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父70大寿。3月5日，全家人在长沙为他庆祝，其乐融融；第二天，他当年的学生为他庆祝，一位已走下讲坛20年的教师，看到近40位往昔的学生前来祝寿，他百感交集。
我不久前贴过一篇博客，岳写自传的前言（点击：这里 ），老人家笔耕不辍，这本15万字的传记如今基本完成，估计8月将出版。大时代的脉搏与小人物的命运，虽没有齐邦媛《巨流河》宏大，但仍不失一读。
3月7日8时的飞机，9时即回到广州。爹娘同时从长沙飞回郑州，再搭乘大巴，傍晚已回到农村老家。一切安好。
从2月8日到3月7日，整整一个月。我和湘湘都在陪家人，累并快乐着。
3月8日，星期一，2010年我的新起点，虽然这一天原本是属于女人的。
傍晚乱翻书，翻到王小波的小说《我的阴阳两界》，末了前的一段话，摘录于此：“走进了寂寞里，你就变成了黑夜里的巨灵神，想干啥就干啥，效率非常之高。你可以夜以继日地干任何事，不怕别人打断，直到事情干成。但是寂寞中也有让人不能忍受的时刻，那就是想说话时没有人听….现在我不再拥有寂寞了，我的事情非常之多…”
和王石、牛根生、冯仑、刘永好、黄宏生等同出生于1950年代的企业家相比，张茵的国际化程度要更高一些，1990年她便从香港（她的最初创业地）挥师美国，是日后对其成功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步，6年后，张茵的美国中南公司在全美各行业集装箱出口用量排行榜上位列第四。然而，绝大多数时候，张茵更钟爱一些譬如笨办法，甚至被认为是“认死理儿”，突围最近一轮金融危机她持同样风格。这一方面与她所在的行业——制造业有关，另一方面更与她执拗的性格有关。
偏执有理，笨鸟先飞。
2010年3月2日与张茵一起午餐，她的坦诚超出我的预期。相关报道见3月11日的南方周末。我和胡润2008年年中（金融海啸大爆发前夜）合著的《胡润百富榜：中国富豪这十年》一书中对这位曾经的中国女首富的评价，现在来看仍不过时。
我告诉了张茵一件真实的事。
去年一天我写一篇关于她的文章，查了不少资料，尤其对她的丈夫、玖龙副董事长兼行政总裁刘名中的任何资料，都仔细研究。结果那天晚上睡觉，我梦见了与刘名中聊天，不过他临时有事，非常匆忙地上了车，我大喊：你的手机号呢？刘名中在车玻上写了11个数字，136….就在这个时候，梦醒了，我依稀记得这串数字，正好床头有笔，我迷迷糊糊地一边回忆，一边写到了纸上。然后接着睡去。
早上起来，我看到床头纸上的电话号码，拨过去。这是归属地为珠海的号码，遗憾的是，停机了。
这件事听起来很荒唐。但却是真实的事。最近三年我一直在财经人物这一方向上写作、耕耘，有时真像走火入魔了一样。这是好事，也是坏事。
2010年3月1日 星期一 晴 广州27度，北京-1度
春节在2月过，真不是个好主意。假期过完，一年就只剩10个月了，“十月围城”。真是让人懊恼。
一晃就是3月1日，2010年12个月已消逝了六分之一。今天下午在飞机上本来想睡一会儿，想到这个数字，怎么都睡不着了。我甚至想不起来，前两个月当中，除了与家人一起过春节外，我还做了些什么，读过什么书？写过什么字？想不起来。
一个人什么时候最累？我认为是放松过度时最累。远的例证时，2009年，我过得松松垮垮，却也总觉得有些疲惫。近的一个例证是，上周五带父母到广州一家会所，像《瓦力》中的超级懒人一样放松了一天，回来后我竟然累得倒在床上就睡着了。
奔波中的我们似乎更能延展生活的乐趣和宽度，而且效率也可能比平时要高出许多。2010年剩下的10个月，我要多回到奔波的状态中。再说2012年就是世界末日，我还有列好的计划没有开始执行呢，我得加油，不留遗憾呀，哈哈。
这次来北京实在太匆忙了，于是又是偷偷来、偷偷离开，没有约任何朋友见面。周一晚上到，周二采访张茵。周三一大早飞回广州。周三下午参加国美的一个会议。周四早上飞长沙。周五岳父70岁大寿，周六送父母回河南，周日飞回广州。
北京下雪了。说来奇怪，2006年我到广州后，4年的冬天，我都因为出差到北方或是回老家的缘故，见到了下雪。
最刺激的是2008年春节，我们回老家结婚，飞到郑州次日，郑州机场就关闭了。我们冒着大雪搭乘长途巴士继续赶路，回到老家的次日，听说盘山公路因大雪而关闭。你说有多幸运。
最近在读的一本书是《亚洲教父》，今天在飞机上继续读，因为是台版竖排，所以看得有些慢。但总比英文要好读。英文版我在香港买了近一年，没有耐心读。无意中发现2010年1月，台湾出了中文版，急忙拖同事帮忙买来一睹为快。
《亚洲教父》的作者是Joe Studwell，资深中国事务观察家，1990年代在香港和北京呆了10年整。他这本书的结构是非常紧凑的，从前言《引人入胜的大亨世界》，到《故事的背景》《融入角色》《掌握核心现金流》《奴才长与鬼佬走狗》《银行、私人金库与资本市场共舞》《狂喜与之后的代价》《愚蠢的政治》，步步为营，大亨故事与群像描写与东南亚的政治与经济变迁缝合得非常得体。这一点尤为值得我学习，无论我的第一本书，还是现在在手头在做的另一本财经人物群像的著作，碎片化太过明显，显而易见，我缺乏对整个体系和架构的深入理解与分析。瞎子摸象，摸到了鼻子，就说来到了阿凡达的世界。
会学习的人永远年轻，永远身心清新。
春节在2月过，真不是个好主意。假期过完，一年就只剩10个月了，“十月围城”。真是让人懊恼。
一晃就是3月1日，2010年12个月已消逝了六分之一。今天下午在飞机上本来想睡一会儿，想到这个数字，怎么都睡不着了。我甚至想不起来，前两个月当中，除了与家人一起过春节外，我还做了些什么，读过什么书？写过什么字？想不起来。
一个人什么时候最累？我认为是放松过度时最累。远的例证时，2009年，我过得松松垮垮，却也总觉得有些疲惫。近的一个例证是，上周五带父母到广州一家会所，像《瓦力》中的超级懒人一样放松了一天，回来后我竟然累得倒在床上就睡着了。
奔波中的我们似乎更能延展生活的乐趣和宽度，而且效率也可能比平时要高出许多。2010年剩下的10个月，我要多回到奔波的状态中。再说2012年就是世界末日，我还有列好的计划没有开始执行呢，我得加油，不留遗憾呀，哈哈。
这次来北京实在太匆忙了，于是又是偷偷来、偷偷离开，没有约任何朋友见面。周一晚上到，周二采访张茵。周三一大早飞回广州。周三下午参加国美的一个会议。周四早上飞长沙。周五岳父70岁大寿，周六送父母回河南，周日飞回广州。
北京下雪了。说来奇怪，2006年我到广州后，4年的冬天，我都因为出差到北方或是回老家的缘故，见到了下雪。
最刺激的是2008年春节，我们回老家结婚，飞到郑州次日，郑州机场就关闭了。我们冒着大雪搭乘长途巴士继续赶路，回到老家的次日，听说盘山公路因大雪而关闭。你说有多幸运。最近在读的一本书是《亚洲教父》，今天在飞机上继续读，因为是台版竖排，所以看得有些慢。但总比英文要好读。英文版我在香港买了近一年，没有耐心读。无意中发现2010年1月，台湾出了中文版，急忙拖同事帮忙买来一睹为快。
《亚洲教父》的作者是Joe Studwell，资深中国事务观察家，1990年代在香港和北京呆了10年整。他这本书的结构是非常紧凑的，从前言《引人入胜的大亨世界》，到《故事的背景》《融入角色》《掌握核心现金流》《奴才长与鬼佬走狗》《银行、私人金库与资本市场共舞》《狂喜与之后的代价》《愚蠢的政治》，步步为营，大亨故事与群像描写与东南亚的政治与经济变迁缝合得非常得体。这一点尤为值得我学习，无论我的第一本书，还是现在在手头在做的另一本财经人物群像的著作，碎片化太过明显，显而易见，我缺乏对整个体系和架构的深入理解与分析。瞎子摸象，摸到了鼻子，就说来到了阿凡达的世界。
会学习的人永远年轻，永远身心清新。
“我们原来都只是草”
[ 2010-03-02 04:08:54 am | 作者: 东方愚 ]
文/东方愚 《周末画报》企业家贤内助专栏
东汉神医华佗万万没有想到，1800年后，有一个名叫严介和的家伙，尽管不懂医术，却执意要把自己的金字招牌发扬广大。
没错儿，就是那个江苏企业家严介和，当过语文老师，在国企呆过十年，后来成立太平洋建设集团，玩转BT模式（Build-transfer）于极致，2005年以125亿元的个人财富登上胡润百富榜“榜眼”，是当年最大的黑马富豪，轰动一时。
但他很快在2006年的“欠债门”中黯然失色。当风波过去，他把企业的重担撂给了自己的夫人张云芹，自个儿到清山秀水中流玩去了。
两年后，他重新造声势、扯大旗，搞起“华佗商学院”，自封“华佗CEO论箭首席专家”，在全国各地陆续设立“华佗企业门诊中心”，为中小企业遭遇的各类疑难杂症把脉。
“我在培养自己的疯癫，”严介和说，“因为我觉得企业家不能没有个性和激情”。他的言语中带着一丝忧郁，“没有多少人能真正了解我，这让我感到悲哀。”严介和到底是真“疯癫”，还是欲擒故纵？从他的妻子张云芹在其人生中的角色扮演可略知一二。
张云芹出生于1963年，比严介和小3岁。严介和进入商界是1986年——到一家国企做临时工。在此之前，他是一位中学语文老师。当严介和日后成为商界一介猛人时，当年的教师生涯常被一笔带过。而在我看来，那是至关重要的几年，因为他将来的两大珍宝——口才和妻子，皆收获于彼时的讲坛。前者锤炼出他对后来平均1.5天一场演讲的应付自如，后者则驱散了其带着“华佗”云游四方时的心中忧虑。
尽管张云芹从小受家族经商氛围的熏陶，但她并没有涉身其中，嫁给严介和后一直做着全职太太。与其说严介和一直不让张云芹走到前台是有意“去家族化”，不如说是由他所在的行当的敏感性决定的。
严介和在创业过程中，张云芹一直奉劝其低调行事，奈何本性难移。最具代表性的一件事是，2005年，胡润制作这一年的百富榜，由于国美在香港上市，黄光裕的财富较易确定，约为140亿元，而太平洋建设不是上市公司，严介和的财富只好粗测。分别按历年营收额乘利润率和市盈率法计算，严介和的财富为120亿元和144亿元。也就是说，如果按市盈率法，这一年的首富桂冠则严介和的了。不过最终严介和上榜财富被折衷为125亿元，屈居黄光裕之后。
榜单制好后，胡润与严介和通电话，没有透露他的具体位次，只告诉他“很靠前，可能是首富”。严介和听后情绪复杂，一来，2005年是他人生的尖峰时刻，若成万人热捧的首富，则是对他整整20年奋斗史的莫大认可。二来，妻子张云芹常在耳边吹风：枪打出头鸟。于是他问胡润：将我排在第5名之后、第10名之前，如何？
胡润笑而不语。榜单发布后，黄光裕蝉联首富。非常有趣的是，严介和不久后对媒体说：“胡润还是给了我们面子，当时他可以不搭理我们的。” 言外之意是，他原本做好成为中国首富的心理准备，以为胡润听了他的担忧，有意将他的财富数字压低，置于黄光裕之后。
严介和的表现欲可见一斑。在做人的柔韧性上，一直以来张云芹更像是严介和的老师。
2007年7月，他终于向自己妥协了，“稻子熟了就低头”。为表决心，他声称将自己所持全部股份转给妻子张云芹。这让人想起5年前，张云芹一次性将1200万元的股份全部转让给严介和，以其绝对控股太平洋。
夫妻玩股权对倒，看起来像是小孩子远“过家家”游戏，浸淫其中的则是严介和的无奈和彷徨。严介和不是一个好的演员。一副真性情，怎么做得了自己的“傀儡”。
严介和与张云芹是师生恋。师生恋在今天是再正常不过的事物了。但是严老师和张同学于1980年代初结合到一起，算是很Fasion（时髦）的了。有人列出中国最出名的四大师生恋，分别为鲁迅和许广平、沈从文和张兆和、余秋雨和马兰、杨振宁和翁帆，并总结出名人喜欢娶学生为妻的四大原因：一，摆脱不了中国男人愿娶娇妻的传统心理，二，志趣相投，有知音般的感觉，三，名人内心其实很孤独，很容易感动，四，一旦成为夫妻，必是夫唱妇随，是知己更是帮手。
严介和当年迷恋张云芹的聪慧，更重要的是，张云芹中学时体育成绩甚佳，这一点加重了她在严介和心中的份量。多少年后，严介和并不掩饰自己当年的实用主义的择偶观：“她（张云芹）是运动员，身体素材很棒，如果跟我一起过苦日子，承受能力不会差。”
对于夫妻感情，严介和有过一个比方。他自比风筝，称风筝的线就掌握在妻子张云芹手中。“风有起起落落，风筝也有收收放放。风起的时候，风筝飞得更高更远，风弱的时候，就会收回到放风筝的人手中，女人要始终保持一个弹性，能够自如地收放风筝。”
严介和想表达的意思是——夫妻间要有信任感。“我曾把这个道理讲给了所有太平洋的领导层听，目前他们当中的离婚率是零。”
张云芹确实是个出色的“放风筝的人”。2008年严介和开始做“华佗论箭”后，张云芹全面执掌太平洋建设，打理得井井有条。最近的消息是，2010年1月，太平洋“BT模式”在安徽淮面市开花，承诺将牵头带动企业群在未来几年内于淮南投资200亿元左右。
严介和这一个风筝，最大的庆幸莫过于现在终于清楚自己应往哪里飞。尽管他声称做中小企业的“教父”的口号再一次显示出他的狂狷，但他乐在其中，一年200多场演讲，这还不算仿效巴菲特，开价5800元与中小企业主共进晚宴等各种秀。
“我始终没有放弃过教育，”他说，“我的目标是打造中国真正意义上的一流商学院。”从哪里来，回哪里去，严介和20个一个轮回，发现自己仍是做老师的料。所谓一个萝卜一个坑，意思大抵如此。
这使我们想起2010年春节期间风靡台湾全岛的电影《艋舺》，其中一句台词是：“风往哪里吹，草就要往哪个方向倒，年轻的时候我曾以为自己是风，可是偏体鳞伤之后，我才知道我们原来都只是草……”
东汉神医华佗万万没有想到，1800年后，有一个名叫严介和的家伙，尽管不懂医术，却执意要把自己的金字招牌发扬广大。
没错儿，就是那个江苏企业家严介和，当过语文老师，在国企呆过十年，后来成立太平洋建设集团，玩转BT模式（Build-transfer）于极致，2005年以125亿元的个人财富登上胡润百富榜“榜眼”，是当年最大的黑马富豪，轰动一时。
但他很快在2006年的“欠债门”中黯然失色。当风波过去，他把企业的重担撂给了自己的夫人张云芹，自个儿到清山秀水中流玩去了。
两年后，他重新造声势、扯大旗，搞起“华佗商学院”，自封“华佗CEO论箭首席专家”，在全国各地陆续设立“华佗企业门诊中心”，为中小企业遭遇的各类疑难杂症把脉。
“我在培养自己的疯癫，”严介和说，“因为我觉得企业家不能没有个性和激情”。他的言语中带着一丝忧郁，“没有多少人能真正了解我，这让我感到悲哀。”严介和到底是真“疯癫”，还是欲擒故纵？从他的妻子张云芹在其人生中的角色扮演可略知一二。
张云芹出生于1963年，比严介和小3岁。严介和进入商界是1986年——到一家国企做临时工。在此之前，他是一位中学语文老师。当严介和日后成为商界一介猛人时，当年的教师生涯常被一笔带过。而在我看来，那是至关重要的几年，因为他将来的两大珍宝——口才和妻子，皆收获于彼时的讲坛。前者锤炼出他对后来平均1.5天一场演讲的应付自如，后者则驱散了其带着“华佗”云游四方时的心中忧虑。
尽管张云芹从小受家族经商氛围的熏陶，但她并没有涉身其中，嫁给严介和后一直做着全职太太。与其说严介和一直不让张云芹走到前台是有意“去家族化”，不如说是由他所在的行当的敏感性决定的。
严介和在创业过程中，张云芹一直奉劝其低调行事，奈何本性难移。最具代表性的一件事是，2005年，胡润制作这一年的百富榜，由于国美在香港上市，黄光裕的财富较易确定，约为140亿元，而太平洋建设不是上市公司，严介和的财富只好粗测。分别按历年营收额乘利润率和市盈率法计算，严介和的财富为120亿元和144亿元。也就是说，如果按市盈率法，这一年的首富桂冠则严介和的了。不过最终严介和上榜财富被折衷为125亿元，屈居黄光裕之后。
榜单制好后，胡润与严介和通电话，没有透露他的具体位次，只告诉他“很靠前，可能是首富”。严介和听后情绪复杂，一来，2005年是他人生的尖峰时刻，若成万人热捧的首富，则是对他整整20年奋斗史的莫大认可。二来，妻子张云芹常在耳边吹风：枪打出头鸟。于是他问胡润：将我排在第5名之后、第10名之前，如何？
胡润笑而不语。榜单发布后，黄光裕蝉联首富。非常有趣的是，严介和不久后对媒体说：“胡润还是给了我们面子，当时他可以不搭理我们的。” 言外之意是，他原本做好成为中国首富的心理准备，以为胡润听了他的担忧，有意将他的财富数字压低，置于黄光裕之后。
严介和的表现欲可见一斑。在做人的柔韧性上，一直以来张云芹更像是严介和的老师。
2007年7月，他终于向自己妥协了，“稻子熟了就低头”。为表决心，他声称将自己所持全部股份转给妻子张云芹。这让人想起5年前，张云芹一次性将1200万元的股份全部转让给严介和，以其绝对控股太平洋。
夫妻玩股权对倒，看起来像是小孩子远“过家家”游戏，浸淫其中的则是严介和的无奈和彷徨。严介和不是一个好的演员。一副真性情，怎么做得了自己的“傀儡”。
严介和与张云芹是师生恋。师生恋在今天是再正常不过的事物了。但是严老师和张同学于1980年代初结合到一起，算是很Fasion（时髦）的了。有人列出中国最出名的四大师生恋，分别为鲁迅和许广平、沈从文和张兆和、余秋雨和马兰、杨振宁和翁帆，并总结出名人喜欢娶学生为妻的四大原因：一，摆脱不了中国男人愿娶娇妻的传统心理，二，志趣相投，有知音般的感觉，三，名人内心其实很孤独，很容易感动，四，一旦成为夫妻，必是夫唱妇随，是知己更是帮手。
严介和当年迷恋张云芹的聪慧，更重要的是，张云芹中学时体育成绩甚佳，这一点加重了她在严介和心中的份量。多少年后，严介和并不掩饰自己当年的实用主义的择偶观：“她（张云芹）是运动员，身体素材很棒，如果跟我一起过苦日子，承受能力不会差。”
对于夫妻感情，严介和有过一个比方。他自比风筝，称风筝的线就掌握在妻子张云芹手中。“风有起起落落，风筝也有收收放放。风起的时候，风筝飞得更高更远，风弱的时候，就会收回到放风筝的人手中，女人要始终保持一个弹性，能够自如地收放风筝。”
严介和想表达的意思是——夫妻间要有信任感。“我曾把这个道理讲给了所有太平洋的领导层听，目前他们当中的离婚率是零。”
张云芹确实是个出色的“放风筝的人”。2008年严介和开始做“华佗论箭”后，张云芹全面执掌太平洋建设，打理得井井有条。最近的消息是，2010年1月，太平洋“BT模式”在安徽淮面市开花，承诺将牵头带动企业群在未来几年内于淮南投资200亿元左右。
严介和这一个风筝，最大的庆幸莫过于现在终于清楚自己应往哪里飞。尽管他声称做中小企业的“教父”的口号再一次显示出他的狂狷，但他乐在其中，一年200多场演讲，这还不算仿效巴菲特，开价5800元与中小企业主共进晚宴等各种秀。
“我始终没有放弃过教育，”他说，“我的目标是打造中国真正意义上的一流商学院。”从哪里来，回哪里去，严介和20个一个轮回，发现自己仍是做老师的料。所谓一个萝卜一个坑，意思大抵如此。
这使我们想起2010年春节期间风靡台湾全岛的电影《艋舺》，其中一句台词是：“风往哪里吹，草就要往哪个方向倒，年轻的时候我曾以为自己是风，可是偏体鳞伤之后，我才知道我们原来都只是草……”
《312号公路》很棒
[ 2010-02-26 10:02:32 am | 作者: 东方愚 ]
这几天忙里偷闲，看完了上次从台北带回来的《312号公路》一书。作者是英国人Rob Gifford，中文名齐福德。他从1987年开始，学习了20多年的中文，哈佛大学东亚研究硕士，曾于1999年至2005年任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NPR）驻北京特派记者。他耗费两年时间，沿中国的312国道，从起点上海一直走到了终点新疆，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和视角，从细节入手记录和评述剧变中的中国，一个鲜为人知的中国。
这是一部非常棒的作品。我惊讶于齐福德对中国历史的熟悉和深刻理解。他对中国唐宋明清时间发生的一些相关联事件典故信手拈来，旁征博引，而且运用的非常得体。他擅长拿历史感为今天的行走做注解和旁白，譬如回忆完林则徐其人其事后，齐写道，“这个纪念林则徐的花园，除了我之外，空无一人，此刻这里没有一个中国人，悼念一个勇于对抗外国人以保卫中国的人，只有一个洋人，来自使林则徐蒙受羞辱的国度，以尊敬和羞愧兼有的心情仰望她的塑像，读他路过此地所写带有哲学意味的诗词。我也在想，以现在嘉峪关周遭的水泥厂和化工厂，他有什么看法？或者对高速的网路，以及将中国人与人及与世界连接的手机，又有什么看法？”
在我看来，《312号公路》是游记，更是一本纪实类的政论书。我的第二处惊诧，是他在行走过程中，似乎总能碰到最最有意思的小人物，譬如齐福德在描写中国计划生育时，碰到了一位中年妇女，带着两个女子，专门负责打胎，齐这个家伙，欲擒故纵，跟人家聊天，步步深入，特别问到，如果一个女人怀了二胎，而且已经8个月了，是不是还要“下手”的问题。“我们会注射，当然孩子不一定会死，生出来之后，我们有‘别的办法’…”齐当场被雷倒。
看到这里，我的心也被刺了一下。不是我少见多怪，恰恰相反，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初的中国，这种事情在农村实在太常见了。我清楚记得，穿梭在我们村的，两类人最威风，一种是打狗的，且打狗方式五花八门，譬如有一种，是扒开狗的嘴，往里面灌100度滚烫的开水，只听惨叫一声，狗就倒地了。第二种是打胎的，此打胎不是我们现在说的流产，而是根据上级指示，帮超生但还未生产的妈妈结束孩子的生命，最惨的一种正是《312号公路》里提到的，就快生了，要让它死，打了针却没死（多顽强的生命力啊），生出来后，把小孩儿放到一个盛满水的盆子中，小孩儿啼哭一声，然后就去了天堂。
多少年后，我偶尔想起狗的惨叫和新生儿的凄啼，以为那只是20多年前的事了，没想到齐福德告诉我，21世界的中国，仍有这样的事情在发生着。这便是我心被刺之处。刀子所到之处，皆为旧日疤痕。
齐福德也是一个可爱的家伙。他描写中国性工作者的生活（齐给他们起名为“青春交易者”），坚持用事实说话，用细节还原，于是在一个夜晚，他去“体验”了，颇费心思，让接待她的姑娘为她敞开心扉。这种可爱的严谨、严谨的可笑，让人敬佩。几年前，我就听说离我不远的香港大学社会学系的女研究生，毕业课题便是性工作者生态，于是自己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去角色扮演，去到不同类型的娱乐场所面试，只为调研。那时我也在青岛读研究生，专业是国际贸易，毕业论文写的是民企跨国并购，但没去过任何一家企业调研，惭愧至极。还好今日做财经记者，把过往的遗憾能补个一二。
《312号公路》的观点我不想赘述。因为鲜有人有齐福德般的开阔视角和思维维度，盲目的援引会显得单薄却冗长。他走完了312国道，其实讲了一句话：1912年和时隔整整100年后的2012年，都是中国历史上最关键的两个节点。这句话听起来并无新意，问题是他的逻辑是与众不同的，且每一个论据鲜活、细微却掷地有声，这就够了。所以读此书我不建议倒着读，那样你会觉得作者是个高谈阔论者，谁让你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呢。
《312号公路》和陈冠中的《盛世：中国2013》可以搭配着读，特别对那些热衷尝试不同文体写作的朋友来说，你会有意外发现。
我们不能把齐福德归类于一个悲观主义者，“归类”这种字眼，本来就不应与著写《312号公路》这种文体的作者扯上关系。齐福德在书的最后提到了鲁迅，提到了鲁迅1912年写的《故乡》一文。“鲁迅描写他如何在离开 20年后回到故乡，以及见到儿时玩伴时的情景与思考。他连走边想的，正是我沿着312国道旅行时所想的。是的，现在是有所不同，周遭的问题虽多，有一个理由让人抱有希望：中国人民，开始用自己微小的渐进的方式，主导自己的命运…”
“希望本来是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原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这是《312号公路》全书的最合一句话。一个老外在穿梭中国著名的312国道，两年间大量的观察采访写成了一本书，最后以中国作家鲁迅的一句话完结，真是有趣极了。我梦想着，有一天，我也可以写出这种有份量的作品。它考验的不仅是一个人的观察力、思辨力，更是耐力和体力。
收到许知远新书《祖国的陌生人》的时候，我的父母正从河南农村老家赶往郑州机场，他们要来广州，和儿子儿媳一起过年。长沙的岳母，也整装待发。而岳父几天前，从长沙途径广州，去了他的故乡－－广东梅州，几天后他会赶回广州，全家大团圆。
2010年的春节对我来非同寻常。从来没有像这一年一样，10口人济济一堂（包括我的弟弟和我老婆的哥哥嫂子侄女）。记得3年前的2007年春节，是我南下广州后的第一个春节。那时在南方日报做财经编辑，春节值班。一个人呆在这个被称为花城的陌生城市里，满眼皆为五彩缤纷，心里的孤独感却是黑白色。
3年中，我在这个城市结了婚，安了家，购了车，尽管彼时我们俩付完首付后，就囊中羞涩了，尽管在购房合同中按下手印后三个小时，央行再一次宣布加息了，但那毕竟是属于自己的窝。按照俗常的标准，我混得不算太差。
但是，那只是外人眼中的标准而已。其实我从来没有过什么宏愿，也从没叫嚣着要赚多少钱。于我自己的标准中，能有一个最长一年的规划，就已足够；在可预期的一年当中，能将自己应当担承或希望担承的各个角色扮演好，我觉得就可以叫就成功、成熟了。
我在所谓的事业上的前进还算顺利，或者说，我到现在还不知道“事业”到底应当如何诠释。我只知道，所有人生下来智商都差不多，区别开来的，是后天的勤奋和悟性。我也深信，绝大多数的事情是水到渠成的。
我要说的，是生活范畴的话题。2010年的春节，我的角色除了儿子、女婿和丈夫，更有导游、司机、CFO、心理辅导师等，一个庞大的角色混合体。前几个角色都好担当，而心理辅导师，则没那么好胜任了。从农村来的我的爹娘，他们的心很细，最为敏感，面对城市消费和农村的巨大反差，他们给出解读是基于他们平常世界里的逻辑的。譬如，因为年夜饭我们在家里做的，大年初一晚上我们则到外面吃，价位中等，1600块。而在父亲这位乡村教师眼中，那是他整整一个月的工资，他为此难受了好久，以至于听说全家人随即要到广东的海陵岛自驾游时，宣告退出节目，希望马上回老家。我只好做起思想工作，直到他们打消打道回府的念头。
可怜天下父母心。他们的快乐里总掺着忧伤。
我记得父亲母亲刚下飞机时的兴奋，我在广州机场给他们拍了张照片。我在那一天的日记中写道：这一天对我们来说是平常的一天，而在父母双亲的生活中却意义非凡，他们在后半生唠叨他们的儿子的时候，可能会常唠叨起这一天。
我也记得母亲看到海时的情景，她的激动就写在脸上皱纹里。在岛上的几天，她的句式常常是“电视上…”好多年前，她以为她一辈子只能呆在北方的那个乡村了。当她的姊妹们这个说去过县城的什么渠，那个说去过邻镇的什么湖时，她总是默默地呆在一旁。这一次，她补上了许多行走的经历，却同样再一次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我在书房写这篇文字的时候，娘正在厨房和面，准备烙饼。我最喜欢吃她烙的葱油饼和玉米面饼。
我和湘湘累并快乐着。今天早上六点多，我刚到机场送走岳父岳母，明天下午去机场送弟弟回北京。庞大的家庭慢慢重新回到了自己原先的坐标。
我这几天常问自己，春节的这半个月里，如果给自己打分，能打多少分？
最多60分。勉强爬上及格线。为什么呢？因为我发现，我在生活要担承的其实更多，而我似乎没有做好准备。这可能是许许多多80后面对的一个话题。在事业上我们可以信奉种豆得豆、种瓜得瓜，但在婚姻和尽孝等生活领域，情感的弧线需要更为细腻的呵护。而我们未必总是那么得体。就像许知远给新作起名《祖国的陌生人》时所言，人的雄心和能力有时是失衡的，在自己的国度上有可能是一个陌生人。同样的逻辑，在我们自己的生活中，有时我们会突然发现自己就像个陌生人。
我希望2010年我们能有一个孩子。我迫不及待地想给自己加上父亲这一角色。我一直好喜欢小孩儿。我要尽快对自己的生活熟悉起来，因为一个连自己都觉得自己陌生的人，孩子未来一定和你熟识不到哪里去。陌生感总不能代代相传吧。
附：平时上班就是穿梭在广州大道，春节时开车频繁经过广州大道时，突然想起来一首歌，就叫《广州大道》，与大家分享：
昨天台北的胜宗兄推荐电影《艋舺》，说是春节期间风靡台湾全岛的影片，今天一看，果然不差，丝毫不亚于《海角七号》，强烈推荐。当然，剧情上与海角一样，前松后紧，得有耐心。好片子是得慢慢嚼的，特别是一些细腻的铺垫。 经典台词：“ 风往哪里吹，草就要往哪里倒，年轻的时候，我都以为自己是风，遍体鳞伤之后才明白，原来我们都只是草。” 我喜欢这种把台湾史浸在个人史的手法。上次在台北影院看的是《泪王子：清泉一村的故事》。 若补台湾史，最快的一种方式是读《台湾，请听我说》这本书
《艋舺》官方Blog：http://mongathemovie.pixnet.net/blog 下载地址：这里 豆瓣地址：http://www.douban.com/subject/3737102/
推荐安小羽同学很棒的一篇影评: 《艋舺》：拎盃只聽過義氣
一边是从不在乎别人给自己功夫皇帝、慈善家或是社会企业家等一切名号，一边声称壹基金从成立第一天起，就是要和世界上最牛比的基金会们“竞争”，李连杰的退与进，说到底，就是做人和做事的区别。
访谈（上）
访谈（下）
1、2月4日晚上的时候才知道这一天立春。第一反应是，想起来2008年的立春也是在春节之前，中国人习惯把这样的年份称之为“寡妇年”（每隔两年一次，哪儿有那么多寡妇给你当！），所以我们2007年12月把婚结了。现在掐指一算，如今都是第4个年头了。时间过得真快。感觉恋爱还没谈完，就过了1000多天了。
2月6日是腊月23。在北方，这一天被称为“小年儿”的，意思是说，从这一天开始正式要过年了。一直到元宵节。今年春节就在广州过，我们俩的父母等都要来。庞大的接待工程就要拉开序幕了。繁重并快乐着。贴一张去年春节在农村老家村里的山头的照片。
2、2月5日去了一趟深圳。深圳的空气比广州好多了。亚运前的广州，就像个大大的烟灰缸，2000多处地方在开工或是挖挖补补，乌烟瘴气。晚上去了深圳一间酒吧，于我，是很不习惯到酒吧的，最近十年，去酒吧的次数不超过十次。这一次感觉挺好，也才明白，之前之所以拘谨，其实是因为没有喝酒给自己壮胆。哈哈。
3、前些天我到火车站后看到就像纳粹集中营的场景，特别是火车票实名制后增加的繁琐和荒诞，只想骂人。几天后，我在广州的出租车上跟刚刚打电话订回乡车票的司机聊起来，他订票也订不到，但并不着急，他的看法是，实行实名制，短时间内不会对人们回家难的情形有实质性的改善，但至少增加了黄牛党们倒票的成本和风险，那么以后几年，他们就不会像先前那么疯狂，他们让出的那点空间和车票，便将是返乡人的福音。我听后愣了半天──这已不是能不能回家的问题，而是一个人乐观还是悲观的话题。对我启发良多。
4、2月6日晚去掏碟，买了一些经典老电影。《总统之死》《非公平竞赛》《靖国》《八月照相馆》《两生花》《罗丹的情人》等。在烈士陵园附件一个地方掏的，碟片质量很棒，7元一张，非常划算。还顺便买了几本书，《好莱坞的叙事方法》《等云到：与黑泽明导演在一起》《1984》。听起来我是在研究电影。我没那能耐，不过用心去玩，倒是不俗的态度。前些天还在乱翻几本相关的书，《观看之道》《认识电影》《影像艺术批评》《影像思考：电影与电影史》等。
5、睡前重翻《高效能人士的7种习惯》，我看过好多遍，但还是要看，一个人想医治自己劣根性的难度是很大的。我向来对书的封面的口号反感的，这本书中文版书封上写道：“在美国，这本书的影响影响力仅次于《圣经》”，这话有些言过辞了，不过有那么点味道，或许可以说：如果你养成了这7种习惯，你将比耶稣还受人瞩目。
6、好的文章，推荐新加坡联合早报评论《每个人心中都有座孙中山？》可以看看。1911年和2011年，都是非常具有戏剧性的年份。好的视频，推荐凤凰卫视周立波在北京和爱乐乐团《谁动了我的指挥棒》的演出花絮等。清口与交响乐杂交早已非常吸引眼球。杂交，或文雅点儿说混搭，将是未来各种艺术或专业技术的一大趋势。就我的方向来说，相信未来财经电影（绝不仅限于《华尔街》《华尔街2》这种），财经评书、财经音乐，财经快板，财经芭蕾（怎么个跳法呢？）都会有戏。
文/东方愚
我是一位边走边写财经文字的人，2009这一年，我去到了内地近30个城市和乡镇采访。我的文字通篇都在写人，也就是所谓的财经人物报道。有人问我，这一年下来，你最大的感触是什么。我的回答是——世界是色的。
你一定首先把“色”理解为颜色的色，情色的色。不错，想想看，这一年好多娱乐圈的人物都成为财经话题的主角了，最典型的莫过于先有华谊兄弟、巨力索具等公司上市造出黄晓明、李冰冰、黄圣依等亿万级明星富豪，后是山西最大民营钢企海鑫钢铁掌门人李兆会迎娶演员车晓，章子怡泼墨门事件背后的利益链牵出郁姓及沈姓等多名中国富豪。
我就此向余秋雨讨教，因为他成为于2009年10月过会成功的准上市公司徐家汇的第十大流通股东，与娱乐圈的明星一样颇受内地传媒关注。他很无奈、很“无辜”地对我说，当年受邀拿一笔稿费被动投资了名不见经传、风雨飘摇的上海六百(徐家汇前身)，现在它要上市却把我放到了风口!
抛开技术层面的问题，我认同他的这种观点。如今是全民投资的时代，一些民间投资高手赚了个乐翻天而无人知晓，众明星们投资股票遭却倍受追捧，这自然可以理解成为注意力经济效应，但不必大惊小怪。娱乐无处不在，财经形影不离。
同样，富豪们喜欢找明星或者说明星喜欢傍富豪，也是情有可原，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嘛。2009年6月我曾在山西闻喜和李兆会家族的人喝过一次酒，彼时李兆会在上海，缺席。山西人喝酒很豪爽，我对李兆会的六叔、海鑫钢铁总经理李文杰说，你真是千杯不倒。那时太原钢铁想吃下海鑫，李家在金融危机中又多了一份惆怅。回来后我不时发个短信问候他，他都一一回复。但2010年初问到李兆会大喜的事，他沉默了——他显然不太想让媒体关注此事。
我要说的是，这帮被人们围观的明星或富豪，他们在金子和男人女人面前显露本色时，手法尽管彪悍或喜欢剑走偏锋，但还是显得有些许青涩和拘谨。在贫富分化越来越严重的现在，他们的幸运会被八卦，不幸会被放大，于是注定不可能像平常人一样显露真性情。此处“色”即“涩”也。
“色”字的另一种释义可以从变色龙身上获取。就像契诃夫笔下的警官奥楚蔑洛夫审理小狗咬人的故事一样，要见机行事、见风使舵、见异思迁。中学老师常常引导学生对变色龙式的人物强烈批判，然后说要真要善要美。可学生们长大后发现真善美的标准很难琢磨，现实世界中做变色龙的感觉挺好或者你不得不做变色龙。商业世界里更是如此。2009年里我访过的两位人物给我印象深刻，一个是浙江顶级购物中心杭州大厦的董事长楼金炎，一个是被誉为中国证券界教父级人物的阚治东。
阚治东留过洋，后在中国的体制内辗转征战，因南方证券的事还短暂光顾了一下上海和深圳的监狱，最终与老友搞起投资——贴的是民间牌，但来客多有政府或二政府的影子。他给周围人的感觉是真性情，但你总能察觉到，他的真性情里多少含有几份表演的成份——尽管未必是他有意的。楼金炎则是另外一种类型，他和阚治东一样懂得明哲保身，但阚是愈挫愈勇，而楼常黯然神伤。他把杭州大厦打造成了一艘巨无霸，当2009再迎扩张新高潮时，有人却对他的位子打起了主意，而他内心非常想再战江湖，但他不想用江湖道术参与争斗，于是选择媒体造势，但内心纠结的他欲说还休，加上高估了媒体的能力，最后自然事倍功半了。
在这里，“色”与“瑟”同音，“瑟”在辞典中的意思之一是“矜持端庄”，在中国的商业逻辑中，聪明人往往把它演绎为，即使你对奥楚蔑洛夫精神完全领会了，也要懂得适度矜持的必要性，要有所保留，或者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要以阚治东同志为榜样，以楼金炎同志为警示。当然，阚治东同志与2009年从体制外名正言顺走进体制内的牛根生同志比起来，又是小巫见大巫了。
“色”的第三个解释有点“色即是空”的味道。在佛教的思想里，“色”是指一切能看到或不能看到的事物，均为幻觉，而“空”则是产生这些事物的缘由，即事物的本质。回头数来，2009年当接触到的30位企业掌门人当中，至少有一半说自己在找精神和心灵的彼岸。有三个人倒是可圈可点：曹德旺、王石和罗红。曹德旺说自己是位虔诚的佛教徒，声称有意捐出自己所持公司六成股票出于“内心的召唤”，但你跟他谈天、深聊，会发现他其实首先出于儿子曹晖不愿接班的失落，而当他亲自打电话对他不认可的记者破口骂娘时，你才明白，抱有英雄主义或帝王情怀的佛教徒会让人觉得可怕；王石心里一直有一份政治情愫，但他能拿得起，基本也能放得下，已甚为难能可贵了；既是企业家又是环保摄影家的罗红则是另类中的另类了，这位“撒手掌柜”，近20次往返非洲，在无际的草原中皈依了基督教。
这里的“色”与“塞”同音，不是闭塞，而是阻塞的意思。玩转商业久了，突然感到自己精神的贫瘠，这是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家共同的一种窘境。他们纷纷上路，试图追寻精神之源，这是一段孤寂、坎坷，没有掌声、充满阻塞物的旅途，有人坚持走了下去，有人半路而返，有人走走停停，有人附庸风雅。
情色之“涩”，变色龙之“瑟”，色空之“塞”，这是包括了从肉体到生活方式再到灵魂，关乎一个人活法儿的“三色”。世界是色的。
我是一位边走边写财经文字的人，2009这一年，我去到了内地近30个城市和乡镇采访。我的文字通篇都在写人，也就是所谓的财经人物报道。有人问我，这一年下来，你最大的感触是什么。我的回答是——世界是色的。
你一定首先把“色”理解为颜色的色，情色的色。不错，想想看，这一年好多娱乐圈的人物都成为财经话题的主角了，最典型的莫过于先有华谊兄弟、巨力索具等公司上市造出黄晓明、李冰冰、黄圣依等亿万级明星富豪，后是山西最大民营钢企海鑫钢铁掌门人李兆会迎娶演员车晓，章子怡泼墨门事件背后的利益链牵出郁姓及沈姓等多名中国富豪。
我就此向余秋雨讨教，因为他成为于2009年10月过会成功的准上市公司徐家汇的第十大流通股东，与娱乐圈的明星一样颇受内地传媒关注。他很无奈、很“无辜”地对我说，当年受邀拿一笔稿费被动投资了名不见经传、风雨飘摇的上海六百(徐家汇前身)，现在它要上市却把我放到了风口!
抛开技术层面的问题，我认同他的这种观点。如今是全民投资的时代，一些民间投资高手赚了个乐翻天而无人知晓，众明星们投资股票遭却倍受追捧，这自然可以理解成为注意力经济效应，但不必大惊小怪。娱乐无处不在，财经形影不离。
同样，富豪们喜欢找明星或者说明星喜欢傍富豪，也是情有可原，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嘛。2009年6月我曾在山西闻喜和李兆会家族的人喝过一次酒，彼时李兆会在上海，缺席。山西人喝酒很豪爽，我对李兆会的六叔、海鑫钢铁总经理李文杰说，你真是千杯不倒。那时太原钢铁想吃下海鑫，李家在金融危机中又多了一份惆怅。回来后我不时发个短信问候他，他都一一回复。但2010年初问到李兆会大喜的事，他沉默了——他显然不太想让媒体关注此事。
我要说的是，这帮被人们围观的明星或富豪，他们在金子和男人女人面前显露本色时，手法尽管彪悍或喜欢剑走偏锋，但还是显得有些许青涩和拘谨。在贫富分化越来越严重的现在，他们的幸运会被八卦，不幸会被放大，于是注定不可能像平常人一样显露真性情。此处“色”即“涩”也。
“色”字的另一种释义可以从变色龙身上获取。就像契诃夫笔下的警官奥楚蔑洛夫审理小狗咬人的故事一样，要见机行事、见风使舵、见异思迁。中学老师常常引导学生对变色龙式的人物强烈批判，然后说要真要善要美。可学生们长大后发现真善美的标准很难琢磨，现实世界中做变色龙的感觉挺好或者你不得不做变色龙。商业世界里更是如此。2009年里我访过的两位人物给我印象深刻，一个是浙江顶级购物中心杭州大厦的董事长楼金炎，一个是被誉为中国证券界教父级人物的阚治东。
阚治东留过洋，后在中国的体制内辗转征战，因南方证券的事还短暂光顾了一下上海和深圳的监狱，最终与老友搞起投资——贴的是民间牌，但来客多有政府或二政府的影子。他给周围人的感觉是真性情，但你总能察觉到，他的真性情里多少含有几份表演的成份——尽管未必是他有意的。楼金炎则是另外一种类型，他和阚治东一样懂得明哲保身，但阚是愈挫愈勇，而楼常黯然神伤。他把杭州大厦打造成了一艘巨无霸，当2009再迎扩张新高潮时，有人却对他的位子打起了主意，而他内心非常想再战江湖，但他不想用江湖道术参与争斗，于是选择媒体造势，但内心纠结的他欲说还休，加上高估了媒体的能力，最后自然事倍功半了。
在这里，“色”与“瑟”同音，“瑟”在辞典中的意思之一是“矜持端庄”，在中国的商业逻辑中，聪明人往往把它演绎为，即使你对奥楚蔑洛夫精神完全领会了，也要懂得适度矜持的必要性，要有所保留，或者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要以阚治东同志为榜样，以楼金炎同志为警示。当然，阚治东同志与2009年从体制外名正言顺走进体制内的牛根生同志比起来，又是小巫见大巫了。
“色”的第三个解释有点“色即是空”的味道。在佛教的思想里，“色”是指一切能看到或不能看到的事物，均为幻觉，而“空”则是产生这些事物的缘由，即事物的本质。回头数来，2009年当接触到的30位企业掌门人当中，至少有一半说自己在找精神和心灵的彼岸。有三个人倒是可圈可点：曹德旺、王石和罗红。曹德旺说自己是位虔诚的佛教徒，声称有意捐出自己所持公司六成股票出于“内心的召唤”，但你跟他谈天、深聊，会发现他其实首先出于儿子曹晖不愿接班的失落，而当他亲自打电话对他不认可的记者破口骂娘时，你才明白，抱有英雄主义或帝王情怀的佛教徒会让人觉得可怕；王石心里一直有一份政治情愫，但他能拿得起，基本也能放得下，已甚为难能可贵了；既是企业家又是环保摄影家的罗红则是另类中的另类了，这位“撒手掌柜”，近20次往返非洲，在无际的草原中皈依了基督教。
这里的“色”与“塞”同音，不是闭塞，而是阻塞的意思。玩转商业久了，突然感到自己精神的贫瘠，这是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家共同的一种窘境。他们纷纷上路，试图追寻精神之源，这是一段孤寂、坎坷，没有掌声、充满阻塞物的旅途，有人坚持走了下去，有人半路而返，有人走走停停，有人附庸风雅。
情色之“涩”，变色龙之“瑟”，色空之“塞”，这是包括了从肉体到生活方式再到灵魂，关乎一个人活法儿的“三色”。世界是色的。
过去是“剩女”，现在是“红人”
[ 2010-02-07 15:35:01 pm | 作者: 东方愚 ]
“家电下乡”、“发展新能源”，一波波政策潮流改变了农村市场的商业生态。原来从草根生长的太阳能热水器行业，也顺应潮流，加快扩张。在这现象背后,隐喻的是这个中国新兴产业的窘境——一方面相信市场的力量，另一方面又不免期待政策的魔力。
□南方周末记者张华 发自江苏连云港 http://www.infzm.com/content/41178
1月25日这天，2010年全国家电下乡招标会在北京召开，前来投标的企业与上一年相比成倍增长。瘦瘦高高的徐新建就夹在其中。这个来自江苏的中年人是太阳能热水器行业龙头企业之一——太阳雨集团的董事长。
这个行业过去一度活得很尴尬。它的名称中贴着“新能源”的标签，但却差点成为一个“剩女”，直到2009年5月才得到政府的下乡补贴。农村人的洗澡问题，对许多商人来说无异于一座有待挖掘的富矿。在政策的助推下，太阳能热水器行业随即拉开了资本之战。徐新建正是这场战役中的指挥官之一。
“我们投了上限——50个型号的产品，对全部入围很有把握。”徐新建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像推销保健品一样推销热水器
去年11月18日，45岁的徐新建在这一天让更多人知道了他的名字——甩出逾亿元（打折后近7000万元），中标央视新闻联播和天气预报之间的黄金广告时段。他高兴得像获得了某种荣誉，对继续在农村大规模作战信心十足。
一家卖热水器的企业如此花钱，在几年前是无法想象的。就在两年前，他们仍活在一种前景不明的焦虑之中。风险投资商们也是一边入股，一边心存忐忑。
大多数企业家在成为行业领头羊式的人物时，都会讲段子，以荒诞或戏谑的口吻一示自己进入这个行当时的机缘巧合或步履蹒跚。热水器行业里的黄鸣（皇明集团董事长）便是代表性人物。徐新建尽管比黄鸣要低调一些，但他常禁不住对人讲1999年一次到朋友家做客被太阳能热水器“烫了一下腰”的经历和启蒙——随即成立太阳雨公司，借道连云港东辛农场（江苏省一家大型国有农业企业）开始了创业之旅。
徐最初就是东辛农场的员工，后因企业效益差而自砸饭碗，下海经商，最后进入太阳能行业。创办太阳雨时，他的创业资金只有20万元，其中一半还是从银行贷款的。此后，他交了一次昂贵的“学费”，1999年注册太阳雨商标时才发现已被西安一公司注册，从纠纷、上法庭到共用，直到2006年此商标才为徐新建买断，他花去了200多万元。
让他十年中脱胎换骨的一个基本因素无疑是，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由8.2万亿元变成了33.5万亿元，增长了4倍多。与此相对应的是，2009年太阳能热水器行业规模增长达到了前3年的总和，行业总产值超过了500亿元。这种加速度就像经济学中的“乘数效应”。
农村市场显然是黄鸣和徐新建们最为青睐的市场。在太阳雨的盘子中，城市和农村（县城及以下）的市场份额比例是3∶7。这一选择自然是因为农村的建筑更适合安装太阳能热水器，而在城市发展则存在着种种障碍。
不少生于1960年代及之前的中国企业家仍将毛泽东思想视为自己的精神资源，“农村包围城市”于是在许多商业领域被复制。太阳能热水器如今在农村的铺货通路，与十几年前以三株口服液为代表的保健品最为红火的年代里用的方法几无二致。除了因为热水器的个头较大、单价较高而不必采用人海战术外，广招代理商、广告轰炸、口碑营销均是通用的法宝，其中30个人规模的乡镇活动和人缘好或德高望重者的现场说法最为奏效。
四季沐歌（徐新建创的另一个品牌）公司营销副总经理高峰将农村的消费归纳为“三性”——爆发性、盲目性、推动性。他在河南农村曾遇到一件令人哭笑不得的事情：一位家庭收入中等的老太太选购了高档的太阳能热水器，原因是“颜色是绿色的才比较可靠”。
徐新建亦时常碰到此等“怪事”。2008年冬，徐新建在安徽农村看到一位老汉买了两台均价3500元左右的太阳能热水器，颇感好奇，便问原因，老汉的回答是另一台买给女儿，而之所以买大型机的原因是“冬天可同时用来洗菜洗碗、洗衣服、给猪拌食”。
“农民们富裕起来后，攀比心理窜得更高，‘精打细算’这个词已经不太是他们的专用词汇了。”徐新建说。
靠市场还是靠政策？
太阳能热水器获得下乡资格并不顺畅，它是晚于储水式电热水器和燃气热水器的，并曾“意外落选”。“在二次冲关过程中，行业协会以及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起到了重要作用。”徐新建说，他的另两个头衔是全国工商联新能源商会副会长、中国太阳能热利用产业联盟副理事长。
说太阳能热水器“搭了家电下乡的便车”似乎并不合适。与电视机等产品不同，热水器的主市场原本就是农村市场，有调查数据显示，在山东、江苏、浙江等省一些富裕的农村，热水器的平均推广率达到70%。
这也正是黄鸣对太阳能热水器下乡心存疑虑的原因，他担心的是“劣币驱逐良币”现象的发生。他曾写过一篇题为《建议“太阳能下乡”取消“两限”（编者注：最高限价和规格限制）》的文章，洋洋洒洒几千字，据理力陈。
太阳能热水器貌似搭的是新能源的便车。如今在“绿色政治”“低碳政治”的潮流中，地方政府几乎可以随性地“画饼”，而不去考虑泡沫大小——譬如在江苏省新能源产业规划中，2009年的销售收入是1800亿元，2011年就要达到4500亿元。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1800亿元和4500亿元当中，均不包括太阳能热水器行业。这令徐新建多少有些沮丧：“我们这个行当现在的产值还是太小了”，他彼时用“我们靠市场化生存”来自我安慰。
直到去年11月30日，温家宝总理在第五届中欧工商峰会上的讲话中，第一次提到了太阳能热水器的贡献。在随后全球关注的哥本哈根会议中，他再一次强调了中国太阳能热水器集热面积全球第一。
这一信号被行业无限放大。徐新建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的两个小时中，三次提及，难掩兴奋。他先前的自我安慰和如今的兴奋，隐喻的是中国新兴产业的一种窘境——一方面相信市场的力量，另一方面又不免期待政策的魔力。他为太阳雨制定了一个“533100计划”，意思是用5年时间使员工达到3万人，并带动30万人就业，最终将太阳雨打造成中国太阳能光热产业里首个超百亿的企业。
向上索要政策，向下攻占市场。太阳能热水器龙头企业之间的交流并不多。徐新建与黄鸣相互了解，但算不上熟识。不过这不意味着这个行当不注重横向合作。由于热水器的“个头”较大，安装繁琐，不像电视一样回家就能看，售后服务显得尤为重要，一年前徐新建一口气订了1万台长安面包车，这是长安汽车有史以来最大一笔企业采购订单，长安汽车董事长徐留平对此颇感诧异。加上汽车产业调整振兴规划、补贴细则即将出台的刺激，2009年2月中旬，长安汽车的股票逆势拉出5个涨停。
“我当时给他留了一笔账，中国有4万多个乡镇，50多万个行政村，一个村购一台也不算多，何况1万台。”徐新建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他听后恍然大悟，随即加大了对大客户部的重视力度。我现在去长安，他们视我为座上宾，老板亲自端茶倒水，还真让我有些不太适应。”
政策驱动下的扩张潮
总理为行业当“司机”和“导航”，这使得各地重新审视对太阳能热水器的重视程度。《南方日报》曾发表一则题为《广东太阳能丰富 但太阳能热水器使用率仅2%》的报道，探寻热水器在广东“叫好不叫座”，和一些城市居民到现在还需“偷装”的原因。
而黄鸣的老家山东德州则通过盘点“百万屋顶”“千村浴室”等计划来展示当地太阳能热水器产量占全国十分之一份额的能量和肚量——德州市建委一位负责人称一台市场售价3000元的热水器，当地农民只需花1000多元就能买到，而且安装管件免费。
舆论渲染的效果之一，是使得这个行业中的大型企业愈发重视话语权的猎取，和上游资源的捕捉与勾兑。譬如黄鸣正在谋划如何在自家门前举办的2010“世界太阳城大会”上有不俗表现，而江苏华扬、太阳宝等企业分别声称参与了与不同机构合作的“行业标准”的制订工作……
徐新建的做法之一是，2009年11月底办了一个“百万台热水器下线暨十周年”的仪式，为自己庆生，打的是行业的噱头——“太阳能光热行业首家年产量突破百万的企业”，苏宁电器董事长张近东等人也前来捧场，真可谓一箭双雕。
在层层的补贴潮中，地方保护主义的边界也变得模糊了。加上逐鹿的众企业参差不齐，以及海尔等家电巨头企业也来分羹，尽管大伙儿心里都明白，当下的重头戏应当是渠道的深入变革——盘活存货，产品细分与功能诉求——譬如专门针对女性或是“会唱歌”（带MP3功能）的热水器。但在现实世界里的商战中，企业们反而更愿意比拼谁的“腰板”更硬。
“直观上来看，这可以称作品牌之争，或言‘大鱼吃小鱼’的行业整合拉开帷幕，问题是这种整合不尽理性，因为龙头企业也未必敢说自己在江湖上站稳了脚跟。”江苏另一家太阳能热水器企业的负责人称。
印证他的判断并非难事。许多太阳能热水器企业过去几年发展飞快（如今行业企业超过3000家），一味求规模，结果埋下了一些隐患。徐新建也常对此反思，浙江、黑龙江、山东、湖北等个别县市的太阳雨经销商不久前不约而同在网上发出声音，对自己遭遇“一山两虎”的窘境公布于众，“我们希望与太阳雨一起发财，但现实总是太无奈，太阳雨的摊子大了，管理的步调慢了一拍。”太阳雨浙江松阳县总代理何金法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说。
太阳雨的隐痛映射的其实是大企业病、行业通病——前脚迈进了新天地，后脚还留在旧社会。有人说，太阳能热水器行业的急速扩张，应当从十多年前本土快餐品牌“红高粱”的宿命中吸取教训，红高粱当年“挑战洋快餐”声势浩大，但却落得关门的宿命，后来几度东山再起，却总是苟延残喘。
尴尬在于，对于太阳能热水器行业的多数龙头企业来说，他们并不怕烧钱，也不害怕赌输，只担心自己错过了最好的扩张时机——徐新建称太阳雨集团2009年的营收为20亿，而他的目标是5年后100亿。
这也是包括太阳雨、皇明、桑乐等眼前多数具备规模的热水器企业紧锣密鼓筹备上市的发端。
2009年7月，一些猎头招聘网站发出太阳雨诚招投融资主管的信息，今年1月，又添“上市主任”的职位，“工作描述”中这样写道：“国内外主板和创业板上市战略选择，上市前管理费用改制法律实务操作……”
而在2010年1月25日和26日的新一轮家电下乡招标会上，与彩电、冰箱等招标现场人气冷清不同，太阳能热水器招标分外火爆，近280家企业投标，创下家电下乡单品投标企业数的新纪录。
□南方周末记者张华 发自江苏连云港 http://www.infzm.com/content/41178
1月25日这天，2010年全国家电下乡招标会在北京召开，前来投标的企业与上一年相比成倍增长。瘦瘦高高的徐新建就夹在其中。这个来自江苏的中年人是太阳能热水器行业龙头企业之一——太阳雨集团的董事长。
这个行业过去一度活得很尴尬。它的名称中贴着“新能源”的标签，但却差点成为一个“剩女”，直到2009年5月才得到政府的下乡补贴。农村人的洗澡问题，对许多商人来说无异于一座有待挖掘的富矿。在政策的助推下，太阳能热水器行业随即拉开了资本之战。徐新建正是这场战役中的指挥官之一。
“我们投了上限——50个型号的产品，对全部入围很有把握。”徐新建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像推销保健品一样推销热水器
去年11月18日，45岁的徐新建在这一天让更多人知道了他的名字——甩出逾亿元（打折后近7000万元），中标央视新闻联播和天气预报之间的黄金广告时段。他高兴得像获得了某种荣誉，对继续在农村大规模作战信心十足。
一家卖热水器的企业如此花钱，在几年前是无法想象的。就在两年前，他们仍活在一种前景不明的焦虑之中。风险投资商们也是一边入股，一边心存忐忑。
大多数企业家在成为行业领头羊式的人物时，都会讲段子，以荒诞或戏谑的口吻一示自己进入这个行当时的机缘巧合或步履蹒跚。热水器行业里的黄鸣（皇明集团董事长）便是代表性人物。徐新建尽管比黄鸣要低调一些，但他常禁不住对人讲1999年一次到朋友家做客被太阳能热水器“烫了一下腰”的经历和启蒙——随即成立太阳雨公司，借道连云港东辛农场（江苏省一家大型国有农业企业）开始了创业之旅。
徐最初就是东辛农场的员工，后因企业效益差而自砸饭碗，下海经商，最后进入太阳能行业。创办太阳雨时，他的创业资金只有20万元，其中一半还是从银行贷款的。此后，他交了一次昂贵的“学费”，1999年注册太阳雨商标时才发现已被西安一公司注册，从纠纷、上法庭到共用，直到2006年此商标才为徐新建买断，他花去了200多万元。
让他十年中脱胎换骨的一个基本因素无疑是，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由8.2万亿元变成了33.5万亿元，增长了4倍多。与此相对应的是，2009年太阳能热水器行业规模增长达到了前3年的总和，行业总产值超过了500亿元。这种加速度就像经济学中的“乘数效应”。
农村市场显然是黄鸣和徐新建们最为青睐的市场。在太阳雨的盘子中，城市和农村（县城及以下）的市场份额比例是3∶7。这一选择自然是因为农村的建筑更适合安装太阳能热水器，而在城市发展则存在着种种障碍。
不少生于1960年代及之前的中国企业家仍将毛泽东思想视为自己的精神资源，“农村包围城市”于是在许多商业领域被复制。太阳能热水器如今在农村的铺货通路，与十几年前以三株口服液为代表的保健品最为红火的年代里用的方法几无二致。除了因为热水器的个头较大、单价较高而不必采用人海战术外，广招代理商、广告轰炸、口碑营销均是通用的法宝，其中30个人规模的乡镇活动和人缘好或德高望重者的现场说法最为奏效。
四季沐歌（徐新建创的另一个品牌）公司营销副总经理高峰将农村的消费归纳为“三性”——爆发性、盲目性、推动性。他在河南农村曾遇到一件令人哭笑不得的事情：一位家庭收入中等的老太太选购了高档的太阳能热水器，原因是“颜色是绿色的才比较可靠”。
徐新建亦时常碰到此等“怪事”。2008年冬，徐新建在安徽农村看到一位老汉买了两台均价3500元左右的太阳能热水器，颇感好奇，便问原因，老汉的回答是另一台买给女儿，而之所以买大型机的原因是“冬天可同时用来洗菜洗碗、洗衣服、给猪拌食”。
“农民们富裕起来后，攀比心理窜得更高，‘精打细算’这个词已经不太是他们的专用词汇了。”徐新建说。
靠市场还是靠政策？
太阳能热水器获得下乡资格并不顺畅，它是晚于储水式电热水器和燃气热水器的，并曾“意外落选”。“在二次冲关过程中，行业协会以及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起到了重要作用。”徐新建说，他的另两个头衔是全国工商联新能源商会副会长、中国太阳能热利用产业联盟副理事长。
说太阳能热水器“搭了家电下乡的便车”似乎并不合适。与电视机等产品不同，热水器的主市场原本就是农村市场，有调查数据显示，在山东、江苏、浙江等省一些富裕的农村，热水器的平均推广率达到70%。
这也正是黄鸣对太阳能热水器下乡心存疑虑的原因，他担心的是“劣币驱逐良币”现象的发生。他曾写过一篇题为《建议“太阳能下乡”取消“两限”（编者注：最高限价和规格限制）》的文章，洋洋洒洒几千字，据理力陈。
太阳能热水器貌似搭的是新能源的便车。如今在“绿色政治”“低碳政治”的潮流中，地方政府几乎可以随性地“画饼”，而不去考虑泡沫大小——譬如在江苏省新能源产业规划中，2009年的销售收入是1800亿元，2011年就要达到4500亿元。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1800亿元和4500亿元当中，均不包括太阳能热水器行业。这令徐新建多少有些沮丧：“我们这个行当现在的产值还是太小了”，他彼时用“我们靠市场化生存”来自我安慰。
直到去年11月30日，温家宝总理在第五届中欧工商峰会上的讲话中，第一次提到了太阳能热水器的贡献。在随后全球关注的哥本哈根会议中，他再一次强调了中国太阳能热水器集热面积全球第一。
这一信号被行业无限放大。徐新建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的两个小时中，三次提及，难掩兴奋。他先前的自我安慰和如今的兴奋，隐喻的是中国新兴产业的一种窘境——一方面相信市场的力量，另一方面又不免期待政策的魔力。他为太阳雨制定了一个“533100计划”，意思是用5年时间使员工达到3万人，并带动30万人就业，最终将太阳雨打造成中国太阳能光热产业里首个超百亿的企业。
向上索要政策，向下攻占市场。太阳能热水器龙头企业之间的交流并不多。徐新建与黄鸣相互了解，但算不上熟识。不过这不意味着这个行当不注重横向合作。由于热水器的“个头”较大，安装繁琐，不像电视一样回家就能看，售后服务显得尤为重要，一年前徐新建一口气订了1万台长安面包车，这是长安汽车有史以来最大一笔企业采购订单，长安汽车董事长徐留平对此颇感诧异。加上汽车产业调整振兴规划、补贴细则即将出台的刺激，2009年2月中旬，长安汽车的股票逆势拉出5个涨停。
“我当时给他留了一笔账，中国有4万多个乡镇，50多万个行政村，一个村购一台也不算多，何况1万台。”徐新建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他听后恍然大悟，随即加大了对大客户部的重视力度。我现在去长安，他们视我为座上宾，老板亲自端茶倒水，还真让我有些不太适应。”
政策驱动下的扩张潮
总理为行业当“司机”和“导航”，这使得各地重新审视对太阳能热水器的重视程度。《南方日报》曾发表一则题为《广东太阳能丰富 但太阳能热水器使用率仅2%》的报道，探寻热水器在广东“叫好不叫座”，和一些城市居民到现在还需“偷装”的原因。
而黄鸣的老家山东德州则通过盘点“百万屋顶”“千村浴室”等计划来展示当地太阳能热水器产量占全国十分之一份额的能量和肚量——德州市建委一位负责人称一台市场售价3000元的热水器，当地农民只需花1000多元就能买到，而且安装管件免费。
舆论渲染的效果之一，是使得这个行业中的大型企业愈发重视话语权的猎取，和上游资源的捕捉与勾兑。譬如黄鸣正在谋划如何在自家门前举办的2010“世界太阳城大会”上有不俗表现，而江苏华扬、太阳宝等企业分别声称参与了与不同机构合作的“行业标准”的制订工作……
徐新建的做法之一是，2009年11月底办了一个“百万台热水器下线暨十周年”的仪式，为自己庆生，打的是行业的噱头——“太阳能光热行业首家年产量突破百万的企业”，苏宁电器董事长张近东等人也前来捧场，真可谓一箭双雕。
在层层的补贴潮中，地方保护主义的边界也变得模糊了。加上逐鹿的众企业参差不齐，以及海尔等家电巨头企业也来分羹，尽管大伙儿心里都明白，当下的重头戏应当是渠道的深入变革——盘活存货，产品细分与功能诉求——譬如专门针对女性或是“会唱歌”（带MP3功能）的热水器。但在现实世界里的商战中，企业们反而更愿意比拼谁的“腰板”更硬。
“直观上来看，这可以称作品牌之争，或言‘大鱼吃小鱼’的行业整合拉开帷幕，问题是这种整合不尽理性，因为龙头企业也未必敢说自己在江湖上站稳了脚跟。”江苏另一家太阳能热水器企业的负责人称。
印证他的判断并非难事。许多太阳能热水器企业过去几年发展飞快（如今行业企业超过3000家），一味求规模，结果埋下了一些隐患。徐新建也常对此反思，浙江、黑龙江、山东、湖北等个别县市的太阳雨经销商不久前不约而同在网上发出声音，对自己遭遇“一山两虎”的窘境公布于众，“我们希望与太阳雨一起发财，但现实总是太无奈，太阳雨的摊子大了，管理的步调慢了一拍。”太阳雨浙江松阳县总代理何金法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说。
太阳雨的隐痛映射的其实是大企业病、行业通病——前脚迈进了新天地，后脚还留在旧社会。有人说，太阳能热水器行业的急速扩张，应当从十多年前本土快餐品牌“红高粱”的宿命中吸取教训，红高粱当年“挑战洋快餐”声势浩大，但却落得关门的宿命，后来几度东山再起，却总是苟延残喘。
尴尬在于，对于太阳能热水器行业的多数龙头企业来说，他们并不怕烧钱，也不害怕赌输，只担心自己错过了最好的扩张时机——徐新建称太阳雨集团2009年的营收为20亿，而他的目标是5年后100亿。
这也是包括太阳雨、皇明、桑乐等眼前多数具备规模的热水器企业紧锣密鼓筹备上市的发端。
2009年7月，一些猎头招聘网站发出太阳雨诚招投融资主管的信息，今年1月，又添“上市主任”的职位，“工作描述”中这样写道：“国内外主板和创业板上市战略选择，上市前管理费用改制法律实务操作……”
而在2010年1月25日和26日的新一轮家电下乡招标会上，与彩电、冰箱等招标现场人气冷清不同，太阳能热水器招标分外火爆，近280家企业投标，创下家电下乡单品投标企业数的新纪录。
文/东方愚 《周末画报》企业家贤内助专栏之2
“黄老板回来了？”2009年7月6日这天，创维深圳总部，一些职员竟是从网上知晓的创维创始人黄宏生出狱并回到家中的消息，只怨身在此山中啊。“怪不得今天公司股票盘中升至2港元——一年来的新高，原来是在向老板致意呢。”其中一位职员半玩笑半认真地说。
更猛的致意还在后头。一个月后，创维股价翻番，至2009年底的半年中，升幅接近400%。创维的最大持股人为林卫平，持有创维9.06亿股，占总股份的39.7%。创维曾在公告中特别声称，因林卫平是黄宏生的配偶，因此黄宏生被视为持有创维39.7%的股份。
打个不尽恰当的比方，黄宏生就像古代的范蠡，不同之处是前者一直是给自己打工，而后者曾效力于越王勾践。而相通之处是，都是头脑聪明的家伙，都是商界巨贾，而且，都从牢狱和女人身上受益良多。黄宏生的“西施”正是林卫平。
细数中国企业家的贤内助，同窗婚姻的类型，为数并不多。黄宏生和林卫平便是其中一例。他俩都是华南理工大学无线电工程系（电信学院前身）1977级的学生。
1977年是文革后中国恢复高考的第一年，关闭了长达十年之久的大学校门向570万考生敞开。这一年的高考，是一代人人生际遇的新起点。黄宏生和林卫平进入了华南理工大学，他们的同班同学还有后来创办TCL的李东生、创办京信通信的霍东龄、创办德生电器的梁伟等人。他们在华南理工大学的班级名称是“50177”， 501指华南理工大学无线电技术专业，代号50177即表示1977年入学的无线电技术专业学生。
黄宏生事业大起大落的频繁似乎为每4年一次：1988年创立创维，出师不利，屡陷困境；1992年，欧洲市场出现创维身影，创维集团同年成立，4年后成为深圳纳税大户第3名；2000年，创维于香港上市，黄宏生名声大震，同年，陆强华等核心团队集团出走，创维元气大伤；2004年，黄宏生被香港廉政公署拘捕，两年后以与胞弟一起“串谋”黄母，“盗取”创维2500万股认股权及5000余万元顾问费被判处6年监禁……
所以，当50177班的同窗们纪念恢复高考30周年时，人群中没有黄宏生和林卫平。因为彼时黄宏生正在香港监狱服刑。
2004年圣诞节前一天，即黄宏生事发后不久，处于旋涡中的黄宏生辞去了创维董事局主席和执行董事职务，任非执行主席和非执行董事。同时妻子林卫平、弟弟黄培升、母亲罗玉英等黄氏家族成员亦辞去了在创维的一切职务。此前林卫平的职务是创维海外采购部总监。这一举措被外界普通理解为创维开始淡化家族企业色彩的开始。
直到2006年创维复牌一个月后、这一年情人节后两天，创维发布公告称林卫平84万港币年薪任创维执行董事，不享受公司分红。这一举措又一次改变了人们的判断：黄氏家族成员还是要重掌创维大权？
这中间发生了什么呢？黄宏生被拘后一直拒不认罪，共被提审八次，至2006年1月19日的前七次都被保释侯审，1月20日的第八次提审，一直为外界传说的举报人首次亮相。黄宏生最后没能逃脱罪责，黄氏家族商量后，决定让未受牵连的林卫平重新上位。7月13日，黄氏兄弟二人串谋盗窃等7项罪名成立，各被香港区域法院判处有期徒刑6年。1个月后，黄宏生辞任在创维的一切职务。
黄宏生被关在了香港赤柱监狱。他是赤柱监狱里的大忙人，一边是每月要接访林卫平、张学斌等亲人及公司高管，指点江山，交流对企业发展的看法，一边要阅读高管们送来的创维的各式报表和书刊，同时，他还做起“专栏作者”来——不断给创维董事局写信，其中一些陆续刊发于创维的内刊上。他在入狱不久就写信给创维高层，号召大家节约成本，推荐《砍掉成本》，“要好好读‘砍掉面子’的部分…”这使林卫平非常动容。
林卫平为何动容？尽管林卫平曾试着舒缓黄宏生的偏执，但收效甚微，特别是在管理上，黄宏生曾是一个非常执拗、要面子的人。直到2000年时任创维总经理的陆强华带领逾百名创维团队核心成员和片区经理离开，黄宏生大惊失色，遂有所反思。并逐渐意识到了自己专断、傲慢的性格缺陷——尽管这些缺陷可能要溯源到一个草莽创业年代的局限性，然而，未曾料到的是，正当创维创维扶摇直上时，黄宏生却身陷囹圄。
林卫平是黄宏生坚实的后盾。从未在公众场合抛头露面。不过，2008年2月至4月，林卫平9次入市，以每股约0.745港元的价格买入382.6万股创维股票的举动，颇受传媒关注：由于从4月19日至5月28日，创维接连9次回购公司股票，回购均价为0.8港元，回购数量超过1000万股。这使得创维股价从4月下旬开始展开一波强势反弹的，不足20个交易日，涨幅将近50%。
传媒对此颇多质疑，而黄林二人丝毫并不在意。一来创维高管回应称公司回购股份和黄宏生提前增持不存在关联。二来，因为林卫平并非自己购买股票，而是受托帮黄宏生购买。尽管黄宏生仍是创维的第一大股东，但并不是公司董事，根据香港联交所相关规定，其购买前无须通知公司。
真是一箭双雕。也非常具有反讽味道——黄宏生被判入狱的罪名是“盗窃”了股民的钱，而现在，他光明正大地增持自家股票，与公司回购一起演起“双簧”。
2009年7月4日，黄宏生提前以保释方式获得自由。这映证了早先创维内部人士向笔者透露的黄宏生“有望于2009年内出狱”的消息。两天后创维发布公告时，创维的股价突破2港元，创出一年来的新高。5年月后，创维股价攀升至8.4港元，是一年多前创维回购前股价的近10倍！
2009年下半年，有人在创维的卖场上见到过黄宏生，他现在像是个“悠闲的资本家”，这也是他10年来在浮浮沉沉中不断蜕变和自我救赎的结果。一次剧变，两种人生。这便是“双黄记”的寓意。黄宏生现在正如《缔造苹果神话》一书作者杰弗里•扬对乔布斯的评价一样：“他已不是一位站在河边根据自己的命令改变河流流向的‘统治者’了。他现在只能算作是一艘顺流而下的小船的船长，他引领着这条船的前行，他的身后是喊着号子拼命加油的船员。”
“黄老板回来了？”2009年7月6日这天，创维深圳总部，一些职员竟是从网上知晓的创维创始人黄宏生出狱并回到家中的消息，只怨身在此山中啊。“怪不得今天公司股票盘中升至2港元——一年来的新高，原来是在向老板致意呢。”其中一位职员半玩笑半认真地说。
更猛的致意还在后头。一个月后，创维股价翻番，至2009年底的半年中，升幅接近400%。创维的最大持股人为林卫平，持有创维9.06亿股，占总股份的39.7%。创维曾在公告中特别声称，因林卫平是黄宏生的配偶，因此黄宏生被视为持有创维39.7%的股份。
打个不尽恰当的比方，黄宏生就像古代的范蠡，不同之处是前者一直是给自己打工，而后者曾效力于越王勾践。而相通之处是，都是头脑聪明的家伙，都是商界巨贾，而且，都从牢狱和女人身上受益良多。黄宏生的“西施”正是林卫平。
细数中国企业家的贤内助，同窗婚姻的类型，为数并不多。黄宏生和林卫平便是其中一例。他俩都是华南理工大学无线电工程系（电信学院前身）1977级的学生。
1977年是文革后中国恢复高考的第一年，关闭了长达十年之久的大学校门向570万考生敞开。这一年的高考，是一代人人生际遇的新起点。黄宏生和林卫平进入了华南理工大学，他们的同班同学还有后来创办TCL的李东生、创办京信通信的霍东龄、创办德生电器的梁伟等人。他们在华南理工大学的班级名称是“50177”， 501指华南理工大学无线电技术专业，代号50177即表示1977年入学的无线电技术专业学生。
黄宏生事业大起大落的频繁似乎为每4年一次：1988年创立创维，出师不利，屡陷困境；1992年，欧洲市场出现创维身影，创维集团同年成立，4年后成为深圳纳税大户第3名；2000年，创维于香港上市，黄宏生名声大震，同年，陆强华等核心团队集团出走，创维元气大伤；2004年，黄宏生被香港廉政公署拘捕，两年后以与胞弟一起“串谋”黄母，“盗取”创维2500万股认股权及5000余万元顾问费被判处6年监禁……
所以，当50177班的同窗们纪念恢复高考30周年时，人群中没有黄宏生和林卫平。因为彼时黄宏生正在香港监狱服刑。
2004年圣诞节前一天，即黄宏生事发后不久，处于旋涡中的黄宏生辞去了创维董事局主席和执行董事职务，任非执行主席和非执行董事。同时妻子林卫平、弟弟黄培升、母亲罗玉英等黄氏家族成员亦辞去了在创维的一切职务。此前林卫平的职务是创维海外采购部总监。这一举措被外界普通理解为创维开始淡化家族企业色彩的开始。
直到2006年创维复牌一个月后、这一年情人节后两天，创维发布公告称林卫平84万港币年薪任创维执行董事，不享受公司分红。这一举措又一次改变了人们的判断：黄氏家族成员还是要重掌创维大权？
这中间发生了什么呢？黄宏生被拘后一直拒不认罪，共被提审八次，至2006年1月19日的前七次都被保释侯审，1月20日的第八次提审，一直为外界传说的举报人首次亮相。黄宏生最后没能逃脱罪责，黄氏家族商量后，决定让未受牵连的林卫平重新上位。7月13日，黄氏兄弟二人串谋盗窃等7项罪名成立，各被香港区域法院判处有期徒刑6年。1个月后，黄宏生辞任在创维的一切职务。
黄宏生被关在了香港赤柱监狱。他是赤柱监狱里的大忙人，一边是每月要接访林卫平、张学斌等亲人及公司高管，指点江山，交流对企业发展的看法，一边要阅读高管们送来的创维的各式报表和书刊，同时，他还做起“专栏作者”来——不断给创维董事局写信，其中一些陆续刊发于创维的内刊上。他在入狱不久就写信给创维高层，号召大家节约成本，推荐《砍掉成本》，“要好好读‘砍掉面子’的部分…”这使林卫平非常动容。
林卫平为何动容？尽管林卫平曾试着舒缓黄宏生的偏执，但收效甚微，特别是在管理上，黄宏生曾是一个非常执拗、要面子的人。直到2000年时任创维总经理的陆强华带领逾百名创维团队核心成员和片区经理离开，黄宏生大惊失色，遂有所反思。并逐渐意识到了自己专断、傲慢的性格缺陷——尽管这些缺陷可能要溯源到一个草莽创业年代的局限性，然而，未曾料到的是，正当创维创维扶摇直上时，黄宏生却身陷囹圄。
林卫平是黄宏生坚实的后盾。从未在公众场合抛头露面。不过，2008年2月至4月，林卫平9次入市，以每股约0.745港元的价格买入382.6万股创维股票的举动，颇受传媒关注：由于从4月19日至5月28日，创维接连9次回购公司股票，回购均价为0.8港元，回购数量超过1000万股。这使得创维股价从4月下旬开始展开一波强势反弹的，不足20个交易日，涨幅将近50%。
传媒对此颇多质疑，而黄林二人丝毫并不在意。一来创维高管回应称公司回购股份和黄宏生提前增持不存在关联。二来，因为林卫平并非自己购买股票，而是受托帮黄宏生购买。尽管黄宏生仍是创维的第一大股东，但并不是公司董事，根据香港联交所相关规定，其购买前无须通知公司。
真是一箭双雕。也非常具有反讽味道——黄宏生被判入狱的罪名是“盗窃”了股民的钱，而现在，他光明正大地增持自家股票，与公司回购一起演起“双簧”。
2009年7月4日，黄宏生提前以保释方式获得自由。这映证了早先创维内部人士向笔者透露的黄宏生“有望于2009年内出狱”的消息。两天后创维发布公告时，创维的股价突破2港元，创出一年来的新高。5年月后，创维股价攀升至8.4港元，是一年多前创维回购前股价的近10倍！
2009年下半年，有人在创维的卖场上见到过黄宏生，他现在像是个“悠闲的资本家”，这也是他10年来在浮浮沉沉中不断蜕变和自我救赎的结果。一次剧变，两种人生。这便是“双黄记”的寓意。黄宏生现在正如《缔造苹果神话》一书作者杰弗里•扬对乔布斯的评价一样：“他已不是一位站在河边根据自己的命令改变河流流向的‘统治者’了。他现在只能算作是一艘顺流而下的小船的船长，他引领着这条船的前行，他的身后是喊着号子拼命加油的船员。”
昨晚看了一部美国电影The Rebound，中文名是《姐弟恋》，后一个名字更直白一些。一位40岁的刚离婚的母亲，带着两个孩子，如何与一位大学毕业不久、24岁的小青年产生火花，最后到了一起。
你一听，会说，这是个大俗、让人难以有兴奋的话题。不错，但是看完它，你还是会有所触动。结局其实是“雅”的，那便是，两个人分开了五年后，不同的轨迹，不同的步调，最后还能重回原点，牵起对方的手。特别是对于一个80后的年轻人，用5年的时间，想清楚自己到底要的是什么，这很难得。舍弃往往是最难的，经济学上称之为机会成本。
并不是因为我也是80后而发出上述感慨。“不过是个电影而已”。但我觉得，周遭越是冰冷，内心越应饱含热度，哪怕是沮丧的压抑的热度。同样，并不是因为我和老婆也是姐弟恋而心有戚戚，俺只是追随内心的感觉而已。
有趣的是，听说我和老婆能“抱两块金砖”时，有朋友的反应先是惊讶，然后问：“你们现在怎么样？”潜台词是，好景一般不会长。这自然不是诅咒，在这个不得不充满怀疑的国度里，当性子被慢慢磨平，悲观就成为你的一种性格了。这个时候，我的回答，往往是吊诡地笑上一笑，然后说：“很不幸，我们倍儿幸福。”
最近游手好闲，无所事事。春节前最后的一篇财经人物报道，周二晚上终于憋出来了。周二对好多南方周末的同事来说，就像是个五味杂陈的梦魇。我写中国富豪一年半，算是收了一个疲倦和困顿的尾，大体5月会结集出版。春节后我就改写小财经人物报道了，何谓“小”，举俩例，一如2009年年中我做过的福建同康村民因解禁暴富却不快乐的报道(陈志武教授在《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的答案之一是“无股权不富”，另一个命题他没回答：为什么中国人因股权而富却不快乐)，又如我现在开始操作的在OTC市场(即柜台交易，买卖非上市公司股份的市场)疯狂掘金的群体，小财经人物的价值和改写历史的戏剧性丝毫不逊色于大富翁们——想想《人类群体闪耀时》中“发现黄金国”的故事。
最兴奋的一件事，是我在1月下旬走出了长达半年的写作纠结期。拉我一把的，是李浔阳老兄。这位博览群书，如隐士一般的老兄有一天与我的聊天，让我豁然开朗。那种兴奋然，即使不像范进中举，也八九不离十了。我甚至把聊天记录整理，起了标题—–《如何走出写作困境》，然后打印出来，又琢磨一番，存到了自己电脑里的日记中。
在此前一天，我受周末画报财富版之邀，与他们聊人物报道，聊写作。聊到写作困境时，我说我现在就在困境中，更应是个取经者，而不是讲演者。那天大家聊了几条，正如在南方周末跟同事们聊的，大都是方法论。而第二天，李浔阳兄，是在理念上点拨了我一下——你为什么而写？醍醐灌顶的感觉，让我想起电影《姐弟恋》的另一个名称(其实是直译名) 《爱情逆转胜》。
这几天在看一本书，是去年11月份从台北买回的，《黑暗大布局：中国的非洲经济版图》。非洲在普通中国人心中的印象，被长期以来的宣传意识形态化了，被扭曲了。你不懂非洲，正如你不懂海地。严震生和林郁方的译者序的标题是《一窥“中国非洲”的真貌》…
这几天还有一件让人兴奋的事，是Asian Godfathers(亚洲教父)终于出了中文版。真让人开心。我在香港买了英文版半年，一直没静下心来读(当然，英语水平退化让人惭愧)，今年1月，台湾出了繁体版。第一时间让朋友帮着买了一本。
最近开始读一些小说。其实是补课。中学时学的是理科，大学和研究生又全学的是财经，工具主义、实用主义一直主导着自己的阅读（别给自己找理由，大家知道的知名作家多数是理科男女）。走啊走，写啊写，写了五年，发现自己的东西太硬了，直到现在必须有所改变——真正有力的文字大都是谐谑性的，就像男人真正有力的物什平时总是软绵绵的一样。
若说最近读到的好的一些文章，首先是投资人安普若从财经角度解读的章子怡泼墨门的文章，是专业的、靠谱的。值得一读。然后，是《中国改革》上一文《纳粹德国是怎样控制舆论的》，借古喻今，你会若有所思。再有就是我们报社内部网上贴的章敬平兄写的《张英：英雄是怎样炼成的》一短文，对我触动挺大，张英兄是连续几年南方周末第一支笔，区别于李海鹏们的灵动，他靠的法宝是老黄牛式的勤勉。章敬平在文章最后说：“有一天，我听张英说，很多时候，他很累。在没人为他喝彩的时候，他就自己给自己鼓劲，一个年届四十的男人，会在某一个突然醒来的早晨，对着镜头，挥舞着拳头，鼓励自己，向前，向前，向前!”
还是那句话，要追随自己的内心。再回到姐弟恋的话题上，去年10月的一天我到北京出差，和一家财经媒体的主编喝酒，喝到酣处，他很迷离地眼睛看着我，说：你知道我老婆比我大几岁吗？我问，几岁。他伸出手指：六岁。我回答道：哦。他很吃惊地看着我：六岁啊。我心里想，切，这不是小巫见大巫吗，继续不甩他：“那又怎么样？！”
你一听，会说，这是个大俗、让人难以有兴奋的话题。不错，但是看完它，你还是会有所触动。结局其实是“雅”的，那便是，两个人分开了五年后，不同的轨迹，不同的步调，最后还能重回原点，牵起对方的手。特别是对于一个80后的年轻人，用5年的时间，想清楚自己到底要的是什么，这很难得。舍弃往往是最难的，经济学上称之为机会成本。
并不是因为我也是80后而发出上述感慨。“不过是个电影而已”。但我觉得，周遭越是冰冷，内心越应饱含热度，哪怕是沮丧的压抑的热度。同样，并不是因为我和老婆也是姐弟恋而心有戚戚，俺只是追随内心的感觉而已。
有趣的是，听说我和老婆能“抱两块金砖”时，有朋友的反应先是惊讶，然后问：“你们现在怎么样？”潜台词是，好景一般不会长。这自然不是诅咒，在这个不得不充满怀疑的国度里，当性子被慢慢磨平，悲观就成为你的一种性格了。这个时候，我的回答，往往是吊诡地笑上一笑，然后说：“很不幸，我们倍儿幸福。”
最近游手好闲，无所事事。春节前最后的一篇财经人物报道，周二晚上终于憋出来了。周二对好多南方周末的同事来说，就像是个五味杂陈的梦魇。我写中国富豪一年半，算是收了一个疲倦和困顿的尾，大体5月会结集出版。春节后我就改写小财经人物报道了，何谓“小”，举俩例，一如2009年年中我做过的福建同康村民因解禁暴富却不快乐的报道(陈志武教授在《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的答案之一是“无股权不富”，另一个命题他没回答：为什么中国人因股权而富却不快乐)，又如我现在开始操作的在OTC市场(即柜台交易，买卖非上市公司股份的市场)疯狂掘金的群体，小财经人物的价值和改写历史的戏剧性丝毫不逊色于大富翁们——想想《人类群体闪耀时》中“发现黄金国”的故事。
最兴奋的一件事，是我在1月下旬走出了长达半年的写作纠结期。拉我一把的，是李浔阳老兄。这位博览群书，如隐士一般的老兄有一天与我的聊天，让我豁然开朗。那种兴奋然，即使不像范进中举，也八九不离十了。我甚至把聊天记录整理，起了标题—–《如何走出写作困境》，然后打印出来，又琢磨一番，存到了自己电脑里的日记中。
在此前一天，我受周末画报财富版之邀，与他们聊人物报道，聊写作。聊到写作困境时，我说我现在就在困境中，更应是个取经者，而不是讲演者。那天大家聊了几条，正如在南方周末跟同事们聊的，大都是方法论。而第二天，李浔阳兄，是在理念上点拨了我一下——你为什么而写？醍醐灌顶的感觉，让我想起电影《姐弟恋》的另一个名称(其实是直译名) 《爱情逆转胜》。
这几天在看一本书，是去年11月份从台北买回的，《黑暗大布局：中国的非洲经济版图》。非洲在普通中国人心中的印象，被长期以来的宣传意识形态化了，被扭曲了。你不懂非洲，正如你不懂海地。严震生和林郁方的译者序的标题是《一窥“中国非洲”的真貌》…
这几天还有一件让人兴奋的事，是Asian Godfathers(亚洲教父)终于出了中文版。真让人开心。我在香港买了英文版半年，一直没静下心来读(当然，英语水平退化让人惭愧)，今年1月，台湾出了繁体版。第一时间让朋友帮着买了一本。
最近开始读一些小说。其实是补课。中学时学的是理科，大学和研究生又全学的是财经，工具主义、实用主义一直主导着自己的阅读（别给自己找理由，大家知道的知名作家多数是理科男女）。走啊走，写啊写，写了五年，发现自己的东西太硬了，直到现在必须有所改变——真正有力的文字大都是谐谑性的，就像男人真正有力的物什平时总是软绵绵的一样。
若说最近读到的好的一些文章，首先是投资人安普若从财经角度解读的章子怡泼墨门的文章，是专业的、靠谱的。值得一读。然后，是《中国改革》上一文《纳粹德国是怎样控制舆论的》，借古喻今，你会若有所思。再有就是我们报社内部网上贴的章敬平兄写的《张英：英雄是怎样炼成的》一短文，对我触动挺大，张英兄是连续几年南方周末第一支笔，区别于李海鹏们的灵动，他靠的法宝是老黄牛式的勤勉。章敬平在文章最后说：“有一天，我听张英说，很多时候，他很累。在没人为他喝彩的时候，他就自己给自己鼓劲，一个年届四十的男人，会在某一个突然醒来的早晨，对着镜头，挥舞着拳头，鼓励自己，向前，向前，向前!”
还是那句话，要追随自己的内心。再回到姐弟恋的话题上，去年10月的一天我到北京出差，和一家财经媒体的主编喝酒，喝到酣处，他很迷离地眼睛看着我，说：你知道我老婆比我大几岁吗？我问，几岁。他伸出手指：六岁。我回答道：哦。他很吃惊地看着我：六岁啊。我心里想，切，这不是小巫见大巫吗，继续不甩他：“那又怎么样？！”
这两天读到一本好书，《契诃夫的一生》，是内米洛夫斯基的作品。我不知道如何形容这本只有160多页的小书带给我的惊喜，收获和启发。我像个孩子一样开心。
内米洛夫斯基的文字简洁，温暖。尤其是后者，在书的最后一页体现得淋漓尽致。他引用了高尔基的回忆文字，一口棺材放在一节绿皮车厢里，人群中有一部分
人，稀稀落落聚集在火车站，把契诃夫的棺材错认为是凯勒尔将军的。当他们终于明白自己弄错了的时候，一些乐天派开始微笑，而后傻笑起来。在契诃夫的棺材后面，缓缓前行着一小拨人，如此而已。“我尤其记得两个律师”，高尔基说，“都穿着崭新的皮鞋，戴着鲜艳的领带——好像刚刚订婚。我走在他们后面，听到其中一个，正在谈论狗的智力；另一个我不认识，正在炫耀着自己的别墅如何舒服…”
引用完高尔基的场景描写后，内米洛夫斯基写了一段话，也是此书的结尾：“然而，在无动于衷的人群中，契诃夫的妻子和母亲紧紧地偎依着，互相搀扶。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当中，契诃夫曾经真正深爱过的，惟有他们俩。”
正如她在书中所认同的一位评论家对莫伯桑和契诃夫的小说进行比较的评论一样：“莫伯桑最好的小说的败笔之处，在于它们牵强的特性，即竭力想达到某个顶峰，实现某种效果。而契诃夫则渴望着营造出音乐流淌般的感受。他小说结尾，或多或少，都带有清亮悠远的回声。”她的文字一如契诃夫的文字一样清辙有力。
我是在说一本我喜欢的书，因为我从书中如小蝌蚪跳跃的文字当中，读到了触动我心灵的细腻和文风。也让我看到了我一直以来写作最大的败笔所在—— 比莫伯桑差一百倍的“牵强的特性，想竭力达到顶峰，实现某种效果”，结果却显得矫情、事与愿违。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我的编辑正在改动这周要发在南方周末上的一篇财经人物稿件，他给我发来邮件，这样写道：
但他有时候也不免泄气。他眼睛不是太好，拉开办公室的窗帘，看着公司大院里匆忙走过的人们，想起自己连个像样的办公室都没有（他的公司总部一直蜗居在一幢两层的平房中），叹口气自言自语：“我这么疯狂往前冲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我的感觉是，这样的句子略显矫情，以前的稿子也有，总是看着不太舒服。富豪的烦恼是有，但自言自语式的方式不好，有事实倒是可以表现。
我笑了。开始自嘲。然后再笑——感谢内米洛夫斯基。
这几天最开心的事，是自己找回了流畅写作和表达的感觉。不再是对着电脑一发呆就是几个小时。我今天上午花了三个小时竟然写完了我新书中的4000多字的一小节。这在之前陷入写作困境时，要花一天时间的——而且还是采访完成以及资料齐备的前提下。下午到报社打球，晚上则一气呵成写完了给上海证券报的一篇专栏文章。
今天的充实让我自己都感到诧异。要知道整个2010年的1月份，我是几乎没有写字的——写不出来——尽管创作欲很强，有不少好玩的东西可写且有了一定的思路。这就像一个心仪已久的漂亮姑娘凑过来性感的双唇让你吻她时，你很尴尬地说：对不起，我中午在兰州拉面吃大蒜了。
这几天看过一个谭咏麟的访谈节目，感觉挺好。他说到的一些细节，和对“心中富有”的解释让我有所触动，他不是在演戏。另外我还看了一部电影，——一美国影片《在云端》，描述在金融危机中专门帮各公司炒鱿鱼的一个“飞的族”(1年有322天在云端)的生活状态。小众的小生活，引发大共鸣，获得了奥斯卡6项提名。同时看了《在云端》和《孔子》的人们，就明白什么叫小而有力和丰满圆润，什么叫大而疲软和空洞无物。林楚方老兄写的《孔子》观后感一针见血。闲暇时我会写个《在云端》的影评，和经济观察报合作“电影里的财经”专栏，玩玩混搭，能刺激自己荷尔蒙的分泌。做人其实和写作一样，内心认真，但手法要轻松灵活，有趣、好玩、性感，就像最新一期《男人装》的一个专题名字一样——一本正经地不要脸。
内米洛夫斯基的文字简洁，温暖。尤其是后者，在书的最后一页体现得淋漓尽致。他引用了高尔基的回忆文字，一口棺材放在一节绿皮车厢里，人群中有一部分
人，稀稀落落聚集在火车站，把契诃夫的棺材错认为是凯勒尔将军的。当他们终于明白自己弄错了的时候，一些乐天派开始微笑，而后傻笑起来。在契诃夫的棺材后面，缓缓前行着一小拨人，如此而已。“我尤其记得两个律师”，高尔基说，“都穿着崭新的皮鞋，戴着鲜艳的领带——好像刚刚订婚。我走在他们后面，听到其中一个，正在谈论狗的智力；另一个我不认识，正在炫耀着自己的别墅如何舒服…”引用完高尔基的场景描写后，内米洛夫斯基写了一段话，也是此书的结尾：“然而，在无动于衷的人群中，契诃夫的妻子和母亲紧紧地偎依着，互相搀扶。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当中，契诃夫曾经真正深爱过的，惟有他们俩。”
正如她在书中所认同的一位评论家对莫伯桑和契诃夫的小说进行比较的评论一样：“莫伯桑最好的小说的败笔之处，在于它们牵强的特性，即竭力想达到某个顶峰，实现某种效果。而契诃夫则渴望着营造出音乐流淌般的感受。他小说结尾，或多或少，都带有清亮悠远的回声。”她的文字一如契诃夫的文字一样清辙有力。
我是在说一本我喜欢的书，因为我从书中如小蝌蚪跳跃的文字当中，读到了触动我心灵的细腻和文风。也让我看到了我一直以来写作最大的败笔所在—— 比莫伯桑差一百倍的“牵强的特性，想竭力达到顶峰，实现某种效果”，结果却显得矫情、事与愿违。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我的编辑正在改动这周要发在南方周末上的一篇财经人物稿件，他给我发来邮件，这样写道：
但他有时候也不免泄气。他眼睛不是太好，拉开办公室的窗帘，看着公司大院里匆忙走过的人们，想起自己连个像样的办公室都没有（他的公司总部一直蜗居在一幢两层的平房中），叹口气自言自语：“我这么疯狂往前冲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我的感觉是，这样的句子略显矫情，以前的稿子也有，总是看着不太舒服。富豪的烦恼是有，但自言自语式的方式不好，有事实倒是可以表现。
我笑了。开始自嘲。然后再笑——感谢内米洛夫斯基。
这几天最开心的事，是自己找回了流畅写作和表达的感觉。不再是对着电脑一发呆就是几个小时。我今天上午花了三个小时竟然写完了我新书中的4000多字的一小节。这在之前陷入写作困境时，要花一天时间的——而且还是采访完成以及资料齐备的前提下。下午到报社打球，晚上则一气呵成写完了给上海证券报的一篇专栏文章。
今天的充实让我自己都感到诧异。要知道整个2010年的1月份，我是几乎没有写字的——写不出来——尽管创作欲很强，有不少好玩的东西可写且有了一定的思路。这就像一个心仪已久的漂亮姑娘凑过来性感的双唇让你吻她时，你很尴尬地说：对不起，我中午在兰州拉面吃大蒜了。
这几天看过一个谭咏麟的访谈节目，感觉挺好。他说到的一些细节，和对“心中富有”的解释让我有所触动，他不是在演戏。另外我还看了一部电影，——一美国影片《在云端》，描述在金融危机中专门帮各公司炒鱿鱼的一个“飞的族”(1年有322天在云端)的生活状态。小众的小生活，引发大共鸣，获得了奥斯卡6项提名。同时看了《在云端》和《孔子》的人们，就明白什么叫小而有力和丰满圆润，什么叫大而疲软和空洞无物。林楚方老兄写的《孔子》观后感一针见血。闲暇时我会写个《在云端》的影评，和经济观察报合作“电影里的财经”专栏，玩玩混搭，能刺激自己荷尔蒙的分泌。做人其实和写作一样，内心认真，但手法要轻松灵活，有趣、好玩、性感，就像最新一期《男人装》的一个专题名字一样——一本正经地不要脸。
1、推荐两本书，一旧一新。旧书是2005年9月出版的《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作者弗兰克•富里迪。新书是2009年12月出版的《中国场外交易市场发展报告(2009-2010)》。
2、写作者容易陷入两种纠结，一是在专业方向与宽泛方向对阅读、写作和表达之取舍的困惑，二是对一段时间自己无所事事时就会自责的怪圈。富里迪在《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中这样写道：“在一个知识生产完全受实用主义驱动的世界里，我们已经失去了共同决定如何重视知识和肯定知识的能力。知识更多是学者和专家的财产，而不是公众财产。知识分子不再被鼓励去寻找更大的蓝图，而是受到鼓励回到专业中去发现意义。在这样的环境里，客观知识似乎蒙上了技术的色彩，专家和技术员取代了那些追求更深刻的洞察的人…”
简单来说，一，要广泛阅读、学习、摸索，不要急于自我设限。二，避免工具化的倾向，不要因为一段时间没有生产出“产品”而忽略了在思考和酝酿过程中的进步。
今天上午和周末画报财富版块的采编交流心得，我又提到我最近几个月写不出文章的窘境。不过我已找到了出路，或者不再为这个而纠结了。我们有时太急于寻找所谓的突破口，而不注重踏实、持续地积累了。很多事情是水到渠成的。这句话听起来容易，想明白的人不多。
3、场外交易（OTC）是2010年财经记者们应当密切关注的一个领域。场外交易市场总体方案正在研究制定中，监管层正在拟定非上市公众公司管理办法并研究不同层次市场间的转板制度。记得刘纪鹏在去年末的一次论坛上说，如果说2009年是创业板年，也就是历史上所称的“二板年”，那么2010年可能就是“三板年”，会拉开三板市场的序幕。
2、写作者容易陷入两种纠结，一是在专业方向与宽泛方向对阅读、写作和表达之取舍的困惑，二是对一段时间自己无所事事时就会自责的怪圈。富里迪在《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中这样写道：“在一个知识生产完全受实用主义驱动的世界里，我们已经失去了共同决定如何重视知识和肯定知识的能力。知识更多是学者和专家的财产，而不是公众财产。知识分子不再被鼓励去寻找更大的蓝图，而是受到鼓励回到专业中去发现意义。在这样的环境里，客观知识似乎蒙上了技术的色彩，专家和技术员取代了那些追求更深刻的洞察的人…”
简单来说，一，要广泛阅读、学习、摸索，不要急于自我设限。二，避免工具化的倾向，不要因为一段时间没有生产出“产品”而忽略了在思考和酝酿过程中的进步。
今天上午和周末画报财富版块的采编交流心得，我又提到我最近几个月写不出文章的窘境。不过我已找到了出路，或者不再为这个而纠结了。我们有时太急于寻找所谓的突破口，而不注重踏实、持续地积累了。很多事情是水到渠成的。这句话听起来容易，想明白的人不多。
3、场外交易（OTC）是2010年财经记者们应当密切关注的一个领域。场外交易市场总体方案正在研究制定中，监管层正在拟定非上市公众公司管理办法并研究不同层次市场间的转板制度。记得刘纪鹏在去年末的一次论坛上说，如果说2009年是创业板年，也就是历史上所称的“二板年”，那么2010年可能就是“三板年”，会拉开三板市场的序幕。
1月21日和22日在长隆酒店开年会。21日的晚会最为精彩。向春老师“南方周末电影制片公司”制作的电影《南方周末大阅兵》北京站的同事们合唱的“南瓜泡沫版”《北京欢迎你》最为风趣，对中国的媒体管制冷嘲热讽。各部门演的小品亦是多有才华，从文革戏演到阿凡达，从白毛女到武林内传…
正如十几年前央视评论部内部《东方红时空》晚会的黑色幽默。这几年南方周末虽然颇为内外折腾，但那股气质还在坚守；我们是“跨下”的一代，却不是垮掉的一代。
我只有最多两年的自我规划。我没有什么新闻理想。也从不理解“理想”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只知道，如果自己在媒体干下去，南方周末肯定是最后一站。
这两天我记住了陈明洋老师的一句话。不必牢骚，把一切的不愉快转化为一种愉快才是我们应当做的。
这使我想起来华兹华斯在赞颂法国大革命的一句诗：
在那一黎明，活着就是天赐之福
年轻就等于天堂
部门的讨论会，大家的共识是，南方周末的财经新闻必须是“大众化话题、专业化操作”，不要老是端着。一个人的气质，与它的穿着，是没有必然联系的。动不动讨论中国与世界关系，四万亿的作法，只是一种貌似气势磅礴的自我陶醉罢了。
贴的一张照片，是我们部门演小品上场时拍的（我手里拿的锅是当盾牌的，不过既然没有这么小的盾，还是直接理解为我们背了黑锅好了）。没做什么准备的小品，演的实在不怎么样。我临场写的台词“人是人他妈生的，庄家是装逼的老奶奶生的”“世界上只有两种尤物最喜欢黑夜，一种是鸡，一种是印花税”等，也被一些同事认为太俗而放弃了。其实这正是我们做新闻选题时的病症所在：老是端着。或者说，明明知道通俗才是硬道理，却情不自禁享受孤芳自赏的感觉。美国一位社学学家曾说，知识分子为思想而活，而不是靠思想生活。
正如十几年前央视评论部内部《东方红时空》晚会的黑色幽默。这几年南方周末虽然颇为内外折腾，但那股气质还在坚守；我们是“跨下”的一代，却不是垮掉的一代。
我只有最多两年的自我规划。我没有什么新闻理想。也从不理解“理想”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只知道，如果自己在媒体干下去，南方周末肯定是最后一站。
这两天我记住了陈明洋老师的一句话。不必牢骚，把一切的不愉快转化为一种愉快才是我们应当做的。
这使我想起来华兹华斯在赞颂法国大革命的一句诗：
在那一黎明，活着就是天赐之福
年轻就等于天堂
部门的讨论会，大家的共识是，南方周末的财经新闻必须是“大众化话题、专业化操作”，不要老是端着。一个人的气质，与它的穿着，是没有必然联系的。动不动讨论中国与世界关系，四万亿的作法，只是一种貌似气势磅礴的自我陶醉罢了。
贴的一张照片，是我们部门演小品上场时拍的（我手里拿的锅是当盾牌的，不过既然没有这么小的盾，还是直接理解为我们背了黑锅好了）。没做什么准备的小品，演的实在不怎么样。我临场写的台词“人是人他妈生的，庄家是装逼的老奶奶生的”“世界上只有两种尤物最喜欢黑夜，一种是鸡，一种是印花税”等，也被一些同事认为太俗而放弃了。其实这正是我们做新闻选题时的病症所在：老是端着。或者说，明明知道通俗才是硬道理，却情不自禁享受孤芳自赏的感觉。美国一位社学学家曾说，知识分子为思想而活，而不是靠思想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