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的互动环节不断爆出一些好玩的花絮。过几天贴上来演讲内容与大家分享。王石演讲后接受了我的专访，就宗教信仰、拿地、政商关系、融资等聊了一下。他对国进民退的理解，颇有见的。下周四的《南方周末》上会有片断描述。
王石说他9月1号又要启程，到尼泊尔登山了，以便为明年的再次攀登珠峰热身。“明年爬完珠峰后我的登山之旅就告一段落了，接下来准备在滑翔机上破破30年前国内记录，然后准备花三年时间驾驶帆船环游世界......”
在别人高的时候他潜伏，在别人低的他隐身。王石无论在处世还是在地产界的驾驭艺术值得玩味。
刚收到出版社寄来的三本新书。王石的《徘徊的灵魂》，马蔚华的《感悟华尔街》，夏草的《上市公司48大财务迷局》。看完了第一本，约了王石今晚作专访。
《南方传媒研究》：财经人物报道的八点体会
文/张华（东方愚）
（本文今年7月初我为《南方传媒研究》写的约稿。当时正处低潮，原来想着到南太平洋小岛的惬意度假能让自己回过神来，没想来回来后状态并没有好转。于是盘点了最近一年来做人物报道的一些得与失，权当自我勉励了。现在回头看，当时写的乌七八糟一堆什么东西啊...）
在《南方周末》做财经人物报道整整一年了。做了大约20多人物报道，包括戚金兴、陈发树、徐文荣、杜双华、张锴雍、汪远思、邹锡昌、罗杰斯、兰世立、曹德旺、牟其中、柯希平等人，以及包括富二代接班（内地篇和香港篇）、首富十年变迁、年度悲情富豪盘点、民营书商掘金等话题的若干篇财富现象或人物群像报道。
今年6月份就想写点什么，但一直未能提笔。有些感觉是难以名状的，正如有些蜕变是潜移默化的。但最后还是写几句，若干心得吧。心得不是所谓的经验，当每一个人都打起当革命和创新的旗号时，我以前认为的那么一丁点经验也常被打落成一地鸡毛，所以也就不怕拿出来晒了。
一、和笔下人物的距离要适当。这其实是一句大白话。不过，财经人物与一般的新闻人物不同之处在于，他们真实的思维方式、行动逻辑，以及政商关系等，都比较隐蔽。就好像你发现一位衣着褴褛的姑娘，比惊讶于她竟是一身名牌更重要的是，她为什么要如此乔装改扮——哪怕她很主动很热情地一件一件掀起自己衣角，你也切莫太过激动，甚至憧憬未来俩人可能拍拖的情景。
今年3月下旬一天深夜，我在武汉的一家酒店酝酿写作《牟其中狱中岁月》一文，心里因白天采访时的震动而不能平静。我担心这种情绪会带到写作当中，于是搁笔，给吴晓波写了一封邮件，他很快就回复了：“面对商业人物和商业故事的复杂，以及对人构成的内心煎熬，是这个行业外的人们很少能感知的。一般人均以为，商业无非是金钱的游戏，冰冷得很，其实，它真的关乎人的堕落、成长与修炼。我与你常常有同样的心境，你不能沉溺太深，否则真的无法自拔。职业的道与术，入与出，是个纠缠得很的话题，任何人生或故事，说到头来，一定是无言。所以，有时候需退后三步，或有斡旋和创作的空间。”
二、未雨绸缪可少吃闭门羹。财经事件多数时候没有新闻现场，特别是一些在对方看来有些“负面”的事件时，你想以人物报道的形式呈现，难度是相当大的。但是，绝不可提前就降低对自己的要求，闭门羹正是给那些原本就想饿着肚子的人吃的。不到万不得已，不要放弃对鲜活人物的探寻，当然前提是，我们要尽可能深地打入对方内部，知道其算盘。
去年11月到郑州调查思达系崩塌事件，核心人物汪远思已一走了之。二号关键人物、导致思达系崩塌的地产业务负责人李建华仍在郑州，但已躲了起来。我通过当地的关系拿到她的手机号后打过去，始终是忙音。我便开始软硬兼施地给她发短信——我深信她一定能收到。可惜，短信发了10条，没有任何回音。我在第11条短信中写道：“李总，当初汪老板承诺给你的1个亿，现在兑不了现，知道你也不高兴，我专程从广州飞到郑州，就是为见你一面，看来这个面子你是真不给了。”李建华很快就回了短信：“半个小时后丹尼斯楼上的咖啡厅见。”半小时后我见到她，她第一句话就是：“你怎么知道1个亿的事？”
另一门功课是相对静态的自我修炼，比如读书，比如和同行交流，参加一些有价值的人物写作研讨会，以及分门另类将国内特别是欧美杂志一些优秀的财经人物报道存下来，横向和纵向对比研究，取长补短。拿读书来说，一方面，我们应当问一下自己，现在平均每月读书时间有多长，一个月能看几本好书，一年呢？另一方面，要会挑书、会读书，并且读书要杂，不能就财经而财经。现在的年代是一个混搭致胜的年代，就像人们常说韩寒是赛车手中文章写的最好的、作家中间赛车技术最好的一样一个道理。要不断多层次地充电，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做好读书笔记，并随时随地记录自己的创意。
三、对公司财报分析的重视。看财富故事，没有人不喜欢通俗易懂的风格。在这样的一种诉求下，不少媒体的报道开始娱乐化。娱乐化本身并没有错，但要看是怎样的一种娱乐方法。你可以在写哪位企业家打造产业链时加入“向赵本山同志学习”的发挥和比较，但如果你开始谈起了他和赵本山二人的面相，则离题万里了，因为你不是在给《知音》编故事。无论任何时候，财经专业的基本工具不能丢，一个没有看过或不会看财报的记者去和一家上市公司的老总聊天是会受到轻视的。反之则是另外一种情景。
这一块我一直在努力，尽管当年读大学和研究生学的都是财经专业，但对财报的“会看”特别是“会用”则有很长的距离，不过幸好这种东西比人情世故要好学一些。有趣的是，我到《南方周末》后的做的第一个人物就是去年5月刚上市的杭州滨江集团的董事长戚金兴。之所以选择他，一方面是因为去年逆市上市的地产公司寥寥无几，二是我发现滨江的招股书中很多地方很“怪异”，研究了几天后自认为看出了些道道，然后又请一位会计师朋友帮忙，她提出了一些看法。这些功课在后来在杭州的采访过程中至关重要，尽管一些所谓的问题和国企改制等大背景息息相关，但因为知己知彼，对方对来访者的态度很快由排斥变为了配合和尊重。
四、对人物性格的描述要放到一个立体坐标中。美国学者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在《异类》一书开头就提到生物学家们经常讲到的环境适应学：森林里长得最高的橡树之所以长得最高，是因为种子最坚硬，没有别的树木遮蔽他的阳光，土壤肥沃，没有野兔来啃过树皮……“我们知道所有的成功人士都来自一粒坚硬的种子，但我们是否知道照耀他们的阳光，根植他们的土壤，是否知道他们能够幸运地躲避过的野兔或伐木工人的遭遇？”事实上，多数中国记者容易将笔下的人物符号化、标签化。譬如总习惯在巴菲特的名字前加上“股神”这一形容词，提到乔布斯便会说他是苹果公司的“灵魂人物”。而在艾丽斯•施罗德（巴菲特传记作者）和杰弗里•扬（乔布斯传记作者）笔下呢，前者是一个有七情六欲的普通投资者，后者则是一个不断纠正自身专断、傲慢等性格缺陷的普通人。
今年3月份我到福建做曹德旺的报道（《曹德旺:桀骜、狷狂与幸运》）。之前他因为有意捐出自己所持旗下公司股份的六成（近40亿元）而广受关注。当多数人冠之以各种各样的中国式称谓时，我发现真正使之做出捐股决定的因素其实是家族企业传承遭遇尴尬;当人们开始对他的佛学理念萌生兴趣时，我好奇于，一个一直以来性格狂躁的人，真的像他自己所言的一样，对什么都看淡看空了吗——这不是质疑，而是一种客观的解剖，再说《南方周末》也从没有不明不白拍人马屁或以一种高姿态示人的传统。但曹德旺后来大发雷霆，甚至亲自打电话对我痛骂一通，骂得很难听。对于一个当惯了老大听惯了赞扬的人来讲，这一结果似乎是意料之中的。
一位企业家没有一个立体的坐标容易受到多方面的掣肘，而一名记者不将笔下的人物置于一个立体坐标中则容易一叶障目。
五、文章应围绕一种冲突，最好能一气呵成。一百个人眼中就有一百个哈姆雷特。财经人物是很难写的，特别是能写到实处或进入他的内心世界。但是不能就此而顾虑重重，也不要想着面面俱到，那样只能让你的顾虑更重。一篇人物报道也就三五千字，最好围绕一种冲突为宜。而当采访充分，框架列好，导语写好了，最好一气呵成，其实写作也是讲气场的，如果写写停停，琢磨半天再写，最后写出来效果一定不会好到那里去。而如果很多时候会觉得不知道从何说起。这是写作技巧的范畴了，得另行补课。最笨的办法是，先写所列框架中的各部分，最后来写导语。
譬如去年9月我在日照采写杜双华的报道（《二号富豪的三张脸谱》），后来虽然洋洋洒洒写了五千多字，但其实结构和冲突非常简单，那就是，一个神秘的富豪，在不同人的面前分别是什么样子，我逐个突破，分别找到了答案：企业家、江湖老大、捐款大户。然后在三张脸谱下分别找更小的冲突，譬如，什么样的商业模式使得他执掌的日照钢铁的效率高于普通钢企，“江湖老大”的性格发端在哪里，一下子捐出1个亿的背后博弈是怎样的？等等。同样，在写陈发树、邹锡昌等人物报道时，均是抓住一点，触及别处为宜，譬如去年9月写陈发树，从新华都的团队入手，从唐骏到新华都百货、旅游、矿业等负责人来反向还原真实的陈发树，这样更接地气，却也更省力。
六、群像写作的空间非常大。经常有人说，你发现了一个现象，并且找到了两个例子，那么，再找一个，它就是趋势了。写这篇心得的时候，我正在给本报写一篇人物群像的报道，郭广昌、丁磊、刘永好等人集体养猪。三人传出养猪消息的时间是不同的，郭是今年6月，丁是今年2月，刘永好本来就是这个养殖行当的。在三个不同时点，多数媒体大都分别做过三人养猪的新闻甚至人物报道，丁磊养猪甚至成了娱乐新闻。但在我看来这些报道都没真正写出一种味道——不是猪圈里的味道，而是宏大图景的味道。我们更应当从人物的细节故事中，咀嚼出中国现代农业和消费产业的投资热来，这种热潮下，既有郭、丁、刘三人及高盛，分别以财务投资、实验式、百亿手笔、曲线收编等形式的乐此不疲，又有譬如一些中小企业争当“中国养猪第一股”的荒诞故事，这样来写，我认为是一篇有厚度有立体感的人物报道。
这一年我陆续写过一些人物群像。譬如金融危机延缓富二代接班、民营书商的新财富游戏等。但我觉得写的很一般，离我当初设想的还有一定距离。实际上财经人物群像的写作在中国还没有成气候，这也是我认为有潜力可挖的原因。我今年也有意加大这一块的采访和尝试。人物群像对于写作本身的一个“好处在于”，避免了当你面对只有一位大牌财经人物时的无从下笔——现在则容易得多了——一处共同点，一个大背景，一群苦乐者；另一个好处是，你可以打破单纯从财经界取材的桎梏，尝到混搭的乐趣，譬如我一直想写一篇文章，通过细节和故事比较一下赵本山、周星驰和吴宗驰的商业模式，我想到这一选题的原因是，赵本山的本山传媒帝王现在如日中天，周星驰于今年五月成为香港一家公司的大股东，吴宗宪更是不久前更为台湾一家老牌上市公司的董事长。
七、观点的揉合和特稿的尝试。新闻专业主义说，要力求平衡，写作时不应有个人倾向。我认为在做财经人物报道时，如果坚持这种想法，效果反而会打折扣。从读者这一角度可略见一斑。关注普通社会人物报道的读者，你把核心人物的喜怒哀乐和命运变迁呈现出来，就基本上成功了，而关注财经人物报道的读者，他们往往是一只手拿着报纸，一只手握着自己钱袋子的。尽管我们不是一份投资建议报，但没有观点就等于没了灵魂，问题便是你怎么样合情合理地通过细节把观点揉合进去。如果你心有余悸，那么至少可以抛砖引玉，比如做柯希平的报道，4月27日解禁成为他投资风格转变的分水岭——以前的慢条斯里变成了如今的气势凌厉，那么，他的一掷千金会不会最后成为几幢烂尾楼呢，他的团队足以支撑一种稳健投资风格的可持续性吗？诸如此类，尽管不能明讲，但可以围绕这一个方向去采访调查，最后用一些冲突的细节或疑问来表明自己的观点和担忧。
上文我提到财经人物群像创作的空间很大。其实财经人物特稿的写作同时非常有趣，当然要求更高一些。而财经人物群像的特稿创作，难度则更大了。今年5月份我再一次到福建——上杭县即紫金矿业所在地。本想着就到金矿山看看的，没想到在那里发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财富现象。10多年前因为建电站一座村庄的林地被冲毁，在获得的补偿中，部分费用以紫金矿业原始股的形式呈现，而没有人想到，这部分原始股十年后翻了700倍，140万变成了近10个亿。一夜抱得数百万甚至千万元财富的家庭出现了一大片，然而巨额财富没有并没有带来太多的兴奋，反而更多的是嫉妒、埋怨、诉讼，甚至与紫金矿业之间大规模的对抗……这样的选题若用人物群像特稿的呈现出来，比单独写紫金矿业董事长陈景河的人物报道有更精致、更引人入胜——有的时候，以一些小角色的财经人物来带大人物的报道形式同样可取，冲突性会更强一些。可惜，我习惯了以平常的商业逻辑来写群像，虽然一幅图景也描绘出来了，可是养分少，太干了。如果不想糟蹋好的题材的话，多尝试做一些特稿类型的财经人物报道和财富群像报道吧。
八、内心格局要大，同时应有敬畏心。每一篇报道的最终呈现形式是文字，但采访过程中应当忘记这一点。不要为了采访而采访，为了调查而调查。应当把自己识为商业世界中的一个冷静的观察者，他应具备专业知识丰富、沟通和变通能力强、大格局的特征，这三方面是相辅相成的。而内心格局的大小是能否能驾驭每一次采访的决定性因素，尽管这需要时间的积累，但至少能逼着自己思考问题时思路和视野开阔一些，看问题时离本质更近一些。
我比较遗憾的一次经历是去年在厦门采访紫金矿业董事长陈景河时。彼时所做功课不足，对中国黄金产业的了解均系网络搜索和道听途说，所以在采访过程中头重脚轻。离开时，陈景河打量了我一番说：“你很年轻啊。”这句话让我无地自容，刺激我回来恶补。如今对“边界品位”等计算矿业储量的主要指标倒甚为了解，对多数黄金生产企业喜欢包装概念的荒诞现象如数家珍，更重要是使自己对黄金产业的未来趋势有了一个轮廓——基于自己实地调研和分析而非别人灌输的判断。
有趣的是，最近我关注“企业家集体养猪”话题，在跟一些业内人士谈到养猪产业时，谈了一下自己关于未来“炒猪团”，以及养猪企业混淆概念做大市值的路径选择等方面的一些看法，这使得他们以为我边作记者边养猪。其实，我真想告诉对方，有些东西是触类旁通的，譬如养猪和采金是相通——猪肉越贵或是金价越高，都说明通胀离我们越近啊。
写作本身也需要大格局。如果就事论事，显然干瘪。视野的大开大合则是另外一种效果。凌志军和吴晓波在这一块是榜样。前者在《联想风云》中写到1984年的联想起点时，大笔墨地描述此时美国硅众的景象；后者在写牟其中因《中国向何处去》的文章入狱时，同时提到另一位看似不相干实则共同反映时代背景的人物——杨小凯同一标题的文章同时入狱。管中窥豹，可见一斑。
和财经人物接触时能不愠不火地驾驭交流过程，写作过程中又能做到细节和恢弘的并行不悖，自然是再好不过了。不过，不要因此而盛气凌人，要始终对笔下的财经人物保持一份敬畏心。哪怕有时觉得有点“土”的企业家，我也会努力去发现他身上的闪光点，再“土”也能创业成功并将企业规模做了上去，身上一定有可贵之处。这样做不一定是为了采访和写作本身，更是为了我们对商业世界的真实感知和思考——在中国没有人相信财经记者会将太长的时间贡献给新闻这一行当。武装文章同时，更应当武装自己谦卑而不愚钝的品质，和细致而不失大格局的洞察力。《古兰经》中写道：“你们中最尊贵者是你们中最敬畏者。”
（作者张华系《南方周末》财经记者，个人博客 http://www.zhanghua.org ）
钢铁业资本大角逐——国资外资民资三方博弈样本
【新中国六十周年系列专题之三·资本复兴】
http://www.nanfangdaily.com.cn/epaper/nfzm/content/20090820/ArticelF34003FM.htm
□南方周末记者 张华
新中国初期中共中央接管了30多家钢铁企业，直到1987年，鞍钢等5家钢企引入外资，10年后，民营钢企开始大量涌现，三种资本力量开始同台唱戏。但最近钢铁业国进民退、力拓事件、通钢惨案的集中发生，凸现了国资、外资和民资这三种资本的激烈博弈
55岁的张晓刚多少有些尴尬，他执掌鞍钢集团两年，中国钢铁业便经历了一次大俯冲。人们想起英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狄更斯在《双城记》开头的那句话：“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
2009年7月9日鞍钢开工60周年庆典上，这位鞍钢党委书记、总经理豪情不减，回顾了鞍钢60年来的发展历程、成果和经验，并宣称下一步的目标是6年内年产钢进入世界钢铁业前10位。
这一天，鞍钢的股价（A股）涨了一分钱，不过与鞍钢上半年巨亏15亿元人民币相比，这也算是“周年献礼”了。要知道，鞍钢2008年大赚近60亿元。
共和国60年中几多沉浮，无论是1952年中共中央做出《集中全国力量，首先建设鞍钢》的决定，还是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时期“赶英超美”“以钢为纲”的口号，以及“文革”期间中国钢产量随政治斗争“蹦极”的戏剧性，人们回忆起这些往事时，缅怀历史的情愫远超过了对钢铁业本身的再审视。
尽管中国的钢产量的倍增速度令全球震惊——1949年不足16万吨，1979年超过3000万吨，而2008年突破了5亿吨，60年间从不足世界钢产量的千分之一到占到四成江山，但“世界第一产钢大国”背后的隐忧却与日俱增，2009年国务院发布的《钢铁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直陈“钢铁行业长期粗放式发展积累的矛盾日益突出”，首要问题即盲目投资严重，产能过剩。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也于6月中旬至7月初，半个月的时间内到河北、山东、山西等钢铁企业调研，指出必须淘汰落后产能、加快兼并重组。
颇具反讽意味的是，就在张晓刚深情回顾鞍钢60年历史时的同一天，上海国安局对“力拓间谍门”事件正式表态：胡士泰等力拓驻上海办事处人员2009年以来采取不正当手段，通过拉拢收买中国钢铁生产单位内部人员，刺探窃取了中国国家秘密。5天后，坊间传出事件涉及多家钢企高管，包括首钢、宝钢、莱钢、济钢，以及鞍钢；鞍钢紧急辟谣……
力拓事件给中国钢铁业泼了一盆冷水，它让人想起“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坊间俗语——尽管很少人真正感受到了揶揄和嘲弄。中国企业总是在产能上你追我赶，却在整个产业链的建构和话语权的争夺中步履蹒跚且日益分化。
虽然8月17日中钢协与澳大利亚第三大铁矿石供应商FMG签订了降价35％的半年期协议（降幅比力拓给日韩钢企的降幅要优惠两个点），但要知道FMG的第二大股东即为中国的华菱集团，而中方接受了FMG提出的在中国巨额融资的附加条件。
少赚4000万元美元换取60亿美元的融资，难怪FMG首席执行官安德鲁·福斯特不断秀着自己中国心以示“投桃报李”。
形成对比的是，从1981年鞍钢利用澳大利亚的资金与技术对车间进行改造至今28年的时间当中，中国钢铁业从来没有走出对外资参股左右为难的窘境。虽然中钢协始终是一副强硬无比的姿态，强调“要严格控制外资进入中国钢铁企业”，但它揣摩不透、也无法支配地方政府的意愿，于是安赛乐满心欢喜地进入了山东，米塔尔兴高采烈地进入了湖南。
其实外资从来不是洪水猛兽。但很多时候却被鲜明地标注为“异己”。而为走出各自为政的怪圈，同时借鉴日本、韩国、欧美诸钢铁强国地位在上个世纪的几次并购浪潮中得以确立，新日钢、浦项、米塔尔等钢铁巨头在此间诞生的经验，向来有着“西学中用”习惯的中国钢铁业最近几年开始提高产业集中度。
官方的规划是，到2011年，中国形成宝钢、鞍钢、武钢等几个年产量在5000万吨以上的大型钢铁集团。
一项事物一旦得到最高指示和支持，便会出现井喷现象，这是中国特色。向来被称为“工业经济脊梁”的钢铁业在新一轮的重组号角下几乎提出了和奥运会一样的口号：更快、更高、更强。鞍钢重组凌钢、宝钢重组广钢韶钢和宁钢，河北钢铁集团与山东钢铁集团相继挂牌等，无一不进行得如火如荼，它同时又像是一场军备竞赛——宝钢提出2012年实现8000万吨产能的目标，鞍钢亦不甘示弱，称无期规模也将达到8000万吨，河北钢铁则欣喜于产能超过了宝钢从而坐上了“头把交椅”。
有人质疑，这种新型大跃进式的抱团就一定能驱除钢铁企业的心魔吗？
未曾料到民营钢铁企业成为了最先在新一轮钢铁业重组大潮中最先倒下的“异己”。宁波钢铁的民营股东复兴集团和建龙集团将所持股权转让给了宝钢，郭广昌和张志祥挥手离开，不带走一片云彩。
人们想起当年张之洞当年办汉阳铁厂时的情景，西方人彼时称之为“中国觉醒”的标志。但最后不得不改为官督商办，并向洋行借款。110年过去了，中国钢铁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不过，不同资本力量之间的博弈从未消减过；当然，最后胜出的，一定是国有资本。
山东钢铁集团没有宝钢那么幸运。它从2008年初开始收编山东最大民营钢企日照钢铁的大计，一波三折，频频遭遇日照钢铁掌门人杜双华展开多层次的“反狙击”，甚为光火。
滑稽的是，收购战甚至“成就”了杜双华，一方面，他在2008年10月不得已选择“割肉”，最短时间内消化高价矿，避免了未来更为猛烈的业绩亏损，另一方面，他另寻怆途，通过资本市场自卫成功——2009年5月19日，香港上市公司开源控股通过了以52亿元港元收购日照钢铁部分资产的决议－－杜双华完全变被动成为了主动。
与鞍钢类似，山东钢铁今年上半年巨亏近13亿元，而日照钢铁盈利超过5亿元，这种反差为人们质疑“国退民进”缺乏章法增加了筹码，山东钢铁无奈回应道，不能以盈亏论英雄。而这句话中的潜台词更让人心生联想和颤栗。
山西最大的民营钢企海鑫钢铁同样被太钢集团盯上了。不过与杜双华凌厉的反击相比，李兆会家族则要温和得多，一边是“来者均可谈”，一边是“我自向天笑”。
纽约大学教授威廉·鲍莫尔在《好的资本主义，坏的资本主义》中比较了国家导向型、寡头型、大企业型、企业家型等四种资本主义形式的利与弊，显而易见，第四种形式正从我国钢铁行业消减甚至逃遁，随之而来的是高昂的扯皮成本。
几乎与鞍钢60年庆典同时，东北另一家钢企——通化钢铁（通钢）的后院“起火”了。因不满建龙钢铁参与重组，双方矛盾不断激化，半个月后达到顶峰，通钢总经理陈国君遭群殴致死，当天晚上，吉林省国资委宣布建龙集团退出通钢重组，群众抗议方始结束。
其实重组通钢者差一点就花落鞍钢，不过因为鞍钢与吉林国资委最终无法达到一致，最后牵上了建龙集团的手，并成为了陈国君宿命的发端。不过，这似乎并不意味着如果当初鞍钢参与重组就万事大吉——与其说陈国君是民营钢企参与国企改制的牺牲品，不如说是社会各利益群体在矛盾长期积压和对峙下集中爆发后的一个倒霉蛋。
不到一个月后，几乎同样的事件在河南上演，因工人不满河南凤宝钢铁参与改制，河南林州钢铁发生工人大规模围堵事件，濮阳市国资委一位副主任被困4天。
国进民退、力拓事件、通钢惨案的集中发生，不但把中国钢铁业的腐烂棉絮掏了出来，还将其中强势利益者见风使舵的劣根性暴露无遗。60年钢铁断代史，是中国资源性行业三资博弈的一面镜子。
http://www.nanfangdaily.com.cn/epaper/nfzm/content/20090820/PageF33CJ.htm
□南方周末记者 张华
编者按：资本的力量就是国家的力量。资本由商业行为创造。商业的重新出现与壮大，商业社会的重新发育与成熟，是新中国成立60年历程中最耀眼的变化。
伴随资本在中国从消亡到复兴，中国人的商业财富也历经停滞，萌发与井喷。仅从2002年至今的7年间，中国普通家庭存款就从6.4万亿元上升到25 万亿元。增速更快的可能是中国的国有企业资本，它们从1952年的238.60亿元暴涨1200倍，在2006年就达到了29万亿元。
商人是资本复兴的最大得益者，新的富豪群体正在重新形成。无论结果如何，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试图挤进这个阶层，他们把对实现财务自由的强烈渴望转化为坚韧的创新精神，并因此开创了中国的全民创富时代。
2009年8月15日对吴仁宝来说不同寻常，这位已进入耄耋之年的江阴华西村老书记，于这一天收下了几位“徒弟”，其中有沙钢集团董事长沈文荣之子沈彬、波司登董事长高德康之子高晓东等人。
这无疑是中国企业史上颇具戏剧色彩的一页。老一代饱含“政治情怀”的乡镇企业家，和数位曾留学欧美并被外界贴上“富二代”标签的企业少帅盘膝而坐，他们的交集引人遐思。
柳传志当时也在场，他问吴仁宝的儿子吴协恩：“你对‘富二代’持什么态度？”这位已经45岁的华西集团二代掌门人抿嘴一笑说：“第二代一定会超过第一代的……社会不必担心‘富不过三代’，最起码江阴的第二代没有问题！”
“最起码第二代没有问题”，吴协恩既给自己打了气，却也留下了一丝惆怅。在一个政经体制急剧变革的年代，家族传承无异于一把双刃剑，它既可能成为将家族产业做大做强的一把利器，却也可能成为一块绊脚石。
而若将视野拓宽到新中国60年的长河中，普通中国人的财富创造方式和财富观，不断发生着更为剧烈的变化。一个平民创富的时代正在到来。
兴奋与宿命纠结的年代
吴仁宝和鲁冠球的 “政治情怀”与变通能力的结合，使得他们在财富创造年代到来之前就已如鱼得水
“平民创富”在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改革开放拉开帷幕的30年中，显然是一个“不可能的词汇”。1953年10月开始的“社会主义改造”，几乎将个体工业和商业领域的私人资本与财产收编殆尽。4年之后，私营和个体经济占整体经济的比重从建国初的近七成，下降到了不足3%。而经过1960年代中期开始的十年文革浩劫之后，个人经营性财产就像恐龙一样——灭绝了。
中国内地第一份个体工商业营业执照是于1980年12月11日颁发给一位名叫章华妹的浙江姑娘的，不过，早在1969年那年，有两个人不经意间已拿到了开启一个隐性创富时代的金钥匙——吴仁宝和鲁冠球。彼时吴仁宝41岁，而浙江小伙鲁冠球仅24岁。
吴仁宝当时任华西村党支部书记已12年，他于这一年偷偷创办了一个五金加工厂，而正是这一次“地下行动”，使得20年后华西村有机会成为了中国轰动一时的“亿元村”；而年轻的鲁冠球在1969年同样没有想到，自己筹资与几位同乡合办的毫不起眼的打铁铺，正是日后“万向系”这一偌大的产业和资本王国的原点。
华西集团和万向集团2008年的营收分别为451亿元和408亿元，居“中国企业500强”的第99位和第112位。吴仁宝现在不时仍会发表一通“为人民服务”的高论，而鲁冠球在2009年7月8日万向创业40周年的纪念纪念日上，不请领导，不办酒席，却不无深情地发表了题为《将“奋斗十年添个零”进行下去》的讲话。
如果说吴仁宝当年的地下五金厂开工无阻得益于他的支部书记身份的话，那么鲁冠球办打铁铺便是属于那个年代的“平民创富者”，当然，鲁冠球顺利迈出第一步与受到当地公社的支持同样密不可分。
和其他出生于1949年前的创业者或乡镇企业家有所不同的是，尽管吴仁宝和鲁冠球均有着一定的政治情怀，但他们的变通能力要更强一些，这便使得他们在一个财富创造的年代姗姗来迟时，无论进退都能分得一杯美羹。吴仁宝亦常拿当年天津大邱庄“庄主”禹作敏为镜鉴：“他应该多听听群众意见和领导意见”，而为应对本轮全球经济危机，吴氏父子通过购买债券以及股票及期货投资的形式来对冲风险。
“我们还是只猴子”，鲁冠球谦逊地说。而“鲁式猴经”的精髓是——选择性蛰伏，或曰“一保一放”。“保”是指保守，也指与当地政府之间维持一种长期的“联盟”关系——不过红线，但通过“多予少取”为以后的变通作烘托；“放”是指扩张、多条腿走路，以及“少食多餐”式的海外并购。
1991年，万向产值过亿。这一年的5月，鲁冠球成为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人物。同时引发海内外震动的，还有一位比他大5岁、名叫牟其中的商人在这一年用轻工产品从俄罗斯换回来四架民航客机。牟同样是平民创业者，不过，他的“政治情怀”太深了，以至于8年后受到羁绊锒铛入狱，而在狱中仍念念不忘将来重见天日后重新树起“南德”的牌子。
和鲁冠球同岁又同乡的另一位商人——宗庆后，也在1991年书写着自己命运的传奇——兼并杭州罐头食品厂，成立杭州娃哈哈集团公司。几年后，他又不假思索地引入达能等合作伙伴，不过，这也成为日后闹得不可开交的“达娃之争”的发端。尽管宗庆后最终占了上风，但他大打民族牌的作法也招致了颇多非议;而支持者则说，这并非宗庆后的错，而是一个时代和一个群体的宿命。
创造性破坏的边界
尽管山寨革命听起来难于与信息革命及新能源革命同置一个台面，但从财富创造层面来看，它们却是不分伯仲的——均属创意和趋势性产业，以一撬十的财富杠杆原理浸淫肌理。
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在近100年前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中视企业家为创新的主体，并称其作用在于“创造性破坏”——通过创新性地打破市场均衡来获取超额利润。
如果说1990年代之前中国的“平民创富”具有某种时代宿命的话，那么上世纪最后10年中国企改制和由IT产业引发的全球新一轮信息产业革命，以及如今被称为第四次产业革命的新能源热潮，则于更宽阔和更深远的空间和范围内为创富提供了契机，而规则的并不明晰又给愈演愈烈的“创造性破坏”找到了一个发泄通道。
生于1975年的彭小峰是被人津津乐道的创富代表人物。多数人惊诧于一个有点木讷、原先做劳保产品贸易的江西小伙，怎会在短短几年会摇身一变当了一回中国的“能源首富”。但这却是事实——从彭小峰与江苏新余官员提及光伏产业，到赛维的工厂投产和获得注资，再到赛维登陆纽交所不久后彭小峰以400亿元身家成为胡润能源富豪榜首富（2007年），只用了短短两年时间。
施正荣是另一位能源大腕。与彭小峰的白手起家不同，科学家出身的施正荣并不属于“平民创富”的行列，但他的创富速度同样值得一提，从2001年无锡尚德成立到2006年登陆纽交所，5年时间施正荣的身家暴增至逾150亿元。值得关注的是，耶鲁大学教授陈志武在《施正荣为什么比乾隆皇帝更富有》的文章中，把这一神话的基因归因为资本全球化推动下的“西技东渐”。
不过“西技东渐”也带来了“山寨现象”的如火如荼。和彭小峰同属兔、比他大12岁的天宇朗通董事长荣秀丽打造的“天语”手机，三年内在中国的市场份额占到了近两成，甚至超越摩托罗拉，成为仅次于诺基亚和三星的三强品牌之一。2008年，天宇朗通的销售额超过50亿元。
“山寨现象”引发了各界的热议。不过最后无疾而终——重要的不是山寨的存在，而是如何看待它所带来的变革。
其实山寨热潮并不是新生事物，2000年，“胡润百富榜”创始人胡润到重庆拜访62岁的尹明善，尹毫不忌讳地告诉胡，他的战略之一正是打擦边球——公司名称“力帆轰达集团”之“轰达”，即为“Honda”（本田）的谐音。而当胡润走进一车间时，更是大吃一惊——一辆本田摩托车躺在地上，被大卸八块，力帆的技术人员正在研究和学习本田的技术与构造。
力帆轰达集团于2001年就改名为力帆集团了。不过，尹明善的擦边球战略延续至今，2009年上海车展上，他的新车型力帆320因外形酷似宝马“Mini”而再受争议。此时，山寨现象已风靡大江南北，力帆总部所在的重庆市几个区县也在争着组建重庆的“山寨基地”。
“我觉得山寨现象里面有巨大的智慧和创新，”重庆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黄奇帆说，“山寨企业的模式，和欧洲名牌手机制造商把产品放到亚洲生产的模式，实质是一样的。只不过是山寨在价格上更便宜，老板从洋老板变为土老板……我们应认真研究山寨经验，造就一批山寨大王。”
尽管山寨革命听起来难于与信息革命及新能源革命同置一个台面，但从财富创造层面来看，它们却是不分伯仲的——均属创意和趋势性产业，以一撬十的财富杠杆理念浸淫肌理。
不过，它也绝非是单边上扬的永动机，如果没有尽快从产业链等角度入手，在商业模式上有所变革和提升，如果对商业伦理等创始性破坏的边界视而不见，所谓的革命往往成为昙花一现的代名词，甚至还会惹上一屁股官司。
遍地黄金时代的来临
洗脚的和卖筷子的咸鱼翻生，甚至要登陆资本市场，这种革传统行业之命的快意，和风险投资者独具慧眼的融合，似乎预示着一个遍地黄金的平民创富时代的到来。
中国人对创富的热情从未消减过，只是他们在遭遇羁绊时容易迷茫、心态复杂，而又缺乏导师和备用金。这就像当年达·芬奇刚刚画完《蒙娜丽莎》后，蒙娜丽莎那微笑引发人们的遐想和猜测，有人说那是和蔼可亲的温馨，但也有人从中读出的是多愁善感式的忧郁。
重庆商人郭家富和浙江商人郑承烈要幸运得多。他们算是同龄人了，前者生于1969年，后者生于1970年，分别是重庆家富富桥保健按摩公司董事长和浙江双枪竹木公司董事长。他们分别获得了相同数目的风投：3000万元，前者的投资方为江南春个人，后者的投资方为浙江华睿投资公司。
人们很难想象，一家洗脚公司和一家筷子公司，竟如此炙手可热。家富富桥目前拥有数百家家连锁店，去年营收超过10亿元，有人甚至按照57%的行业利润，和郭家富夫妇80%的持股比例，及40倍的市盈率，估算出郭家富夫妇的身家超过200亿元人民币；而双枪竹木颠覆了行业公司陈旧的理念，最贵的筷子一双售价为500元，却仍甚受青睐，去年营收超过2亿元。
郭家富和郑承烈的成功得益于商业模式的革命，这种革传统行业之命的快意，和风险投资的完美融合，似乎预示着一个新的平民创富时代的到来。如果说玩转新能源是一种趋势投资的话，那么往后看——重新审视传统行业，同样可能发现遍地黄金。“其实应该说我们是新兴产业，而非传统产业。”郑承烈说，他显然想与旧观念“划清界限”。
现代农业和养殖业也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养猪、养牛、养羊的，卖饲料的，亦开始对上市津津乐道起来——最近便有广东海大集团首发上市申请将于8月21日过会。而在今年上半年，“丁磊养猪”成为热点词汇，刘汉元把通威饲料的大旗插向了越南，而刘永好则多次声称5年内将把新希望打造成全球最大的饲料企业……
和“洗脚大王”及“筷子大王”的模式不同的是，农业和养殖业投资热潮是基于中国刺激内需政策和对未来通胀之经济周期的预期和判断。
遍地黄金的收割者不仅仅是产业资本，更有金融资本。譬如，从1992年管理的资金2000万美元，到2008年的逾20亿美元，IDG(美国国际数据集团)在16年里内管理资金的数量增长了100倍。李彦宏、张朝阳、沈南鹏、马化腾等财富新贵背后都有着IDG的身影。
2009年8月14日，第一届创业板发审委正式成立，这意味着创业板推出真正进入倒计时了。这一天，对创业板的推出饱含期望却不断收获失望的IDG资本创始合伙人熊晓鸽百感交集。
不过IDG主要投资的是互联网企业。如今许多投资人开始在农业及畜牧业等领域深耕细作。与其说它们独具慧眼，不如说终于开始苏醒。以饲料行业为例，从1992年起，中国的饲料产量连续17年稳居世界第二位，截至2008年，全国饲料工业总产值超过4000亿元，然而A股市场上的饲料股票只有区区十余支。
尽管在一个平民创富时代里，赌徒与炒作等元素往往相伴而生，甚至愈演愈烈。但正如赛车手韩寒“没有山寨就没有新中国”式调侃所隐喻的——这正是中国特色创富主义所必经的阶段和阵痛，至少它不会像吴仁宝的年代里一样太受政治元素的干扰，亦不需要彭小峰能源王国里精湛的技术，轻装上阵同样可能收获盆满钵满。
“更多的新面孔会出现在未来的富豪榜上，传统豪门家族的优势将被大大削弱。”胡润说。而这似乎也正好为沈文荣、高德康等民营企业家带着自己的子女到处拜师求教找到了一处注解。
陈志武在《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一书中说，在一个“生产型国家”里，价值主要靠生产东西而创造，而在“财富型国家”中，新的价值主要通过提高资产配置、提高个人和家庭的经济安全、拓展个人的人生体验而创造。人们的财富观，便在这种体验中跟着变迁、升级。
许家印向左，邹锡昌向右
“一边是海水，一边是火焰”如今常被用到不同类型的地产企业跑马圈地的态势上，“火焰”一方自然是指央企的疯狂——潘石屹甚至感慨“央企拿地王好比酒后驾车”。
民营地产企业有无分化呢？有。譬如浙江国恒地产等一些企业，硬是从保利地产等大亨口中夺得了区域地王的称号。不过，最具对比意义的两家公司，是恒大地产和昌盛中国。
恒大和昌盛这的总部都在广州，掌门人分别为许家印和邹锡昌；许是1958年生人，邹比许小6岁，许的口音中还能听出来河南腔，而邹是地道的广东人，不过这一切并不妨碍他俩交朋友。
可是俩人如今的精神状态不可同日而语。许家印风光十足，原因有二，一是恒大上半年的总销售额超过了120亿元，二是恒大重新启动赴港IPO计划，且有望国庆前挂牌。于是许家印一边声称上市后才会加大拿地力度，一边已是石家庄等城市攻城略池，斩获地王称号。而邹锡昌则要低调很多，继上半年因还债出售掉当年他为赌上市花下血本拿下的中山地块后，7月底又将其旗下主要资产球——广州地标中华广场的整租权转让给了海印集团。
在地产业高烧难退的中国式政经语境下，许家印和邹锡昌分别是“向左”（激进）和“向右”（保守）的代表人物。非常有趣的是，许邹二人今年8月各说了一句话，许说“卖地就是卖儿女”，邹则称“投行的钱就像慢性毒药”。
实际上一年前，他们因全球金融危机而双双遭遇上市搁浅（前者危机在年初，后者在年末），一时非常狼狈。许家印更是在IPO的最后一役前遭遇滑铁卢，“内地首富”的幻影破灭，改为逾百亿元的银行信贷和近10亿美元的机构投资者贷款抓耳挠腮，而邹锡昌去年末曾一度传出要出售中华广场的消息。
尽管许邹二人各自为政，但二人的两句“名言”听起来都像在揶揄对方——许家印的“卖儿说”显然有站着说话不腰疼之嫌，而邹锡昌的“毒药说”则有吃不着葡萄嫌葡萄酸的意思。借用曹植《七步诗》，许邹二人“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一百个人眼中就有一百个汉姆雷特。如果非要在“卖儿说”和“毒药说”中择其一的话，我站在邹锡昌一边。这倒不是因为他曾经给我连续讲了三个小时的当初“上市惊魂”而触动了我，而是因为许家印有着一种明显的路径信赖症，他只是重新找回来了2007年的感觉，而非在整体的商业模式上有所改观。
“广告轰炸+改名营销+价格屠夫+明星助阵”，这是许家印的几件主要法宝。你翻看广州的都市报如《广州日报》或《南方都市报》，恒大的整版或连牌广告隔三差五出现，有时更是密集轰炸，好玩的是，许家印不断给自己的楼盘改着名称，譬如恒大在广州的楼盘当中，“恒大御景半岛=恒大水岸=恒大雍景湾；恒大山水城=恒大麓景小镇=恒大山湖郡；恒大金碧天下=恒大君临天下=恒大御水山城”。他同时在全国范围内不断实施多层次打折的策略，以实现以量取胜的算盘。这成为恒大快速度回笼资金并进入“百亿俱乐部”的主要原因。
明星助阵是许家印打出的另一张王牌。以最近两月为例，8月中旬他送了郎平一套逾300平米的豪宅，并高薪聘请这名世界名教练出任成立久半年的“恒大女排俱乐部”；7月中旬，他请来成龙、范冰冰等明星为其刚落成的五星级酒店助兴……
有人说，许家印不进入娱乐产业有些“屈才”了，言外之意是，他更擅长的是显然是市场营销而非整体谋略，而其团队的聚合力也往往事倍功半——这跟许家印在企业经营中风格多有专断有关，他的团队往往“唯许主席马首是瞻”。记得去年采访许家印，问他彼时筹备上市时与投行的接触事宜 ，他手臂一挥：“他们（指许的手下）都不懂，是我亲自上的！”最后的结果是，上市折戟，恒大不得不为对赌协议付出更大的代价。
尽管许家印现在再一次发起向IPO的冲锋，但由于他的路数如今并没有根本上的改观，当年的风险于是极有可能再次蛰伏了下来。
今年7月，国家开始收紧银行信贷，风声变了。引人深思的是，瑞银、高盛、摩根士丹利等国际投行一边继续鼓吹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潜力与强劲，一边早在第二季度甚至从第一季度就已开始不断减持地产股——譬如富力地产就遭众投行多次减持套现。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尽管摔倒过一次的许家印手里有和虎视眈眈的投行们相博弈的筹码，但如果更多的地产企业不重视前车之鉴，同样大步流星“向左走”，对整个行业来说显然不是什么好的兆头。“向右走”的邹锡昌之“毒药说”虽然严重了点，但投行一定不是省油的灯。
换言之，与受益于经济刺激计划的央企疯狂拿地所呈现出来的“国进民退”的趋势相比，投行反复利用经济波动来“挟持”激进的民营地产企业之行为的破坏性其实更大（当然从资本逐利的角度来说无可厚非），未来局面可控性的难度也更大。记得一首名叫《向左走，向右走》的歌中唱道：“我真的迷了路，在喧闹人群中…”
(本文为2009年9月期《东方企业家》人物专栏文章)
焦急地等车时，突然发现身后一穿着非常休闲的哥们跟丁磊有点像，这年头山寨多，干脆先给丁磊发个短信：在成都吗？三秒钟后，身后的哥们拿起手机，写短信状。再过三秒，我收到短信：是啊。
这世界真小。丁磊不是我们这次论坛的嘉宾，但跟我们住在了同一间酒店，他此行是到西藏旅游。看来网易二季度的财报一发布，他就迫不及待带着朋友出去放松了。他说16年前大学刚毕业时去过一趟西藏，这回是第二次去。
今天出租车贼难等，于是侃大山。我说不少朋友看到我名片上是188信箱，大都会说一句：3G的啊。丁磊大笑：靠，188是我十几年前就注册的啊，跟他们鸟关系没有~
昨天的视频访谈，最后采了24位嘉宾。视频内容送上去了审，估计下周会挂出来。写几句访谈时的一些好玩的花絮和细节。
嘉宾们大都认为所谓“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年会”务虚和宣传的成分大，于是他们几乎全部接受了访谈。没想每人进来后被我问到的三个问题，除了第一个是社会责任的主题，其它两个则是跟每家企业有关的严肃命题，甚至有一些问题在他们看来是“负面”或说是“刁难型”的，没办法，没让这是南方周末，而主持人又是我这个家伙呢。
24位嘉宾当中，排场最大的是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和完美（中国）公司董事长古润金。他们俩的随从，均是6位。去到论坛现场或是进到嘉宾访谈时，都是前呼后拥。刘永好进来时，他的两位手下负责开门，两位负责引见，其余两位则二话不说在访谈桌上放上几盒他们最新的高端牛奶品牌，谁让人家大牌呢。不过问到他新希望最近一两年不断发公司债和银行贷款事宜（8月12日发了最近的一笔8亿元公司债），他都是打太极，问他民生银行准备发H股的消息，他自然更不会说什么了。送了他一份七月下旬有我写的人物群像报道《首富为啥爱养猪》的那期《南方周末》。
古润金更为有趣。六位手下跟班，竟然把他们亲爱的“古董”（古的自称）给跟丢了，原来古润金等访谈有些等不及，生气了，于是径自回了酒店房间，而几位手下却完全没留意到。当然最后他还是来了，我跟他谈到马来西亚最近也学习中国开设经济特区的话题，他的看法倒是还有点见地。
嘉宾们的风格泾渭分明，其中最为严谨的是几家外企。必维国际检验集团认证部中国区总监张万泽是和南区经理邹凤贤一起来的。我问邹关于深圳一家港资企业连续四次未通过必维认证后一怒之下状告必维称他们当中有人索贿事宜时，张就不断给邹使眼色，我刚问完，张就接过话茬说：这个问题我来回答吧...事情正在调查中~
另一位是世界500强企业美国联合技术公司（UTX）的子公司开利公司亚洲区总裁舒若思，他是一位美国人，带着一位助手来作翻译。接受采访前就有人跟我打过招呼，说不要问太具体或是激烈的问题。我说好，问个战略层面相对务虚的问题吧。除了问社会责任的话题外，我问，UTX的股价最近创出新高，同时在北京收购了北京铭基电子公司，这对开利在中国未来的战略会有怎样的影响。这位老外说了一通，翻译接着翻译了一通。听得出来，翻译是意译的。没想到上午的访谈结束后，中午我在休息时接到消息，说开利公司很不开心，不过他们说原因不在我，而在舒若思的随从翻译的有误，汗颜~
其它几家外企相对没那么过分敏感。我同样问到百威英博、英特尔、3M、NEC等中国区的负责人一些具体的事情。譬如问百威英博是否会出售珠江啤酒股份，问英特尔与东软集团进一步合作的事等，他们倒是开诚布公。最亲切的，是巴斯夫（BASF）大中华区董事长关志华，一位年近60位的长者，访谈前我的同事周檩就跟我说，Mr.关好帅，长得好像肯德基大叔...访谈时因为我前一天晚上专门看了BASF最近发布的一份报告，所以聊得跟好，中午吃饭刚好又跟关及他的助理坐在了同一桌，我说，关总啊，我们年轻的女同事对你很仰慕啊~弄得人家倒是有了几分不好意思。
嘉宾中有几位是公司的副总裁，譬如汇源果汁集团副总裁赵金林、宏达集团副总裁刘德山等，跟随赵金林的是一位女士，汇源的公关，当我问到汇源中报预亏中提到“受可口可乐洽购预期的影响”时，这位公关在一旁大喊：“不谈业绩、不谈并购...我们是上市公司”，真是可爱极了。倒是Mr赵很随和，说：没什么，可以谈。讲了一下汇源准备在上游进一步跑马圈地的思路。
而刘德山非常可爱，他的发言像是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讲话，非常宏大，“紧紧围在刘沧龙主席周围”的话简直要脱口而出，哪怕你问他宏达入主四川信托的事，他也是这种口气，这其实一家企业气场的体现，当然这种政治情怀跟宏达的属性有关。
访谈时聊得最默契的，有两位。一位是通威集团董事长刘汉元，一位是三一重工副总裁何真临。我问Mr刘通威在印度刚刚建立了子公司之后，在东南亚国家进一步产业布局的想法，他讲了许多。可惜我忘记告诉他，尽管我读研时是财经专业，但因为在青岛海洋大学，对水产养殖方面一些知识还是略知一二的。
何真临是年龄相对较大的几位嘉宾之一，但思路非常缜密。他显然对提的几个关于三一重工问题非常有兴趣，所以兴致勃勃谈起来，甚至引经据典。不过我后来还是后悔自己太含蓄了，我问他，对于一家行业龙头企业想在商业模式上“立言”，会不会一边收获赞誉一边收获尴尬。我其实问的是，今年两会时，王歧山给三一总裁向文波“泼冷水”的事，可惜我绕的太文诌了，他跟我讲起当年凯雷收购徐工的风波来...
最雷人的一场访谈，是四川棒棒娃公司董事长李涌那场。可能由于前一天晚上我基本上没有睡觉，加上到了下午，倦意上来了，尽管我查到棒棒娃9年前就提出要做“休闲牛肉第一品牌”的口号，可惜我孤陋寡闻，老是想起“棒棒糖”来，于是访谈一开始，我对着镜头说：“大家好，这位是棒棒...（我一下子走神了，低头看采访本，李涌在一边说：棒棒娃，时隔三秒钟后，我从嘴里嘣出来一个字：娃）娃公司董事长李涌先生...”够雷人吧。哈哈。
今下午在百花潭公园跟成都的几位朋友喝茶，入乡随俗，打起牌来，学会了成都人打的“干瞪眼”......
昨天凌晨近两点飞机才降落，不知道是成都机场还没从之前一天的停电事件中完全恢复过来，还是打算破罐子破摔了。不过顾不了想那么多了，上午九点约了采访，于是倒头就睡。好歹后来还算顺利，聊得非常愉快。
周五是最艰巨的一天。报社在这里搞论坛，嘉宾云集。我到周四晚上才知道要我做视频访谈主持人，33家公司的董事长，要一天搞定，每人8分钟，真晕。
只好加班做功课。一直到现在。每一次都是提高，每一次都有意外收获。困并快乐着。
贴一张晚上在街头拍的一张温馨的照片。
赌王何鸿燊“七年之痒”
□南方人物周刊 特约撰稿 东方愚
当惯了“老大”的何鸿燊，七年“适应期”中脾性丝毫未变，是赌王老了，还是时代变了？
因敏感字受限，文章显示不出来，链接：www.zhanghua.org/logs/44092265.html
http://www.nanfangdaily.com.cn/epaper/nfzm/content/20090813/ArticelC17002FM.htm
如果罗红是只美洲豹的话,好利来就是他的羚羊,摄影就是给他安全感的那颗树
辞典中“顽”字的解释之一是“不容易开导和制伏,固执”。罗红可以称得上一位“顽商”,有一套自己的游戏规则和玩法,在自己天马行空的思想里肆意驰骋,没想到本想“自我麻醉”,却在途中顿悟,在舍与得、快与慢、放与收等方面打通了摄影与商业间的关节与边界
“小蝌蚪在跳舞”
虽然人们都知道巴菲特四弦琴弹得很出色,但他的第一属性似乎永远是投资家；而今年42岁的罗红的不同之处在于,人们往往误以为摄影就是他的本行
不久前,《福布斯》杂志评出的“全球有杰出业余爱好的24位世界领导人”,沃伦·巴菲特、大卫·洛克菲勒、比尔·福特等人中间,夹杂着一位名叫罗红的中国人,他们的爱好分别是四弦琴、昆虫学、空手道和摄影。
直到8月7日,罗红才通过美国朋友的来电得知这一消息。他兴奋得像个孩子。“这不仅仅是对个人的认可。”罗红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两个月前的“世界环境日”(6月5日),罗红就已着实兴奋了一把———他被评为联合国“气候英雄”,这是亚太地区及发展中国家惟一获此殊荣者。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阿齐姆·施泰纳的评价甚高:“(罗红)为全球华人提供了一把开启世界环境信息宝库的钥匙”。
罗红上台领奖时讲的是四川方言,“反正老外们听不懂中国话,再说我讲普通话我容易紧张”；这一天晚上,他在博客上记录这一激动时刻时写道:“在台上,我看见稿子上的字都仿佛小蝌蚪一样在跳舞。”
虽然人们都知道巴菲特四弦琴弹得很出色(当年追求后来的妻子苏姗时便是每晚到人家家里弹琴),但他的第一属性似乎永远是投资家。今年42岁的罗红与巴菲特的不同之处在于,人们以为摄影就是他的本行,却忘记或并未留意他的第一身份其实是中国最大烘焙连锁企业之一的好利来公司董事长。
原因是,罗红一直以来是个“甩手掌柜”,要不10年间到非洲拍摄野生动物二十多次,以及南极与北极之旅等,便很难实现。
这显然是中国商业史中比较另类的一个企业家样本———执掌的企业既非家族制,又非上市公司,却能在创始人长期缺位的情形下运转良好。
快意中的失意
罗红现在的言语不无幽默,就像朱德庸说自己的漫画把人的困境幽默化了一样,罗红把商人的困境给幽默化了。
有一个关于罗红的段子在坊间广为流传,即1998年当好利来处于快速扩张期时,“奶油大王”、美国维益食品公司派人来和好利来接触,以试探合作的可能性。由于兴趣不大,罗红顺口说:“找你们的总裁来跟我谈吧。”未料到维益公司创始人罗伯特·维益果真包机来了中国(当时一天的停机费超过10万元人民币)。罗伯特“投其所好”,邀请罗红前往维益总部参观的方式,是请罗红及其团队先到美国西部游玩一趟———对罗红来说,摄影自然是一项重要内容。
10年后的9月,当三聚氰胺事件揭开中国牛奶行业的劣根性时,正在昆明打高尔夫的罗红确认好利来相安无事时,继续悠然自得于球场。半年后,他出现在了加拿大,这次是拍摄北极熊,没想到意外拍到北极光,他甚至兴致勃勃地向朋友们讲起自然知识来:“要看到北极光,得有三个条件,一是夜空晴朗,二是没有月亮,三是温度极低……”
一切听起来,都是一个快意的江湖,江湖的主角是罗红。正如人们习惯了称巴菲特为“股神”一样,罗红身上也自然而然地被贴上了各种标签,生活家、艺术家、摄影师、环保主义者等,于是他也被定格为率性、特立独行的“牛仔”形象。
很少有人去探寻罗红性格变迁和背后的故事。事实上,10年前后,同为快意,却是两种风情———1998年罗红并没有把维益这家世界500强企业太放在眼里是其性格桀骜不驯的体现,不过彼时他对商业仍是劲头十足,而2008年“牛奶门”事件发生后,罗红竟需打电话才知道自家企业的牛奶供应商是谁,足见他对企业经营之兴趣的冷淡。
“当时跳楼的心都有了,可惜我的办公室在二楼。”罗红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他指的是1999年好利来遭遇的重大创伤———因民间迷信1999年不能吃生日蛋糕,好利来销售受到重挫,而危机时刻罗红找来做救星的职业经理人不但没有扭转颓势,反而将似惊弓之鸟的好利来核心团队彻底瓦解……
罗红现在的言语不无幽默,就像朱德庸说自己的漫画把人的困境幽默化了一样,罗红把商人的困境给幽默化了。他从来没有想过,在企业如日中天的时候一败涂地———这种中国式寓言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2000年罗红去了海拔4400米、气温低达零下36摄氏度的四川贡嘎雪山,“我看到一只孤傲的狼,可惜没能拍下来”。这一年,他第一次去了非洲,从此一发不可收。
有人说罗红自此开始了把业余爱好发挥到极致的征程———他年少时的第一份工作即是成都一家照相馆的伙计,1992年才开第一家蛋糕店。日后看来,他更像是给自己在商业上的失意找个发泄的通道,而摄影无疑是“边际效应”最高的选项。连他自己也不知道,这一选项是否合适与“逃避”划等号。
美洲豹和羚羊的逻辑
他终于按捺不住自己重新在商业上有所建树的冲动了……
罗红在北京的办公室里,挂有一幅他趴在雪地里和南极企鹅脸对脸“交流”的大照片,意境甚为静谧。而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罗红刚刚从非洲回来,肯尼亚纳库鲁湖的火烈鸟令他留连,最好玩的一个图景,是一只美洲豹刚刚捉到一只羚羊,“美洲豹喜欢先把到手的猎物带回树上,玩耍休息一番后,才从容享受。”罗红说,“大草原上的猛兽里,只有它会爬树,所以还是树上安全,没谁来骚扰。”
如果罗红是只美洲豹的话,好利来就是他的羚羊,而摄影就是给他安全感的那棵树。
罗红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完美主义者。1999年的挫败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他逐渐淡出好利来,做起“影子掌门人”,这种貌似“逃避”的转变从另一个角度而言其实也是追求完美的一处注脚———找个最合适的人帮自己把事情做到最好。他最后找到了如今任好利来总经理的谢立。
尽管罗红不再涉足好利来具体经营,但他给谢立画好了一个大圈:不急于扩张和上市。在好利来扩张最快的2004年,一年开了150家店,而之前的总店数只有近300家。没有悬念地,谢立写了“检讨书”,并遭到了降薪的处罚。“一味追求快速开店,容易导致人仰马翻,”谢立说。
在激励机制上,罗红一改1999年之前的江湖玩法,改为通过内部加盟形式。之前与他一起打江山的几位兄弟,如今分别为东北、华北等几大区的总经理,持有区域内好利来的一定股权。
尽管不少私募及券商机构无一不是兴冲冲来、灰溜溜走,但如果就此认为罗红在商业理念上能持续保持像在非洲拍野生动物时的心态平和,就大错特错了。
“我准备重新回来了。”8月7日上午,罗红突然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他说的回来,是指花更多时间呆在国内、重新指点好利来的江山,“我觉得公司现在节奏太慢”。
他终于按捺不住自己重新在商业上有所建树的冲动了———尽管好利来现在在全国已开了1000家店,去年营收超过20亿元。但面对克莉丝汀等竞争者跑马圈地的凶悍和即将登陆资本市场的凌厉,以及新加坡面包蛋糕业第一品牌的BreadTalk(面包新语)等外资的攻城略池,他明白好利来终究是一只最具挑战性的猎物。
有机构称,2010年我国焙烤食品消费规模将达到500亿元的水平,不过,“目前烘焙行业的竞争态势日趋白热化,烘焙亟待企业实现产业升级和转型。”全国工商联烘焙业公会秘书长康黎娜对记者说。
顽商的惆怅
“顽商”往往是惆怅的,不过似乎也正是这种惆怅成就了他们。
辞典中“顽”字的解释之一是“不容易开导和制伏,固执”。罗红可以称得上是一位“顽商”,有自己一套的游戏规则,在自己天马行空的思想里肆意驰骋,没想到在本想“自我麻醉”的途中顿悟,在舍与得、快与慢、放与收等方面打通了摄影与商业间的关节与边界,甚至从此笃信了基督教。
他说他在国内企业界没什么朋友,从不参与各种论坛和活动,问他在全球有没有推崇的企业或企业家,他沉思片刻,很迷茫地从嘴里蹦出两个字:“没有。”
不少人不理解罗红的行为,甚至质疑他有作秀之嫌,他置之不理———航拍时直升飞机1小时的租用价是2000美元,“作秀怎会是这种玩法?”他说。不过,最令他感到苦闷的,是他的妻子同样不能完全接受他频繁往返非洲,与野生动物过日子的行为。聊以慰藉的是他的儿子乃其坚实粉丝,这也成为他后来设立基金,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一同承办儿童环保绘画大赛最大的动力源泉之一。“罗红在摄影上和商业上都是矛盾的结合物。”他的一位朋友如此说。
罗红从上世纪末在商业上开始遭遇打击到转而情迷非洲用了两年时间,从淡出管理到意欲重新回归用了10年时间。这与万科集团董事长王石颇有几份相似———王石从被诊断出血管瘤到去西藏旅行用了两年时间,登山10年,在探险与企业管理理念上无不特立独行,“我不同场合多次讲‘不行贿’是我个人及万科的标签,但只有少数人相信,这是我的荒诞还是社会的荒诞?”王石说。
“顽商”是这个时代一道独特的风景；“顽商”往往是惆怅的,不过似乎也正是这种惆怅成就了他们。
E-mail:nfzm2003@vip.sina.com
飞北京的途中，我带了一份我们本期的报纸，被文化版上专访朱德臃的文章所吸引。一个简单、执拗、特立独行、真实的朱德庸呈现了出来，“我把人的困境幽默化了”他说。
我此次在北京采访了一位“朱德庸式”的人物——好利来总裁罗红。好利来是中国最大的蛋糕连锁企业之一，但其掌门人为外界所知，却大都源于他的摄影家的身份——十年内行踪遍及全球，只为摄野生动物，其中主要拍摄地非洲，他已去了30余趟。《福布斯》不久前评出的“全球有杰出业余爱好的24位世界领导人”，罗红的名字夹杂在巴菲特、洛克菲勒、福特等人中间。
这次接受采访，他刚刚从坦桑尼亚回来。
我们聊了两个多小时，聊得非常愉快。跟我来北京前的判断一样，他在摄影上获得巨大成功的背后，隐藏着许多伤感和孤独——来自商业领域的孤独。他是一个完美主义者，1999年好利来经营大起大落后，“另一个罗红”便诞生了。10年间他在业余爱好上的边际满足感不断攀升，却掩饰不住对过往所缔造的商业帝国最鼎盛时期的缅怀。
王石当年第一次探险，一进山万科的股价就开始跌，出来时止跌回升。罗红甚于王石，因为他从此把好利来偌大的摊子基本上撂在一边了。尽管后来好利来习惯了罗红的缺位，但业绩的稳步增长显然难以于制度完善的万科相媲美。于是我们干脆不谈商业，改为聊生活、聊信仰。
罗红的作品集中不时能看到他的妻儿的身影，但他告诉我，他的妻子并不太支持他的这一爱好，“但没有办法，这是我的最爱，否则不如把我杀掉。”
几年前他信了基督。我能感受到面前的这位42岁的爷们儿内心的平和。他很幽默，他说10年前他想自杀，“可惜那里我的办公室在二楼”，显然，他和朱德庸一样，他把商人的困境给幽默化了。
两个月前他在联合国受奖“全球气候英雄”称号时，他讲的是四川话，他说反正老外们听不懂中国话，随性就好。那天晚上他在纽约的酒店里写博客，仍按捺不住内心的兴奋，他写道：“我上台讲话时，我看着稿子上的字都仿佛像蝌蚪一样在跳舞。”
在罗红身上，我看到了另一种诗意却又孤独的中国商人的真实样本。我走的时候，罗红说他接受媒体采访以来此次感受有所不同，因为我似乎进入了他的内心世界，使得再一次审视和思考过去的选择。我其实也有一种莫名的兴奋感，因为我从来都是与采访对象一起成长的。
在北京呆了一天就飞回来了。尽管跟朋友大口喝酒时酣畅淋漓，但走在国贸的写字楼群中间，我突然有些不适应起来，我还是喜欢躲在广州毫不起眼的五羊新城里做一个平庸安静的毫不起眼的小孩儿。朱德庸谈《绝对小孩》时说：“这个世界不是绝对的，只有小孩是绝对的。”
其实，这个世界的孤独也是绝对的。
链接：罗红博客 （罗红的报道将见8月13日《南方周末》财富版）
东方愚•双周财经人物盘点（7.27-8.9）
这是一个最好的年代，也是一个最坏的年代。88岁的澳门赌王何鸿燊健康状况不佳，已在医院做了手术。何氏家族控股澳门赌业近半产值，如若何鸿燊倒下，将会引发业界大地震。今年4月在香港采访时，专注于研究香港家族企业的香港大学郑宏泰博士送了我一本他的著作《香港华人家族企业个案研究》，何东家族是其重点关注对象(何鸿燊是第三代)，何东家族通过婚盟形式使得产业帝国迅速膨胀，于昔于今都非常值得研究。
2、黄光裕
刚被香港法院冻结巨额资产的黄光裕夫妇，将于9月8日上午9点30分被香港法院以涉嫌欺诈罪名提堂聆讯，这源于8月7日香港证监会指黄光裕与杜鹃策划国美电器在2008年1月及2月进行股份回购，目的是偿还一笔24亿港元的私人贷款，其间涉嫌证券欺诈或欺骗。尽管由于黄光裕目前正被北京警方羁押，届时能否出庭尚不得而知，但那一天一定是极富喜剧性的一天。如果黄光裕在香港被判刑，想想黄宏生米大点事被判6年，就知道黄光裕会蹲多久。但他一定难得走这种路线，因为黄光裕不是一个人在战斗。9月8日我会在香港与大家分享聆讯事件。
3、埃里克•施密特
乔布斯真是多灾多难。苹果公司8月3日宣布，由于两公司之间严峻的竞争形势，谷歌CEO埃里克·施密特辞去苹果公司董事一职。埃里克为什么要辞职呢？谷歌和苹果现在几成仇敌啊，主要原因是谷歌的新战略给苹果带来了极大威胁，譬如iPhone和Google Voice，譬如浏览器方面的竞争，甚至两者将在操作系统领域一决雌雄。最近我在重读乔布斯的传记《缔造苹果神话》，突然想起傲慢、小气、刚愎自用的乔布斯在1985年被自家公司炒鱿鱼后，拉着一批技术骨干另立门户时苹果董事会的愤怒。如果说24年前的纷争多少具有一丝赌气成分的话，如今谷哥斩杀苹果，显然丝毫不会留任何情面。当然，竞争并非坏事。
4、刘晋嵩
刘晋嵩是个跟我同龄的哥们，1982年生人、中国前女首富张茵之子。8月3日，玖龙纸业发布公告称，调任刘晋嵩为执行董事，同时以每股面值0.1港元向其授出300万份购股权，以当日玖龙纸业收盘价8.43港元计算，刘晋嵩将坐拥2500万港元身家，又是一个十足的“富二代”。不过张茵用心良苦，7年前儿子读书期间一放暑假，她便安排其到玖龙的工厂见习，今日也算是“修成正果”。年轻人羡慕晋嵩的财富不足为取，真正值得关注的是他跟他老妈一起完成了一次难得的“蹦极”体验。玖龙纸业股价最高时是2007年中的26港元，最低跌至2008年下半年的0.7元，打了不到0.3折!现在，玖龙股价超过8港元，比半年多前的谷底价反弹了10多倍!去年坊间传出“玖龙破产”的小道消息，恰张茵父亲不久后过世，可谓祸不单行。前几天我与张茵助理通话，其精神劲儿显然已恢复良好，仍不忘主动提及玖龙股价，就像孟庭苇在一首歌里唱的一样：“你看，你看，月亮的脸偷偷地在改变......”
5、刘宗朝
16年前是“重庆市十大优秀企业家”“改革先锋”在，16年后的今天是一位住在一间破败的黑屋里无依无靠、以拾破烂为生的疯癫老头。这就是命运吗？不知道，但这是国光集团前总裁刘宗朝的真实生活。从准备建造全国最大的中药生产基地到企业资金链断裂，刘宗朝用了两年时间，从意欲以员工集资和民间集资的突围到锒铛入狱，他同样用了两年。按说2000年他就蹲够了四年牢狱，没想到被媒体暴光却是9年后的2009年。盘点建国60周年中中国商业界的浮沉，刘宗朝式的片砖只瓦其实不可忽略。
6、霍华德·舒尔茨
不久前读星巴克全球董事长霍华德·舒尔茨的传记《将心注入》，很受触动。原来他并不是星巴克的创始人，而是星巴克当年还只是卖咖啡豆时的一位“师傅”，他想借鉴意大利风格、在星巴克注入休闲文化的建议未得到认可，只好出来自立门户成立“天天咖啡”，之后势头迅猛，甚至不久后并购星巴克完成了“小鱼吃大鱼”的传奇。星巴克过去十几年的时间里创造了一个神话，想只在西雅图称雄的霍华德在缔造了一个全球性的咖啡王国。然而没有料到，2008年的经济危机成为了星巴克神话的终结者。据美国《西雅图时报》最新报道：巴克想出了一大奇招，在一些面临倒闭的分店隐去它的金字招牌，改用本地化的店名，供应酒精饮品和餐厅式的菜式；而在其它一些分店里，葡萄酒与啤酒也出现了，甚至开始贩卖之前一直上不了台面的速溶咖啡......
7、董宋萍
24岁应届毕业生董宋萍当选时代科技新任董秘消息引发热议，人们开始寻找她可能“有背景”的蛛丝马迹，譬如有人查到时代科技大股东浙江众禾投资有限公司三位自然人股东中的一位姓董（董攀卿，女），便迅速挖掘两者间的勾连。“董宋萍现象”其实和之前被热炒的“80后市长”之“周森锋现象”属同一范畴的话题：人们不是不相信天才，而是对天才的制造和选拔路径表示怀疑。这是一个怀疑者的年代，尽管怀疑并不是怀疑者的初衷。
8、朱新礼
朱新礼现在真是大忙人啊。譬如7月27日，汇源果汁全资附属的新明饮料与汇源果汁董事长朱新礼旗下的淄博饮料订立资产转让协议，前者以1.3亿元人民币收购后者拥有的有关销售和生产奶类饮品的资产；与此同时，源果汁还将旗下主要从事瓶胚生产的泰安汇源公司转让给北京汇源饮料公司，一举套现近1.6元人民币元。10天后，汇源果汁发布盈利警告，预期公司截止到2009年6月30日前六个月的中期业绩大幅倒退，将会录得经营亏损。最有趣的是，汇源给出的亏损原因是“可口可乐公司建议收购案产生的不确定性，以及公司采取的若干重组行动的经济效益尚未体现在中期业绩中”。谁的汇源？
9、江南春
7月28日，青年富豪江南春在台湾迎与凤凰卫视女主播陈玉佳结为伉俪。凤凰卫视总裁刘长乐为证婚人，台中市长胡志强亲自前往祝贺，新浪CEO曹国伟也来了，凤凰更是来了一群人，如刘爽、胡一虎、曾瀞漪、刘珊玲、谢亚芳等。江南春大婚前两天，国民党主席换届选举投票倍受各界关注，台湾更是刚刚发生了5.3级地震，江南春的彩头因台湾传媒的热捧而毫不逊色。江南春出售分众核心资产7个月后奉子成婚的事实给那些曾经无产阶级而如今盆满钵满的IT富豪们再一次提醒：Money诚可贵，Madam价更高。
10、陈国君
7月24日,年约40岁的通化钢铁总经理陈国君遭群殴致死。当天夜间，吉林省国资委宣布北京建龙重工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建龙集团）不再介入通化钢铁重组事宜后，群众抗议方始结束。两天后，有关部门发出禁令，任何媒体报道“陈国君事件”一律用新华社通稿。7月31日，新华社报道称“吉林省公安厅和通化市公安局高度重视，成立了专案组进行立案侦查。目前，专案组正在进行全力侦查中。”与其说陈国君是民营钢企参与国企改制的牺牲品，不如说是社会各利益群体在矛盾长期积压和对峙下集中爆发后的一个倒霉蛋。陈国君，和先前一周而去的富士康员工孙丹勇，尽管死法有所不同，但却均系最具中国特色也最富时代寓意的告别。
□采访后记：万玉华的青涩
7月29日下午，接受采访两个小时，万玉华一口水也没有喝，甚至坐在椅子上的姿势也始终如一。她显然太紧张了。
她和丈夫陈启源硬是把一间小作坊打造成了日化行业的一线企业品牌，我们丝毫不怀疑其商业智慧与魄力。不过，跟许多从江湖鱼龙混杂之中脱颖而出的企业一样，当自己的企业成为一家公众公司时，他们非常不适应蜂涌而至的传媒对其的解剖甚至置疑。
我不断打断滔滔不绝的万玉华，每一次被打断后她的瞬间反应，都是她的个人风格与企业气场的最契合的体现。她不断讲“成龙大哥拍戏时用的就是我们的洗发水”，我突然问他王菲的代言费是否低于1000万元时，她狡狤一笑：“你觉得呢？”然后她说，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理解。我的天，这似乎不如说“一百个人眼中就有一百个哈姆雷特”；当她痴迷于讲自己创业20载中心态是多么平和多么宠辱不惊时，我问：“你信佛吗？”她显然有些不爽：“我不信佛，我信我自己！”
如果说王菲代言费被炒得扑朔迷离是霸王的营销手段的话，“我信我自己”则是珠三角绝大多数中小企业一以贯之的信条，它有两个解读面---既是埋头苦干的代名词，同时也是江湖气极浓的真实写照。
任何事物的成长都需要一人过程、都分不同阶段。企业家品质同样如此。我想起了今年3月“两会”期间在北京采访义乌女企业主周晓光，尽管她不断提起巴菲特及国内“我在中欧的同学”让人觉得哭笑不得，但你把她的这种青涩简单归于显摆似乎又不尽合适。
《霸王之惑》的文章见报后，霸王的公关经理不断打电话向我诉苦。这是意料之中的事。尽管文章只是还原了霸王真实的成长路径，甚至就行业内一旦发生“添加门”事件给霸王提出了一些诸如需未雨绸缪等建议，但在他们看来，这一切都是“负面”的。
我从来对商业界都怀有一份敬畏心，这和作为一名财经记者的冷静分析和客观立场并不矛盾，而是相得益彰。其实我们原本都很青涩。
链接：霸王之惑
陈启源&万玉华：霸王之惑
http://www.nanfangdaily.com.cn/epaper/nfzm/content/20090806/PageC17CJ.htm
7月以来，中国日化行业有两家企业被热议，一是陈启源、万玉华夫妇掌控的霸王集团（简称“霸王”）于7月3日在香港联交所挂牌上市后受到热捧，二是宝洁全球CEO换帅，麦克唐纳(Robert McDonald)接替雷富礼(AG Lafley)引发诸多猜想。
然而前者的风头远远盖过了后者。
在惊讶于陈、万二人身家飙升至逾60亿元成为洗护品首富的同时，人们更对“霸王”的发展路径感到不可思议——一个几年前并不为人所熟悉的品牌，如何一夜之间跻身于一线日化品牌行列？
野蛮生长
被指玩噱头、讲故事的霸王在上市后愈发重视对 “中药世家”这一安身立命之本的包装
在广州郊区，偏僻的尖彭路末，一栋连着生产车间的楼房上挂着偌大的“霸王国际集团”的招牌。工厂门口贴着一副“财源广进”、“生意兴隆”的对联，尽管并不对仗，但新对联毕竟是老板陈启源为庆祝公司上市亲自写的。
如果说对联是典型的中国式习俗，那么霸王则是珠三角制造业的典型样本之一。霸王公司所在的广州白云区，便云集了包括好迪等在内的六百多家日化企业。而整个广东的日化企业超过3000家，占到全国日化业的七成江山。
“市场对我们‘中药世家’非常认可。”霸王董事长陈启源说。实际上连他自己也明白，除了注入“中药世家”的元素玩深沉和混搭，霸王的发家路径与多数珠三角日化企业并无二致——明星代言+广告轰炸+人海战术。
从2006年至2008年，霸王的广告推广开支可谓节节攀高，折合人民币分别约为8500万元、2.2亿元和3.4亿元。而霸王的员工数量从 2006年到2007年更高速增加了8倍——增加的绝大多数为促销员；霸王合作过或正在合作中的演艺明星有李嘉欣、成龙和王菲等人。
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中，一谈到“中药世家”，霸王总裁万玉华便滔滔不绝。陈启源是广东罗定市人，万玉华拿出一份2007年的出版物《罗定史志》，第一页便是陈启源家族介绍——如“陈氏族谱最早可追溯至1500年前的陈朝开国皇帝陈霸先”、“陈氏后人行医者众”等。显而易见，陈启源夫妇在公司上市后，愈发重视对“中药世家”这一安身立命之本的包装。“每年清明节我们都会回罗定祭祖。”万玉华说。
尽管陈氏夫妇的商业头脑在广东日化业内广受称赞，但一些业内人士并不以为然：“霸王善于讲故事，上市后则必须继续编新故事。”
事实上，“霸王”商标早在13年前就已注册，起初以生产啤酒香波完成原始积累，后生产果酸首乌和皂角首乌洗发露，2000年前后推出“丽涛”，后来在市场上失利，最终靠“霸王”洗发水重新挣回江湖地位，最近两年突然打起“中药世家”的牌子，洗发水外包装上则是陈启源本人的头像，“这有自圆其说之嫌”。
广州日化化工公司是霸王的香精供应商之一，该公司一位负责人对南方周末记者称：“如今的霸王避开了自己曾一度几近沉寂的历史，只谈近些年的成就；如果说霸王所谓成功之处的话，只能说是营销手法上的阶段性成功。”
这种“阶段性成功”的一处注脚是，最近四年平均增速超过160%的奇迹，远远超过15%的行业平均增速，在洗发水的市场占有率也从2005年的0.7%，一举攀升至2008年的7.6%，去年销售额超过14亿元。
对习惯了事必躬亲的陈启源夫妇来说，这或许意味着更大的压力，陈启源还是习惯在办公室练书法，但更似是在排解压力。“我们轻松不得。”万玉华说。
称霸底气
“明星代言+广告轰炸+人海战术”只是表现形式，以采购、拿地及生产等方面的“低成本+规模化”才是致胜源头
从纵向的角度来看，霸王则是从“夫妻作坊”到“企业集团”转变的一个典型样本。这种类型的中国企业，往往是家族化的管理体制，并需要妥善处理好与当地政府的关系；陈启源夫妇亦不例外。
陈启源有两个弟弟，均没在霸王公司内任职，而是选择在广州经营自己的日化企业，兼做霸王的供货商——二弟陈启泉及吴小桃夫妇执掌广州倩采化妆品公司和包装材料公司，主要产品为牙博士和白箭牙膏，同时是霸王的牙膏软管供应商，最为有趣的是，陈启泉亦生产洗发露产品，且和其兄一起玩起了“中药”“防脱”概念；三弟陈启文执掌广州晨明纸品有限公司，为霸王的包装材料供应商之一。
上市之后的陈启源夫妇显然不想让人们对陈氏兄弟间的关联交易有太多联想，万玉华对南方周末记者称“陈启源董事长和两个弟弟间的业务甚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霸王的招股书上却显示，去年陈启源两位弟弟与霸王公司间的交易金额分别为430万元和690万元，属于中等供应商行列，而两年之后这二个交易数字则有可能翻番的预期，招股书亦有注明。
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倩采和晨明两家公司，均是于今年3月底，与霸王签订3年期的供货协议，彼时霸王已进入了上市攻坚阶段，3个月后即告挂牌，成功募资近15亿元。
陈启源夫妇与广州市政府特别是白云区政府，以及广东罗定市政府等诸多方面关系密切。万玉华在多个公开场合毫不掩饰霸王于去年成为广州白云区第一纳税大户的自豪，和两年前在白云区政府支持下拿下一幅逾20万平方米（325亩）地块的欣喜。
在今年5月一次有陈氏夫妇及成龙、王菲出席的新品发布会上，霸王集团策划部门负责人马少春对台下的众经销商们喊道：“跟我们合作，不但可以赚到钱，而且可以做当地的龙头老大！”
尽管陈启源如今并非中国籍，但他对老家罗定市感情甚笃。这从罗定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陈敏7月3日出现在霸王在港上市仪式上可见一斑。而就在今年年初，霸王与罗定市政府签下一纸协议，拿下当地上万亩山地，用来种植中草药。
如果说“明星代言+广告轰炸+人海战术”只是一种营销表现形式的话，那么这种形式或说霸王称霸的底气，则是包括采购、拿地及生产等方面的“低成本+规模化”，加上一直以来霸王主要受众为男士，对定价的敏感度不高，这使得霸王得以迅速扩张，跻身一线品牌。
事实上，霸王的研发投入一直以来比较低，而推广费用亦不如外界想象中高——研发队伍不足30人，占在编员工的比例为4%，而同行业的上海家化，研发人员占比约为15%。
一位接近王菲经纪公司的人士对南方周末记者称，王菲为霸王“追风”品牌的代言费远不及坊间传称的2000万元，甚至低于1000万元。而当南方周末记者向万玉华求证时，这位云南女人莞尔一笑，把皮球踢了回来：“你觉得呢？”
意外羁绊
在“第二只靴子”还没有落地之前，中药宣传“禁令”其实也是部分药妆企业的一次变革契机
陈启源和万玉华共同的办公室中挂着一幅字画“马到成功”——霸王获445倍超额认购引领香港IPO（首次公开招股）潮涌，上市不足一月较发行价涨幅近五成似乎与之暗合。但陈氏夫妇此时却有些心烦意乱，这源于6月16日由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的一纸《化妆品名称标签标识禁用语》征求意见稿。
这一意见稿明确规定化妆品不得使用“特效”等虚假夸大用语、“防脱”等功能性用语，以及“中医世家”等医疗用语。这使得整个日化业颇受震动，实际上三年前有关部门就曾有类似动作，但最后不了了之。未料到三年后再次突然出台，且意见征求时间只有短短10天。“当头一棒的感觉。”万玉华说。
“国家食品药监部门的初衷是抑制化妆品的李鬼式乱象，然而却可能震慑住了李逵们。特别对于在宝洁、欧莱雅、资生堂等外资巨头攻城略地的汹汹气势中剑走偏锋的本土化妆品品牌，刚可大喘一口气，却又落了个惴惴不安。”尚道营销总经理张桓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除霸王打出“中药世家”牌外，佰草集（上海家化旗下品牌）、迪彩、索芙特等品牌无一不热衷于“药妆”领域，譬如他们各自宣称的理念便为“汉方养美”、“中药养发”、“现代汉方”，而王老吉、片仔癀、滇虹药业等药企亦在药妆市场有所斩获，然而这对改变中国化妆品市场一直以来“二八现象”——合资或外商独资企业数量占比两成，却在整个化妆品市场上占据主导地位——仍不过是杯水车薪。
上海家化选择的是“两手抓”凌厉姿态。一边是向国家药监部门“请愿”，一边是以继续并购来充实中草药产品阵营。“‘良币驱逐劣币’的乱象为‘大鱼吃小鱼”创造了机会。”上海家化总经理曲建宁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称。
相比之下，陈启源和万玉华显得有些措手不及，尽管同样没有忘记向药监部门“上书”，吁请修改相关“禁令”，但在具体应对策略上，万玉华对记者所言似乎乏善可陈：“国务院于5月初刚出台中医药振兴规划，广东一直在推进建设中医药强省，而我们又是‘中国驰名商标’……”
“化妆品市场的竞争是瞬息万变的。”张桓称，“药妆企业当务之急是在包装和推广上适时修正，并在产品成分上严格自查，一旦未来药妆市场出现如‘添加门’一类事件而引发地震，如今的未雨绸缪者便是最大的赢家。”
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的7月29日，霸王股价冲出上市后的新高3.51港元，这意味着，陈启源、万玉华夫妇的身家冲高到近74亿港元（约合65亿元人民币）。万玉华高兴地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她马上要搬到豪华的新落成的“霸王大酒店”办公了。
尽管公司股票受到热捧，尽管陈氏夫妇乐此不疲地将“北大、清华高材生”招至麾下，但霸王的核心团队对公司未来的成长性能否如预期设想般强劲仍不时感到迷惑。“在许多方面我们也是摸着石头过河。”
不过所有的霸王人均可预见的一件事是，8月中旬入住新办公楼时又能欣赏到董事长陈启源书写的新对联。
因为今天要出差。所以昨天提前庆贺。送了老婆一架佳能D500的单反相机，希望能把我们生活中的美丽记录。
昨晚饭后想去看最近的3D电影《飞屋球游记》，可惜放映时间错过了。联想到不久前看《麦兜响当当》，老婆问：你怎么突然喜欢看动画片了。答曰：小时候家里没电（自然也就没电视了），没看过动画片，现在要找回“失去的童年”啊。
生活有时需要勇气，就像我们从认识到结婚用了不到五个月；生活原本非常简单，两个人牵着手去看动画片同样不失富足。
这半年多过得率性，也有不少感触。最为感触的，是好兄弟徐崭得了白血病。三年前我们一起来广州时同住一室，今年五月我们还商量一起写点东西，没想到六月份没再看到他上MSN，随即噩耗传来。
如今写博客很少了。不知道如何表达想表达的东西。就像梁文道的书名《常识》一样，万千言语到最后终归是常识或无言。
当然快意还是不可或缺的。人如刀。记得前些天程益中老哥来广州时喊我一起吃饭，提起当年事和今日景，他说：“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然后饮下一大口酒。
今晚跟老友吃饭，老友说起九华寺那幅名联：非名山不留僧住，是真佛只说家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