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嘉诚和王永庆的学历观
这是2010年6月30日，香港首富、长实集团主席李嘉诚以汕头大学校董会荣誉主席身份，出席汕大毕业典礼时致辞的开篇。这位82岁的老人，幽默地称自己也是“80后”。他一口气抛给了学生们十几个疑问，句句掷地有声。其中一问为“有多少同学可肯定自己必会一直坚持原则，拒绝自欺欺人，拒绝把走捷径视为正途？”
李嘉诚将这一问称为“一个较难回答”的问题。没有人知道，唐骏1984年从北京邮电学院（现在的北京邮电大学）毕业时，有没有人问过他类似的问题；26年后，他涉嫌造假，深陷“博士门”事件，搞得声名狼藉。
记得唐骏一次在大学的演讲过程中，有学生问拿他和李嘉诚做比较，唐骏自知资历甚浅，坦言不能和李嘉诚相提并论，不过笑称“他的年纪也比我大多了”（相差34岁）。现在这一段子被人当作了笑柄，因为对于评判一个人来说，信誉优劣比年纪长幼更“适用”。
当然人无完人，李嘉诚也不尽如我们想象中那样豪无瑕疵。乔·史塔威尔(Joe Studwell)在《亚洲教父》（Asian godfathers）对李嘉诚等亚洲大佬都有深入和客观的剖析。不过，他至少见微知著，知道什么时候能走捷径，什么时候不便走捷径——譬如学历。“我们的社会中没有大学文凭、白手起家而终成大业的人不计其数，”他曾说道，“其中的优秀企业家群体更是引人注目。”
李嘉诚头上顶有香港大学、北京大学、剑桥大学等十多所知名大学授予他的荣誉博士学位，均是实至名归，而非像内地商界晚辈邱继宝一样滑稽，到现在连自己都不清楚给他颁发“美国内申大学”荣誉博士学位的那个老外，究竟是“美国内申大学”真校长还是假校长呢。
再来看看已故的“台湾首富”王永庆的学历观。他只有小学文化，但是一生都在学习，去世前几年，年近90岁高龄还常伏案写作。他心里装有一个超级产业帝国的梦想，但始终是一副谦卑状。他也有一个荣誉博士的学位，是1975年初由美国圣若望大学颁发，在授予仪式上，王永庆说“我幼时无力进学，长大时必须做工谋生，也没有机会接受正式教育，像我这样一个身无专长的人，永远感觉只有刻苦耐劳才能补其不足。”
到了1990年代，时任台湾交通大学校长的邓启福想给王永庆颁发一个荣誉博士的头衔，被王永庆一口回绝了。“博士学位是要经由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研究所硕士班等过程，每一个阶段按部就班认真苦读而获得的才有意义”他说，“我没有资格。”
由于环境的不同，内地企业家们不可能都像李嘉诚和王永庆二位港台首富洒脱，对知名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一笑了之。相反，如果花钱买博士学位的同时，汲取了不少知识和能力，也可谓难能可贵了。问题就在于，不少企业家的初衷是渴望被认同，于是虚荣心作祟，勾兑一顶博士帽供在办公室，是为急功近利、自欺欺人也。
内地富豪偏爱博士帽，折射出来的仍是他们内心的孤寂和忧郁。在财富累积的边际效用越来越小时，精神层面的诉求开始水涨船高。譬如陈启源和万玉华夫妇，他们在接受我的采访时流露出来对人才的渴望，但给自己也镶上一圈博士光环，而且是野鸡大学的博士，实在没有必要。想来霸王上市时券商也心知肚明，所以在招股书里避而不谈这顶博士帽，而只写与博士学位一脉相承，但不会蹈唐骏覆辙的“北京大学公共经济管理研究中心研究员”头衔吧！
泉州民企：卖衣服不如投资股权?
6月1日A股有4只新股上市，其中两家收盘跌破发行价，两家收红。最为抢眼的是3G概念股三元达，涨幅超过25％。开心的不仅是三元达的老板黄国英，还包括福建劲霸投资公司的两位掌门：洪肇明和洪忠信。劲霸是三元达的第三大股东。
劲霸的主业是男装，但同时玩起了PE投资。洪氏父子投资三元达时，每股成本不到2﹒5元，现在的股价是25元，3年实现10倍的账面盈利，比倒腾衣服强多了。
泉州另一家族最近也尝到了投资甜头。雷士照明于5月20日在香港上市，基础投资者中除了软银赛富和高盛，福建七匹狼董事长周少雄夫妇等家族成员也在列，他们曾认购逾亿元的雷士股份。
周氏家族是股权投资的老手。最漂亮一役莫过于七匹狼6年前受让兴业银行股权，后来让其大赚数十亿元。
截至2010年5月底，泉州上市公司数量近50家，其中晋江这一县级市就占了半壁江山。“上市”一直是泉州企业圈的高频词汇，我去年到泉州采访，所见民营业主无不情绪高亢，不管是在A股还是到美国、加拿大、新加坡甚至马来西亚挂牌，均乐此不疲大谈股票长短。现在，“股权投资”成为另一高频词汇。七匹狼和劲霸等先行者起到了一定的示范作用。
泉州民企喜欢豪赌，而相对于上市，财务投资乃至股权投资一直以来并未引起他们足够重视。现在，他们终于苏醒了——对同行企业的股权投资，意味着行业并购重组拉开帷幕，而对其他行业的股权投资，则等于将鸡蛋放在不同篮子里，而且还能源源不断为主业输血。当然，这也可能是美国管理战略专家迈克尔·波特所说的多元陷阱。
泉州模式、温州模式和东莞模式，是企业界、学界及政府部门常提及的三种发展模式。温州民间金融发达，到PE领域掘金的嗅觉要更灵敏一些，他们虽然也有大品牌，但“炒×团”的盛行，让人记住的角色是资本输出者；东莞是“世界工厂”，他们对上市和股权融资兴趣不高，不是不能，而是不愿打破“藏富于厂”的传统；泉州现在是两条腿走路，品牌塑造及上市与股权投资并行。
问题在于，泉州民企实在太爱跟风。我打电话给曾辅导多家晋江企业上市的财务顾问公司老板，他的话印证了我的推测——很多企业都派出“小分队”，四处寻找优质的种子公司，其中不乏上市后手握大笔资金为之发愁的企业。想想看，创业板平均市盈率超过60倍，种豆得瓜的圈钱大戏在持续上演，谁不想分一杯羹呢。
但其中一定会有一些民企，所动用的不是闲置资金，也一定会有一些尝到甜头的企业家，从派小分队到亲自挂阵，从夯实主业到痴迷资本杠杆，于是不免让人替其捏把汗：本末倒置是否会给泉州产业带来灾难？
人们常看到那些他们愿意看见的成功案例，却有意忽略掉失败的例子。股权投资可能会带来可观的收益，但也会带来风险。最大的风险不是投资失败，而是企业家因此豪赌成瘾，失去了自我节制的能力和对主业精耕细作的重视。如此，则是拣了芝麻，丢了西瓜。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也许是一个企业家群体演进和成熟过程中所必须要趟的河流。
链接：去年11月我到福建做的一则报道：《圈子、面子和赌性——晋江富豪扎堆上市的文化基因》
官与商，如今由谁来定潜规则
文/东方愚 5月27日 南方周末
黄光裕一审判决了，力拓案也接近尾声。但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在两宗事件中被曝涉案的民营企业家似乎都有惊无险，镇定自若。
先看卷入力拓案的两位民营钢铁富豪———杜双华和张祥青。4月25日，杜双华在北京世纪金源大饭店出席日照钢铁集团和泛华建设集团发起成立的泛华城市发展建设基金发布会。泛华是国家建设部原直属企业，这一基金一期融资额就达50亿元。看来杜双华在和山东钢铁玩躲猫猫游戏中愈挫愈勇，在力拓案中也相安无事。
与此同时，张祥青和妻子张荣华，在荣程钢铁的老巢天津，接受了一家媒体采访。杜双华和张祥青都坚称前力拓员工索贿。这也是行业潜规则，如果真要兴师问罪，民营钢铁行业又要来轮大整肃了。
再来看黄光裕及郭京毅案中牵出的苏泊尔董事长苏显泽和河北一家在港上市公司。苏显泽近日刚刚在浙江工业大学一场论坛上，就“苏泊尔品牌建设和国际化道路”讲经验、聊心得。虽然避重就轻，但人家还是很坦然地聊苏泊尔并购案，不亦乐乎。
上述民企及掌门人何以如此镇定？或许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所代表的是一个群体的复杂生态，想来监管部门也心知肚明，不致痛下杀手。更何况其中有些人背景不俗，打狗也要看主人。
往大里讲，那就是有关“边界”的话题了。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显规则和潜规则的纠结，其实这一话题无论是政府部门，还是企业界、学界，可谓年年谈，天天谈。但现在的情形是，边界之模糊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更甚。
最近的这几起案件都反映出类似边界的问题，一种就是我们司空见惯的政商关系混沌，黄光裕深陷泥潭属此范畴。另一种便是政府对市场的干预过度。像SEB并购苏泊尔，本来是充分竞争行业的一件寻常事，却硬生生地滋生出一个腐败链条。据媒体报道，苏显泽当年所言“一口锅不涉及国家安全”，都是郭京毅一手“策划”的。
可以说，第一种情形是一个国家市场经济深入转轨过程中必然附生的现象。但第二种情形，却是市场经济向计划经济倒退的隐喻。
民营企业现在遭遇的尴尬，国进民退是其一，但就算退，你也知道谁在挤兑自己的空间，那是一只有形之手。比国进民退导致民企伤筋动骨更可怕的，是政府权力的伸张，导致其与市场边界越来越模糊的格局，以至于身处充分竞争行业的民企在举手投足间，常常优先想到的也是行贿，和官员打场高尔夫探探口风诸如此类。
所以，很难说，当下是民营企业家腐蚀了官员，还是官员用权力逼迫企业家出此下策。
5月25日，地产商任志强参加国资委组织的一场培训，他边听课边用手机发微博:“商业贿赂作为一种不正当竞争的手段渐渐演变成某些领域通行的潜规则。为什么这些潜规则能持续地存在呢?”
文章链接：http://nf.nfdaily.cn/epaper/nfzm/content/20100527/ArticelD18002FM.htm
（后记：不知爱仕达、双喜等当年曾联合签署《紧急声明》反对SEB并购苏泊尔的民企掌门，现在是什么样的心境。另，本想做一篇公司报道，新奥集团与王玉锁，但中宣部很快就下发禁令了，新奥从来都是一个神通广大，水很深的企业。于是就算在这篇短评中，也只是一笔带过“河北一家在港上市公司”。当然，新奥的问题，和本文的主题，是两个不同的方向。）
美国政治学家威尔逊和犯罪学家凯林曾提出一个“破窗效应”，意思是，如果有人打坏了一栋楼里的一块玻璃，又没有及时修复，别人就可能受到某种暗示性的纵容，结果更多的玻璃被打碎了。
现在，60岁的郭台铭和他旗下全球最大的代工厂富士康，正遭遇着破窗效应。半年内10名员工跳楼自杀，富士康眼看就要成为“全民公敌”，这让郭台铭这位“台湾首富”很是不爽。因为这搅乱了他的好心情——比他小24岁的娇妻曾馨莹继为他生下一个宝贝女儿后，再有身孕。
富士康究竟是不是“血汗工厂”？我认识的几位曾对富士康强烈质疑的朋友，这两年都曾到过富士康调研，他们的结论是，富士康的工作环境和待遇在珠三角属于中上，如果要称之为血汗工厂，那么整个珠三角“世界大工厂”则处处淌满血泪。
我将信将疑，怀疑他们在富士康的调研路线是被控制的。到了2010年4月，我所供职媒体的一名实习生，“卧底”进入富士康做工人，一呆就是近1个月。他出来后，感受与我几位朋友完全一样。
一个非常微妙、不易被觉察的现象是，媒体之外，还有其它一些机构也想从富士康身上挖掘出点什么。据说，中华全国总工会和深圳市总工会等都试图从媒体对富士康的调查报道中挖掘些可以构成他们发声条件的细节，但遗憾的是，他们最后说没找到，因为富士康的环境是“中等偏上”。
你看，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把标尺。问题的关键在于，当媒体、工会组织用自己的标尺丈量出的富士康都比想象出的形象要高那么半尺时，是否就构成了“平衡”或失声的充要条件？就像人们一方面对官商勾结深恶痛绝，一方面又对黄光裕一审被判14年徒刑表示同情一样，对郭台铭，媒体和工会一方面对工人境遇富有同情，一方面又对富士康手下留情。这并不是说要痛打落水狗，而是说，当心里的坐标系是预设的，格局自然就是小格局。如果放在整个台商企业，或世界500强全球各国代工厂的坐标中，富士康还是你想象中的富士康吗？
“N连跳”最大的悲哀还在于，无论再多的悲剧上演，中国内地代工厂工人群体自己很难主动找到一个发声的渠道或方式。他们只有等着媒体来关注，等着更严重的事件发生时引起有关部门的主意。而即使如此，你所在的工厂，还必须是富士康或玖龙纸业这种首富大佬旗下的工厂，否则就没有足够的注意力效应。说句不尽恰当的话，“N连跳”可能会跳出一个全新的富士康，但更多的代工厂呢？
我想起了被称为“台湾经营之神”的王永庆。我在《王永庆管理日志》一书中提到一处细节， 1980年代开始，他就给台塑工厂里的员工每年发4.5个月工资的年终奖，超过了一些台湾同行，用现在的时髦语来说，属于“中等偏上”水平了，然而，一二十年过去了，同行企业中美和石油、以苯等给员工的年终奖都是14个月工资了，台塑仍按兵不动，年终奖不与企业效益挂钩，结果员工们终于有一天无法忍受，2005年开始游行示威，工会抗议。王永庆不得已，只好自掏腰包，将2004年年终奖提高为6个月的工资并发放“礼盒”。
与台湾地区相比，中国内地的世界工厂是另一个世界，一来你别指望同行的员工待遇先行高于你——大家比的是均贫而非均富，二来，工人们永远也不会像台塑工人们一样犀利畅快地行动起来表达自己的意愿，维护自己的权益。
2009年11月10日，我在台北参加第七届华人企业领袖高峰会时，遇见郭台铭，他说，创业可分为四个时期，创意发现、落实创意、经过市场检验和拓展事业版图。如今他的富士康在“市场检验”中，好多窗户的玻璃破碎了，抑制这种“破窗效应”的，显然不应只是郭台铭一人。它更应是中国式“世界工厂”自下而上变革的一次契机。
（本文为《东方企业家》专栏文章，在写此文的5月21日早上，又有一名富士康员工跳楼自杀，真是杯具。）
14年有期徒刑、罚金6亿、没收2亿，吊足了人们胃口的“首富先生”、国美创始人黄光裕一审判决于5月18日尘埃落定。据说宣判过程中黄光裕很“淡定”，而旁听席上的黄母情绪激动。
抛开黄母的情绪和法律意义上的量刑认定，普通人对黄光裕案的看法是怎样的呢？和讯网做了一项在线调查，结果显示，63%的网友认为“量刑偏重”，30%的网友认为“量刑偏轻”。
虽然网络调查并不严谨，但可以看出：一方面人们对内幕交易、官商勾结等现象深恶痛绝，一方面却对黄光裕的落马示以“同情心”。但与其称之为同情，不如说是民众对司法部门进一步掘出黄光裕案背后各路枭雄尤其是政府官员，并痛快地给其应有惩罚的期待。
至于黄光裕如何拿出8个亿真金白银（加上黄妻杜鹃2亿罚金则是10亿元了），倒是我们有些“闲操萝卜淡操心”了。他不可能选择减持上市公司股份的方式套现，因为如何保证控股权不被稀释和受到钳制，一直是黄光裕绞尽脑汁思考的命题。
事实上，在黄光裕折戟前几年，即引入贝恩资本之前，通过出售非上市公司股份给上市公司和减持，套现总额至少135亿元。当然，这次无论他从哪口锅里取米，都会引起司法部门关注。
而接下来，国美的控制权之争将在未来上演好戏。
2009年是国美的“最艰难时刻”，其有两大动作格外引人注目。一是引入美国私募基金贝恩资本，二是对高管施以共近4亿股的股权激励。两项举措都乃不得已而为之，尤其是前者，有效纾解了国美2007年发行的46亿元2014年到期可转债的压力。
巧合的是，在5月18日黄光裕宣判当天，国美也了结了3年前的那次巨额可转债压力。当天，国美按人民币本金兑美元的102.27%赎回了2007年发行的可转债。这显然是国美赎回的最好时机——毕竟2.3港元的现时股价与协议上的4.46港元的换股价相去甚远。
但还完债的国美并不轻松。要知道，国美于去年通过向贝恩资本发行新的7年期可转债融资赎回一部分旧债之后，很快又发行了新的2014年可转债。这种连环套式的资本运作，说穿了就是“拆了东墙补西墙”。
那些将黄氏股权被稀释称之为国美“去黄光裕化”措施之一的声音，实在是无稽之谈——黄光裕在狱中向贝恩三位国美非执行董事连任投反对票，更是对这一声音泼了一盆冷水。
但贝恩三位代表最终连任了。这正是黄光裕的最大尴尬：他对国际投行和私募基金们心存芥蒂，但他自己并没有什么保全良策；国美高层支持贝恩之举，虽然会被黄光裕在监狱的墙上记上一笔，但却是无奈中的最优选择。
带着“被涮”感觉的贝恩资本，会在下次股东大会前完成债转股，以防止旧戏重演吗？可能性不是没有。但问题是，届时国美的股价，是否有足够的吸引力呢。
值得关注的是，美银美林、瑞信、德林偏重国美，无一不是买入建议。虽然可以说这是由于国美从黄光裕案中缓了过来，年报和一季报还算漂亮，但奇怪的是，有投行报告中提到的另一理由是，中国内地房价开始呈现下行趋势，将会刺激房屋销售，从而带动电器销售。
这理由牵强得可笑，几乎有掩耳盗铃之嫌。他们不可能对中国内地房地产市场往往价量齐跌的情形不了解，最为关键的是，他们如今纷纷看空中资房地产股，美银美林等都急着套现离场呢。
国际投行偏爱的不是国美，而是贝恩资本。惺惺相吸和见风使舵，是投行们一贯的作法。想想国美与永乐当年合并前后，摩根士丹利扮演的角色吧。当然，他们有他们的逻辑，或曰抵御风险，或曰正当防卫，于是一边哭诉着中国的钱难赚，一边是剑走依锋、穷图匕见。
国美真正的考验在今后三年。如果能像当年的创维一样——创始人入狱，而企业有惊有险，则是黄光裕之幸。
黄光裕案映射的是中国经济转轨之痛，它不是始作俑者，但也肯定不是终结者。黄案的玄机在于，人们可能视黄光裕的判决为落地的“另一只靴子”，从此之后，原本就不透明的黄案调查和审理将可能彻底从公众视野消遁。
(发表于2010年5月20日《南方周末》，http://nf.nfdaily.cn/epaper/nfzm/content/20100520/ArticelD20003FM.htm)
2008年12月11日早上，美国FBI的两位专员在纽约56大街和列克敦道交叉口的咖啡厅见面。他们要了同样的东西：大杯的热咖啡，枫糖面包圈和纸巾。
“真他妈难以置信，麦道夫的手下（儿子）已将事情的原委告诉了我，他的秘密将诏告天下。这桩事一旦传到媒体耳朵里，咱们估计再也睡不好觉了。走，咱们去看看他在不在家。”其中一位名叫西奥多的专员称。
一个小时后，他们裹着大衣，来到了上东区东64大街133号12A。麦道夫亲自开的门，他正打算去自首。于是大家都很“默契”，逮捕令很快就送到了。麦道夫，对，就是那个长期叱咤美国金融市场的犹太人伯尼•麦道夫，走下了资本神坛。
麦道夫在法庭上对包括证券欺诈、洗钱、伪证等11项指控供认不讳，他所设计的“庞氏骗局”金额超过600亿美元──这是世界金融史上最大的骗局。
麦道夫很快被投入了监狱，他被判处150年有期徒刑。
老麦悲喜交加。悲的是，自己难逃宿命，事发的半年前，他的亲爱的妻子露丝•麦道夫在墨西哥星空海滩给他安排的70岁生日宴会让他难忘，而2009年就是他们结婚50周年──金婚年！喜的是，露丝安然无恙，没有卷入诈骗案中。
是麦道夫“蓄谋已久”，还是露丝的石榴裙散发的气息，使麦道夫在金融市场分泌出了一种奇特的荷尔蒙，步步走向深渊呢？
“世界上最诚实的人”
一个女人爱一个男人，和他结婚，支持他，维护他的尊严，50年如一日。这些词汇层层递进，都与麦道夫和他的妻子露丝有关。他俩颇有夫妻相，麦道夫长着一幅娃娃脸、说话转声细语、甚至有些娘娘腔，喜欢穿条纹衬衫和深灰色裤子，而露丝一头金发，身材娇小、妩媚，一看就是惹人疼的那种类型。两人50年的婚姻里，露丝对麦道夫信赖无比，她曾说：“我们家伯尼是世界上最诚实的人。”
这种话现在听起来很滑稽。但在麦道夫案发之前，其实几乎所有的人都深信不疑。有一件比较夸张的事，即麦2008年4月29日，麦道夫生日那天。露丝为他筹办的聚会上，名流云集，觥筹交错。席间老麦的一个合伙人端起酒杯敬酒，他先是称赞了麦道夫的聪明劲儿，然后笑着说：“伯尼，你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老奸巨滑的家伙。”
玩资本运作的人哪位不是老奸巨滑之徒？男人之间的这种口吻，其实还是赞扬之辞。于是大伙儿都笑了，除了一个人，这个人正是麦道夫的老婆露丝。她很惊讶、愤怒、倍感不可思议，竟然有朋友用“老奸巨滑”形容自己的丈夫，“你这个混蛋，居然这样说伯尼，他为你做了多少事！”露丝说。
“我只是开个玩笑呀。”
“Shit!”露丝甩下这么一句，把手里的餐具甩到了桌上。大伙儿面面相觑。真是一场“杯具”。|
心直口快的老露丝是可爱的，但是如此不留情面，也足见她对麦道夫的崇拜程度。在她的心里，麦道夫就是上帝。她是一位无可挑剔的“贤内助”。在朋友们眼中，麦道夫被露丝征服的原因，一是露丝的身段和脸蛋让他萌生原始冲动，二是他的胃口被会做一手好菜的露丝捕获无疑。
要知道，露丝在纽约大学读研究生的专业是营养学，她与人合著的《美国最大的犹太菜厨师：美国最著名餐馆的175道名菜》（1996）彻底巩固了她在厨艺和饮食界的地位。但她绝非一位事业型的女性，对她来说，自己积攒的所谓名声都只是用来为丈夫服务的，她曾邀请著名的犹太作家迈克尔•斯卡坎和肯尼思•利博为她和麦道夫写家庭回忆录，并编辑成一本剪贴册，用露丝的话来说，剪贴册是为了给老麦“一份永生难忘的生日礼物”，“在不惊动他的前提下让他开心” 。这是2003年，麦道夫65岁，露丝说“这是一个开始衰退的年龄，不过这与伯尼无关，他拥有整个世界。”
两位犹太作家在一个阴雨天来到了麦道夫和露丝的家中，不过正当他们开始整理照片时，露丝就开始动摇了，很快变卦，她认为65岁“说年轻不年轻，说老也不老”，是个尴尬的年龄，相比之下，70岁生日更合适，更厚重。于是两位作家第二天就被放假了。
5年后即老麦在墨西哥星空海滩的庆生会。半年后被捕，从“世界上最诚实的人”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骗子”。合伙人那一句“老奸巨滑”一语成谶。
守口如瓶，保持风度
麦道夫是个早婚的家伙，大学还没毕业就和露丝结婚了，露丝的父亲是一位会计师，她后来成为麦道夫证券公司的会计，自然被视为继承了父亲的衣钵。而麦道夫在1959年和露丝结婚后，就成为“上门女婿”，搬过来和露丝一家一起住（1960年他才毕业）。次年，他怀揣5000美元前往华尔街从事玩股票。华尔街在线杂志《股市》（Clusterstock）曾怀疑，还在上学且只是兼职做过救生员和喷灌装置员的麦道夫怎么会有5000美元“巨款”呢？
坊间对此的分析，一种是确实是麦道夫赚来的，而也有人推测，这笔钱是他的岳父大人赞助的。从这一点来说，正如有中国富豪异军突起，或是仓惶落马后，人们总会重新审视他当年的第一桶金是怎么来的。好奇心无罪。
如果是老丈人赞助的，你肯定会说，麦道夫这家伙也确实太幸运了，既娶人家女儿又拿人家钱财，便宜都让他一个人沾了。不过露丝老爸也不是傻瓜，他是看到了麦道夫的潜质──君不见，20岁出头的麦道夫刚到华尔街，聪明才智就发挥得淋漓尽致，他似乎总能找到与众不同的潜力股，正如他同时也被视为“潜力股”栽培一样。
尽管露丝从一开始就对麦道夫爱得疯狂，但就此说麦道夫利用了她的单纯、从一开始就在爱情温床和婚姻小舟里谋划资本阴谋，显然不尽合适。一来高估了女人的情绪在男人事业版图中的影响力，二来，想想1960年代的美国股市是什么样的一种情景吧，用一个中国化的词语来形容，那便是“野蛮生长”──一边是没有电脑化和网络化“小米加步枪”式的战斗，一边是电子交易平台的孕育和呼之欲出。遍地黄金，焉能视而不见？
相对应的，这厢是一帮老朽们以为财大就能持续气粗，那厢是麦道夫们蠢蠢欲动，从纷乱的“粉红单”市场（声誉不佳、不守规则或无足轻重的“避难交易所”，后被改造成OTCBB市场）完成资本原始积累，他灵敏的嗅觉使得他在证券进入电子化时代后如鱼得水，甚至在1990年代初当上了纳斯达克的非执行主席。而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麦道夫的公司在16年间曾8次受到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调查，老麦本人也曾两次受到SEC的直接质询。
麦道夫身上最大的可圈可点之处，在于他复杂的内心世界。他一边乐此不疲于自己得心应手的资源整合术（包括从亲人处借光，从朋友处融资以及做媒将自己的侄女嫁给美国证交会执法办公室前副主任），一边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必须外界证明自己的实力和强悍。这是一种多数人会遇到的纠结或者说是分裂的心理。到麦道夫这里，他的木讷性格，使这一心理表现为，将一个伟大的滚雪球计划深埋心中，守口如瓶，保持风度，直到证明自己不可一世的时候。只不过他忘记了给“不可一世”下个定义，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轰然倒塌了。
于是，人们惊诧于，麦道夫是那么信赖露丝──“他们无话不谈，没有什么事情不通过露丝”，他之前在华尔街的办公室的都是露丝支付的，从水电费到管账，一条龙式大管家，“露丝坐在她那间小小的办公室里，准备好支票簿，文件，那是一件近乎完美的工作效率，她的丈夫专门交易，他很有信心，因为他知道背后总有她的支持。”伯尼的长期秘书，在1980年代初也曾做过露丝助理的埃莉诺后来回忆称。但麦道夫却骗了露丝，600多亿美元的“庞氏骗局”她不曾知晓，甚至她的姐姐的父母创立的信托基金也在受害人之列。
麦道夫真的想骗他心爱的妻子吗？
愈堕落，愈有型
2008年12月11日，麦道夫因被指控诈骗650亿美元于今年被判处150年监禁。这位当年出差住尽豪华酒店的教父级的金融大腕，如今蹲在美国巴特纳联邦监狱，只能过清苦日子了。与东窗事发前他必须保持风度不同，在监狱里扫大院的麦道夫，不用再隐藏和掩饰自己的情绪了。
一年后，美国有媒体报道称，2009年10月，麦道夫在狱中参与了一场关于证券话题的争论，由于与另一位高龄狱友意见分歧严重，在20多位狱友围观下，两人在监狱的运动场爆发了“肢体冲突”，最终胜出的是71岁的麦道夫。不过，两个月后，麦道夫被送往监狱的医疗中心，外界怀疑是因为麦道夫在狱中与人打斗所致，美国联邦监狱管理局发言人否认打斗，但证实麦道夫患有“高血压和眩晕”。
正是由于麦道夫的先前的守口如瓶和分裂症，露丝在他被捕后能够安然无恙，这一点令骗局中的许多受害者无法忍受。《纽约时报》称之为“被纽约抛弃的女人”。露丝彼时对知道这一称号，因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她的消费受到检方的严格监控，她想订阅《纽约时报》，但被检察官驳回了，后者认为她这是“奢侈之举”。
露丝当然对别人对自己的评价并不在乎，麦道夫是她的整个世界。老麦被捕后，她就像只失落但心存希望的小鸟，她不认为自己的男人是个坏蛋──尽管麦道夫给整个犹太商人族群脸上抹了厚厚一层黑（一些犹太人甚至在此之后以一种公开的方式重视审视自己的价值观、信仰以及他们的文化，包括商业文化），她相信他会呆在家里继续品尝她和她做的好菜。可是这一切尽是幻想。当幻想破灭，她的优雅似乎一夜间消逝了，她呆在公寓楼顶阁楼里的阴影里，有时一呆就是一天，她甚至在大热天不开空调（是忧郁使然还是为了省钱呢？她之前在经济上是完全依靠麦道夫的，后来许多资产包括她的20多件珠宝被拍卖），她的一些好友会来看她（其中包括一些麦氏骗局中的受害者），就像到养老院看望一位无所依靠的孤寡老人一样。
露丝每周去狱中探望麦道夫一次，给她打气，与她在阁楼上的憔悴有所不同，她探狱前都会精心理发、化妆，她不想让丈夫看到自己的另一面，正如麦道夫几十年来一直不想让她看到自己的另一面一样。匆匆见面后，她回到家里，重新回到憔悴的状态，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她从没有把“背叛”这样的字眼放置到麦道夫身上，相反，她觉得一直以来是自己做的不够好，不够体贴，才让麦道夫独自承担了许多后来才知道根本不可能承担的重负，于是她陷入深深的自责当中。
麦道夫愈堕落，在露丝心中反倒显得愈高大。她的偏执让她面对麦道夫时萌生自卑，而从不管他做过或做错过什么。她从不曾察觉这种自卑，不过于她而言，正是这种自卑成为她的保护神──没有与麦道夫共进牢房──尽管果真如此，她可能也心甘情愿。
就在麦道夫锒铛入狱前不久，中国上海一位当年创业时与麦道夫一样借了岳父之光的知名的投资界人士，因为被老婆发现自己在外面有“外遇”，被迫在当地一家报纸的中缝里刊登了“忏悔声明”。假设麦道夫被露丝发现自己在外面有情人，露丝会怎么办？
她一定会非常吃醋，心生愤怒，但她同时还会回家赶快照镜子，努力寻找自己哪个部位首先让老麦没欲望了。“露丝总是觉得她没有她的大嫂玛丽（麦道夫哥哥彼得的老婆）更迷人。”她的一个朋友回忆说，“她总会说到玛丽修长的双腿。”
1999年，东北人张润因没能在国企改制中分得一杯羹，一边骂这场盛宴不公平，一边埋怨自己爬格子的速度不够快。一天在厕所拉屎时突发奇想，我发不了财，但可以通过为暴发户们排座次的方式曲线救国嘛。他当即辞职下海，叫上曾在美国留学、此时在东莞开工厂的表弟福布斯·李，成立润氏集团，第一个产品是找了10个小弟历时20天制出的50人的中国富人榜，在《东方周末》刊登。
这是份开创性的榜单。国外媒体竞相报道：社会主义国家有了资本家。遗憾的是，国内，其他媒体还没来得及转载时，就收到了上头发来的禁令，随即便听到《东方周末》被通报批评、险些勒令被整顿的消息，润氏集团也成为中国公务员下海后最有创意但关门的公司。
克隆无罪，模仿有理。2000年秋季，类似的榜单“大中华富人榜”风生水起，张润郁闷地发现，这份榜单几乎是他去年那份榜单的翻版，增删面孔不下五副，唯一亮点是这50个人的信息更充分了，年龄、出身地，就差写上文化大革命时在哪里蹲的牛棚了。张润本要发起诉讼，打听得知这一榜单背后的老板是一家央企高管的公子哥，只好作罢。
不过这位公子哥只勃起了一年就偃旗息鼓了。原因是他的电脑在发榜仪式上丢失了，里面有他与不少女明星的不雅照。他本想联络上榜的50位企业家成立富豪俱乐部的想法破灭了——虽然那本只是他的一厢情愿，也给家族丢尽颜面，好在当时中国的网民数量很少，传播面不广。
尽管同样作了先驱，但这位公子哥在张润的基础上进一步对中国的榜单事业进行了启蒙。到2001年的时候，各式各样的富豪榜像多年没有房事的美国大兵一样爆发了，这些榜单的共同点是：1、长，每份榜单上的富豪至少100人；2、精，不再将荣毅仁等政治人物列入榜单，避开政治雷区；3，肥，每一发榜者都找从中挑选出最想上榜企业，然后进行招标，出价最高者独家冠名。这一年后来被称之为中国的“榜业元年”，它给中国的第三产业树立了一个快速孵化和繁荣的标杆。
但由于规则的混乱和不透明，2002年榜单发布前后，不断有流血冲突事件发生。因为在这场游戏里面，谁也不明白自己究竟是猎人还是猎物。为了避免群体性事件发生，2003年“两会”期间一委员关于富豪榜由国家统计局独家发布的建议最终被采纳。民间哗然，大呼“国进民退”。
统计局长的日子其实也不好过。因为相关数据都是由地方一级政府部门提供，灰色交易与之前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他甚至听说一企业为了避免进入榜单，花去的公关费用就有500多万元。最尴尬的是，榜单上的数字显示，中国的富人们一年更比一年“穷”，而这一趋势显然是与GDP近两位数的高速增长不相匹配。
垄断看来真不是个好东西。2005年开始，富豪榜的制作改由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两家公司主办，以求通过竞争避免程序乱象。这一作法仍然受到诟病，原因是移动和联通中高层经常互换，外面看起来争得起劲，肚子里装的却是同样的液体。不过，他们对此并不在意，唯一关注的是将榜单内容商业化，并考虑通过形形色色“套餐”的形式让市场买单，B2B和 B2C齐头并进。
在民间“去行政化”的呼声下，富豪榜的制作开始考虑机制创新并另觅人选。为防止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极端，2006年的榜单改由湖南卫视制作发布，原因是有关部门看中了其选秀节目“超级女声”的成功元素——全民参与、自下而上而不是自上而下。
不过湖南卫视制作的中国富豪榜也只搞了两届，虽说何炅成功预测华谊兄弟将于3年后在创业板上市，凸现了湖南卫视的专业水准，但由于富豪榜上的娱乐明星太多了（毕竟是人家的专业领域嘛），公信度同样受置疑。有官员建议取消湖南卫视的制榜资格，以避免“对中小学生形成偏执甚至不良的就业与创业印象”。这一建议最后获准。
湖南卫视制榜留下的富贵经验则是，由于“快乐大本赢”节目的互动与抽奖环节和公司股权赠予挂钩，极大提高了全社会对中小企业的关注度，不仅为风投们的退出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平台，未上市公司股权的流通更是为中国的场外交易（OTC）市场积累了独到经验，而直到2010年“两会”，场外交易才真正成为资本市场的热门话题之一。
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中国表面安然无恙，实则元气大伤，自杀、潜逃的企业人士接二连三，为了稳定工商界情绪，提振企业家信心指数，上头决定富豪榜项目停办一年。果不其然，中国经济很快走出了低谷，企业家们情绪不降反涨。没有人知道，究竟是因为我们的底子厚，还是摆脱了榜单诅咒的缘故。
2009年，政府部门决定引入“外援”以解中国制榜业的本土困境，两家外援分别是已在越南、秦国、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制榜多年的英国人胡润，和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美国《福布斯》杂志。结果同样不容乐观。胡润明白这是片是非之地，故持以退为进之策，一边推出“胡润百富榜”，一边却将重心向富豪俱乐部和消费倾向引领者的角色转变，而《福布斯》更是洒脱地直接撂了挑子：把本来就快撑不下去的中文版“卖身”给一家中国本土媒体公司——中国人真正擅长的原本就是自己跟自己玩嘛！
（以上内容纯属虚构，请勿对号入座）
“我们原来都只是草”
东汉神医华佗万万没有想到，1800年后，有一个名叫严介和的家伙，尽管不懂医术，却执意要把自己的金字招牌发扬广大。
没错儿，就是那个江苏企业家严介和，当过语文老师，在国企呆过十年，后来成立太平洋建设集团，玩转BT模式（Build-transfer）于极致，2005年以125亿元的个人财富登上胡润百富榜“榜眼”，是当年最大的黑马富豪，轰动一时。
但他很快在2006年的“欠债门”中黯然失色。当风波过去，他把企业的重担撂给了自己的夫人张云芹，自个儿到清山秀水中流玩去了。
两年后，他重新造声势、扯大旗，搞起“华佗商学院”，自封“华佗CEO论箭首席专家”，在全国各地陆续设立“华佗企业门诊中心”，为中小企业遭遇的各类疑难杂症把脉。
“我在培养自己的疯癫，”严介和说，“因为我觉得企业家不能没有个性和激情”。他的言语中带着一丝忧郁，“没有多少人能真正了解我，这让我感到悲哀。”严介和到底是真“疯癫”，还是欲擒故纵？从他的妻子张云芹在其人生中的角色扮演可略知一二。
张云芹出生于1963年，比严介和小3岁。严介和进入商界是1986年——到一家国企做临时工。在此之前，他是一位中学语文老师。当严介和日后成为商界一介猛人时，当年的教师生涯常被一笔带过。而在我看来，那是至关重要的几年，因为他将来的两大珍宝——口才和妻子，皆收获于彼时的讲坛。前者锤炼出他对后来平均1.5天一场演讲的应付自如，后者则驱散了其带着“华佗”云游四方时的心中忧虑。
尽管张云芹从小受家族经商氛围的熏陶，但她并没有涉身其中，嫁给严介和后一直做着全职太太。与其说严介和一直不让张云芹走到前台是有意“去家族化”，不如说是由他所在的行当的敏感性决定的。
严介和在创业过程中，张云芹一直奉劝其低调行事，奈何本性难移。最具代表性的一件事是，2005年，胡润制作这一年的百富榜，由于国美在香港上市，黄光裕的财富较易确定，约为140亿元，而太平洋建设不是上市公司，严介和的财富只好粗测。分别按历年营收额乘利润率和市盈率法计算，严介和的财富为120亿元和144亿元。也就是说，如果按市盈率法，这一年的首富桂冠则严介和的了。不过最终严介和上榜财富被折衷为125亿元，屈居黄光裕之后。
榜单制好后，胡润与严介和通电话，没有透露他的具体位次，只告诉他“很靠前，可能是首富”。严介和听后情绪复杂，一来，2005年是他人生的尖峰时刻，若成万人热捧的首富，则是对他整整20年奋斗史的莫大认可。二来，妻子张云芹常在耳边吹风：枪打出头鸟。于是他问胡润：将我排在第5名之后、第10名之前，如何？
胡润笑而不语。榜单发布后，黄光裕蝉联首富。非常有趣的是，严介和不久后对媒体说：“胡润还是给了我们面子，当时他可以不搭理我们的。” 言外之意是，他原本做好成为中国首富的心理准备，以为胡润听了他的担忧，有意将他的财富数字压低，置于黄光裕之后。
严介和的表现欲可见一斑。在做人的柔韧性上，一直以来张云芹更像是严介和的老师。
2007年7月，他终于向自己妥协了，“稻子熟了就低头”。为表决心，他声称将自己所持全部股份转给妻子张云芹。这让人想起5年前，张云芹一次性将1200万元的股份全部转让给严介和，以其绝对控股太平洋。
夫妻玩股权对倒，看起来像是小孩子远“过家家”游戏，浸淫其中的则是严介和的无奈和彷徨。严介和不是一个好的演员。一副真性情，怎么做得了自己的“傀儡”。
严介和与张云芹是师生恋。师生恋在今天是再正常不过的事物了。但是严老师和张同学于1980年代初结合到一起，算是很Fasion（时髦）的了。有人列出中国最出名的四大师生恋，分别为鲁迅和许广平、沈从文和张兆和、余秋雨和马兰、杨振宁和翁帆，并总结出名人喜欢娶学生为妻的四大原因：一，摆脱不了中国男人愿娶娇妻的传统心理，二，志趣相投，有知音般的感觉，三，名人内心其实很孤独，很容易感动，四，一旦成为夫妻，必是夫唱妇随，是知己更是帮手。
严介和当年迷恋张云芹的聪慧，更重要的是，张云芹中学时体育成绩甚佳，这一点加重了她在严介和心中的份量。多少年后，严介和并不掩饰自己当年的实用主义的择偶观：“她（张云芹）是运动员，身体素材很棒，如果跟我一起过苦日子，承受能力不会差。”
对于夫妻感情，严介和有过一个比方。他自比风筝，称风筝的线就掌握在妻子张云芹手中。“风有起起落落，风筝也有收收放放。风起的时候，风筝飞得更高更远，风弱的时候，就会收回到放风筝的人手中，女人要始终保持一个弹性，能够自如地收放风筝。”
严介和想表达的意思是——夫妻间要有信任感。“我曾把这个道理讲给了所有太平洋的领导层听，目前他们当中的离婚率是零。”
张云芹确实是个出色的“放风筝的人”。2008年严介和开始做“华佗论箭”后，张云芹全面执掌太平洋建设，打理得井井有条。最近的消息是，2010年1月，太平洋“BT模式”在安徽淮面市开花，承诺将牵头带动企业群在未来几年内于淮南投资200亿元左右。
严介和这一个风筝，最大的庆幸莫过于现在终于清楚自己应往哪里飞。尽管他声称做中小企业的“教父”的口号再一次显示出他的狂狷，但他乐在其中，一年200多场演讲，这还不算仿效巴菲特，开价5800元与中小企业主共进晚宴等各种秀。
“我始终没有放弃过教育，”他说，“我的目标是打造中国真正意义上的一流商学院。”从哪里来，回哪里去，严介和20个一个轮回，发现自己仍是做老师的料。所谓一个萝卜一个坑，意思大抵如此。
这使我们想起2010年春节期间风靡台湾全岛的电影《艋舺》，其中一句台词是：“风往哪里吹，草就要往哪个方向倒，年轻的时候我曾以为自己是风，可是偏体鳞伤之后，我才知道我们原来都只是草……”
我是一位边走边写财经文字的人，2009这一年，我去到了内地近30个城市和乡镇采访。我的文字通篇都在写人，也就是所谓的财经人物报道。有人问我，这一年下来，你最大的感触是什么。我的回答是——世界是色的。
你一定首先把“色”理解为颜色的色，情色的色。不错，想想看，这一年好多娱乐圈的人物都成为财经话题的主角了，最典型的莫过于先有华谊兄弟、巨力索具等公司上市造出黄晓明、李冰冰、黄圣依等亿万级明星富豪，后是山西最大民营钢企海鑫钢铁掌门人李兆会迎娶演员车晓，章子怡泼墨门事件背后的利益链牵出郁姓及沈姓等多名中国富豪。
我就此向余秋雨讨教，因为他成为于2009年10月过会成功的准上市公司徐家汇的第十大流通股东，与娱乐圈的明星一样颇受内地传媒关注。他很无奈、很“无辜”地对我说，当年受邀拿一笔稿费被动投资了名不见经传、风雨飘摇的上海六百(徐家汇前身)，现在它要上市却把我放到了风口!
抛开技术层面的问题，我认同他的这种观点。如今是全民投资的时代，一些民间投资高手赚了个乐翻天而无人知晓，众明星们投资股票遭却倍受追捧，这自然可以理解成为注意力经济效应，但不必大惊小怪。娱乐无处不在，财经形影不离。
同样，富豪们喜欢找明星或者说明星喜欢傍富豪，也是情有可原，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嘛。2009年6月我曾在山西闻喜和李兆会家族的人喝过一次酒，彼时李兆会在上海，缺席。山西人喝酒很豪爽，我对李兆会的六叔、海鑫钢铁总经理李文杰说，你真是千杯不倒。那时太原钢铁想吃下海鑫，李家在金融危机中又多了一份惆怅。回来后我不时发个短信问候他，他都一一回复。但2010年初问到李兆会大喜的事，他沉默了——他显然不太想让媒体关注此事。
我要说的是，这帮被人们围观的明星或富豪，他们在金子和男人女人面前显露本色时，手法尽管彪悍或喜欢剑走偏锋，但还是显得有些许青涩和拘谨。在贫富分化越来越严重的现在，他们的幸运会被八卦，不幸会被放大，于是注定不可能像平常人一样显露真性情。此处“色”即“涩”也。
“色”字的另一种释义可以从变色龙身上获取。就像契诃夫笔下的警官奥楚蔑洛夫审理小狗咬人的故事一样，要见机行事、见风使舵、见异思迁。中学老师常常引导学生对变色龙式的人物强烈批判，然后说要真要善要美。可学生们长大后发现真善美的标准很难琢磨，现实世界中做变色龙的感觉挺好或者你不得不做变色龙。商业世界里更是如此。2009年里我访过的两位人物给我印象深刻，一个是浙江顶级购物中心杭州大厦的董事长楼金炎，一个是被誉为中国证券界教父级人物的阚治东。
阚治东留过洋，后在中国的体制内辗转征战，因南方证券的事还短暂光顾了一下上海和深圳的监狱，最终与老友搞起投资——贴的是民间牌，但来客多有政府或二政府的影子。他给周围人的感觉是真性情，但你总能察觉到，他的真性情里多少含有几份表演的成份——尽管未必是他有意的。楼金炎则是另外一种类型，他和阚治东一样懂得明哲保身，但阚是愈挫愈勇，而楼常黯然神伤。他把杭州大厦打造成了一艘巨无霸，当2009再迎扩张新高潮时，有人却对他的位子打起了主意，而他内心非常想再战江湖，但他不想用江湖道术参与争斗，于是选择媒体造势，但内心纠结的他欲说还休，加上高估了媒体的能力，最后自然事倍功半了。
在这里，“色”与“瑟”同音，“瑟”在辞典中的意思之一是“矜持端庄”，在中国的商业逻辑中，聪明人往往把它演绎为，即使你对奥楚蔑洛夫精神完全领会了，也要懂得适度矜持的必要性，要有所保留，或者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要以阚治东同志为榜样，以楼金炎同志为警示。当然，阚治东同志与2009年从体制外名正言顺走进体制内的牛根生同志比起来，又是小巫见大巫了。
“色”的第三个解释有点“色即是空”的味道。在佛教的思想里，“色”是指一切能看到或不能看到的事物，均为幻觉，而“空”则是产生这些事物的缘由，即事物的本质。回头数来，2009年当接触到的30位企业掌门人当中，至少有一半说自己在找精神和心灵的彼岸。有三个人倒是可圈可点：曹德旺、王石和罗红。曹德旺说自己是位虔诚的佛教徒，声称有意捐出自己所持公司六成股票出于“内心的召唤”，但你跟他谈天、深聊，会发现他其实首先出于儿子曹晖不愿接班的失落，而当他亲自打电话对他不认可的记者破口骂娘时，你才明白，抱有英雄主义或帝王情怀的佛教徒会让人觉得可怕；王石心里一直有一份政治情愫，但他能拿得起，基本也能放得下，已甚为难能可贵了；既是企业家又是环保摄影家的罗红则是另类中的另类了，这位“撒手掌柜”，近20次往返非洲，在无际的草原中皈依了基督教。
这里的“色”与“塞”同音，不是闭塞，而是阻塞的意思。玩转商业久了，突然感到自己精神的贫瘠，这是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家共同的一种窘境。他们纷纷上路，试图追寻精神之源，这是一段孤寂、坎坷，没有掌声、充满阻塞物的旅途，有人坚持走了下去，有人半路而返，有人走走停停，有人附庸风雅。
情色之“涩”，变色龙之“瑟”，色空之“塞”，这是包括了从肉体到生活方式再到灵魂，关乎一个人活法儿的“三色”。世界是色的。
“黄老板回来了？”2009年7月6日这天，创维深圳总部，一些职员竟是从网上知晓的创维创始人黄宏生出狱并回到家中的消息，只怨身在此山中啊。“怪不得今天公司股票盘中升至2港元——一年来的新高，原来是在向老板致意呢。”其中一位职员半玩笑半认真地说。
更猛的致意还在后头。一个月后，创维股价翻番，至2009年底的半年中，升幅接近400%。创维的最大持股人为林卫平，持有创维9.06亿股，占总股份的39.7%。创维曾在公告中特别声称，因林卫平是黄宏生的配偶，因此黄宏生被视为持有创维39.7%的股份。
打个不尽恰当的比方，黄宏生就像古代的范蠡，不同之处是前者一直是给自己打工，而后者曾效力于越王勾践。而相通之处是，都是头脑聪明的家伙，都是商界巨贾，而且，都从牢狱和女人身上受益良多。黄宏生的“西施”正是林卫平。
细数中国企业家的贤内助，同窗婚姻的类型，为数并不多。黄宏生和林卫平便是其中一例。他俩都是华南理工大学无线电工程系（电信学院前身）1977级的学生。
1977年是文革后中国恢复高考的第一年，关闭了长达十年之久的大学校门向570万考生敞开。这一年的高考，是一代人人生际遇的新起点。黄宏生和林卫平进入了华南理工大学，他们的同班同学还有后来创办TCL的李东生、创办京信通信的霍东龄、创办德生电器的梁伟等人。他们在华南理工大学的班级名称是“50177”， 501指华南理工大学无线电技术专业，代号50177即表示1977年入学的无线电技术专业学生。
黄宏生事业大起大落的频繁似乎为每4年一次：1988年创立创维，出师不利，屡陷困境；1992年，欧洲市场出现创维身影，创维集团同年成立，4年后成为深圳纳税大户第3名；2000年，创维于香港上市，黄宏生名声大震，同年，陆强华等核心团队集团出走，创维元气大伤；2004年，黄宏生被香港廉政公署拘捕，两年后以与胞弟一起“串谋”黄母，“盗取”创维2500万股认股权及5000余万元顾问费被判处6年监禁……
所以，当50177班的同窗们纪念恢复高考30周年时，人群中没有黄宏生和林卫平。因为彼时黄宏生正在香港监狱服刑。
2004年圣诞节前一天，即黄宏生事发后不久，处于旋涡中的黄宏生辞去了创维董事局主席和执行董事职务，任非执行主席和非执行董事。同时妻子林卫平、弟弟黄培升、母亲罗玉英等黄氏家族成员亦辞去了在创维的一切职务。此前林卫平的职务是创维海外采购部总监。这一举措被外界普通理解为创维开始淡化家族企业色彩的开始。
直到2006年创维复牌一个月后、这一年情人节后两天，创维发布公告称林卫平84万港币年薪任创维执行董事，不享受公司分红。这一举措又一次改变了人们的判断：黄氏家族成员还是要重掌创维大权？
这中间发生了什么呢？黄宏生被拘后一直拒不认罪，共被提审八次，至2006年1月19日的前七次都被保释侯审，1月20日的第八次提审，一直为外界传说的举报人首次亮相。黄宏生最后没能逃脱罪责，黄氏家族商量后，决定让未受牵连的林卫平重新上位。7月13日，黄氏兄弟二人串谋盗窃等7项罪名成立，各被香港区域法院判处有期徒刑6年。1个月后，黄宏生辞任在创维的一切职务。
黄宏生被关在了香港赤柱监狱。他是赤柱监狱里的大忙人，一边是每月要接访林卫平、张学斌等亲人及公司高管，指点江山，交流对企业发展的看法，一边要阅读高管们送来的创维的各式报表和书刊，同时，他还做起“专栏作者”来——不断给创维董事局写信，其中一些陆续刊发于创维的内刊上。他在入狱不久就写信给创维高层，号召大家节约成本，推荐《砍掉成本》，“要好好读‘砍掉面子’的部分…”这使林卫平非常动容。
林卫平为何动容？尽管林卫平曾试着舒缓黄宏生的偏执，但收效甚微，特别是在管理上，黄宏生曾是一个非常执拗、要面子的人。直到2000年时任创维总经理的陆强华带领逾百名创维团队核心成员和片区经理离开，黄宏生大惊失色，遂有所反思。并逐渐意识到了自己专断、傲慢的性格缺陷——尽管这些缺陷可能要溯源到一个草莽创业年代的局限性，然而，未曾料到的是，正当创维创维扶摇直上时，黄宏生却身陷囹圄。
林卫平是黄宏生坚实的后盾。从未在公众场合抛头露面。不过，2008年2月至4月，林卫平9次入市，以每股约0.745港元的价格买入382.6万股创维股票的举动，颇受传媒关注：由于从4月19日至5月28日，创维接连9次回购公司股票，回购均价为0.8港元，回购数量超过1000万股。这使得创维股价从4月下旬开始展开一波强势反弹的，不足20个交易日，涨幅将近50%。
传媒对此颇多质疑，而黄林二人丝毫并不在意。一来创维高管回应称公司回购股份和黄宏生提前增持不存在关联。二来，因为林卫平并非自己购买股票，而是受托帮黄宏生购买。尽管黄宏生仍是创维的第一大股东，但并不是公司董事，根据香港联交所相关规定，其购买前无须通知公司。
真是一箭双雕。也非常具有反讽味道——黄宏生被判入狱的罪名是“盗窃”了股民的钱，而现在，他光明正大地增持自家股票，与公司回购一起演起“双簧”。
2009年7月4日，黄宏生提前以保释方式获得自由。这映证了早先创维内部人士向笔者透露的黄宏生“有望于2009年内出狱”的消息。两天后创维发布公告时，创维的股价突破2港元，创出一年来的新高。5年月后，创维股价攀升至8.4港元，是一年多前创维回购前股价的近10倍！
2009年下半年，有人在创维的卖场上见到过黄宏生，他现在像是个“悠闲的资本家”，这也是他10年来在浮浮沉沉中不断蜕变和自我救赎的结果。一次剧变，两种人生。这便是“双黄记”的寓意。黄宏生现在正如《缔造苹果神话》一书作者杰弗里•扬对乔布斯的评价一样：“他已不是一位站在河边根据自己的命令改变河流流向的‘统治者’了。他现在只能算作是一艘顺流而下的小船的船长，他引领着这条船的前行，他的身后是喊着号子拼命加油的船员。”
首富：城头变幻大王旗
如果有人问你，2009年中国首富是谁？你一定会犯愁。
为什么？因为2009年先后出现了四位“首富”——沈文荣、刘忠田、王传福、许家印。
先是沙钢集团董事长沈文荣5月初成为《新财富》杂志发布的500富人榜的首富（财富为200亿元），随即是忠旺集团在香港挂牌，刘忠田以220亿元的身价被誉为新首富。而分别于今年10月和11月发布的新一届胡润百富榜和福布斯中国富豪榜，首富桂冠均归比亚迪董事长王传福（分别为350亿元和390亿元）；有趣的是，就在福布斯发布富豪榜的11月5日，恒大地产在香港挂牌，许家印以逾400亿元的账面财富，被捧为新首富。
真是眼花缭乱，也非常有趣。从1999年2008年，胡润制榜十年，荣智健家族和黄光裕分别登顶三次，就占去了六年的首富。就算福布斯与胡润的标准各有千秋，但过往几年，同一年出现的中国首富最多不过二人，而到了2009年，两个榜单的首富殊途同归（王传福），但人们却对“首富”这一名词倍感摸不着头脑！
尽管你可能会说，富豪榜是制榜者们的游戏。但是“城头变幻大王旗”，恰恰首先说明了制榜者在游戏中逐渐处于相对弱势。而如果看一看年龄最多相差20岁的沈、刘、王、许四位首富的“制胜秘籍”和民间舆论，对解读当下中国社会的财富观或有一丝启发。
第一，股市仍是制造首富的永动机。忠旺集团在港募资近百亿元，创出彼时的全球最高募资额；王传福有巴菲特的“金手指”，市场预期高涨，比亚迪股价一年里涨了8倍；许家印的首富梦姗姗来迟，虽然自我打折，但最后在李嘉诚等香港大佬们的热捧下，稳当地坐上了首富宝座；四人当中，只有沈文荣为沙钢借壳ST张铜的蜗牛速度而神伤。
事实上人们担忧的不是首富们的资本游戏，而是公司业绩的稳健究竟能持续多久。尽管王传福成为新能源领域的佼佼者，但坊间对其“电池拖着汽车走”以及股价透支未来利润空间的始终存在;许家印的恒大地产受到的置疑更大，他的“围海造田”的真相和与国际资本对赌的代价，总让一些中小投资者心有余悸。
第二，首富们比之前更加注重公司治理，也开始变得低调或更加低调。或许走到他们前面的落马的英雄太多了，如今的首富们私底下或在公开场合开始不讳言自身的软肋，并试图做出或大或小的改变——上市后的许家印收敛了动辄称“他们（指许的手下）都不懂，是我亲自上的”的雷人之举，而刘忠田的家族企业得刘岩及路长青等能人贤者相助与辅佐，为业界所称赞。沙钢的核心管理团队更为稳定，近30年几乎雷打不动，当然也有人质疑其“不注入新鲜血液”的合理性。
第三，民众的仇富心态几乎没有丝毫减弱。富豪榜在中国诞生十年了，从懵懂时对“先富群体”的艳羡到置疑，再到习惯了富豪落马和达人辈出，按说普通民众的仇富心理应当比几年前有所减缓，事实并非如此。就连走“技术路线”而非“政商混搭”的王传福成为新晋首富时，新浪网一项调查显示，70%参与者 “感觉王传福会落马”——我们应责备问卷设计者“不怀好意”，还是感喟民众仇富心理的习惯成自然呢？
第四，“国进民退”加剧了整个社会的财富观陷入一种无序状态。尽管普通民众习惯了仇富，但在一种割裂的财富阵营中，富人群体和政府部门并不会有所顾忌和做出回应，因为不同群体的着眼点是“立而不交”的，“国进民退”显然加剧了民间富豪群体的危机感，于是“乱世出枭雄”的预言在中国这一片资本热土上频频上演。日照钢铁创始人、山东首富杜双华这一年来的沉浮和博弈堪称经典。
城头变幻大王旗，争看朋辈成新富。美国首富最多也就是在比尔•盖茨和巴菲特之间踢皮球，而中国的首富一出现就是半打——财富世界里的中国逻辑着实另类。2009年引人深思的另一起财经事件是，福建首富陈发树捐出他所持“新华都系”股票的九成（市值近80亿元）成立慈善基金，引发了一场争议。褒扬者称“中国巴菲特”开始大步流星，而置疑者则担心，这是不是财富世界里的“钓鱼事件”呢？
“富二代”的真实与谬误
“我很不明白‘富二代’这个词到底是怎么来的…我既没有继承公司的业务，也没有所谓的含着金钥匙出生。何来二代这个概念？”
8月13日，俏江南集团董事长张兰的儿子汪小菲在自己的博客中如此写道。这位生于1981年的年轻人，不久前因为被拍到与“星女郎”张雨绮的亲密照而广受关注。“京城阔少”“公子哥”等称谓接踵而来，汪小菲在博客中大喊冤枉，称自己小时候也吃过苦，如“住平房、打浆油、换煤气、生火、烧煤”。
汪小菲一番话遂并没有得到认同，有人批评：“富二代”与小时候有没有打过酱油何干!
不过，在当下中国的社会语境下，“富二代”确定是一个被狭义化的概念，它往往被定格为富豪特别是民营富豪的子女，所谓大树底下好乘凉，重要是当这一代人开始登上社会舞台时，能顺利嫁接上一代人的名声、财富和资源，至于其它层面的东西和逻辑，人们倒是懒得关心了。
你看，“富二代”这个词汇是多么地锋芒毕露和霸气十足，一股脑儿地、不论青红皂白地，把门类、时间、地域、风格等元素能装了进去，它的真实和谬误，也就诞生了。
权贵富二代与民营富二代
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年代，人们对财富的追逐像现在一样痴狂，同样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时候，人们是这么地“喜新厌旧”──许多人对刘永好、杨国强、张茵这些中国首富级大佬还只是个囫囵吞枣的模糊印象，就已开始对他们各自的子女刘畅、杨惠妍、刘晋嵩等评头论足。而这些民营富二代大都是“80后”，又为人们茶余饭后更添几份谈资。
不过，“富二代”这个词汇从一诞生就被圈定为民营企业家的子女显然有失妥当，对权势阶层的二代似乎也不“公平”。就像你看到鸡蛋就想起了母鸡的伟大，而冷落了整群公鸡一样。你虽然没机会看见公鸡下蛋，但不代表人家没能耐。
如果你对“富二代”感兴趣 ，那么“民营富二代”和“权贵富二代”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50后”正成为中国政坛特别是省部级及各地市主要官员队伍的中坚力量或说是中流砥柱，而他们的子女同样大都是“80后”。用现在的流行语来讲，这批孩子是富二代群体中的“潜伏者”，只不过不容易现身罢了。
官场的“二代”一旦越界，利用父辈关系占用公共资源为己谋私，便成为“权贵富二代”中的一员。有人可能不敢对“权贵富二代”这一概念相苟同。如果我告诉你，中国南方某市的市委书记，拿所在市的逾百亿元市政基金，给其在某国有金融公司任高管的“80后”子女玩，你又会作何感想呢？
在流动的财富盛宴中大口吸吮，乐此不疲而少有后顾之忧，对整个社会财富创造机制的损伤视而不见，一些“权贵富二代”的玩法又是“民营富二代”如何能比得了呢？
年龄命题和地域差别
中学物理课上甫一讲到“参照物”时，老师们都习惯旁征博引李白名诗《下江陵》中的一句：“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来形象解释：如果以山为参照物，舟中的人是运动的；如果以轻舟为参照物，舟中人是静止的，山是运动的……
现在“富二代”话题(下文特指“民营富二代”)之所以引起经久不息的讨论和争议，源头之一何尝不是与不同的人选择了不同的参照物有关——一部分人习惯把“富二代”作为参照物，即假设“富二代”是静止的，而自己是运动中的舟中人，这便是将“富二代”符号化的罪魁祸首。
理性的人们则选择以轻舟为参照物，无论任何时候，都假定自己静止来观察“运动中”的富二代，于是不断有新发现，或是应对过去的观点进行校正，总之不至于落入断章取义的俗套中。
贸然将改革开放后第一代企业家的子女称为“富二代”同样不妥。因为你很难划定“第一代企业家”的边界。从年龄角度可见一斑。
以浙江企业家为样本，鲁冠球、楼忠福、徐文荣、梁光夫等算是第一代企业家吧，帮他们各自挑起家族企业重担的儿子鲁伟鼎、楼明、徐永安、梁小雷今年分别是38岁、36岁、44岁、46岁，梁小雷还要比马云还要年长一岁。然则同为第一代企业家的宗庆后，女儿宗馥莉今年不过27岁，而人们更是习惯称今年40岁的茅忠群为“浙商1.5代”，原因是他是帮着父亲茅理翔二次创业从而打下一片江山的……
显然，由于年龄上的参差不齐，“富二代”不能成了一个什么都能往里装的大箩筐。就算同属“80后”的年龄段，也有较大区别。靠近1980年出生、即马上到“而立之年”的富二代，无论是原本就在家族企业里锻炼，还是学成归来，无论是肚子中有真材实料的可塑之材，还是花瓶或公子哥等类型，都已开始在企业里占据重要职位，甚至在商战中初露锋芒。譬如最近的例子是8月3日，张茵之子刘晋嵩荣升为玖龙纸业执行董事，同时获得300万份购股权(以当日玖龙纸业收盘价8.43港元计算，刘晋嵩坐拥2500万港元身家)。而1985年至1990年出生的孩子们，现在大都仍在国外留学或处于“蛰伏期”。
从地域的角度来看，这种区别更为明显。整体而言，由于年轻的“富二代”(主要指“80”后的群体)们与父辈相比，知识储备和结构、眼界等都要胜出一筹，所以他们更善于利用区位优势来推动家族财富的累积效应。譬如北京和上海等地的年轻富二代大都热衷于在资本市场长袖善舞，江浙和广东等地的富二代“分化”较为严重，一部分喜欢跑到上海、深圳等地炒房或是做风投，一部分则呆在自家企业或工厂里运筹帷幄，听老爸的话，盯厂子、找订单；山西和内蒙的年轻的富二代们大都热衷于涉足实业，炒煤或炒矿，当然李兆会是个例外。
政商关系和大小富
李兆会在父亲李海仓6年前被杀后并没有潜心于将打造更大的钢铁帝国(尽管此后接连数年海鑫钢铁的业绩不断攀升)而是选择在资本市场尽显凌厉的作法，其实也映射出“富二代”在政商关系上处理手法上的分化特征。
一些性格直朗的年轻“富二代”对上一代人送钱送礼、觥筹交错的风格心生反感，他们不愿意也懒得在打通繁冗而复杂的政府关系上浪费青春年华，于是选择通过股票、期货等途径在资本市场赚个盆满钵满，家族实业也好进退自如。当然也有先攻下政界某位大佬，然后“政商联姻”一起转转资本的，但能独立完成这一杠杆效应的“80后”的富二代目前尚属凤毛麟角。
而对于那些适应或习惯沿袭父辈资源，并在这条道上走得更远的年轻“富二代”，他们构建自己的资源网络特别是政治资源网络的变通能力不可小觑。譬如张兰感叹，他有时出去应酬，对方开场白往往是“我认识你儿子汪小菲”。
如果说他们的父辈十几年前开始喜欢“扎堆儿”是出于通过互相倾诉与聆听，发泄风尘仆仆创业路上艰辛和内心压抑以寻求认同感或博取众长的话，那么喜欢三五成群或私密Party则是年轻的“富二代”们的天性和专利。他们利用这种机会通过亲戚、朋友、同学关系铺设社会资源显然更快速、更便捷也更直接，甚至也更久远——通过培养和“80后”同龄人的关 系，甚至与“80后”下一代的Baby结亲的方式，放长线、钓大鱼。
事实上，抛开“富二代”自己在政商关系上“搭积木”的游戏不说，全世界每个国家、每个地区的豪门家族无一不希望家族的资产、人力和人脉都能传承下去。譬如6年前包括李嘉诚和李泽钜、李泽楷，李兆基与李家杰等人在内的近百名香港超级富豪及其子女集体探访北京高层，目的之一即为父辈希望子女人脉永旺。相比较这下，最近江苏省富二代“培训门”风波闹得沸沸扬扬的，或许它的初衷是好的，但其致命软肋之一正在于，它将政商或“银商”(银行+企业)联姻这一隐性的东西给显现化，甚至用公共财政埋单——哪怕将来的受益者习惯将这种联姻视为只是一种附属产品。
对于人们饶有兴趣的“富二代”生活方式，同样不能一概而论，如脑海中马上出现开名车、抱美女的画面。与其说这是一种符号化的作法，不如说是杭州飙车案带给普通人们失望情绪的后遗症，和对社会贫富悬殊加大背景下人们苦于找不到发泄通道的愤懑心情的延续。那些“富二代”的实干者们只能就此受受委屈了。
如果非要给80后的“富二代”的生活再画个符号的话，那么就像股票市场的“大小非”一样，“富二代”同样有“大小富”之分。当然，这里所谓的“大”与“小”除了与财富的多寡有关外，同时与财富观和财富品质相勾连。“小富”类型的富二代缩影，如江浙等地一些“富二代俱乐部”的活跃成员，他们踌躇满志，颇有主见、喜欢博取众长，广交天下朋友，不过他们还没有到真正独挡一面的时候，而金融危机的爆发又从一定程度上延缓了被真正授权的时间。“大富”的富二代缩影如一些追求财富永续的超级民营富豪（尤其是一些黑马富豪）的子女，这些二代少主们的一个共同特征是延续父辈的低调风格，行踪隐秘，喜欢小范围聚会，在企业经营与资本运作上的风格大都干练、凌厉。当然对于行事低调，个中也有父辈们的强硬要求——记得刘永好有一次在饭桌上说，他要求女儿刘畅30岁之前不要跟媒体打交道。
如果你想知道汪小菲是“小富”或是“大富”类型的富二代，只能去问他自己了。我只知道，他只是这年头好多好多找明星喝酒唱歌或拍拖的富二代中的其中一位。（发表时有删节）
写过的相关文章：
《八天里的江湖：政府补贴富二代培训之温州标本》
《金融海啸延缓“富二代”接班》
蔡衍明的三把“斧头”
2009年8月11日，台湾一份新的媒体——《旺报》诞生。有人起初以为这是旺旺集团的企业报或内刊，而当看到创刊仪式上嘉宾云集，连战、吴伯雄、江丙坤等台湾重要政治人物亲临致贺，特别是看到马英九题写的“以台湾为主，对人民有利”10个大字时，才明白《旺报》非但不是内刊，而是一份专门报道大陆的大众媒体。
《旺报》的老板即为去年“高价吞下”台湾《中国时报》的旺旺集团董事长蔡衍明，彼时人们惊讶或怀疑于一个休闲食品企业的掌门人涉足传媒，究竟带有几分玩票色彩。而如今《旺报》的成立似乎意味着，蔡衍明试图将自己的传媒帝国的版图扩张、再扩张。
旺旺集团去年的营收超过100亿元人民币，增幅达42%。在金融危机中取得不俗业绩，令人瞩目。蔡衍明身上充满传奇色彩，他的食品主业的大本营在内地(总部在上海)，传媒则根植台湾，台湾传媒因此称之为“红色资本家”，大有中信泰富前主席荣智健的味道——主业在香港，“红帽子”在北京。不过，他与荣智健却有着本质的不同，即蔡衍明的“红”有股“后发制人”的味道。
蔡衍明腰间至少插有三把斧头，一把用以经营企业，一把用以玩转传媒，另一把用以做个好父亲。
街头智慧与资本棋局
与比尔·盖茨从小热衷甚至痴迷于计算机有所不同的，尽管蔡衍明出身台北富贵家庭，但他从小习惯在街头称霸当王，并没有接受太多商业气息的熏陶
美国《福布斯》杂志今年7月初公布了“台湾前40大富豪”，总资产为550亿美元，比一年前的770亿美元缩水3成。国泰金控的蔡宏图兄弟虽再度居首(51亿美元)，但资产相比上一年大幅缩水，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旺旺掌门人蔡衍明，个人资产却从上一年的26亿美元劲增至今年的36亿美元，成为台湾富豪榜上的“探花”，其“米果大王”称号更是声名远扬。
1957年，蔡衍明出生于台湾。这一年，中国内地一位刚过不惑之年、名叫荣毅仁的商人在公私合营运动中率先接受改造，把家族企业交给了国家，自己成为了上海市副市长，这一举动被时任副总理的陈毅给予了“红色资本家”的称号。同样在1957年，于内地婴儿潮中诞生、日后在商界均有一番作为者还有黄宏生、张茵、李东生、陈景河、赵本山等人。
最近有本美国畅销书叫《异类》，大体是说一些成功人士的成功绝非偶然，若非比尔?盖茨很小的时候即有便利条件上机操练，也未必会成为日后那个IT界巨人。照此逻辑，如果说逾200亿元人民币身家的蔡衍明比他的同龄人有所幸运的话，家庭条件优越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不过，与比尔?盖茨从小热衷甚至痴迷于计算机有所不同，尽管蔡衍明出身台北商人家庭，但他从小习惯在街头称霸当王，远没有接受太多商业气息的熏陶。他19岁霸王硬上弓、替父亲打理宜兰食品厂(旺旺前身)后，正是由于少年时期的玩票心理，使得他用一年的时间即告一败涂地，一时落得“败家子”的臭名。结果导致其性情大变，开始冷静下来，思考东山再起和治理之道，以避免将来走更大的弯路(这比黄宏生在2000年遭遇陆强华事件后彻底反省足足早了20年)。
非常具有戏剧性的是，后来他在执掌旺旺过程中，无论是经营之道还是用人方略，正是由于他善于将当年的混混脾性变通为街头智慧，反而频频斩获事半功倍的效用。
譬如，他在上世纪80年代大败“统一”等台湾米果界枭雄，打的是价格战。上世纪90年代初他初入大陆，聪明地绕开招商引资热潮如火如荼的沿海地区，而是取道湖南，“这种大胆决策，也只有蔡衍明这种有Streetsense(街头智慧)的人才敢去用”，台湾金融大亨卢正昕说；再如，蔡衍明善于授权，且往往出手大方(从当年员工可入股宜兰食品以及后来可参股旺旺控股可见一斑)，旺旺如今在内地有32家分公司，蔡衍明并非每家都曾登门。
旺旺去年逆势扩张与蔡衍明一直以来凌厉的风格并无二致，而蔡在资本市场上同样是“快刀斩乱麻”。1996年旺旺控股已成功在新加坡交易所挂牌上市，由于彼时中国食品行业只有旺旺在新加坡孤军作战，“老被人家轻视，没有成就感” ，蔡衍明说。结果是11年后的2007年7月27日，蔡衍明将旺旺私有化。旺旺退市一度引起资本市场强烈关注。不足一年后的2008年3月26日，旺旺又于香港联交所挂牌，不畏金融海啸，逆势融资逾80亿港元。新加坡和香港的一进一退，旺旺的市值从30亿美元增至50亿美元，增幅超过7成，真可谓一箭双雕。
2009年4月28日，蔡衍明回到台湾发售旺旺TDR(存托凭证)成功，受到热炒。作为台商回台公开融资和第一位吃螃蟹者，他乐此不疲、不无诗意地称：“回家的感觉真好……”
传媒帝国与政治情怀
传媒与食品一为精神食粮，一为有形米果，但两者属性毕竟差异较大，蔡以个人名义高价并购台湾传媒似乎与旺旺一直以来以上海为大本营的事实有所“冲突”。
台湾商界与传媒界曾将蔡衍明的成功案例加以解剖，就“学院智慧”和“街头智慧”的取舍及平衡术展开热议。不过，自去年蔡衍明吃下台湾中时集团后，人们将视线聚焦于蔡衍明的“家”究竟在何方——因为传媒与食品一为精神食粮，一为有形米果，两者属性毕竟差异较大，蔡以个人名义高价并购台湾传媒似乎与旺旺一直以来以上海为大本营的事实有所“冲突” 。
蔡衍明去年以来在传媒产业不断显露大手笔，源于他几年前梦断入股东森卫视等事件。他的固执再一次发挥到淋漓尽致。有人更是溯源至蔡衍明小时候——在自家电影院看大片，看不惯好莱坞电影中中国人总是出演卑微角色，遂萌生将来手执一面传媒大旗的想法。
蔡入主《中国时报》后，声称“这是我的兴趣，也是我从小的梦想，就像开飞机一样(蔡是台湾第一个拥有私人飞机的企业家)。”“我是把媒体当公益事业在办，不是用来赚钱！” “如果做好了，股东们把红利分一分，属于我的部分，统统拿去做公益……”
不过，今年6月，即蔡衍明入主《中国时报》仅仅7个月后，他犯了众怒——中时集团和NCC(台湾通讯传播委员会) 的争议，衍生出与公民团体、学者、记者间几近兴讼。上百位学者的联名挞伐，呼吁《中时》不要残害言论自由的活动一时杀得蔡衍明措手不及。
当“媒体不是老板的私器”的抗议声愈演愈烈时，蔡衍明只好软了下来，称自己 “当时一股气上来”，“事后想想还是错了”。
这一事件之后，力挺蔡衍明者辩称是其“真性情”的表露，而批评者则开始从更深入的角度——政治情怀——为蔡衍明的霸道寻找起注解来。这显然已经是区别于《中国时报》创始人余纪忠“报纸真正的价值，是存在于他们有没有灵魂和特有的精神”的另一个方向，但却大有“不得已而寻之”的味道。
也有人开始从诸如2008年11月海协会会长陈云林访台受困时蔡衍明一直陪伴在旁开始揣测他与内地高层的关系，以及怀疑收购中时集团背后是否有内地资本涉入等。更有人推断蔡衍明在全球频频收购因金融海啸而受到重创的媒体未必是单纯的市场行为……
无论是由于传媒经营经验不足的原因，抑或英雄主义情怀所必须付出的代价，蔡衍明身上的政治意味显然愈加浓烈，特别是今年8月11日《旺报》出炉，红底版头上 “台湾优先，两岸第一”的醒目口号更是加深了人们的这一印象。
“‘11”翻译成英文是‘oneone’，和公司名旺旺谐音，吉利。”蔡衍明说。这似乎也帮助人们理解了，为什么他的私人飞机选择在2008年12月18日这一个非常特殊的日子，从上海到台北，成为国内直航两岸私人飞机中的N O.1。
子承父业与永续经营
这正是区别与荣毅仁、荣智健的另一类“红色资本家”的神秘和吊诡之处——你爱他、又恨他，但终归到底，不能不爱他——至少需要他。
蔡衍明以逾200亿元新台币接手中时集团后，原经营者、中时创办人余纪忠之子余建新转任顾问。一如当年蔡衍明帮父亲打理买来的宜兰食品厂一样，如今帮蔡衍明打理中时集团的，是他的长子、生于1982年的蔡绍中(任中时媒体集团总经理)。
蔡衍明创业30载，在江湖上摸爬滚打，积累了浑身的“功夫”和经验。他由此断定，“街头智慧”是最棒的教育方式，遂将之灌输给自己的子女——读书不宜过多、实践方出真知。于是，尽管其长子蔡绍中学习成绩优异，但仍于2001年高中毕业后即告学业中止，转而进入旺旺集团开始漫长的“见习之旅”。
蔡氏的这一主张与去年去世的“台湾经营之神”、台塑集团创始人王永庆的信条如同一辙——尽管两者年龄相差超过 40岁。王永庆之子王文洋当年到英国留学(当时台塑还没创建)，硕士读完想继续深造时遭到父亲反对，学业差点中断，后勉强读完博士。王文洋听起来要比蔡绍中“幸运”一些。
这种教育思维在如今看来多少有些不可思议。一般来说，上一代人由于条件欠佳而未能读书三尺，定不希望遗憾重演于下一代人身上。譬如台湾首富蔡宏图(二代企业家)及其儿子均拥有博士学位；富士康掌门人郭台铭子女均为美国名校硕士毕业。100个人眼中就有100种成才理念，蔡衍明和王永庆的特立独行和独树一帜，也许正是“街头智慧”与“学院智慧 ”至今在台湾被热议的源头之一。
据台湾《商业周刊》报道，19岁的蔡绍中高中毕业后进入旺旺，直到今日的8年时间中，被蔡衍明以了“魔鬼式训练”。其中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头3年的“见习生”时期——到旺旺的诸多部门轮岗见习。“我没有名片，因为没什么头衔，我的名牌(工作证)上只有我的‘蔡绍中’3个字，”蔡绍中说。
第二个阶段是接下来3年，蔡衍明安排蔡绍中为自己作“特别助理”。主要意图一来便于提早俯瞰大局，二来磨其性子。蔡衍明对数字非常敏感，他要求儿子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对企业的收入、利润、成本等数字要了然于胸，对商业模式和经营管理各细节的解释要条理清晰。“每周一次的familyday(家庭日)，父亲都会追问各项事情的进度和执行细节，他甚至不放过吃饭时间，”蔡绍中说。这一点与王永庆当年在台塑施行的“午餐汇报制”亦不谋而合。
第三个阶段是2007年开始，蔡绍中开始在管理层被委以要职：旺旺公司执行董事、友联产物保险董事等。直至2 009年的两年间，他的管理技能得到了极大的考验与提升，特别在去年旺旺赴港上市期间，蔡绍中几乎成为了喜欢问“为什么”的蔡衍明的“答案提取器”。
2009年则是蔡绍中的第四个阶段的开始，也是蔡衍明一边心怀家业永续的念想、一边与儿子分疆而治的开始—— 自2009年7月6日起，蔡绍中改任旺旺的非执行董事，联系此前的4月16日他被任命为亚洲电视董事及中时集团总经理，蔡衍明希望儿子在传媒帝国上有所建树和创新的意图至为明显。
儿子负责传媒产业，自己在米果老本行和酒店(神旺大饭店)业继续跑马圈地，这样的分疆而治显然与一些人对他利用媒体公器满足自身政治情怀的推测背道而驰。这正是区别于荣毅仁、荣智健的另一类“红色资本家”的神秘和吊诡之处—— 你爱他、又恨他，但终归到底，不能不爱他——至少需要他。而这也正是他们同时舞动着几把斧头、似乎总在抄近道疾行的原因之一吧。
文/东方愚 广州日报专栏版
┗三种类型的“守富者”，将中国当下民营企业的生存状况映射无遗。他们的郁郁寡欢，他们的沾沾自喜，以及他们的踌躇满志，都写在了他们各自的孤独里。每一个人都像是海明威笔下的那位老人——局外人只关心老人打了多少渔，而很少关注大海里浪有多高。┛
海明威的《老人与海》是这样开头的：“他是个独自在弯流里一叶小舟上打渔的老人，他接连去了八十四天，却一条鱼也没有捕获。”
《新财富》5月8日发布的2009年“500富人榜”很是吸引眼球，榜单前三名分别为沈文荣、张近东、周成建家族、杨惠妍、杜双华。制榜机构大力宣扬沈文荣乃“第一位非股市制造的中国首富”这一噱头。而就在这一天，辽宁忠旺集团在港交所上市，尽管首日表现黯淡，收盘价较发行价跌去逾5%，不过按市值计算，忠旺的掌门人刘忠田的个人财富达230亿元，超过富人榜上沈文荣的200亿元。
于是“富人榜出炉几小时内首富易名”成为衍生话题，继续娱乐大众。实际上，沈文荣等人为将沙钢推上市，在一叶小舟上“打渔”良久却依然无果。沙钢不但借壳ST张铜受阻，后者更可能遭遇投资者诉讼，而作为备选的海外IPO，亦是只见雷声而无雨点。
在我看来，关注“守富”比关注“首富”更有现实意义。
第一种守富者是“守护家园”类型的民营企业家们。代表人物日照钢铁掌门人杜双华。当年铁本被查，日钢却在不远处冉冉升起，4年后，杜双华更是以350亿元身家成为2008胡润百富榜榜眼。不过屁股在板凳上还没坐热，杜双华就变了脸色——比经济危机和钢价持续下跌来得更猛烈的，是遭遇山东钢铁之血盆大口——“国进民退”的又一典型案例。颇具有反讽意义的是，这一并购到今天都没完成，掣肘之下的杜双华反而半推半就地同时成为了在资本市场上翻云覆雨的高手。
最近业界传出首钢洽购山西海鑫钢铁的消息。国进民退未必是坏事，关键是怎么样一种退法。于是，很多时候，守护家园远比进入首富行列更实际，因为前者关乎饭碗。
第二种守富者是“守株待兔”的民营企业。碧桂园是代表之一。地产业冬天，房企从银行获得足够的信贷支持扩张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于是只能一边盼着存货周转能力加大，一边苦争地产业的“繁荣”迹象抬头——哪怕这种繁荣是一种虚假景象。
苏宁是比较特殊类型的“守株待兔”代表。一方面，苏宁与国美都希望需要内需提振惠及自己，却发现有些事情只是看起来挺好——苏宁3月中旬公开乡镇加盟扩张计划，却迟迟没有任何实质进展，国美则直到4月末才在年报中简洁地提了一句“设立家电下乡业务中心”。
另一个更重要方面是，张近东和黄光裕从来都是一对风格不同但并肩而行的伙伴，现在却只剩张近东一人独走江湖。黄光裕案不断牵出高官，尽管“上下齐心”将黄光裕与国美区别开来，但它的负效应已凸现——国美称今年将关掉约一百家店，而苏宁则难掩兴致昂然，称年内新开50家店不成问题。
第三种守富者是“守正出奇”的民营企业家。美邦服饰掌门人周成建则是代表人物。说守正出奇也好，称借船出海也罢，把品牌当命根子然后把它送上资本市场，其财富制造模式现在被广为称赞，尽管周成建自己也有不小苦恼。与周同类型的同行，是动向集团的陈义红，老冀伏枥，把KAPPA连年增速做到了百分之几百，着实不凡。
三种类型的“守富者”，将中国当下民营企业的生存状况映射无遗。他们的郁郁寡欢，他们的沾沾自喜，以及他们的踌躇满志，都写在了他们各自的孤独里。每一个人都像是海明威笔下的那位老人——局外人只关心老人打了多少渔，而很少关注大海里浪有多高。
“通行证”与“墓志铭”
中国商业史上总有一些非常巧合的事情发生。2009年4月底，几乎在同一时间，有两则关于“首富”的消息被热议。一则是，有香港传媒报道，前“首富先生”黄光裕在看守所自杀未遂；另一则是，辽宁忠旺集团在香港招股，如若上市顺利，其掌门人刘忠田家族有望以至少240亿元的身家，冲击今年的首富宝座。
真是意味深长的对比。对于前者，据称黄光裕案涉及的省副部长级以上的官员有57位之多；而对于后者，刘忠田显然是大多数公众眼中的“新面孔”——尽管去年他以70亿元资产位居胡润百富榜第76位，但你上网搜索他的个人信息，可谓寥寥数行，譬如今年45岁，辽宁人，当年从房地产业掘得第一桶金，如今执掌生产铝型材的忠旺集团近16年等。
于是有人开始给刘忠田冠以“神秘富豪”的名头。正如去年的杜双华，一开始人们对这位中国民营钢铁业的风云人物知之甚少，当他进入富豪榜前三甲时，传媒才开始将他在日照钢铁的创业史陆续挖掘出来，而当他与山东钢铁的博弈不断升级时，其标本意义终于凸现。
刘忠田的低调毫不逊色，今年3月初，身为全国人大代表的刘忠田赴京参加“两会”，彼时他正紧锣密鼓推进忠旺在港的IPO计划，我试图在北京加以“堵截”而未果，后来忠旺公司员工说：“我们老板是只身一人到北京的，不带秘书，这是他的习惯。”
最近十年，当过中国内地首富者有荣毅仁与荣智健家族、刘永行与刘永好兄弟、黄光裕、丁磊、张茵、杨惠妍等六人（家族），几乎清一色地是低调者。最典型者莫过于杨惠妍，遵从父命躲避媒体，结果自己的婚礼视频流传网上，披着大红嫁衣的截图竟然成为风行一时的首富标签。
几天前遇到胡润，他让我推测下今年的首富会是谁。我说，一定还是一位低调行事者——低调是首富们的通行证啊。胡润狡狤地笑了下，说：“也是他们的墓志铭吧。”
在中国学习并做了十年百富榜的英国小伙胡润，竟然可以恰到好处地活用北岛的诗了。
“座上客”与“阶下囚”
胡润百富榜十年，荣氏父子三度登顶，黄光裕则分别于2004年、2005年和2008年三次成为内地首富。如今黄光裕已为阶下囚，而荣智健亦因澳元外汇衍生品投资巨亏，于2009年4月辞去中信泰富董事局主席一职。
对于崇尚自由主义的香港民众来说，他们两眼主要盯的是企业的信誉和社会福利，而非什么“红色背景”。4月中旬我在香港出差，接触了一些香港民众，谈到中信泰富，他们首先提及的，其实是中信泰富控股的西区海底隧道（西隧）和东区海底隧道（东隧）近几年接连大幅提价事宜，港人批评中信泰富社会责任缺失，至于其政治背景，或是荣智健生活的奢华，鲜有人津津乐道。而在内地，人们自然而然地去揣测这一财经事件背后的政治斗争。
无论荣家是否就此“谢幕”，荣智健事件连同黄光裕案已散发出某种共同的时代隐喻，即对财富群体的考量，又绕回到了十多年前人们甚为避讳的话题上：政商资源的勾结和裙带主义的盛行是否已超出容忍的限度。
1999年9月胡润制出第一份“中国内地50富豪榜”，发给《时代》周刊、《福布斯》等机构寻求出版，他在自荐信中写道：“如果把成功定义为拥有财富多少的话，那么这50人就是中国大陆最成功者，他们的故事能让全世界更好地了解共产党执政下的中国社会。”
现在回头来看，1999年——共和国建国50周年，人们开始广泛地谈论起“富豪”及个人财富多寡来，实在是一个伟大的时代开端。之后的十年间，尽管民营企业家为自身身份之跌宕而心潮起伏——为2001年被第一次定位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而欢欣，为2003年山西海鑫钢铁掌门人李海仓被杀及孙大午“非法集资案”而焦虑，为2004年中小企业板开市及2006年施正荣、彭小峰等新能源富豪的诞生而振奋——但他们依然认为，民营经济连同“个人财富”这一概念的地位均在“螺旋式上升”，直到有一天，他们发现以山东钢铁意欲吞并日照钢铁、首钢洽购山西海鑫钢铁为代表的“国进民退”风潮步伐正在加速，以黄光裕案为代表的政商利益互送之种子，早已潜滋暗长并不断渗透，甚至无孔不入。
十年一回头。中国社会的财富观，到了重新加以审视的时候了。
不断有新的官员因黄光裕案而落马。中国多数民营企业家的尴尬恰恰就在于此——十年间他们不断冲破一些原本不该有的樊篱时，不时被冠以莫名的罪名，如今当他们终于不再为此而伤脑筋、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却又要与政商勾结之路径依赖者（特别是东窗事发者），一同感受这风声鹤唳和步履维艰，更别说还要忙活于应对经济危机的威胁和巨头国企的排挤了。
《三国演义》第十九回中，吕布兵败为曹操所擒获，被五花大绑于白门楼上。吕布看见刘备坐在曹操身边，希望刘备念旧情加以搭救，说：“公为座上客，布为阶下囚，何不发一言而相宽乎？”
“长青树”与“枯藤木”
民营企业家处理政商关系的类型大致有四种，第一种是“伴君如伴虎型”，外表风光，却常心生唏嘘；第二种是“同床共枕型”，利益勾结，共谋“大业”；第三种是“不倒翁型”，环境恶化抑或决策失误后，总有“贵人“相助；第四种是“紧松分明型”，各有所需，但从不越界。
成为第四种类型者，实在是少数中的少数了。台湾首富、台塑集团创始人王永庆或许属于此列。不过，王永庆于2008年10月中旬去世后，台湾《联合晚报》在一篇社论写道：“王永庆发迹，绝对有他个人的过人之处。公平地讲，卷入扁家弊案的金控大老板们，不管白手起家，或子承家业，哪个又没有过人胆识呢！但必须承认，事业大到一定程度，更上层楼的契机，往往跟政策方向脱不了关系。王永庆越做越大，他的石化王国，仍有政府政策面的鼓励，以及投资面的协助。尽管王永庆敢言，动辄以万言书阐明心志，可是到了李登辉和陈水扁时代，他依旧遭到来自政府掐住喉咙，使得大陆投资计划搁浅…台湾实应走回政商分际、司法严明的正道！”
忙于周旋政商关系，不但是台湾地区，同样也是中国内地许多民营企业的一大“要务”。当全球经济危机蔓延，许多内地企业首先想到的就是如何动用自己长期以来在政府及金融系统搭建的资源桥梁，而非进行自我审查、变革和突围。
看看香港首富李嘉城吧，由于这轮危机下香港股市和楼市出现了一个季度的“时差”——2007年9月至2008年1月，香港楼价急升约三成，李嘉诚趁着诡异的市场气氛，高价出售旗下楼盘，嗅觉灵敏可见一斑。正因为此，就在我们大谈李嘉城的财富大幅缩水的时候，他在内地最大的商业地产项目——上海真如项目于今年四月逆势开工了，据说是李嘉诚在内地房地产业最大规模的一笔投资。
另一方面，由于内地的“首富们”对政商关系讳莫如深，于是不得不与公众及传媒保持一定距离——其实这是非常痛苦的事情，一边为庙堂和江湖之事很烦很压抑，一边又不能让市井百姓看出自己的情绪来——记得黄光裕到央视《赢在中国》节目做嘉宾时的一处细节——一群知名企业家济济一堂，围成圆圈，各陈高论，而黄光裕坐于一旁，沉默不语，主持人王利芬问他何高见，他尴尬地笑了一下，用不太流利地潮汕普通话说：“没什么要说的，做企业，就那么些事嘛！”
相对应地，专注于研究香港家族企业的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研究员郑宏泰不久前给我讲了关于几年前他前去拜访马来西亚首富郭鹤年的经历。郭是一位华人巨贾，被称为“亚洲糖王”，也是香格里拉连锁酒店创始人，旗下还有矿产、金融、地产、航运等产业，也是中信泰富的股东之一。“当我到他在香港的办公室找他，他非常热情、和善，聊家族企业的运营、管理心得等。彼时他已是80岁高龄，跟我握手时他要鞠躬，吃饭时给我夹菜，甚至我走的时候他不但送到楼下，甚至还为我打开车门，这使我非常吃惊。”郑宏泰说。
从时间轴线上来看，内地富豪们最头疼的事则是企业传承。他们无一不希望基业长青，所以早早尽心尽力培善下一代。迎面而来的是再个难题，一是子女内讧，要知道日本家族企业传承并不平等，通常是长子继承，且一旦确定，其他子女都要离开企业（这也是许多日本企业有几百上千年的重要因素之一），而中国讲究百子千孙平均制。二是政商关系传承难度大。
第二个难题显然是重中之重。李鸿章说了，一代人做一代人的事，自然而然地，一代人拥有的是一代人的人脉。当然，黄光裕是个例外，就算他有通天本领，也无机会了，再说他的子女还都是小朋友。
好歹国美没有倒掉。有一天国美成了百年企业，人们定会一边赞赏这颗长青树企业，一边为它的创始人早早成为“枯藤木”而唏嘘。元人马致远在一曲《天净沙·秋思》中吟道：“枯藤老树昏鸦, 小桥流水人家, 古道西风瘦马。”
这似乎是一个江湖悲情的年代。试看国内，资本大鳄魏东跳楼，糖王庞贵雄自杀，“首富先生”黄光裕落马。而国外亦不逊色，德国第五大富豪阿道夫卧轨了断，希腊航运大亨佩里克莱斯遭绑架，美国更有惊天诈骗案主角、前纳斯达克主席麦道夫应声入狱……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过往的一些商界大腕，陆陆续续走出铁窗，形成了一条独特的“风景线”；他们中间有刑满释放者，有保外就医者等。
譬如，最近的是2009年1月，前中航油（新加坡）总经理陈久霖出狱，2008年有前铁本前掌门人戴国芳、前天发石油掌门人龚家龙、前伊利掌门人郑俊怀、前德隆系掌门人唐万新（最近重新回到监狱）等人走出铁窗，2007年及之前几年，则有前三九掌门人赵新先、金冠涂料掌门人周伟彬、前爱多掌门人胡志标、大午集团掌门人孙大午、原万国证券掌门人管金生、前红塔掌门人禇时健等人走出铁窗。他们的经历画出的那条弧线，特别是走出铁窗后的姿态，颇值得玩味、令人深思。
沉着或是沉默
电视剧《走向共和》中有一个镜头：梁启超拜访李鸿章，劝他革命，李长叹一口气说：“一代人只做一代人的事。”
尽管这句话可能出自编剧之手，不过却贴合李鸿章的心境。实际上，这句话用在中国政商两界，都是句至理箴言。
上述10多位走出铁窗的企业家当中，最早被保外就医的是禇时健（2002年）。但是一直到七年后，媒体上才开始有些许关于他经营2000多亩冰糖橙果园的消息，此时的禇时健已是80多岁的高龄。禇时健精神矍铄，与记者谈自己的果农生活，不亦乐乎。
据说，当年禇出狱不久后，王石曾前来云南看望过他后甚为感慨：“橙子挂果要6年，他开垦荒山时已经74岁了，这是怎样的情形？如果我遇到他那样的挫折，到了他那个年纪，我会想什么？我知道，我一定不会像他那样勇敢。”
龚家龙走出铁窗后，尽管他向有关部门提交了一份报告，并频繁穿梭于武汉、上海等地，不久前去了美国，但也是刻意低调，在接受《商界•评论》杂志记者的采访，讲述自己的起落时，他的“总顾问”、和君创业总裁李肃为其捏了一把汗，并不断“引导”他。
孙大午在狱中时间较短，但从他的行事风格和心态嬗变来看，入狱不经意间成为了“分水岭”。出狱后，他在大午集团搞起“私企立宪”来，在制度设计和执行上煞费苦心，他与从前一样有着体恤大众的情怀，“富人可以富，但不可以在天堂；穷人可以穷，但不可以在地狱”，但他显然比过往更为冷静和沉着了：“所有的评论都会随时间烟消云散。”
2009年1月出狱的陈久霖似乎没有保持沉默。他出狱后曾对媒体记者说，当年中航油因衍生品交易造成的巨亏，“责任还是应该在母公司（即中航油集团）”。
真性情的陈久霖，其实出现在1月21日中午武汉一家叫“久久隆”的餐馆里。此前一天，陈久霖出狱后乘机从新加坡飞至上海，这一天将飞至武汉然后回他的浠水老家过春节。
午餐刚开始时陈久霖比较拘谨，夹菜时，他的右手一直微微颤抖着，当服务员端上一例牛排时，他大声感慨：“三年了，我还是第一次能吃上牛肉！”之后，几杯酒下肚后就显露出真性情，讲述新加坡的法律之严厉，以及他度日如年的狱中生活。
陈久霖说，每次监狱长检查，无论犯人在做什么，必须马上腰杆挺得笔直，大声喊“YES,SIR!”
“不是一般的大声，是必须声嘶力竭地喊。”陈久霖说完，站起来当众给朋友们示范。
彼时这场饭局，《鄂商》杂志主编李玉申在场；3月中旬我到武汉出差时碰到他，聊起这一场景，亦是感慨不已。
不过自此之后，陈久霖并没有与媒体亲密接触过，而是选择了沉默。
禇时健、龚家龙、孙大午、陈久霖之外，其他七位更是自始至终选择默默无闻。人们也许知道，赵新先去了南京小营药业集团，人们也知道，郑俊怀极有可能重操旧业、再战乳业江湖，但你已很难听到他们本人的声音，唐万新、戴国芳、管金生等人出狱后更是半点消息皆无，直到2009年3月20日，财经网发布一条消息称：“在各方压力下，唐万新被有关部门要求回到湖北省武汉市有关监狱继续服刑。”令人唏嘘。
红帽子与梦边缘
回头看看这十多位企业家当年步入铁窗前的情景，几乎都是在事业巅峰的时落马。郑俊怀带领一个小小的食品厂发展成为了彼时中国最大的乳制品企业；陈久霖使中航油（新加坡）的净资产由其接手时（1997年）的16.8万美元，6年内暴增至1.28亿美元，禇时健把红塔从一个不知名的小公司，办成了上世纪90年代中期“亚洲第一、世界第五的国际著名烟草企业集团”……
从峰顶到谷底，命运的戏剧性变化，几乎成为不少中国企业家的一种共同宿命。
对于禇时健、郑俊怀、陈久霖甚至龚家龙等人来说，他们头上的“红帽子”曾是他们宿命的一种风向标。郑俊怀当年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时说，他当初用伊利的钱去买伊利的股权，其实是当地政府的决定，而非源于牟取私利，可惜的是他能拿出证据来。
最富戏剧性的则是龚家龙，他与荆州市政府的关系忽冷忽热，可谓生于产权，也止于产权。笔者与在龚家龙出狱后当面采访过龚家龙的《商界•评论》记者李彤聊起这一话题，他这样评价：“天发产权之争的错综复杂有两条根本原因，一是龚家龙的左右摇摆，既想摘掉红帽子，又总想沾点‘红光’，二是政府态度的左右摇摆，时而开明地鼓励明晰产权，时而武断地认定国有属性；在改革开放的30年间，天发的产权居然摇摆了20年，至今仍存争议。”
而对唐万新、孙大午、戴国芳等民营企业主来说，他们的共同宿命则是，当你行走在“边缘地带”时，你就必须破釜沉舟的准备，只是他们都“翻船”了。
曾是唐万新爱将、原德隆高管之一的王世渝在他的回忆性纪实小说《曾经德隆》中提到一个细节，2003年底，德隆成立17周年，唐万新甚为低调，搞了一个简单的内地宴会，在庆祝会上，唐万新先是高声对来自全国各地的德隆干部说，德隆创立了中国民营企业的许多先例，“德隆的战略投资、产业整合已经成为当今中国的一个时尚。”
然而演讲后在餐桌上，他却当着德隆众多高管的面，失声痛哭。
王世渝写道：“对这么一个坚强的人，周围所有的人都能理解他身上的沉重压力，但谁也无法体会他内心深处那份独有的滋味，孤独的滋味。”
2004年，“德隆系”崩塌，算命先生曾给唐万新“你40岁时将一贫如洗”的占卜竟然成为事实。4年后，唐万新保外就医，之后半年左右，他重新回到武汉监狱中，财经网披露的原因是迫于“各方的压力”。
直到今日，关于民间融资的法律仍然是步履维艰，千呼万唤的《放贷人条例》，犹如琵琶半遮面，迟迟没有走到前台。
警示还是笑谈
贾樟柯的电影新作《二十四城记》末尾写道：“仅你消逝的一面，就足以让我荣耀一生”，这句诗改编自诗人万夏的《本质》。我喜欢这首诗中的另外一句：“人终究不尽完善，太多的机会都留在错误中，我们却在幸福里得到进步。”
我们不必探讨上述企业家的功过，把目光转到不曾遭遇此种人生的同行业企业家吧。
戴国芳当年大兴铁本时，日照有一位名叫杜双华的年轻人，也在纺织着同样的钢铁梦。只是，不久后前者锒铛入狱了，而后者安然无恙，4年后甚至以350亿元的财富成为了“2008胡润百富榜”的“榜眼”。
彼时有人拿戴杜二人做对比，感慨杜双华的幸运与幸福。然而，杜双华执掌的日照钢铁早已被被虎视眈眈的山东钢铁盯上良久，他坐上“榜眼”刚满一月，日照钢铁便于山东钢铁短兵相接，并在国内引起强烈关注。
一厢是“并购整合”的政策大旗，一厢是对“国进民退”的民间质疑。杜双华只好一边参与这场博弈，一边通过香港上市公司开元控股寻找金蝉脱壳路径。
陈久霖出狱后曾说“要向上级讨个说法”，其实，比陈是否“委屈”更重要的是，如今国航、东航、中国远洋等央企纷纷因衍生品投机亏损甚于当年的中航油说明，他们同样没有“在幸福里得到进步”；然而他们却能够继续获得高额补贴或银行授信。
最具反讽意义的是，郑俊怀是2004年底被捕的，而就在这一年，牛根生执掌的蒙牛乳业在香港上市，从伊利出来的牛根生“打败”了伊利，成为业界红人。风水轮流转。4年后，郑俊怀出狱，据说将打造乳业新品牌“新长征”（真是意味深长），而牛根生却因在三聚氰胺事件中弄巧成拙的表现和此后的特仑苏OMP事件，形象跌到了谷底。
明代杨慎在《临江仙》中一词写道：“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