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应台谈“勇气”
龙应台教授，感谢您塑造了我！”
坐在台上的龙应台一愣，赶紧起身，很温雅地说：我很感动，谢谢你告诉我这些。
这是5月29日晚上，在中山大学梁銶锯发生的一幕。台湾文化名人龙应台带着以她的视角看历史的记录片《目送1949》（其实是《大江大海1949》的内容）来到广州，举行观影会。电影放映完毕后，读者交流环节，一位大学生难掩兴奋之情，一诉衷肠。
这学生，真的好可爱。
更可爱的，是另一位读者（不过我判断他可能并没读过龙的书），冗长的铺垫之后，问龙应台下一本书的内容。而他想表达的，恰在那冗长的铺垫里，那便是：龙教授，我爷爷是农民，我爸爸也是农民，尽管如此，我不也上了大学，得以现在有机会和你交流吗？
意外之意就是说，活在红旗下的我，现在也很幸福，你为啥总是批判性地看问题呢。
这读者，更可爱。
你看，这就是大陆读者对龙应台最具代表性的两种态度，一种是旗帜鲜明地喜欢、崇拜，一种是不以为然，富有挑衅欲。
龙应台《目送》一书序言中的一段话，或可恰到好处地归纳这一现象：“是不是因为，对于台湾和海外的人，‘相信’和‘不相信’已经不是切肤的问题，反倒个人生命中最私密、最深埋、最不可言喻的‘伤逝’和‘舍’，才是刻骨铭心的痛？是不是因为，在大陆的集体心灵旅程里，一路直来，人们现在面临的最大关卡，是‘相信’与‘不相信’之间的困惑、犹豫，和艰难的重新寻找？”
龙应台的存在，对大陆读者来说，在很长时间里仍会只是一个符号。这一符号存在的真正价值，其实不是让你去投赞成或反对票，而是从她的方法论中得到启示或碰撞。简单来说，她说了或做了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她是怎么说和做的。可惜，在中国大陆，我们习惯了二分法，习惯了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除了上述两位读者外，观影会上其他提问人，几乎都有着同样的习惯，譬如有读者问龙怎么看待台湾的民主乱相？你看，不分青红皂白，先行给台湾民主下了“乱”的结论！
整个晚上，我觉得龙应台说最应当被读者带回家的一句话是在电影放映前，她对“勇气”一词的阐述：“真正的勇气不在于你是如何努力捍卫自己原有的逻辑和观点，而是对打破常规，接纳、吸收和审视新思维的尝试。”
我对朋友说，最近放映的一部3D动画电影《驯龙高手》，不是有着同样的隐喻吗？
其实，对龙应台和台湾的认知，我原先何尝不是囫囵吞枣、一叶障目呢。直到2009年11月，我到台湾出差，和台湾政界、商界和学界的一些人交流，听现在将近90岁高龄、曾任蒋介石财务官的舅爷爷（我岳父的叔父）说故事，去台湾几个博物馆和摄影展参观，和台湾《远见》及《天下》的媒体同仁以及普通的台北市民交流，我才对台湾政经与文化有了新的认知，尽管这种认识仍是肤浅的，但它着实打开了我心头的一扇窗，使我的方向不再偏执，而这是何等幸运的事。
今年10月，我可能还会再到台湾。这一次，会约更多的人采访、谈天。
比赞成或批评龙应台史观更重要的，或许是去发现究竟是什么样的土壤塑造了龙庆台的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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