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斥资16.8亿参与京东方增发只是柯希平庞大投资计划中的一小部分，这位凭借紫金矿业暴发的“厦门首富”力图在经济萧条之时投资一切可能被低估的资产。他正在独资建造厦门第一高楼，并可能出现在保利地产最近一次80亿元的定向增发参与者名单中
巧合与豪赌
6月8日，柯希平起了个大早。他要赶去参加一场重要的活动——厦门市近两年来规模最大
的土地出让拍卖会。他执掌的厦门恒兴集团，主业是装饰建材和矿产业，去年发力投资房地产。
柯希平参与竞拍的地块位于厦门湖心岛北侧，挂牌底价为10.9亿元，对此他志在必得。不过拍卖会现场气氛的激烈程度超出他的想象。很遗憾，这一地块最终为财大气粗的“外来者”万科以18.3亿元拿下。
这一价格比他最后一次出价18.15亿元仅仅高出1500万元。一块“肥肉”就这样被万科抢走了。失落的柯希平径自打道回府。
当天晚上，柯希平成为全国媒体追逐的焦点人物——与拍地无关，而是源于他的另一项巨额投资。
液晶面板巨头企业京东方一纸公告称，120亿元的定向增发完成（今年以来A股市场规模最大的增发），厦门富豪柯希平花16.8亿元拿下7亿股，分得了一大杯羹。
当人们开始惊愕于柯希平的大手笔和其在京东方打的“潜伏战”时，他心里记挂的仍是白天拿地失利的情景。不过，当有朋友来劝他宽心时，他反问道：“我为什么要追高呢？”
10亿级胃口
柯希平是福建安溪人，企业总部在厦门，总资产超过50亿元；他性格开朗，但对外界极为低调，鲜有接受媒体采访。他的办公桌对面挂着两幅字画——“舍得”、“天和”。
不过，掷出16.8亿元的重金进军高科技产业的同时，还能拿出逾18亿的“闲钱”去和万科等房地产商对决，这样的商人确系少数，特别是在“经济寒冬”的今天。
柯希平在地产界的野心由来已久。一年前，他找了一帮同在厦门商界的安溪老乡，声称要共同投资兴建“厦门第一高楼”海峡明珠广场，自己担纲第一大股东，占股逾5%。然而这一高楼后来成了镜花水月，不了了之。柯希平抽身而出，选择“单飞”。
如今柯希平公司旁边一处工地正在施工。“39层，高192米，我们要建厦门最高的甲级写字楼——厦门财富中心，”柯希平对南方周末记者说，“目前投资超过10亿元。”
他显然不愿意只是在厦门本地打转转。不久前，他在长春拿下一块30万平方米的土地。
“你或许不久还会在参与保利地产定向增发的名单中看到我的名字。”柯希平颇为神秘地说。今年5月21日，保利地产发布公告称，80亿元的定向增发计划获证监会审核通过，发行价格不低于15.89元/股。
除了在液晶面板业和地产业豪气十足外，柯希平还在寻找多晶硅等新能源项目。
柯希平偌大的投资胃口还在膨胀，且几乎都是以10亿为单位。这就像他的酒量，“每一次柯希平来上杭县（紫金矿业所在地），都是一次不凡酒量的展示”，紫金矿业董事长陈景河说。
背靠金山
紫金矿业——中国第一大金矿——是柯希平的“靠山”。与天价聘请“打工皇帝”唐骏、不久前斥巨资入股青岛啤酒的“福建首富”陈发树一样，柯希平亦为紫金矿业造出的另一位财富明星。
十多年前，柯希平投资1000万元入股紫金，与他的公司恒兴实业分别成为紫金矿业的第二大自然人股东（第一大自然人股东是陈发树）和第四大股东。如今，这一数字摇身变为了逾70亿元的市值。
今年4月27日紫金矿业大小非解禁后，柯希平套现显得有些迫切，不过他也是第一位主动露面的套现者。
4月27日至5月5日，柯希平分别通过大宗交易平台和上证所竞价交易系统，累计减持紫金矿业7477万股，套现金额约6.7亿元。
尽管柯希平否认对京东方16.8亿元的投资包括了上述6.7亿元，但对于他在房地产等行业动辄10亿元量级的投资来说，他似乎没有必要、也不可能通过银行贷款等融资渠道为之“输血”。柯希平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恒兴集团现在的银行贷款只有约6亿元。
“他的主要融资渠道极有可能仍是持续减持紫金矿业，只不过他担心外界的过分渲染会伤害到紫金矿业。”一位熟识柯希平的人士说。
巧合的是，除去柯希平减持的7400多万股外，他仍持有紫金矿业逾7.26亿股，占总股本的4.994%，低于5%的比例。这也意味着，自此之后，柯希平直到全部卖出紫金矿业，不再需要加以公告了。
和自己赛跑
1989年，29岁的柯希平来到厦门打拼，后任职福建省乡镇企业供销公司厦门公司的总经理。由于是承包经营，他攒下了第一桶金。
1994年，柯希平投资约2500万元，与妻子一起创办厦门恒兴实业公司，成为当时福建省规模最大的专业性装饰建材公司之一。4年后，柯希平结缘紫金矿业，一生中最得意的投资拉开帷幕。
直到今天，柯希平仍在继续着装饰建材生意，不过，他对这一行业的兴趣早已大减。
他同时还在矿产业进行了大量投资。尽管他已从早先与陈发树分别以49%、51%的参股比例成立的新华都工程公司中退出，但并未就此罢休，反而力度有所加大。恒兴矿业公司一位负责人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柯希平的布局主要在河南、四川、广西，以及他的老家福建安溪等地，主要为金矿、钼矿以及铅锌矿等，“越南也有一块业务”，他说。
柯希平现在主要涉足产业为矿产业、装饰建材、房地产、液晶面板，而新能源领域也可能不久后登堂入室。
不过，直到2008年上半年，恒兴集团及董事会才组建成立。然而，如此一个多元化的企业集团，董事会七人当中，除柯希平、柯希杰兄弟外，其他五位成员并非来自企业内部，而是均为“外脑”，如厦门大学教授、银行高管等。
这样的架构也曾为恒兴做出理性投资决策建功不少，而当紫金矿业限售股解禁、柯希平财务上获得更大自由和主动权后，它的软肋也开始显现。
譬如，16.8亿元投资京东方，尽管柯希平带领其团队进行了调研，但从获悉定向增发消息到参与其中，只有不足一个月的时间。
“我对京东方董事长王东升和总经理陈炎顺的管理风格很是欣赏。”柯希平说。
事实上，中金公司在这笔交易当中起到了重要的“媒婆”作用。
同样，在地产行业，他的投资理念也略显激进之色。一家厦门地产公司的负责人说，柯希平的厦门第一高楼梦，以及加速跑马圈地、试图尽快做大做强的想法和做法，“既可敬又可爱”。
另一张面孔
柯希平名片上的头衔除恒兴集团董事长外，还有“福建省第11届人大代表”“厦门市第12届政协委员”“厦门市工商联（总商会）副会长”等。他的下属说，新名片上还会加一个条目“福建安溪县慈善总会监事会监事长”——去年10月安溪慈善总会成立，柯希平捐出2000万元。
实际上柯希平涉足的产业还有啤酒业、客运、旅游、高速公路、教育、医院等。这些产业上的投资无一不是放在了他的老家福建安溪县。8年前他投资7000万元创建恒兴中学，开创了安溪县企业家创办民办学校的先河；而承接安厦（安溪-厦门）高速公路工程项目建设，也曾轰动一时。
柯希平与陈发树均被评为安溪县改革开放30周年“十大风云人物”。去年年底，时任安溪县委书记的尤猛军（现任福建晋江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在讲话中，称柯陈等安溪籍商界精英“向开明开放转型”，确立起了安溪人的“崭新形象”。
“在老家安溪的这些投资收益非常一般”，柯希平说，“不过我原本看重的就不是赚钱。”
如果说柯希平有两张面孔的话，今年4月27日紫金矿业限售股解禁似乎可视为一个时间上的分水岭——在此之前的柯希平的特征是温厚、稳健。
而4月27日之后，柯希平似乎急于跟过去那个被人称为“安溪老板”的“柯希平”说再见，然后由一位因现金流充沛而大胆出击、多元化投资之“企业家”、“战略家”类型的“柯希平”取而代之，其特征是激奋、凌厉。
柯希平也时常进行自我提示，小心行船过快而触礁，“6月8日厦门拍地一战，我努力提醒自己不要冒进，我做到了，”柯希平接受南方周末记者独家专访时说。他的书架上，刚刚摆上了一本关于金刚经的新书，旁边是余秋雨的《千年一叹》。
6月13日，在厦门采访被称为“厦门首富”的柯希平。与陈发树一样，同为紫金造出的巨富之一，今年解禁后部分套现。陈发树是入股青啤，而柯希平则是参与京东方定向增发，近17亿元拿下7亿股，成为其第二大股东。
柯希平现在是个猎人，同是也是猎物。非常好玩。他的野心与拘谨同时存在。他的办公室桌对面墙上有两张字画：“天和”“舍得”。
柯希平也是低调之人，极少接受媒体采访，特别是当面采访。只怪我脸皮厚，不断发短信给他。还好他的架子并不大。在我看来，从紫金解禁开始，柯希平才真正开始由一个商人向企业家转型-----去年恒兴成立集团，组建董事会，只能算作是前戏。
天堂大溪地（Tahiti）
6月1日至7日，我和小湘去了南太平洋的大溪地（Tahiti）、茉莉亚（Moorea）、波拉波拉（BoraBora）三个小岛。
这是一次天堂之旅。我一直想写点什么，可是总是打开电脑然后并掉，因为我知道，我没有办法形容出它们的绝美，特别是BoraBora的海。
夸张的是，回来之后，就像天堂到人间，一下子走不出。前几天去办事，在广州的一座破亭子下，小湘手里拿了一张支票，那天风大，我一急就脱口而出：“小心支票掉到了海里。”
亭子下，其实是个破的不能再破的所谓的湖，水很脏，尽管好像还有花。
还有，昨天我在厦门采访完后，乘车到福建龙岩，看到厦门的海，也是毫无感觉。车里放的是王心凌的《那年夏天宁静的海》，我的脑子里还是大溪地，还是BoraBora。
言归正传。大溪地、茉莉亚和波拉波拉，都属于波利尼西亚，这是一个法属的群岛国家，共有118个小岛，大溪地是其心脏，也是最大的一个，所以后来法国人向全球推介，干脆就用大溪地（塔希提）。
大溪地是欧美以及日本人的度假胜地。鲜为中国人所知实属正常。尽管这里是情侣的天堂，但仍有必要提一句，这里的物价实在是高，高出北京十多倍。一杯可乐要600cfp(波利尼西亚法郎，合50元人民币)，两个人随意吃一顿午餐或晚餐需人民币1000块左右，不靠海的经济房一晚上的费用是3000元人民币，海上屋一晚则需1万至2万人民币。
BoraBora还要更高一些。
现在中国还有没有直飞大溪地的航线。需要到东京转机（绕路了），我们是从香港出发的，5个小时到日本，然后再飞12个小时到大溪地首都帕比提机场。飞茉莉亚岛需要再坐当地的小飞机，7分钟即到，到BoraBora则需要40分钟。
大溪地和中国有18个小时的时差。所以2009年我们过了两个儿童节。一个是在从深圳到香港再到东京转机的颠簸中过的，一个是在悠闲的“离天堂最近的地方”大溪地岛过的。
这里实在是悠闲，例证之一就是，节日之多很雷人。刚到的时候，看到大多数商店到了中午还没开门，问之，答曰过节。于是心里狐疑，儿童节而已，不至于吧。后来才知道，人家在过“银行日”（Banks’ Day）。
6月7日我们离开那天，大溪地人又在过节了，这次是隆重异常的母亲节——属于他们自己的母亲节（他们是母系社会）。
整个群岛上的当地人非常之少，共几十万人。像茉莉亚岛，就只有两万人，而且也只有环岛的一条路。
所以，当沉醉于美仑美奂的风景中时，我想，如果不是跟自己最爱的人一起来，越是美的地方，反而越会感觉孤独，一种源自内心的孤独。
高更当年在这里找到了自己艺术的天堂，他的画大胆、热烈。可是我想，他的内心是孤寂异常的。
所以一周当中，我们一行8人（分别来自北京、上海、深圳、广州，旅游界、传媒界及艺术界）在体验大溪地的惊艳之美之后，晚上在海上对酒开怀，谈的最多的，是关于爱，关于幸福。
这听起来很是荒唐，至少令人忍俊不禁，可却是真实的。T先生身家过亿，反倒成为了“弱势群体”，听几个80后的姑娘诠释爱情；D姑娘一脸阳光背后，酒后却是对失败的婚姻的无限惆怅。6月2日的晚上，在海上的索菲特酒店的露天餐厅，法国人对8个中国人的热烈颇感诧异。
第二天到了茉莉亚岛，大伙继续。记得有一天P女士抛出个话题：MBA。这源于当下的人们流行将其演绎为 “Married But Avialable（大意是结了婚却对外遇不拒绝）”，大家各抒己见后，继续演绎，我随口想了两个出来，并自编辞意：“Man But Animal”——是男人更是动物，“Milk But Apple”——貌似毒牛奶、实为青苹果。
记得那天晚上我也喝了不少酒。
每四天我们到BoraBora岛的时候，彻底为这里的海而折服。BoraBora也是最为奢华的一个小岛，除了往返的飞机，交通工具只有船和快艇。海上的酒店仍是茅草屋的模样，但规格与豪华更胜一筹，一晚平均为3000欧元。
在这些酒店当中，给我印象最深的分别是一位法国小伙和法国姑娘。他们并无关联。这位法国小伙20岁出头，从小跟父母在深圳长大，后来成为索菲特酒店的一名服务生，原在中国东莞的一家索菲特工作，后调到新加坡，不久前调来大溪地。这位法国姑娘是洲际酒店的一位中层负责人，在BoraBora岛上呆了两年，“我烦透了，想尽快回到巴黎”，她说。
法国小伙让我想到了一个词是“世界是平的”，而法国姑娘让我想到的词是“孤岛”——她内心的孤岛。
从BoraBora再回到大溪地后，即我们离开的前一天傍晚，大家伙在车上讨论起什么是“幸福”，我开玩笑说，我们终于从爱、外遇，开始升华到幸福的高度了。
巧合的是，第二天从大溪地到东京的飞机上，播放了一部日本电影，名字记不住了，剧情是，一位肥胖的厨师对自己的长相不满意，借助一种魔幻的工具变身一男星，名利双收背后，却要面对烦恼无数，电影最后带出来的一行字幕是（印象）：“Happiness is not exist unless your are yourself”。
大溪地有不少华侨。他们的前辈大都是100多年前从深圳杨梅坑过去的。最富声名的就是“珍珠大王”、华人首富温惠仁（Robert Wan，法国华裔）。我们到他的公司的时候，他正有有事难以脱身，委托下手接待，并专门以他的名义用中文用了一个致歉的说明信，甚是细心。
有趣的，Robert Wan公司里摆着一张与中国前国家主席江/泽/民的合影。原来，2001年，江出访南美的时候，听说南太平洋的大溪地群岛享有盛誉，于是到岛上一游，并与Robert Wan合影留念。
大溪地的第一货币是法属玻利尼西亚法郎，然后是欧元，美元。由于日本人是大溪地的常客，所以许多地方的标识及材料上，都同时印有日文。我对日本的了解太少了。昨天从广州来厦门，上飞机前买了本书看，日本人渡边京二写的《看日本：逝去的面影》，这是一本了解历史沉淀下的日本的研究著作，感觉不赖。
大溪地能最终成行，也颇费周折。本说去年12月去，后来未搞定，遂改改期今年5月，结果5月初又遇一些麻烦，一度以为没有可能了。直到5月中下旬柳暗花明，小湘眉开颜笑。6月是大溪地的冬天，下午5点半天就黑了。夜很长，呆在海上酒店阳台上，面朝大海，与最爱的人一起数漫天的繁星，真的很美。
向大溪地(Tahiti)进发
看到一些去过大溪地的人称这个“8”字型的岛屿是“最接近天堂的地方”；大溪地当地居民更是自称为“上帝的人”，真是一点也不谦虚。当然他们是有骄傲的资本的，向往“在荒蛮乐园终老，在棕榈树间漫步、作画”的后印象派画家高更，就是在大溪地找到了自己的艺术天堂的。
花一周时间，咱也去瞅瞅吧，彻底放松一下。
主文《“山西首富”李兆会七年之痒》详见2009年6/月/4/日《南方周末》
山西海鑫钢铁董事长李兆会遭遇“七年之痒”。他的一个同行，同样遭遇七年之痒。那便是日照钢铁董事长杜双华（2003年日照钢铁成立与李兆会父亲遇害仅相差一月）。
李兆会和杜双华，一个是上世纪80年代生人，一个是60年代生人。但他们颇有几份相似之处。一，分别执掌山西和山东最大的民营钢企；二，分别是山西首富和山东首富（2008年福布斯中国内地富豪榜，二人资产分别为58亿元和108亿元）；三，都极为低调，鲜有接受媒体采访；四，都面临被国有钢铁巨头重组的可能性或现实。
想吃下日照钢铁的山东钢铁集团。山东钢铁去年初甫一亮相，就张开血盆大口，与日照钢铁展开明争暗斗。杜双华倒是不愠不火，打起“潜伏战”。你还甭说，较量了一年多，杜双华一步一台阶，渐渐占了上风。
三个时点可见一斑：一是去年“5•12”汶川地震后，杜双华慷慨捐出1亿元，一时令山东钢铁尴尬万分；二是去年“光棍节”前夜，杜双华发出致日照钢铁员工的一封信，称与山东钢铁重组协议已签，“冬天来临”，相伴随的是他迅速主动与银行解除贸易融资授信协议，将抵押的铁矿石等资产变现，同时裁员，并将触角升向资本市场；三是2009年5月19日，香港上市公司开源控股召开特别股东会，通过了以52亿元港元收购日照钢铁部分资产的决议——杜双华“潜伏”成功，完全变被动成为了主动。
想吃下海鑫钢铁的是山西省属企业太原钢铁。不过，与山东相比，暗战的双方温柔得多了。对太原钢铁而言，尽管在今年4月山西省的产业调整规划中，受到千般恩宠，但毕竟这一规划同时提及“形成太原、长治、运城、临汾、吕梁5个钢铁生产基地”，分而治之而不是一统江山，太钢自然不便冒进。海鑫钢铁同样一副乐呵呵的样子，一边并不排斥太钢，敞开大门与之接洽，一边却是欲打造“百年老店”的雄心和悄然发力。
山西的平和和山东的激进对比明显。尽管李兆会在玩转金融资本的风格也甚为凶悍，但在并购面前，他不可能选择与杜双华相同的路径。这与海鑫钢铁和日照钢铁不同的治理结构有关。杜双华在日照钢铁所重用的薛健等人，都是和他关系密切的江湖兄弟。而海鑫是一个完完全全的家族企业，总裁是李兆会的六叔李文杰，财务、采购、销售等要职，无一不由家族成员担任。这样的差别，决定了当与呼啸而来的并购者发生正面交锋时，李兆会无论进与退，“弹力”要比杜双华弱一些，反客为主的几率也要小一些。
实际上李杜二人并不像外界传说的那么神秘。江湖大佬杜双华同样有非常“乡土”的一面，在家时吃的饭菜相对简单，屋里经常很杂乱，与普通中年男人并没什么不同。尽管日照钢铁的发展到今天还有一些争议，但它的利润率却常令山东省国有钢企们望尘莫及。当遭遇被并购的宿命时，他奋力而争，曲线突围。同样，李兆会在海鑫管理层内部交流时，健谈，有时仍会透出一股孩子气。在闻喜这样一个并不算富裕的小县城，两代人一同创造了一个钢铁帝国，他们从没想过有朝一日失去海鑫控股权的情形是什么样子。
去年9月我在山东日照采访时，给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日照钢铁党委书记廖海亭接受近两个小时采访结束时的一声大吼：“什么‘一山不容二虎’啊，我们根本不是什么虎，我们连狗都不如！”今年5月我在山西闻喜采访时，接触了李兆会家族众多成员，他们甚为豪爽，李文杰半天里三次对我说：“海鑫3年内销售会做到300个亿。”吃饭结束时，我跟他打招呼，他又一次重复了这句话，然后说：“相信我！”
“并购”本来是一个中性词汇。而最近两年钢铁业掀起的并购潮，却越来越因为“国进民退”而受到诟病。虽然不能一概而论、说“国进民退”一定是个“坏孩子”，问题是在怎么个并购法的谈判桌上，一旦发生争执，效率、利润率等元素往往首先为行政力量让了路，如此一来就算俩企业揉到了一起，也不可能从真正意义上形成管理学大师迈克尔•波特所言的“竞争优势”。
杜双华的戏已演至接近曲终了，李兆会的戏才刚刚拉开帷幕。
1、今天来了山西，第一次来，会去太原、运城等地方。端午快到了，有人说为纪念屈原，有人说为纪念伍子胥，而我今年端午，则是在关公的老家过了。
2、在飞机上捧着《办最赚钱的杂志：对话英国名刊主编》读，蛮有收获，特别是英国《大头条》（THE BIG ISSUE）的创意和理念，很有趣。崔莹连续三年一年一本书，解读英国传媒，是个有心人。尽管文本上略显粗糙，但仍然非常值得拿去揣摩、研究。
3、下午与山西钢铁业一位“二政府”型的资深人士聊天，天南海北，他眼中的山西民营和国有钢铁企业的风月事，听起来好玩的很。中国的生意场，在山西这块土地上，写满本色。
4、本来去山西青年报“求援”资源，没想到被邀请给他们的记者做讲座，聊做财经人物的心得体会和技巧啥的，我东扯西扯，也不知自己所云何物，不过最后走的时候，一个兄弟对我说，我讲的东西很实用。我也松了一口气。实际上我也是在鞭策自己，自己这一年懒了好多，上海证券报上的专栏都停写V好久了。
又想起当年研究生毕业时，被学院领导叫着给经济学院的师弟师妹们做报告，我讲的全是江湖段子，和与我一起的一个考上香港科技大学博士的同学的认真和严肃对比鲜明，一时让我觉得很不好意思。
“我比任何时候都更快乐！”2004年的一天晚上，一位64岁名叫迈克尔•盖茨•吉尔（Michael Gates Gill）的老头在下班后赶乘地铁的途中这样大声喊道。路人瞄了一眼这个怪老头，没有人知道，他年轻时是美国常青藤名校毕业，并顺利进入了一家牛比的广告公司，然后一干就是25年，名利双收（干到他54岁的时候）。更没有人知道，他现在的身份，是一间星巴克咖啡店的普通店员，每天的主要工作是，清理厕所卫生、收银。
你一定与我一样，想知道中间十年发生了什么。答案是：被炒鱿鱼，创业失败，妻离子散等。
但在星巴克，扔掉自尊，系上围裙，在黑人手下干活，他却渐渐拾起了过去他失去的几乎一切。所以当他回想起来过往的经历时，他反问自己：“这是否意味着我过去的所有生命历程，整整64年的时光，都是个笑话？”
“不是的。”他又喃喃自语。
（二）
周末广州大雨。我
呆在家里，看完了迈克尔所著的《星巴克拯救了我的生命》一书。这是我读过的最好的一本自传小说。可能不少朋友已读过。我是无意中翻读，起初只是为其叙述方式的精致和文本的优美，以及对心理刻划的细致而惊喜，后来便开始为一位老头对自己反思时的认真和诚恳而感动。
当他刚开始到星巴克上班时，有时还徜徉在十年前自己的声名显赫中，不过很快他便开始对自己冷嘲热讽起来：“面对现实吧，你可不是在修道，你已经破产了！ ”而当他发现哪怕现在做一个普通店员，至少也能为自己年轻时只为所谓的事业忙碌而完全忽视家庭和朋友所犯的错误有些许弥补时，他甚至经常会像在地铁口的自言自语一样说道：“能以愉快的心情看待所有的遭遇，以真正的幽默来对待迷惘的世界，这可真是天赐良机啊！”
人最大的劣根性之一就是放不下架子，或自以为所做的是天大的事，所以忘记了看风景，没有去体会本应慢慢体会的社会温度。我想起几个月前投资家罗杰斯在香港接受我的访问时，言语之间充满的，全是对女儿的热爱，以及对自己年轻时坚持不生孩子之想法的嘲讽。“我那时简直是蠢到家了，”他对我说，手里拿着一把叉子，像是要对自己发狠，一时令于一旁进餐的我感到诧异。不过，罗杰斯曾带着老婆，周游世界，迈克尔与他比起来，年轻时完全是个事业狂，而所谓的事业，多少年之后，也成为他笔下的不齿之物。
（三）
迈克尔的这部作品像是本励志书，又像是忏悔录，而我在扉页上给出的注脚是“两个世界里同一个心灵的PK史”。
最近同样触动我的，是一则自杀的消息（放心，不是韩国前总统卢武炫，他跟我没关系），我的朋友的朋友、与我同为文字工作者的一位沈姓女孩儿，10天前从20多层的高台跳下，与这个世界告别了。
迈克尔是1940年生人，他把自己的64岁，视为人生的新起点。这位沈姓女孩儿是1984年生人，却在25岁时，就已香消玉殒。
新生与轻生都值得我们敬畏。如果非要从他们二人身上汲取点什么的话，我想是最常见但很少人能做到的十个中国汉字：走得慢一点、看得开一些。
我亦不能免俗，所以常常鞭策自己，就像博客名字“减法生存：每一天，都是信念的跃动。”一样。后半句是爵士女郎莉兹·莱特说的；《纽约时报》乐评家评价称这位留着寸头的黑人姑娘的声音“给人祈祷般的冥想”；哦，她生于1980年，和沈姑娘算是同龄人了。
艾丽斯•施罗德(Alice Schroeder)
5月18日在深圳，和艾丽斯聊了聊她最近五年的生活和感受；总共1小时的媒体时间，我们一家的专访占去40分钟，剩下10多家报纸和电视用了20分钟做群访，我们真挺“霸道”的。中信的朋友对我说查到的她的年龄是50多岁，可是见到艾丽斯真人，我们怎么也不敢相信，或许是有重名的？端庄幽雅的她，有老公大卫全程陪同，最近在中国的北京、深圳、南京等地，掀起“滚雪球”热潮。
国外不少作者的认真程度真的超乎想像。她为了写巴菲特的传记，花了五年时间。“五年”绝非像国内一些攒书者一样吹的大泡泡，而是真的五年。三年用来查读巴菲特几乎所有的信件，以及陪同他参加各种活动，能从工作和生活细节捕捉一个真实的巴菲特，两年则用来写作。
去年我在北京采访汽车零部件厂商亚新科（Asimco）董事长杰克•潘考夫斯基（Jack Perkowski）时，在惊讶于他的文笔的流畅，他的《与龙共舞》一书中完全是华尔街日报风格。而艾丽斯在《滚雪球》中，同样如此，尽管按照小事件的编年体的形式，让人一下子有些不适应，但整体来说，这是一本难能可贵的著作，最可贵之处，就是她把巴菲特还原为一个普通人，其实他本来就是一个普通人，美国人眼中的普通人。有自己的喜怒哀乐，前妻去世的时候，他哭得昏天黑地，尽管彼时他们的婚姻已经有名无实了27年。
可是当巴菲特“出口”到中国的时候，就被神化了，没有了任何血肉，成为了“股神”这一符号。他做事专一、善于推理的细节没人问津，被人盯住的只是股票盈亏本身。巴菲特时刻在检讨自己，不仅是经济危机到来之后。可是许多人并没有看到他的这一品质和行为，也没有对自己反思，倒是因为伯克希尔哈撒韦去年的糟糕业绩，而举起了“审判”巴菲特的大棒，实在是对比鲜明。
在《滚雪球》中多留意巴菲特是如何处理一些小事的吧，就像留意克林顿的情人莱温斯基的腰围一样仔细。巴菲特的老爸六十多年前对小朋友巴菲特说：小子，记住，“如何”永远比“多少”更重要。
这世界真是小。几天前准备采访提纲时，看到秧同学在线，就让她帮我翻译了点东西，尽管洛杉矶当时的时间是深更半夜。到深圳后，才知道艾丽斯的演讲是招商证券办的，演讲听了一半，突然想起秧的表妹觅，在招商证券工作，就打电话给她。没想到她就坐在我后面一排!
女人
最近分别有一位美国女人和中国女人特别惦记“股神”沃伦•巴菲特。
前者在公众场合，当着自己老公的面说：“我现在心里有两个人，一个是我自己，一个是巴菲特。”后者则为今年5月初没能实现与巴菲特的“约会”而懊恼不已。
别误会——尽管巴菲特近30年来的私生活如今成为不少投资者茶余饭后除金融危机外的最大谈资——譬如他与前妻苏姗之前的非正常婚姻，但这两个女人的款款深情，则是出于对巴菲特的敬重之情。
这位美国女人名叫艾丽斯•施罗德，摩根士丹利前董事总经理，她最近来到中国，在这片酷热的土地上掀起了人们对“滚雪球”的兴趣——她不久前完成的经巴菲特授权的传记名即《滚雪球》；为写一本书花了五年时间，贴身采访巴菲特共2000小时，她“入戏”太深，难以从中走出来的情形，似乎毫不逊色于梁朝伟当年拍《色戒》。
“我现在对巴菲特的了解要胜于我对自己的了解。”艾丽斯说。
这位中国女人名叫周晓光，义乌新光集团董事长。她做的是饰品生意，之前从不投资股票，却对巴菲特的推崇如周星弛在《鹿鼎记》中的一句台词“如涛涛江水绵绵不绝”。
一年前周晓光随朋友到美国小镇奥巴哈参加巴菲特旗下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股东大会，深有感触，回来后便马上花20多万美元买了两股伯克希尔股票，只盼2009年5月能再次当面聆听巴菲特的教诲。
“可惜，甲型流感来了，家里人今年没让我去成。” 周晓光说。
这两位女人的共同特征是率性，她们同一天接受我的采访，对巴菲特给自己留下的深刻印象皆如数家珍。可是她们的“数法”又不尽相同。
区别在于，艾丽斯谈巴菲特越多，就越把他向普通人还原，她在《滚雪球》中同样如此——譬如她更为留意巴菲特的性格和细节——一个内向、不太会照顾自己生活的长者；而周晓光聊到兴致处，则是将巴菲特的投资理念向营销甚至人生等各领域延伸，“他是值得全体的中国投资者和企业家学习的榜样。”她说。
篱笆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2009年5月2日，一年一度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股东大会召开，3.5万人云集而来，创下历史最高纪录。
来自中国内地者，也从两年前的10人左右，增加到了今年的逾百人。其中有中证万融公司赵炳贤等投行人士、汇添富公司刘健位等基金人士、中欧刘涌洁等商学院人士，赵丹阳等私募人士，甚至中投公司总经理高西庆等财经官员。
当然，比亚迪董事长王传福一定在场，尽管他刻意低调，但旁边的电动车免不了让他跟着一起惹人眼。
赵炳贤们天还没亮就到会场排队的成果是，争取到了较为靠前的位置，从而可以离当天股东大会的主角——79岁的巴菲特和他的搭档、85岁的查理•芒格更近一些，看得更清楚一些。
全球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尽管巴菲特属马，巴菲特也难能马到成功、独善其身。2008年伯克希尔股价全年跌幅超过30%，今年一季度则出现了自2001年以来的首次季度亏损。而截至目前，其现金流已由2007年9月时最高的470亿美元，降至100亿美元左右。
不过，这一切并没有使伯克希尔公司的股东们在股东会上大发牢骚，只是他们抛出更多更细的问题给巴菲特，譬如“美国报业的投资回报率”“助学贷款业务的麻烦”，而巴菲特显然也早早意识到自己今年的受关注程度更甚于以往，于是提前安排了三位财经记者从网上搜集有代表性的疑问，以便给出妥当的回答。
芒格回答提问的风格是简洁、诙谐，巴菲特几乎详细而认真地回答每一个提问，有时反而显得繁琐，但他并不木讷：“高智商的人最好不要来投资股票，否则越玩越差劲；如果你的IQ（智商）值超过了150，赶快卖给别人一些吧。”
哄堂大笑。
“两位老头的耐心、随和与激情，以及对股东的尊重，令人非常钦佩。”赵炳贤对我说。
然而，也有人却不经意间自建“篱笆”，隔裂了对巴菲特的认识。三个月多前，当多数人为巴菲特在致股东的信中指责自己“犯下重大错误”而驻足时，一些投资者却是围绕伯克希尔股价的大幅下跌而评头论足；当更多的人希望从5月初的股东盛会上倾听巴菲特最新心得和见解时，有人却忙于发表“股神走下神坛”的慨叹。
而当巴菲特3.5万人的超大“粉丝团”满载而归时，许多人又开始为传媒报道的巴菲特住所简约、办公室狭小、甚至没有漂亮的前台小姐等噱头而津津乐道起来。
“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具娱乐细胞的民族。”一位美国的财经记者在自己的博客中写道。
巴菲特
巴菲特似乎从来没有用“股神”或“英雄”等字眼形容过自己。在巴菲特所有的私人信件中，他年轻时代与父亲的通信均保存完好，他将父亲的一句话视之为人生信条——“如何”永远比“多少”更重要。
赵炳贤在巴菲特的办公室兴致勃勃地问他如何保持年轻和理性的心态，他轻描淡写地说：“我只是做自己喜欢且熟悉的事情罢了。”
艾丽斯在中国的北京、深圳、南京等城市，遇到了同样的困惑。
5月18日，在深圳的一场演讲中，她讲述了一个“普通的巴菲持”——为了工作，曾长期牺牲家庭，并在自己前妻苏姗去世后泪流满面；从不说自己勇敢，只称自己精力充沛、做事认真、善于推理；他曾偏执得不可理喻，商业以外的其他任何事情，如艺术、文字、旅游等他都提不起劲头，直到他的前妻苏姗生命垂危时他才被动地研究起医学来……
当然，艾丽斯也提到巴菲特这一年中最为压抑的事情，如于去年油价高位大量购入康菲石油股份（巴菲特称之为“蠢事”）和爱尔兰银行股份（“没有压力之下所犯之错”）。年初巴菲持还为此耿耿于怀，向艾丽斯大倒苦水，但显然很快做出了调整，譬如于第一季度购入了逾3亿股的富国银行股份。
可是，普通投资者抛给艾丽斯的提问，不少仍是围绕着巴菲特头上的光环或财富数字而来：巴菲特有没有觉得自己幸运，他估计公司股价多长时间能重回2007年时的高峰等，诸如此类。
“我发现许多人喜欢假想一个巴菲特，其特点类似学校那种‘优等生’，不会犯错，犯了错也能很快纠正，永远拿第一名。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很多时候，在凌厉的市场上，所有人只是都是普通学生。”艾丽斯对我说。
巴菲特似乎逢“9”一般会遭遇不顺。50年前的1959年，巴菲特在奥马哈已小有名气，但是一些人认为他做的事情类似“庞氏骗局”，于是他申请加入奥巴哈乡村俱乐部时被拒绝了；1979年底，股票市场一片惨淡，巴菲特在日记中写道：“道琼斯指数好像一辆破车，冒着黑烟，喘着粗气，吃力地颠簸前行。”商业周刊直接宣称其为“股市之死”；1999年，美国《时代》周刊的年度风云人物和全球富人榜上的排名，巴菲特均往后溜了好几位，于是有人嘲讽巴菲特“自身难保”。
艾丽斯在深圳演讲那天下午，国内知名私募基金经理但斌不声不响，坐在观众席的最后一排，让人想起市场上关于私募基金经理集体“潜水”的比喻。彼时有人说巴菲特这次可能真的自身难保了，他扫了一眼对方，不予理会。
临走的时候，他甩下一句话：“为什么非要把巴菲特放在你所限定的时间段内，从而说他是个输家呢？”
毋庸置疑的是，一千个人的心中就有一千中输赢的评判标准。
周晓光说，无论如何，2010年伯克希尔的股东会一定得参加。艾丽斯则说，如果有一天把巴菲特的一生拍成电影的话，一定得找最好的喜剧演员来扮演巴菲特，“汤姆•汉克斯不太合适，汤姆•克鲁斯又太矮了。”
http://www.nanfangdaily.com.cn/epaper/nfzm/content/20090521/PageC18CJ.htm
1984年，一篇《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龙应台点起的“野火”开始蔓延，从台湾烧到了大陆。龙应台在文章中说：“你怎么能够不生气呢，你怎么还有良心躲在角落里，做‘沉默的大多数’...你今天不生气，不站出来说话，明天你----还有我，还有你我的下一代，就要成为沉默的牺牲品、受害人！如果你有种、有良心，你现在就去告诉你的公仆立法委员，告诉卫生署，告诉环保局：你受够了，你很生气！”
那一年，龙应台32岁；那一年，大陆有一份叫《南方周末》的报纸诞生。
25年后，在《南方周末》的会议室里，龙应台的温和起初让我感到有些诧异，但很快我发现我错了，在温和的外表下，她仍保持着那份希望当局，希望所有人尊重历史、对文明的累积心存敬畏的情怀。他说，任何一种自大，都有同一个来源，那便是无知。他说，极权+极浅，决定了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文化脉动和美学培育，与国民发生不了关系，只是孤零零地吊在半空中。
她一点也没有变。几年前，她在《野火集》出版20周年纪念时，在《新的“野火”，从哪里开始？》中说：“20年中，世界看得愈多，困惑愈多，答案愈少。”
南方周末：民营出版商的新财富游戏
从非常高调到极度低调，三个月的时间，书商张小波像换了个人似的。
年初的时候，他格外活跃，频频在媒体上抛头露面，为民营出版业“正名”请命。他不断向媒体表达自己的诉求，希望能与出版社或出版集团深层次合作，一起把出版业做强做大，“短时间内的得失不算什么”。
而最近的张小波已不太愿意接受媒体采访，他对本报记者称，有了“新东家”，说话或做事不能那么随意，得有分寸。
他说的“新东家”是凤凰出版传媒集团。今年4月25日，全国书博会甫一开幕，出版业就传出一桩“联姻”的大事件，张小波便是主角之一——他执掌的北京共和联动图书公司（简称“共和联动”），与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旗下的江苏人民出版社共出资1亿元，成立北京凤凰联动文化传媒公司，后者控股51%。
“有人说我被‘收编’了，有人说我戴上了‘红帽子’，什么样说法我并不在乎。”张小波对南方周末记者说。眼前这位民营出版界大佬手里夹着一支烟，说话不紧不慢；他的财富游戏，正是在一次次的“不在乎”中越玩越大的。
白猫牵起黑猫的手
张小波为新公司策划的第一本书便在强烈的争议声实现了强大的财富效应，似乎是他有意献给新东家的“特大礼包”。
许多人并不知道张小波
，但可能曾间接地与他打过交道。走进书店，如果从摆有《求医不如求己》等“国医”系列养生书，以及《中国不高兴》、《山楂树之恋》、《风雅颂》等的畅销书架上随手购买一本，就有钱流入了张小波的口袋。
在出版业普遍不景气的情况下，去年共和联动策划图书百余种，累计销售过百万册的图书达数十种，码洋（图书定价乘以销量）近3亿元，在2008年全国图书零售市场观测系统（开卷）排行榜前30位中，共和联动出品的图书占据六个席位；这些数字令多数出版社望尘莫及。
“书商”这一称呼听起来略带贬义。实际上这是一个古老的行业，早在唐代就有官刻、私刻之分，所谓私刻大多是书商行为。近代以来则出现过张元济、王云五、邹韬奋等一批影响时代的优秀书商。
张小波无疑是目前国内颇具规模和影响的书商之一。他的酒量和他的脾气一样大，但这并不影响他嗅觉的敏锐性。
今年4月6日，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首次明确提出，将非公有制出版机构作为新闻出版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纳入行业规划和管理。
这一声改革号角为民营出版商的商业能力与合法地位提供了更为鲜明的注脚。这一月底，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现在不仅要换汤，也要换药，而且还要砸掉药罐子!”的言论，以及所透露的国家将设立规模约500亿元、用于扶持中小出版和民营出版机构的基金的消息 令众书商倍受鼓舞。
事实上，柳斌杰于去年末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就如此说道：“民营出版机构既然有经济效益也有社会效益，这么好的事情，为什么不纳入轨道呢？”
张小波选择的是牵手江苏人民出版社。1亿元的“真金白银”，显然是大手笔，不过其中大部分为后者所出，张小波以自己的公司品牌等资源入股。新公司董事长由江苏人民出版社社长刘建屏担任，张小波担任总经理。
《中国不高兴》——由张小波策划的新公司的第一本书——就给他的“新东家”以一“特大礼包”。随着此书引发的强烈争议，上市一月销量就冲破60万册。支持者称其为给政府的“谏言”，反对者称这不过是打着民族主义旗号的一场商业策划罢了。
然而无论如何，轰动效应带来财富效应，张小波仍是大赢家之一。
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过程时，张小波沉思片刻后说，出版人不应去挑战意识形态层面的东西，但要给大众提供多元化的精神食粮。
而就《中国不高兴》一书而言，这似乎是个悖论。张小波的同学、文化学者朱大可说，市场会改变人的意识形态，他更喜欢当年的“诗人张小波”。
诗人书商
他们原本就是文化圈中人，对读者的需求并不陌生，加上交友广泛，总是在三五好友欢聚一场后，一本别出心裁的畅销书即已呼之欲出。
张小波确曾是个诗人。1964年出生的他，16岁考取华东师范大学。在学校时正好赶上第三代诗歌运动，彼时他是以华东师大学生和老师为主的上海城市诗派旗手，大学期间出版《城市诗人》合集，卖了几万册。
张小波20岁大学毕业后进入江苏镇江市文联，半年后即辞职，筹办一份报纸，然而进展并不顺利，他呆在上海，非常清贫、动荡地过了几年。
1991年他放弃了诗歌写作，甚至很少写字了。他怀揣借来的两万元开始了书商生涯。最初通过朱大可帮忙联系，购买武侠大家温瑞安的小说版权，与漓江出版社合作，从图书行业掘取了自己的第一桶金。
而真正让张小波在书业成名的，则是1996年他所策划的《中国可以说不》一书。这是彼时中国图书商业运作的标志性事件之一，首开话题性、社会热点类型纯粹商业操作的畅销书先河，并由此引起了跟风热潮。
其后他在图书领域变得游刃有余，引进《蜡笔小新》，推出《中国高层智囊》8卷本等动作，使他的腰包不断鼓囊起来，并逐步在书业江湖站稳了脚根。
不过于当时而言，张小波这一类型的书商，仍然只被称为“二渠道”，他们与一般出版社的合作带有“地下”的性质，在官方的眼中，是上不了文化台面的，也是新闻出版总署三令五申提防的对象。
直到2003年开始，新闻出版总署取消所谓的“二渠道”称谓，为民营出版商正名。由此激起了民间资本的狂热，无论是从出版社走出来的实力派，还是从媒体走出来的资源派，以及来自高校的学院派等，纷纷加入这一阵营。
民营书业于是迅速活跃起来。不过最为吸引眼球的，则是彼时中国诗人集体变身书商的现象。
张小波就是在这一年成立共和联动的。此外还有出版《诛仙》、《明朝那些事儿》、《盗墓笔记》系列的沈浩波，
出版“黑镜头系列”的万夏，出版《藏地密码》的吴又，操盘《在北大听讲座》系列的苏非舒，还有李亚伟、郭力家、赵野、叶匡政……人们惊呼诗人都跑去当书商了。
与张小波的江湖侠客风格有所不同的是，33岁的沈浩波更像个“大男孩儿”，也更有激情。几年前这位“下半体”诗人还在博客中写道：“在商人和诗人的身份中，我永远只能认同我的诗人身份，因为这才是我最后的骄傲与尊严”，如今却与南方周末记者津津有味地谈起企业管理话题来。他执掌的北京磨铁图书公司，去年码洋为3.7亿元，《明朝那些事儿》系列销量超过700万册，朱德庸漫画也为其进账贡献不菲。
“诗人一直很穷，而做书门槛较低，诗人文字能力强，又天生敏感，不会或者不愿做别的，就只好做书了。”张小波说。他们原本就是文化圈中人，对于读者的需求并不陌生，加上交游广泛，总是在三五好友欢聚一场后，一本别出心裁的畅销书即已呼之欲出。
就像诗歌在这个社会逐渐被边缘化一样，做了书商的诗人同样在夹缝中生存。由于缺少安全感，民营出版业的人才流失现象甚为严重。然而恰恰是这种尴尬身份的多年延续，反倒锤炼出了民营出版商坚韧的生命力和对市场灵活的反应力。
“诗人书商”现象之外，目前在市场上脱颖而出的一些优秀策划品牌还有博集天卷、弘文馆、蓝狮子、万榕、紫图、汉唐阳光、北斗等。
蓝狮子的吴晓波、万榕的路金波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前者著有《大败局》、《激荡三十年》等，是作家型的出版商，而后者旗下有韩寒、王朔、海岩等大腕作家，是经纪人型的出版商，所以财富路线不尽相同——一个主导的中国公司史创作风生水起，一个通过“天价稿酬”等运作方式连人带书一路炒了上去。
老黄历与新游戏
尽管出版业有一定的垄断属性，但与钢铁、石油及金融业区别甚大，后一些行业当中，民间资本与国有资本更多的是竞争关系，而在出版业，民间资本的活跃能为国有资本带来“额外”的丰厚收益。于是，如何一起从读者口袋里赚走更多的人民币甚至美元，成为“硬道理”。
书商是中国企业界的一个特殊群体，“原罪”话题亦常为人所提起。不少书商都是靠“攒书”起家的。所谓“攒书”即最快餐化的制作方法，流程通常是攒手根据策划人所定的选题攒书稿，处于利益链条最末端；策划人负责策划选题，督促攒手及时完成任务，并把书稿交给书商；书商负责联系出版社并购买书号，利用资金和各种销售渠道，印刷发行书籍；出版社和书商合作，通过卖书号赚钱，并瓜分卖书的利润。
于是，“一个热点＋几个枪手＋几轮爆炒＝丰厚的利润”的公式一时成为多数书商的不二模式。
这一模式的宗旨是“有奶便是娘”，什么话题是读者最关心的、最期待的、最具噱头的，他们就以比传统出版社快百倍的速度去批量生产，他们的道行修炼得炉火纯青，迎合读者心理的手法之高明，伪造正版图书之逼真，简直与张大千仿古画一般水准。经他们之手出炉的图书五花八门，无论是教你如何“一夜成名”“一见钟情”，抑或成为巴菲特一般投资家等，他们都能以专家的高姿态，娓娓动听讲出个所以然来。
这一群体自然也有属于自己的无奈。多位书商曾向南方周末记者抱怨，长期以来国有的出版社处于这一利益链条的明显优势地位。他们只能从简单的买卖书号，到项目合作、挂靠出版社，但不管采取什么方式，出版管理费即书号费始终由出版社把持。
据业内人士估算，民营图书工作室每年用于买卖书号的费用就达10亿元之巨，这使得他们不得不采取上述的生产方式。“书号本身是为了统一流通标识的一种虚拟资源，没有数量限制，也没有价值，但在中国却演变成了一个怪胎，并滋生了一个灰色阶层，这显然很不合理。”柳斌杰说。
今年4月的“出版新政”无疑试图彻底改变这一态势。更重要的是，是时候拉扯一把多数“垂垂老去”的国有出版社了——中国目前有570多家出版社，每年的图书品种75%左右来自教材教辅（在市场中实现销售的不足25%），15%左右为专业出版物，真正在市场上受欢迎的畅销书，所占份额不足10%。何况出版业利润90%集中在占总数5%的出版社手中，大多数出版社可谓奄奄一息。
近年来各地出版社也积极改革，组建了出版集团，纷纷准备上市或者已上市融资。各地出版集团大多倾向于跟民营出版商合作，因为大凡出版集团，基本都有丰厚的教材利润撑腰，加之书号的优势，所缺少的正是民营出版商们优异的策划能力和市场洞察力。“
出版新政”给了业已完成资本积累的民营出版商一次机遇，以张小波和沈浩波为代表的出版人，已经或正借着政策的东风，玩转起新的游戏模式来。沈浩波甚至把海尔集团一位高管请到了磨铁，并出让16.4%的公司股份予陕西华商传媒集团以获得3400万元的注资，而张小波则选择与江苏人民出版社联姻，来了一场彻头彻尾的自我革命。
尽管出版业有一定的垄断属性，但与钢铁、石油及金融业区别甚大，后一些行业当中，民间资本与国有资本更多的是竞争关系，而在出版业，民间资本的活跃能为国有资本带来“额外”的丰厚收益。如何一起从读者口袋里赚走更多的人民币甚至美元，才是硬道理。
“出版业此次改革的特征是雷声大，雨点更大。”张小波说。江苏人民出版社社长刘健屏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更是难掩兴奋之情：“大家一起来赚大钱嘛。”
诸如共和联动和磨铁同类型的书商在北京其实特别多，全国有超过1万家民营图书工作室，仅北京就超过5000家，而能持续经营的约有2000家，销售码洋过亿的至少有30家。每年由这样的民营文化工作室策划的图书约4万余种，已是出版业中不可轻视的一支生力军。他们无一不希冀顺风顺水，告别老皇历，徜徉新游戏。
“公私合营”潮流之后，民营出版商之间的并购是否也将拉开帷幕？一场看不见的“战争”似乎一触即发。出版产业发展司范卫平司长说，目前全国新闻出版业产值达8500亿元，相当于整个汽车工业的产值。
5月8日中午，接受南方周末记者专访结束后，张小波走出餐馆，他的手机响了，一位朋友的女儿想出本小说，他仍是一以贯之的豪爽：“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东方愚
张小波和沈浩波是好朋友,可两人风格大有不同。前者不愿多提他大学时就出诗集的经历,尽管当时销路也不错。他身上的江湖气很重,但如果你要说他是个纯粹的商人,似乎也不太合适,他还是非常热爱诗歌,譬如常帮一些名气不大但作品甚佳的诗人出诗集,几个月前诗人侯马的新诗集出版,他还专门组织圈内的旧朋新友,搞了一场不大不小的诗歌朗诵会。他笑着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有时我明知没钱赚,却偏向虎山行。”
而沈浩波则对我说,他现在每周都会花一整天时间,躲到咖啡馆,关掉手机,静心写诗。“我现在一个月都会写十几首诗。”他说。他的公司磨铁现在有二百多号人,但他说写诗时,脑海里不会出现任何与商业或企业有关的“杂念”。
共和联动与江苏人民出版社的联姻为业界热议。实际上,最近借新政之暖风而联姻者,并不止凤凰联动一家,还有民营教育机构山东星火国际传媒集团与时代传媒集团旗下的安徽科技出版社签订全方位合作协议,志鸿教育集团与山东出版集团签署战略协议等。
而在去年,也有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与路金波、李克等民营出版商分别合资成立辽宁万榕书业公司和智品书业(北京)公司等事件,控股方亦均为前者。
张小波时而表现得信心百倍,时而甚为低沉地说:“干这个行当真的好累。”这让你猜不出他是刻意低调,还是有感而发。而采访沈浩波时,我惊诧于眼前的这位年轻人,眼神里所流露出来的,没有一丝不与踌躇满志有关。
我问他,磨铁将来是否会继续出让更多的股份。他持一副不以为然的表情,抛回来一个模棱两可的回答:“人关键是要找准位置啊,企业同样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模式就行了。”
实际上,“谁控股”本就是个“假想敌”,合资并不等于圈养。
吴晓波持同样的观点。蓝狮子与中信出版社是战略合作伙伴,不过他现在想得最多的,是面向市场的创新。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与北京一些“大而全”的民营出版商有所不同的是,蓝狮子专注于财经图书,且由于是为数不多的不做传统渠道的机构之一,轻装上阵使其能选择更为精悍的方式投入到未来的财富游戏中,譬如基于互联网和3G技术的新的图书销售与互动模式等。
其实“公私合营”并不如外界想象般一帆风顺。就像男女相亲一样,你看上人家,人家未必看得上你。同样,合营也非走上康庄大道的代名词,你可以继续单纯热衷于用娱乐手法花大钱包装炒作畅销书的套路,但如果纳入了上市公司,总不至于让股东们经常看着七上八下的K线图心惊肉跳吧。
再说,什么样的联姻方式最稳固,双方资源如何整合最有效,并没有标准答案。譬如张小波原来的“共和联动”等于完全消失了,而路金波则不同,原公司版权不挪动,万榕公司以市场手段寻找新的内容资源；而如何评价路金波与“新东家”签署的“对赌协议”,不同立场的出版人也是各执一词。
用一个俗词来讲———任重道远。不过好歹出版业改革迈出了一大步。沈浩波在不久前创作的《大鸟之心》一诗中写道:“只有来自生命岩浆底部的伟力/才会充满这创世的热望/人类的生命如滩涂般蔓延展开/大鸟的心中燃烧着火焰……”
后记：出版业有许多有趣的现象，比如文中提到的“诗人集体成为书商”，还有“波现象”：张小波、沈浩波、吴晓波、路金波、黎波、安波舜。张小波告诉我，有一次，有人还真想搞一个“五波聚会”，结果呢，自然是不可能了。而蓝狮子的朋友则告诉我，吴晓波的男粉丝戏称“菠菜”，女粉丝戏你“波霸”。我对他们说，我弟弟叫张波，以后我也鼓励他做出版业，有前途
...
他斜躺在床上，翻看2009年5月期的《书城》，读着钱理群《漫说“鲁迅五四”》一文。那床垫是他和妻子不久前新买的，很柔软，他不知不觉睡着了，睡得很浅，但还是做了个梦。在梦里，他看见儿时的自己，很瘦，生活呢，用现在的话说，很苦——常吃不饱饭，一年只能盼着过年吃一顿肉馅饺子，但他很开心，因为有他的父母双亲的坚毅和支撑——尽管那时他们也很消瘦。
不久他被楼下的几个玩耍的小孩儿惊醒了，他们在背古诗，一字一顿：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
梦里梦外，竟情融一景！他的记忆，倏地一下，重新驰骋于少时的“沙场”了。她印象最深的是他的母亲，而母亲给他最深的印象，则是三次“疯狂”的经历。
（一）
第一次是他八岁那年。上世纪80年代末那场政治风波刚过去一年，邓小平在上海视察桑塔纳轿车，此时距之后被符号化的 “南巡”，也还有一年时间。但这一切与偏僻山村中的他们一家来说，没有任何关联。他是村里小学三年级的学生，他的弟弟才两岁，他的做民办教师的父亲，一个月工资不过几十块而已，交完他的书费和学杂费，和各种苛捐杂税，就所剩无几了。弟弟是没有奶粉喝的，不过当下一代农村孩子都能喝得起奶粉的时候，里面也有了那种众所周知的叫作三聚氰胺的鸟东西。
他的母亲是个农民，读过五年书，后来辍学了。与他的父亲结婚时，只有三间土屋，一亩农田，还有几十斤麦子，这是全部的财产。到他八岁这年，家里经济状况几乎没有任何改变，唯一改变的是，粮食多了一点。这是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北方一个典型的农户样本和缩影。
这时他的母亲说，我们要改变。父亲说，怎么改变？回答道，你参加考试，去进修啊，民办转公办。
民办转公办，其实工资也涨不了多少钱。但在一分钱掰成两半花的他的母亲眼中，这无疑于一场“革命”。终于，在她的鼓动下，他的父亲开始发奋起来，白天给村里的学生上课或下地干活，晚上熬夜复习功课，通宵达旦是经常的事。
多少年后，当他上了大学、读了研究生，或是结婚后带媳妇回家的时候，晚上他母亲少不了开灶烧汤，热腾腾的挂面汤，能把人感动的眼泪给一起蒸发掉。可在他父亲备考公办老师那一年，晚上加餐无疑是件奢侈的事。不过最终他还是考上了。
邓小平南巡那年，他的父亲背着铺盖，带了至少六罐咸菜，到了市里进修，时间是两年。尽管离家里只有100多公里的车程，但在那个交通不便、节衣缩食的年代，是不可能频繁回家的。“疯狂”的母亲，把自己的男人，从身边给推出去了，剩下偌大的摊子和负担由她自己来扛。
他至今记得有一次收到父亲来信的一个晚上，母亲在昏暗的煤油灯下织布，他在灯光的一个角落读信，一开始只是读，后来是哭，眼泪落到信纸上，嗒吧嗒吧地响，后来他的母亲也哭起来。这一年，他10岁，暑假就升初中了。
（二）
第二次是他读初中的时候。这一年，所谓举世瞩目的京广铁路全线铺通了，尽管十多年后，他和他的弟弟分别处在这条线两端的城市。但在那一年，他们压根不知道这一消息，心里更没装什么地图。他的父亲进修回来，进入乡里的中学继续教书了，他也面临中考填报志愿。尝到了民办转公办后涨工资的甜头，“普师”成为家里的第一选择，意即读三年师专，三年后回老家来教书——因为短、平、快的特征，这在当时的中国农村，是一种非常吃香的选择。
可就在志愿填好、几天后，大祸临头了。彼时中国各级政府特别是县乡村三级，无一不在绞尽脑汁搞“创新”——收费的创新。法定数目的农业税，一层一层加码，到最后竟可能要多盘剥四五成；同样，中国特色的计划生育，在当时成为“多创收”和“暴打人”的联合代名词。他在村里亲眼见过不少乡亲被国家机器的电棍打得狂吐血，同样见过国家机器雇用的吊车，把乡亲刚刚盖好的二层小楼给拽翻。他们家遭遇的祸，则是宅基地的收费。村里突然通知，说哪年哪年之后批的宅基地，每平米要交什么什么占用费等。他家的新房还没有住上，却凭空收到了3000元这一近乎无文数字的罚款单。
连躲了几个晚上后，他的父亲母亲觉得不能老这么躲着，回家睡个囫囵觉吧。而就在那个晚上，乡派出所和村里的一帮打手，来家里催款。来势汹汹，随时都有流血牺牲。现在听起来像是电影，但在当时，普通人的命，比什么都要贱。
抑或他的父亲毕竟是人民教师，所以这帮打手在“上级领导”的示意下，只是恐吓，后来嚷着“不拿钱、就抄家。”而他们进屋一看，竟然无家可抄——几乎没有任何值钱的东西，唯一值钱的，是他父亲的学校发的一台吊扇。
大跌眼镜之后，他们灵机一动，异口同声说：“粮食！”
最后他们也没有把他家里的粮食运走，一来扛粮食比抢票子要费力，二则因为他的弟弟当时吓得敖敖直哭，可能这些人烦得没了兴致。
打手们走了，他的父亲抽泣起来，说自己没用，受人欺负。可他的母亲不哭，强忍着不哭。
二人一夜无眠，第二天早上起来，母亲对父亲说，去县里帮孩子改一下志愿吧，不要上什么师范了，改成考高中吧，“破罐子破摔了，上师范，三年回来当老师，一样受人欺，还不如赌一把，说不定能赌上大学。”
他的父亲听了后觉得这一想法很“疯狂”，但作为一条线上的蚂蚱，索性一起赌。去县里找了人，没想到那时志愿真是还能改动，师范改高中——他的命运在母亲的“疯狂”想法中，就此戏剧性地发生转变。
十几年后，他牵着妻子的手，回农村老家。农村的小学，虽然是在21世纪初中国房地产界“以旧换新”运动中，被村政府置换出的新学校（当然是在最为偏远的地段），但短短几年已是一片凄冷的败落模样，石头墙上刷着一行字：“危险不可走近”。
（三）
第三次是他结婚那年。这时已是“抄家风波”后的第12个年头，他研究生毕业也有一年光景了。从初中毕业到研究生毕业，整整十年。这十年是中国变化最大的十年。尽管农民们对“十五大”“十六大”以及“三个代表”等词汇是百倍地陌生（有个真实的故事。有一年春节回老家，村里小学在排练节目，他问一位10岁左右的小学生，你们学校庆祝啥啊。答曰，庆祝“三个代表下乡”，他接着问，什么是“三个代表”啊，孩子眨了一下那双清澈的大眼睛，迷茫地说：“老师没告诉我们，我也不知道，可能是三个大官吧。”），但农业税慢慢地退出历史舞台，不能不说是一项伟大的进步。
他的母亲十年伊始时，仍有过一两次“疯狂”的举动。譬如他刚读高中时，她为了给儿子攒高中乃至将来读大学的学费，到邻村及本村的砖窑当小工。窑口几十度的高温，炎热的盛夏，她从早上六点开始干到晚上九点。十几个小时的工资是17元，平均一小时一块多钱，相当于两个馒头的价钱。
后来他上了大学，他再也不忍心看到母亲的上述疯狂行为。后来她真的做到了，原因之一是，他在大学勤工俭学，从一开始的到饭店端盘子（不给钱、只管饭），到后来的到网吧兼职做管理员（中国最早的一批网吧之一），倒卖报纸，以及此后做社团、办杂志等，也赚了那么点钱。最幸运莫过于，毕业时他考取了研究生的同时，手里还纂了金融及贸易几家大公司的offer。在短暂的犹豫之后，他最终选择了前者，后来发现是这一选择是幸运的——学业没有耽误，闲暇时做点小事或写点文字，从一开始月入千元到后来过万，被戏称为“最富学生”之一；有趣的是，当时他读研是公费，住宿费又非常实惠，谈的女朋友很“保守”，不愿花他的钱，而他自己也不会花钱，于是很头疼、憋得慌。现在他回想起来，真是滑稽透了。
言归正传。他研究生毕业后去了南方，到了一家大公司，待遇也不赖，弟弟进了名校，他的父母终于告别过去那种拘谨的偷偷落泪的日子，心广体胖起来。一年后，他碰到他现在的妻子，二见钟情，就恋上了。女孩儿告诉他，自己的年龄比他大六七岁，他以为这是“考验”，所以满不在乎，后来发现是真的，照样不加在乎——他这么多年从无到有，一点点的路走将过来，追逐自己喜欢的事物从不回头也从不胆怯，这回自然也不例外。
但他们俩并非没有担心，担心他的父母会不同意。身边的朋友，因为家里反对而不能与所爱之人走到一起的，一抓一大把。对于农村的父母来说，尽管他们与上个世纪相比，已开放得多，但想让他们一下子甩掉传统，自然有难度。
让他们大跌眼镜的是，他的母亲在听到女孩儿年龄后，有些许迟疑，但很快说，你的眼光应该不会差，我们相信，但要慎重考虑。他分析这一句式好久，认为并非完全答应，于是带着女孩儿回了老家。相处三五日后，他的母亲为女孩儿的懂事和与儿子的相敬如宾而最终放了心。他俩走的时候，他的母亲很平和地说：“以后你们好好过日子就行，年龄不是什么问题，也不用再提了。”
没有着急，更没有歇斯底里，只有平和。而正是因为这种平和，让他觉得自己的母亲开明得有些“疯狂”了。他后来跟朋友提起此事，有朋友问他，是不是你的母亲年事已高，对什么都看淡了。他马上说NO，因为他结婚那年，他的母亲只有48岁，虽然脸上写满沧桑，但她喜欢穿年轻的衣服。他“投其所好”，每一次她穿上他买的衣服，一边嘟囔着太贵了，一边迅速走出家门，与巷子里的姐们们共赏起来——与显摆无关。
他和那个女孩儿从认识到结婚只有144天。结婚后中国的经济和股市就开始走下坡路了，而他们的感情却越来越好。两年里，他从不掩饰自己的心情，常牵起她的手说：“我好爱你啊。”一边则思想着，所有这一切，无不源自过去20年间，母亲那伟大的“疯狂”之举。
2009年母亲节那天，他的母亲马上迎来50岁生日。他不知道怎么样表达自己的心情，只是和妻子在电话里多喊了几声“娘”，叮嘱她注意身体。挂掉电话，他才记起，下午把他从梦里惊醒的孩子们吟的那首诗的名字叫《村居》，后半句是：“儿童散学归来早， 忙趁东风放纸鸢。”
（他的母亲年轻时是戏曲爱好者，并曾多次到外地演出）
在北京呆了短短一天，拜访了民营出版人张小波和沈浩波，前者和他的共和联动以《中国可以说不》《求医不如求己》等出品声名鹊起，后者和他的磨铁以《明朝那些事儿》《盗墓笔记》等出品风生水起，当然俩人不约而同赚得盆满钵满。
张与沈是好友，也都与诗有关。可俩人风格截然不同。张不愿提他大学时就出诗集的经历，甚至称自己“从来只是个诗歌爱好者”；而沈则告诉我，他现在每周都会拿一整天时间，呆在咖啡馆，将手机关机，写诗，他甚至在博客中写道：“在日常的生活中，我是一个出版商。但在商人和诗人的身份中，我永远只能认同我的诗人身份，因为这才是我最后的骄傲和尊严。”
“做这个行当太累了，有时甚至会打退堂鼓。”张吐了个烟圈说道。听说他的酒量惊人，可惜午餐简单，不能一睹他的海量。4月，他与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合资1个亿，成立北京凤凰联动，后者控股。“有人说我被‘招安’了，或说我戴上了‘红帽子’，随便他们说去吧。”他不断提示我，新东家让他尽量低调，但他的复杂情绪却溢于言表。
而33岁的沈浩波则意气奋发，跟我认真地谈起引入职业经理人等企业管理心得。他说磨铁去年的销售码洋是3.7个亿，今年会更高更强。我诧异于眼前的这位年轻人，他的眼神流露出来的，没有一丝不与踌躇满志有关。我甚至不好意思抛出一些悲观的言论，诸如问其对于“民营出版开始有政策暖风吹来的时候，也是被收编的开始”等言论的看法，可是他并不介意，很率性地说：“最重要的是，找到自己发挥最大能量的位子就好。”
我知道张的复杂心情以及合资事宜源于他对这个行业的复杂体验，所以一边是《中国不高兴》一书遭遇口诛笔伐，一边是张说：“这是新公司的第一本书，我并没赚大头。”，这厢是他希望能持续分享出版业新盛宴，一边是在近乎牢骚中半推半就与江苏方联姻。同样，沈的奔放背后，同样有一丝愁绪，被他小心翼翼地置于了心坎。不久前他的《大鸟之心》一诗这样开头：“在银灰色机舱的内部/在碧蓝无垠的天空/我仿佛也拥有了/一颗孤独的大鸟之心”，结尾又写道：“在大地上攀爬的身姿像艰难的化石/与泥土一起啜饮雨水和空气/唯一与大地上的人类构成对称的/是头顶空旷的天空如一滴巨大透明的眼泪。”
但愿民营出版业不会落得民间金融与民营钢铁业的宿命，要么雷声大雨点小，要么乐极生悲羊入虎口。
最近似乎是联姻的好时节。昨天早上在北京的一间如家酒店，不到七点外面就人声鼎沸，气冲冲地打电话给前台，答曰有人结婚，亲朋好友住在酒店。今天早上在广州家里，再被楼下“***，我爱你！”的高呼声和炮竹声吵醒，原来又有新人结良缘。
文/东方愚 广州日报专栏版
┗三种类型的“守富者”，将中国当下民营企业的生存状况映射无遗。他们的郁郁寡欢，他们的沾沾自喜，以及他们的踌躇满志，都写在了他们各自的孤独里。每一个人都像是海明威笔下的那位老人——局外人只关心老人打了多少渔，而很少关注大海里浪有多高。┛
海明威的《老人与海》是这样开头的：“他是个独自在弯流里一叶小舟上打渔的老人，他接连去了八十四天，却一条鱼也没有捕获。”
《新财富》5月8日发布的2009年“500富人榜”很是吸引眼球，榜单前三名分别为沈文荣、张近东、周成建家族、杨惠妍、杜双华。制榜机构大力宣扬沈文荣乃“第一位非股市制造的中国首富”这一噱头。而就在这一天，辽宁忠旺集团在港交所上市，尽管首日表现黯淡，收盘价较发行价跌去逾5%，不过按市值计算，忠旺的掌门人刘忠田的个人财富达230亿元，超过富人榜上沈文荣的200亿元。
于是“富人榜出炉几小时内首富易名”成为衍生话题，继续娱乐大众。实际上，沈文荣等人为将沙钢推上市，在一叶小舟上“打渔”良久却依然无果。沙钢不但借壳ST张铜受阻，后者更可能遭遇投资者诉讼，而作为备选的海外IPO，亦是只见雷声而无雨点。
在我看来，关注“守富”比关注“首富”更有现实意义。
第一种守富者是“守护家园”类型的民营企业家们。代表人物日照钢铁掌门人杜双华。当年铁本被查，日钢却在不远处冉冉升起，4年后，杜双华更是以350亿元身家成为2008胡润百富榜榜眼。不过屁股在板凳上还没坐热，杜双华就变了脸色——比经济危机和钢价持续下跌来得更猛烈的，是遭遇山东钢铁之血盆大口——“国进民退”的又一典型案例。颇具有反讽意义的是，这一并购到今天都没完成，掣肘之下的杜双华反而半推半就地同时成为了在资本市场上翻云覆雨的高手。
最近业界传出首钢洽购山西海鑫钢铁的消息。国进民退未必是坏事，关键是怎么样一种退法。于是，很多时候，守护家园远比进入首富行列更实际，因为前者关乎饭碗。
第二种守富者是“守株待兔”的民营企业。碧桂园是代表之一。地产业冬天，房企从银行获得足够的信贷支持扩张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于是只能一边盼着存货周转能力加大，一边苦争地产业的“繁荣”迹象抬头——哪怕这种繁荣是一种虚假景象。
苏宁是比较特殊类型的“守株待兔”代表。一方面，苏宁与国美都希望需要内需提振惠及自己，却发现有些事情只是看起来挺好——苏宁3月中旬公开乡镇加盟扩张计划，却迟迟没有任何实质进展，国美则直到4月末才在年报中简洁地提了一句“设立家电下乡业务中心”。
另一个更重要方面是，张近东和黄光裕从来都是一对风格不同但并肩而行的伙伴，现在却只剩张近东一人独走江湖。黄光裕案不断牵出高官，尽管“上下齐心”将黄光裕与国美区别开来，但它的负效应已凸现——国美称今年将关掉约一百家店，而苏宁则难掩兴致昂然，称年内新开50家店不成问题。
第三种守富者是“守正出奇”的民营企业家。美邦服饰掌门人周成建则是代表人物。说守正出奇也好，称借船出海也罢，把品牌当命根子然后把它送上资本市场，其财富制造模式现在被广为称赞，尽管周成建自己也有不小苦恼。与周同类型的同行，是动向集团的陈义红，老冀伏枥，把KAPPA连年增速做到了百分之几百，着实不凡。
三种类型的“守富者”，将中国当下民营企业的生存状况映射无遗。他们的郁郁寡欢，他们的沾沾自喜，以及他们的踌躇满志，都写在了他们各自的孤独里。每一个人都像是海明威笔下的那位老人——局外人只关心老人打了多少渔，而很少关注大海里浪有多高。
“通行证”与“墓志铭”
中国商业史上总有一些非常巧合的事情发生。2009年4月底，几乎在同一时间，有两则关于“首富”的消息被热议。一则是，有香港传媒报道，前“首富先生”黄光裕在看守所自杀未遂；另一则是，辽宁忠旺集团在香港招股，如若上市顺利，其掌门人刘忠田家族有望以至少240亿元的身家，冲击今年的首富宝座。
真是意味深长的对比。对于前者，据称黄光裕案涉及的省副部长级以上的官员有57位之多；而对于后者，刘忠田显然是大多数公众眼中的“新面孔”——尽管去年他以70亿元资产位居胡润百富榜第76位，但你上网搜索他的个人信息，可谓寥寥数行，譬如今年45岁，辽宁人，当年从房地产业掘得第一桶金，如今执掌生产铝型材的忠旺集团近16年等。
于是有人开始给刘忠田冠以“神秘富豪”的名头。正如去年的杜双华，一开始人们对这位中国民营钢铁业的风云人物知之甚少，当他进入富豪榜前三甲时，传媒才开始将他在日照钢铁的创业史陆续挖掘出来，而当他与山东钢铁的博弈不断升级时，其标本意义终于凸现。
刘忠田的低调毫不逊色，今年3月初，身为全国人大代表的刘忠田赴京参加“两会”，彼时他正紧锣密鼓推进忠旺在港的IPO计划，我试图在北京加以“堵截”而未果，后来忠旺公司员工说：“我们老板是只身一人到北京的，不带秘书，这是他的习惯。”
最近十年，当过中国内地首富者有荣毅仁与荣智健家族、刘永行与刘永好兄弟、黄光裕、丁磊、张茵、杨惠妍等六人（家族），几乎清一色地是低调者。最典型者莫过于杨惠妍，遵从父命躲避媒体，结果自己的婚礼视频流传网上，披着大红嫁衣的截图竟然成为风行一时的首富标签。
几天前遇到胡润，他让我推测下今年的首富会是谁。我说，一定还是一位低调行事者——低调是首富们的通行证啊。胡润狡狤地笑了下，说：“也是他们的墓志铭吧。”
在中国学习并做了十年百富榜的英国小伙胡润，竟然可以恰到好处地活用北岛的诗了。
“座上客”与“阶下囚”
胡润百富榜十年，荣氏父子三度登顶，黄光裕则分别于2004年、2005年和2008年三次成为内地首富。如今黄光裕已为阶下囚，而荣智健亦因澳元外汇衍生品投资巨亏，于2009年4月辞去中信泰富董事局主席一职。
对于崇尚自由主义的香港民众来说，他们两眼主要盯的是企业的信誉和社会福利，而非什么“红色背景”。4月中旬我在香港出差，接触了一些香港民众，谈到中信泰富，他们首先提及的，其实是中信泰富控股的西区海底隧道（西隧）和东区海底隧道（东隧）近几年接连大幅提价事宜，港人批评中信泰富社会责任缺失，至于其政治背景，或是荣智健生活的奢华，鲜有人津津乐道。而在内地，人们自然而然地去揣测这一财经事件背后的政治斗争。
无论荣家是否就此“谢幕”，荣智健事件连同黄光裕案已散发出某种共同的时代隐喻，即对财富群体的考量，又绕回到了十多年前人们甚为避讳的话题上：政商资源的勾结和裙带主义的盛行是否已超出容忍的限度。
1999年9月胡润制出第一份“中国内地50富豪榜”，发给《时代》周刊、《福布斯》等机构寻求出版，他在自荐信中写道：“如果把成功定义为拥有财富多少的话，那么这50人就是中国大陆最成功者，他们的故事能让全世界更好地了解共产党执政下的中国社会。”
现在回头来看，1999年——共和国建国50周年，人们开始广泛地谈论起“富豪”及个人财富多寡来，实在是一个伟大的时代开端。之后的十年间，尽管民营企业家为自身身份之跌宕而心潮起伏——为2001年被第一次定位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而欢欣，为2003年山西海鑫钢铁掌门人李海仓被杀及孙大午“非法集资案”而焦虑，为2004年中小企业板开市及2006年施正荣、彭小峰等新能源富豪的诞生而振奋——但他们依然认为，民营经济连同“个人财富”这一概念的地位均在“螺旋式上升”，直到有一天，他们发现以山东钢铁意欲吞并日照钢铁、首钢洽购山西海鑫钢铁为代表的“国进民退”风潮步伐正在加速，以黄光裕案为代表的政商利益互送之种子，早已潜滋暗长并不断渗透，甚至无孔不入。
十年一回头。中国社会的财富观，到了重新加以审视的时候了。
不断有新的官员因黄光裕案而落马。中国多数民营企业家的尴尬恰恰就在于此——十年间他们不断冲破一些原本不该有的樊篱时，不时被冠以莫名的罪名，如今当他们终于不再为此而伤脑筋、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却又要与政商勾结之路径依赖者（特别是东窗事发者），一同感受这风声鹤唳和步履维艰，更别说还要忙活于应对经济危机的威胁和巨头国企的排挤了。
《三国演义》第十九回中，吕布兵败为曹操所擒获，被五花大绑于白门楼上。吕布看见刘备坐在曹操身边，希望刘备念旧情加以搭救，说：“公为座上客，布为阶下囚，何不发一言而相宽乎？”
“长青树”与“枯藤木”
民营企业家处理政商关系的类型大致有四种，第一种是“伴君如伴虎型”，外表风光，却常心生唏嘘；第二种是“同床共枕型”，利益勾结，共谋“大业”；第三种是“不倒翁型”，环境恶化抑或决策失误后，总有“贵人“相助；第四种是“紧松分明型”，各有所需，但从不越界。
成为第四种类型者，实在是少数中的少数了。台湾首富、台塑集团创始人王永庆或许属于此列。不过，王永庆于2008年10月中旬去世后，台湾《联合晚报》在一篇社论写道：“王永庆发迹，绝对有他个人的过人之处。公平地讲，卷入扁家弊案的金控大老板们，不管白手起家，或子承家业，哪个又没有过人胆识呢！但必须承认，事业大到一定程度，更上层楼的契机，往往跟政策方向脱不了关系。王永庆越做越大，他的石化王国，仍有政府政策面的鼓励，以及投资面的协助。尽管王永庆敢言，动辄以万言书阐明心志，可是到了李登辉和陈水扁时代，他依旧遭到来自政府掐住喉咙，使得大陆投资计划搁浅…台湾实应走回政商分际、司法严明的正道！”
忙于周旋政商关系，不但是台湾地区，同样也是中国内地许多民营企业的一大“要务”。当全球经济危机蔓延，许多内地企业首先想到的就是如何动用自己长期以来在政府及金融系统搭建的资源桥梁，而非进行自我审查、变革和突围。
看看香港首富李嘉城吧，由于这轮危机下香港股市和楼市出现了一个季度的“时差”——2007年9月至2008年1月，香港楼价急升约三成，李嘉诚趁着诡异的市场气氛，高价出售旗下楼盘，嗅觉灵敏可见一斑。正因为此，就在我们大谈李嘉城的财富大幅缩水的时候，他在内地最大的商业地产项目——上海真如项目于今年四月逆势开工了，据说是李嘉诚在内地房地产业最大规模的一笔投资。
另一方面，由于内地的“首富们”对政商关系讳莫如深，于是不得不与公众及传媒保持一定距离——其实这是非常痛苦的事情，一边为庙堂和江湖之事很烦很压抑，一边又不能让市井百姓看出自己的情绪来——记得黄光裕到央视《赢在中国》节目做嘉宾时的一处细节——一群知名企业家济济一堂，围成圆圈，各陈高论，而黄光裕坐于一旁，沉默不语，主持人王利芬问他何高见，他尴尬地笑了一下，用不太流利地潮汕普通话说：“没什么要说的，做企业，就那么些事嘛！”
相对应地，专注于研究香港家族企业的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研究员郑宏泰不久前给我讲了关于几年前他前去拜访马来西亚首富郭鹤年的经历。郭是一位华人巨贾，被称为“亚洲糖王”，也是香格里拉连锁酒店创始人，旗下还有矿产、金融、地产、航运等产业，也是中信泰富的股东之一。“当我到他在香港的办公室找他，他非常热情、和善，聊家族企业的运营、管理心得等。彼时他已是80岁高龄，跟我握手时他要鞠躬，吃饭时给我夹菜，甚至我走的时候他不但送到楼下，甚至还为我打开车门，这使我非常吃惊。”郑宏泰说。
从时间轴线上来看，内地富豪们最头疼的事则是企业传承。他们无一不希望基业长青，所以早早尽心尽力培善下一代。迎面而来的是再个难题，一是子女内讧，要知道日本家族企业传承并不平等，通常是长子继承，且一旦确定，其他子女都要离开企业（这也是许多日本企业有几百上千年的重要因素之一），而中国讲究百子千孙平均制。二是政商关系传承难度大。
第二个难题显然是重中之重。李鸿章说了，一代人做一代人的事，自然而然地，一代人拥有的是一代人的人脉。当然，黄光裕是个例外，就算他有通天本领，也无机会了，再说他的子女还都是小朋友。
好歹国美没有倒掉。有一天国美成了百年企业，人们定会一边赞赏这颗长青树企业，一边为它的创始人早早成为“枯藤木”而唏嘘。元人马致远在一曲《天净沙·秋思》中吟道：“枯藤老树昏鸦, 小桥流水人家, 古道西风瘦马。”
Zenhabits：告别拖拉的臭毛病
- 第2步. 把事情看得简单些——先不管相关规范等等，拿起就做。
- 第3步. 把这件事当作今天的第一件事来做，至于检查邮件等事情置于其后。
- 第4步. 做事过程中扫除一切障碍，包括离线(拔掉网线)。
- 第5步. 开工，先克服处理事情中第一个障碍。
- 第6步. 对自己说，我先坚持做10分钟。
- 第7步. 先拿你做的事情当中最担心做不好的部分开刀
- 第8步. 找出这件事让你兴奋的地方
- 第9步. 先不论是否做得完美，尽管去做，过后再改。
- 最后一步. 如果你还是拖拉，那么重新评价下你最想做的事情。要么不做，要么把它列入不重要的事情的名单中。
摘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