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K周刊》：张华荣和陈索斌的“温氏效应”
PK周刊•戏说财经 2009年1月5日
文/东方愚
张华荣（别看成“张华”哦）是谁？陈索斌又是谁？前者是东莞华坚集团的掌门人，后者是青岛金王集团的掌门人，一个是做鞋的，一个是做蜡烛的。这两个人一南一北，不同行当，互相并不认识。在中国企业界，二人并非家喻户晓的人物，但他们却是这轮金融危机中两位幸运儿，他们的幸运有一个共同的源泉，就是都受到了温/家/宝总理的当面鼓励。
张华荣是2008年7月中旬的一天突然接到通知，温总理要来他执掌的华坚集团参观。他好生激动，那天特意换了一身很酷的行头，向总理汇报企业经营思路和状况；温总听后说：“发展、转型、升级，这是六字真言...把压力变为动力，把困难变成机遇，就是要靠这六个字。”张华荣又不失时机地介绍他主办过一届的“世界鞋业发展论坛”，温总理又说：“这个论坛办得好，要继续办下去，第二届鞋业论坛还在这里办(厚街)，要办得更好。”
华坚是一个外向型的企业。去年7月上旬我与张华荣先生就长聊过一次，他虽然对“过冬”颇有信心，但信心背后不无忧虑，他甚至担心原定这一年10月份要办的第二届鞋业论坛办不下去。要知道，这个论坛有着伟大的使命，就是搭台唱戏，为正在筹建“世界鞋业总部基地”广积粮，这是个总建筑面积40万平方米的大项目。他没想到幸运之神如此快的速度降临。不足半个月后，总理出现在了自己面前，还寄语鼓励。一切开始反转。10月的论坛如期举行，主题正是“发展、转型、升级”。嘉宾济济一堂，高朋满座，龙龙图发来的祝辞好长，好在会场的音响效果不错；世界鞋业界的一些官员和大腕们也来了；最为关键的是，论坛闭幕前，一堆机构、银行、高校，政府部门像买彩票中了奖一样踊跃和“世界鞋业总部基地”项目战略联盟签了约”。石头落地。
陈索斌与温总理邂逅是2009年元旦期间。总理来青岛调研，青岛金王“中标”，其蜡烛产品95%以上出口，在这次危机中自然受到大的冲击，陈索斌正在推进着内销策略。那天他送给总理一个蜡烛新品，说“我有一个小小的心愿，送给您这个蜡烛。您消费一下、体验一下，带头拉动一下内需。”总理离开时，勉励道：“小蜡烛能做大文章…让中国蜡烛照耀世界。”几天后的1月5日，2009年的第一个交易日，青岛金王的股票以涨停价开盘，甚是高亢。
陈索斌会不会学习张华荣“好榜样”，承办“世界蜡烛发展论坛”，并在青岛申报一个“世界蜡烛产业基地”之类的项目呢？不过，从总理调研企业“过冬术”的原生性意义上讲，“温氏效应”并没有得到好好地培育和引导，不少真正需要帮助的中小企业最终落得个画饼充饥的宿命。
（本文节选、改编自《上海证券报》东方愚“商业PK堂”专栏）
这半个月中我其实接到了不少新的线索，其中还包括金基不动产大股东发给我的“重组方案”。我没加理会，而是选择站在一旁看大戏。这里面有着一连串的陷阱，以及贼喝捉贼式的游戏。
《PK周刊》：蔡澜与熊彼特的婚姻观
PK周刊•戏说财经 2009年1月4日
文/东方愚
香港美食家、文化界名人蔡澜和倪家是世交，听说老友倪匡的儿子倪震传出与周慧敏的婚讯，遂赠言“婚后小心点就好了”。蔡澜自命风流，但从没有媒体拍到过半张与女性亲密的照片。李嘉欣说蔡澜是令成熟女人心动的男人，老蔡说那是对他的“抬举”。不过蔡澜确实够酷，“伤害女人”或“被女人伤害”到最后，结婚了，原因是“父母说年纪差不多了，整天唠唠叨叨，也觉得累了。”不过，如今的他虽然不像以前一样坚持对“花心万岁”赞扬有加，仍然对婚姻制度微词连连——“我觉得结婚是一种很野蛮的制度，为什么要死守着一夫一妻呢”，但了解他的朋友知道，他不过是过过嘴瘾罢了。
蔡澜这种婚姻观让我想起来59年前去世的奥地利经济学家、创新理论的鼻祖熊彼特。这个人与蔡澜风马牛不相及，不过不碍事，俩人的婚姻观倒是值得相提并论。老熊结过三次婚，只有第一次以离婚收场，但他始终对婚姻制度不以为然，常劝学生不要结婚，更是对哈佛的学生灌输“家庭生活使人丧失灵感”的理念。以至于熊彼特1933年写给同龄人、时任《经济学报》总编辑凯恩斯的信中，谈及熊的学生论文写的不如预期好时，“沮丧”地称原因是“写到一半他竟然结了婚！”
蔡澜对婚姻制度的微词出于乐观的调侃，从万花丛中走来的人，结婚后嘴上可能仍然花香味浓，但行为未必那么夸张，甚至对老婆特忠诚。熊彼特给婚姻制度泼冷水显然出于悲观，第一任妻子——美丽的英国才女婚后跟他前往埃及，七年后佳人回了英国，一去不复返。第二任老婆婚后次年就难产而亡，几天后女婴也死了，几个月后他的母亲也去世了，这些不幸的事一下子堆到一个男人身上，无论如何也够沉重的。
林行止在《经济门楣》中谈到熊彼特的第三任也是最后一任老婆沙白·布蒂时说，“熊彼特逝世后，布蒂布人穷两人之力，整理他近万页手稿，令熊彼特一共晚年一共花了几年时间写成的巨著《经济分析的历史》得以出版...熊彼特生前若预知其太太为他的遗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对婚姻的看法相信不至于那么悲观。”
《PK周刊》：麦道夫没能成为“美国版郭子仪”
PK周刊?戏说财经 2009年1月3日
文/东方愚
“不折腾”是最新的一个中文流行词汇，而一位美国佬却在2009年新年前后却折腾得全球不少投资人胃出血。他便是美国纳斯达克股票市场公司前掌门人伯纳德·麦道夫。人生七十古来稀，按说是安度晚年的时候，而他选择“将”全球资本市场一“军”----他通过操控一支对冲基金给投资者带来了至少500亿美元的损失 ，于是被警方逮捕，罪名是涉嫌证券欺诈。这枚“炸弹”够狠，让全球的数十上百家知名投资机构及个人怨声载道，就连国际奥委会和导演斯皮尔伯格，以及中国的“打工皇帝”唐骏均名列其中。
不过，鲜有人抱怨自
己“很傻很天真”，因为“麦道夫”这一名字本身长期以来就是块金字招牌，他的传奇经历，诚实、风趣的品质可谓有口皆碑，更重要的是，他承诺给客户的年回报率并不是很高（一般10%左右），而且每月都会向客户提交投资报告；而就是这样一位“老善者”制造了如今的全球市场“胃溃疡”。当然，老麦有罪，但把屎盘子全扣给他似乎并不恰当。我想起中国唐代的大将郭子仪，郭子仪战攻赫赫，且在乱世中还活了八十多岁，令人艳羡。郭子仪最大的智慧是圆通，从这个角度来说，他更是一位政治将领。他为人大度，非常谦卑，善于整合资源、调解矛盾，他的军队并不是汉兵，而是各种各样的胡人，但就是这样的胡兵胡骑，大败了安禄山的胡兵胡骑。郭子仪同样很会赚钱，他在长安附近很多田地放置许多水磨、水碓来收费，人们磨粉、舂米，都得交钱。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利用自己的牌子、挤占民间资源，“合情合理”、细水长流地发财致富。
麦道夫跟郭子仪颇有相似之处。唯一不同的是，郭子仪的赚钱领域是实业，而麦道夫玩的是资本腾挪，偏偏又遇到了经济危机！于是晚节不保，遗憾没能成为美国版的“郭子仪”。说一件趣事，郭子仪的儿子娶了公主，小夫妻有一天吵架，公主说，你别这么横，我爸爸是皇上，儿子说，哼，给我老爸皇位他都未必想做呢！公主没辙，跑到娘家向父亲告状，说郭子仪有不忠之心；郭子仪听说后把儿子五花大绑，送交皇上，皇上看此情景，自然不介意了。
再看麦道夫。他的侄女莎娜-麦道夫2007年与一位叫作艾里克?斯万森的男人结婚了。所谓“门当户对”，这位斯万森可不是普通人，而是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的前高级督察。现在麦道夫闹出巨亏丑闻，华尔街关心的是这背后有没有官商勾结等更大丑闻。麦道夫会像郭子仪一样，带着侄女婿前去帮其一示清白吗？
《PK周刊》乔赢与黄兴的屡战屡败
PK周刊•戏说财经 2009年1月2日
文/东方愚
乔赢和黄兴，乍听起来可是八杆子打不着----前者是当下河南餐饮界的传奇人物，后者是清代同治年间出生于湖南的中国近代著名的民主革命家。你还别说，他们还真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先说黄兴吧，彼时孙中山的左膀右臂式的人物，声望一度与孙中山齐平，然而老黄革命的境界虽高，真打起仗来却是很“囧” 了，几乎从没打过一次胜仗！1911年黄花岗起义惊天动地，最后仍是落惶而逃，还断了
两根手指；后来的几次起义，以及与袁大头的对抗，都是被北洋军打得溃不成军。当然，这并不妨碍他的政见的真恳和革命的激情，虽败犹荣； 再看乔赢，1995年在郑州开起“红高梁”快餐，豪情万丈，把河南烩面的大旗插往北京，大称“有麦当劳的地方就会有红高梁”，然而后来昙花一现，几年后更是因民间集罪的“中国传统”罪名锒铛入狱；但他出来后不死心，2004年继续搞起“红高梁”，结果无疾而终，2005年再次来过，仍是黯然谢幕，甚至再被起诉；2007年又小闹一把，再度不了了之。黄兴是屡战屡败，屡败屡战，而与黄兴同时代的蔡锷是一战成名，之后虽有小挫，但无伤大雅。可谓同朝不同命。拿当下的中国企业界来看，史玉柱就像是蔡锷，而乔赢则是黄兴的翻版。
乔赢2008年第四次卷土重来了，继续扯起“红高梁”的大旗，这一次，他雄心百倍，同时也大有孤注一掷的感觉。2009年元旦这一天他过得很愉快，因为“红高梁”在郑州的第二家门店几天前刚开张。乔赢那双会说话的大眼睛，又一次注视着远方，尽管没有人知道这回的“远方”究竟有多远。按理说，“红高梁”是如今如日中天的味千拉面、小肥羊、真功夫等琳琅满目的餐饮品牌的“前辈”，但现在却只是从原点再启程。当年黄兴打的战略美仑美奂，而战术却糊里糊涂，实际上乔赢几次创业，资金、技术、管理、营销等四张牌中，后两张牌从来都打得外强中干，这一次，我听了河南朋友的介绍，仍为他捏一把汗。
黄兴在黄花岗起义前给一位同盟会成中贩信中说：“本日即赴阵地，誓身先士卒，努力杀贼，不敢有负诸贤之期望……”同日他给孙中山等人都写了绝命书，何其悲壮。乔赢现在重装出发，心里装的是他最喜欢的作者莎士比亚的一句话----“黑夜无论怎样漫长，白昼总会到来”，他比黄兴乐观，如今有人或有媒体关注他，他则像《梅兰芳》片尾的黎明一般淡淡一笑：“谢谢大家，都别跟着了，我要去扮戏了。”祝他好运。
《PK周刊》：朱郎总被田婆抢风头
PK周刊•戏说财经 2009年1月1日
文/东方愚
朱新礼是个爷们儿，2008年又干了件惊天动地的事儿，即决定把“儿子”汇源当“猪”卖了，卖给“一哥”可口可乐。他平时说的段子并不比严介和逊色多少，他也爱出风头，并且善玩欲擒故纵的游戏，但这一回，他的风头偏偏、屡屡被大他十岁的一位婆婆抢先。2008年9月初因“汇源卖身”刚成为焦点人物不足十天，
三聚氰胺事件被引爆，三鹿的田文华迅速站在了风口浪尖上。那些原先批评朱新礼“卖国”的“有志青年”发现自己孩子的结石病原来根在此处，遂摒弃了上纲上线的爱国论，转而大骂田婆丧尽天良。之后便是中国特色地“拖”，可口可乐就像《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中的冯巩，而毒奶粉中患儿的索赔路更慢如蜗牛搬家。一直到了2008年圣诞过去，眼看2009年新年钟声敲响，大家伙儿想着听听朱新礼这个新年怎么过，然而他在2008最后一天再度被接受庭审的田文华给抢了风头。其实12月30日这一天朱新礼在一个论坛上露面了，仍是一番慷慨陈词，大有辛弃疾在《贺新郎》中“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的味道，如称“我每次都看天气预报，新的春天，一轮新的创业机遇又来了”，诸如此类。然而“买账”者并不多，君不知大家伙儿又在惦记着第二天田婆受审是啥情景。 择期宣判自然是意料之中。不过，设想一下，可口可乐并购汇源进行实质动作那天，不会恰好与田婆被判刑在同一“档期”吧？果真如此，老朱岂不是风头又要被抢了？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情与貌，略相似。”
PK人物语录：
朱新礼：“我认为2009年又是一个新的创业最好的时机，和1992年小平南巡的时候差不多，” ------2008年12月30日于北京九华山庄第九届学习型中国-世纪成功论坛上
田文华：“我撕心裂肺、痛苦万分…多重的刑罚我都愿意接受…”------2008年12月31日，身着黄色囚衣的田文华在石家庄中院受审时称
这一天是12月29日，我们的结婚纪念日。我们在巴厘岛拍婚纱照。这一次，没有通过影楼，而是自己找的独立的摄影师，一对印尼的夫妻，他们非常用心，常被我们折磨到汗流浃背（当然，巴厘这一天的气温是30度）。
这是我们一年当中最快乐的时光。熬过了年初的创伤，度过了年中的紧张，年末终于是纯粹的放松和奔放。
我们是从香港出发、经雅加达转机的。在巴厘岛呆的时间有四天。四天当中，比美景更为留给我深刻印象的是，是当地人的淳朴。
这一天我们买了《巴厘时报》(Bali Times)和《巴厘邮报》(Bali Post)，小湘说，我们每年的这一天要在不同的国家，买当地当日的报纸，记录自己的心情和所在城市发生的一切，十年一回头，也可结集出版了，就叫《我们结婚这十年》；我哈哈大笑：职业病。
东方愚：2008十大悲情富豪盘点
随着全球经济陷入泥潭,一些民营企业家们过往的口号、目标和豪情,在2008年里一下子变得惨淡,个中的谎言、失意、悲情也毫无遮掩地暴露在人们面前
年末,各种贺岁片充斥着电影院,如果给中国民营企业主们推荐影片的话,重温《肖申克的救赎》和《阿甘正传》或许是上乘的选择———在前者当中,生命是一种残酷的选择,在后者当中,生活是一种诚实的坚守。
随着全球经济陷入泥潭,一些民营企业家们过往的口号、目标和豪情,在2008年里一下子变得惨淡,个中的谎言、失意、悲情也毫无遮掩地暴露在人们面前。刘根山、黄光裕、邱继宝、杜双华、许家印、汪远思、张茵、牛根生、魏东、荣智健……他们像是一群泄露隐私的明星,被人们茶余饭后谈论着。
为中国富豪群体描摹向来是一件困难的事。不过,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这一小撮群体的悲情,是中国政经体制改革“绕不开的代价”,也是中国民营企业成长、成熟所必须经历的阵痛；无需给他们的悲情扣上诸如“成人礼”等高帽子———中国民企的“成人礼”是一个动态的阶段和过程,而不属于特定的事件或年份。
政商关系断裂:刘根山与黄光裕
刘根山和黄光裕是2008年“落马”富豪的两位代表。前者为上海茂盛集团董事长,后者为国美电器董事局主席。一个于今年7月中旬被正式批捕,一个于11月中旬被公安机关带走调查。
刘根山被称为“公路大王”,黄光裕是家电零售界大亨,两人都曾是资本市场的腾挪高手,茂盛于2002年在香港借壳上市(后又弃壳),刘根山赫然名列“2003胡润资本控制50强”；国美于2004年在港借壳上市,黄光裕于这一年10月首次成为“中国首富”。
二人的落马却与资本运作并无太大关联。刘根山是上海社保案关健人物之一,在躲过2003年周正毅案、2005年张恩照案、2006年张荣坤案可能的关联后,未能平安度过2008年,让人们想过一句中国俗语:“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尽管有关部门曾就黄光裕涉嫌操纵几家上市公司股价对之进行过调查,本次被拘的原因是“涉嫌经济刑事案件”,但人们更愿意将其落马与今年9月以来商务部外资审批腐败窝案联系起来。
刘根山落马后,有人拿他与同为“公路大王”,却已于两年前倒台的张荣坤作对比:“刘根山和张荣坤相比,刘根山更显精明:一、张投资参与管理的公路里程达200公里(投资超过100亿元)；刘控制或曾经参与的高速公路总里程达900公里以上(实际投入不到100亿元)。二、张的资金来源是社保资金和银行贷款,刘却没有借过社保资金。三、张的慈善捐款、贿赂金额都很大,刘的贿赂金额相对较少。从这三点来看,刘根山的权力关系网明显比张荣坤‘硬’很多。”寥寥数语,政商勾结的潜规则跃然纸上。
折戟的黄光裕只有39岁,不禁让人想起唐万新。曾辉煌一时的“德隆系”掌门人唐万新曾找人算过命,算命的大师告诉他,你的一生大起大落,40时将会倾家荡产。唐万新听完大笑。未料到他后来锒铛入狱,正是40岁生日之前(2004年)。
黄光裕自然不会落得唐万新般的境地,而同为“不惑之年”之前折戟,令人心生唏嘘。不过,唐万新与黄光裕最大的区别是,前者向来不习惯,甚至抵触与政府部门合作,而后者深谙政商联盟的必要性。
经济危机求生:邱继宝与杜双华
邱继宝与杜双华,是在2008年经济危机中遭受重创的两位民营企业家代表。一个地处浙江,一个身在山东,前者是“缝纫机大王”、台州飞跃集团董事长,后者是民营钢铁巨贾、日照钢铁集团董事长。
邱继宝身上的“明星”气质,并非来自他的财富增长速度(这一点他远逊色于杜双华),而是来自他头上的政治光环。6年前,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到飞跃集团调研时,对企业经营和管理情形甚为赞赏,并称邱继宝是“国宝”。6年后的2008年3月,首次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的“邱国宝”再一次受到令多数民营企业家们艳羡的礼遇———来自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的主动问候和鼓励。
殊不知,彼时的飞跃集团其实已危机四伏,资金链断裂在即。一些政府官员私下评价邱继宝称,飞跃出事是注定的,只是早晚问题,原因是近几年邱继宝急速扩张,并大量拿地建造工业城,飞跃定会止于“跃进”。
然而,飞跃危机公开之前,台州市及椒江区政府已出台了具体措施、“协助”飞跃集团渡过难关。6月初,通过浙江省政府的出面,飞跃的各家贷款银行与之签署了不压缩贷款的协议。一个月后,商务部部长陈德铭到浙江调研时鼓励邱继宝“视压力为动力”。
这个时候的杜双华,仍在“闷声发大财”,不过两大危机已经来临,一是钢价开始进入全面下跌通道,二是山东钢铁入主日照钢铁决心已定,“一山难容二虎”,杜双华面临出局的可能,只是连他自己也不知道这一天到底什么时候到来。
后来事态的发展速度超出业界的预料,11月5日,即杜双华成为中国内地“二富”满月之日,山钢与日钢签定了重组意向书,中国企业史上又一出国企整合民企大戏正式拉开帷幕。杜双华属于“江湖派”,他遂打出两张牌,一是马上解除银行授信协议,将抵押给银行的铁矿石等资产变现,二是继续通过在二级市场购入名为“开源控股”的上市公司股份,成为其第一大股东,为日后的“二次创业”提前布局。
在山东省政府打造日照“临海钢铁精品基地”的宏大战略下,杜双华和日钢的命运显得微不足道。而就在日钢被整合的宿命正在进行时,坊间盛传“浙江民企出现倒闭潮”,浙江省工商局局长连忙辟谣,并不无诙谐地说:“我们能够原谅刘翔因伤跑不动,为什么不能够原谅邱继宝难以持续经营呢?”
同为求生,邱继宝这一年走出了一个“U”字,而杜双华的轨迹是“倒U型”。杜双华会嫉妒邱继宝吗?
迷失地产:许家印与汪远思
这一年是地产商们倍感压抑的一年。许家印和汪远思是其中的两位。前者是恒大集团董事长,后者是思达集团董事长。一个在广州,一个在郑州,二人的共同点是同为上世纪50年代生的河南商人,最大的区别是前者性格张扬,后者要低调得多。
许汪二人在2008年地产业陷入低谷之前均做了一次豪赌———许赌的是上市,汪赌的是地产繁荣的周期,结果两人都赌输了。许家印于3月20日宣布上市计划中止,到嘴边的鸭子飞了。汪远思把“郑州最好的房子”盖好了,却乏人问津,无奈于11月底将“思达系”的地产业务控股权以“零价格”甩了出去,连同一身巨债。
许家印的“迷失”与他在国际投行上市策动下豪情冲天有关,前两年尤其是去年第四季疯狂拿地,结果在遭遇“地产冬天”时,与投行的对赌让恒大付出了代价；虽然之后通过私募股权融资使恒大资金链暂时得以缓解,但相对应的是恒大继续出让更多的利益。
汪远思的“迷失”同样与赌性有关,不过除却银行借贷之外,他动用的另外一只杠杆是民间集资。尽管他最后实现了“金蝉脱壳”,但在众多小债权人的声讨下,有政府背景的新股东还是要与汪远思对簿公堂。
一个被投行“要挟”,一个遭民间及政府债权人反戈,许家印和汪远思的教训不无深刻,且后者要甚于前者。许家印式的地产商在这一年中数不胜数,他的好友、同在广州的昌盛集团董事长邹锡昌便落得与他同样的宿命,于是面临将旗下优质资产、广州地标之一的中华广场出让的无奈。尽管恒隆集团董事长陈启宗“永不与投行打交道”的言辞有些许夸张,但话糙理不糙———即便你甘愿作卧薪尝胆的勾践,投行也成不了范蠡。
汪远思式的案例在这一年中同样不乏其数,浙江丽水银泰集团、河北卓达集团等,已发生或正遭遇相同的尴尬。在相关法律不尽完善的情形下,民间集资这把双刃剑要比问道投行的风险更高,失控后的局面也更为麻烦。
尽管这一年地产商集体失意,但这并不构成个体不反思自身战略和局限性的理由和借口。在这个无法预期到底有多长的“冬天”里,除了苦争春,地产商们不妨重读彼得·圣吉的《第五项修炼》,来提升或重构自己及所执掌企业的心智模式。
社会责任拷问:张茵与牛根生
张茵和牛根生,前者是玖龙纸业董事长,后者是蒙牛集团董事长,一个生于1957年,一人生于1958年,都是孔夫子所言“五十而知天命”的阶段。两人在2008年都曾受到来自各方的拷问,百口难辩。
向来低调的张茵未曾料到“祸从口出”,今年“两会”期间,身为全国政协委员的她提了三条建议:建议劳动密集型企业取消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建议降低富人税负,建议对选择进口高效节能环保设备的企业免征5至7年进口关税和增值税。此言一出,民间一片哗然,在媒体传播和放大效应下,张茵很快成为了众矢之的,“为富不仁”,“富人阶层代言人”等帽子全部扣到了她的头上。这个时候的牛根生,正在央视《赢在中国》节目中指点江山、激扬文字,3年前他把自己持有的蒙牛股份裸捐了,于是他宣扬“财散人聚,财聚人散”,而“小胜凭智,大智靠德”、“产品等于人品,质量就是生命”等“牛氏语录”一时风靡大江南北,牛根生以一副行业领袖和道德标杆的姿态高高在上,与张茵的处境形成鲜明对比。
张茵为自己辩解,却发现收效甚微。彼情彼景,“张茵”更是一个符号,向她拍来的“砖头”更像是针对整个富人群体。一个月后,事件稍为平息,张茵却陷入另一起漩涡———香港一家名为“大学师生监察无良企业行动”的民间组织发布的一份《香港上市企业内地血汗工厂报告》,张茵旗下的玖龙纸业赫然在列。张茵被激怒了,称这一组织为“无良组织”,舆论再度哗然。
风波最终以张茵承认玖龙“确实存在管理不完善的地方”收场,她改以一种平和和冷静的心态接受质疑、批评和监察,并私下对朋友说自己经历了一次“蜕变”。
牛根生怎么也没想到,自己后来受到的良心拷问远比张茵大得多,并最终陷入了自己编织的责任和道德神话的泥沼中。三聚氰胺事件发生后,他在博客上“责任在谁?我们每个人都逃脱不了干系”的豪言被公众解读为推卸责任,信誓旦旦称做好了引咎辞职准备,也被斥责为作秀。甚至一个月后,他写给中国企业家俱乐部董事的信件被喻成“万言书”,不少人对他的“装屈状”再次表示愤慨；尽管牛根生“保卫民族品牌”的呼吁得到了他的企业界好友们的积极响应,但却很难像宗庆后当年一样赢得广泛的“大众粉丝”。
有人说牛根生比张茵还“青涩”,有人感慨“中国崛起”任重道远,并称“中国的崛起必是道德的崛起”；或许,对许多中国商人来说,有必要记住一句印第安谚语:如果我们走得太快,停一下,让灵魂跟上来。
资本苦酒:魏东与荣智健
“涌金系”原掌门人魏东和中信泰富董事长荣智健是两种不同类型的资本大佬,却在2008年双双落马,前者更是命归九泉。
魏东被称为“金融界的奇才”,13年前他与人联手摧垮万国证券一举成名,6年前收购湖南九芝堂,旗下的国金证券于去年开创券商成功借壳上市之先河……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奇才”,却于刚过“不惑之年”不久的2008年4月底选择从自家窗台上纵身一跃。
魏东的倒下又一次将中国资本市场的波诡云谲展现无遗,鲜有人想到资本与权贵联盟遭遇掣肘,会是以前者了此一生的方式得以终结。
此时的荣智健正为中信泰富在澳大利亚一个矿山项目的开工而庆贺。同时基于中信泰富去年的不俗业绩,高盛遂调高对其的评级。然而,令人大跌眼镜的是,6个月后,中信泰富爆出因投资澳元外汇Accumulator(累计期权)导致巨亏的丑闻,中信泰富股价狂泻,荣智健这位一直以来的商界领袖形象大打折扣。
魏东将偌大的产业留给了自己的妻子陈金霞,其遗书一度被视为一组“达芬奇密码”,只有极少数人才能看懂其中的玄机和奥秘。直到原国开行副行长王益被双规,人们才将焦点集中到券商借壳上市前后的资本腾挪和相关方的利益输送上来。
相比之下,一直以来荣智健将自己在中信泰富中的利益分配模式“公私分明、公私混合、共同投资、共同发展”玩转到了极致,哪怕此次丑闻被指“明知故犯”,本身就是“红顶商人”的荣智健也不会为政商关系所羁绊。不过,在他向母公司中信集团求助时,中信内部就是否援救一度产生分歧,这又何尝不是权力博弈呢?
本月19日的中信泰富股东特别会议,通过了向中信集团发行15亿美元可换股债券的决议；会场外约20名小股东示威呐喊,要求荣智健“下课”,荣智健自然不会理会,或许在他看来,稀释自己的股份虽是不得已之举,或也是最大的退让。
而“胡润百富榜”上曾有两个魏东,一个即“涌金系”掌门人魏东,一个是福记食品掌门人魏东,前者陨落后,有人开起灰色玩笑说:“谁说开餐馆的不如搞金融的?”
(文章部分内容引自本文作者与胡润合著的《胡润百富榜:中国富豪这十年》一书)
马上就是圣诞，然后就是我跟小湘的结婚纪念日（12月29日）。这一天我们会在巴厘岛度过。奔波了一年，彻底放松一下！
晚上7点，我满头大汗赶到中山大学管理学院，去听刘绍勇先生的讲座。结果在学院门口被告知刘因有事，临时改变时间，今天上午在这里已做过讲座了。我一听傻眼了．刘绍勇本月中旬离开南航，执掌东航，被业界普遍认为是加速东航重组的重要信号。特殊时期，他媒体选择保持沉默。想着今晚到现场听讲座，嗅出些味道来，并以学生的身份与刘聊下。结果扑空了。很是遗憾。
链接：去听讲座前整理的刘的资料
这是一个多面的广东商界大腕。他是国内最早进入地产界者中的一位（早于王石、李思廉等），旗下的中华广场，是广州知名地标之一；但最近几年他又以投资大飞机项目而蜚声江湖。他在富豪榜上的排名并不十分靠前，但慈善事业做的倒是红火（如中山大学“锡昌堂”）；他是南方人，倒是一副北方人的脾性，习惯“冲动”，在台湾的时候与人就“一个中国”还是“两个中国”吵了起来，在日本靖国神社前痛斥焚烧中国国旗者，喜欢上一些军事论坛，投资拍摄奥运情景剧等......
最近坊间关于邹锡昌的消息是说他命悬一线，由于豪赌上市，高价买地，结果把整个身家都赌进去了，上市搁浅了，还欠下高盛等投行一屁股债，在中山那块地，拿下来共花了八九个亿，现在“3亿也没人要”（邹锡昌语）；另一方面，大飞机项目遭遇体制掣肘，步履维艰。于是，他决心将中华广场卖掉，“早日退出地产界”，也考虑春节后，将公司的大飞机项目停下来...
邹锡昌的豪赌，简单是许家印的翻版；不过，他比许更懂得如何及时“收敛”，当然许家印的尴尬比邹锡昌要大得多。邹锡昌现在想卖掉中华广场，让我想起刚做过的关于汪远思的报道，汪远思也是当初豪赌拿下“地王”称号，现在也不得不“零地价”出让，以求“金蝉脱壳”。不同的是，汪远思搞民间集资，危险程度要更大一些。
“这就是命吧”，邹锡昌叼着烟斗，笑着对我们说，“何况我不是最惨的”。他的绝非装出来的轻松的心态超出我的意料。最近接触过的几位可爱而又失意的商人，给我的感触很深。我几乎从没有以一位财经记者的角度切入，如此的收获更大更丰实。
杰克•潘考夫斯基的两个17年
12月3日，在北京三里屯外交公寓的家中，刚刚度过60岁生日的杰克•潘考夫斯基（下文简称“杰克”）耸耸肩，微笑着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很难想象，在中国呆了17年，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创建中国汽车零部件行业标杆企业——亚新科(ASIMCO)的杰克先生，很多时候与他的中国客户们交流仍需翻译。
来中国建厂生产汽车零部件之前的17年，杰克在华尔街做投行。这同样令人匪夷所思。
杰克不会讲中国话，并不能阻挡住美国商人视其为“超级中国通”的热衷。 “要和中国地方政府之间搞好关系，这至关重要。”——他常对他的美国朋友讲，尽管他们常双手托着下巴，百思不得其解。
寻找“新中国经理人”
杰克家中的书架上，一本英文版的《徐志摩文集》很是扎眼。看得出来，杰克很喜欢中国。
他在中国的17年，并非一帆风顺。1990年代初，他初来中国“旅游考察”时，为中国文化的深邃和中国经济潜在的增长力吸引，萌生了留在中国做生意的想法，结果遭到朋友们的嘲讽：“你疯了！”1993年初建亚新科，进军汽车零部件行业，虽然生意越做越大，但在找到本土化管理的良方的前三年，杰克走了很多的弯路，曾经撞得头破血流。
然而，杰克并没有像徐志摩诗里说的一样，“轻轻地我走了，正如我轻轻地来”，而是坚持下来，不断寻找突围之道。
亚新科如今在中国8个省份拥有18家工厂，50多家销售公司，雇员超这1.2万人，在英国、美国和日本都有分公司或办事处，去年的销售额超过5亿美元；董事长杰克毫无疑问是个“空中飞人”，这也正是他不懂中文的重要原因——没时间去学。
“创业伊始的我真是太幼稚了。”杰克说，“我一度以为中国是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只要与北京手握大权的中央性机构互相了解，达成一揽子协议，就可以在各省畅通无阻、分取利益了嘛。实际上我大错特错了。”
认识到中国国情的复杂性之后，杰克的许多想法逐渐实现了“软着陆”。他开始接纳了中国国有企业绕圈子的习性和“打太极”的风格——无数次的寒暄与晚餐，合作意向就是毫不明朗。
杰克对此不反感的“好处”——促使他是创下了1993年一年内到过40座城市共100多家工厂参观的记录。
亚新科成立后，握有控股权的杰克毫不犹豫地组建了一支青一色美国精英的核心管理团队。结果发现失灵了——这支团队缺乏中国本土管理经验，而对中国二三线城市工厂的普通员工来说，他们并不在乎你的来头，而只关心你的见解是否靠谱，方案是否切实可行。
“1996年我把这支外国管理团队打发走的时候，心里尽管有些不快，但当时必须这样做，用一句中国俗语来讲就是‘免得夜长梦多’。”杰克说。
之后他意欲“改造”旧式中国管理人员的策略遭遇了同样的尴尬。迫不得已，最后选择畅开亚新科的大门，面向整个中国招贤纳士，结果将一批管理奇才招至了麾下，出奇杰克之所料。
他大喜过望；像喜欢玩概念的中国商人一样，杰克在董事会上把这一作法称之为“新中国经理人策略”。
他给“新中国经理人”画了像：必须是思维开阔的大陆华人，必须要有在中国从事管理工作的实践经验；不一定要有MBA文凭，但深谙“管理的解是一门科学”。
当然，杰克也遭遇过经理人倒戈的情景，而且就发生在亚新科在安徽的第一家合资公司。一位方姓的经理人一边签着“竞业禁止”协议，一边就在公司对面秘密开起了自家的公司，“脚踩两只船”，悠哉悠哉。
而当杰克发现这一情景时，由于担心两败俱伤，他并没有打草惊蛇，而是“偷偷地进村”，把可能发生的意外事件（比如工厂设备被毁）的几率降到最低的时候，才在临时董事长上很“平淡”地劝其走人。
幽默的杰克把这次经历起了个名，叫“安徽游击战”；听起来像是中国“铁道游击队”的“山寨版”。
“这位经理人尽管有悖职业道德，但其企业家才能颇获当地政府赏识，这是最棘手的。”杰克说道，“这使得我们充分意识到，与当地政府结为‘同盟’的必要性。”
就在那次公司危机后，杰克加倍拓展与中国各地政府之间的关系网，其中一项努力是，请几位当地能人做顾问，保证“同盟关系”不会中断。
亚新科后来名声鹊起后，杰克到欧美巡回演讲，他“入乡随俗”的作法总让在场者惊羡，有人不以为然道：“遇到纠纷找律师不是更有效率吗？”
杰克回答道：“恰恰相反，应不惜代价尽量避免打官司，不到万不得已，不要诉诸法律；这便是中国。”
说完大笑。
非凡的资源整合术
杰克自1991年到中国是17年光景，在此之前的17年，他在华尔街做投行。他的这种职业组合颇为传奇。
他偶尔也向人表达这种自豪感：“我在中国呆了这么久，还从未听说过另有哪个西方人，只凭一个想法，就阔别在外人眼中风光的华尔街生涯，来中国组建实体公司，并成为了中国最大产业之一中的领先企业。”
了解他的人绝不会觉得他是在吹牛。
杰克刚进入华尔街工作时1973年，华尔街不过是个“小作坊”，他当时并没有迅速成为美国投行界的风云人物。不过，正是亲历了20世纪80年代美国经济增长和资本市场不断完善的历史，使得之后乍到中国时，嗅出了中国市场的潜力和机会。
从这个层面来说，杰克并不是像业界描述的一样“两手空空来到了中国”。恰恰相反，他的华尔街关系帮他完成了一次完全的“中西合璧”。
事实上，杰克在考察完中国近100多家工厂后，于1993年先行成立的是“亚洲战略投资公司”，而后才是根据“亚洲战略投资公司”的缩写词成立了亚新科（ASIMCO）。
其中的考虑与契机，一是借船出海——华尔街的证券公司和资产管理公司当时已开始对中国市场萌发了好奇与兴趣，而拉拢几家华尔街公司作股东，又能给中国政府以“实力过硬”的第一印象；二是搭上了中国于1993年制订的新的汽车产业政策的快车，在之后的合资潮中牢牢掌握着控股权。
可以说，杰克的成功源于他的悟性与韧劲，背后的“永动机”便是他娴熟的资源整合术。
他把他的中国从商技巧称之为属于他自己的“中国功夫”。听起来一点都不谦虚，但却惟妙惟肖。
杰克说他在中国遇到了不少企业界的“达人”，这让他走得更快。他提到了一个人物——玉柴前董事长王建明。
“大家都叫王建明‘王董事长’，我也这样称呼。他是我的良师益友，几次给我指点迷津。”杰克对南方周末记者称，“他是一位思想深刻的人、真正的预言家，他能成为业界领袖，完全是由于他的人格力量和坚定意志。”
在去年完成的《与龙共舞》一书中，杰克就难掩对王建明的敬重之情。令人惊讶的是，基于对中国人际关系复杂性的认识，他在书中称王建明是一位“独行侠”，“一些人其实盼着他失败。”
而就在今年11月初，有媒体报道王建明“神秘失踪”，后来被证实正被江苏有关方面调查。
如此看来，杰克似乎更像是一位“预言家”——预言中国。
实际上，杰克一方面吸收了“王建明们”的长处，另一方面又规避了其短处，譬如对合作伙伴的过分信任，不善于与地方政府“打成一片”等；同样是在江苏省，杰克能够“零地价”拿地，“不违观，不行贿，这是我的原则”杰克说。
真是一个善于变通的老杰克。孔子说“六十而耳顺”，杰克对南方周末记者笑着说：“我至少还要再干17年。”
P.215-P.219 东方愚：财经人物写作的易与难----《胡润百富榜：中国富豪这十年》写作手记
资本运作高手汪远思下注地产，借以盘活思达系，不料楼市持续不景，汪远思惨败，再度遁出公众视线
4年后的2008年11月27日，他似乎依然很大方，但更多的是无奈——“零价格”把这一名为“蓝堡湾”的超大地产项目给“卖”了；当然，他同时甩出去的，还有二十多亿元的巨额债务，和数百名的债权人的纠缠。
这位商人是汪远思，靠电子信息产品起家（旗下有上市公司 思 达 高科），却以资本运作闻名江湖；他曾与史玉柱一起玩转脑白金，并一手打造出以连锁超市、电子信息和地产三条腿走路的“思达系”。而现在，却一切正归于静寂，不久前坊间更是传出其“失踪”的消息。
这是怎样的一出江湖戏剧呢？
“史上最乱董事会”
12月9日晚，郑州东风路。“蓝堡湾”对面的金基不动产（郑州）有限公司里，人声鼎沸。新组建的董事会要开第一次会议了，会场却迟迟静不下来，争吵声不断。
“金基不动产”乃“蓝堡湾”的投资商，也曾是汪远思“思达系”麾下一家重要机构。2004年，汪远思掷下5.91亿元重金，夺得郑州“地王”后，便通过金基不动产进行运作。而一直到2006年，汪远思才着手开发“蓝堡湾”。
“蓝堡湾”是“NO.1”的谐音，汪远思豪情万丈，称要盖“郑州最好的房子”，打造豪华的精装修住宅楼，均价超过8000元/平方米，每平方米高出附近楼盘近3000元。
这一高端路线没有得到市场的追捧，2007年，共3000多套的“蓝堡湾”一期，卖出去100多套；2008年，市场遇冷，“蓝堡湾”售楼中心门可罗雀，之前常在售楼现场“督阵”的汪远思，也变得一筹莫展。
汪远思最终没有熬过这一个寒冷的“冬天”。今年11月27日，汪远思将金基不动产51%的股份，以“零价格”转让给了河南瑞德财务咨询有限公司。
据悉，河南瑞德财务咨询公司其实是金基不动产的债权单位，由河南省中小企业担保公司牵头，与河南联创投资、郑州汽配大世界、河南正弘置业、河南兴业投资担保等债权人于不久前联合组建而成的。
除河南瑞德财务咨询公司外，金基不动产的股东还有河南东鑫投资担保公司（持股23%），思达高科（持股15%），河南泰来置业（持股11%）。
这三位股东是“思达系”的“旧部”。其中东鑫投资担保公司曾在汪远思募集拿下“地王”所需资金过程中立下过汗马功劳，思达高科是汪远思旗下的上市公司，而河南泰来置业的控制人为李建华，她是“思达系”地产业务的掌门人、汪远思昔日的“重臣”。
汪远思将金基不动产的控股权“零价格”转手后，12月5日，股东代表们开始选举金基不动产新的董事会成员，由于瑞德财务咨询公司这一“大股东”由若干债权人代表共同组成，该公司代表索性把金基不动产一直以来的董事长李建华哄下了台，汽配大世界的董事长丁积武毛遂自荐，成为金基不动产的新任董事长。
丁积武没想到自己的任期只有短短三天。12月8日，金基不动产的股东代表们重新选举董事会成员，把李建华重新扶上了董事长的位子，并推举刘双河（思达高科董事长）为金基不动产总经理，同时增补两名小债权人为董事。
于是便出现了12月9日，金基不动产的新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开场后，争议仍然不断，各种声音掺杂在一起的场景；尽管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明确目标，即想方设法给死寂的“蓝堡湾”引资、将之盘活，但他们依然克制不住吵闹——担心有资金进来后，自己的利益被冷落。
“这简直是‘史上最乱董事会’”，一位小债权人向南方周末记者称。12月11日，李建华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叹息道：“现在公司几乎是完全乱套了。”
而这一幕又一幕的闹剧般的情景，当初的“缔造者”汪远思从来没有在现场出现过。
汪远思豪赌前传
汪远思是河南省赫赫有名的商界名人。他是上世纪50年代生人，曾插过队、做过中学老师；1988年，汪远思抓住机遇创业，成立郑州电子研究所，后组建河南思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旗下产业发展为商业连锁、房地产、电子信息等。
思达高科于1996年在深交所挂牌上市，是国内较早一批上市的民企之一。汪远思的个人财富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迅速膨胀。
河南商界对汪远思一度“归隐”津津乐道。1999年，因与当初的创业伙伴意见严重相左，汪远思选择了“出走”，同时辞去了思达集团董事长一职。不过，4年后，他又杀了个回马枪，重掌思达控股权，名片上头衔改为思达集团“名誉董事长”，其实仍是实际控制人。
事实上，汪远思当时并没有真正“归隐”。2000年9月，他与史玉柱合作，参与投资上海华馨投资有限公司，成为华馨投资第一大股东。到他重回思达的2003年9月，上海华馨旗下的健特生物（后易名为华馨实业）股价涨了4倍。
汪远思于是落了个“资本运作高手”的江湖称号。在2003年胡润制作的“资本控制50强”中，汪远思以控制两家上市公司，赫然排在第10位，排在他前头的是唐万新、张宏伟、顾雏军等有名的资本大亨。
汪远思为人低调，但非常强势，在思达内部，高管们鲜有敢与他争论者。一位从思达集团离职的思达高管向本报记者称，汪远思“痛斥下属从来不留情面，通常给人一种高高在上的感觉”。
不过能领略汪远思这种“高高在上”姿态者并不在多数。汪远思的“思达系”虽是多元化发展，但汪远思更擅长资本运作，对子公司的具体业务并不太过问。
实际上，“思达系”旗下的思达连锁超市业务，盈利状况一直较差。最近3年始终亏损，南方周末记者调查得知，汪远思已于2006年将商业连锁业务81%的股权以“零价格”拱手出让，用以偿债，不过一直到今年11月13日才正式对外披露。
换句话说，2003年汪远思重返思达后不久，决定孤注一掷，以地产业务来实现“思达系”的纵身一跃。第二年，他便一举以5.91亿元摘得郑州“地王”桂冠。彼时郑州市金水区政府对汪远思寄予厚望，希望汪远思的这一项目，能带动周边河南科技市场这一城市综合体的产业升级。
当上“地王”需要的是真金白银，然而，汪远思彼时囊中羞涩，只有1亿多元的现金。他又是怎样撬动“地王”宝座的呢？
多米诺骨牌倒下
汪远思打出了三张牌。一是银行借贷，二是民间集资，三是上市公司思达高科的资金。
对于第一张牌，据《大河报》报道，2004年底至今，金基不动产先后从民生银行太原分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郑州分行、光大银行郑州某支行共获得13.3亿元贷款。
对于第三张牌，今年7月，上市公司思达高科花2亿元，受让“思达系”其它公司持有的金基不动产15%的股份，思达高科公告称这一行为的目的是“为了改变公司产品结构单一，盈利能力下降的局面”，虽然牵强，不过也可以理解。
第二张牌——民间集资——一度是汪远思的源头活水，却也成为了他最终惜别“蓝堡湾”的一张多米诺骨牌。金基不动产集资同样是“三条腿走路”，一是“思达系”内部员工集资，二是机构集资，三是社会公众集资。
2006年开始，金基不动产成立专门的“资金部”，负责筹资，通过熟人介绍、短信群发等方式，吸收社会资金。开出的条件非常诱人，比如“月息10%-15%”。最终的“战果”可谓喜人，内部集资超过2000万元，吸收社会机构及债权人资金近8亿元。河南中小企业担保公司等机构也是从那个时候身陷其中。
据河南联华资产评估公司对金基不动产股东权益价值的评估报告，截至今年5月底，调整后的资产账面值为24.2亿元，其中负债20亿元，净资产仅为4.2亿元。而5月后至今逾半年时间里，金基仍继续从银行获得了近2亿元的贷款。
汪远思布下的这一大赌局，如果地产市场向好，则皆大欢喜；然而他偏偏遭遇了寒冬，河南省工商联一次到河南房地产业协会做调研，问省内有无房企倒下的现象，协会的一位负责人说：“暂时没有，不过思达地产业务岌岌可危。”
最为关键的是，诸多债权人一看市场风向不对，担心当初的投资打了水漂，开始反戈一击，追讨资金。
事实上，汪远思已于11月27日，“零价格”将金基不动产的控股权出让，汪远思曾答应给为他立下汗马功劳的思达地产业务负责人李建华1亿元现金作为酬劳，结果只是将金基不动产11%的股份转让给了李建华。
精明的汪远思“金蝉脱壳”，留下偌大的摊子在身后。
汪氏宿命
汪远思真的“金蝉脱壳”了吗？
南方周末记者获悉，今年10月开始，郑州市政府办公厅开始组成调查小组，除在郑州本地外，还奔赴北京、青岛等地，对汪氏“思达系”进行调查，关注重点为是否存在转移资金等系列违规行为。郑州市政府办公厅一位工作人员向南方周末记者确认了这一信息。
值得一提的是，汪远思当年竞得“地王”时，与郑州金水区及郑州市政府关系向好，然而，由于汪远思迟迟没有开发，加上他一直以来不喜欢与政府打交道的脾性，其与郑州市政府的关系由融洽变为平淡。
“汪远思最缺乏的是合作精神，在‘思达系’内部如此，对外同样如此。”思达集团一位前任高管对本报记者称，“连一直以来负责政府关系的思达置业执行总裁袁国儒都愤而离职了，汪远思的处世风格可见一斑。”
关键一环是，在金基不动产当初的集资过程中，具有河南省政府背景的河南中小企业担保公司也是债权机构；汪远思将金基不动产51%股权转让给河南瑞德财务咨询公司，这一公司是由河南省中小企业担保公司牵头成立的。
新的股东当中有政府背景者——这成为如今金基新的董事会“安抚”小债权人的说辞之一，同时也使得民生银行、光大银行等众贷款银行有所宽心，并非像小债权人一样慌张。
“汪远思是个理想主义者。”12月11日，在郑州花园路一家茶馆，河南中小企业担保公司派驻到金基不动产的董事代表郭德民如此评价汪远思。
李建华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同样一脸惆怅，不过，她忽而对“后汪远思时代”的“蓝堡湾”表现出很足的信心，称正在与一些大的财团与机构洽谈，有望“尽快让债权人们重拾信心，不再搞内讧”。
对此时的汪远思来说，思达连锁超市和思达地产业务的控制权均已让出，“思达系”基本只剩上市公司思达高科，而在当初集资过程中，汪远思是否曾以思达高科的股权作为抵押，尚无法得知。
12月15日，南方周末记者离开郑州时，思达集团一位人士向记者开了一个灰色玩笑：“许多郑州人民现在有‘两盼’，一盼过年，二盼汪远思归来。”
但这种期盼恐怕很难实现。今年10月开始，汪远思再没有回来过郑州，思达集团高管甚至只能与他进行单线联系。
几年前记者问汪远思为何不愿在公众面前露面，汪远思甚为多愁善感地说：“我喜欢一个人躲到角落里去舔伤口，其他人别理我，过一段我就好了。”
开头以为是个搞笑场，稍后感觉是个广告串串烧，中间猜测是个爱情闹剧，后来清楚是个旅游宣传片，结束的时候，我还没感慨，后排的一个观众倒是抢先了：这X片真烂。
冯小刚可能弄不明白姜文的《太阳照常升起》怎么那么卖座，于是想把传统的冯氏喜剧也来个混搭，结果搞成了个大花脸；王中军可能想着华谊在改革开放30周年当天能证明“植入式广告”模式是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结果忘记了就算孙悟空是个民族英雄，也总有招人烦的时候。
在强势的渠道攻势下，《非诚勿扰》仍会是个好的商业片，但与《命运呼叫转移》《爱情呼叫转移2》一样，它用华丽而应景的台词和演员组合，来折损着中国特色电影的阳寿。
幸亏这是在中国，中国观众有健忘的优良传统，吃了亏，很快就一笑了之。就像东方先生，好傻好天真。
2、还是那条走过千遍的羊肠小道，麦苗青青，真美；还是那熟悉的稀饭、捞面条，真香。
3、老家上不了网，带的本子又出了点问题，把所谓的信息屏蔽在生活之外，真是惬意。其实我们从不缺信息，缺的是恬静的情感。
4、有机会就多陪一陪父母吧，尽我们所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