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巴菲特”段永平的记者主妇
2010年2月28日这天，段永平少有地穿上西服，来到北京。他要参加一个仪式，向中国人民大学捐款3000万美元（逾2亿元人民币）；。4年前浙江大学百年校庆时，段永平同样的大手笔，3000万元美金投向了浙江大学。
段永平今次在人民大学捐出巨资，由头有二。一是他曾于1986年至1988年在这里攻读经济学硕士学位，二是“因妻之名”——人民大学也是段永平妻子、曾获普利策奖提名的知名摄影家刘昕的母校，更是见证这对郎才女貌姻缘开始的地方。
刘昕是西安人，1968年生，比段永平小7岁，是其在人民大学读研究生时的师妹。1989年，段永平南下广东创业时，刘昕还在新闻系读大三，第二年毕业后进入中国青年报做记者。她是中国青年报彼时唯一的女摄影记者，在中青报第一次参加“希望工程”主题摄影，作品就被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买下来做了招贴画。
1993年，刘昕从中青报辞职，赴美深造。这个时候，是段永平在广东中山执掌小霸王电子工业公司的第5个年头。一个亏损的小厂，在他手中鲤鱼翻身，正向10亿元的年产值冲锋。连他自己也想像不到，他将来会与美国结下不解之缘。人生的精彩吊诡之处，或许正在于无法预知。
刘昕去的是美国俄亥俄大学视觉传播学院（改读硕士学位），这是美国一流的传播学院。刘昕在这里呆了3年， 1996年毕业前夕，她到《迈阿密先驱报》实习，拍摄主题仍是社会弱势群体。刘昕随后加盟《西枞榈滩报》（The Palm Beach Post），任首席摄影记者。她的天赋在这里得到了充分发挥，先后获得美国南部最佳摄影记者、亚特兰大全美摄影年赛冠军等荣誉。1997年，她入选总部设在荷兰的世界新闻摄影基金会大师班。此时的段永平，正在东莞打造一个全新的品牌——步步高。
1998年，刘昕回国探亲，3个月后返回美国，向朋友们宣布了一个重磅新闻：“我结婚了！”这一年，刘昕30岁。听到这一消息，刘昕的朋友几乎无人相信。一来，闪婚也不是这么个闪法；二来，对于在美国5年换了不下7座城市、喜欢自由、似乎永远“在路上”的一位女记者，怎么安心就这样走进婚姻的殿堂呢。
但这确非谎言。刘昕和段永平，在前者回国探亲“缝隙”间恋爱两个月后走到了一起。双方约定，段永平将步步高推上一个新台阶后，到美国和妻子会合并长居美国。刘昕婚后即辞去了媒体的工作，做起一名独立摄影师和自由撰稿人来。他的作品见诸于时代周刊、新闻周刊等著名传媒。
1999年是段永平和刘昕夫妇人生中最为辉煌的时刻之一。刘昕后来获普利策奖提名的作品《双胞胎》是1999年底完成的，与此同时，大洋彼岸的段永平，以“清晰的远见和创新能力”被《亚洲周刊》评为亚洲20位商业与金融界“千禧行业领袖之一”，他领导下的步步高，在这一年豪掷1.59亿元人民币，成为央视“标王”。
所谓“华丽转身”，段永平显然是半主动半被动。虽然他常到美国看望刘昕，但他认为拿到美国绿卡并非一件易事，他太爱步步高了，他想把步步高做到极致再走。然而未曾料到，2001年初，刘昕为段永平申请的美国绿卡批下来了。他不得不在这一年年中，到美国先“落地”。第二年底，他正式移居美国，和妻儿团圆。
段永平是一个走一步看三步的人。在赴美之前，他就一直在思考：自己到美国后可以做什么、怎么做。现在众所周知的是，他后来选择了股票投资。他“染指”资本市场的推手至少有二，一是他读了巴菲特谈投资的一本书，对其价值投资理念甚为认同，遂萌生极大兴趣；二是在世纪初互联网泡沫破灭后，以前并不相识的网易CEO丁磊找到段永平救急。
2002年后的刘昕，变化大了起来。之前天马行空的刘昕不见了，有的只是一个温柔贤惠、相夫教子的刘昕。“我以前一个绝对的完美主义者，”刘昕说，“但过了（获奖和成名）这个阶段后，应该改变心态，我的转变和做母亲有很大关系；美国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别人的目光左右不了你，对我来说这是一次‘欢天喜地的解放’。”
如果说站在全美摄影大赛领奖台上的刘昕，是一个受西方教育和文化影响颇深，执著演绎生命精彩的女孩儿的话，这个时候的刘昕，则是一个向东方传统回归的刘昕。她懂得“舍”与“得”之间的平衡，正如段永平在投资股票上的权衡和拿捏。
这种理念上的相通，使得他们一家相处融洽。现在的他们夫妇二人的生活状态有条不紊。刘昕偶尔会接一些项目，或出席一些学术活动。2010年5月19日，她在美国深造时就读的俄亥俄大学视觉传播学院院长Terry Eiler来到她在国内的母校中国人民大学交流，刘昕一路陪同。段永平也在继续享受着投资的乐趣，并与国内步步高团队分享着一步更比一步高的喜悦——步步高OPPO品牌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他们在2005年时成立了家庭慈善基金Enlight Foundation。段永平投资的一些股票转移到了基金会里。夫妇二人的共识是，不能将太多的财富留给子女。与Enlight Foundation对应的是，2008年9月，段永平在中国民政部门注册了心平公益基金，主要用于教育捐赠。在中国人民大学捐出的2亿元，便是通过这一基金会操作的。“心平”取自刘昕和段永平二人名字的谐音。他亦学习比尔•盖茨，将基金会的账本公开。
段永平和刘昕，每个人的经历、角色转换，以及两人的结合与共识，都是中国企业家家庭少有的标本之一。像段永平一样，与女记者结为良缘的中国企业家并不少，譬如郭广昌与王津元，王梓木和敬一丹，丁健和许戈辉，郭为和曾涛等，但如段刘二人丝毫不用顾虑外界评价，各自完全追随自己内心行事但又非常默契的搭档却并不多见。
写大人物还是小人物？
——对南方周末财经人物报道的一点思考
文/张华
一年前我在《南方传媒研究》写过一篇文章《财经人物报道的八点体会》，主要谈的是我在南方周末做财经人物报道一年多的心得，属于方法论的范畴。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思考更多的是价值观的话题，那就是，为什么要写这个人，而不是其他？
如果仅仅认为是热点人物就值得做，我觉得肤浅了些。一份报纸，一种报道，应该有它一以贯之的风格和立意。拿财经人物报道这种产品来说，我在2008和2009两年间，做的人物多是富豪榜上名列前茅的企业家或枭雄，如陈发树、杜双华、李兆会、牟其中等人，那时一直有一个担心，就是持续报道这种财富动辄以百亿计的人物，是否会让读者产生一种视觉疲劳，毕竟，这些人离普通人尤其是普通创业者的距离实在太远了，“与我何干焉？”
以财富多寡将财经人物分为大人物和小人物有失偏颇——历史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小人物的力量是不可忽视的（但在这里，我姑且仍然这样通俗地划分），这正是彼时我的困惑，遂开始有意关注小人物，譬如我和同事合作了《股市600倍暴富神话降临失地村庄》的封面报道，描述了福建紫金矿业周围一群人，他们是最幸福的失地农民，最烦恼的百万富翁；《台商回台上市前传》展现的是东莞台商在两岸ECFA签署预期下纷纷希望到台资本市场吸金的变局……
但是2010年过了几个月后，我的想法又变了。我觉得，还是应当聚焦于大人物。为什么这么快时间又有180度的大转弯？主要是两宗众所周知的财经案件的后续演进触痛了我——一起是力拓案，一起是黄光裕案。
力拓案的审理，牵连出来了更多染指行贿潜规则的民营钢铁富豪，譬如杜双华、张祥青等人。拿张祥青来说，“唐山地震孤儿+民营钢铁巨富+汶川地震豪捐（1亿元）者”的角色，使得他成为了一颗纯洁的商界明星，直到被曝牵入力拓案。这个时候，两种声音出来了，一种声音是称“双面张祥青”，一边声音是从他为什么要行贿的政经生态来分析。第二种声音自然客观一些。不过，令人诧异的是，多数涉案的民营钢企虽曾忐忑不安，但很快高枕无忧，因为当一个群体沦陷时，大家就明了都将相安无事。
再说黄光裕案。黄案牵出郭京毅案，而郭京毅案的审理将新奥集团、苏泊尔等涉案企业也拖出水面。这两家企业的情形均可圈可点。新奥集团是民营燃气和巨头，美国能源部门朱棣文2009年中来中国，还专程到新奥参观，它被曝入郭案后，第一时间就通过有关部门向传媒下发通知：不得对其行贿事件进行报道，能量之大可见一斑；而苏泊尔涉案值得揣摩之处是：一起充分竞争行业企业的并购案，为什么还必须要向商务部门行贿呢？
所有这一切都引人深思。这不是判断一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的问题，而是一个系统生病了的问题。中国的民营企业的规模和安全感，是成反比的，规模越大，安全感越小。所以便滋生上述一些富有中国特色、看起来荒诞但非常现实的案例。这正是我觉得最值得报道的财经人物是所谓大人物的原因之一，他们折射的是中国政经体制急剧变迁的悲喜剧，和整个社会财富观蜕变的大时代。
这一点其实也和《南方周末》整份报纸的定位有关。“在这里，读懂中国”，做财经人物也应当与此相吻合。切口要小，但寓意不能浅。对读者群来说，《中国企业家》杂志可以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为富人代言的立场，《创业家》和《第一财经周刊》分别明确地针对创业者和办公室财经人士，《南方周末》的读者则是希望能从这一张新闻纸中听闻到时代洪流原生性的声音和气息的。
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和第一个10年将会有本质的不同。这句听起来非常空洞，但是很值得玩味。以前的魑魅魍魉大都是半潜伏状态的，而现在则纷纷大张旗鼓地到台面上争地盘。《南方周末》的财经人物报道如果立足于小人物，故事可能很精彩，同时也不是不可能将大的利益图景融到其中，但仍会有一种隔靴搔痒的感觉。就好比一个地方有条变态的规定：农民球员不能到城市的足球场踢球，后来这规定废止了，你迫不及待地试图还原出其中的悲喜剧，却未曾料到整个裁判体系已经被一位城里人牢牢控制了。
这个比方并不恰当。但意思大抵如此。如果有两篇报道组成一个专题，一篇写控制这裁判体系的这位“大人物”，一篇写小人物悲欢，倒是不赖。两篇融成一篇也不是不可以，就怕遇到作者是位完美主义者，要把前者的前世今生和后者的悲欢离合揉合一起，结果最后弄成了一个四不像。
絮叨了这么多。还是要对“大人物”和“小人物”只具相对性说明一下。中国有太多貌不惊人一直被忽略的大的财经人物了，他们是德国管理学者赫尔曼·西蒙（Hermann Simon）笔下的“隐形冠军”，对于这一类人物，我觉得同样应倾注更多的精力去关注，他们的生态和商业模式，以及一直以来被遮蔽的东西。譬如中国的民营医院产业，为福建莆田几大家族绝对控制，他们是如何野蛮生长和成势的，又比如今年4月我写过的在中国殡葬业掘金并将公司带到资本市场的刘添财，为什么中国第一起殡仪馆改制案例的发起人和受益者是一位台湾商人呢？
一言以蔽之，任何新闻产品都应当有所取舍。如果非要做一选择的话，大人物比小人物更适合南方周末的财经人物报道。取舍不是做加减法，而是方向和价值观的笃定，基于这一理念的格局反而要大，视野要拓宽，不可作茧自缚，否则没有写出力透纸背、有张力的东西，反而自己把自己给遮蔽了。
（作者系南方周末财经记者，笔名东方愚，博客www.zhanghua.org）
6月7日-14日在上海呆了一周。一边是出差采访，一边是忙里偷闲，到世博会逛了逛，同时与一些老友及上海记者站的同事们吃饭。
世博会，高考日，电影及电视节，集中在一起的结果之一是，我订不到合适的酒店，除非住100块以下的旅馆和1000元以上的五星级酒店。7号晚上乘机前花了不少时间，总算订到大木桥路附近一间汉庭，说来夸张，所有的经济型酒店，除了这间汉庭，被告别全订满了。8日中午退房，到杨树浦路的恒夏酒店，只能住两晚。这种穿梭，实在忍无可忍，只好托朋友帮忙，一时间，汉庭连续5天可住，格林豪泰连续5天亦可住，你看，这就是国情，动用关系，面包会有的，牛奶也预留有的。
和夏草、叶檀、沈飞昊、傅勇、朱芳文等朋友分别小聚，不少启发。我来上海的机会很少，上一次还是去年12月做阚治东的采访了。
世博会，排队成最大风景。我们去的那天应该不到40万人，离开上海那天，就是端午小长假第一天，人数已超过了55万，里面的景象可想而知。这个好胜、对数字天生溺爱的政府，为了达到世博总参观人次超7000万的目标，不惜一切代价，孰不知你以及你的子民的一切软肋、无知和不文明，就这样赤裸裸展现在世界面前了。有50岁的假孕妇，有穿着登山鞋为走绿色通路的假残疾人，有拿着数十本“世博护照”穿梭于各国家馆的专职盖章人…
如果不是为了陪湘湘，我是不会凑世博的热闹的。不过，既然来了，就要沉下来。电视剧《手机》中一句有着政治隐喻的经典台词“严家庄的夜幕是从地上升起来的，北京的夜幕是从天上落下来的”也提到爱沙尼亚的夜幕，这使我还专门去看了爱沙尼亚这馆；土尔其等小国馆也非常有特色；一进朝鲜馆，很强烈地能感受到社会主义国家的氛围，有喷泉有广场有雕塑，有少先队员有微笑有鲜花，一切都很和谐。
而在法国馆，一进门不远就是其最大医药集团赛诺菲-安万特的展台，我有职业病，不久前刚在南方周末写过海普瑞李锂家族的报道，而赛诺菲是海普瑞最大的客户，所以在法国馆里我还给海普瑞的总经理单宇发了条短信。法国馆里还有几副描摹的画，有高更和梵高的，我专门拍下来，一来，5月份我看完了《梵高传》，感触颇深，特别是晚年他和高更之间的纠结，二来，去年六月我和湘湘去了南太平洋法属玻利尼西亚的小岛大溪地，那是高更当年长期居住和创作的地方。
这一周中随身带了一本闲书，《我的慢熟人生》，买了好久了，如今才看完。是台湾一位女记者写的，写龙应台、王小棣、王瑞瑜这些现在人们眼中的女强人年轻的时候的状态和心境。有不少收获。特别是龙应台当年《野火集》一炮而红后，不是选择继续创作，而是去了瑞士和德国，相夫教子，一去17年。而王瑞瑜，有着被称为“台湾经营之神”的父亲王永庆，小时候就被要求每周写份家书，要写出逻辑和真情实感，而非流水帐，直到今天，王瑞瑜还称此习惯令她受益匪浅。
突然想起来，龙应台，叶檀，还有洁尘，都是最近一段时间见过面的很能写的女作家。龙先生在广州放映她和王小棣合作的电影《目送1949》时说，她年轻时写《野火集》时，其实也在写柔软的文字，就像后来的《亲爱的安德烈》的风格，人不是绝对的硬或柔的角色，而往往是个混合体。她所言极是。
叶檀和洁尘，前者的写作习惯是到一个喧闹的场所，闹中取静，一气呵成，而洁尘很注重写作的仪式感，一定要在自家书房，一定要关上门窗甚至拉上窗帘。两人的共同点是，都是非常自律之人，叶檀几年数一日坚持写作众所周知，而洁尘告诉我，其实她每天的时间安排得也很满，而且一定要写到一个可以轻松收笔的地方才合上电脑，“绝不因为写不下去而拖到第二天，因为那注定第二天还写不出来。”她说。
我经常能碰到不少良师益友，一起谈工作谈生活谈写作，每一次碰撞都能让自己有一些进步，真是个幸运的人。
上海的夜
金玉其外从来都是中国特色
多静谧的阅读氛围啊
这公司政治背景不浅，是新首富李锂家族所执掌的海普瑞的最大客户
去年六月的大溪地之行令我留连，何时能再去呢
梵高《阿尔的舞厅》
高更《餐点》
大气猫同学
爱沙尼亚馆
海普瑞：谁导演了股王传奇
●和家人及朋友到KTV唱歌，李锂所选曲目总是《将进酒》、《满江红》之类。在海普瑞内部开中层会议，他经常使用“反帝、反封建”等词汇。
●海普瑞是完全的家族企业。李锂任董事长，妻子李坦任副总经理，李坦的哥哥单宇任总经理，不过，和供应商、客户的合同都由李坦签字生效。
■南方周末记者 张华 发自深圳
海普瑞以创纪录的148元发行价成为中国股市的股王，也使其大股东李锂夫妇瞬间升至中国新首富。这家公司的传奇是由地方政府、肝素钠产业变局及高盛共同制造的，但在传奇背后，也有着疑点重重。
一个月前，46岁的四川商人李锂及其妻子李坦突然成了中国的新首富。
5月6日，他麾下生产肝素钠原料药的海普瑞公司登陆中小板，发行价达到令人咋舌的148元高价，按上市当天的收盘价计算，李锂夫妇的身家就超过了500亿元，取代了今年《福布斯》杂志公布的中国首富宗庆后（70亿美元，约478亿人民币）的首富头衔。
这个陌生的首富面孔一时间激起了人们的强烈好奇心。甚至有人无聊地猜测，他的妻子，海普瑞董事、副总经理李坦是随夫姓。海普瑞总经理单宇对此哭笑不得，他与李坦是亲兄妹，只不过一个随父亲姓单，一个随母亲姓李。
李锂出生于“文革”前，早年供职于一家国营肉联厂。他是个历史迷，和家人及朋友到KTV唱歌，他所选曲目总是《将进酒》、《满江红》之类。在海普瑞内部开中层会议，他经常使用“反帝、反封建”等词汇。
随着上市4天后海普瑞股价跌破发行价，舆论从恭维转为质疑，包括海普瑞通过美国FDA认证的唯一性、去年可能虚增上亿元收入、享受税收优惠缺乏依据的疑问等。李锂不得不反复解释说明。因股价下跌，他也跌下首富交椅，身家跌到400亿元以下。
不过，海普瑞这家去年消耗了1.6亿根猪小肠但名不见经传的民营公司，其奇迹般的经营业绩究竟从何而来，又如何能使李锂登上首富宝座？
崛起于深圳平台
海普瑞总经理单宇坦言，海普瑞上市地点选择深圳，亦有知恩图报之意
1998年之前，李锂的老本营在成都和重庆。他是成都科技大学 （后并入四川大学）化学系1987届的毕业生，后就职于成都肉联厂。肉联厂是彼时非常吃香的国有单位，李锂不久后到其下属的生化制药厂研究所工作，而具有抗凝血和降血脂功能的肝素钠是制药厂核心产品之一，这是李锂接触这一行业的发端。
据李锂当时的一位同事回忆，彼时的李锂外表木讷，“学者味”十足，但令人惊诧的是，1991年他突然从肉联厂辞职，之后自己做起肝素钠原料药的生意来，他所依托的平台——重庆通达生物制品有限公司，是他还没辞职时就成立的合资公司（注册资金10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李锂）。
重庆通达有过重庆市建设投资公司（简称重庆建投）、深圳市中贸源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简称深圳中贸源）、香港合顺实业有限公司等多位股东，这些股东均来头不小——重庆建投是市属国企，董事长吴连帆曾任重庆市政府副秘书长，现为重庆能源投资集团董事长；深圳中贸源则是成立于1995年初、已于2009年被强制吊销的一家皮包公司，在江湖上声名狼藉，它曾将上市公司ST磁卡拖入债务泥潭，直到2010年6月4日，ST磁卡还公告称“中贸源尚欠华夏深圳相关利息及诉讼费用合计人民币8196323.34元”。
这些纠纷与李锂并无瓜葛，但他和深圳中贸源的接触，却开启了将公司迁至深圳的想法。曾任中贸源总经理的杨向阳是医药产业较为知名的投资人，在深圳市政商两界人脉资源丰富，与李锂非常投机。
李锂于1998年将公司迁至深圳后，新公司更名为海普瑞，而杨向阳为法定代表人的深圳源政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则成为海普瑞的股东，并曾为其向银行贷款作担保。源政投资于2007年6月退出，将股权转让给李锂家族。
相比于重庆时期的借船出海和资本腾挪，来到深圳后的李锂轻松了许多。2005年接受《光明日报》采访，李锂坦言在西部省市时期的尴尬——政府官员对他“太关照”了，而“深圳的政府官员没有事从不会来打扰你”。
李氏家族心存感激的深圳核心官员之一是深圳市政府党组副书记、原深圳市常务副市长刘应力。海普瑞一位高管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对刘的“前瞻力”赞不绝口。1998年李锂来到深圳时，刘是深圳市高新技术产业园区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高新办)主任。刘在土地、税收和银行信贷等方面给李锂开出了许多优惠条件，李锂也给了刘一个承诺：将重庆通达公司彻底注销；李锂于2008年初将这一承诺兑现（该公司最后一次年检时间为2005年）。
在海普瑞的会议室里，挂有琳琅满目的奖杯和照片。奖杯多为深圳市和南山区政府所发，如“民营领军骨干企业”等荣誉，几张照片则分别是2002及2009年几位中央领导人来海普瑞视察时的情景。
海普瑞总经理单宇坦言，海普瑞上市地点选择深圳，亦有知恩图报之意。几天前，在质疑海普瑞之声四起之时，深圳一位市领导还特意前来慰抚。
控制中国的猪小肠
“如果确系供应商提供，那么众供应商就疑为海普瑞的关联方，”被坊间称为“财务侦探”的夏草说，“如果没有提供，那么海普瑞则涉嫌出口骗税。”
海普瑞是全球产销规模最大的肝素钠原料药生产企业，抗凝血和抗血栓的肝素钠几乎是其唯一产品，99%出口。
从产业链的角度看，李锂自始至终站在中游，他的上游是生猪养殖、屠宰及肝素粗品提取行业，下游则是欧美肝素钠成品药企。
因此，李锂的成功与猪的关系密切——2009年，海普瑞的产能为6.4万亿单位的肝素钠粗品，而根据海普瑞招股书所披露的“每生产1亿单位肝素粗品平均需消耗2500根生猪小肠”的比率，当年海普瑞消耗掉了1.6亿根猪小肠，而这一年中国生猪出栏数量为6.4亿头。也就是说，这一年，全国四分之一生猪的小肠为海普瑞所用。
而按照李锂的规划，未来两年产能要达到10万亿单位，若按生猪出栏量年增10%计算，2012年，海普瑞要消耗掉全国逾三成的猪小肠。
这显然是个极其庞大的工程。原因是我国的生猪屠宰行业非常分散。根据海普瑞的招股书，全国几百个供应商帮海普瑞提取肝素粗品。但在最近几年，其前五大供应商当中，多为自然人。
李锂方法是，起初在接近供应商的地方设立办事处，通过兄弟公司多普生采购，去年开始则是四处交结当地行业内的龙头企业、协会或政府资源。
如近两年都进入其前五大供应商之列的成都嘉盈公司，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吴永军。海普瑞总经理单宇坦言，吴永军是四川天然肠衣协会副会长，这一身份为吴整合资源提供了一定便利，“毕竟医药这个行业太特殊也太复杂了”。
为了加紧控制产业链的上游，2009年11月，在上市进入冲刺阶段的同时，海普瑞与四川康绿食品公司成立了合资公司——成都深瑞畜产品有限公司，注册资本3000万元，地点是彭州濛阳镇，与吴永军的嘉盈公司距离很近。而四川康绿公司一位股东，与海普瑞现任的一位副总经理是大学同班同学。
四川康绿是成都的农业标杆企业，其董事长卢文兴正与泰国正大集团合作，于彭州搭建中国西南地区最大的种猪生产基地，在濛阳镇建立了生猪屠宰场与冷冻库。
但令人生疑的是，供应商中多为个人，他们为何不以公司身份供货？
如2008年海普瑞的第三大供应商是自然人顾天友，其身份为河南息县天友肠衣制品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顾天友2008年向海普瑞的总供货金额超过2500万元，2009年停止供应。在“息县招商网”上一则新闻显示，天友肠衣公司一项预计投资规模达8000万元的肝素钠生产项目正在招商。
“海普瑞采购条件极为苛刻，”顾天友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称，“但这个行业极不规范，以公司名义可能会给自己带来很多麻烦和不便。”
这些个人供应商不可能出具增值税专用发票，那么海普瑞出口退税所用到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是从何而来？
“如果确实提供了发票，那么就只能怀疑是海普瑞的关联方所提供的，”被坊间称为“财务侦探”的夏草说，“如果没有提供，那么海普瑞则涉嫌出口骗税。”海普瑞去年的出口退税为8522万元。
海普瑞董秘步海华就此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闪烁其词。“行业内如夏草所说的欺诈事件发生过且得到了严惩，”步海华说，“海普瑞是行业龙头，不可能明知故犯。”但他并没有给出明确的解释。
148元天价从何而来
海普瑞的产能在3年间增加了两倍，但生产成本中所消耗的燃料动力，2008年不升反减，2009年只增长了16%，3年间的制造费用，更是仅增24%。
以2010年6月初的平均股价计，2009年净利润8亿元的海普瑞，市值约560亿元，而上年净利润超过50亿元的地产龙头万科，市值也不过1300多亿元。虽然说前者的毛利率较高，最近3年平均水平为50%，但海普瑞的上市确实吹出了一个大泡泡。
在海普瑞开始启动上市的2007年，其净利润只有区区6800万元，现金流极差（现金净流量为-1.2亿元），上市原因很简单：缺钱。
未曾料到的是，2008年初，美国发生了“百特事件”——近百人使用美国百特公司的肝素钠药品后死亡。这一事件导致行业大洗牌，而海普瑞在洗牌和市场甄选中胜出。
这使得原本就是海普瑞下游重要客户的欧美药企巨头如赛诺菲·安万特(Sanof iAventis)等加大了对海普瑞产品的采购——赛诺菲·安万特在2008年的采购金额约7500万元，占到海普瑞销量收入的17%，而2009年采购金额增长20倍，一跃至15亿元，占海普瑞营收比例高达67%。
加上肝素钠出口均价连年攀升（2009年行业出口均价是2001年的8倍），海普瑞在2007至2009年的3年间的业绩划出了一根陡峭的曲线。不过蹊跷的是，招股书中显示，海普瑞的产能在3年间增加了两倍，但生产成本中所消耗的燃料动力，2008年不升反减，2009年只增长了16%，3年间的制造费用，更是仅增24%。
不过，业绩井喷并不足以构成海普瑞以148元“天价发行价”IPO的条件。嗅觉敏锐的中投证券在看到百特事件对海普瑞的利好后，有意将海普瑞通过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认证的事件放大，这几乎是资本市场惯常的玩法。
海普瑞就此成功登陆中小板市场，各方都赚得盆满钵满——李锂夫妇成为首富，海普瑞原计划募资8亿元结果实得近60亿元，中投证券收取的承销费和保荐费超过2亿元，而高盛更是在不到3年的时间账面盈利超过90倍。
然而，海普瑞强调其通过美国FDA认证的“唯一性”，引起了市场强烈争议。海普瑞的国内同行常州千红、烟台东诚等企业通过不同形式表示自己也通过了FDA认证。
6月2日，海普瑞一位高管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直指一些同行的“酸葡萄心理”，并援引《华尔街日报》5月初的一篇报道称，美国国会斥责FDA未尽力追查当年“百特事件”中的中国供应商疑犯。
其言外之意是，若FDA翻起旧账，一些同行或将遭灾，而海普瑞定安然无恙，既然自身难保，又相煎何急呢？
高盛在参股海普瑞之前，国内外多家PE都曾到深圳拜会李锂。但最后只有高盛留下。
一位国内投行人士对南方周末记者称，百特事件之后，赛诺菲·安万特对海普瑞的采购金额激增20倍，他怀疑高盛从中撮合。
赛诺菲·安万特：朋友还是敌人？
与海普瑞在靠近上游供应商的地方建立公司的尝试类似，海普瑞所到之处，赛诺菲也在陆续安营扎寨
海普瑞能够成功上市，离不开赛诺菲·安万特这个下游采购商的巨额采购量。但这种关系究竟能维持多久？
赛诺菲·安万特是全球第四大医药集团，由法国公司赛诺菲于2004年并购法德合资公司安万特而成立。
与海普瑞在靠近上游供应商的地方建立公司的尝试类似，海普瑞所到之处，赛诺菲也在陆续安营扎寨。譬如2007年投资逾9000万美元，在深圳兴建生产基地，去年亦在成都建立了临床研发中心。
尽管海普瑞总经理单宇称赛诺菲在深圳的基地主要生产流感疫苗，但据5月17日《医药经济报》报道，2012年之后，赛诺菲·安万特的很多重要产品将失去专利保护，包括两只最畅销的药物——抗血栓药波立维和抗凝血剂依诺肝素。
中金公司分析师孙亮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则抛出了一个很有意味的假设：如果高盛在过了禁售斯后，将所持海普瑞的股份转让给了赛诺菲，情形是否会出现戏剧性的变化？
虽然高盛所持海普瑞的股份比例只有11.25%（4500万股），海普瑞的控股权一定不会发生变化（李锂家族持股比例超过70%），但假如赛诺菲持股海普瑞，等于它在控制自己上游主面取得突破性进展。
考虑到赛诺菲在中国加速跑马圈地的背景，未来，它与海普瑞是友是敌，现在尚不得而知。
而海普瑞现在是完全的家族企业。李锂负责公司战略，妻子李坦负责质量内控管理——和供应商、客户的合同都由李坦签字生效。李锂并没有考虑过引入一个国际化视野的职业经理人，来担当海普瑞CEO。
对赛诺菲渗入中国市场的担心尚属远虑，而李锂的近忧则是两件事——一是如何证明“清白”，特别是不再进入监管层的视野；二是扩大产能——多募到的50亿元总得想办法花掉，而且之前给投资者画好的“大饼”也得兑现。6月2日上午，李锂刚和海普瑞高层就扩产事宜又召开一次会议。
与此同时，海普瑞上市使得整个肝素钠行业风生水起。各路知已未必知彼的资本摩肩接踵而来。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拉开了帷幕。谁也不知道，几年后，李锂是否还能像来深圳创业不久时那样自信，他那时曾说——“在这个星球上，只有我才能搞懂中国的肝素钠行业；在这个星球上，我也只能搞懂中国的肝素钠行业”。
【南方周末】本文网址：http://www.infzm.com/content/46368
古稀牟其中，另类贤内助
一个20多岁的姑娘爱上了一个可以做她父亲的商界枭雄。当这个男人60岁那年入狱的时候，这位姑娘才30岁整。他在狱中蹲了十年，此女子不离不弃，四处奔波为他“鸣冤”……听起来像是童话故事，但却是真人真事──这位商界人物便是牟其中，深爱他的这位姑娘名叫夏宗伟。她不是他的妻子，而是他的小姨子、当年的办公室主任兼生活秘书、如今的诉讼代理人。
牟其中是1990年代中国商界的风云人物，曾被称为“中国首富”，不过1999年底他被警方带走时，坊间冠之的名头是“中国首骗”。2000年5月，牟其中以信用证诈骗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后被改判18年有期徒刑。
2009年3月，笔者与夏宗伟有一次较长时间的交流，并通过他与牟其中交流了一些信息和观点，同时采访了与牟其中同在湖北洪山监狱服过刑的两位狱友。牟其中和他的另类贤内助夏宗伟揭开神秘面纱。
洪山监狱其实是牟其中的第三次铁窗之旅。上世纪70年代牟其中第一次遭遇了牢狱之灾，彼时他因为批判文化大革命而被投入监狱，甚至被判了死刑，5年后平反出狱。之后他成立中德商店，声称要做“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试验田”，不料1983年因涉嫌“投机倒把”再次入狱，这一次他在狱中只呆了一年。出狱后他把之前的中德商店升级为“中德实业开发总公司”，5年后在天津成立了南德经济集团。直到1999年他被警方控制。
监狱里的牟其中是一位极为孤独的老人。在多数同监犯人的眼中，牟其中就像是个外星来客，大多数时间，他都在思考、读书、写作，每天的写作时间超过12小时。洪山监狱关押的许多是原来行政级别较高的犯人。牟其中入狱后，曾享受过一段时间独居一室的待遇。严格意义上来说不叫“独居”，因为有一位“特殊保姆”──夏宗伟的陪伴和照顾。
这显然是中国监狱史上罕见的场景之一。中国监狱里犯人的饭菜质量非常一般，不过如果你有钱，可以选择买小炒，当然小炒的价钱比较高了。但有专职保姆照料、下厨烧菜的，牟其中想必是少数中的少数了。
牟其中白天读书写作的时候，夏宗伟不打扰他。自己或到市区买菜、逛街，或到监狱外的汤逊湖边散步。汤逊湖被誉为“一颗镶嵌在武汉城南的明珠”，是目前武汉市少有的一个水体生态保持良好的湖泊（2008年曾民建湖北省委员会向湖北省政协曾提交过一份集体提案，建议把汤逊湖建成湿地生态公园）。高墙外，女人，美丽的湖泊，这三个元素揉在一起，简直就像是海市蜃楼。但对牟其中来说，这绝不是幻觉。
然而好景不长，因为牟其中与监狱方不够“合作”，他的特殊待遇被取消。他被安排到另一个住了已五六位犯人的牢房。夏宗伟离开监狱后，到北京等地为牟案呼吁，一转眼就是五六年的光景，到2010年，她40岁了，不惑之年。而牟其中“古来稀”了。
夏宗伟现在的博客上简介是“18年的南德人”，也就是说，她是1992年加盟南德的。正是那一年，牟其中与俄罗斯完成了上述令人匪夷所思的交易。此时的牟其中，正在和任南德副总的妻子夏宗琼闹离婚。夏宗琼是夏宗伟的姐姐，在1980年代末与牟其中结婚。夏宗琼是一个精明的女人，在生活上对牟其中甚为体贴，在事业上也给他不少建议，但二人在1993年离婚了，夏宗琼走出人们视线，而夏宗伟开始上位，被牟其中任命为“生活秘书”。
1999年11月1日牟其中受审时，夏宗伟也是被告人之一。“我主要是老牟的生活秘书，照顾他的生活起居和身体保健，对什么叫信用证诈骗一概不知，对经济懂得很少……”她在法庭上说，很快失声痛哭。细心的人发现，一直桀骜不逊的牟其中，这个时候沉默不语，低下了头。
牟其中每周都会固定与远在美国的他的两个儿子，以及夏宗伟通电话，每次5分钟。两通电话中他的神态和情绪是截然不同的：与儿子通电话时，牟其中的内心是柔弱的，他的狱友告诉笔者，他常在挂电话时泪流满面。而在与夏宗伟通电话时，牟其中是高亢的，富有激情的──他们互通有无，特别是申诉近况。牟其中有一个信念，即正出铁窗，重振南德。而夏宗伟对此也深信不疑，她到现在还在不断更新名存实亡的“南德网站”，这也是她的博客中唯一的链接。
牟其中在狱中的最初几年，曾获准保外就医，但他拒绝了──他坚称自己无罪，称要清清白白地走出去──这也是他自己不断思考“以保持头脑清醒”和不断运动“以保持健康体魄”的鞭策力。不过此后几年，牟其中通过律师、诉讼委托代理人等不断依法申诉，一直未果。而他的身体状况也开始走下坡路。2009年上半年他还能保持以前的锻炼强度，而到了下半年，他生了一场症后，身体虚弱了好多。
夏宗伟仍然不离不弃。就在笔者写这篇文章的同时，2010年2月7日晚上10点多，夏宗伟还登录了她的博客。博客里有着唯一一张1998年牟其中登长城时的照片，置顶的文章是2009年底，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司法公开的六项规定》。任何可能对重审牟其中案有利的信息，即使片言只语，夏宗伟都会收集，哪怕有时是一厢情愿。
到底是什么力量在驱使夏宗伟对牟其中从一而终呢？若把夏宗伟这种近乎神经质式的偏执，单纯地理解为爱情的力量，或是狮子座女人的特质，显然太过感性了。抛开政治因素不谈，于她而言，牟其中其实一直以来是她的“宗教”──这是由1990年代野蛮生长的英雄主义色彩共同编织的一种宗教，听起来荒诞，但写满人心。
与牟其中有同样秉性，同样在1990年代一主沉浮后来历经大起大落的商界领袖，我们或许能数上一串，譬如“红高梁”快餐的创立者乔赢，譬如“巨人”史玉柱等。乔赢对红高梁的痴迷就像抽大烟一样难以自拔，开了又关，关了又开，最新的消息是2009年，他拿到了风险投资，重新布局红高梁。而史玉柱则是众所周知的狂人，从哪里跌起来，从哪里爬起来，如今仍在中国企业界是占有重要一席。
有趣的是，史玉柱曾和陈天桥一起去狱中看望过牟其中。牟其中从史玉柱起初的眼神里读到了一丝幸灾乐祸，但并没有耿耿于怀，他说相比于陈天桥，他更欣赏史玉柱，欣赏他的勇气和坚持。这一句轻描淡写的评价当中，包含着他的黯然神伤，因为史玉柱会走得更远，而牟其中哪怕很快出狱并受到冯仑等人的礼遇，也很难到达心中的“彼岸”了。这与年龄无关，与女人无关，只关乎时代洪流和个人宿命。
泉州民企：卖衣服不如投资股权?
6月1日A股有4只新股上市，其中两家收盘跌破发行价，两家收红。最为抢眼的是3G概念股三元达，涨幅超过25％。开心的不仅是三元达的老板黄国英，还包括福建劲霸投资公司的两位掌门：洪肇明和洪忠信。劲霸是三元达的第三大股东。
劲霸的主业是男装，但同时玩起了PE投资。洪氏父子投资三元达时，每股成本不到2﹒5元，现在的股价是25元，3年实现10倍的账面盈利，比倒腾衣服强多了。
泉州另一家族最近也尝到了投资甜头。雷士照明于5月20日在香港上市，基础投资者中除了软银赛富和高盛，福建七匹狼董事长周少雄夫妇等家族成员也在列，他们曾认购逾亿元的雷士股份。
周氏家族是股权投资的老手。最漂亮一役莫过于七匹狼6年前受让兴业银行股权，后来让其大赚数十亿元。
截至2010年5月底，泉州上市公司数量近50家，其中晋江这一县级市就占了半壁江山。“上市”一直是泉州企业圈的高频词汇，我去年到泉州采访，所见民营业主无不情绪高亢，不管是在A股还是到美国、加拿大、新加坡甚至马来西亚挂牌，均乐此不疲大谈股票长短。现在，“股权投资”成为另一高频词汇。七匹狼和劲霸等先行者起到了一定的示范作用。
泉州民企喜欢豪赌，而相对于上市，财务投资乃至股权投资一直以来并未引起他们足够重视。现在，他们终于苏醒了——对同行企业的股权投资，意味着行业并购重组拉开帷幕，而对其他行业的股权投资，则等于将鸡蛋放在不同篮子里，而且还能源源不断为主业输血。当然，这也可能是美国管理战略专家迈克尔·波特所说的多元陷阱。
泉州模式、温州模式和东莞模式，是企业界、学界及政府部门常提及的三种发展模式。温州民间金融发达，到PE领域掘金的嗅觉要更灵敏一些，他们虽然也有大品牌，但“炒×团”的盛行，让人记住的角色是资本输出者；东莞是“世界工厂”，他们对上市和股权融资兴趣不高，不是不能，而是不愿打破“藏富于厂”的传统；泉州现在是两条腿走路，品牌塑造及上市与股权投资并行。
问题在于，泉州民企实在太爱跟风。我打电话给曾辅导多家晋江企业上市的财务顾问公司老板，他的话印证了我的推测——很多企业都派出“小分队”，四处寻找优质的种子公司，其中不乏上市后手握大笔资金为之发愁的企业。想想看，创业板平均市盈率超过60倍，种豆得瓜的圈钱大戏在持续上演，谁不想分一杯羹呢。
但其中一定会有一些民企，所动用的不是闲置资金，也一定会有一些尝到甜头的企业家，从派小分队到亲自挂阵，从夯实主业到痴迷资本杠杆，于是不免让人替其捏把汗：本末倒置是否会给泉州产业带来灾难？
人们常看到那些他们愿意看见的成功案例，却有意忽略掉失败的例子。股权投资可能会带来可观的收益，但也会带来风险。最大的风险不是投资失败，而是企业家因此豪赌成瘾，失去了自我节制的能力和对主业精耕细作的重视。如此，则是拣了芝麻，丢了西瓜。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也许是一个企业家群体演进和成熟过程中所必须要趟的河流。
链接：去年11月我到福建做的一则报道：《圈子、面子和赌性——晋江富豪扎堆上市的文化基因》
龙应台教授，感谢您塑造了我！”
坐在台上的龙应台一愣，赶紧起身，很温雅地说：我很感动，谢谢你告诉我这些。
这是5月29日晚上，在中山大学梁銶锯发生的一幕。台湾文化名人龙应台带着以她的视角看历史的记录片《目送1949》（其实是《大江大海1949》的内容）来到广州，举行观影会。电影放映完毕后，读者交流环节，一位大学生难掩兴奋之情，一诉衷肠。
这学生，真的好可爱。
更可爱的，是另一位读者（不过我判断他可能并没读过龙的书），冗长的铺垫之后，问龙应台下一本书的内容。而他想表达的，恰在那冗长的铺垫里，那便是：龙教授，我爷爷是农民，我爸爸也是农民，尽管如此，我不也上了大学，得以现在有机会和你交流吗？
意外之意就是说，活在红旗下的我，现在也很幸福，你为啥总是批判性地看问题呢。
这读者，更可爱。
你看，这就是大陆读者对龙应台最具代表性的两种态度，一种是旗帜鲜明地喜欢、崇拜，一种是不以为然，富有挑衅欲。
龙应台《目送》一书序言中的一段话，或可恰到好处地归纳这一现象：“是不是因为，对于台湾和海外的人，‘相信’和‘不相信’已经不是切肤的问题，反倒个人生命中最私密、最深埋、最不可言喻的‘伤逝’和‘舍’，才是刻骨铭心的痛？是不是因为，在大陆的集体心灵旅程里，一路直来，人们现在面临的最大关卡，是‘相信’与‘不相信’之间的困惑、犹豫，和艰难的重新寻找？”
龙应台的存在，对大陆读者来说，在很长时间里仍会只是一个符号。这一符号存在的真正价值，其实不是让你去投赞成或反对票，而是从她的方法论中得到启示或碰撞。简单来说，她说了或做了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她是怎么说和做的。可惜，在中国大陆，我们习惯了二分法，习惯了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除了上述两位读者外，观影会上其他提问人，几乎都有着同样的习惯，譬如有读者问龙怎么看待台湾的民主乱相？你看，不分青红皂白，先行给台湾民主下了“乱”的结论！
整个晚上，我觉得龙应台说最应当被读者带回家的一句话是在电影放映前，她对“勇气”一词的阐述：“真正的勇气不在于你是如何努力捍卫自己原有的逻辑和观点，而是对打破常规，接纳、吸收和审视新思维的尝试。”
我对朋友说，最近放映的一部3D动画电影《驯龙高手》，不是有着同样的隐喻吗？
其实，对龙应台和台湾的认知，我原先何尝不是囫囵吞枣、一叶障目呢。直到2009年11月，我到台湾出差，和台湾政界、商界和学界的一些人交流，听现在将近90岁高龄、曾任蒋介石财务官的舅爷爷（我岳父的叔父）说故事，去台湾几个博物馆和摄影展参观，和台湾《远见》及《天下》的媒体同仁以及普通的台北市民交流，我才对台湾政经与文化有了新的认知，尽管这种认识仍是肤浅的，但它着实打开了我心头的一扇窗，使我的方向不再偏执，而这是何等幸运的事。
今年10月，我可能还会再到台湾。这一次，会约更多的人采访、谈天。
比赞成或批评龙应台史观更重要的，或许是去发现究竟是什么样的土壤塑造了龙庆台的史观。
不仅如此。车没油了，而钱包里又没钱了。所以傍晚回来时压抑坏了。还好，在油用尽之前顺利回到家了。而最后一个收费站收费35元，我把车上的几个五毛钱算上，总共有36元。还剩1块！谢天谢地！
今天很早就起来了，和黄河一起到深圳坪地，去和一个创业板拟上市公司总经理聊天。九点半开车，到他们工厂的时候，马上12点了。午饭开聊，聊到下午四点。聊得不赖。
公司名称是珈伟实业，是做太阳能照明灯的。这人名叫赵燕生。在和他快聊完时，我用发机发了一条微博：“一个擅长资本运作又非常注重内控的人是可怕的。”我说的，正是赵燕生。他是顾雏军当年的高级助理，开过期货公司，去资本市场很精通，但是呢，2006年空降珈伟后，主要抓的是成本控制、人力资源、流程再造等完完全全实业的东西，特别是他讲到，一，先把行政部抓到自己心里，并形成非常清晰的奖惩制度，二，从免费伙食改为对外承包开始，在公司闹变革，三，接一个大单来树立自己的威信，也让原先臃懒麻木的旧人们尝到改变的甜头。你看，从这三点，你能看出来这是一个玩资本的的人在做的事情吗？
赵燕生在珈伟乐此不疲，聊天当中，他不少三次讲到，“主要有两点，一是技术创新，二是营销创新”，听起来很平淡，但对他而言，特别是对一个用两年时间完成了可谓惊天逆转的企业来说，能把这句话挂在嘴边，实在是一道景观。
另一块内容是关于上市。他讲到了许多潜规则。譬如说，各种类型的券商、私募来找他，“我们的资源很硬”这多数机构的口头禅。赵介绍，有券商是政府部门的一二把手亲自带着来的。临门一脚，和忽悠型的居多，抛出来一套苛刻的入股方案，试探后发现“猎物”中还有像赵这种懂行的人物，于是马上全盘推翻方案，称可以以高于任何其它同行的优惠条件进行。
赵不喜欢这种人，赵的老板，太阳能产业泰斗人物之一的丁孔贤也不喜欢这种类型，所以他们没辙。最后吃到羊的是国泰君安，一方面是赵私人的关系，另一方面，用赵的话来说，他们很早就接触珈伟实业，好多次开决策和战略会议，国泰君安都有人参与讨论，且对管理还颇为在行，又不诋毁竞争对手，自然博得了好感。
另外给我感触深的一点是，赵对创业板的理解，他认为是“疯子对疯子”的游戏，正因为此，他不炒创业板的股票，但是，作为一家新兴产业里一家公司总经理，他对创业板的高市盈率喜闻乐见，珈伟要上的就是创业板。这就好比不少烟厂的老板并不抽烟一样。他认为创业板的击鼓传花和大起大落甚至灾难发生，是中国资本市场必须经历的阶段。
赵跟对了人。之前追随的顾雏军虽然进入监狱，但对他影响至深，简单粗暴、产业狂想，等等。走的时候我问他，如果丁老师与珈伟无关，珈伟是你的，而且你亦拥有丁老师的资源，那么你会将它做成什么样？赵愣了一下，然后甩出一句“我会将它做成世界级企业，”他说，“顾雏军在那么复杂的家电领域都想建立一个全球的产业帝国，太阳能行业水相对较浅，我为什么不可以呢？”
显而易见，顾对赵潜移默化的影响很深。虽然这里面也有他性格的因素。但受顾的影响处处流露。其实他的幸福恰恰在于，头上有丁孔贤一位学者型老板，丁的风格是有条不紊，不那么激进，不擅长政商关系，又往往深入浅出，将产与研混搭得不俗。换句话说，孔与赵的搭配可谓珠联璧合，如果只有孔没有赵，那么珈伟现在还可能是小富即安，而如果只有赵没有孔，珈伟想轻而易举成了一家全球巨无霸，没那么容易，赵可能同样也逃脱不了中国企业家的宿命。
赵讲的顾锥军的一些细节很有趣。譬如，顾雏军最欣赏的人是牟其中。又如，他在科龙搞“整风运作”，每个人都要展开自我批评。他喜欢搞神秘主义，如果发现有下手能和自己看同样一本书，想到同样一个创意，他会觉得自己脸上挂不住。所以，他喜欢把简单的东西复杂化，于是，他在格林柯尔和科龙内部种下了全员压抑，尽管不少人佩服他。
顾雏军被判12年有期徒刑。出来后也就废了。记得他被宣判时，接连曝出佛山市及广东省许多官员的名字，被法官打断，全场沉默，然后宣布休庭，休庭时法官劝顾：希望能谅解，你又不是不知道中国的政治生态，云云。
我在赵燕生身上学到的东西是，尽管他很江湖，但是逻辑思维和行动力都非常强。他跟对了人，而对复杂事物又知道如何对症下药。
（5月28日日记）
官与商，如今由谁来定潜规则
文/东方愚 5月27日 南方周末
黄光裕一审判决了，力拓案也接近尾声。但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在两宗事件中被曝涉案的民营企业家似乎都有惊无险，镇定自若。
先看卷入力拓案的两位民营钢铁富豪———杜双华和张祥青。4月25日，杜双华在北京世纪金源大饭店出席日照钢铁集团和泛华建设集团发起成立的泛华城市发展建设基金发布会。泛华是国家建设部原直属企业，这一基金一期融资额就达50亿元。看来杜双华在和山东钢铁玩躲猫猫游戏中愈挫愈勇，在力拓案中也相安无事。
与此同时，张祥青和妻子张荣华，在荣程钢铁的老巢天津，接受了一家媒体采访。杜双华和张祥青都坚称前力拓员工索贿。这也是行业潜规则，如果真要兴师问罪，民营钢铁行业又要来轮大整肃了。
再来看黄光裕及郭京毅案中牵出的苏泊尔董事长苏显泽和河北一家在港上市公司。苏显泽近日刚刚在浙江工业大学一场论坛上，就“苏泊尔品牌建设和国际化道路”讲经验、聊心得。虽然避重就轻，但人家还是很坦然地聊苏泊尔并购案，不亦乐乎。
上述民企及掌门人何以如此镇定？或许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所代表的是一个群体的复杂生态，想来监管部门也心知肚明，不致痛下杀手。更何况其中有些人背景不俗，打狗也要看主人。
往大里讲，那就是有关“边界”的话题了。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显规则和潜规则的纠结，其实这一话题无论是政府部门，还是企业界、学界，可谓年年谈，天天谈。但现在的情形是，边界之模糊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更甚。
最近的这几起案件都反映出类似边界的问题，一种就是我们司空见惯的政商关系混沌，黄光裕深陷泥潭属此范畴。另一种便是政府对市场的干预过度。像SEB并购苏泊尔，本来是充分竞争行业的一件寻常事，却硬生生地滋生出一个腐败链条。据媒体报道，苏显泽当年所言“一口锅不涉及国家安全”，都是郭京毅一手“策划”的。
可以说，第一种情形是一个国家市场经济深入转轨过程中必然附生的现象。但第二种情形，却是市场经济向计划经济倒退的隐喻。
民营企业现在遭遇的尴尬，国进民退是其一，但就算退，你也知道谁在挤兑自己的空间，那是一只有形之手。比国进民退导致民企伤筋动骨更可怕的，是政府权力的伸张，导致其与市场边界越来越模糊的格局，以至于身处充分竞争行业的民企在举手投足间，常常优先想到的也是行贿，和官员打场高尔夫探探口风诸如此类。
所以，很难说，当下是民营企业家腐蚀了官员，还是官员用权力逼迫企业家出此下策。
5月25日，地产商任志强参加国资委组织的一场培训，他边听课边用手机发微博:“商业贿赂作为一种不正当竞争的手段渐渐演变成某些领域通行的潜规则。为什么这些潜规则能持续地存在呢?”
文章链接：http://nf.nfdaily.cn/epaper/nfzm/content/20100527/ArticelD18002FM.htm
（后记：不知爱仕达、双喜等当年曾联合签署《紧急声明》反对SEB并购苏泊尔的民企掌门，现在是什么样的心境。另，本想做一篇公司报道，新奥集团与王玉锁，但中宣部很快就下发禁令了，新奥从来都是一个神通广大，水很深的企业。于是就算在这篇短评中，也只是一笔带过“河北一家在港上市公司”。当然，新奥的问题，和本文的主题，是两个不同的方向。）
让我最为感动三个场景，一是那个小学生的作文《骑猪》，纯朴，极为真实的情感，打动人心；二是卢安克被柴静问到是否因为遭遇了车祸而萌生退意时，他的反问“到别的地方就没有车祸了吗？”三是在视频最末，卢安达的一句话：“中国人都太着急了。”
美国政治学家威尔逊和犯罪学家凯林曾提出一个“破窗效应”，意思是，如果有人打坏了一栋楼里的一块玻璃，又没有及时修复，别人就可能受到某种暗示性的纵容，结果更多的玻璃被打碎了。
现在，60岁的郭台铭和他旗下全球最大的代工厂富士康，正遭遇着破窗效应。半年内10名员工跳楼自杀，富士康眼看就要成为“全民公敌”，这让郭台铭这位“台湾首富”很是不爽。因为这搅乱了他的好心情——比他小24岁的娇妻曾馨莹继为他生下一个宝贝女儿后，再有身孕。
富士康究竟是不是“血汗工厂”？我认识的几位曾对富士康强烈质疑的朋友，这两年都曾到过富士康调研，他们的结论是，富士康的工作环境和待遇在珠三角属于中上，如果要称之为血汗工厂，那么整个珠三角“世界大工厂”则处处淌满血泪。
我将信将疑，怀疑他们在富士康的调研路线是被控制的。到了2010年4月，我所供职媒体的一名实习生，“卧底”进入富士康做工人，一呆就是近1个月。他出来后，感受与我几位朋友完全一样。
一个非常微妙、不易被觉察的现象是，媒体之外，还有其它一些机构也想从富士康身上挖掘出点什么。据说，中华全国总工会和深圳市总工会等都试图从媒体对富士康的调查报道中挖掘些可以构成他们发声条件的细节，但遗憾的是，他们最后说没找到，因为富士康的环境是“中等偏上”。
你看，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把标尺。问题的关键在于，当媒体、工会组织用自己的标尺丈量出的富士康都比想象出的形象要高那么半尺时，是否就构成了“平衡”或失声的充要条件？就像人们一方面对官商勾结深恶痛绝，一方面又对黄光裕一审被判14年徒刑表示同情一样，对郭台铭，媒体和工会一方面对工人境遇富有同情，一方面又对富士康手下留情。这并不是说要痛打落水狗，而是说，当心里的坐标系是预设的，格局自然就是小格局。如果放在整个台商企业，或世界500强全球各国代工厂的坐标中，富士康还是你想象中的富士康吗？
“N连跳”最大的悲哀还在于，无论再多的悲剧上演，中国内地代工厂工人群体自己很难主动找到一个发声的渠道或方式。他们只有等着媒体来关注，等着更严重的事件发生时引起有关部门的主意。而即使如此，你所在的工厂，还必须是富士康或玖龙纸业这种首富大佬旗下的工厂，否则就没有足够的注意力效应。说句不尽恰当的话，“N连跳”可能会跳出一个全新的富士康，但更多的代工厂呢？
我想起了被称为“台湾经营之神”的王永庆。我在《王永庆管理日志》一书中提到一处细节， 1980年代开始，他就给台塑工厂里的员工每年发4.5个月工资的年终奖，超过了一些台湾同行，用现在的时髦语来说，属于“中等偏上”水平了，然而，一二十年过去了，同行企业中美和石油、以苯等给员工的年终奖都是14个月工资了，台塑仍按兵不动，年终奖不与企业效益挂钩，结果员工们终于有一天无法忍受，2005年开始游行示威，工会抗议。王永庆不得已，只好自掏腰包，将2004年年终奖提高为6个月的工资并发放“礼盒”。
与台湾地区相比，中国内地的世界工厂是另一个世界，一来你别指望同行的员工待遇先行高于你——大家比的是均贫而非均富，二来，工人们永远也不会像台塑工人们一样犀利畅快地行动起来表达自己的意愿，维护自己的权益。
2009年11月10日，我在台北参加第七届华人企业领袖高峰会时，遇见郭台铭，他说，创业可分为四个时期，创意发现、落实创意、经过市场检验和拓展事业版图。如今他的富士康在“市场检验”中，好多窗户的玻璃破碎了，抑制这种“破窗效应”的，显然不应只是郭台铭一人。它更应是中国式“世界工厂”自下而上变革的一次契机。
（本文为《东方企业家》专栏文章，在写此文的5月21日早上，又有一名富士康员工跳楼自杀，真是杯具。）
http://www.econzhang.com/?p=3756
一家于新加坡上市的中国民企，2008年陷入亏损，2009年好不容易扭亏为盈，营收更是增长了210%，但就在年报发布前不久，公司创始人、董事长被杀了。
这家企业是无锡永鑫集团，在其最近发布的2009年财报中，区别于其他上市公司，增加了醒目的一页——“献给濮德兴（1963-2010）”，同时配有濮的大幅悼念照片。
濮德兴之死，不禁让我想起来7年前山西民营企业家、海鑫钢铁集团董事长李海仓之死。对比这两起事件，不少地方引人思考。
永鑫集团和海鑫集团，两家企业名字都带有“鑫”字，前者是国内领先的高精度钢带生产商之一，后者则是山西最大的民营钢企；同为亿万富豪的两家公司的创始人，濮德兴曾被评为无锡优秀青年企业家，而李海仓更是在去世前不久当选为全国工商联副主席。两人离世的时候，也都是47岁。
濮德兴去世后，之前在渣打银行上海分行工作的他的女儿入主董事会，被委任为永鑫执行董事。李海仓去世后，他的远在国外的儿子李兆会被紧急召回国内，接任海鑫钢铁董事长一职。巧合的是，濮晓芳和李兆会临危受命时，都是23岁，均曾在或正在澳大利亚留学，所在城市皆为墨尔本。
李海仓去世前后一年间，有不少民营企业家遭遇非正常死亡，企业界一时间惴惴不安。《中华工商时报》在李海仓去世一周后发表了一篇《正确认识和评价先富阶层》的文章，并援引中央统战部、全国工商联和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彼时刚发布的一份力挺民营企业主的调查报告。之后不久，孙大午“非法集资”风波，将民营企业家“原罪”话题推向高潮。
现在回过头来看，2003年前后，可以说是21世纪第一个十年当中，从上到下对民营企业主地位和原罪话题的一次彻底思考和反思的时段。这绝不仅是因为“十六大”中对民营企业地位的认可及随后李海仓、柳传志、张宏伟、罗康瑞、王玉锁等人当选为全国工商联副主席——“非公有制经济人士”首次过半的效应，而是当民营经济这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重要力量”终于开始步入舞台中央时，不同社会角色不同心理的一次大碰撞，这种碰撞是必要的，也是有益的。
时至今日，无论是全球经济危机期间江苏不锈钢大佬包存林神秘死亡、被称为“广东糖王”的庞贵雄自杀，还是濮德兴这次突遭厄运，均没有再像当年一样引起大PK，相反，“国进民退”风起云涌和愈演愈烈，使得多数人在看到民营企业主生存空间被挤压，或非正常死亡时，虽心有惊诧，但平静之后会认为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当然，民企在管理方面的自我体验和反省是不可或缺的。濮德兴在靓丽财报前夕遇刺的另一隐喻是，安全感多寡，与经济起伏并没有直接关联。
去年5月下旬，坊间盛传海鑫钢铁遭国有钢企洽购，我想探个究竟，于是前往山西采访。一番周折之后，我进入戒备森严的海鑫集团，到李兆会的六叔、海鑫总裁李文杰办公室和他一叙，然后和他的管理团队（主要是家族成员）喝了一顿酒。给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李文杰办公桌对面的墙上，那台实时监控大屏幕——所在楼层楼道里发生的一切，尽可掌控，如有情况，可即时撤退。当然进入总裁所在楼层时，像奥运和世博，安检是免不了的。
海鑫高层各办公室都有这些装置。显然，李氏家族如今对安全事宜非常重视。当然李兆会很少看监控屏，因为他极少回山西——他是和马云、鲁伟鼎一起玩资本的人，尽管马云是“60后”而他是“80后”。李文杰告诉我，在金融危机最严重的2008年，李兆会在资本市场的收益也超过10亿元人民币。
相对于“后李海仓时代”海鑫的“叔侄配”——弟弟任总裁，儿子任董事长，“后濮德兴时代”的永鑫是“爷爷孙女配”——父亲任董事长兼总裁，23岁的女儿任执行董事而非直接挂帅，看来濮家要比李家谨慎得多。我注意到，永鑫的年报，还就濮永法任董事长兼CEO专门做出了解释，称濮永法曾是永鑫一家子公司的联合发起人，技术老道、经验丰富云云，并强调这一安排“没有把权力集中于任何个人或损害责任制和独立决策”。
可是，濮永法毕竟是马上要进入“古稀”之年的老人了，他能像在财报中向股东们的致辞一样，带领永鑫“创造新的高峰”吗？
（文章链接：http://www.cnstock.com/paper_new/html/2010-05/26/content_23374.htm，据说民营企业家最近10年，掀起过两次移民潮，一次正是2003年前后，一次便是当下。）
不知道为什么，看到下雨我会莫名地兴奋。或许觉得这样便可宅在家里读书。我完全不管路人行人的感受，就像前天我开车途中遇到暴雨，差点受困，现在没有丝毫后怕。
我不惧怕暴雨。从小在农村，关于雨的鲜明记忆有是上小学的时候，我和爹娘还蜗居在一个只有三间石屋的小破房中，有天电闪雷鸣，我娘跟我讲故事，说她们小时候在山上放羊，遇到一只“火球”从羊群中溜过去，倒下一大片。我觉得这像是传说，但在听完故事后不久，我真的见到了一只“火球”，就在我家房屋进门处，啪地一声炸开，然后遁形。我完全惊呆了。从来没有看过那么漂亮而震憾的球，幸好没有家人倒下。据说那天，还有一只球在离我家不远的一户邻居房顶炸了，炸掉了屋顶的图腾。而那家人是村里的富户，自然觉得不吉利。不过村民们有些幸灾乐祸，这也是我最早关于“仇富”的片断记忆。
那时候我家很穷，父亲是村里的一位民办老师。奇怪的是，多年之后，家境并没有实质好转时，屋顶图腾被炸掉的那户人家，硬要让我爹认他们家一个女儿为干女儿。直到过了好久，我才明白村里刷的标语“要想富，先修路”其实是有隐喻的。
（2）小说
前些天几位同事来我家做客，玩“三国杀”。聊起来，我说我读过的小说其实非常少。所谓的四大名著，也是蜻蜓点水。譬如对于红楼梦，我中学时读，看到贾宝玉梦遗的部分，很兴奋，我以为这是一本情色小说，但后来就读不下去了，因为它不是，而且人物太多，我记性又不好。再如读西游记，一开始以为是本关于复仇的小说，但后来发现不是，它是一本讲如何跑关系的官场小说，而我又对此又不待见。再到后来，升学的压力，更少看小说了。也曾做过尝试，都失败了。我总是和人想得不一样，而控制欲又强，先入为主了，剧情却没在想像中展开，我就放弃了。现在想来，那时的我真是一个没有耐心的孩子。
直到读研究生，特别是工作，以及工作若干年后的现在，我才读小说多了起来。但我还是没有耐心。我读书的习惯是几本书一起读，正如我写专栏是几个人放一起写，我喜欢碰撞的快感。但几本小说一起看，情节互相嫁接，便乱套了。但它仍是有益处的，益处是你在阅读的同时，其实也是一个写作者，一个编剧。
前天我在看保罗•奥斯特的《孤独及其所创造的》，《一个隐形人的画像》写的真是太棒了。“世界在他的身上弹开，被他撞得粉碎，有时依附于他——但从未穿越他”，“他们在那儿，又不在那儿；他们是有形的灵魂，被判苟活于一个不属于他们的世界…这里面有一种心酸，也有一种恐怖。对事物自身而言，它们并无意义，就像某种消失于文明世界里的炊具……”
（3）写作
昨天本来要出差的。又推迟了。原因是这一天，“首富先生”黄光裕被判刑了，我要给本报写一个评论。我好久不写评论了，至少来南方周末做财经记者的两年间，我极少写了。就像奥斯特在《孤独及其创造的》中描述的他曾有过的状态一样，“我一旦想起一件事，就会想起另一件，然后又一件，直到细节的累积如此稠密，以至于我觉得快到窒息。以前我从未如此意识到思考和写作间的裂痕，”他说，“我觉得我正欲讲述的故事不知为何无法用语言表达，它抵抗语言的程度，恰好衡量出我离说出那些重要的事有多么接受，而当讲出真正重要事件的时机来临时，我会无力为之。”
不过我就要打破这一宿命了。南方周末外，明天的上海证券报也有我的专栏文章。最刺激的是，在马上要出版的我在南方周末财经人物报道的作品集中，我用了三周的时间，一口气写了20多篇评论，即在每一篇写到的人物之后，我补充了彼时的采访花絮，并以现在的目光来再一次审视笔下的人物。这种密集写作，收获还是很大的，不仅仅在于所谓的厚积薄发，而重要的是和过去的自己对话的不可名状的快感。
财经网今天找我开一个博客。我犹豫了一下答应了。我说正好我准备继续写一些财经评论，权当把东方愚这一名字给重新激活好了。
14年有期徒刑、罚金6亿、没收2亿，吊足了人们胃口的“首富先生”、国美创始人黄光裕一审判决于5月18日尘埃落定。据说宣判过程中黄光裕很“淡定”，而旁听席上的黄母情绪激动。
抛开黄母的情绪和法律意义上的量刑认定，普通人对黄光裕案的看法是怎样的呢？和讯网做了一项在线调查，结果显示，63%的网友认为“量刑偏重”，30%的网友认为“量刑偏轻”。
虽然网络调查并不严谨，但可以看出：一方面人们对内幕交易、官商勾结等现象深恶痛绝，一方面却对黄光裕的落马示以“同情心”。但与其称之为同情，不如说是民众对司法部门进一步掘出黄光裕案背后各路枭雄尤其是政府官员，并痛快地给其应有惩罚的期待。
至于黄光裕如何拿出8个亿真金白银（加上黄妻杜鹃2亿罚金则是10亿元了），倒是我们有些“闲操萝卜淡操心”了。他不可能选择减持上市公司股份的方式套现，因为如何保证控股权不被稀释和受到钳制，一直是黄光裕绞尽脑汁思考的命题。
事实上，在黄光裕折戟前几年，即引入贝恩资本之前，通过出售非上市公司股份给上市公司和减持，套现总额至少135亿元。当然，这次无论他从哪口锅里取米，都会引起司法部门关注。
而接下来，国美的控制权之争将在未来上演好戏。
2009年是国美的“最艰难时刻”，其有两大动作格外引人注目。一是引入美国私募基金贝恩资本，二是对高管施以共近4亿股的股权激励。两项举措都乃不得已而为之，尤其是前者，有效纾解了国美2007年发行的46亿元2014年到期可转债的压力。
巧合的是，在5月18日黄光裕宣判当天，国美也了结了3年前的那次巨额可转债压力。当天，国美按人民币本金兑美元的102.27%赎回了2007年发行的可转债。这显然是国美赎回的最好时机——毕竟2.3港元的现时股价与协议上的4.46港元的换股价相去甚远。
但还完债的国美并不轻松。要知道，国美于去年通过向贝恩资本发行新的7年期可转债融资赎回一部分旧债之后，很快又发行了新的2014年可转债。这种连环套式的资本运作，说穿了就是“拆了东墙补西墙”。
那些将黄氏股权被稀释称之为国美“去黄光裕化”措施之一的声音，实在是无稽之谈——黄光裕在狱中向贝恩三位国美非执行董事连任投反对票，更是对这一声音泼了一盆冷水。
但贝恩三位代表最终连任了。这正是黄光裕的最大尴尬：他对国际投行和私募基金们心存芥蒂，但他自己并没有什么保全良策；国美高层支持贝恩之举，虽然会被黄光裕在监狱的墙上记上一笔，但却是无奈中的最优选择。
带着“被涮”感觉的贝恩资本，会在下次股东大会前完成债转股，以防止旧戏重演吗？可能性不是没有。但问题是，届时国美的股价，是否有足够的吸引力呢。
值得关注的是，美银美林、瑞信、德林偏重国美，无一不是买入建议。虽然可以说这是由于国美从黄光裕案中缓了过来，年报和一季报还算漂亮，但奇怪的是，有投行报告中提到的另一理由是，中国内地房价开始呈现下行趋势，将会刺激房屋销售，从而带动电器销售。
这理由牵强得可笑，几乎有掩耳盗铃之嫌。他们不可能对中国内地房地产市场往往价量齐跌的情形不了解，最为关键的是，他们如今纷纷看空中资房地产股，美银美林等都急着套现离场呢。
国际投行偏爱的不是国美，而是贝恩资本。惺惺相吸和见风使舵，是投行们一贯的作法。想想国美与永乐当年合并前后，摩根士丹利扮演的角色吧。当然，他们有他们的逻辑，或曰抵御风险，或曰正当防卫，于是一边哭诉着中国的钱难赚，一边是剑走依锋、穷图匕见。
国美真正的考验在今后三年。如果能像当年的创维一样——创始人入狱，而企业有惊有险，则是黄光裕之幸。
黄光裕案映射的是中国经济转轨之痛，它不是始作俑者，但也肯定不是终结者。黄案的玄机在于，人们可能视黄光裕的判决为落地的“另一只靴子”，从此之后，原本就不透明的黄案调查和审理将可能彻底从公众视野消遁。
(发表于2010年5月20日《南方周末》，http://nf.nfdaily.cn/epaper/nfzm/content/20100520/ArticelD20003FM.htm)
2008年12月11日早上，美国FBI的两位专员在纽约56大街和列克敦道交叉口的咖啡厅见面。他们要了同样的东西：大杯的热咖啡，枫糖面包圈和纸巾。
“真他妈难以置信，麦道夫的手下（儿子）已将事情的原委告诉了我，他的秘密将诏告天下。这桩事一旦传到媒体耳朵里，咱们估计再也睡不好觉了。走，咱们去看看他在不在家。”其中一位名叫西奥多的专员称。
一个小时后，他们裹着大衣，来到了上东区东64大街133号12A。麦道夫亲自开的门，他正打算去自首。于是大家都很“默契”，逮捕令很快就送到了。麦道夫，对，就是那个长期叱咤美国金融市场的犹太人伯尼•麦道夫，走下了资本神坛。
麦道夫在法庭上对包括证券欺诈、洗钱、伪证等11项指控供认不讳，他所设计的“庞氏骗局”金额超过600亿美元──这是世界金融史上最大的骗局。
麦道夫很快被投入了监狱，他被判处150年有期徒刑。
老麦悲喜交加。悲的是，自己难逃宿命，事发的半年前，他的亲爱的妻子露丝•麦道夫在墨西哥星空海滩给他安排的70岁生日宴会让他难忘，而2009年就是他们结婚50周年──金婚年！喜的是，露丝安然无恙，没有卷入诈骗案中。
是麦道夫“蓄谋已久”，还是露丝的石榴裙散发的气息，使麦道夫在金融市场分泌出了一种奇特的荷尔蒙，步步走向深渊呢？
“世界上最诚实的人”
一个女人爱一个男人，和他结婚，支持他，维护他的尊严，50年如一日。这些词汇层层递进，都与麦道夫和他的妻子露丝有关。他俩颇有夫妻相，麦道夫长着一幅娃娃脸、说话转声细语、甚至有些娘娘腔，喜欢穿条纹衬衫和深灰色裤子，而露丝一头金发，身材娇小、妩媚，一看就是惹人疼的那种类型。两人50年的婚姻里，露丝对麦道夫信赖无比，她曾说：“我们家伯尼是世界上最诚实的人。”
这种话现在听起来很滑稽。但在麦道夫案发之前，其实几乎所有的人都深信不疑。有一件比较夸张的事，即麦2008年4月29日，麦道夫生日那天。露丝为他筹办的聚会上，名流云集，觥筹交错。席间老麦的一个合伙人端起酒杯敬酒，他先是称赞了麦道夫的聪明劲儿，然后笑着说：“伯尼，你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老奸巨滑的家伙。”
玩资本运作的人哪位不是老奸巨滑之徒？男人之间的这种口吻，其实还是赞扬之辞。于是大伙儿都笑了，除了一个人，这个人正是麦道夫的老婆露丝。她很惊讶、愤怒、倍感不可思议，竟然有朋友用“老奸巨滑”形容自己的丈夫，“你这个混蛋，居然这样说伯尼，他为你做了多少事！”露丝说。
“我只是开个玩笑呀。”
“Shit!”露丝甩下这么一句，把手里的餐具甩到了桌上。大伙儿面面相觑。真是一场“杯具”。|
心直口快的老露丝是可爱的，但是如此不留情面，也足见她对麦道夫的崇拜程度。在她的心里，麦道夫就是上帝。她是一位无可挑剔的“贤内助”。在朋友们眼中，麦道夫被露丝征服的原因，一是露丝的身段和脸蛋让他萌生原始冲动，二是他的胃口被会做一手好菜的露丝捕获无疑。
要知道，露丝在纽约大学读研究生的专业是营养学，她与人合著的《美国最大的犹太菜厨师：美国最著名餐馆的175道名菜》（1996）彻底巩固了她在厨艺和饮食界的地位。但她绝非一位事业型的女性，对她来说，自己积攒的所谓名声都只是用来为丈夫服务的，她曾邀请著名的犹太作家迈克尔•斯卡坎和肯尼思•利博为她和麦道夫写家庭回忆录，并编辑成一本剪贴册，用露丝的话来说，剪贴册是为了给老麦“一份永生难忘的生日礼物”，“在不惊动他的前提下让他开心” 。这是2003年，麦道夫65岁，露丝说“这是一个开始衰退的年龄，不过这与伯尼无关，他拥有整个世界。”
两位犹太作家在一个阴雨天来到了麦道夫和露丝的家中，不过正当他们开始整理照片时，露丝就开始动摇了，很快变卦，她认为65岁“说年轻不年轻，说老也不老”，是个尴尬的年龄，相比之下，70岁生日更合适，更厚重。于是两位作家第二天就被放假了。
5年后即老麦在墨西哥星空海滩的庆生会。半年后被捕，从“世界上最诚实的人”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骗子”。合伙人那一句“老奸巨滑”一语成谶。
守口如瓶，保持风度
麦道夫是个早婚的家伙，大学还没毕业就和露丝结婚了，露丝的父亲是一位会计师，她后来成为麦道夫证券公司的会计，自然被视为继承了父亲的衣钵。而麦道夫在1959年和露丝结婚后，就成为“上门女婿”，搬过来和露丝一家一起住（1960年他才毕业）。次年，他怀揣5000美元前往华尔街从事玩股票。华尔街在线杂志《股市》（Clusterstock）曾怀疑，还在上学且只是兼职做过救生员和喷灌装置员的麦道夫怎么会有5000美元“巨款”呢？
坊间对此的分析，一种是确实是麦道夫赚来的，而也有人推测，这笔钱是他的岳父大人赞助的。从这一点来说，正如有中国富豪异军突起，或是仓惶落马后，人们总会重新审视他当年的第一桶金是怎么来的。好奇心无罪。
如果是老丈人赞助的，你肯定会说，麦道夫这家伙也确实太幸运了，既娶人家女儿又拿人家钱财，便宜都让他一个人沾了。不过露丝老爸也不是傻瓜，他是看到了麦道夫的潜质──君不见，20岁出头的麦道夫刚到华尔街，聪明才智就发挥得淋漓尽致，他似乎总能找到与众不同的潜力股，正如他同时也被视为“潜力股”栽培一样。
尽管露丝从一开始就对麦道夫爱得疯狂，但就此说麦道夫利用了她的单纯、从一开始就在爱情温床和婚姻小舟里谋划资本阴谋，显然不尽合适。一来高估了女人的情绪在男人事业版图中的影响力，二来，想想1960年代的美国股市是什么样的一种情景吧，用一个中国化的词语来形容，那便是“野蛮生长”──一边是没有电脑化和网络化“小米加步枪”式的战斗，一边是电子交易平台的孕育和呼之欲出。遍地黄金，焉能视而不见？
相对应的，这厢是一帮老朽们以为财大就能持续气粗，那厢是麦道夫们蠢蠢欲动，从纷乱的“粉红单”市场（声誉不佳、不守规则或无足轻重的“避难交易所”，后被改造成OTCBB市场）完成资本原始积累，他灵敏的嗅觉使得他在证券进入电子化时代后如鱼得水，甚至在1990年代初当上了纳斯达克的非执行主席。而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麦道夫的公司在16年间曾8次受到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调查，老麦本人也曾两次受到SEC的直接质询。
麦道夫身上最大的可圈可点之处，在于他复杂的内心世界。他一边乐此不疲于自己得心应手的资源整合术（包括从亲人处借光，从朋友处融资以及做媒将自己的侄女嫁给美国证交会执法办公室前副主任），一边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必须外界证明自己的实力和强悍。这是一种多数人会遇到的纠结或者说是分裂的心理。到麦道夫这里，他的木讷性格，使这一心理表现为，将一个伟大的滚雪球计划深埋心中，守口如瓶，保持风度，直到证明自己不可一世的时候。只不过他忘记了给“不可一世”下个定义，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轰然倒塌了。
于是，人们惊诧于，麦道夫是那么信赖露丝──“他们无话不谈，没有什么事情不通过露丝”，他之前在华尔街的办公室的都是露丝支付的，从水电费到管账，一条龙式大管家，“露丝坐在她那间小小的办公室里，准备好支票簿，文件，那是一件近乎完美的工作效率，她的丈夫专门交易，他很有信心，因为他知道背后总有她的支持。”伯尼的长期秘书，在1980年代初也曾做过露丝助理的埃莉诺后来回忆称。但麦道夫却骗了露丝，600多亿美元的“庞氏骗局”她不曾知晓，甚至她的姐姐的父母创立的信托基金也在受害人之列。
麦道夫真的想骗他心爱的妻子吗？
愈堕落，愈有型
2008年12月11日，麦道夫因被指控诈骗650亿美元于今年被判处150年监禁。这位当年出差住尽豪华酒店的教父级的金融大腕，如今蹲在美国巴特纳联邦监狱，只能过清苦日子了。与东窗事发前他必须保持风度不同，在监狱里扫大院的麦道夫，不用再隐藏和掩饰自己的情绪了。
一年后，美国有媒体报道称，2009年10月，麦道夫在狱中参与了一场关于证券话题的争论，由于与另一位高龄狱友意见分歧严重，在20多位狱友围观下，两人在监狱的运动场爆发了“肢体冲突”，最终胜出的是71岁的麦道夫。不过，两个月后，麦道夫被送往监狱的医疗中心，外界怀疑是因为麦道夫在狱中与人打斗所致，美国联邦监狱管理局发言人否认打斗，但证实麦道夫患有“高血压和眩晕”。
正是由于麦道夫的先前的守口如瓶和分裂症，露丝在他被捕后能够安然无恙，这一点令骗局中的许多受害者无法忍受。《纽约时报》称之为“被纽约抛弃的女人”。露丝彼时对知道这一称号，因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她的消费受到检方的严格监控，她想订阅《纽约时报》，但被检察官驳回了，后者认为她这是“奢侈之举”。
露丝当然对别人对自己的评价并不在乎，麦道夫是她的整个世界。老麦被捕后，她就像只失落但心存希望的小鸟，她不认为自己的男人是个坏蛋──尽管麦道夫给整个犹太商人族群脸上抹了厚厚一层黑（一些犹太人甚至在此之后以一种公开的方式重视审视自己的价值观、信仰以及他们的文化，包括商业文化），她相信他会呆在家里继续品尝她和她做的好菜。可是这一切尽是幻想。当幻想破灭，她的优雅似乎一夜间消逝了，她呆在公寓楼顶阁楼里的阴影里，有时一呆就是一天，她甚至在大热天不开空调（是忧郁使然还是为了省钱呢？她之前在经济上是完全依靠麦道夫的，后来许多资产包括她的20多件珠宝被拍卖），她的一些好友会来看她（其中包括一些麦氏骗局中的受害者），就像到养老院看望一位无所依靠的孤寡老人一样。
露丝每周去狱中探望麦道夫一次，给她打气，与她在阁楼上的憔悴有所不同，她探狱前都会精心理发、化妆，她不想让丈夫看到自己的另一面，正如麦道夫几十年来一直不想让她看到自己的另一面一样。匆匆见面后，她回到家里，重新回到憔悴的状态，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她从没有把“背叛”这样的字眼放置到麦道夫身上，相反，她觉得一直以来是自己做的不够好，不够体贴，才让麦道夫独自承担了许多后来才知道根本不可能承担的重负，于是她陷入深深的自责当中。
麦道夫愈堕落，在露丝心中反倒显得愈高大。她的偏执让她面对麦道夫时萌生自卑，而从不管他做过或做错过什么。她从不曾察觉这种自卑，不过于她而言，正是这种自卑成为她的保护神──没有与麦道夫共进牢房──尽管果真如此，她可能也心甘情愿。
就在麦道夫锒铛入狱前不久，中国上海一位当年创业时与麦道夫一样借了岳父之光的知名的投资界人士，因为被老婆发现自己在外面有“外遇”，被迫在当地一家报纸的中缝里刊登了“忏悔声明”。假设麦道夫被露丝发现自己在外面有情人，露丝会怎么办？
她一定会非常吃醋，心生愤怒，但她同时还会回家赶快照镜子，努力寻找自己哪个部位首先让老麦没欲望了。“露丝总是觉得她没有她的大嫂玛丽（麦道夫哥哥彼得的老婆）更迷人。”她的一个朋友回忆说，“她总会说到玛丽修长的双腿。”
从女记者到女首富：吴亚军的冠军路
就像中国很多出身低微却突然变得富有的人物一样,很多人并不相信,吴亚军这个昔日的女记者,16年间能够无所依托地创下这么庞大的家业。在吴亚军的创业史上,确实藏着很多问号。
■南方周末记者 张华 发自香港、重庆
“房地产商们天天过年的情形是不可持续的。”今年4月12日,龙湖地产董事长吴亚军在香港露面时这么说。
这是龙湖地产的年报发布会。一身素衣、略胖、圆脸的吴亚军始终在脸上保持着一种得体的微笑。因为做过记者,她更知道如何面对媒体。
地产界有两位超级女富豪曾做过记者,一位是人和商业的戴秀丽(后随英国夫姓改名秀丽·好肯),曾在《哈尔滨日报》和《珠海特区报》做过记者,另一位便是龙湖地产的吴亚军,曾于1988年至1993年期间在《中国市容报》做记者,这是一份创办于1982年,隶属建设部(现住建部)城市建设司的报纸,现已停刊多年。
相较之下,46岁的吴亚军更为富有,也因身处地产业而更引人注目。如果从1994年下海算起,吴亚军在16年里的财富积累速度惊人———如今她已是39亿美元(约270亿元人民币)的身家,《福布斯》今年3月发布的“2010全球富豪排行榜”,将其列为“中国大陆女首富”。
除非迫不得已,吴亚军很少接受媒体采访。也许正因为她刻意低调,当龙湖地产以黑马的姿态从重庆一隅冲向全国、声名鹊起之时,外界对这个神秘的女人普遍感到好奇。杭州绿城的老板宋卫平甚至带领高管团队飞到重庆去讨教秘诀。
另一个业界熟知的故事是:深圳万科高层林少洲参观龙湖样板房,脱下皮鞋换上拖鞋进屋,当他出门再穿自己的皮鞋时,发现自己的皮鞋掉了个方向:先朝房间里的,现在有人将鞋摆放成向外。林少洲感叹:龙湖这个企业很可怕。
但就像中国很多出身低微却突然变得富有的人物一样,很多人并不相信,吴亚军这个昔日的女记者,16年间能够无所依托地创下这么庞大的家业。
不明来路的第一桶金
创业短短一年时间,吴亚军和蔡奎就能够再拿出750万元的真金白银,这部分资金从何而来,不得而知。
吴亚军至少在出身上并没有显赫的背景。1964年,她出生于距离重庆五十多公里的合川县(2002年成为重庆合川区),这里因古代战场“钓鱼岛”而闻名。如电影《岁月神偷》中的场景,住在合川营盘街一大院中的吴家并不富裕,大院十多户人家多年共用一间厨房。
1980年,她考入西安工业大学,学的是航海工程专业,对鱼雷控制系统颇有研究。而她的丈夫蔡奎,当年在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读的是通讯专业,熟悉导弹制导,后任重庆机场建设公司副总工程师,“以致公司内部有人开他们夫妻的玩笑说‘一个指得准,一个炸得狠’。”龙湖集团执行董事秦力洪说。
20岁大学毕业后,吴亚军进入一家国营仪表厂做技术人员,一干便是4年。直到1988年进入《中国市容报》做记者。一位曾于1990年前后与吴亚军同在这一报社呆过的人士对南方周末记者称,吴在做记者和编辑期间并没有太出众的表现,未曾引起同事们的关注。
但也许是在媒体历练过的原因,吴亚军口才甚佳,爱读书。在龙湖没有向全国扩张时,龙湖公司手册及墙壁上的“警言名句”,几乎皆出自她手。一位熟悉她的朋友对南方周末记者称,吴亚军从小喜欢看书,“中学时期常被抓住课堂上偷偷看小说,只是由于成绩优秀,老师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直到1994年,她借助报社平台,成立重庆佳辰经济文化促进有限公司,正式下海经商。公司的注册资本为200万元,当时有四个股东,中国市容报社、蔡奎、吴亚军的母亲高超和重庆亚泰工贸发展公司,各出资50万元,分别持股25%。而亚泰工贸的法定代表人是蔡奎。
据招股书称,第二年,这家公司的注册资本增至1000万元,其中吴亚军和蔡奎分别增加了480万元和270万元的投资,使得他们二人持股比例达到了85%,中国市容报社的持股量被大大稀释,几年后被两人全部收购。
创业短短一年时间,吴亚军和蔡奎就能够再拿出750万元的真金白银,这部分资金从何而来,不得而知。
“当时有十来个人左右,主要做装修、卖进口建材,”吴亚军在接受重庆一家当地媒体记者采访时称,“当时我在想,为什么做这个公司?先是生存,然后是挣钱,挣钱完了就是发财,我发财完了就是大家发财……”
龙湖借壳而生
谁也不知道,中建科为何在其投资的一家地产公司声名鹊起时,却开始出让股份。重庆地产圈人士惊愕之余,大都对吴亚军的“借船出海术”叹为观止。
吴亚军真正染指房地产业其实是在1995年。事实上,彼时的经济形势并不好,国家在进行宏观调控,当地的地产龙头国企———重庆市房地产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现为渝开发,000514.SZ)这一年的竣工面积只有5万多平方米。
而那一年,重庆佳辰公司一边增加注册资本,一边与一家颇有来头、名叫中建科产业有限公司(下简称中建科)的国企合资成立创建重庆中建科置业有限公司。公司成立伊始便将房地产业作为未来主业。合资成立的重庆中建科置业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元,其中中建科占比55%,吴亚军夫妇的重庆佳辰公司出资450万元占比45%。
中建科来头可不小,它隶属建设部和国家科委,成立于1994年3月26日(与重庆佳辰成立时间仅相差1个月),注册资本6000万元,注册地为北京,股东分别为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宁波鄞州新华投资有限公司、大鹏证券有限公司和重庆天河保险代理有限公司、重庆朝华科技有限公司等。
有意思的是,这五大股东中的两家后来都遭关张———大鹏证券于2005年破产清算,经纪业务被长江证券托管,而朝华科技股票至今已停牌近3年,“大鹏系”徐卫国和“朝华系”张良宾等均锒铛入狱。
重庆中建科置业有限公司成立不久后更名为重庆龙湖地产发展有限公司。然后吴亚军开始谋划第一个项目,即1997年4月动土的龙湖花园南苑。这一建筑面积超过20万平方米的住宅项目打了漂亮的一仗,项目品质、绿化及配套等均获得较高评价,于1998年11月被评为重庆市“十佳住宅小区”第一名。
值得关注的是,这个时候,大股东中建科开始分步退出,1999年7月以每股1元的价格转让11.25%的龙湖股份给吴亚军夫妻的重庆佳辰公司,使得后者成为控股超过50%的大股东。2003年10月,在多次转让之后,中建科将持有龙湖最后的5%股份转让给自然人吴亚军。
一直到2008年,中建科几乎成了一个空壳,营业收入不足600万元,亏损近160万元。
谁也不知道,中建科为何在其投资的一家地产公司声名鹊起时,却开始出让股份。重庆地产圈人士惊愕之余,大都对吴亚军的“借船出海术”叹为观止。更为蹊跷的是,这些股权转让事宜在龙湖招股书“公司历史、重组”栏中均无踪影。只有重庆佳辰公司于2005年才更名为“重庆龙湖企业拓展有限公司”等寥寥数笔介绍。
从首战告捷的龙湖南苑,到两年后的南苑,再到凭借“北城天街”进入商业地产领域,龙湖地产在短短的5年间就成为了重庆地产界的标杆企业之一。在这期间,近20位中央、部委及外省(市)重要官员都曾在当地领导的陪同下视察龙湖项目。
龙湖俨然成了当地政府的宠儿。最典型的例证莫过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除了上市计划被迫延后外,其并没有受到太大冲击,在重庆的市场份额反而从上一年的6%升至9%,销售收入也增长了16%。
“金融危机吓了我们一跳。”吴亚军在接受一家重庆当地媒体记者采访时说,“一百多年的公司说倒就倒了(指美国雷曼兄弟),我担心哪一天我们也被撞倒了,挺紧张。还好我们手头还有钱,负债在可接受范围内……”龙湖彼时主要做的应对策略是1个月内完成所有项目的预算调整。不过吴亚军也提到,庆幸当地银行没有“雨天收伞”。
龙湖在度过金融危机之后继续蒸蒸日上。今年4月12日,龙湖地产在香港发布的年报显示,2009年,龙湖的平均售价由上一年的不足5000元人民币升至逾9000元人民币,销售收入超过110亿元人民币,增幅超过150%,土地储备超过2500万平方米,主要城市为重庆、北京、成都、西安,若加上上市后及今年一季度新进入的杭州、青岛、无锡、常州、大连等地,龙湖在全国11个城市都有项目。
重庆地产界对龙湖的看法则趋于两极化,一些“外来者”甚至私底下称要“拆解龙湖”,而本地的一家地产企业却在当地一家媒体打出半版的广告,赫然称“向龙湖地产学习”。
抢地抢人
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中国农业银行总行和中国建设银行总行的领导甚至前来宽慰她,表态称会“撑着龙湖”。
龙湖在地产业迅速崛起之后,很多人都想知道吴亚军的秘诀是什么。
当被南方周末记者问到龙湖的“诀窍”时,吴亚军提到两点,一是“进入目标城市较早”,二是“密集投资,兼做商业,获得当地政府支持”。
重庆“北城天街”是吴亚军一个重要的加分项目。据重庆另一位地产商称,2001年他拿下重庆观音桥这一地块时,市场普遍不看好,没想到几年后成为了重庆重要商圈。2009年全年的租金收入超过1.2亿元。
龙湖也因此成为当地政府青睐的对象。引人注目的是,龙湖的拿地成本甚低,2009年平均成本仅为每平米1869元。
这样的低成本拿地策略被吴亚军复制到其他二三线城市。龙湖于去年底掷下35.7亿元拿下杭州四块地。滨江集团董事长戚金兴对南方周末记者称,这几块地皆位于杭州下沙区,相对比较偏远,几乎不会推高杭州地价或房价。杭州去年通过招拍挂卖地900多亿元,“老大”绿城集团和“老二”滨江集团的拿地成本分别约90亿元和67亿元。
龙湖密集投资的一个典型城市是常州。去年下半年龙湖分三次在常州拿地共耗费45亿元。在去年年底常州的一次共4块土地的拍卖会上,“外来者”龙湖独得两块,剩余两块分别为本地企业所得。一位参与竞拍的常州房地产商则称,龙湖进常州是当地政府重要的招商引资事件,“谁知道是不是打过招呼了呢?”
但这样做,不可避免会发生与同行的冲突。2009年初,龙湖和央企保利地产就在广东掐起架来。导火索是保利地产副总经理余英在博客中写下的题为《龙湖地产不受业界尊重的理由》,痛斥龙湖在广东省阳江市与保利抢地的“不道德”,并称保利地产总经理宋广菊曾在电话中一再向吴亚军表示,对于阳江市委市政府给予保利的承诺,“希望龙湖地产不要横刀夺爱”。
这一口水仗无意中暴露了地产龙头们与地方政府勾兑资源的行业潜规则。而吴亚军自始至终保持沉默,最后选择离开阳江,息事宁人。不过龙湖高管们心有不甘,私底下对记者坚称,“龙湖进入阳江比保利要早一年半。”
除了争地,抢人也是吴亚军的一大特色。龙湖向全国扩张,每到一处,必掀起一轮“挖角旋风”,连市场份额超过15%的常州地产龙头新城地产也倒吸一口凉气。新城地产常州公司总经理助理阙东岳对南方周末记者称,“去年龙湖进入常州后,通过猎头公司和高薪诱饵,从我们公司挖去不少优秀人才。”
吴亚军常称一些熟识的好友甚至被她招来的高管为“兄弟”或“哥们”,有人视之为亲切,有人则觉得太过江湖气。龙湖重庆公司负责人周德康等老部下是龙湖向全国扩张之前被吴亚军纳入麾下的,龙湖总部(北京)四个主要部门的头目,皆为吴最近几年的商场朋友或合作伙伴。“我当初从安徽飞到北京和吴亚军聊了三个小时,告诉她我有心加盟,但不懂房地产。”公司品牌部负责人秦力洪说,“最后她竟当场拍板同意。”
除了地方政府的支持,银行与吴亚军的关系也非同寻常。吴亚军曾在接受一位重庆当地媒体记者采访时透露说,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中国农业银行总行和中国建设银行总行的主要领导前来宽慰她,表态称会“撑着龙湖”。而龙湖上市前后,农行和建行又分别给予了龙湖170亿元和180亿元人民币的授信。
上市的诱惑
“2006年就有人来‘忽悠’我了,我也没想到公司会这么早上市。”
在做大之后,龙湖何时上市也成为重庆当地政府关注的焦点。而最早预言吴亚军将成为“女首富”的竟然是重庆市市长黄奇帆。
据《重庆日报》报道,2007年4月,时任重庆市副市长的黄奇帆在会见花旗银行中国首席执行官施瑞德先生时透露,龙湖地产年内可望在香港上市。他预测说,此次龙湖如果上市成功,中国内地首富的位置可能再次易主。
但黄奇帆的话当时并没有应验,龙湖此次上市最终因金融危机而搁浅。而在2009年龙湖再次冲刺并成功上市时,保荐人行列中增加了花旗银行(其他两家为摩根士丹利和瑞银)。
在吴亚军的棋盘中,龙湖于2011年上市为宜。而实际的上市时间却是2009年11月。“2006年就有人来‘忽悠’我了,我也没想到公司会这么早上市。”吴亚军说。
上市前夕,一位重庆当地媒体的记者问吴亚军,龙湖上市的同时失去了什么?吴的回答是:失去了不发展的自由。记者又问:“你对现在的人生满意吗?”“求仁得仁时就很满意,”吴亚军用了孔子的一句话说,“反之就不满意。”
吴亚军从拖着伤病的身体开始卖建材,到初尝地产业甜头并获得纷至沓来的荣誉时,也曾有过“小富即安”的想法,但后来龙湖加速扩张特别是上市之后,她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发展就是使命”。如在交往过程中给她留下深刻印象的日本最大房地产商森信托(MoriTrust)社长、八十多岁的森章一样,吴亚军也是个十足的工作狂,前两年平均每年单程乘机超过200次,她很少关注公司的股价,但不断在和投资人吃饭,且很多时候是一对一。
当年和吴亚军一起打拼天下的丈夫蔡奎,在龙湖上市前任执行董事、副董事长。后来辞去这些职务,“他现在很潇洒。”吴亚军说,“我和他有个私人公司,他现在在做一些一级土地开发整理、高尔夫等项目。”
大多数民营企业淡化家族色彩的做法都能赢得业界认可,而蔡奎辞去龙湖职务却并没有引起人们太多关注。也许是因为吴亚军夫妇一直刻意保持低调,又或许是因为人们自始至终关注的仍然是,吴亚军背后还有无其他“神秘人物”或权势家族。这一尴尬令吴亚军甚为烦恼。
南方周末记者在重庆采访期间,几乎每次乘坐出租车驶过“北城天街”时,司机都会指着林立的高楼,甩下一句话:“这公司的女老板背景很深。”重庆当地另一位身家数十亿的民营企业家也轻描淡写地对记者说:“她只是个代言人而已。”但没有人能为此提供证据。
今年3月,龙湖一位高管受吴亚军之托与南方周末记者聊天时说,“吴亚军肯定没有什么大背景,否则我们也不用这么累了。”这位高管开门见山,“龙湖进入北京和上海的第一个项目都是拿的当时的地王,谁愿意当地王呢,地王都是先烈,利润率不到5%。”不过在北京一些同行看来,这只是龙湖“放长线,钓大鱼”的一种策略而已。
【旁观富人圈】两个女记者和一个摩托男
南方周末记者 张华 发自重庆
戴秀丽和吴亚军年龄只差1岁,家族资产都在200亿元人民币左右,应是迄今为止中国做过记者的人群当中最富有的两个女人了。戴秀丽嫁给英国丈夫后随夫姓,又名秀丽·好肯。
两个都曾在媒体混过5年的记者,后来都搞起了房地产,不同的是,戴秀丽大学期间学的是中文,吴亚军学的是鱼雷控制。其次是各自产业形态的不同,前者是搞“地下商城”的,后者是搞普通的商业地产及住宅开发。
人和和龙湖可共用“凶猛”一词来形容。今年前几个月,人和商业在虎门、鞍山、赣州、武汉等地的项目全面开工,气势凌厉；而龙湖地产从4月份开始,开售楼盘的城市也新增了多座,其CFO林钜昌在香港的年报发布会上还告诉我们,龙湖今年会拿100亿到200亿元的资金去拿地。
戴和吴本人呢,也都是外柔内刚的风格。在为浐灞俱乐部(足球俱乐部,戴家产业)鼓劲的宴会上,东北女人的豪爽劲儿在戴秀丽身上暴露无遗。吴亚军亦如是,前不久龙湖的年报发布会上,她始终是一笑乐呵呵的模样,以至于坐在我旁边的一位香港记者扭头和我接耳:用内地的口吻来说,吴亚军真是谨慎乐观啊。
围绕戴秀丽家族和吴亚军家族的坊间质疑从未曾间断过,人们质疑前者所依托的人民防空洞工程竞争的不充分性,同时对后者的发家过程始终充满好奇。
与吴亚军的风光相对应的是同城的宗申集团创始人左宗申的失落。在左宗申的办公室里,放着一个手写的小黑板,上面是一幅表格,内容是他旗下两家上市公司(宗申动力和宗申派姆)每天的股价和市值情况———这里的市值指的是左宗申家族及职工持股部分的市值,小数点后皆保留两位数字。
与吴亚军的龙湖地产在全国遍地开花结果类似,左宗申张口闭口都是“产业和资本的结合”,借助资本市场的助推,他的团队正在全国甚至全球找“种子”,搞并购和整合。他告诉我,胡润前些时间还曾跑来重庆,向他介绍“猎物”。
但左宗申突然间又很失落地说,“还不如把企业卖给哪家国企呢!”
“这是玩笑吗?”他说不是,“又是禁摩,又是国进民退,有多少人在乎我的呐喊呢?”
左宗申失落的另一个原因是,他的女儿、今年28岁的左颖由于从小在国外受教育,现在即使回国了,也是全世界各地跑,不愿接老爸的班。
不过,左宗申比吴亚军年长10岁。谁也不知道,再过十多年,戴秀丽家族和吴亚军家族的企业会是什么样子,他们又会是何等心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