻一番，显然是一个艰巨的超越。这意味着，王良星以后到紫帽山的农场里和大伙儿切磋茶道、体验养猪养牛之田园乐趣的时间要更少了。
一位泉州投资界人士向南方周末记者称，由丁志忠、七匹狼董事长周少雄、九牧王董事长林聪颖等十几家企业于2008年发起成立的“闽商投资公司”一年来，上马项目屈指可数，“他们每家现在考虑最多的是自我纠错和变革。”
做女裤的威兰西做了一个特立独行的决定——开始有意在网络营销上“烧钱”。
“泉州的商业文化，草根气息太过浓重，不少企业主要么是对网络营销不甚了解，要么始终有着可能会对普通销售渠道产生冲击的偏见，这块蛋糕于是被冷落了，以后八成又会蜂拥而上。”威兰西总裁范道远笑着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蜂拥而上”，正是泉州特别是晋江企业一直以来的惯性思维——你做批发，我也批发；你转变渠道，我也跟着改变；你请形象代言人，我比你请得身价更高；你要将总部迁至厦门，我过去做你邻居；你要上市，我紧随其后……
而以利郎推出L2系列，和威兰西大力尝鲜网络营销通道为代表的当下生态，正是以变革为驱动力的“新泉州逻辑”。
管理层面的变革趋势其实更为明显。林聪颖开始反思九牧王高管流动频繁的真正原因，丁志忠与王良星常互相调侃：到底是“先集中，后民主”，还是“先民主，后集中”更适合高效做出正确的决策？
“结论呢？”
“讨论本身的意义大过结论。”
“那你和丁志忠谁更强势？”
“当然是他啦，我与他一起出差住同一间房里，电视遥控器始终握在丁志忠手上。”
王良星甚至开始有意无意培养自己从武汉大学工商管理专业毕业不久、24岁的大儿子，“他到处去实习，从在专卖店做营业员开始，有时也会来利郎旁听董事会”。
“分化同时，晋江企业大整合已拉开帷幕。”倪忠森说，“如何提高晋江样本的上市品质，或许更为重要。”他认为未来晋江运动品牌企业恐怕要有一轮大洗牌，活下来的运动品牌上市公司将不超过4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