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月体会最深的，是瑞克·布鲁格在《南方纪事》末尾时，想对一位女子说的一段话：“别一再拖延生活中的好事，不要等到觉得可以证实自己的价值、离自己的过去足够远时才考虑那些事，因为那个时刻也许永远不会到来，或者你早已经冲过那条线，但却没有觉察到，就像黑暗中的栅栏。”
这源于8月27日摆到我面前的一个机会、一份邀约。
无论最后能否谈定，我已经学到了许多。譬如格局，譬如自信，譬如对当下的再审视。
8月是“两头翘”的一个月。月末事业上的一个契机，和月初“我的闪婚可以复制”相识三周年PARTY相得益彰。月中，到北京出差，操作一个选题，没有大的突破，我最终选择放弃。之后是到东莞出差，了解卖豪华游艇的富豪的“做单”过程，蛮有趣，但于我而言，兴奋指数一般。
这个月另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我和湘湘开始学习一门新语言。和另外11个人一起，我们成了同学——其中既有70后，也有90后。每个周末都是最充实的两天。就像回到了校园一样，这种感觉真好。
这个月看的书当中，最值得推荐的正是上述的《南方纪事》，它和《成长》可以说是姊妹篇。这两本书带给我的启发是：最平实甚至最琐屑的故事，一样也会引起大共鸣。你看，美国《时代》周刊最近不是把乔纳森·弗兰岑作了封面人物吗。看他《纠正》一书，也是小角色的小生活。
在北京出差时，我对李翔兄说，过了多少年之后，文学创作重回“平凡的世界”，这是福音。一个人或一件事物想获得持续的竞争力，靠“博出位”是不太靠谱的，因为你不可能每一次都那么幸运。
这个月看的片子当中，最值得推荐的是纪录片《掩埋》。最有意义的是《怪物史瑞克4》，因为我和湘湘刚认识时，一起看的是《史瑞克3》。不得不佩服老美行云流水般讲故事的能力。
这个月最沮丧的一件事，是马上要出版的新书《大佬的忧郁》报备浙江新闻出版局时有了小麻烦，称书名不符合规定。这让我沮丧地大笑起来。不过书名我原本就觉得有些土，改了也好。
这个月跑了好多趟医院。有两次是到眼科医院，湘湘的眼睛发炎了。我想起3月份我在重庆出差时眼睛发炎的经历，是我传染的吗，可是已经过去了这么久了啊。真是同病相怜。另两次是到深圳中医院，陪湘湘取中药。其实现在是湘湘最艰难的时刻，只是她一直比较坚强。
这个月给上海证券报和周末画报分别写了一两篇专栏。上证报的人物专栏还是一次评两个人的形式，写的是两位“哭泣的小妇人”，万玉华和张茵，这一灵感是我月初在上海电视台录节目中想到的。
给周末画报还是写的企业家贤内助的随笔，写《爱上女主播》时，对六七对“财经男+女主持”的婚姻组合形式，我最感慨的是郭广昌+王津元，郭的原配夫人、复星当年创始人之一的谈剑和郭离异后，并没有离开复星，她现在的职位之一是复星监事长。这是中国商业史中少有的婚变生态之一。
这个月过得整体平淡，偶有波澜。接下来，得振作精神劲了。我的自律能力一般，往往让激情和事倍功半，这可不是好现象。我和湘湘自嘲“结婚即堕落”，但愿接下来能雷厉风行，恢复往常的创造力。
9月还没规划，日程就基本排满了。4号前要交一策划案。10号之前要交另一本书稿——写了一年了，马拉松的姿态让出版商都懒得催我了，我还算有良心，决定绝不再拖了。12号到18号要去美国西雅图。
期间，我还计划分别到江苏和山东出个差，为南方周末好好写两个财经人物文章。这毕竟是本职工作。而周末又要学语言，还要给上证报写专栏。28号开始国庆假期，先后要回湖南和河南……
录节目，憋闷的西装领带
8月3日下午，我在家里制作3天后Party上要给朋友们播映的纪录片《闪婚2007：你未曾见过的豫北农村婚礼》，接到第一财经电视《中国经营者》节目编导朱琳的电话，和我聊起霸王集团夫妇。这对夫妇是珠三角从作坊到行业龙头、上市公司的一个样本或说缩影，放到这样的一个地域商业文化坐标中看，无论是成长路径，还是危机处理，都很有趣。
挂了电话，我马上又投入视频制作中。几分钟后，朱琳又来电了，说干脆我去上海一趟，做次嘉宾，录一个这档节目。
我犹豫了。因为我知道，无论做文字记者时如何彪悍，突然要你面对镜头侃侃而谈，多半会比较拘谨。一年半前，我一次到北京录一节目，一化妆，再坐到强光下，我汗就下来了。聊了不到半小时，我突然脑袋一片空白，建议停下来，休息片刻。
可最近一段时间我一直宅在家里，“出去透口气吧，”我想。于是我答应了朱琳。
8月4日下午的飞机，到上海就傍晚6点了，然后直奔电视台，简单聊了一下，吃了几嘴盒饭，就开始录。全部结束时已是9点多，我回到酒店，感觉好疲惫。第二天早上8点半的飞机，回广州。
拘谨还是有，但比以前好多了。与我一起的是奥美公关上海公司合伙人禇文。他是老江湖，娓娓道来。有一个小插曲：刚到电视台见到禇时，一换名片，他看到我的笔名东方愚，说认识我。我当时就想，极有可能是我当年写了很多专栏文章，评说达能和娃哈哈之争时，引起了他的关注，因为奥美是达能的公关公司。
他印证了我的猜测。“我当时想给你联系，但放弃了，我怕给你加上一条‘被公关’的罪名。”他说。“你没联系我，我已经被一些人骂，说我被达能收买了。”我告诉他。
录节目前逼朱琳逼我穿西装打领带。我说最近一次这个样子，还是3年前结婚时。朱琳说，还是就范吧。我只好顺从了。不过暗自想，以后上镜，打死也不穿西装打领带了，至少让那该死的领带见鬼去。
其实我此行最兴奋的是读了两本好书，和认识了一个新朋友。这两本书，一本是去时在飞机上读的《投资狂人：沙特王子阿尔瓦利德的财富传奇》，一本是在机场买的书云的《西藏一年》。
说实话，如果不是CNN前记者康瑞思跟随“中东巴菲特”阿尔瓦利德良久，方撰写此书，我便没有兴趣读了——因为对这位沙特王子太多褒奖和偏爱了，把他塑造成了一个坚毅的零缺陷的投资家，甚至对他的几次失败的婚姻都写的那么诗意，均让我有些反感。但不少细节，还是值得揣摩。我当时脑子里闪过一个人——唐万新，如阿尔瓦利德在大的自我变革前总会独自到沙漠里思考一样，唐万新当年在上海滩累了，会到新疆的大草原去打猎，去换脑。可惜，后者没有前者得天独厚的条件，最后无力回天。
《西藏一年》也非常值得一读。如果能看英文版的纪录片，就更好了。
我说的“新朋友”其实也不新，是去年12月到上海采访阚治东时，晚上阚请一大堆人吃饭时，和我坐在同一桌的第一财经频道的编导王征，他现在在《头脑风暴》节目组。那时候我们没怎么聊，这次在上海，录完节目，我就要走的时候，才互相认出对方来。后来遂一起吃宵夜，聊了许多——做电视和做报纸的不同，个人对正在从事的工作和未来方向的考虑等。我收获良多。
“我的闪婚可以复制”相识三周年Party
“一百个一千个女人美好地生长，抱住最爱的那个，娶她为妻；只想一想，就很幸福。”
8月6日晚上，“我的闪婚可以复制”我和老婆相识三周年微型Party上，我呤诵了诗人海桑的这句诗。
这一天晚上，18位朋友到广州二沙岛玫瑰园西餐酒廊参加这一Party，其中有几位是专程从东莞、深圳、厦门、北京赶过来的，让我很感动。
时间真是过得飞快。2007年的这一天，我和小湘认识了。145天后，我们结婚了。转眼就3年了。Party前一天我去订蛋糕，蛋糕店的姑娘问我要不要在蛋糕上写上几个字。“让我用下你们的计算器”，我说。这位姑娘一下子愣住了，把计算器给我。
半分钟后，我告诉她蛋糕上写的六个字是“一亿秒，转眼间”——我算了一下，3年的时间是9800多万秒，加上一天的光景，几乎整好是1亿秒。
这是不是在抄袭冯小刚电影《唐山大地震》“23秒，32年”的创意呢？
尽管是周五，但邀请的朋友全来了，济济一堂。说实话，遇到这种场合，我挺拘谨的，但这一天我是主角之一啊，于是硬着头皮，招呼大家。我总怕朋友多，而我照顾有所怠慢，但后来看到大家都聊开了，我也松了一口气。事后想想，只要真诚地去做这些事情，就够了。八面玲珑确实不是我的强项。
我们为每位朋友准备了一本爱情小书，是之前几天从当当网上选购的，分别有《你的爱的左边，我的爱的右边》《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最初的爱情，最后的方式》《爱情心理学》等，每本书里夹了一张我们自己制作的小卡片，小卡片是之前几天从网易“印象派”上在线制作的，很精致。
一份特别版的《南方日报》封面呈现在大家面前时，我既开心，又有些惭愧。我去年就想给湘湘做这么一份礼物了。因为我们是在南方日报时走到一起的。所以把我们的故事制作成一份特别的《南方日报》一直是我想做的，但拖到今年的相识3周年前一天深夜才做出来，实在惭愧。
我把这份报纸的缩水版贴在了下面（点击图片，查看原图），难免贻笑大方。
我还制作了一段时长24分钟的纪录片，片名是《闪婚2007：你未曾见过的豫北农村婚礼》。其中前几分钟是我当年的求婚经历，后面是2008年春节，我们在河南农村老家结婚时的视频剪辑。豫北农村婚礼仪式很是隆重，要连搞5天。我把大部分内容，浓缩到了20分钟里，并加上了字幕等。
我开玩笑地对湘湘说，这是我第一次制作“电影”，自然兴奋不已。
没有料想到的是，这段视频在Party上播出后，大家一起为我们鼓掌喝彩。我感动地一时不知所措。
这一天过得很开心。至今已经过去两三天了。还有朋友短信或在网上告诉我，说我和小湘间的感情，深深触动和感染到了他她。让我有些惶恐的是《周末画报》财富版主编廉洁发的一条微博，说我是“把每一秒钟都过诚挚认真的人”。我有些惭愧，开玩笑说，我确实是诚挚地生活，但有时也是认真地堕落。
我的“前上司”南方日报经济部编辑部主任龙哥说他很感动，“你们身上的朝气感动了我。”我大笑：以为你这把年纪（42岁）不会感动了呢，哈哈。
8月7日晚，我和湘湘又一次来到二沙岛，到星海音乐厅看李健的浅唱会。我们都挺喜欢李健的。我的车子里有李健的CD，好几首歌耳熟能详呢。
8月8日晚，几天前到上海第一财经频道录的节目《中国经营者》播出。看到自己一本正经的样子，真是想笑。在录影时我就对主持人说，上一次穿西装打领带，还是3年前结婚的时候呢。
我始终觉得，生活应当高于一切，它是事业的引擎，而非陪衬。有一天老了，即使没有多少钱，我想我也会为今天的勇气和坚持感到骄傲，而不是后悔。
做喜欢做的事，做到最专业
“我只喜欢采访和写作！”戴维说。
戴维•约翰斯通是前《纽约时报》的财经记者，曾因报道安然事件获普利策奖。2010年7月，他和《今日美国》《芝加哥论坛报》等其他几位美国媒体人，来到广州，和南方报业集团的媒体同仁交流。
7月23日这天下午，戴维关于他当年如何报道安然事件的一番激情演讲后，我向他提问：我觉得你极为傲慢，你的朋友是否也持同样的评价，如果是，你傲慢的源泉是什么？
在座的人轰笑了一下。戴维也笑了，不过他很快接过话茬，“是的，你说的对，”他说，“这是我的性格。我是一个穷人的孩子，19岁就进入美国大报（指《纽约时报》），打破了之前24岁的最年轻纪录，这或许是我傲慢的理由吧。”
其实他的理由只说了一半，另一半是，他从19岁开始做准记者，到现在已退休后了的60多岁，始终坚持采访与写作。但戴维觉得这是常识而已，在美国，终生做记者或写作的比比皆是，倒没什么值得侧目或骄傲的。
这就是国情的不同吧。所以在随后的提问里，一位同事问：在中国，记者过了35岁就要跑不动了，而在美国，是什么动力让你们做到这么老？
这个时候，台上除了戴维，还有另一位40来岁，名叫兰迪•史密斯、同样也获得过普利策奖的家伙。人们先将目光对准了他，他连忙摇头说：“我还不算老，这个问题还是问戴维！”
人们又是一阵大笑。
（二）
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没有什么比此更过瘾的了。很凑巧的是，这些天我还读了另一位《纽约时报》老记者拉塞尔•贝克的一本书，名叫《成长》。拉塞尔获得过两次普利策奖，一次是新闻奖，一次是传记文学奖——即《成长》这本自传小说。
《成长》躺在我书架上好久，一直没有细细读来。直到前些天一件事给我以启发之后。
这件事是，一位十年间曾两次获得CCTV经济年度人物的企业家，要出版一本传记。经朋友牵线，我和他见了面，聊得还算不错，也基本上口头约好了8月份抽几天的时间，找个小岛，住上几日，封闭式采访。但我后来婉拒了这次合作。一来，我拿到的报酬与我想像的有差距，而我也是个俗人，不能不考虑这一点。第二是最重要的，我们要做的是一本自传，要用第一人称写。说实话，就这位企业家和他的企业来说，确实有许多精彩的、以前被遮蔽的故事，也能够带出来整个行业或民营经济变迁与悲喜的一幅宏大画卷，但是因为是自传，一定会失去客观和独立性，失去了纵横交错式的畅快写作姿态。
回想凌志军佳作之一的《联想风云》，采访和写作时受到很少的羁绊，使他得能淋漓尽致地发挥，真是让人艳羡；100多年前，梁启超写《李鸿章传》，到最后一章分别写李鸿章与左宗棠、曾国藩、伊藤博文等人的对比，视野开阔得令后人惊叹（我在上海证券报上“商业PK堂”的专栏的最初灵感，便始于此）。
我最后做出终止合作的决定时，心里一下子非常舒畅。我知道我作了一个非常正确的决定。为一位企业家立传，原本就是一件值得慎重考虑的事情。
7月份，我在南方周末写了5篇报道。而1到6月份，半年的时间我总共才写了7篇报道。我并不是因为缺钱花了，也并非因为报社介意我写得太少，而是与我拒绝掉那本传记有关。我觉得还是在一个客观的平台上写自己最喜欢写的文字为宜——如果又碰上了好的或熟悉的选题，激情自然会一下子迸发出来。
再到后来，我有一天想，真正的好作品，大都源自生活的体验。中国年轻的财经记者，对这个吊诡世界的认知，无论如何都是有偏颇或缺陷的，都应该有敬畏心。就算那些被同行津津乐道的调查性报道，要么是幸运之作，要么只是在有限的真相空间多走了几步而已，并不能称之为挖掘出了“真相”本身。但是我们生活的体验不一样，就像拉塞尔的小说《成长》，一本朴实无华的自传小说，里面写到的故事，可能是我们都曾遇到的，但它正如李希光教授所言，上千万的读者确“完全渲染在了他的思路里，完全忘记了他在语言上是否雕琢或装饰。”
絮叨这么多，我想说的是，我决定多写一些财经题材之外的文字了。除了平时的博客等随性写作外，书亦然。我的第二本书《大佬的忧郁》8月底就要出版了。第三本书（也是财经类）的初稿这个月会完成，12月能够出版。明年，第四本书，我会写非财经题材，一部自己想写而一直未曾写的作品。
（三）
这几天我还看了一部波兰电影，名叫《昏睡》。我凌晨三点在微博上的推介语是“三个家庭，交错的三段故事，殊途同归的寓意：过自己真正想过的生活，不要再拖延。”
这是继上个月初看完《香水》这部电影后，又一部让我感到内心特别充实的影片了。非常有趣的是，电影中的一个人物是位作家，他每天呆在像囚牢一样的地下室里，憋字。地下室有个小窗户，与外面的人行道齐平，每天早上和晚上，会有行行色色的双腿在作家先生的眼前晃过。他用了相当长的一短时间，用来观察每一双腿。没有人能够理解他，特别是他那位政客岳父，以为作家就是要天天像抄小楷一样写作再写作。故事的最后我不想透露，大家可以去看电影，我只能告诉你，他最后选择过自己真正想过的生活——哪怕这个时候离他死亡只有一步之遥了。
看完电影《昏睡》后，我又看到同事张英在7月29日《南方周末》上对陈道明的一个访谈。非常巧合的是，陈道明的一段话，上述意味异曲同工。“我读了那么多年的书，得出一个结论，”陈道明说，“真正的成功人士回首望其一生时，有多少时间属于自己支配，有多少事情是自己想干又干成的？如果你有很多想干又干成的事情，你这一辈子活得不管是穷或富，也不管是有名还是无名，你都是最成功的。”
我觉得这句话说得特别好。如果说他的“我无奈于年代，但我争取也做到年代也无奈于我。”的价值观普通人难以复制的话，那么努力去干自己想干的事，完全可以被复制，只是多数人害怕失去既有的东西，害怕折腾和改变，对不稳定的未来充满畏惧，从而没有去执行而只成为一句口号而已。
前几天因为要写《大佬的忧郁》的前言，我仔细研究了一些好的作品的序言，其中最让我折服的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那本《凯恩斯传》，我看的是中文版，超过1000页的黄色封面那本（英文版的似乎是三卷本），出生于中国哈尔滨的罗伯特写了将近30年。在30年前，他和出版社签的合同是一年半的时间完成。罗伯特在做自己真正想干的事，所以做得极为细致。在这书的序言里，写完他的写作历程后，他还讨论了生活与著作的关系、传记与历史的关系等等，其严谨可见一斑。
（四）
21世纪过了10年。当下的这个时代，比任何一个时代都要浮躁，都要浅薄，都要无知，当然，它表现出来的是盛世，是厚重，是开放。面对魑魅魍魉，普通的个体有呐喊的自由，有在twitter和微博上参与或感受战斗的权利，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媒体人，虽然积极地去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或喜欢做的事情义不容辞、无可厚非，但更应该做到专业。
拿我熟悉的紫金矿业污染门的事情来说。事件演变到所谓的“封口费”风波后，几乎成了一场狗咬狗的游戏。围绕污染本身的调查中止了，尽管除了璜溪村之外，还有更多受污染的村庄未进入公众视野，但这并不重要，对不少媒体来说，独到和专业之间，他们选择前者——“封口”的角度够独到吧。特别是到最后，一个骑电动摩托者和一位报道紫金矿业事件的记者亲属的车擦了一下，骑摩托者甚至翻倒在了地上，但就是这样的一起事件，却被渲染成了“紫金矿业涉嫌制造车祸报复记者”；一时间，“正义的化身”诞生了，声援者数不胜数。
我真是感到一阵难过。就算民间大喊“以暴制暴”，但媒体不应成为猜忌和哗众的平台。那是滥用职权，你与你一直以来声讨对象的拙劣和丑陋并无二致。你在干你喜欢干的事情，但你的不专业，使得这一事情潜在的危害远远大于你眼中胜利果实的份量。
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在霸王洗发水，和记者遭通辑等最近的几起事情中，我始终对一些力量义正辞严的姿态保留看法。我们一边骂着“对手”（其实有时是假想的对手）是不专业的小丑，一边不经意间自己充当着小丑，并原谅着自己另一范畴上的不专业。
所有人都大声喧哗，以为自己的嗓门压过了对方就是胜利，所以人都大喝口号，以为应者云集就是做精神领袖的前戏。这是一个价值观扭曲和双重标准盛行的年代。
失望之于我，犹如皇上不急太监急。有时我这么自嘲。“我改变不了什么”。唯一能做的，就是尽可能使我自己在南方周末上的报道客观、专业，至少远离一切为了出位、为了一切棒喝的姿态。剩下的，就是躲在书房一隅读书写字、看碟，或是带上老婆去旅行。这已经足够。
今天看到一位我认识的80后女记者写的一条微博，“虽然大家都在微博上关注社会民生、国家大事”，她写道，“我还是在是无忌惮的在微博里写生活的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我不是没大局观和道德底线，我只是觉得变革或是革新让社会进步，现在已经在行进中。”
真希望多一些这样的女孩子，更希望“变革的力量”多一份理性和专业，这样，于己于人都将是长期的福祉——虽然短期难以博得充分的眼球效应。
李嘉诚和王永庆的学历观
这是2010年6月30日，香港首富、长实集团主席李嘉诚以汕头大学校董会荣誉主席身份，出席汕大毕业典礼时致辞的开篇。这位82岁的老人，幽默地称自己也是“80后”。他一口气抛给了学生们十几个疑问，句句掷地有声。其中一问为“有多少同学可肯定自己必会一直坚持原则，拒绝自欺欺人，拒绝把走捷径视为正途？”
李嘉诚将这一问称为“一个较难回答”的问题。没有人知道，唐骏1984年从北京邮电学院（现在的北京邮电大学）毕业时，有没有人问过他类似的问题；26年后，他涉嫌造假，深陷“博士门”事件，搞得声名狼藉。
记得唐骏一次在大学的演讲过程中，有学生问拿他和李嘉诚做比较，唐骏自知资历甚浅，坦言不能和李嘉诚相提并论，不过笑称“他的年纪也比我大多了”（相差34岁）。现在这一段子被人当作了笑柄，因为对于评判一个人来说，信誉优劣比年纪长幼更“适用”。
当然人无完人，李嘉诚也不尽如我们想象中那样豪无瑕疵。乔·史塔威尔(Joe Studwell)在《亚洲教父》（Asian godfathers）对李嘉诚等亚洲大佬都有深入和客观的剖析。不过，他至少见微知著，知道什么时候能走捷径，什么时候不便走捷径——譬如学历。“我们的社会中没有大学文凭、白手起家而终成大业的人不计其数，”他曾说道，“其中的优秀企业家群体更是引人注目。”
李嘉诚头上顶有香港大学、北京大学、剑桥大学等十多所知名大学授予他的荣誉博士学位，均是实至名归，而非像内地商界晚辈邱继宝一样滑稽，到现在连自己都不清楚给他颁发“美国内申大学”荣誉博士学位的那个老外，究竟是“美国内申大学”真校长还是假校长呢。
再来看看已故的“台湾首富”王永庆的学历观。他只有小学文化，但是一生都在学习，去世前几年，年近90岁高龄还常伏案写作。他心里装有一个超级产业帝国的梦想，但始终是一副谦卑状。他也有一个荣誉博士的学位，是1975年初由美国圣若望大学颁发，在授予仪式上，王永庆说“我幼时无力进学，长大时必须做工谋生，也没有机会接受正式教育，像我这样一个身无专长的人，永远感觉只有刻苦耐劳才能补其不足。”
到了1990年代，时任台湾交通大学校长的邓启福想给王永庆颁发一个荣誉博士的头衔，被王永庆一口回绝了。“博士学位是要经由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研究所硕士班等过程，每一个阶段按部就班认真苦读而获得的才有意义”他说，“我没有资格。”
由于环境的不同，内地企业家们不可能都像李嘉诚和王永庆二位港台首富洒脱，对知名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一笑了之。相反，如果花钱买博士学位的同时，汲取了不少知识和能力，也可谓难能可贵了。问题就在于，不少企业家的初衷是渴望被认同，于是虚荣心作祟，勾兑一顶博士帽供在办公室，是为急功近利、自欺欺人也。
内地富豪偏爱博士帽，折射出来的仍是他们内心的孤寂和忧郁。在财富累积的边际效用越来越小时，精神层面的诉求开始水涨船高。譬如陈启源和万玉华夫妇，他们在接受我的采访时流露出来对人才的渴望，但给自己也镶上一圈博士光环，而且是野鸡大学的博士，实在没有必要。想来霸王上市时券商也心知肚明，所以在招股书里避而不谈这顶博士帽，而只写与博士学位一脉相承，但不会蹈唐骏覆辙的“北京大学公共经济管理研究中心研究员”头衔吧！
戴博士帽的民营企业家们
在十多年前英国人胡润的第一届“中国内地50富豪榜”上，只有张朝阳一个博士。十年后的今天，富豪榜上的前100名富豪中已经有接近半数的人获得了硕士及博士头衔。对于急于获得博士头衔的富豪来说，似乎财富仍不能证明其价值，而博士帽才足以彰显其成功。
■南方周末记者 张华（东方愚） 发自广州 http://www.infzm.com/content/47940
台州“缝纫机大王”邱继宝被授予“美国内申大学”（又称美国国家大学）荣誉博士学位。图为他与据说是美国内申大学校长的外国人合影。 （“美国内申大学中华文化艺术学院”网站/图）
恒大地产董事局主席许家印被授予“美国西阿拉巴马州立大学”荣誉博士学位。 （搜房网/图）
十大“博士”富豪
抄近道的镀金者
陈启源和万玉华都拥有“加州美国大学（又称加利福尼亚美洲大学）”工商管理博士（DBA）学位，“加州美国大学”也曾是方舟子多年前的打假目标之一。
陈启源和万玉华，这对被称为“洗发水行业首富”的广州夫妻近日忙得焦头烂额。原因是香港媒体《壹周刊》7月14日一篇题为《霸王致癌》的报道称霸王系列洗发水含致癌物“二恶烷”，引发了轩然大波。霸王“中医世家”的金字招牌一夜之间大打折扣，股价在3天内跌去了25％，陈万二人身家随之缩水28亿元。
这家位于广州郊区的制造业企业，是从小作坊开始起家的。一直到去年赴港上市之后一个多月，其董事长陈启源和总裁万玉华才一起告别了那间面积只有40多平方米、挂着一幅“马到成功”字画的办公室。彼时万玉华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的两个小时内，一口水也没有喝，甚至坐在椅子上的姿势也始终如一，她很拘谨。不过，当谈到有不少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高材生被她招至麾下时，她两眼放光。
陈启源和万玉华现在都是加拿大国籍，都拥有“加州美国大学（又称加利福尼亚美洲大学）”工商管理博士（DBA）学位。不过，霸王的上市招股书中，并没有提及这两顶博士帽，而只提及陈启源“从2007年起担任北京大学公共经济管理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和万玉华“于1998年在华南农业大学取得植物遗传学学士学位”。
有趣的是，“加州美国大学”招生简章称其博士学位论文中国答辩委员会主席团学术主席为北京大学公共经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黄恒学教授，而去年一份“加州美国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博士DBA学位深圳班招生启事”显示，交8.8万元人民币，并在职于深圳学完一到一年半学制的相关课程后，论文通过答辩即可获得加州美国大学博士学位，且“优秀博士生可特聘为北京大学研究员”。
“加州美国大学”也曾是方舟子多年前的打假目标之一，且双方之间险些打起官司，彼时看到这一机构所雇律师的一份要控告自己诽谤的信函后，方舟子坚称这所大学是“做不实招生广告的‘克莱登大学’（钱锺书先生小说 《围城》里虚构的野鸡学校）”。
在企业做到一定规模后开始为自己“镀金”的企业家并不仅仅是陈万两人，保利协鑫能源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朱共山也是如此。
今年52岁的朱共山是中国电机工程学会热电专业委员，江苏省政协委员，去年以97亿元的个人资产成为“2009胡润能源富豪榜”首富。他于1981年毕业于南京电力专科学校，24年后，他又获得了菲律宾国立比利勤大学工商管理博士学位。
一份“菲律宾国立比立勤大学工商管理博士学位课程班”的启事显示，交9.8万元人民币，在北京大学修完指定课程并通过论文答辩后，即可获得博士学位，且这一学位“与校本部修读学员获得的证书完全一样”，“菲律宾外交部可提供相关证明”。
中年企业家爱戴博士帽，有人说这是他们求知欲的表现，也有人批评他们虚荣心作祟。事实上两个原因兼而有之，不过还有第三个原因——节约成本。中国一所高校的EMBA项目负责人对南方周末记者称，相比于国内知名大学EMBA学位费用动辄二三十万元人民币的情形，一些企业家或经理人以不及其半价的成本，拿到的是博士学位，且获得的服务非常“人性化”，他们自然趋之若鹜了。
真博士凤毛麟角
42人当中，头顶博士帽的有近10人。不过，这10人当中，除朱共山等花钱抄近道修得的海外博士，以及如鲁冠球等后来获得的荣誉博士之外，按部就班、不打折扣的博士学位获得者凤毛麟角。
1999年，英国小伙儿胡润制作的第一届榜单“1999中国内地50富豪榜”上，排在第50名的是35岁的张朝阳，他是这张榜单上唯一的“博士富豪”（于麻省理工学院获得博士学位）。如果从国际上的知名度来讲，他要压过排在富豪榜前10位当中、后来同样为我们所熟知的刘永好、吴炳新、黄宏生等人。
基于当时中国特有的国情，这一榜单上的“草根富豪”占了绝大多数——高中以下毕业的有35人，占比70％，本科和大专毕业的有14人，占比28％，张朝阳显然是“硕士及以上学历”中惟一一个，占比2％。
4年之后，也就是民营经济地位首次受到肯定，许多民营企业家获得了政治身份后的第一年，胡润发布的“2003胡润百富榜”中，100位上榜富豪的个人总资产超过1900亿元，是中国上一年GDP总量的2％，其学历构成也有了根本上的改观——高中以下毕业者只有23人，占比23％，本科及大专毕业的有57人，占比57％，硕士及以上学历者有20人，占比20％。
2009年的胡润百富榜其实变成了“千富榜”，1000位上榜富豪的总资产为3.88万亿元，是上一年中国GDP总量的12％，胡润此后更是称中国内地千万富豪人数达87.5万人。南方周末记者分析这1000位富豪中的前100位的学历构成发现，高中以下毕业者只有陈发树等寥寥10人，占比10％，本科及大专毕业者38人，占比38％，而硕士及博士则有42人（包括在职完成的EMBA或获得的 “荣誉博士”），占比42％。
42人当中，头顶博士帽的有近10人。不过，这10人当中，除朱共山等花钱抄近道修得的海外博士，以及如鲁冠球等后来获得的荣誉博士之外，按部就班、不打折扣的博士学位获得者凤毛麟角，尚德太阳能的掌门人施正荣便是其中之一。
施正荣两年前曾被通用电气高管罗琳·波尔森称为是“10年后超过比尔·盖茨的全球巨富热门人物”，从长春理工大学本科毕业，到赴中科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念硕士，再到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之后，他才开始参加工作，在澳大利亚奋战了8年，然后于2000年回国创业，成立无锡尚德。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他是学者创业型的富豪和企业家，对习惯了“野蛮生长”的中国企业家们来说，这种路径显然是不可复制的。
不同于张朝阳和施正荣这种海归博士，张文中等民营企业家则是在国内高校拿到的博士学位。张文中是物美控股集团前董事长，1962年生于山东，本科和研究生都是在南开大学读的，25岁取得硕士学位后被分配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五年后，他在担任世界银行和国家“863”科技基金支持的一研究课题组长中表现突出，受到部委领导好评，不久后他于中国科学院获得系统工程学博士学位；1994年他在北京创建物美商城。
张文中2006年身陷囹圄，两年后一审被判有期徒刑18年。引人关注的是，接替张文中任物美董事长的他的创业伙伴吴坚忠，亦有中科院系统工程学博士学位。更有趣的是，张文中的简历中称曾到美国斯坦福大学做博士后研究，而吴坚忠曾在美国密歇根大学进行博士后研究工作，且与张文中时间段相同，真可谓“黄金搭档”。
企业家在国内高校读博，常见的一种情形是该校原本就是其母校或相互之间有着紧密联系。近两年饱受争议的中国最大民营担保公司中科智集团董事长张锴雍属第一种情形，他是深圳市政协委员，1982年从中南矿冶学院（后并入中南大学）金属材料系本科毕业时，他没有想到自己最后在金融行业崭露头角，中南大学校友会的网站上称张锴雍后来“先后攻读了经济学和国际金融学两门博士学位的全套课程”，而中科智的官方网站上直接称其获得的是“金融工程学博士”。
国内最大民营钢企之一的河北建龙集团董事长、曾被称为“钢铁首富”的张志祥属后一种情形。他1989年毕业于浙江工业大学工业自动化专业，1994年开始创业，2000年时已声名鹊起，之后除其母校外，他还与北京科技大学、东北大学合作频繁，奖学金是一种合作基本形式。他同时与北京科技大学联合成立了“特殊钢技术联合联发中心”，并任东北大学校董会常务董事——搞校企联合，推进建龙在东北的钢铁版图。
2006年张志祥在接受一家媒体采访时称自己在东北大学读冶金专业的博士，目前尚不清楚他是否拿到了博士学位。
荣誉博士们
尚不清楚邱继宝“美国内申大学”（又称美国国家大学）荣誉博士的学位是花钱所得，还是作为代言人获得的“赠品”。
还有一类企业家，他们头上的博士帽是“荣誉博士”。譬如今年65岁的万向集团董事长鲁冠球。他只有小学文化，但是却将一间乡镇企业，逐步打造成了营业收入（2009年）超过500亿元的民企集团；他在去年胡润百富榜上的财富为210亿元。
2001年11月21日，鲁冠球被香港理工大学授予工商管理博士学位。彼时与他同获殊荣的还有香港永亨银行董事长冯钰斌、香港长江制衣公司董事长陈瑞球等人。年过半百的鲁冠球非常兴奋，这是中国第一代民营企业家由于历史原因错过高等教育，而后收获高学历时内心的一处写照。此后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鲁冠球的名片都印有“博士”的头衔。
李宁公司董事长、曾被称为“体操王子”的李宁于2008年10月23日也获得了由香港理工大学颁发的人文学博士学位。这是他的第二顶“博士帽”了——早在2005年，李宁就被英国拉夫堡大学授予了荣誉博士学位；李宁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在鸟巢点燃火炬后，这一以体育科学著名的大学亦不失时机通过BBC等传媒向全球推介自己。
与鲁冠球同城的浙江广厦集团董事长楼忠福，是于2008年1月23日获得荣誉博士学位的。这一天，一个名叫“世界华人协会”的组织在香港向37人颁发了“世界杰出华人奖”，37人中的绝大多数同时获得了“美国西阿拉巴马州立大学荣誉博士学位”，除楼忠福之外，其中的企业界人士还包括恒大地产董事局主席许家印等。
获得荣誉博士的富豪企业家，还有富华集团董事局主席陈丽华、雅居乐地产董事局主席陈卓林、华彬集团董事长严彬等，他们三人在2009胡润百富榜上的财富分别为230亿元、210亿元、280亿元，他们获得的也都是美国高校的荣誉博士学位。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刘长乐曾于2006年11月获得了香港城市大学颁发的荣誉文学博士学位。
与上述企业家有所不同，曾受到中国多位国家领导人接见的台州“缝纫机大王”邱继宝头上的“荣誉博士”是另外一种情形。
邱继宝曾被前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戏称为“国宝”，两年前的全国“两会”期间，因受到一些中央领导的肯定，邱继宝又一次在央视新闻联播露脸——尽管彼时飞跃集团资金链紧绷，四面楚歌。当然，飞跃集团最终平安无事，因为从浙江省到台州市，愿意出手相助的人太多了。
邱继宝于2006年3月11日这一天取得了“美国内申大学”（又称美国国家大学）荣誉博士学位。博士帽是“送货上门”的——台州市市场营销协会和美国内申大学合作的“大中华区第五期美国内申大学DBA、MBA班开学”典礼在台州举行，邱继宝现场被授予荣誉博士学位，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呼吁台州企业家们都来参与学习并领取博士学位。这个场景的图片和视频资料，后来成为了“美国内申大学”的营销和宣传工具，在一个名为“美国内申大学中华文化艺术学院”的网站里，“校友邱继宝”的风采尽现，他和多位国家领导人的合影悉数收录在内。南方周末记者尚不清楚这一荣誉博士学位是邱继宝花钱所得，还是作为代言人获得的“赠品”。
一份“2008年北京大学房地产博士总裁研修班暨美国内申大学DBA（博士）学位招生启事”显示，交11.8万元，随报随学，每两月参加一次学习（地点是“中共中央组织部万寿庄宾馆”），每次3－4天，修满学分、完成论文答辩可拿到“四大高权威证书”，分别是“北京大学房地产总裁博士研修班结业证书”、“美国内申大学房地产工商管理博士学位证书和毕业证书”和“高级房地产管理师证”。
博士辈出的创业板和富二代
除非“富二代”们自己主观意愿极为强烈，他们的父辈如何能苦等一个博士接班人的姗姗来迟呢？还是等将来再考虑镀金吧。企业家对博士学位之需求的代际传承于是形成了。
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过去了。如今的企业家和富豪群体中，头戴博士帽者层出不穷，完全不拘一格。至少还有两种类型的博士富豪可圈可点。
第一种是亦学亦商的“富豪教授”。代表人物是史正富和钟耳顺。
史正富是复旦大学教授和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他10年前就在上海成立同华投资公司并任董事长，玩起私募股权投资，迄今为止投资金额超过30亿元，他同时担任了奇瑞汽车等多家受资企业的董事，早在2007年就以15亿身家成为胡润百富榜上人物。他最近一次成为话题人物是去年6月其旗下公司豪掷4.65亿元拿下古井集团40％的国有股份，成为第一大股东，5个月后，史正富成为古井集团总裁。
资料显示，史正富的学士和硕士学位都是在其任教的复旦大学取得的，而经济学博士学位则是在美国美利坚大学获得的，他同时还是“美国马里兰大学社会学博士候选人”。
钟耳顺是去年底挂牌的A股创业板上市公司超图软件的董事长和实际控制人。超图软件是中国领先的地理信息系统（GIS）平台软件企业。钟耳顺的其它身份还包括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GIS协会副会长等。和史正富一样，钟耳顺也是博士出身，他是1991年在北京大学地理系获得博士学位的。以2010年7月20日收盘价计，其所持股份价值4.6亿元。
第二种类型是博士富二代们，代表人物是赵超。
赵超是步长医药集团董事长，生于1967年，是企业创始人赵步长（今年68岁）之子。这对父子皆是全国人大代表，均曾参加今年3月的全国“两会”，不过老爸是在山东代表团，而儿子在陕西代表团；“步长系”也是资本市场上非常诡秘的一支力量，多次财务投资都选择有国有背景的企业。
赵超于1988年在西北轻工业学院（后更名为陕西科技大学）取得学士学位，后来又到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念了MBA，最后在西安交通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陕西是民办教育大省，步长集团十几年投资创办了一所名为“陕西商贸职业学院”的民办学校，后来改名为陕西国际商贸学院，现在的院长正是赵超。
无论如何，“赵超们”毕竟是一个非常小众的群体，一来，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企业家的子女们就算有意读博士（按部就班那种），但他们的年龄也不过刚好到就读年龄或还不及；二来，就算他们已经获得博士学位，但在他们的父辈完全退出家族企业之前，他们并不能像赵超一样被称为真正意义上的“博士企业家”。
有人说这是一个假命题，因为中国民营经济的主要特征是一个“急”字，无论是“急”还是“被急”，时刻都需思量安身立命之策和突出重围之道，除非“富二代”们自己主观意愿极为强烈，他们的父辈如何能苦等一个博士接班人的姗姗来迟呢？还是等将来再考虑镀金吧。企业家对博士学位之需求的代际传承于是形成了。
（本文部分内容引自作者即将出版的新书《大佬的忧郁》）
【南方周末】本文网址：http://www.infzm.com/content/47940
上市两年多来，紫金矿业发布公告超过120次，至少有10次引起投资者较大质疑。其股价也如过山车般起伏得让人头晕目眩。这只投资者眼中的“妖股”究竟为什么在股市上翻云覆雨？
■南方周末记者 张华 http://www.infzm.com/content/47944
意外之喜
“同样被套牢的基金们一定是无法忍受直线下跌，最终选择疯狂加仓以降低成本了。”
“涨停了，紫金矿业（A股）涨停了！”2010年7月20日上午10点40分，郑粤明在电脑前大叫一声，他情绪激动，有些歇斯底里。
郑粤明是东莞一位年轻股民，也是紫金矿业的“坚定持有者”。他最后一次买进是去年9月，当时紫金股价为10元左右，两个多月后涨至最高11.5元时他并没有没有卖掉，此后就一直被深套。“我没有割肉的习惯”他说。
不割肉的代价是巨大的。今年上半年，沪指下跌幅超过25%，这一数字远超道琼斯和纳斯达克指数均不到6%的跌幅。和讯网的一项调查显示，上半年74%的A股股民是亏损的。这其中自然包括郑粤明。上半年最后一个交易日，紫金矿业已跌至6元附近。
郑粤明下定决心，等股价反弹至7.5元左右就割肉出局。7月12日，星期一早上，紫金意外停牌，一个猜测在他大脑里一闪而过——是不是有重大并购重组事件呢——这是富有阿Q精神的中小股民们惯常的猜测；查公告，无果；下午上网搜索新闻，一种不祥之兆袭来，上杭县政府正在开发布会，称紫金山铜矿涉入重大污染事件。晚上上交所的公告证实了这一点。
第二天紫金矿业开盘大跌。郑粤明心灰意冷，左右为难——这也难怪，他的星座是天秤座。直至收盘，他仍没舍得割肉，之后紫金矿业又连跌三天。
转机在7月20日出现，这一天紫金矿业开盘不久就拉升至2.8%左右的涨幅，横盘近一个小时后，重新抬头，直奔涨停，后虽小幅震荡，不过上午收盘时还是牢牢封在了5.73元的涨停价。
而就在这一天早上，紫金矿业发布公告称，7月19日收到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通知书》，公司因涉嫌（关于污染事件）信息披露违规被立案；同时还发布了紫金董事会向投资者的致歉信。
“同样被套牢的基金们一定是无法忍受直线下跌，最终选择疯狂加仓以降低成本了。”国泰君安一位研究员说。数据显示，7月20日紫金矿业居资金抢筹榜之首，资金净流入超过1.5亿元。
“散户绞肉机”
尽管紫金矿业虽是沪市权重股之一，也深受基金青睐，但它一直是散户行情。
这一研究员说的没错。一直以来，紫金矿业被视为是“高成长性”、“具有长期战略投资”的股票。A股上市前夕，紫金矿业曾请一箩筐的主流基金公司的基金经理和券商研究员到其上杭县的老本营参观、交流，当这些人问及其关于估值、环保、税收等问题时，紫金高管们就像小学生背简法口诀表一样对答如流。
最有意思的当时有人说网上有消息称紫金山附近江里的水正在变臭时，紫金矿业董秘郑于强否认称，“今天中午就让大家尝尝我们江里的鱼。”
唐伯年彼时也在其列，他是上海一家私募基金的负责人，调研之后，他给紫金矿业贴上了“透明”“创新”等标签，最后一标签最重要——一个能给股东带来丰厚回报的企业。紫金矿业从此进入他的关注视野，去年年中其公司股票池中，五家蓝筹是四只金融股和一只资源股——中国平安、浦发银行、中信证券、海通证券、紫金矿业。
幸运的是，今年春节前他们这款私募信托产品到期后清盘，此后没再买入紫金矿业，“我也没想到紫金股价今年一泄千里，半年几乎打了半价，”他说，“逃过一劫，真是庆幸。”
尽管紫金矿业虽是沪市权重股之一，也深受基金青睐，截至去年底有近百家基金持有其共10%左右的股份。但它一直是散户行情。今年一季度前十大流通股东里有两支与期指有关的新基金进入，但持仓量与退出的几支基金相比明显减少。去年底其股东总户数为98万户，今年一季度末为108万户。
紫金矿业被郑粤明称为“散户绞肉机”。他经历过其A股上市当天（2008年4月25日），他开盘买入5000股，买入价10元（他似乎和这一数字有不解之缘），随后是看着K线图像死鱼一样横盘至下午一点半，突然之间是令人心惊肉跳的“过山车”——从10元直线拉升至22元，也就是说，转眼之间郑粤明账面盈利120%；可惜紫金很快被交易所停牌，收市前5分钟才复牌，从22元直线落下，收盘价13.92元，接下来两个交易日更是连续两个跌停，郑粤明空欢喜一场。
郑粤明几次买卖紫金矿业，都是以亏损收场。大幅拉升时，他总期待“明天更美好”，最后只是镜花水月；大幅下跌时，总以为补仓就能尽快解套，结果越陷越深。今年7月初他想明白了：谈什么狗屁矿产储量、金价上涨和市盈率，紫金矿业那些成本完全可忽略不计的“大小非”实在太多太多了，他们抛售时不在乎10远还是5元的股价，而散户们呢？当然，他就是想明白，对是否割肉面前也是优柔寡断。
去年4月底，紫金矿业49.25亿股限售股解禁。仅新华都集团董事长陈发树及旗下公司在两个月内就通过大宗交易平台减持近3亿股，去年下半年又减持1.45亿股，累计套现金额约45亿元；陈发树去年仅从紫金矿业分红所得就达1.7亿元（税前）。
其实“大小非”并非如郑粤明所言一样丝毫不在乎股价跌涨。去年6月的一天，所持紫金市值超过10亿元、紫金矿业前十大自然人股东之一的谢福文，一边试驾朋友刚送他的那辆保时捷越野车，一边对南方周末记者称，铜矿的潜力和海外并购是紫金矿业未来的闪光点，“我暂时不减持，要等到股价上到15块。”但至今他未等到这一天。
躲猫猫
两年多的时间里，紫金矿业发布公告超过120次，至少有10次引起投资者较大质疑。
尽管在“隐形富豪”不计其数的东莞市，连郑粤明自己都承认，作为一家文化公司的经理，月收入近万的他其实与“世界工厂”里的一枚工人没有本质区别，但他还是给自己贴上了“知识分子”的标签。他痛斥“妖股”中可能含有的人为操纵成份，尤其是紫金矿业公司本身一些不明朗的作法。
最典型的一次事件，是去年7月的“邮件门”风波，7月9日中午，多家券商研究所向其客户发送信息称，紫金矿业收购哈萨克斯坦黄金公司事宜近两日内会有“明确说法”。第二天下午，紫金矿业（H股）发布公告称，自本公告之日，公司已终止哈萨克斯坦黄金公司收购项目。
当日，紫金A股又是一番过山车行情，开盘即拉升，大涨近8%后迅速坠落，最终以0.36%的微弱涨幅收盘。第二个交易日跌幅则超过5%。“重大收购事项的进展情况有外泄嫌疑”，这是郑粤明的第一反应。
市场上类似的置疑声始终有之。早在2008年4月2日，摩根大通以每股6.76港元的均价减持紫金H股逾1500万股，但在第二天，又以超过7元的均价增持了400多万股，人们琢磨不透摩根大通玩什么把戏，而就在第三个交易日，紫金矿业正式披露A股招股书（从上市获批到发布招股书用了四个多月时间），市场关于紫金消息外泄的说法应声而起。
从2008年4月25日（A股）上市到2010年7月20日，两年多的时间里，紫金矿业发布公告超过120次，至少有10次引起投资者较大质疑。其中以信息披露不力为最。最近一次即新的“污染门”事件，南方周末第一时间内调查获悉污染起始日为紫金大派年度“红包”（分红派息）次日的6月5日，但走到证监会立案调查前，它仍坚称污染日为7月3日。
在此次紫金涨停之前，郑粤明并非没有体会过类似的快感。令他记忆犹新的一次是2009年春节后第一个交易日，紫金跳空高开，很快被封上涨停。之后连续大涨，7个交易日涨幅超过50%。2月10日，紫金发布股价异常波动公告称，“除于2008年12月30日披露的建设设20万吨铜冶炼项目外”，3个月内无资产重组等重大事宜。
问题正在于，这一被政府部门称之为“建国后福建龙岩最大投资项目”的“20万吨铜冶炼项目”之具体情形，以及未来对于紫金矿业及上杭县、龙岩市甚至福建省的重要性，紫金矿业均语焉不详。但这些信息，在谢福文和唐伯年一些与紫金关系甚密的人士眼里，则是透明的。
少数人的盛宴
“海外并购接连失败后，已募到的巨额资金的新去向，为何不向投资者作进一步的披露呢？”
“你要帮我们为紫金矿业‘中国第一大金矿’的称号正名啊，”紫金矿业董事长陈景河面对一张偌大的“欧亚地质图”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要不我给你其它几家矿山的联系方式，你做篇文章？”
这是2008年8月20日上午，陈景河在其厦门的办公室对南方周末记者的一番话。彼时紫金上市不到4个月，甘肃阳山金矿号称自己是“亚洲第一大金矿”，让陈景河很是不爽。一直以来，紫金矿业有意在投资者面前树立一个“带头大哥”的形象。
陈景河的不爽中其实也暗示了资源性行业一个“公开的秘密”，那便是重视开采、疏于勘探、玩储量竞赛。储量竞赛的表现形式是不少资源类企业喜欢上了“注入矿产资源”的游戏——中小投资者是外行，要么看大戏，要么入局当个“轿夫”。
海外企业会耗费数年时间勘探清楚一座金矿的真实储量后才进入开采，但中国公司的情形常常是“只争朝夕”，争于变现。“体制决定的，”一位券商研究员在2008年到紫金调研时和同行说，“本来就是国有企业，高管只要在在位几年好好挖矿收钱即可。”本次的“污染门”，也将离退官员扎推紫金矿业的独特“风景线”暴露无遗。
而两年前曾发生过一件更为典型的事件：紫金矿业董事会原建议2007年度不分配利润，但随后作为第一大股东的当地政府投了反对票，并提出了共计逾13亿元的分红动议。
紫金矿业与众不同之处在于，虽然第一大股东是当地政府，但随后的几大民营股东（陈发树、柯希平等）的总持股比例也不可小觑，加上陈景河本人现在持量量为8700万股，他们在“坐山吃山”之余，还是有四处寻找独特的动力的。尤其是去年6月中旬，陈景河减持了超过2700万股紫金矿业，其中2100万股转让给了公司其他十位董事、监事和高管。这帮人自然也愿意跟着卖命了。
不过，正如收购哈萨克斯坦黄金公司未果一样，近两年来，紫金矿业还在菲律宾、秘鲁、澳大利亚等国紧锣密鼓地收购矿山，但是接二连三折戟。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去年11月宣布34亿元要约收购澳大利亚矿企英多菲（Indophil），最终于今年6月底亦宣告失败。有人吃惊于为什么好多国家“拒绝中国钱”，有人则怀疑雷声大、雨点小的紫金矿业有“假并购”之嫌。无论如何，对于一家公众公司来说，紫金似乎有义务公告相关细节，但却从来只是寥寥数笔。
“一个容易被人忽略的现象是，”郑粤明说，“接连的并购失败后，已募到的巨额资金的新去向，为何不向投资者作进一步的披露呢？”
紫金矿业就像一个纨绔子弟，曾多次被环保部及证监会调查或要求整改，但总是一边改着旧习惯，一边犯起新毛病，掺杂其中的无疑是扑朔迷离的股价波动。
“炒了4年股，几次买入紫金矿业都是我极大的失误，”郑粤明叹了口气说，“我准备割肉了。”没有人知道他是否会真的割肉，但“妖股”的故事仍在继续。
（文中郑粤明和唐伯年为化名）
链接：中国最大黄金企业“污染门”调查：http://www.econzhang.com/?p=3929
南方人物周刊 特约撰稿 东方愚
所聘总裁唐骏深陷“学历门”事件，旗下最大一块资产紫金矿业又遭遇“污染门”风波，49岁的新华都集团董事长陈发树（紫金矿业第二大股东）最近有点烦。他是2009年胡润百富榜上的福建首富（第15名，资产250亿元），也是中国内地的“矿产首富”，但如今已是大打折扣。
有人说陈发树会炒掉唐骏，也有人说陈发树会因紫金矿业股价相比年初几乎打了半价而心急如焚。这些都是想当然的推测而已——我们高估了唐骏和紫金矿业在陈发树棋局中的地位，从而低估了陈发树的冷静和智商。
从1995年在福州东街口商业区开出第一家名为百货公司，到15年后的今天涉猎百货、矿产、旅游、IT、医药、啤酒、地产、酒店等诸多行业的民企集团掌门人，陈发树似乎总能否极泰来，柳暗花明。他是如何做到的呢？
“四大金钢”
陈发树的几个兄弟在整个家族产业里的职位只具有象征意义，集团战略和具体业务由职业经理人“四大金钢”唐骏、周文贵、刘晓初、叶芦生等来掌舵。
1982年，20岁出头的陈发树从林场向厦门倒卖木材，5年后攒下第一桶金。之后他买了一辆三轮摩托，和陈晋江等几个弟弟（陈发树有3个哥哥和4个弟弟）一起为一家小百货店拉货，1988年将之盘下，开始了自己百货食杂零售业的生涯。
一直到1995年，陈发树的生意才有起色，他从厦门来到福州，在最为热闹的东街口商业区开了一家名为华都的百货公司。两年后华都集团成立，年底设立股份公司，注册资本1.06亿元，陈发树持股71%。这一年，他36岁。
1998年，陈发树与弟弟陈晋江分家，陈发树成立新华都集团。2000年入股紫金矿业前夕，新华都注册资本1.39亿元，陈发树持股73%。
新华都向漳州、泉州、厦门等地扩张，是从2003年开始的，当时紫金矿业的利润已逐年提高，为新华都扩张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持。
现在新华都集团里，除陈发树外，陈家兄弟还有三人，弟弟陈志程（真名是陈志腾）是新华都百货零售业务（即新华都上市公司）的负责人；弟弟陈志勇是泉州和漳州等地新华都百货业务的负责人，哥哥陈云岘是新华都工程的负责人。
不过，陈发树的几个兄弟在整个家族产业里的职位只具有象征意义，集团战略和具体业务由职业经理人“四大金钢”唐骏、周文贵、刘晓初、叶芦生等来掌舵。
在这方面，展现了陈发树的过人之处，这也是他有今日成就的根本原因。如果说中国早期民营企业家身上都带有某种幸运元素的话，那么陈发树便是其中能将幸运保持下来的一小部分人之一。他的秘诀是，以职业经理人取代家族成员执掌旗下产业，用投资回报推动主业快速扩张。
周文贵是被陈发树从沃尔玛挖来的经理人，现在是任新华都上市公司的总经理。当被笔者问及执掌新华都主业的感受时，周文贵称：“我并不是陈家人，但得到了陈发树的充分授权，这是最令我欣慰的。”新华都百货和零售业务去年净利润近7000万元；截至2010年7月19日，其市值为27.5亿元。
一鸣惊人
连陈发树自己都未曾料到，当初无心插柳的意外入股，为自己百货生意迅速扩张提供了“天然保障”，更使自己几年后成为了坐拥逾200亿元资产的“福建首富”。
2000年9月初的几天，已届“不惑”之年的陈发树面临着创业以来最大的一道坎——他被福建省政府推进了被认为是夕阳产业的矿业“火坑”里。彼时福建上杭县国企紫金矿业改制，向民营企业敞开大门，其董事长陈景河带队到香港、深圳等地招商，最后无果而终，“人家对我们不感兴趣啊。”最终福建省政府出面，给新华都、恒兴实业等省内知名民营企业“打招呼”，两家企业的掌门人陈发树、柯希平情非得已，双双入股。
这对行事谨慎的陈发树而言，无疑是一次莫大的考验。他对一位手下说：“就当是赌一把了。”他从此成为了紫金矿业第二大股东。
正是这种“赶鸭子上架”，成就了陈发树。2002年开始，国际黄金价格进入上升通道，2002年初每盎司黄金价格为270美元，6年后的2008年3月，这一价格首次冲破1000美元大关。连陈发树自己都未曾料到，紫金矿业后面被探明为中国最大金矿，加上金价疯涨，他当初无心插柳的意外入股，为自己百货生意迅速扩张提供了“天然保障”，更使自己几年后成为了坐拥逾200亿元资产的“福建首富”。
陈发树成为公众人物，正是因为他参股紫金矿业。新华都集团是紫金矿业的第二大股东，陈发树至今仍直接和间接持有12%的紫金矿业股份（17.1亿股），以2010年7月19日的收盘价计，仅此一项投资，陈发树的身家就近百亿元，去年仅从紫金矿业分红所得就达1.7亿元（税前）。
成败论英雄。当陈发树因紫金矿业一鸣惊人之后，一些媒体开始对陈发树的“战略投资眼光”推崇有加。坊间甚至盛传，陈发树当年一次机缘巧合，认识了紫金矿业的掌门人陈景河，紫金矿业改制时，陈发树“果断出手”，投资入股。
“这是一种误读”，紫金矿业董事长陈景河在接受笔者采访时曾称，尽管陈发树1997年就接触到了紫金矿业，但当时国内的矿产行业并不景气，陈发树并没有投资意向。
陈发树在紫金矿业的成功投资得益于他的用人。1997年，陈发树结识了时任福建省体改委股份制与证券管理处处长的刘晓初。两年后，陈发树开出优厚的条件，促使刘晓初弃政从商，加盟新华都。2000年，紫金矿业改制，刘晓初作为新华都的代表进驻，担任副董事长。刘晓初在资本运作道路上的娴熟动作，使紫金矿业为陈发树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金。
2010年7月紫金矿业“污染门”发生后，新华社发文痛斥紫金矿业“官商勾结”，这只不过是充当了“皇帝的新装”里说话的小男孩儿而已，紫金矿业第一大股东自始至终都是当地政府，一直以来也是从上杭县到福建省的宠儿，又怎么可能做到独善其身呢。
政商之惑
在新华都高层的一次内部交流中，陈发树以德隆系和涌金系为例，警示大家不要冒进，更不要在政商关系上留下污点。
紫金矿业的第二大自然人股东柯希平告诉笔者，陈发树的老家是福建安溪（出产名茶铁观音），但他从不喝铁观音。新华都董秘龚严冰说，陈发树执掌一家大型家族企业集团，但其兄弟大都身挂虚职；不喜欢用秘书，总是一个人夹着普通的公文包就上了飞机；不讲排场，不会因为外界的声音而改变自己的主意……
当周文贵、刘晓初、叶芦生分别把新华都旗下的零售、矿产、旅游产业打理得有声有色时，陈发树逐渐退居幕后。
福建省企业家协会秘书长欧凌芝称，2005年开始，陈发树再也没有参加过该协会的任何活动。新华都的竞争伙伴、福建第一大连锁超市永辉集团掌门人张轩松甚至都难得见到陈发树一次。
这一年，新华都举办了十周年庆典活动。在一份《新华都稳进十年录》的内部资料上，赫然写着“陈发树先生以1.34亿美元财富列2004年福布斯大陆富豪榜第111位。”然而，自此之后，新华都内部再也没人讨论过老板的个人财富。
2007年，陈发树以180亿元个人财富位居胡润百富榜第29位，成为福建首富；令胡润遗憾的是，他几度试着约访陈发树，都以失败告终。
陈发树正是在新华都十周年庆典后变得异常低调的，他甚至不再给自己配秘书，新华都董事龚严冰是最后一任。
对于陈发树的低调，龚严冰称：“首先是出于安全角度的考虑。玖龙纸业的张茵成为中国女首富，结果惹来不少麻烦。”
而对于陈发树不再使用秘书，龚的回答是：“老板常跟省市一级的领导会面，对方不太喜欢老板带秘书。”这一回答虽有些牵强，但无疑将话题引向了一个甚为敏感的领域——政商关系。
由于陈发树的低调，不少人对他与政府关系的猜测多了起来。有人将他与红色资本家荣智健相提并论——荣智健是香港中信泰富第二大股东，第一大股东是国家，但荣智健与国家资本共成长，赚了个盆满钵满；陈发树执掌的新华都是紫金矿业和武夷山旅游的第二大股东，这两家企业的第一大股东都是当地政府，但陈发树的话语权不同小觑。
不过，新华都一位董事对笔者称，在新华都高层的一次内部交流中，陈发树以德隆系和涌金系为例，警示大家不要冒进，更不要在政商关系上留下污点，“与地方政府关系宁可不好，不可太好。”陈发树说。
高调捐股背后
减持套现-财务投资-捐出股份——陈发树的财富聚散和腾挪之道“一箭多雕”，成立信托基金也为未来的一些资本运作提前扫除了障碍。
2009年陈发树多次成为许多媒体头条财经新闻的主角，其中包括他大幅减持紫金矿业、投资青岛啤酒、参股云南白药、捐出巨额股份成立“新华都慈善基金”、聘请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德蒙德·菲尔普斯(EdmundS·Phelps)出任新华都商学院院长……
其中引起轰动最大的，莫过于2009年10月20日，陈发树在北京宣布捐出个人所持新华都、紫金矿业、青岛啤酒、云南白药四家上市公司流通股股票的九成（市值约为80亿元人民币），成立“新华都慈善基金”。
陈发树如此大手笔，和半年前声称捐出所持家族企业股份的六成成立慈善基金的他的福建同乡、福耀玻璃董事长曹德旺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不过，他的这一 “狂捐”之举引发了不小的争议。最大的争议是，陈发树是不是“迫于压力”？这种猜测的背景是，2009年9月份，坊间盛传国税总局正“暗中调查”紫金矿业大小非解禁后，“大非”陈发树、柯希平等人的减持及纳税情况。
尽管“陈发树巨额偷税”传闻一度广为流传，但如果说这成为了陈氏如今捐出巨额股份成立慈善基金的主要推手，要么是高估了偷税传闻的杀伤力，要么就是低估了陈发树的智商。其实笔者于2009年3月初在福建采访时，就听说陈发树亦正准备成立一个数目不菲的慈善基金的打算，而彼时紫金矿业还没解禁。
既然在年初就已有捐股打算，为何5月起陈发树从紫金矿业中持续大幅套现（超过30亿元）后，然而紧锣密鼓地对青岛啤酒和云南白药进行财务投资，继而在10月份又闪电般地宣布捐出？
事实上，陈发树豪掷16亿元投资青岛啤酒和其与青啤董事长金志国同为中欧同学且私交甚密不无干系，掷22亿元投资云南白药则与朋友牵线搭桥有关。类似的投资，不但可以避开原先将鸡蛋放在紫金矿业这一个“篮子”的风险，也可以为旗下的不少职业经理人谋求到新空间（这一点类似于现在市场上流行的分拆上市）。
陈发树的精明可见一斑。试想，如果没有去年减持紫金矿业近30亿元，那么到紫金矿业“污染门”发生的2010年7月，这部分资产已缩水近半。而青岛啤酒和云南白药的如今的股价，相比陈发树入股时不降反升。
最重要是，紫金矿业、青岛啤酒、云南白药都不姓陈，自然人陈发树分别为第六、第三、第二大股东，所以与曹德旺相比，他的捐股不存在考虑家族控股权的问题，可谓省事多了。
减持套现-财务投资-捐出股份——陈发树��t;font-size: 12pt;">尽管容忍是有限度的。
2010年夏天，陈发树因为唐骏“学历门”和紫金矿业“污染门”事件而再次受到关注。
唐骏现在确实已成为了陈发树的一块“负资产”。两年前陈发树邀请唐骏加盟，其实是出于对新华都发展前景的担忧——一方面，作为新华都主业的零售业波动性较小，而紫金矿业所处的矿产行业周期性很强；另一方面，由于门票收入不再进入上市公司，武夷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上市遇阻。新华都若想做大做强，只有另寻他途。
彼时唐骏不愿到福建走马上任，他提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将新华都集团的行政总部迁至上海，理由是新华都应以一个全国性大公司的姿态示人。陈发树采纳了这一建议，并买了一辆宾利放在了上海，尽管自己很少到上海。
除新华都集团总裁一职名，唐骏挂任董事长的是新华都旗下“港澳资讯”公司。港澳资讯原本出自名门——中银国际，后来为新华都纳入麾下。唐骏接手后，向外界描绘港澳资讯的未来图景——“中国的彭博社”。而彼时港澳资讯的年利润不足500万元。今年1月，港澳资讯在上海宣布收购千寻网络、联游网络、弘扬科技以及胜龙团队在内的四家IT公司，据称交易金额高达2500万美元。
唐骏“学历门”关乎个人诚信，他此�t;——尽管容忍是有限度的，毕竟他和唐的关系不比谢张两位明星夫妻。
“陈老板26岁从一家杂货店起家，即使成为福建首富，对零售业还是有一份特殊的情感的。”一位与陈发树同乡的民企老板说。而2008年笔者在新华都采访时，得知在陈的算盘中，旗下百货零售业务5年内的营收目标100亿元，这在当时看来不可思议，因为2007年这一数字仅为16亿元。然而此后两年，新华都疯狂收购一些零售同行， 2009年的营收就达了31亿元，与两年前相比几乎翻倍。
今年6月，陈发树又宣布进军地产业，从长沙开始，号称要建造总建筑面积300万平方米的新华都·万家城。“闽商嘛，你看这个‘闽’字，圈起来是条虫，放出去会成为一条龙。”一位福建商人称。“陈发树的资本和产业雄图，不可能被一兵一卒所羁绊。”
对于紫金矿业遭遇“污染门”和受调查风波，一位重仓并曾在紫金矿业任职的上杭投资者认为，他已对此习以为常了，“陈发树不可能像外界想象的一样在乎紫金股价的波动，”他说，“就算股价连跌，有多少基金比陈要焦灼一百倍呢。”
7月20日，紫金矿业（A股）开盘不到一小时即被封上涨停价。而之前一天晚上，紫金刚刚发布道歉信，以及被证监会立案调查的公告（后续见7月22日笔者在南方周末《“妖股”紫金》一文）。
中国最大黄金企业“污染门”调查
股票紧急停牌 紫金矿业深陷环保原罪
早在一个月前的6月5日，闽西最大河流之一的汀江就遭受严重污染，然直至汀江污染一个多月后的7月12日，紫金矿业公司股票才紧急停牌，随之发布污水渗漏事故公告。这是中国证券市场为数不多的因环境事故申请停牌的事件，也是环保部和证监会加强对上市公司环境违法信息披露要求的另一注脚。
□南方周末记者 张华 发自广州
本周一，7月12日，中国最大黄金和第二大铜生产企业——紫金矿业A股和H股突然停牌，事先并无任何信息披露。当天晚上，紫金矿业发布公告称，停牌缘起一项重大污染事故——紫金山铜矿湿法厂污水池7月3日发生渗漏，导致约9100立方米含铜酸性污水排入闽西最大河流之一的汀江。
就在这一天下午，紫金矿业所在的上杭县政府召开发布会，对污染事故进行了通报，副县长蓝富雁称，渗漏废水7月4日未再流入汀江，同时已勒令紫金山铜矿停产整改，并密切关注事故对民生造成的危害。
公告发出后，外界普遍质疑紫金矿业信息披露滞后，瞒报事故近十日，紫金矿业的解释是“为避免引起恐慌”。
南方周末记者调查得知，污染事故第一次发生时间为6月5日。屡屡趟过“环保门”的紫金矿业在事发一个多月后，最终选择紧急停牌，公告污染情况。从6月5日到7月12日，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上杭县政府、紫金矿业以及受灾渔民（主要是上杭县下都乡璜溪村等）之间展开了一场戏剧性的博弈。
本周二，紫金矿业复牌，受污染事故和大盘的影响，其A股和H股当日分别下挫3.68%和8.42%。
“毒水”来袭
“下都乡政府显然不希望事态扩大，急于清理死鱼现场。”
对于上杭县下都乡璜溪村村民来说，养鱼是其主要生计。在这个176户人家的村里，近半人家以渔业养殖为生，璜溪村也是下都乡公认的“首富村”——早在2007年其网箱养殖商品鱼产值就超过了1000万元。
丘立根是璜溪村村民，2005年开始，他投资近50万元，购买网箱和饲料，成为汀江上的一名养殖户。一年净赚约10万元，虽然辛苦，但养活一个六口之家并非难事。然而，所有这一切在2010年6月5日这天彻底改变了。
这一天，渔民们发现汀江水开始变绿，从一开始的浅绿变为深绿。成片的鱼开始死亡，“毒水来了”，这是丘立根的第一反应。“毒水”是他们对排入汀江中的液体污染物的通俗称呼。随之，渔民们向上杭县政府求援，不过，政府部门取了水样之后，并未公布化验结果，也未说明污染源来自哪里。
随后几天，江水并没有进一步受污染的迹象。不过，端午节前一天（6月15日）的一场特大暴雨，使渔民们再次受灾，许多网箱被冲走。
渔民们还没有从接受的霉运中缓过神来，“毒水”于6月21日卷土重来。渔民们再次向上杭县政府“求救”。像上次一样，上杭县水产局一边过来取了水样，一边安慰村民们称这只是“洪水过后，蓝藻爆发”。
显然，渔民们无法认同这样的判断。他们决定派代表自己拿水样到广州化验，同时希望上杭县水产局能够签字，证明水样乃从汀江里现场提取，结果遭拒。不得已之下，璜溪村渔民们拉了两车死鱼到上杭县政府抗议。
6月25日，上杭县政府告诉村民们，江水铜离子超标，但水质正常。直到7月13日，上杭县副县长蓝富雁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仍表示彼时汀江水“ph值正常”，但他承认详细的水质化验结果自始至终没有公布。
让渔民们没有料到的是，在没有搞明白污染源的情况下，一场补偿谈判的拉锯战就此开始。
6月27日一大早，璜溪村的渔民们不约而同收到下都乡党政办发来的一条手机短信，内容是“请各网箱养殖户今天上午前将各自死鱼打捞送住填埋场处理（上午结束任务），下午填埋场工作人员撤离。”补偿费用是：每斤死鱼6元，12厘米以下鱼苗计重后按市价标准，打捞工资每100斤15元。
“下都乡政府显然不希望事态扩大，急于清理死鱼现场。”丘立根说。
这种补偿，在损失巨大的渔民们看来就是杯水车薪。他们坚称，必须按每平米死鱼的公斤数和市场价计算补偿额，若按政府部门则以每平米40元简单计算，“也就是说，我的 700平米的养殖面积，只能获得2.8万元的补偿。”丘立根说。
谁是“罪魁祸首”
“这一天污染突然变严重了，我们才发现源头在紫金矿业。”
事发一个月后，7月4日下午，渔民们收到下都乡政府发来的另一条短信，短信称“现已明确水质污染责任主体属紫金矿业集团公司”，并称若对之前的转产补偿标准不满意“可协商解决”。
蓝富雁告诉南方周末记者，“7月3日之前一直没能查清楚污染源，这一天污染突然变严重了，我们才发现源头在紫金矿业。”
而丘立根认为蓝富雁是在自圆其说，“7月3日汀江水质，和几天前并没有任何异常，”他说，“就算紫金矿业污水7月3日才开始进入汀江，那么之前的污染事故又应当如何解释，又为何迟迟不加解释呢。”
璜溪村村主任丘开福对南方周末记者说，璜溪村所有受灾渔民都应当有充分的知情权，“毕竟我们暂时没了生路”他说；丘开福也是位养鱼大户。
紫金矿业7月12日晚发布的公告中提到了三个时间点，一是自称紫金山铜矿的工业污水，是7月3日15时50开始出现渗漏并部分进入汀江；一是自称7月4日下午2时30，污水渗漏事件即得到控制；三是自称7月8日上午10时30的抽样检测结果是“水质逐步好转，总铜浓度下降、ph值上升，总铜浓度和ph值符合《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Ⅲ类水的标准”。
这一公告与这一天下午蓝富雁在新闻发布会上对渗漏事故的通报高度一致。
更值得关注的是，上杭县政府所强调的7月4日汀江水质恢复“符合Ⅲ类水的标准”，是由“环保部门”监测的，而紫金矿业公告中，“符合Ⅲ类水的标准”的结果则是由紫金矿业公司的“应急处理小组”发布的。
蓝富雁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从福建省到龙岩市，再到上杭县和紫金矿业，针对事故成立了调查组，“各自有各自的环保专家”。不过，福建省环保厅7月12日下午对紫金矿业污染事故的通报，与上杭县政府的口吻完全一致。
事实上，早在今年6月25日，紫金矿业的一位中层即给南方周末记者打电话，询问最近动向。而当时，正值渔民准备前往广州鉴定江水污染情况。
紫金环保原罪
尽管屡遭“环保门”，紫金矿业却似乎是个幸运儿。
紫金矿业并不是第一次受污染困扰。
十年前，紫金矿业的拦砂坝在暴雨中崩溃，就曾使得下游农民一夜之间失去了自己的土地而被迫转行。彼时紫金矿业金、铜矿储量尚未探明，受灾的同康村民被迫拿到一张紫金矿业股权证做补偿，未料到10年后财富翻了600倍。截至去年底，紫金矿业总资产近300亿元。
十年间，上杭县国内生产总值（GDP）也从25亿元跃升至百亿元。紫金矿业作为当地政府的宠儿，多次因环保问题引发争议。
2008年初，中国证监会出台“绿色证券”新规，一个多月后，国家环保总局也发布了《关于加强上市公司环境保护监督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并于3天后公布首轮上市环保核查“黑名单”——紫金矿业赫然在列。
今年5月，环保部又一次发布未按期完成环保整改的上市公司名单，其中紫金矿业仍然位列其中，包括紫金山铜矿在内的旗下7家企业被点名。不到一个月，6月5日，紫金山铜矿即发生本次重大污水渗漏事故，官方公布的外渗量高达9100立方米。
相比紫金矿业海外并购屡屡碰壁，国内的铜矿正在成为紫金利润的新摇篮。
紫金矿业前十大自然人股东之一的谢福文去年6月对南方周末记者说，铜矿或将是紫金矿业未来业绩的一大引擎。紫金矿业2009年财报显示，其铜矿业务销售收入在总收入中占比约11%，净利润占比则高达近22%。
2009年3月11日，投资逾26亿元的紫金铜业公司20万吨冶炼项目开工，开工仪式上各级领导济济一堂，这是福建省2009年重点建设项目，也是建国后福建龙岩市最大的工业投资项目。今年春节，紫金矿业员工回家过年时带着一个任务，“像工业间谍一样挖人才”。
虽然这一大型项目并不在紫金山上，而是位于上杭县蛟洋工业园。但有声音认为，紫金矿业在铜生产上有“大跃进”之嫌，并容易导致安全生产和环保意识弱化。
尽管屡遭“环保门”，紫金矿业却似乎是个幸运儿，皆有惊无险。譬如它虽然登上了2008年2月环保总局的黑名单，但两个月后顺利回归A股，以招股价计，募资近百亿元。
这一次紫金是否再次得到幸福之神的眷顾，现在还是未知数。
上杭县政府已明确对外宣布紫金山铜矿已经全面停产，而紫金矿业公告并未提及“停产”二字，只是在最后一句称“本次事故将对紫金山铜矿湿法厂铜的生产产生重大影响”。
“因为我们要等各级调查小组的结果和后续的整改验收，”7月13日晚，紫金矿业证券部总经理赵举刚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称，“所以无法对复工时间及业绩影响做出预测。”
上市公司惩污契机
证监会和环保部或可以紫金矿业污染事件为契机，出台上市公司环保信息披露细则。
紫金矿业停牌是中国证券市场为数不多因污染事故申请停牌的事件之一。此前，几起上市公司紧急停牌事件中，虽外界怀疑事涉环境违规行为，但是公告并未证实。与此同时，这次停牌也是环保部和中国证监会加强对上市公司环境违法信息披露要求的另一注脚。
早在2003年，国家环保总局就首次表态称污染环境、牺牲公众利益换取利润的上市公司将面临环保部门和证监会的双重处罚；第二年，川化股份污水处理系统出现故障，造成沱江水域重大污染事件，公司高层及当地环保局负责人亦受刑罚。
过去几年内，之所以没有大规模展开对上市企业环保信息的核查，一方面是上市企业本身环境信息披露不完善，其次，则是众监管部门环保法律法则的凌乱和交叉，以及地方政府的保驾护航。
以紫金矿业为例，去年底其曾收到福建证监局的整改要求，称其在信息披露及公司治理和规范运作方面存在问题。今年2月，紫金矿业发布“社会责任制度”，其中专门提及“充分履行信息披露制度，提高信息披露质量”以及“不得进行选择性信息披露”，然而5个月后的今天，紫金矿业在新“污染门”事件中再次被指信息披露不力。
2010年7月8日，环保部发文称将进一步严格上市环保核查管理制度，同时再一次提到完善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机制和加大上市环保核查信息公开力度的重要性，并称将发布2005年至今年6月30日的上市公司环保核查报告。
“紫金矿业需对汀江污染事件进一步进行详尽的信息披露。”招商证券(香港)投资银行董事总经理温天纳对南方周末记者称，他认为，中国证监会和环保部或可以紫金矿业污染事件为契机，借鉴海外证券市场的做法，出台上市公司环保信息披露细则。（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丘立根为化名）
【南方周末】本文网址：http://www.infzm.com/content/47609
那些突然抛头露面的企业家们
在某个时刻，那些与公众久未谋面的企业家会掀起幕布，从隐秘的办公室走到人们面前。不要以为他们只是出来晒晒太阳，在他们可掬的笑容背后，藏着各种各样可能甚为隐秘的诉求。
■南方周末记者 张华 发自广州
退休前的良苦用心
近日，中信集团董事长孔丹突然在媒体上频频亮相。这位家境显赫、上世纪70年代末曾师从吴敬琏、瘦长脸型的“红色资本家”，陆续接受了《新世纪周刊》、《英才》等媒体的采访。前者总编辑胡舒立亲自上阵，对话孔丹，并把中信集团这一异类国企的演进路径归纳为“多元化中国孤本”，而后者的策划——“万亿中信狭道生存”，倒是为中信平添了几份悲壮意味。
自从2006年接任王军任中信集团掌门人以来，孔丹一直很低调，几乎从不接受境内媒体采访。孔丹此次与媒体如此深入探讨中信成长之路，实属罕见。
从表面上来看，孔丹此次突然如此高调的原因是，这家总资产截至去年底超过两万亿元人民币，首次跻身美国《财富》杂志2009年度“世界500强”排行榜的金控集团意图整体上市。
但在一些市场人士看来，就现在这个时点来说，整体上市更像是句口号——中信集团的全资子公司和控股公司现在约40家，加上最近几年整合和参股的企业，这一数字达数百家，再说届时旗下9家上市公司皆需由母公司要约收购退市，难度之大和周期之长可想而知。
孔丹今年63岁，而央企高层退休的红线是65岁；四年前，中信前董事长王军退休时便是65岁。
有趣的是，去年是中信集团成立30周年，孔丹原本要搞场隆重的庆典，结果由于中信泰富原董事长荣智健外汇衍生品投资巨亏余波未了，庆典改为内部的简单回顾，自卖自夸的《艰难的辉煌：中信30年之路》一书也推迟了出版日期。
国企的掌门人退休前往往非常注重“仪式感”，这是中国特色。国家电网总经理刘振亚今年的年龄为58岁，他的手下去年底就开始委托北京一所大学机构和一位媒体人著书立传，一本为国家电网的“典型案例”，一本为刘振亚本人的“电网人生”。
相比孔丹和刘振亚，杭州大厦董事长兼总经理楼金炎是另外一种情形。杭州大厦是杭州旅游集团旗下公司，去年营收超过43亿元，被称为“中国最赚钱的百货公司”。去年9月，杭州大厦邀请全国数十家媒体参加“杭州大厦商贸旅游综合体一期暨杭州大厦购物城”开城仪式，时任杭州市委书记的王国平亦来捧场。事实上，楼金炎的另一个算盘是，通过媒体为他能够继续留在杭州大厦掌门人的位子上造势：彼时他已是63岁“高龄”。
“杭州大厦自从我1992年来到至今，连续十几年每年营业额的增速都是两位数，”楼金炎当时对南方周末记者称，“我对杭大（杭州大厦）实在是太有感情了。”
61岁的招商银行行长马蔚华一年前就被传将从行长一职退休。但在今年6月23日，马蔚华在招商银行第8届董事会上被任命为行长，连任成为事实，退休传闻不攻自破。之后，无论是在英国剑桥大学的演讲，还是接受国内财经媒体采访，马蔚华都豪情满怀，力表招商银行“二次转型”的决心。
日前，马蔚华正主动配合出版机构，意欲出版一本关于自己上任招商银行十多年以来的“非常道”。去年9月，他已经撰写并出版了一本名为《感悟华尔街》的书。
同样，绝少与媒体接触的华为总裁任正非最近也有出书的意愿，毕竟，他已是66岁的“高龄”了。
拉大旗，做虎皮
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是“拉大旗，做虎皮”的一个经典代表。2007年全国“两会”期间，身为全国人大代表的宗庆后提议案呼吁“立法限制外资垄断”，“达娃之争”（娃哈哈和达能对合资公司的控股权之争）拉开帷幕。宗庆后随即大打民族感情牌，并从幕后走到台前，高调做客央视“对话”等节目。这场马拉松式的博弈直到去年9月才以达能退出娃哈哈所有股权而告终。
日照钢铁董事长杜双华走的是另一条路线。他最初成为公众人物源于2008年汶川地震后豪捐1亿元，表面上看来，这是一位民营钢铁富豪的慈善之举，事实上，杜双华希望通过豪捐行为，为省属国企山东钢铁意欲并购日照钢铁制造舆论压力。有趣的是，杜起初拿出1个亿，是想通过日照市政府捐，对方不敢接。杜转向山东省政府，也遭遇同样的尴尬，最后不得不交给了全国工商联。
2010年6月，一位名叫苗连生的商人成为媒体的宠儿和坊间谈论的对象，原因是南非世界杯赛场上那块“中国·英利（Yingli Solar）”的广告牌。苗连生是于纽交所上市、总部在河北省保定市的英利绿色能源公司董事长，由于是世界杯上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苗连生一夜之间俨然成为了新能源行业的天之骄子。人民日报6月11日题为《中国力量走入赛场》的大篇幅报道更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苗连生突然变得异常高调，不断出镜和接受媒体采访。英利集团6月底在海南一大型光伏项目一期投产也可谓应时应景。
英利支付近4000万美元（约2.7亿元人民币），主要为博得世界杯64场比赛中每场8分钟的注意力效应。这是一起营销事件，但在一位熟识苗连生的人士看来，苗连生如当年的杜双华豪捐一样，醉翁之意不在酒——他同样希望通过此举阻击国资的股权收购企图。
2007年前英利海外上市费尽周折，原因是总部同在河北保定的A股上市公司天威保变是其控股股东。而苗连生在收回英利控股权并将其推上市不久，天威保变的母公司、隶属保定市国资委的天威集团100%的股权被划拨给了央企中国兵装集团。在兵装集团的棋盘中，新能源是未来的一大重心，兵装集团内部“收回英利控股权”的声音不断，即使目的难以达到，兵装集团也有可能扶持天威集团成为英利最大的对手。当过兵、酒量不俗的苗连生显然不想再次受制于人，于是寻找机会为自己壮胆。
“我安然无恙”
2009年12月中旬，H股上市公司茂业国际股价突然暴跌，坊间随之传出“茂业系”掌门人黄茂如“因涉入黄光裕案被内地公安机关调查”的消息，茂业国际次日宣布停牌，公告署名由之前的“董事长黄茂如”变成“执行董事王贵生”，更是让人多了一份猜测。一周后，茂业发布公告澄清称黄茂如之前只是“因处理一些紧急的个人事务不在公司”，并称黄已回到公司上班。
最为有趣的是，黄茂如为自证无恙，一向低调行事、极少在公众场合露面的他，竟于12月23日深圳华强北茂业百货商场某内衣品牌举行新品发布会期间现身。他的意图显而易见。但直到今天，黄茂如是否真的安然无恙仍为外界议论，今年4月，茂业国际发布公告称，黄茂如之妻张静由于“准备继续深造”，辞去在茂业国际董事会中的职务。
最近，类似的例子是星美国际集团主席、北京知名夜总会“天上人间”的前老板覃辉的出场。曾被誉为“中国民营传媒富豪第一人”的覃辉，2005年因涉入中国建设银行前董事长张恩照案后“人间蒸发”，蛰伏四年后重出江湖，意欲在电影产业重燃战火，动作不断但行为低调。而今年5月“天上人间”被停业整顿后，覃辉当年的事迹再次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不得已之下，覃辉于今年5月底在北京星美国际影城一间尚未正式开业的日本餐厅厢房，首度接受了媒体的采访。
与前述企业家稍有不同的是，陈久霖在媒体的亮相仅仅是为其复出作准备。前中国航油（新加坡）公司总裁陈久霖在新加坡刑满释放后，去年初回国，沉寂一年多之后于日前复出，任葛洲坝集团国际工程公司副总经理。他接受新浪的专访，显然是想主动发出复出的信号，力避将来被挖出后的麻烦。
借东风
十年前，因巨人大厦“倒塌”而沉寂3年的史玉柱出现在央视《对话》节目中，并表示“老百姓的钱，我一定要还”，他甚至给出了还钱时间，他的突然高调，是其东山再起和扭转形象的一个重要起点，他通过自己的能力做到了。
十年中，像史玉柱这样跟舆论赌一把的企业家其实并不多见，他的个人意志不具有可复制性。
而更多的民企仍然习惯于“借力”。比如一些中小民企在受到国家领导人肯定后，突然积极主动地高调起来。
张华荣便是一位代表人物，他是一家以出口为主的女鞋制造企业——东莞华坚集团董事长。2008年7月初，张华荣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对全球金融海啸愈演愈烈眉头紧皱，对3个月后将由华坚集团主办的“第二届世界鞋业发展论坛”是否能顺利进行很是担忧；在他的规划中，这一论坛可以为其筹建中的总建筑面积达40万平方米的“世界鞋业总部基地”广纳资源。
据新华社报道，半个月后，温家宝总理来珠三角考察时，其中一站被当地政府安排在了华坚集团。张华荣喜出望外，在向总理汇报企业经营思路和状况时，不失时机地介绍他作为发起人、曾主办过一次的鞋业论坛。温家宝听后称：“第二届鞋业论坛还在这里（东莞厚街镇）办，要办得更好。”
张华荣从此如脱胎换骨一般，他一改之前的焦虑，变得异常高调。这一年10月，第二届“世界鞋业发展论坛”上，高朋满座，龙永图发来祝辞，意大利等欧美鞋业界的一些巨头及官员也慕名而来，最为关键的是，在论坛闭幕前，诸多银行、高校及政府机构等都踊跃与“世界鞋业总部基地”项目签了约，张华荣长舒一口气；到今天，这一总部基地成为了张华荣手中的一张王牌和通行证。
当然，如张华荣般的幸运儿毕竟是少数。多数民营企业主仍是行走在“低调行事——陷入传闻——高调澄清——重回低调”之吊诡的循环路线中，这一路线，其实是民营资本在一个混沌的政商语境下错综演进的写照。
【南方周末】本文网址：http://www.infzm.com/content/47343
去年今天的博客标题是《七月七日，七年七城》：
2010年的7月7日呢。我在广州家中的书房里，读埃克哈特-托利《当下的力量》一书的第三章“深深地进入当下”，并摘抄了一些段落：
（1）…你会不由自主地完全生活在对过去的回忆和未来的期待之中。这样你的心思会完全被过去和未来占据，而不愿意接纳当下时刻。这种身不由己地住在过去和未来是源于过去可以赋予你一个身份，而未来代表了一个救赎的承诺或任何一种形式的满足。其实两者都是幻象。
（2）时间一点都不珍贵，因为它仅仅是一种幻象。你认为珍贵的东西不是时间，而是不在时间内的那一点，那当下。你越关注时间——过去和未来，你就会越多地错过当下。当下才是最为珍贵的东西。
（3）过去没有任何事情发生，所有的事情都发生在当下。未来也不会发生任何事情，所有的事情都会发生在当下。过去发生的事情是一个记忆的痕迹，它储存在大脑中，是过去的当下。未来是一个幻象的当下，是大脑对未来的投射。
（4）人有两个时间。一为钟表时间，一为心理时间。所谓心理时间，就是认同过去，并且持续、强迫性地投射到未来。开悟的人通常会将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当下时刻，但是他们对时间的关注仍然同时进行着。换句话说，他们会继续利用钟表时间，但是他们会将自己从心理时间上解放出来。
（5）未来是过去的复制品。表面的变化是有可能发生的，但是真正的变化却很少发生，这主要依赖于你是否能充分地保持临在，并通过汲取当下的力量来解决过去的事情。你对未来的看法是你当下时刻意识状态不可分的一部分。如果你的思维背负过去沉重的负担，未来你将会体验更多的相同负担。
（6）所有的消极心态都是由积累了心理时间以及对当下时刻的拒绝所引起的。焦虑、紧张、不安、压力、烦恼——所有形式的恐惧，都是因为对未来过于关注而对当下关注不够所引起的。愧疚、后悔、悲伤、痛苦以及所有形式的不宽恕都是由过于关注过去而很少关注当下时刻引起的。
托利的这些话，说到底就是要我们关注当下。但我们对“当下”的认知，其实是不到位的。他从心理学角度的分析，触及人的心灵，给人豁然开朗的感觉。我一下子就从前段时间压抑的写作状态走出来了。这几天写的书稿，自己竟然有些满意了。
今天很开心的一件事，是一位朋友给俺画的漫画，大家都说很像我，而台词也甚合我意，感谢感谢啊。
李锂和吴亚军：渝产首富一走一留的隐喻
文/东方愚 上海证券报“商业PK堂”专栏
最近两个月，我接触到了两位风格均十分低调的两位“首富”级人物（家族）。一位是龙湖地产董事长吴亚军，她以39亿美元(约270亿元人民币)的身家，成为今年3月《福布斯》发布的“2010全球富豪排行榜”上的中国“女一号”；一位是海普瑞董事长李锂家族，以海普瑞发行价计，其身家就超过420亿元人民币，上市首日更是超过500亿元，一度被冠之以中国新首富的称号。
吴亚军和李锂有不少共同点：都是1964年生人，同属龙——前者出生于重庆合川县(2002年成为重庆合川区)，后者出生于四川仁寿县；发家地都在重庆——前者在《中国市容报》做了几年记者后于1994年下海经商，成立重庆佳辰经济文化促进有限公司，后者在成都肉联厂搞了几年研究工作后于1991年辞职下海，进入重庆通达生物制品有限公司；都爱看历史方面的书，吴亚军今年春节读的是《帝国的崛起与没落》，而李锂偏重于中国历史，对帝国将相一类书爱不释手，甚至深陷其中。
吴亚军和李锂今天分别是地产界和肝素钠行业的枭雄，产业特征的不同决定了他们当初从国有单位到自行创业路径的不同。吴亚军要曲折一些，刚创业时是搞装修、卖进口建材的，离入主房地产业还有一定距离。而李锂贼聪明，主营业务就是肝素钠的重庆通达公司，是他还没有从成都肉联厂辞职前一年的1990年，和人合资成立的。
尽管如此，这两人有着本质上的相通之处——均选择了借船出海，此“船”并非原先的国有单位，而是实力更为雄厚的“新船”。吴亚军借船是创业次年（1995年）的事，与一家名叫中建科产业有限公司（下称中建科）的国企合资创建重庆中建科置业有限公司（龙湖地产前身），并将房地产业作为主业（吴亚军的重庆佳辰公司占45%股份），中建科来头不小，它隶属建设部和国家科委，大股东为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再看李锂，他的重庆通达公司的大股东是重庆市建设投资公司，这是家市属国企，董事长吴连帆曾任重庆市政府副秘书长，现为重庆能源投资集团董事长。
1990年代初是中国民营经济野蛮生长的一个重要阶段，“借船出海”是一条时髦的路子，这是中国民营企业初兴的契机，也是埋下原罪种子的时刻，如虚增注册资本金等深为日后所诟病。有趣的是，中建科和重庆通达均有股东后来在江湖上臭名昭著——中建科股东之一的大鹏证券于2005年破产清算，朝华科技股票至今已停牌3年；重庆通达股东之一的深圳中贸源则是已于2009年被强制注销的一家皮包公司，它曾使上市公司ST磁卡陷入债务泥潭，至今仍未抽身。
1998年同时是吴亚军和李锂的分水岭。对前者来说，其第一个住宅项目——面积超过20万平方米的龙湖花园南苑被评为重庆市“十佳住宅小区”第一位，她在重庆政商两界声名鹊起、如鱼得水的日子开始了。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李锂于这一年撤出重庆，迁至深圳，第一原因是他受不了重庆官员对他的“太多关照”，第二原因是公司股东之一的杨向阳将他介绍至时任深圳市简称高新办主任、现任深圳市政府党组副书记的刘应力的屋檐下，后者在土地、税收和银行信贷等方面给李锂开出了许多优惠条件，并承诺他深圳各级政府不会像重庆一样有无没事来“关照”企业，但同时也向李锂开出了一个条件：将重庆通达公司注销。
一家名叫龙湖地产的地产企业从此在重庆崭露头角，而一家名叫海普瑞的高科技医药企业从此与重庆擦肩而过。直到今天，重庆医药产业也很难拿到台面上来，120多家医药工业企业中，但进入全国百强的仅有两家，重庆医药业在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中的最好的排名是第12位，但2009年已跌至第20位。
就算李锂当年没有从重庆出走，重庆也未必会诞生今日之海普瑞和首富李锂，因为“有形之手”伸得太长的市场一定制造不出伟大公司，当然，由深圳市政府、中投证券、美国肝素钠产业变局和高盛共同缔造的148元“天价发行价”的海普瑞是不是一家伟大公司，还有待时间来验证。
但是，就算吴亚军当年不是留在重庆，而是选择到别的省市，今天的龙湖地产和女首富吴亚军也一定会诞生，一来，吴亚军当年借的“船”是部委下属企业，而非重庆市属企业，二来，第一个项目获得盛誉之后、成为重庆地产标杆企业之前的五年间，能受到近20位中央、部委及外省(市)重要官员的视察和问候，此等礼遇是任何一个地方民企所无法想象和企及的。
可谓鲜明的对比。也正是基于此，海普瑞2008年后开始业务出现井喷，但始终没有向重庆伸过触角，当然这也与其为提防上游供应商、去年在成都彭州县与一家四川农业龙业企业成立了合资公司有关；而龙湖地产将总部搬至北京，吴亚军“出走”（此出走非彼出走）重庆，并有意深耕京津及大长三角地区等举措，丝毫不会导致她在重庆受到隐形的钳制，相反，吴亚军成为女首富的最早预言者其实是重庆市长黄奇帆。
使吴亚军和李锂站在首富队列的重要一环是登陆资本市场。意味深长的是，龙湖地产上市后，吴亚军的丈夫蔡奎，辞去了此前所任的执行董事和副董事长等职务，转而到和吴的一间私人公司做一级土地开发整理、高尔夫等项目；而海普瑞上市后，家族企业的架构没有任何变化，李锂任董事长，妻子李坦任副经总经理，李坦的哥哥单宇任总经理。公司一切业务和交易合同由李坦这位强势贤内助签定生效。我问单宇有无考虑过聘请一个曾在经验丰富的欧美医药行业的经理人来做CEO，一来逐渐“去家族化”，二来“师以长技以制夷”——海普瑞产品99%出口。他说没有。从风险规避意识到拿捏政商关系等层面来说，李锂家族始终逊色于吴亚军家族。
想起来吴亚军和李锂的两个细节。上市前夕，有人问吴，你对现在的人生满意吗?“求仁得仁时就很满意，”吴亚军用了孔子的一句话回答：“反之就不满意。”而海普瑞上市前，偶尔到KTV唱歌，李锂首选歌曲总是《将进酒》，最后一句歌词是“今宵有酒今宵醉，莫再提起那人世间的是非。”他们形似而神不似的“首富路径”，是中国地方民营企业“乌鸡变凤凰”的两处写照，他们的幸运与尴尬，他们的愿景和担心，也都有着鲜明的代表意义和时代印记。
（发表时有删节，链接： http://paper.cnstock.com/html/2010-07/02/content_30617.htm）
夏草：被券商收编的“打假斗士”
多年来一直在中国股市扮演“打假斗士”角色的夏草，现在正面临着人生的转折点。他从一名讲师变成了券商的顾问，在丧失了独立性之后，他的打假揭黑行动还能继续吗？
□南方周末记者 张华 发自上海 http://www.infzm.com/content/46989
今年初，38岁的夏草从上
海国家会计学院的一名讲师，变身为华泰联合证券（上海）研究所的后台财务顾问，工作地点于是也从偏远的上海青埔区，到了繁华的陆家嘴。
自7年前来到上海这家学院起，夏草就一直不间断地撰写了上千篇财务揭黑文章，被媒体誉为“财务侦探”。他曾是学院“财务舞弊研究中心”的核心成员，在该中心解散后，他继续单枪匹马战斗，引起了证券市场从监管层到普通投资者的极大关注。2008年，他的人气达到顶峰。
虽说他的“打假”角色使其多年以来支持者甚众，但很少得到过体制内机构或名流的公开驰援。有人说，在中国，财务揭黑这个行当就像是足球场上的禁区，莽撞地充当斗士的结果可能是“犯规”，并极有可能吃到“红牌”。
而在去年年中，一家机构意外地向他伸出了橄榄枝——一家猎头公司找到夏草，邀其加盟华泰联合证券的上海公司。华泰联合证券的前身是总部在深圳的联合证券，在华泰证券成为其第一大股东后，于去年9月更名为华泰联合证券。
夏草的朋友大都建议他原地不动，继续呆在学院。“也只有学校能最大限度容忍他的直性子，他这是在‘骑驴找驴’。”夏草的一位朋友说。
他的朋友其实并不多，仅限于国家会计学院关系较好的几个同事和在财务审计行当志同道合的一些专业人员——会计视野论坛往往是他们的“红娘”。
不过，西南证券研究员王大力就极力鼓励夏草“换个视角看问题”。王大力是夏草在学院的前同事，2008年4月加盟西南证券。“其实最终拿主意的还是夏草自己，他更像是有了答案，来朋友这里寻找顺水推舟的支持。”王大力说。
夏草最后坚定了跳槽的决心，与他对华泰联合证券一位负责人的印象有关——他也对资本市场上的欺诈行为深恶痛绝。“知音难求。”夏草说，“我们一拍即合。”
“当时我就差到他们杂志社门口静坐了”
他时常一边以“能在上海滩这种地方立足，就已经很不错了”的句式来安慰自己，一边内心又对自己有莫大的期望
与其说夏草想尝试新的人生，不如说他是和生活妥协。
夏草本名郑朝晖，2002年来到上海。这一年是上海国家会计学院成立的第二个年头，该学院是中国仅有的三家会计学院之一，曾因朱基的题词“不做假账”而名声大振。
在学院任教期间，他的收入并不高，但到了联合证券后，用他自己的话说，薪酬水平“比在学院高很多”。
夏草的生活很单调，朋友少，更没什么应酬。他的时间极为规律，下班回家或是翻看杂志，或是陪妻女看看电视——他的太太不上班，为全职太太。
以前在国家会计学院任教，离家较近，而现在，他每天都要有两个小时的地铁生活。他时常一边以“能在上海滩这种地方立足，就已经很不错了”的句式来安慰自己，一边内心又对自己有莫大的期望。
在2008年之前，由于他的福建莆田口音很重且语速太快，而学院对授课教师的评价体系又极为严格（几乎每堂课下来都要打分），这决定了他每月所授课次较少，工资自然也高不起来，月工资在5000元左右。但2008年5月他在央视《经济半小时》节目的一次出镜，使他的生活出现了戏剧性变化。
央视的放大效应使得夏草“财务侦探”的名声大噪，并引发了全国媒体的跟踪报道。不久，夏草在学院的课程安排多了起来，这使他喜出望外，其月工资很快超过了万元。但一些媒体认为这是夏草财务打假给学院带来压力的结果，言外之意是，学院想通过给夏草安排紧凑课程的办法，分散他打假的精力。
但据夏草的一位同事表示，上海国家会计学院院长夏大慰始终对夏草的行为表示支持，但一些中层领导确实受到了某种来自外界的压力。
夏草非常不愿意看到媒体对给他提供饭碗的学院评头论足，两年后忆及此事，愤慨之情仍然溢于言表，“当时有家媒体把我捧得很高的，但把学院几乎置于我对立面，当时我就差到他们杂志社门口静坐了。”
这的确是个难题。他喜欢媒体，但又担心媒体给自己、家人或朋友带来“伤害”。这也是他对央视心存感激，而对其它电视台心存戒备的原因。
“他是一个内心极为矛盾也非常敏感的人，”熟悉他的一位会计界人士说，“但越是小心翼翼，事情越有可能向相反的方向演进。”
2008年的漩涡中，他在厦门大学的博导、中国会计界泰斗级人物之一的黄世忠给了夏草“远离媒体，专注学术”的建议。他听了进去，但没能坚持多久。不过，他的媒体曝光频率降了下来。更多时候，他成了一些财经记者的“隐形顾问”。夏草一开始享受这种感觉，但很快就厌倦了，“一些记者纯粹在抄袭我的文章，”夏草说，“记者能赚得稿费，而我呢？”
“有人称我是‘财务界的马诺’”
“我没有接触过刘姝威，但后来再也没看到过她写的财务质疑文章，而只看到了她在体制内的如鱼得水。”
“曾有人分别称我为‘财务界的王海’、‘财务界的宋祖德’、‘财务界的芙蓉姐姐’”，夏草说，“不久前有人称我是‘财务界的马诺’，真让人哭笑不得。”马诺是他常看的一档电视节目——江苏卫视的《非诚勿扰》——中的女嘉宾。
尽管已跻身于名人行列，但夏草并没有因此获益多多，反而有不少的麻烦接踵而来。
夏草今年会出三本书，算起来，他的著作将近十本了，其中大都为他撰写的财务打假文章的结集。
但他的出版之路走得并不顺利。一来，曾有出版社受到压力，在决定出版之后变卦，取消合作；二来，这些作品集销量一般，与机械工业出版社合作的图书销售最好，单册也不过1万余本，版税也只有8％（即以40元的定价计，每本书的税前收入为3.2万元）；三来，鲜有人愿意为他写序或在媒体上公开推荐，包括他的导师黄世忠。“我能理解，这是件风险很大的事情，因为意味着肯定我的行为，并与我站在同一队列。”夏草说。他于2008年8月出版的《财务揭黑》一书，序言作者是南方周末记者。
夏草很多时候会提到中央财经大学的教授刘姝威，当年她曾因一篇600字关于蓝田股份财务黑洞的内参文章而一夜成名。“我没有接触过刘姝威，但后来再也没看到过她写的财务质疑文章，而只看到了她在体制内的如鱼得水。”他说。
“夏草对刘姝威其实充满艳羡之情，”夏草的一位同事称，“他非常渴望自己的行为得到所有人尤其是体制内的认同，至少可以赢得一家优秀的上市公司独董的机会，但这显然是一种奢望。”
在2008年夏草掀起的打假旋风中，有网友称“应将夏草调入证监会发审委”。事实上，夏草当时确曾引起过证监会的关注，证监会办公厅于这一年8月13日印发的一份简报，专门就“夏草现象”做出说明，称应“重视市场专业人士对上市公司监管的关注”。夏草通过有关渠道得到这份简报时非常开心，但他对境遇可能有所改观的预期并没有实现。
夏草这些年最开心的事情之一，是普华永道、毕马威、安永、德勤这些国际级会计事务机构，内部培训教材有时会用到他的一些方法和案例。
不过，他的“粉丝”仍大都是会计界的草根，一些会计师事务所的粉丝以见到并听过夏草的课程而津津乐道——尽管他的普通话只能听清楚六成。“粉丝对他的喜欢更多来源于一种职业精神的感召，”一位会计界人士称，“他们可能一边为客户包装和粉饰着报表，拿人钱财，替人消灾嘛，但心里又很不爽，看到夏草坚持打假时又觉得很痛快。”
“财务揭黑最重要的是独立性而非专业性。”夏草说。但在他加盟券商之后，还能保持他的独立性吗？
“也许我很快就会离开，谁知道呢？”
他每天都会在网上搜索自己的名字和文章，而自己对文章加密的后果是他割裂了与媒体间的互动。这令他很是头疼。
有人调侃道，夏草进入华泰联合证券后，财务揭黑领域只剩下“半个斗士”了。夏草说他正加大对蓝筹上市公司的研究力度，因为中小上市公司造假应接不暇，“抓大放小”要更有价值。
夏草的角色变了，但性格没变：率真、偏执、据理力争，他最爱的事情也没有变：上市公司打假。更多的时候，他还是喜欢泡在网上，看新股招股书，发现其中晦涩或可疑之处，然后很快写成文章，贴到中国会计视野论坛网；其发帖频率与之前无异，一天在5条以上。“我要坚持自己的风格，”夏草说，“前不久我们公司的一位研究员，看了我的分析文章后，取消了对一只家电股的推荐。”
这也是好多人并不知道夏草已经换了东家的原因。夏草5月17日在会计视野论坛网发了一个帖子，内容是在港上市的中国忠旺针对夏草的财务质疑文章发来的“撤稿函”，该公司是中国最大工业铝型材生产商之一。
这表明，作为版主的夏草不但没有向他所质疑的上市公司妥协，反将对方的“招数”公开。帖子发出后，有人跟帖建议夏草注意安全，“你断别人财路，小心人家断你生路。”
7分钟后，夏草跟帖回复道：“不要怕，打黑进行中。”
但夏草的另一位朋友表示，夏草继2008年向海通证券开炮、直指其保荐项目频曝黑幕后，特别是加盟华泰联合证券研究所的这半年间，并没有再质疑过券商，“他虽然6月中旬不亦乐乎地将国信证券PE腐败案的所有新闻都贴到了会计视野论坛里，”这位朋友说，“但毕竟不是他自己所写的质疑文章。”
尽管如此，夏草的朋友仍为其捏一把汗，担心他在新征程上走不远。其实夏草所能做的改变只是不再更新博客，或是将会计视野论坛里撰写的一些打假文章“加密”，但他内心还是非常希望媒体关注他，尤其是关注他所质疑的上市公司——他每天都会在网上搜索自己的名字和文章，而自己对文章加密的后果是他割裂了与媒体间的互动。这令他很是头疼。
夏草并非没有判断错误的时候。他坦言做一个“书斋男”的弊端，这正是他决定加盟华泰联合证券的原因之一。而他的可爱之处在于，自己从不做股票投资。
但他有时也会自我怀疑，“券商这个行当说到底靠的还是吹牛皮。”他说，“也许我很快就会离开，谁知道呢？”
“离开后还有可能回到学院全职任教吗？”
“不可能了。”他说。
【打假斗士今何在】
◎赵瑜纲 《基金黑幕》报告撰写人。他原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监察部人员,离开后,先后加盟大通证券和某基金公司,现状况不明。连当年他最亲密的朋友,也早与他失去了联系。
◎蒲少平 银广夏骗局的揭露者。他原为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联办)研究员,现为证券投资人。
◎刘姝威 她的一篇600字的内参文章,成为终结蓝田神话的“最后一根稻草”。现为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企业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从上海回来之后，世界杯就成为生活的一部分，也成了自己在写作上拖拉和偷懒的理由之一。我为自己是一个伪球迷而庆幸。伪球迷意味着绝不沉迷于足球技术本身，而是享受“去伪”过程中的思考和类比，哪怕东施效颦，张冠李戴。
2002年时我上大三，那时候我这个伪球迷，和宿舍同学一起，常歇斯底里地为所支持的球队呐喊助威，有时嗓子都哑了，却乐此不疲——总觉得，作为世界范围内受关注最多、冲击性最强的竞技体育运动，一定应该以最亢奋地形式参与其中，体会其魅力。
8年之后的现在，我还是一伪球迷，但是，每一场对抗，我从中读出的，除了孤独还是孤独。这种孤独，不是指因语言的不同或客场的不适导致的表相上的孤独，而是从球员个体到整个气场，由内而外所弥漫出来的一种冷峻。借用蒋勋先生《孤独六讲》中的一个概念来说，足球场上，放眼皆为“暴力孤独”。人与人的落差太大时，暴力就会出现，而合法的暴力都假借惩罚的出现，看看葡萄牙狂灌朝鲜7球那场，朝鲜球员内心的那种绝艳的孤独无人能懂，但毋需同情，也不必憎恨对手，因为人家只是在用合法暴力，呈现贵国至高无上的金将军中场放出总攻号令所必须付出的代价而已。之后，风水轮流转，当葡萄牙队在八分之一决赛被西班牙队以一个越位的进球淘汰时，他们上演了另一种风格的孤独。
我非常认同蒋先生在谈到暴力孤独时的一种话：“人性对‘恶’有更充足的了解，才能有‘善’的发扬。”同样，我们对孤独的感悟和思考越深，将来才有可能演绎出奔放和凌厉。
7月1日的《南方周末》上我写了一篇人物报道，主角是6月在上海见到的夏草，这一被称为“财务侦探”和“最后的斗士”的打假揭黑者，其实早在半年前加盟了华泰联合证券。夏草孤独惯了，以为离开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就能使原先的状态有些许改变，他错了，因为对一个典型的人格分裂者来说，孤独的逻辑是“1-1=2”，也就是说，就算你预期新处境有新孤独，它也只会是累积效应而非替代效应。
6月我还见到了另一位刚刚走出孤独的企业家——TCL集团董事长李东生。到他办公室的前一天晚上，他和沙钢集团董事长沈文荣陪同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出访澳大利亚的行程刚结束回国。他很疲倦，但思维很清晰，尤其是他对当年TCL国际化过程中犯过的错，现在皆坦然面对，这也是第一次他表示愿意公开谈论当初并购汤姆逊和阿尔卡特过程中的所有细节。我想，个中原因不仅仅是TCL今年一季度的业绩乃2004年之后的首次正增长，更与李东生从几年前旋涡和舆论一齐袭来时他坠落到的孤独深渊中完全走出来有关。他心平气和地回答一切提问，午饭时毫不掩饰和妻子魏雪的亲密无间。我问李，除了春节，平时会有其它出去旅游度假的机会吗？“有啊，”李东生刚说了半句，魏雪甩出一句“你就听他吹吧！”
还有一位与孤独有关的人，是一位学生，给我印象深刻。6月24日晚我到广东金融学院财经传媒系给学生们做了个关于财经写作和采访的讲座，后来的提问环节，一个女学生说，我们马上就要毕业了，我想去打拼属于自己的一片天空，但发现这个世界诱惑太多，我怎样才能保持内心的一份宁静呢？
我的回答是，1、不是能不能的问题，而是你想不想。我一个上海的女性朋友，前几天来广州，远居郊外，她是宾利车内刊的市场总监，今次却是来跟一位宗师练太极的，这不是刻意而为，而是一种生活常态；2、你现在想这个话题尚早，还没有人诱惑你，你就想着如何安静了，我觉得刚毕业，应当奔着最有诱惑的地方去，多折腾，不是坏事，心有有根弦即可，等到“最危险的时刻”，你再想如何内心安静吧。
这就是围城，关于孤独的围城，城里的想出去，城外的想进来。夏日里的“孤独波”，千姿百态，风月各异。当然，临渊慕鱼，不如退而结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