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富：城头变幻大王旗
如果有人问你，2009年中国首富是谁？你一定会犯愁。
为什么？因为2009年先后出现了四位“首富”——沈文荣、刘忠田、王传福、许家印。
先是沙钢集团董事长沈文荣5月初成为《新财富》杂志发布的500富人榜的首富（财富为200亿元），随即是忠旺集团在香港挂牌，刘忠田以220亿元的身价被誉为新首富。而分别于今年10月和11月发布的新一届胡润百富榜和福布斯中国富豪榜，首富桂冠均归比亚迪董事长王传福（分别为350亿元和390亿元）；有趣的是，就在福布斯发布富豪榜的11月5日，恒大地产在香港挂牌，许家印以逾400亿元的账面财富，被捧为新首富。
真是眼花缭乱，也非常有趣。从1999年2008年，胡润制榜十年，荣智健家族和黄光裕分别登顶三次，就占去了六年的首富。就算福布斯与胡润的标准各有千秋，但过往几年，同一年出现的中国首富最多不过二人，而到了2009年，两个榜单的首富殊途同归（王传福），但人们却对“首富”这一名词倍感摸不着头脑！
尽管你可能会说，富豪榜是制榜者们的游戏。但是“城头变幻大王旗”，恰恰首先说明了制榜者在游戏中逐渐处于相对弱势。而如果看一看年龄最多相差20岁的沈、刘、王、许四位首富的“制胜秘籍”和民间舆论，对解读当下中国社会的财富观或有一丝启发。
第一，股市仍是制造首富的永动机。忠旺集团在港募资近百亿元，创出彼时的全球最高募资额；王传福有巴菲特的“金手指”，市场预期高涨，比亚迪股价一年里涨了8倍；许家印的首富梦姗姗来迟，虽然自我打折，但最后在李嘉诚等香港大佬们的热捧下，稳当地坐上了首富宝座；四人当中，只有沈文荣为沙钢借壳ST张铜的蜗牛速度而神伤。
事实上人们担忧的不是首富们的资本游戏，而是公司业绩的稳健究竟能持续多久。尽管王传福成为新能源领域的佼佼者，但坊间对其“电池拖着汽车走”以及股价透支未来利润空间的始终存在;许家印的恒大地产受到的置疑更大，他的“围海造田”的真相和与国际资本对赌的代价，总让一些中小投资者心有余悸。
第二，首富们比之前更加注重公司治理，也开始变得低调或更加低调。或许走到他们前面的落马的英雄太多了，如今的首富们私底下或在公开场合开始不讳言自身的软肋，并试图做出或大或小的改变——上市后的许家印收敛了动辄称“他们（指许的手下）都不懂，是我亲自上的”的雷人之举，而刘忠田的家族企业得刘岩及路长青等能人贤者相助与辅佐，为业界所称赞。沙钢的核心管理团队更为稳定，近30年几乎雷打不动，当然也有人质疑其“不注入新鲜血液”的合理性。
第三，民众的仇富心态几乎没有丝毫减弱。富豪榜在中国诞生十年了，从懵懂时对“先富群体”的艳羡到置疑，再到习惯了富豪落马和达人辈出，按说普通民众的仇富心理应当比几年前有所减缓，事实并非如此。就连走“技术路线”而非“政商混搭”的王传福成为新晋首富时，新浪网一项调查显示，70%参与者 “感觉王传福会落马”——我们应责备问卷设计者“不怀好意”，还是感喟民众仇富心理的习惯成自然呢？
第四，“国进民退”加剧了整个社会的财富观陷入一种无序状态。尽管普通民众习惯了仇富，但在一种割裂的财富阵营中，富人群体和政府部门并不会有所顾忌和做出回应，因为不同群体的着眼点是“立而不交”的，“国进民退”显然加剧了民间富豪群体的危机感，于是“乱世出枭雄”的预言在中国这一片资本热土上频频上演。日照钢铁创始人、山东首富杜双华这一年来的沉浮和博弈堪称经典。
城头变幻大王旗，争看朋辈成新富。美国首富最多也就是在比尔•盖茨和巴菲特之间踢皮球，而中国的首富一出现就是半打——财富世界里的中国逻辑着实另类。2009年引人深思的另一起财经事件是，福建首富陈发树捐出他所持“新华都系”股票的九成（市值近80亿元）成立慈善基金，引发了一场争议。褒扬者称“中国巴菲特”开始大步流星，而置疑者则担心，这是不是财富世界里的“钓鱼事件”呢？
圈子、面子和赌性——晋江富豪扎堆上市的文化基因
短短几年间，福建晋江市已有19家公司相继上市。资本市场的放大效应，使人们对于晋江这个仅有百万余人口却品牌林立的弹丸之地兴趣陡增。但走上资本市场，不仅仅意味着财务透明，还使企业不得不加速扩张步伐，对于富于赌性的晋江企业家来说，这是一场名副其实的豪赌。
“谁阻碍上市谁下台”
王良星夹起一块鱼肉，刚要放到嘴里，转身问司机：现在股价多少？“三块六毛五。”
在今年10月份，这种几乎程式化的一问一答，每天至少进行两到三次。一个多月前，利郎和同城的匹克先后登陆香港股市，加上此后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的喜德龙，福建晋江市的上市公司数量已增至19家，这个数字在中国几千个县及县级市中排名第二。隔着台湾海峡，晋江距离金门仅有5.6海里，是一个有百万余人口的县级市。
也许是因为利郎上市后股价即跌破了发行价，也许是对于资本市场的新鲜感，王良星近乎偏执地关心着自己公司的股价。以至于他“现在和朋友们打牌、喝茶的机会少多了”。
他是一位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初，身材保持得不错的中年男人。草根出身，但总是一身时尚装扮。你若问他，将来如果有一天卖掉了家族企业，会不会移居像巴黎等时尚之都时，他会连忙摇头：“不可能的啦……充其量到香港或澳门！”
企业上市，这是王良星20年前所无法想象的事。1988年，26岁的小伙儿王良星到北京捞世界，在一家四合院遇到比他还要小8岁的同乡、后来的安踏董事长丁志忠。20年后，安踏和利郎的年销售额分别为46亿元和11亿元，前者俨然成为晋江运动品牌企业的一介标杆。
安踏于2007年7月在香港成功挂牌后，丁志忠鼓动王良星也加入到资本阵营中来，并把曾在安踏任CFO、后帮自己做财务顾问的倪忠森介绍给了王良星。
事实上，此前一年王良星已在酝酿上市，同时也聘请了一家机构做顾问，当丁志忠推荐倪忠森时，他不假思索地请原先的机构出局，然后把倪的恒润国际视为座上宾。“王、丁二人的关系密切和信任程度可见一斑。”倪忠森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这也是晋江富豪们圈子文化的一处注脚。事实上，除了王良星与丁志忠这种“故交”之外，一些在产品线上存有竞争的企业老板们，同样在私底下谈笑风生——譬如丁志忠发起，在晋江紫帽山圈下几十亩地建造的一座农场，股东就有特步、利郎、九牧王、七匹狼等企业的掌门人或少帅。
晋江企业家喜欢抱团的特点，早就体现在他们过去相互模仿营销手段、集体创牌的行动中，而现在，在企业上市的问题上，他们也有着同样的热情。
安踏当初上市时，丁志忠就曾在内部高层会议上说，上市是“绿色工程”，谁阻碍上市谁下台！
在这种上市冲动的驱使下，晋江企业选择的上市地可谓五花八门，譬如今年除了361度、利郎和匹克在香港上市外，还有鸿星沃登卡在韩国挂牌，至和织造在新加坡挂牌，星泉鞋业甚至选择了马来西亚！
“要么当领头羊，要么做乞丐”
当蜂拥上市与“绿色工程”联系到一起的时候，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考量，这个隐喻似乎都不失精辟。
“上市可以使企业运转更规范、更透明，也算兑现了对高管的激励。”王良星说。
前半句是“普适句式”，而后半句就未必可嫁接到所有的上市公司了。王良星的戏剧性风格再一次显现——他的太太经常抱怨他给的“零花钱”太少，而对利郎高管却分外慷慨。比如利郎副总裁潘荣彬，当年是一家年利润二十多万元的利郎专卖店老板，如今持有3%的公司股份，市值约1.4亿元。
“我在一个类似‘移民城市’的组织里，尝到了‘高薪养人’的甜头。”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不过，拼命三郎的代价是不菲的。在潘接受亿元市值的股票之前，他的妻子由于无法忍受其不分日夜的工作方式，一怒之下选择了离婚。
而“绿色工程”同样也可隐喻为，在合适的时机上市，不但可以在资本市场圈钱，还可以获得政府的“红包”，更重要的是，可将自己过去不太拿得出手的历史“洗白”。
“这其实涉及到晋江民企的原罪话题，”倪忠森说，“这一群体要么是遇到资金困难后试图豪赌解困，要么希望结束过去游走在混沌的游戏规则边缘的日子。”
豪赌几乎是晋江商人的天性。不但是上市，惯常的商业决策也无处不见豪赌的影子。丁志忠当年请孔令辉做代言人，“机”从“危”中来，最后赌了个咸鱼翻生。
王良星同样曾是一位“赌徒”。创业14年后，王良星于2002年遇到了一道几乎迈不过去的坎儿，几乎弹尽粮绝，刚提出不久、日后成为其立足之本的“商务休闲男装”概念就要成镜花水月。王良星决定孤注一掷，到这一年3月28日的北京服装展会上做最后一搏。
这一天，利郎企业史上“最真实的荒诞”一幕出现了，在北京昆仑饭店百平方米的豪华展位，代言人陈道明走秀轰动全场。“整个服装界的感觉是一匹黑马出现了，我们的加盟商一下子从80多个增加到120多个。”利郎副总裁胡诚初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道。
彼时利郎欠债已超过3000万元。展位又要耗费近200万元，签下陈道明数百万元。钱从何来呢？
“请陈道明的钱是我到上海借的。”胡诚初说。其他的资金渠道，则是王良星向朋友举债，甚至通过地下钱庄融资。
“要么做领头羊，要么做乞丐。”这些细节如今王良星已能坦然面对。但于当时命悬一线时，他亦是一度灰心到极点的。只是最后他成了赢家。
有趣的是，当年王良星并不寂寞，兄弟企业劲霸也同时遭遇危机，最后通过柒牌向银行担保借贷6000万元，才躲过一劫。
2004年，利郎销售额突破亿元。一年后，王良星的腰板硬朗多了，他也不再忌讳告诉陈道明当初“六个锅盖十个锅”的有惊无险。彼时陈道明买了辆奔驰车，后又不太喜欢，对王良星开玩笑说，我把车卖给你吧。王良星爽快地答应了，后来他把这辆车送给了父亲，自己又买了一辆。
事后的侥幸成功掩盖了豪赌的风险，人们后来只看到那些幸存的公司，却忽略了晋江也有大批企业倒闭的现实。当地一位投资界人士表示，晋江老板远没有外界传说中那么光鲜。“许多晋江企业的现金流非常糟糕，又不懂得变通，有的就通过借高利贷发工资”。
上市又何尝不是一次豪赌？不过，从商业史上看，豪赌上市比赌一场秀摔跤的可能性要大得多了。
“红包”的哲学
站在被称为世界第一座“开”字形斜拉桥晋江大桥上，你可以看见桥头两侧的“风景”——一边是桥侧宽阔的草地上低头吃草的牛群，一边是名为“易建联”运动品牌的巨幅广告。 而在晋江市区，“香港姚明有限责任公司”就在贵人鸟隔壁。20分钟路程，你还可以去到“奥巴马餐厅”……
如果将桥头的老黄牛视为晋江或整个泉州企业主们埋头苦干的写照的话，“易建联”“姚明”“奥巴马”尽管有山寨之嫌，但从一定程度上亦可视为民间智慧的缩影了。
“其实一直以来我们时常感到自卑，觉得我们的地理位置不好，学历和见识不如别人，所以只好加倍努力去创造。”王良星说。他去读EMBA，除了吸收知识和结交朋友，他还把自己最欣赏的老师，请到自己旗下做独立董事。
在一个充分竞争的领域，民间力量的自由选择，一直是闽粤、江浙和重庆一带制造财富奇迹的永动机。不过，近几年，包括晋江在内的许多地方政府更希冀“有形之手”能起到润滑剂的作用。
利郎、匹克等企业今年均获得了超过300万元的资金奖励，民间称之为“红包”。这源于晋江市政府于2007年制定的“对企业上市的扶持措施”，即对当地上市企业奖励330万元。
利郎们所获奖金来自于2009年约3000万元的政策资金预算，而在2008年，这一数字超过7500万元。晋江市政府的“扶持措施”于今年年初修改后，对股改、筹备上市都有从30万元到150万元的奖励。
这些激励政策并非晋江市政府独创。泉州市也有相关的红利政策，不过力度逊于晋江。而在浙江温州市，当地政府也有类似举措，比如对于上市企业给予100万元奖励，甚至包括企业达到一定规模的企业家可享受温州永强机场贵宾待遇等。
但除了激励政策之外，晋江市政府为了协助企业上市，还聘请了经济学家吴晓求及国家发改委官员等人设立晋江企业上市专家顾问组，甚至请来深交所驻福建首席代表兰邦华来挂职市长助理10个月，可谓用心良苦。
“在闽南人本来就非常注重‘面子文化’的情形下，这一政策容易导致企业主的浮躁心态。”晋江一位闲暇时写诗的企业界人士向南方周末记者力陈一些晋江企业“为上市而上市”的陋习，和上市后“大企业做小”、“小企业做大”等造假行为。
激励之下，晋江上市公司难免良莠不齐。当地一位财务人士透露说，在他经手上市的当地企业中，财务报表需要推倒重来的公司大约占四到六成。
而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上市成本较低的证券交易所，对中国地方政府奖励企业上市的举措向来喜闻乐见，并通过各种渠道眉目传情。
事实上这些交易所时有尴尬，如新加坡证交所，一方面对中国概念夹道相迎，另一方面又为挂牌的中国企业频繁闹出丑闻懊恼不已。
王良星信心满怀。不过他有时也会流露出对资本市场基本游戏规则的陌生。11月9日，利郎发出的一纸澄清公告称：“近期投资会议中，管理层对利郎业务表现的评价及对未来的展望，不代表公司对有关截至2009年12月底业绩的估计或预测。”
分化进行时
当九牧王等龙头企业上市受挫时，利郎“后发先至”，给晋江企业带来了不少的震动。而当更多的服装企业急于上市融资时，先行者们则希望走得更快。
“我们接下来要大力打造新品牌。”王良星为自己斟上了一杯茶。利郎招股书显示，上市所募集资金主要用途之一即用以推出L2系列。他的计划是，2010年利郎销售额突破20亿元，新品牌销售过亿元。
两年翻一番，显然是一个艰巨的超越。这意味着，王良星以后到紫帽山的农场里和大伙儿切磋茶道、体验养猪养牛之田园乐趣的时间要更少了。
一位泉州投资界人士向南方周末记者称，由丁志忠、七匹狼董事长周少雄、九牧王董事长林聪颖等十几家企业于2008年发起成立的“闽商投资公司”一年来，上马项目屈指可数，“他们每家现在考虑最多的是自我纠错和变革。”
做女裤的威兰西做了一个特立独行的决定——开始有意在网络营销上“烧钱”。
“泉州的商业文化，草根气息太过浓重，不少企业主要么是对网络营销不甚了解，要么始终有着可能会对普通销售渠道产生冲击的偏见，这块蛋糕于是被冷落了，以后八成又会蜂拥而上。”威兰西总裁范道远笑着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蜂拥而上”，正是泉州特别是晋江企业一直以来的惯性思维——你做批发，我也批发；你转变渠道，我也跟着改变；你请形象代言人，我比你请得身价更高；你要将总部迁至厦门，我过去做你邻居；你要上市，我紧随其后……
而以利郎推出L2系列，和威兰西大力尝鲜网络营销通道为代表的当下生态，正是以变革为驱动力的“新泉州逻辑”。
管理层面的变革趋势其实更为明显。林聪颖开始反思九牧王高管流动频繁的真正原因，丁志忠与王良星常互相调侃：到底是“先集中，后民主”，还是“先民主，后集中”更适合高效做出正确的决策？
“结论呢？”
“讨论本身的意义大过结论。”
“那你和丁志忠谁更强势？”
“当然是他啦，我与他一起出差住同一间房里，电视遥控器始终握在丁志忠手上。”
王良星甚至开始有意无意培养自己从武汉大学工商管理专业毕业不久、24岁的大儿子，“他到处去实习，从在专卖店做营业员开始，有时也会来利郎旁听董事会”。
“分化同时，晋江企业大整合已拉开帷幕。”倪忠森说，“如何提高晋江样本的上市品质，或许更为重要。”他认为未来晋江运动品牌企业恐怕要有一轮大洗牌，活下来的运动品牌上市公司将不超过4家。
2、我习惯了每天晚上去接湘湘。站在十字路口，昏暗的路灯，和杂乱的空气中，我的心情反倒是非常愉悦的。有等待的人，或者被人等待的感觉，是幸福的。什么是幸福，想起龙应台在《目送》中那段话，生活就是一些细节的重复。
今天我将昨天日记中的一句话贴上了微博：“这是一个最好的年代。每天读书、思考、写字，每月出差两趟，到各地走走看看。其实，任何年代，都值得去珍惜，哪怕战乱。接受我们不能改变的，改变我们所不愿接受的，用平和心态，高效做事，足矣”。听起来像无病呻吟。实际上仔细琢磨，生活真的是如此啊，在出世和入世间懂得平衡。
看完这段话后，陆斌兄弟的留言是：“你刚读了海子的诗了吧？”我哈哈大笑。
3、台湾话题，真的非常有趣。今天再次研读台湾《商业周刊》《天下》《远见》等杂志以及《台商进化论》，感到未来两岸的合作，一定会开启民智，引发一股前所未有的潮流。我应当也有理由对这一进程密切关注，起码这是我感兴趣的领域。
4、普利策传》收到了。1989年4月新华出版社出的。那时的中国，是怎样的一个年代呢？书的第一页“译者的话”，第一句就是：“普利策是美国著名的资产阶级新闻学家和报业巨匠...”
书的内容非常不错。随手读了几页。普利策年轻时，是个流浪汉，当他对报纸产生兴趣时，周围的人都嘲笑他，笑他不自量力，笑他异想天开。但是，最后他做到了：
“‘普利策先生最大愿望，’一位普利策（此时他刚加入《西部邮报》不久）的同行写道，‘…看起来是根除社会弊病和揭露坏人。’这个乳臭未干、瘦骨嶙峋的小子竟有胆量过问立法程序和改革活动，他引起了人们的忿怒，遭遇讥讽挖苦，这种遭遇已构成了他生活的一部分……不过，也有人承认他的才华，其中就有令人尊敬的亨利·布罗克迈耶，他说，‘他们认为他没有教养，因为他总是挖弄自己的大圆鼻孔…还有他那双牛蛙眼睛，但是我告诉你们，他的辩证能力比他们所有人的加起来还要大…请注意听，现在他正在成为一位比…普雷托里斯主编，甚至比舒尔茨（德文报《西部邮报》Westliche Post出版人）更伟大的人。”
这一年是1869年，普利策22岁。9年后，他买下了《电讯报》，并把其与当地《邮报》合并为《圣路易斯邮讯报》。又过了5年，他买下了《纽约世界报》…最为难难可贵的，是他的独立。他办报不为政党服务的方针，被美国学者认为是美国新闻事业上理想的、前所未有的、最好的表述。
睡觉前正好翻读了一本《新闻与正义：14项普利策新闻奖获奖作品全译本》，扫了一眼特稿《我们的超级航空母舰高超之处何在》，作者写的像小说一样，其实细细读来，除了强大的逻辑外，他把场景和逻辑勾连起来，是主要手法之一。要知道，作者在航母上不过呆了两天而已。
5、《周末画报》上我的系列专栏名称是“商海贤内助”，我对他们说，太土啦，叫“荷尔蒙经济学”或“荷尔蒙管理学”还差不多。
2、向一个成熟的人转变，要摒弃掉围观漫骂的恶根性，用安静和建设性，来让自己的生活过得简约、丰满并富有力度。（我的11月20日日记中的一句话）
想起洁尘引用过陈建铭一句话“我由衷相信：致力消弭空间、时间的距离纯属不智亦无益。就在那些自以为省下来的时、空缝隙里，美好的事物大量流失。”，她在博客中写道：“我愿意生活在所有慢的、安静的、一切都不那么迅捷的、因此一切也就更有质感的时代。”
3、电影《隋朝来客》给了我意外惊喜。融历史、科幻、爱情于一体的一部讽刺现实荒诞剧，甚至带有不少财经元素，譬如通胀（猪肉涨价）、股市（牛熊之分）、创业板，还有国进民退（“非公禁入”）。如果时空可以交错，从新闻的角度来说，华尔街日报正是这样讲故事的，混搭也是这样炼成的；非常值得揣摩。
4、平民的学习力有时让我们汗颜。11月19日打出租车，司机是河南商丘人，老婆孩子在老家，他一个在广州，他说他平时不喝酒，也讨厌喝酒的人。不开车时干吗呢？“就在出租屋里看书，看曾国藩、李鸿章”他说，“我前两天花38块钱买了一本关于袁世凯的书”。他不但读，而且还写，摘抄名言，对曾李袁等人给他启发的言语，悉数抄到他自己的本子上。
令我更为吃惊的是。当我这个见闻发在微博上后，有两位朋友给我的留言
李浔阳：有一次我到东北农村，住在一个菜农家里。在炕头的墙上，看到一行旧字：名誉是人的第二生命。真的蛮震撼。爱看书的司机，不知道他看曾国藩、李鸿章的书会啥感想，如果能走出那种权谋式的人生智慧就好了。中国的悲剧，很大程度上在于，旧书和旧人的智慧，很大程度是对应传统政治体制，有时会害人的 (11月20日 11:39)
庄春晖：我有次碰到个司机，半夜里他很高兴说我是他上晚班的第一个客人，他开车十几年一直写日记，每天的发车收车时间，洗车加油情况，遇到的好玩的客人，他还对国际油价非常在行^_^ (11月20日 14:07)
我对庄春晖兄的留言尤有感触。单从我从事的职业的角度来说，现在的国际油价涨跌，多数媒体要么从宏观经济角度高谈阔论，要么从涨跌本身浮光掠影，如果能从一位出租车司机的生活和“加油史”角度切入，呈现出来东西的震憾力，可想而之。这让我想起了田毅兄所著的《他乡之税》，通过对一个镇的持续关注、深入采访、样本收集和分析，写出了一国家财政史的微观缩影。
5、ECONOMIST 2010特刊出来了。
收获不小。从不同侧面，“解剖”了一家台企老板的创业经历（1988年就进入大陆做生意了，十足的冒险主义者），管理风格，家庭生活，他对两岸合作，MOU以及回台上市等的态度，看法，与券商凯基接触的过程，到台湾拜访马英九的过程等，都聊了很多。
这是一次奇妙的采访过程。因为这个选题，我是先从台湾采访开始的。在台湾近距离听了证交所董事长薛琦，和金管会副主委李纪珠的看法，然后专访了凯基证券总经理丁绍曾（凯基是这家台企回台IPO的主承销商）。回到东莞，再与台企接触，感觉是不一样的。这等于是一个逆向的思考体验，格局宽了很多。要知道在台湾，大家都在谈ECFA。
我让实习生小陈马上把录音给整理出来。要吸取上月在晋江的教训。拖了时间久了，感觉就淡了。而且要及时记录、思考。细节、商业逻辑，和历史感，一样也不能少。
这家台企老板给我印象深的一点是他的学习能力，他不看书，但从在台湾读高中时，就喜欢看财经新闻。他不太懂IPO，但是因为和台升家具董事长郭山辉，徐福记徐徐镨兄弟关系甚密，于是对香港和新加坡IPO都很快熟悉了。他对张忠谋，郭台铭，王永庆等每个人的优点，都能挑选自己所欠缺的，然后补充、借鉴成为自己的导向导甚至竞争力。
这是很有趣的事情。今天早上从家里打车到广州火车东站，出租车司机是河南商丘人，他说他的老婆孩子都在老家，他只身一个在广州，平时不喝酒，也讨厌喝酒的人。不开车的时候，特别是每天晚上，就在家里看书，看曾国藩、李鸿章，“我前两天花了38块钱买了一本关于袁世凯的书”他说。他不但读，而且还写，摘抄名言，对曾李袁等人的一些给他启发的言语，悉数抄到他自己的本子上。
11月19日一期的《南方周末》值得保存。价值不亚于2003年3月5日朱鎔基特刊一期。
我今天在东莞出差，采访将第一家回台IPO的台企。傍晚的时候收到成都一位朋友的短信。问我这期《南方周末》几个天窗开得深刻，“在这里，读懂中国”一语双关。
尽管是大佬点名跟我们玩，但婆家完全不必如此不自信。本来一件平常事，非咋呼着严密管控，结果适得其反，就像往大火里浇水。
如果说6年前的事件是家事的话，今天则是天下事。
我在《南方周末》做财经人物报道，对时政甚少关心。不过看到一些同事经常性的沮丧和压抑，我也倍感不是滋味。我们从不索要更多，却在不断失去已经获得的。
这期我写的关于晋江的报道，也没有刊出。放在下周了。写给评论版的一个豆腐块，署名是东方愚，末尾称“作者系自由撰稿人”，害得有两个朋友问我是不是辞职了。
http://www.sinchew.com.my/node/139106
台湾年轻人不思进取？
东方愚
“创业”是当下挂在大陆年轻人嘴边的一个高频词汇，你在大学食堂吃饭，甚至常听到有学生为“商业模式”而争论个面红耳赤。一些大学，譬如中山大学等，也迎合这一潮流，纷纷成立了“创业学院”……
11月上旬在台湾出差，遇到当地的年轻人，或是企业界朋友时，我总会问上一句：你们这边的年轻人热衷创业吗？他们的反应都是有些茫然，似乎我的问题不合时宜。我接着说，大陆媒体常报道称台湾年轻人更为崇尚“爱拼才会赢”，似乎一样热衷创业！
“那他们是‘被热衷’的。” 一位台湾朋友笑着，套用大陆“被就业”“被自杀”的流行词汇回答我。
第二天，我遇到台湾《30》杂志的执行长成章瑜，同样聊起这个话题。她亦哈哈大笑，并拿出来一本他们杂志最近做的一组调查数据给我看——
23.8%的台湾30岁左右的年轻人理想是当个性小店店长，而43%的大陆年轻人想成为大企业家；34.6%台湾年轻人认为赚钱虽重要但不是唯一价值，而20%大陆年轻人希望自己未来年薪可超千万；40.7%台湾年轻人视第二专长为实现理想最佳方法，而42.6%大陆年轻人认为人脉是职场第一竞争力……
我豁然开朗。台湾年轻人更注重生活品质的提高，更喜欢设定一些切实可行的中短期目标，哪怕是遭遇经济危机或其它。而大陆年轻人，往往是“志存高远”，可有时总给人一种眼高手低的感觉。
有朋友会反驳我说，追求年薪千万并不丢人。那是当然。其实《30》杂志这一调查的隐喻，也不能全怨得年轻人自己——谁让大家伙儿的安全感总像吊在半空中的蜡烛呢。
殊途同归的另一案例是，在台湾真切感受到两岸对龙应台作品变迁的不同看法。在大陆，好些人觉得写她从《野火集》到写《亲爱的安德烈》，越写越“小”，甚至有些“婆婆妈妈”了。而在台湾，读者认为从写政论文章到写生命本体的思考文章，才是由小变大的体现。
当然也有很多人为台湾年轻人捏把汗。11月期《天下》杂志的一项调查称：“‘迷航人生’与‘男性弱化’，是台湾亟需重视的两大现象。”
（发表时有删节，http://www.infzm.com/content/37686）
“...写书人永远应该与周围的人分离。这是孤独。作者的孤独，作品的孤独。开始动笔时，你会纳闷周围的寂静是怎么回事。你在房屋里走的每一步几乎都是这样，不论在白天什么钟点，不论光线强弱，是室外射进的光线还是室内的白天灯光。身体的这种实在的孤独成为作品不可侵犯的孤独。我不曾对任何人谈到这点。在我孤独的这个最初时期，我已经发现我必须写作。我已经被雷蒙·格诺认可。雷蒙-格诺的惟一评价是这句话：“别做其他事，写作吧。”
杜拉斯的阴郁中带着一种狂野。“是沉默。是无声的喊叫。”她说。
最近在研究福记（01175.HK）清盘的案例，另一个魏东的倒下。非常值得关注，也很有趣。
本来可以在台湾呆到11月12日的。但是提前回来了。因为11月10日生日。非常感谢一直以来支持和帮助我的亲人和朋友们，使我总能在劳顿中不至于懒惰，压抑时不至于放弃。
27岁那年，梁启超写出了《少年中国说》。
“世界上所有的文明社会，必然是一个爱阅读的社会”
在香港逗留了4天后，我于11月3日飞至台北。在香港机场中华航空的柜台，我青涩地拿出护照，和那张淡绿色的“中華民國臺灣地區入出境許可證”。一个半小时后，我抵达了传说中的台湾。一切都是新鲜的，从机舱出到台北桃园机场，迎面扑来一行大字“回家的感觉真好”，尽管是房地产广告，但仍然有所触动。出于职业病的第一思想，我想到旺旺等台企今年集体返回台湾上市，蔡衍明在酒会上说的正是这句“回家的感觉真好”。
一周中，台湾留给了我很好、很深的印象。这也是我一直呆在台北，没有到台中和高雄等地的原因。我一直认为，好东西是要慢慢品尝的，囫囵吞枣要不得。而在这7天当中，我打交道最多的，是书。
到台北的第一个傍晚，我就去了舅奶奶家里吃饭，临走的时候，她送我一本她妹妹（在美国旧金山作过50年的记者）的书法集和采访录，和她自己当年办的华侨杂志。舅奶奶的外祖父在1930年代做过青岛市公安局长、厦门市长和北平市长，而舅爷爷是当年蒋介石身边的财务官，用如今的流行语来说，是老蒋的CFO了。后文再叙。
当天晚上，我发现我所住忠孝东路的神旺大饭店（蔡衍明旗下产业）旁边就是台湾诚品书店（敦南店），那是夜里11点，我指了一下前方，问一位路上的行人，诚品书店什么时候打烊？“通宵营业。”当我惊诧于这一个事实时，这位热情的行人接着对我说：“夜里你会经常碰到一些明星的，他们经常去看书买书，以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
如果你在大陆你听到某位年轻的明星跑到书店去买书了。人们大凡会有两种感觉，一，买的可能是美容书，二，有附庸风雅之嫌。你很难说清楚，是人们的怀疑心无处不在，还是我们的明星原本浅薄。但在台湾，读书几乎成为全民共识，而这抑或也是好多书店凌晨两三点或干脆通宵的原因吧。
11月4日晚上，《远见》杂志第七届华人企业领袖高峰会的欢迎晚宴上，每个人的手袋里都有三本书，齐邦媛《巨流河》，萧万长的《专业治国》，和高希均（《远见》创办人）的《阅读救自己》。高教授在他的新书序言中写道：“世界上所有的文明社会，必然是一个爱阅读的社会：自己阅读、家庭阅读、社区阅读，国会议员也阅读，媒体人也阅读，有钱人也阅读，每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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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方周末记者 张华 发自广州http://nf.nfdaily.cn/epaper/nfzm/content/20091029/ArticelD17002FM.htm
一年一度的胡润百富榜(实际上是“千富榜”)于10月中旬发布,其中最为耀眼的无疑是中国的女富豪们———共有104位女富豪上榜,前50位女富豪财富为3376亿元,人均财富为66亿元,9位女富豪身价超过100亿元。全球十大最富有的白手起家的女富豪中,有一半是中国大陆的。
“中国女人很精彩”,胡润也吃惊于中国女富豪的批量涌现。不过,比女富豪更为庞大、同样不失精彩的一个群体,则是中国富豪们的“内人”们,她们中的大多数并没有走到商业舞台正中央显露身手,却分明是中国商业变迁史上一股不可或缺的力量。
南方周末记者选择了近100个“贤内助”样本进行分析,从中发现了12种有趣的现象。
中国最富有的企业家伉俪
1、富豪择偶的时代印记
在近100个样本当中,柳传志(妻子龚国兴)、宗庆后(妻子施幼珍)、沈文荣(妻子陈红华)等出生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企业家,和王石(妻子王江穗)、张茵(丈夫刘名中)、黄光裕(妻子杜鹃)、李宁(妻子陈永妍)等出生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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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脖”热了，博客凉了
9月底，河南农村老家院子里。
熟悉的黄土地。
陈发树捐股为何如此慎密？
10月19日下午《中国经济周刊》报道了一则热辣新闻：“从可靠消息源获悉，新华都实业集团董事长陈发树将以个人出资的形式成立“新华都慈善基金”，资金形式为所持紫金矿业、青岛啤酒、云南白药的流通股股票，市值约为80亿元人民币，占到陈发树个人所持有股份的90％左右。”这使得陈发树又一次成为财经红人。
上周就得知陈发树将于10月20日在北京揭开“新华都慈善基金”的面纱，但一直不太清楚基金会的形式。看到上述媒体的信誓旦旦，想来陈发树一定是以捐股的形式来运作了。不过，这个消息还是太粗糙了些，因为按照10月19日紫金矿业等三家上市公司的收盘价，陈发树个人持股的市值分别为15.2亿元、25.4亿元、31.3亿元（人民币），总共70多亿——就算他全部捐出，也不到80亿元啊。
先不较真数字。拿事件本身来说吧。陈发树数十亿元的大手笔，无疑将使他取代其福建同乡曹德旺成为“最牛慈善家”。据称由于陈发树只读过四年书，所以“新华都慈善基金”将主要用于教育领域、关注弱势群体。若果真如此，则为一件幸事，也彰显了一位民营企业家的胸襟和大财富观。
但陈发树的“狂捐”之举同样很快引发了不少争议。最大的争议和猜测是，陈发树是不是“迫于压力”？这种猜测的背景是，今年9月份，坊间盛传国税总局正“暗中调查”紫金矿业大小非解禁后，“大非”陈发树、柯希平等人的减持及纳税情况。
尽管“陈发树巨额偷税”一度广为传播，但如果说这成为了陈氏如今捐出巨额股份成立慈善基金的主要推手，要么是高估了偷税传闻的杀伤力，要么就是低估了陈发树的智商。
事实上，今年年初我在福建拜访曹德旺的时候，就听说陈发树亦有成立一个数目不菲的慈善基金的打算，那时紫金矿业还没解禁。记得彼时有报道说比尔•盖茨今年要来中国，推进一项号召中国富人行善的计划。我向唐骏求证：“你的前东家果真有此计划吗？”他说他问过微软高层，中国媒体“理解有偏差”，盖茨不会来。我又问：你的新东家的的慈善计划是不是也要出炉了？他笑而不语。
福耀玻璃董事长曹德旺今年3月声称要捐出所持自家上市公司股份的近7成，成立一项慈善基金会，一时引起轰动。因为捐赠计划会触动全面收购要约，不久后他把捐股比例降为近58%。就按6成计（5.9亿股），彼时的市值为36亿元，可惜，直到现在，由于控股权事宜的复杂性，他的基金会迟迟没有批下来，若按最近的股价，他要捐的股份的市值也达60多亿元喽。
因为在紫金矿业、青岛啤酒、云南白药中，自然人陈发树分别为第六、第三、第二大股东，所以与曹德旺相比，他的捐股行为就少了考量控股权这个大麻烦，可谓省事多了。但是，令人不解的是，既然在年初就已有捐股打算，为何今年5月起陈发树从紫金矿业中持续大幅套现（超过30亿元），然后在5月和9月紧锣密鼓地对青岛啤酒和云南白药进行财务投资，继而在10月的今天闪电般地宣布捐出？
陈发树豪掷16亿元投资青岛啤酒和其与青啤董事长金志国同为中欧同学且私交甚密不无干系，掷22亿元投资云南白药则与唐骏等人的牵线有关。类似的投资，不但可以避开原先将鸡蛋放在紫金矿业这一个“篮子”的风险，也可以为旗下的不少职业经理人谋求到新空间（这一点类似于市场上流行的分拆上市）。这种凌厉、慎密的投资策略与偏好，与如今成立慈善基金时他“看淡一切”的气场相成了鲜明对比。虽然我们不便以如避税等“阴谋论”来推测陈发树今天的举措，但基金会的成立初衷和意图远比我们想像的要更复杂。
减持套现-财务投资-捐出股份——陈发树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财富聚散和腾挪之道让普通投资者眼花缭乱。他们现在一边盛赞陈发树的慈善情怀，一边寄望的是，将来这一“航母级”的慈善基金能够透明、规范运作，而非如牛根生的“老牛基金会”一般毫无章法甚至违规运作。唐骏常对外宣称陈发树要作“中国的巴菲特”，那就从巴菲特们的透明开始做起吧——巴菲特3年前宣布将自己85%的财产(约370亿美元)捐给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及其它4家基金会，去年6月，比尔•盖茨也捐出了他的近580亿美元的财产，难能可贵的是，今年1月26日，盖茨接受好友巴菲特的建议，首度公布了其慈善基金的年度报告，并称其目的是“透露哪些地方取得进展、哪些地方没有进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