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记者 张华 发自山东日照  http://www.infzm.com/content/18175

笼罩着神秘面纱的中国二号富豪杜双华一直小心翼翼地与公众保持距离，个中缘由究竟为何呢？当我们走进日照钢铁这个独立王国时，答案自然揭晓

杜双华没有实现在自己的地盘上看《同一首歌》的夙愿，因为他最近心情不好。如果自己的企业要被别人吞了，谁的心情能好？

他的企业山东日照钢铁集团（简称“日钢”）原定于9月28日在日照市举办系列活动，庆祝出钢五周年，然而这一计划在7月被临时取消。

从2003年3月31日奠基，到9月28日出钢，日钢181天的纪录成为中国钢铁史上绝无仅有的创举，“日钢速度”曾一度被津津乐道；然而现在，这却成为掌门人杜双华最不愿提的话题之一。

他现在可能是2008年中国钢铁行业内心情最为复杂的人。这边厢是7月开始钢价持续下跌，那边厢却被胡润给戴上了“中国第二富”的高帽；刚刚和地方政府达成默契，结果又遭遇山东省新组建的大型国企——山东钢铁集团意欲吞并自己的血盆大口。

其实杜双华从来都是“矛盾的结合体”——他的盛名之下是诡秘，他的荣耀背后是焦虑，以至于他五年来的一帆风顺的商业旅途，现在似乎要进入一条无间道。

超级黑马的生产方式

“我们希望胡润把杜总排在富豪榜第十位，哪怕第五位也行啊，可是他不答应，非要将杜总按在‘首富’的位子上！”

9月22日下午4时，廖海亭与南方周末记者在其办公室交谈时，激动地从沙发上站了起来，扯起嗓子如此称。

廖海亭是日钢党委书记，虽然已步入“花甲之年”，但精神头很足。胡润于今年9月告知杜双华，他极有可能是今年的“新科状元”，这令包括廖海亭在内的杜双华整个智囊团颇感意外，同时也有一丝不安。

据知情人士透露，今年的胡润百富榜草样出来后，杜双华其实排在第一位。发榜前几天，榜单有所调整，黄光裕成为首富。

而在去年的胡润百富榜上，42岁的杜双华位居第81位，财富为80亿元，当时并未引起太多关注。

杜双华旗下有两块资产，一块是河北京华创新集团 （简称 “京华创新”），一块便是日钢。京华创新是杜双华的大本营，1993年，28岁的杜双华在河北衡水成立京华制管厂（京华创新集团前身），主要产品是焊管，当时的年产值不足200万，十多年后，京华创新成为河北十大民营企业之一，其大旗已插上了北京、广州、成都等地，年产值超过80亿元。

不过，京华创新的利润率甚低，真正为杜双华打下江湖地位的，是2003年他在山东日照建起的钢铁厂。

日照是沿海港口城市，有着一定的自然优势，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带动了钢铁的高需求，日照政府一直为缺乏一家支柱型钢铁集团而有所抱憾，直到2003年与杜双华一拍即合，日照钢铁集团迅速成立；时任中国建设银行日照分行行长的廖海亭在招商引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过去的事不要再提了。”当南方周末记者对廖海亭当年充当“媒婆”然后又加盟日钢的经历表现出好奇时，廖海亭叹了一口气。

一个核心问题是，日钢是谁的？

日钢成立时，注册资本为2.2亿元，出资方有河北京华创新集团、山东莱芜钢铁、香港誉进公司，后来莱芜钢铁退出。

南方周末记者调查发现，香港誉进的实际控制人也是杜双华，也就是说，日照钢铁100%的股份属于杜双华。
不过，杜双华现在持有日钢近70%的股份，其余近30%股份由日钢副总经理袁新海代持，袁新海的这一部分股份则是从上一位代持人刘凤岐名下转移过来的。

另一个问题是，日钢值多少钱？

根据中国企业联合会发布的数据，2007年日照钢铁的营收为286亿元。廖海亭对记者称，2007年日钢纳税近14亿元，而今年上半年日钢纳税额已达27亿元，“预计今年的销售收入将接近500亿元，利税会超过100亿元。”

胡润公司的调研员对本报记者称，调查显示，去年日钢的利润超过50亿元，而今年上半年，日钢利润已超过去年全年的总和。以去年50亿的利润计，乘以6-7倍的市盈率，日钢的市值接近350亿元，综合评估，得出杜双华财富为350亿元。

杜双华的财富积累过程“既短又快”。山东省银行系统某内部人士提供给本报一份日钢2004年至2006年的财报，报表显示，三年间日钢的资产总额分别为32亿元、55亿元、116亿元，利润总额分别为2亿元、6亿元、21亿元，可谓倍速度增长。

日钢的五年发展，没有绕过一般钢铁企业的套路——人脉网络、圈地运动、银企联盟。

日照当地自下而上盛称杜双华“上面有人”；对于“圈地”，现在日钢占地近 6000亩，主要“圈”的是日照岚山区虎山镇韩家营子、申张村的田地，而日照招商局网站显示，日钢的规划面积约为1.6万亩，是现在的近3倍。

 “银企联盟”在日钢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南方周末记者在日照调查过程中取得一份“日照钢铁融资银行名单”，在这份名单当中，列出的十几家银行的共29家分行或支行为日钢提供了贸易融资和贷款业务，其中包括日照商业银行、中国银行日照分行等当地银行，以及莱商银行、中信银行青岛分行、威海市商业银行、恒丰银行等山东省内银行，还有南京银行、江苏银行、渤海银行等省外银行。深圳发展银行、光大银行、兴业银行、民生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均在名单中。

杜双华培养与众银行关系的思路是“全面撒网，重点培养”。比如，日钢是日照商业银行第三大股东（日钢副总经理薛健兼任日照商行副董事长），前两大股东为日照港和南京银行，日钢在日照商业银行和南京银行中的业务量都不小；又如，杜双华通过京华创新持有莱商银行9.4%的股份（薛健是莱芜京华制管的副总经理），日照与莱商银行的交往同样密切。

山东银监局某内部人士向南方周末记者透露，截至今年上半年，日钢的负债总额接近200亿元。

“如果总资产保守一些，以300亿元计，其资产负债率为67%，在行业内并不算高。”这位内部人士称；2004年至2006年，日钢的资产负债率一直是在65%上下徘徊。

魔鬼式管理风格

位于日照虎山镇的日钢办公区，据说是中国钢铁企业当中最为“别致”的了——放眼望去就像是北京的故宫，墙外还有“护城河”。

9月27日，南方周末记者费了一番周折后进入了办公区，看到一间会议室里的桌椅都是朱红的仿古风格，与古色古香的低矮建筑群相衬。几排建筑之后，便是“重兵把守”的特殊区域，记者无法进入。

据日照市政府一位人士称，杜双华甚为低调，但颇具帝王情怀，普通人无法接近的特殊区域，是他平日接待和宴请宾客的地方，里面富丽堂皇，颇有皇家气息，“日钢高层有时也在里面开会，据说是坐在按摩椅上开的”。杜双华平日前往工厂视察，常常是一个车队前呼后拥驶入厂区，他平时为人也非常讲江湖义气。

杜双华的身体不太好，所以随从除了保镖，还有营养师。据知情人士透露，其平时非常注意养生，不喝酒，甚至很少吃荤。

杜双华在日钢内部实施的是军事化或说是魔鬼式的管理。南方周末记者留意到，日钢资本运营部的内部规章细则有数十条，其中一条是：“手机铃声响三声以内必须接通。”

由于他至今单身，所以被下属私下称为“钻石王老五”。不过，杜双华在大多数日钢工人眼中，只是个富贵和权势的代名词——因为他们很难见到杜双华一面，甚至日照市政府一些部门的负责人，也难以接触到杜双华，日照市发改委办公室主任马先锋对本报记者说：“杜双华不是一般人能见得到的。”

日钢秘书处一位人士向记者证实了这一点，杜双华非常低调，除了在年度表彰和总结大会之类的场合，普通员工平日鲜能见到他。

一家对日钢贸易融资授信额度甚为庞大的国有银行的某客户经理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称，他与（分行）行长陪同山东省领导到日钢交流时见到杜双华，“不过最后一面还是在2007年”。

保安是日钢的另一处“风景”。上百名保安大都来自杜双华的老家河北衡水，而且均为退伍军人。在日钢工厂四周，随时随地都有保安出现，如影随形，南方周末记者一度被跟踪。

“前些天一位客人搭我的车到日钢，客人到工厂门前下车后拍照，结果遭到日钢保安的一顿拳打脚踢。”9月24日，一位臧姓的日照出租车司机对南方周末记者称。

记者接触了日钢几位工人，他们对此并不感到意外：“打人和罚款是家常便饭啦；现在的保安还算好的，2006年以前那一批更是凶狠，动不动就打人。”

当地的村民对此也深表痛恨，一方面源于保安的野蛮习气，另一方面源于村民们几年前与日钢发生的两次激烈冲突事件。

“由于对日钢的补偿条件不满，我们韩家营子的村民与日钢的保安们前些年打过两仗。”叶金礼对南方周末记者称。当时几千名村民拿着各式各样的“家伙”与日钢保安短兵相接，发生了一场激烈打斗的场面，双方都有受伤者，最后保安们被逼回日钢里面不敢出来了。对于日钢厂区那条“护城河”，有村民甚至说：“其实是为了防止往里面扔石头或有人跳进去闹事的！”

叶金礼是韩家营子一家宾馆的主人，2003年之前，他还是个种有2亩4分地的农民，2003年日钢大面积将村里田地“租借”后，他做起了小生意，后来盖起这座宾馆，接待南来北往的客人，其中大都为与日钢有业务联系者。

据叶金礼称，村民们与日钢发生激烈冲突后，村里原来有一条到钢厂的近路被封掉了，不过，冲突还是见了“成效”——日钢对村民们的用地补偿标准提高了——从2007年开始，由原来一亩地补偿800元涨至1200元，由原来的5年一调标准，改为3年一调；此外，村民们到“退休”年龄，即女55岁、男60岁后，每月可从日钢领取60元的补助。

既然集体争取就能提高所获补贴的标准，而现在的村民们对新的补贴条件仍不是特别满意，为什么不再进行争取呢？

“谁还敢啊？发生冲突后有5位村民被抓了，现在还有3个在‘里面’蹲着呢！”叶金礼说。

巨额捐款背后

杜双华在今年首度声名鹊起，并不是成为“中国首富”的现在，而是今年5月汶川大地震后。

当时日钢拱手捐出去1个亿，最后累计捐款数额超过1.5亿元。从民众到传媒，一时间知道了山东有个日照，日照有个杜双华。

杜双华的慈善之举为他赢得了极大的社会声誉。然而，捐赠背后的一些细节却被人忽略了。

杜双华原先想把1个亿通过当地渠道捐助出去,接连两次碰壁后，杜双华不得不将这1个亿交给了全国工商联。

今年3月，注册资本为100亿元的山东钢铁集团（简称 “山钢”）在济南揭牌成立，对济南钢铁、莱芜钢铁和山东省冶金总公司所属企业的国有资产进行了重组，成为山东最大的省属企业，总资产为850亿元。

山钢未来5年发展规划的其中一项是，在日照建立一个产能为2000万吨的临海钢铁精品基地，以实现山东省钢铁工业发展重心由内陆向沿海转移的战略。

这2000万吨当中，包括新建项目1500万吨，一期二期分别为1000万吨和500万吨，此外的500吨即希望吸收日钢的产能。

这样一来，民营钢铁巨头日钢，和国有钢铁新宠山钢，在日照“撞车”了；山钢想一举吞下日钢。

“听说杜双华拒绝了被山钢吸收，他甚至想反过来吃掉山钢。”一位知情人士透露。

日钢的利润率在内地钢企中处于上游，去年日钢的营收不足300亿元，利润超过50亿元，而同期的济钢，营收虽然超过500亿元，但利润只有30多亿元。

然而无论如何，杜双华在日照五年的坦途开始受到掣肘。

在节能减排、信贷规模、综合治理等方面，有关部门频频“关心”日钢，这使杜双华非常不爽。

直到汶川大地震，杜双华捐出逾1.5亿元的巨款，并累计收留了超过700名灾区儿童，一时间日钢成为明星企业，山钢的计划遭受到巨大的压力。

“可以说日钢通过捐款大大增加了与山钢对峙和谈判的筹码。”日照市委一位人士对本报记者称。

然而山钢并不甘心。9月18日于北京召开的中国钢铁并购重组论坛上，山钢董事长邹仲琛还对记者表示，山钢不会放弃关于整合日钢的谈判。

与此同时，山东银监局一位负责人被敦促去查摸日钢的信贷情况，不过，这位负责人说：“查一查可以，但如果把我当枪使，我不干。”

危局之下，杜双华有何对策呢？

一方面，杜双华要求日钢“跟党走”“响应省政府号召”；就在廖海亭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的9月22日的上午，廖还受托在日钢内部开了一个关于“节能减排、综合治理、和谐社会”等议题的会议。

南方周末记者在这天下午看到了有趣的一幕——日钢工厂高高在上的的烟囱里冒出浓浓的黑烟，而厂区之外的小路两侧，几位中年妇女正蹲在地上，忙着铺种草皮。

“我们现在的目标是5年内原地踏步。”廖海亭对记者说，不过他又感慨道，“中国经济太脆弱了，民企更脆弱。”

另一方面，杜双华在曲线自救。9月下旬杜双华一直呆在北京，关注铁矿石进口事宜，而廖海亭在22日与南方周末记者交谈中，不经意透露他也将于次日与日照市长一起飞往北京，随后与杜双华碰头，“谈一些新项目”。

不是计划5年内原地踏步吗？“新项目不是指钢铁项目，而是其他方面的一些小项目。”廖发现自己失言，脸色一下子变得不自然起来，马上给自己圆场。

南方周末记者调查得知，廖海亭所说的“小项目”并不小，是关于日钢组建自己船队，有意自行到海外找矿等事宜。就在此前几天，日钢副总经理薛健还接待了法国巴黎银行的代表，商谈贷款事宜。

杜双华，这位集首富、大哥、慈善家于一身的神秘企业家能笑到最后吗？暂时没有人能给出答案。

似乎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一山不容二虎”。

“什么‘二虎’啊，我们根本不是什么虎，我们连狗都不如！”廖海亭突然近乎失态地大吼起来，他的情绪激动，表情夸张，这是与本报记者两个小时的交谈中，他为数不多的真情流露中的一次。

作为杜双华的代言人，廖海亭不只是一个人在焦虑。

南方周末记者9月底离开日照的时候，天气已转凉，路上行人开始穿起了夹克。钢铁大佬杜双华也正遭遇着“寒冬”，只是他这一年的冬天来得似乎比常人早了些。

（应被采访者要求，文中叶金礼为化名）

“共/产/党国家有了资本家。”这是1999年11月，胡润制作的首届榜单“1999中国50富豪榜”在《福布斯》发布后，英国《金融时报》的评论。西方人开始相信，邓小平当年提出的口号“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绝非过过嘴瘾那么简单。

此前一年，经济学家吴敬琏在纪念中国改革开放20周年时，引用狄更斯《双城记》开篇的话称：“这是最好的时期，也是最坏的时期；这是智慧的时代，也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任的年代，也是怀疑的年代，这是光明的季节，也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的春天，也是希望的冬天；我们的前途无量，同时又感到希望渺茫……”

连续十年，这个被称为“富豪”的群体从横空出世的第一天开始，便成为公众的焦点。他们的钱是怎样积累起来的？他们是一群怎样的人？这些年，他们又是怎样“演化”的？在中国的“富豪”十周岁之际，南方周末试图回答这些一直没有被回答清楚的问题。

财富积累的时代印记

“如果把成功定义为拥有财富多少的话，那么这50人就是中国大陆最成功者，他们的故事能让全世界更好地了解共产党执政下的中国社会。”胡润在1999年发传真给欧美等国一些著名传媒机构时，这句话一下子打动了当时的《福布斯》主编LauryMinard，他决定刊用这一榜单。

第一位“中国首富”是前国家副主席荣毅仁。荣毅仁于1979年应邓小平所托成立了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中信集团前身），可谓是标准版的“红色资本家”。

榜单发布时，一位叫马云的年轻人刚获得投行第一笔500万美元的融资，LauryMinard说：“将来的富豪榜上一定有这个小个子中国人的名字。”6年后的胡润百富榜上，马云以30亿元财富居第36位，并由于雅虎中国业务并入阿里巴巴而成为中国企业界炙手可热的人物。

荣毅仁和马云在不同年份以“富豪”的姿态进入大众视野，折射出中国政经和商业变革的缩影。

中国富豪蜂拥而现的近十年，大体可以分为三波。第一波是1999年至2002年，第二波是2003年至2006年，最新的一波是2007年至今。

尽管“高科技”富豪张朝阳于1999年就出现在富豪榜上，此后出现的还有杨澜、徐明、郭广昌等年轻一代企业家，但1999年至2002年间的富豪中的大多数，其身上的“计划经济”特征甚为明显；换句话说，这一阶段的企业家们的财富积累方式或命运的分化更多地与体制改革因素相关。

原健力宝掌门人李经纬、原乐百氏掌门人何伯权和美的集团掌门人何享健，这三位广东企业家同时登上过1999年的富豪榜。他们的企业都是从乡镇企业发展而来。在一个政商关系混沌的年代中，他们的命运被特殊的所有制结构所左右。

“2003年10月15日是一个特别的日子。这一天，有两个中国人同时登上了‘巅峰’，一个是‘中国太空探索第一人’杨利伟，一个是‘2003年中国首富’丁磊。他们昭示的最大意义在于：前者从根本上拓展了中国人数千年以来地域上的时空观念，后者从本质上改变了中国人对于财富的时空观念。”这是IT评论家方兴东于2003年胡润百富榜后的评论。

尽管这一评论有娱乐的成分，但在2003年至2006年的中国企业界，“财富榜样”开始成为人们公开谈论的话题，尽管河北大午集团掌门人孙大午2003年被判刑再度引发“原罪”话题的争议，但与世纪之交那种大都羞于露富的氛围相比，此时的企业家们追逐财富更为自然，而且在注重财富增长的同时关注财富品质。

这也是胡润从2003年开始除了推出一年一届的百富榜外，同时推出“房地产影响力人物50强”，“IT富豪榜”系列子榜单，以及后来持续发布“慈善榜”的缘由；万科掌门人王石从来没有登上过百富榜，但他深受中国房地产富豪推崇，这便是“榜样的力量”。

这一阶段的富豪群体，与中国经济和产业结构的联系更为紧密。丁磊成为2003年的首富，与互联网业经一轮低潮后重新勃发息息相关，类似的财富神话还有陈天桥的故事，他于1999年以50万元创立盛大网络，5年后以88亿元财富成为中国“第二富”。同样，黄光裕蝉联2004年和2005年中国首富，也得益于此间国美借壳上市及中国零售业的飞速发展。

2006年前后其实是中国企业史上一个有趣的时段。之所以说“有趣”，是因为它设了一个“博傻”的圈套。聪明的企业家们越发关注商业模式的变革，理智的企业家们以稳健为核心理念，有远见的企业家开始关注未来趋势，而莽撞和盲目乐观者眼中只有盛世万象和遍地黄金。

沈南鹏与好友先后创办携程网和如家连锁酒店，离如家上市还有一年，他又开始执掌红杉资本（中国）基金，转做创投，与其说这是他的性格使然，不如说他感觉到了中国经济持续飞奔背后的阴霾。江西赛维的年轻掌门人彭小峰没有去做房地产，而是选择了未来核心产业之一的太阳能。

2007年是一个财富无限膨胀的年份，当杨惠妍以1300亿元成为中国首富，当富豪榜前十位“十有八九”与房地产有关时，“财富”二字甚至开始让民众和传媒生厌。有人嘲讽道：“大国崛起，还是首富崛起？中国曾经有过500强，可传下来的只有宅子。”

这一年的10月，A股市场气势如虹冲破6000点，不少股票不到一年间涨了几十倍。尽管资本化和金融化是中国经济必经的阶段，但在普通民众甚至不少企业家财富管理技能匮乏的情形下，这种财富盛宴不过是吹起来的大泡泡，或说是“少数派的游戏”。

当2008年大潮退下，人们开始重视起之前忽略的财富大亨，比如日照钢铁的掌门人杜双华。然而，在中国轰轰烈烈的整合大潮中，如今的民营钢铁巨头日照钢铁却面临被山东钢铁集团吞并的可能，有人开始感慨当下出现的“国进民退”的趋势，当然这一话题在富豪财富增长方式的讨论范畴之外。

愿作乌龟而不是鲇鱼

“我很高兴当上首富，我的每一桶金都是阳光的。”这是新希望集团掌门人刘永好成为2001年“中国首富”后到央视参加崔永元主持的《实话实说》时说的一句话。

这句话很平实，但却极具开创精神。因为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许多商人都是“夹着尾巴富起来”的，而取代荣氏家族戴上首富桂冠的刘永好却直面应对，令许多企业家诧异。

联想起2001年7月江泽民在建党80周年大会上第一次将民营企业家定位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多数企业家开始由之前害怕登上富豪榜，变为“刘式”坦然，甚至主动希望上榜。

但第二年的情形突然有了变化。一份关于富豪偷税的调研报告广为传播，这份报告称：“目前我国每年流失的税款大致在1000亿左右，其中的大部分被一些富豪收入私囊。”报告的结论是：“对于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高收入阶层，相当一部分积累下来的财富来源于游离于社会监管体系的‘灰色地带’。”

一时间企业界风声鹤唳，胡润期盼的更多刘永好式富豪不但没有出现，反而接到了一些恐吓电话，恐吓者称如果将其拉进了这一年的富豪榜，胡润“后果自负”，有一天晚上几个彪形大汉甚至到他上海的家门口“蹲点”，给他施加压力。

这一事件加重了社会的仇富心态，一些本来决定当鲇鱼的企业家，情愿做起“乌龟”来，所谓明哲保身嘛。

2003年是社会仇富心态集中爆发的一年，这一年的1月22日，山西海鑫钢铁集团掌门人李海仓在办公室被同乡枪杀；2月12日，浙江“皮革大王”周祖豹在家门口被乱刀捅死；8月17日，甘肃地产商刘恩谦在兰州被枪杀……

此类事件令有关部门非常震惊。《中华工商时报》引用中共中央统战部、全国工商联年初的一项调查称：“我们并不讳言先富阶层中，确有有愧于建设者称号的人和事，但这只是极少数。”“正确认识和评价先富阶层，对于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持续稳定快速发展，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

不过，直到现在，贫富差距之大仍是政府的一大心病。特别是最近几年经济高速增长后，鸿沟越来越大。以至于香港知名报人林行止也于今年年中宣布，有感于香港社会贫富差距加剧，他不愿再做盲目的市场信徒，他声称中国只有制定一套在“向钱看”与社会公平之间平衡发展的政策，其崛起才对提高人类福祉有积极意义。

对政商关系边界难以把握精准，是民营企业家的另一件头疼事。十年间这一群体处理政商关系的类型大致有四种，第一种是“伴君如伴虎型”，外表风光，却常心生唏嘘；第二种是“同床共枕型”，利益勾结，共谋“大业”；第三种是“不倒翁型”，环境恶化抑或决策失误后，总有“贵人“相助；第四种是“紧松分明型”，各有所需，但从不越界。

江苏商人严介和是第一种类型。他从创业一开始就表现出很高的政治智慧，他的太平洋建设集团承接的几乎全是政府项目，他说：“和政府打交道没什么风险，你要想着真正为政府分忧，并且去做了，就会赢得政府官员的信任。”然而他最后也是在政商关系上栽了跟头，一个重要原因是他曾把旗舰业务公司从江苏迁到了上海。

原上海福禧投资掌门人张荣坤和原茂盛集团掌门人刘根山属于第二种类型。这两位上海商人虽一少一老，都是“公路大王”，都与上海社保案有关。

因为可以借助政治杠杆，张刘二人的经历和手笔让人惊叹。张荣坤以13亿财富登上2002年胡润百富榜时为34岁，仅比榜单上最年轻的富豪、大连实德掌门人徐明大3岁。事实上，他的真实年龄只有29岁——因当选全国政协委员，出于掩盖资历太浅而蹿升太快的目的，张荣坤把自己的年龄虚报了5岁。

台州商人邱继宝是第三种类型的代表。他是6年前就曾被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称为“国宝”的缝纫机大王。今年年初，邱继宝执掌的飞跃集团资金链就已非常紧张，但在3月份北京召开的“两会”期间，他还在央视新闻联播中出现，大谈“自主创新”。5月份飞跃可能破产的消息传出后，坊间大惊。然而，各级政府部门都乐于伸出援手，从椒江区政府到台州市政府，再到浙江省政府甚至商务部，均非常“踊跃”。

第四种类型的代表性企业家是无锡尚德掌门人施正荣和江西赛维掌门人彭小峰，为了引入太阳能产业，江苏无锡政府和江西新余市政府分别对施彭二人的进驻提供最优质的服务。无锡市政府敦促国资入股给尚德成长以关键推力，上市前又责成国资悉数退出以防牵制其将来发展，而当尚德和赛维走向正轨时，政商边界相对分明，这也是两家太阳能旗舰企业迅速腾飞的关键原因之一。

不过，就算企业做得足够大，大多数中国富豪都认为，低调总没有错，而且低调并不等于示弱。于是我们看到尽管黄光裕十年间三次成为“中国首富”，但他始终毫不张扬。

愿意作乌龟而不愿作鲇鱼，中国富豪的这一脾性与中国特殊的政经环境有关；做一只快乐的鲇鱼，要冲突的樊篱实在太多了

他们的成熟与未来

财富社会的主角并不单独属于富豪这一群体，普通民众的见闻感受是社会财富观变迁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不可否认，十年富豪榜和十年间上榜的逾千名富豪，他们五彩斑斓的经历为人们创业和处世态度提供了形形色色的蓝本。

当史玉柱几度沉浮，从卖汉卡到卖脑白金，再到以网游公司掌门人的身份在纽交所成功上市，人们看到了“巨人”的坚韧。同样，当不少企业家在政商关系上一筹莫展或是遭遇滑铁卢时，万通掌门人冯仑“择高处立”“同心同德，予以不取”的建议让人醍醐灌顶。

然而，民众不是电视观众，他们要精神激励，更希望自己的荷包鼓囊。他们常以底层平民甚至以穷人的身份率性地表达着自己对富人们的艳羡、嫉妒，在很多时候，这种情绪对富豪们形成了一种鞭策。

最典型的例子之一是玖龙纸业的掌门人张茵。当她以270亿元财富成为2006年中国首富时，她感到浑身不自在，最主要一个原因是，人们开始紧盯着她的行踪、她的工厂，直到今年4月，香港民间团体一项名为 “大学师生监察无良企业行动”，将玖龙列入了“内地血汗工厂”的黑名单中，张茵大怒，称这一组织为“无良组织”，遂引发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

张茵最后“软了”下来，承认自己的企业有不完善之处；尽管张茵觉得自己有些委屈，但公众的力量正在于此，他许多时候鞭策你以一种开放而非排斥的心态面对质疑。

《从优秀到卓越》一书的作者、美国管理大师吉姆·柯林斯曾说，一家公司从优秀到卓越，跟从事的行业是否在潮流之中没有关系，即使是一个从事传统行业的企业，即使它最初默默无闻，它也可能卓越；但柯林斯又强调“不但要卓越企业，更要卓越社会”。

当然大众有时会表现得过于苛刻。史玉柱曾委婉地批评大众的不够宽容：“社会对我的要求要比对陈天桥、丁磊要高，因为我曾经是一个失败者，中国人骨子里是成王败寇的思维……做了希望小学，我不敢说，说了媒体会骂我，投资华夏银行赚钱，也是我的错，找不出其他的毛病，就说我投机。”

不过总体而言，中国经济和产业结构的变迁，连同中国内地的企业家，他们与欧美的变迁和欧美富豪的财富观、管理理念、社会责任感相比，都有很大的差距。中国仍在城市化的进程当中，产业的集中点在房地产，而欧美国家已经进入后城市化时代了；在欧美国家，个人英雄创业的年代已经过去，品牌时代深入人心，而中国企业和大众对品牌重要性的整体认知度较低……

十年间中国富豪做慈善虽有长足的进展，比如余彭年、黄如论等慈善家，他们确是把慈善当成事业来做，比如黄如论乐善好施，在2004年至2008年的连续五年的胡润慈善榜上，始终名列前茅，历年捐赠额超过3.7亿，又如原浙江南都集团掌门人周庆治把企业大部分股份卖给万科，自己获得退出后，成立了“南都公益基金”，主要用于资助农民工子女教育。

有人认为中国的慈善体系机制陈旧，需要对其信任度先打个问号。其实所谓的慈善，并不一定要向巴菲特或是比尔·盖茨相比，两者分别于两年前和今年6月，捐出了个人财富的绝大多数，这种魄力全球也鲜有能比肩者。大多数中国富豪需要做也能够做到的，是从哪怕小社区、小捐赠开始，培养一种持续责任心，当然如果能在慈善方式上有所“创新”，就最好不过了。

段永平和丁磊前年9月到浙江大学共捐了3000万美元成立了一个教育基金，值得关注的是他们设计了一套名为“等比配”的机制——浙江大学不能直接从这一基金中拿到钱，只有当他人每在浙大捐赠1元项目建设费，等额捐赠基金就会抽出相同数量的钱配比捐助，等额捐赠基金单笔项目出资将不超过100万美元。

十年弹指一挥间。如果说2002年前“中国首富”在荣氏家族和“饲料大王”刘永好间的更替，映照的是中国的体制特征和农业大国的国情的话，那么之后“IT新贵”丁磊、“零售巨子”黄光裕登顶富豪榜，是暗合了世界经济的潮流和产业特征——网易对应的是微软，国美对应的是沃尔玛，而中国正是2001年底加入WTO的。当然中国企业的“内核”远不够成熟，羽毛还远不够丰满，同时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外部环境并没有实质性地改善，比如当年万众期待的“非公36条”颁布两年多，几乎没有任何实质性进展，民企进入垄断行业的夙愿依旧如镜花水月。

而当去年虚拟经济的泡沫退去，今年内忧外患重重，中国许多民企特别是中小企业如今的境遇，甚至要甚于十年前。看来，中国富豪即使想做鲇鱼，也得先学会做只顽强却善于变通的乌龟，当然，此乌龟不是十年前的彼乌龟。

20世纪的英国作家戴维·赫伯特·劳伦斯曾说：“我们的时代说到底是一个悲剧性的时代，所以我们才不愿意悲剧性地对待它。”这句话用在今天的中国企业家身上，似乎再适当不过了。

“ 中国乳制品基本被毁了，国产食品的信誉一蹶不振。只要政府以谎言为荣，民间就不以造假为耻，这样的国家在全世界都是输家...”

这是9月29日香港《苹果日报》一篇题为《一个给自己下毒的民族》的评论文章中的一句话。9月29日是“神七”返回的次日，而众香港媒体，包括苹果日报、东方日报、明报、信报等，几乎仍以食品安全为关注的重点，特别是苹果日报，社论为《脚踏实地搞好食品安全更重要》，称太空行走固然可贺，人民健康更为重要；同时一篇《神舟七号的假报道》，对新华社在神七发射前就撰写一则绕地球30圈的“控测记”进行批评和评论。

在香港呆了五天。在旺角户外的大屏幕上看到神七返航，在酒店看了彭博社对美国国会否决7000亿救市方案的报道。实际上，聚集在大屏幕下的观众，大都是内地来的游客，而香港民众关心美国救市，更关心自己的资产状况，东亚银行破产传闻，和雷曼迷你债券事件，是两个具体的旁证。

内地此间的报道呢？神七回来啦，英雄翟志刚胸戴大红花，敬礼！神八开工了，祝贺！关于奶粉的报道是，“418批次液态奶未检出三聚氰胺”，关于国庆长假的报道是，“四川景区游客数量明显上升”，对国际金融海啸的报道力度相对较小，一来，假期嘛，要营造欢乐祥和的节日气氛，二来，中国的国有银行们有天然的保护屏障，大丈夫何患无钱！

尽管港媒也常对内地事务多有批评之辞，但理据兼备，倒是我们自己，泛政治化的倾向越来越明显。想努力证明自己的富足、掩饰自己的贫瘠，结果失去的更多。

香港《明报》开始纪念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在昨日的卷首语中，明报月刊总编辑潘耀明在引言中写道：“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

“改革，是向来没有一帆风顺的，冷笑家的赞成，是在见了成效之后。”潘耀明引用鲁迅的话说道。今天中午凤凰台杨锦麟读报，提到神七时说：“中国千万别学苏联，征服了天上，失去了地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