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记者 张华（东方愚） 发自广州 http://www.infzm.com/content/47940

 
台州“缝纫机大王”邱继宝被授予“美国内申大学”（又称美国国家大学）荣誉博士学位。图为他与据说是美国内申大学校长的外国人合影。 （“美国内申大学中华文化艺术学院”网站/图）

恒大地产董事局主席许家印被授予“美国西阿拉巴马州立大学”荣誉博士学位。 （搜房网/图）

十大“博士”富豪

抄近道的镀金者
    陈启源和万玉华都拥有“加州美国大学（又称加利福尼亚美洲大学）”工商管理博士（DBA）学位，“加州美国大学”也曾是方舟子多年前的打假目标之一。

陈启源和万玉华，这对被称为“洗发水行业首富”的广州夫妻近日忙得焦头烂额。原因是香港媒体《壹周刊》7月14日一篇题为《霸王致癌》的报道称霸王系列洗发水含致癌物“二恶烷”，引发了轩然大波。霸王“中医世家”的金字招牌一夜之间大打折扣，股价在3天内跌去了25％，陈万二人身家随之缩水28亿元。

这家位于广州郊区的制造业企业，是从小作坊开始起家的。一直到去年赴港上市之后一个多月，其董事长陈启源和总裁万玉华才一起告别了那间面积只有40多平方米、挂着一幅“马到成功”字画的办公室。彼时万玉华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的两个小时内，一口水也没有喝，甚至坐在椅子上的姿势也始终如一，她很拘谨。不过，当谈到有不少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高材生被她招至麾下时，她两眼放光。

陈启源和万玉华现在都是加拿大国籍，都拥有“加州美国大学（又称加利福尼亚美洲大学）”工商管理博士（DBA）学位。不过，霸王的上市招股书中，并没有提及这两顶博士帽，而只提及陈启源“从2007年起担任北京大学公共经济管理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和万玉华“于1998年在华南农业大学取得植物遗传学学士学位”。

有趣的是，“加州美国大学”招生简章称其博士学位论文中国答辩委员会主席团学术主席为北京大学公共经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黄恒学教授，而去年一份“加州美国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博士DBA学位深圳班招生启事”显示，交8.8万元人民币，并在职于深圳学完一到一年半学制的相关课程后，论文通过答辩即可获得加州美国大学博士学位，且“优秀博士生可特聘为北京大学研究员”。

“加州美国大学”也曾是方舟子多年前的打假目标之一，且双方之间险些打起官司，彼时看到这一机构所雇律师的一份要控告自己诽谤的信函后，方舟子坚称这所大学是“做不实招生广告的‘克莱登大学’（钱锺书先生小说 《围城》里虚构的野鸡学校）”。

在企业做到一定规模后开始为自己“镀金”的企业家并不仅仅是陈万两人，保利协鑫能源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朱共山也是如此。

今年52岁的朱共山是中国电机工程学会热电专业委员，江苏省政协委员，去年以97亿元的个人资产成为“2009胡润能源富豪榜”首富。他于1981年毕业于南京电力专科学校，24年后，他又获得了菲律宾国立比利勤大学工商管理博士学位。

一份“菲律宾国立比立勤大学工商管理博士学位课程班”的启事显示，交9.8万元人民币，在北京大学修完指定课程并通过论文答辩后，即可获得博士学位，且这一学位“与校本部修读学员获得的证书完全一样”，“菲律宾外交部可提供相关证明”。

中年企业家爱戴博士帽，有人说这是他们求知欲的表现，也有人批评他们虚荣心作祟。事实上两个原因兼而有之，不过还有第三个原因——节约成本。中国一所高校的EMBA项目负责人对南方周末记者称，相比于国内知名大学EMBA学位费用动辄二三十万元人民币的情形，一些企业家或经理人以不及其半价的成本，拿到的是博士学位，且获得的服务非常“人性化”，他们自然趋之若鹜了。

真博士凤毛麟角
    42人当中，头顶博士帽的有近10人。不过，这10人当中，除朱共山等花钱抄近道修得的海外博士，以及如鲁冠球等后来获得的荣誉博士之外，按部就班、不打折扣的博士学位获得者凤毛麟角。

1999年，英国小伙儿胡润制作的第一届榜单“1999中国内地50富豪榜”上，排在第50名的是35岁的张朝阳，他是这张榜单上唯一的“博士富豪”（于麻省理工学院获得博士学位）。如果从国际上的知名度来讲，他要压过排在富豪榜前10位当中、后来同样为我们所熟知的刘永好、吴炳新、黄宏生等人。

基于当时中国特有的国情，这一榜单上的“草根富豪”占了绝大多数——高中以下毕业的有35人，占比70％，本科和大专毕业的有14人，占比28％，张朝阳显然是“硕士及以上学历”中惟一一个，占比2％。

4年之后，也就是民营经济地位首次受到肯定，许多民营企业家获得了政治身份后的第一年，胡润发布的“2003胡润百富榜”中，100位上榜富豪的个人总资产超过1900亿元，是中国上一年GDP总量的2％，其学历构成也有了根本上的改观——高中以下毕业者只有23人，占比23％，本科及大专毕业的有57人，占比57％，硕士及以上学历者有20人，占比20％。

2009年的胡润百富榜其实变成了“千富榜”，1000位上榜富豪的总资产为3.88万亿元，是上一年中国GDP总量的12％，胡润此后更是称中国内地千万富豪人数达87.5万人。南方周末记者分析这1000位富豪中的前100位的学历构成发现，高中以下毕业者只有陈发树等寥寥10人，占比10％，本科及大专毕业者38人，占比38％，而硕士及博士则有42人（包括在职完成的EMBA或获得的 “荣誉博士”），占比42％。

42人当中，头顶博士帽的有近10人。不过，这10人当中，除朱共山等花钱抄近道修得的海外博士，以及如鲁冠球等后来获得的荣誉博士之外，按部就班、不打折扣的博士学位获得者凤毛麟角，尚德太阳能的掌门人施正荣便是其中之一。

施正荣两年前曾被通用电气高管罗琳·波尔森称为是“10年后超过比尔·盖茨的全球巨富热门人物”，从长春理工大学本科毕业，到赴中科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念硕士，再到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之后，他才开始参加工作，在澳大利亚奋战了8年，然后于2000年回国创业，成立无锡尚德。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他是学者创业型的富豪和企业家，对习惯了“野蛮生长”的中国企业家们来说，这种路径显然是不可复制的。

不同于张朝阳和施正荣这种海归博士，张文中等民营企业家则是在国内高校拿到的博士学位。张文中是物美控股集团前董事长，1962年生于山东，本科和研究生都是在南开大学读的，25岁取得硕士学位后被分配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五年后，他在担任世界银行和国家“863”科技基金支持的一研究课题组长中表现突出，受到部委领导好评，不久后他于中国科学院获得系统工程学博士学位；1994年他在北京创建物美商城。

张文中2006年身陷囹圄，两年后一审被判有期徒刑18年。引人关注的是，接替张文中任物美董事长的他的创业伙伴吴坚忠，亦有中科院系统工程学博士学位。更有趣的是，张文中的简历中称曾到美国斯坦福大学做博士后研究，而吴坚忠曾在美国密歇根大学进行博士后研究工作，且与张文中时间段相同，真可谓“黄金搭档”。

企业家在国内高校读博，常见的一种情形是该校原本就是其母校或相互之间有着紧密联系。近两年饱受争议的中国最大民营担保公司中科智集团董事长张锴雍属第一种情形，他是深圳市政协委员，1982年从中南矿冶学院（后并入中南大学）金属材料系本科毕业时，他没有想到自己最后在金融行业崭露头角，中南大学校友会的网站上称张锴雍后来“先后攻读了经济学和国际金融学两门博士学位的全套课程”，而中科智的官方网站上直接称其获得的是“金融工程学博士”。

国内最大民营钢企之一的河北建龙集团董事长、曾被称为“钢铁首富”的张志祥属后一种情形。他1989年毕业于浙江工业大学工业自动化专业，1994年开始创业，2000年时已声名鹊起，之后除其母校外，他还与北京科技大学、东北大学合作频繁，奖学金是一种合作基本形式。他同时与北京科技大学联合成立了“特殊钢技术联合联发中心”，并任东北大学校董会常务董事——搞校企联合，推进建龙在东北的钢铁版图。

2006年张志祥在接受一家媒体采访时称自己在东北大学读冶金专业的博士，目前尚不清楚他是否拿到了博士学位。

荣誉博士们
    尚不清楚邱继宝“美国内申大学”（又称美国国家大学）荣誉博士的学位是花钱所得，还是作为代言人获得的“赠品”。

还有一类企业家，他们头上的博士帽是“荣誉博士”。譬如今年65岁的万向集团董事长鲁冠球。他只有小学文化，但是却将一间乡镇企业，逐步打造成了营业收入（2009年）超过500亿元的民企集团；他在去年胡润百富榜上的财富为210亿元。

2001年11月21日，鲁冠球被香港理工大学授予工商管理博士学位。彼时与他同获殊荣的还有香港永亨银行董事长冯钰斌、香港长江制衣公司董事长陈瑞球等人。年过半百的鲁冠球非常兴奋，这是中国第一代民营企业家由于历史原因错过高等教育，而后收获高学历时内心的一处写照。此后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鲁冠球的名片都印有“博士”的头衔。

李宁公司董事长、曾被称为“体操王子”的李宁于2008年10月23日也获得了由香港理工大学颁发的人文学博士学位。这是他的第二顶“博士帽”了——早在2005年，李宁就被英国拉夫堡大学授予了荣誉博士学位；李宁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在鸟巢点燃火炬后，这一以体育科学著名的大学亦不失时机通过BBC等传媒向全球推介自己。

与鲁冠球同城的浙江广厦集团董事长楼忠福，是于2008年1月23日获得荣誉博士学位的。这一天，一个名叫“世界华人协会”的组织在香港向37人颁发了“世界杰出华人奖”，37人中的绝大多数同时获得了“美国西阿拉巴马州立大学荣誉博士学位”，除楼忠福之外，其中的企业界人士还包括恒大地产董事局主席许家印等。

获得荣誉博士的富豪企业家，还有富华集团董事局主席陈丽华、雅居乐地产董事局主席陈卓林、华彬集团董事长严彬等，他们三人在2009胡润百富榜上的财富分别为230亿元、210亿元、280亿元，他们获得的也都是美国高校的荣誉博士学位。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刘长乐曾于2006年11月获得了香港城市大学颁发的荣誉文学博士学位。

与上述企业家有所不同，曾受到中国多位国家领导人接见的台州“缝纫机大王”邱继宝头上的“荣誉博士”是另外一种情形。

邱继宝曾被前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戏称为“国宝”，两年前的全国“两会”期间，因受到一些中央领导的肯定，邱继宝又一次在央视新闻联播露脸——尽管彼时飞跃集团资金链紧绷，四面楚歌。当然，飞跃集团最终平安无事，因为从浙江省到台州市，愿意出手相助的人太多了。

邱继宝于2006年3月11日这一天取得了“美国内申大学”（又称美国国家大学）荣誉博士学位。博士帽是“送货上门”的——台州市市场营销协会和美国内申大学合作的“大中华区第五期美国内申大学DBA、MBA班开学”典礼在台州举行，邱继宝现场被授予荣誉博士学位，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呼吁台州企业家们都来参与学习并领取博士学位。这个场景的图片和视频资料，后来成为了“美国内申大学”的营销和宣传工具，在一个名为“美国内申大学中华文化艺术学院”的网站里，“校友邱继宝”的风采尽现，他和多位国家领导人的合影悉数收录在内。南方周末记者尚不清楚这一荣誉博士学位是邱继宝花钱所得，还是作为代言人获得的“赠品”。

一份“2008年北京大学房地产博士总裁研修班暨美国内申大学DBA（博士）学位招生启事”显示，交11.8万元，随报随学，每两月参加一次学习（地点是“中共中央组织部万寿庄宾馆”），每次3－4天，修满学分、完成论文答辩可拿到“四大高权威证书”，分别是“北京大学房地产总裁博士研修班结业证书”、“美国内申大学房地产工商管理博士学位证书和毕业证书”和“高级房地产管理师证”。

博士辈出的创业板和富二代
    除非“富二代”们自己主观意愿极为强烈，他们的父辈如何能苦等一个博士接班人的姗姗来迟呢？还是等将来再考虑镀金吧。企业家对博士学位之需求的代际传承于是形成了。

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过去了。如今的企业家和富豪群体中，头戴博士帽者层出不穷，完全不拘一格。至少还有两种类型的博士富豪可圈可点。

第一种是亦学亦商的“富豪教授”。代表人物是史正富和钟耳顺。

史正富是复旦大学教授和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他10年前就在上海成立同华投资公司并任董事长，玩起私募股权投资，迄今为止投资金额超过30亿元，他同时担任了奇瑞汽车等多家受资企业的董事，早在2007年就以15亿身家成为胡润百富榜上人物。他最近一次成为话题人物是去年6月其旗下公司豪掷4.65亿元拿下古井集团40％的国有股份，成为第一大股东，5个月后，史正富成为古井集团总裁。

资料显示，史正富的学士和硕士学位都是在其任教的复旦大学取得的，而经济学博士学位则是在美国美利坚大学获得的，他同时还是“美国马里兰大学社会学博士候选人”。

钟耳顺是去年底挂牌的A股创业板上市公司超图软件的董事长和实际控制人。超图软件是中国领先的地理信息系统（GIS）平台软件企业。钟耳顺的其它身份还包括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GIS协会副会长等。和史正富一样，钟耳顺也是博士出身，他是1991年在北京大学地理系获得博士学位的。以2010年7月20日收盘价计，其所持股份价值4.6亿元。

第二种类型是博士富二代们，代表人物是赵超。

赵超是步长医药集团董事长，生于1967年，是企业创始人赵步长（今年68岁）之子。这对父子皆是全国人大代表，均曾参加今年3月的全国“两会”，不过老爸是在山东代表团，而儿子在陕西代表团；“步长系”也是资本市场上非常诡秘的一支力量，多次财务投资都选择有国有背景的企业。

赵超于1988年在西北轻工业学院（后更名为陕西科技大学）取得学士学位，后来又到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念了MBA，最后在西安交通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陕西是民办教育大省，步长集团十几年投资创办了一所名为“陕西商贸职业学院”的民办学校，后来改名为陕西国际商贸学院，现在的院长正是赵超。

无论如何，“赵超们”毕竟是一个非常小众的群体，一来，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企业家的子女们就算有意读博士（按部就班那种），但他们的年龄也不过刚好到就读年龄或还不及；二来，就算他们已经获得博士学位，但在他们的父辈完全退出家族企业之前，他们并不能像赵超一样被称为真正意义上的“博士企业家”。

有人说这是一个假命题，因为中国民营经济的主要特征是一个“急”字，无论是“急”还是“被急”，时刻都需思量安身立命之策和突出重围之道，除非“富二代”们自己主观意愿极为强烈，他们的父辈如何能苦等一个博士接班人的姗姗来迟呢？还是等将来再考虑镀金吧。企业家对博士学位之需求的代际传承于是形成了。

（本文部分内容引自作者即将出版的新书《大佬的忧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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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记者 张华 http://www.infzm.com/content/47944

意外之喜

“同样被套牢的基金们一定是无法忍受直线下跌，最终选择疯狂加仓以降低成本了。”

“涨停了，紫金矿业（A股）涨停了！”2010年7月20日上午10点40分，郑粤明在电脑前大叫一声，他情绪激动，有些歇斯底里。 

郑粤明是东莞一位年轻股民，也是紫金矿业的“坚定持有者”。他最后一次买进是去年9月，当时紫金股价为10元左右，两个多月后涨至最高11.5元时他并没有没有卖掉，此后就一直被深套。“我没有割肉的习惯”他说。 

不割肉的代价是巨大的。今年上半年，沪指下跌幅超过25%，这一数字远超道琼斯和纳斯达克指数均不到6%的跌幅。和讯网的一项调查显示，上半年74%的A股股民是亏损的。这其中自然包括郑粤明。上半年最后一个交易日，紫金矿业已跌至6元附近。 

郑粤明下定决心，等股价反弹至7.5元左右就割肉出局。7月12日，星期一早上，紫金意外停牌，一个猜测在他大脑里一闪而过——是不是有重大并购重组事件呢——这是富有阿Q精神的中小股民们惯常的猜测；查公告，无果；下午上网搜索新闻，一种不祥之兆袭来，上杭县政府正在开发布会，称紫金山铜矿涉入重大污染事件。晚上上交所的公告证实了这一点。

第二天紫金矿业开盘大跌。郑粤明心灰意冷，左右为难——这也难怪，他的星座是天秤座。直至收盘，他仍没舍得割肉，之后紫金矿业又连跌三天。

转机在7月20日出现，这一天紫金矿业开盘不久就拉升至2.8%左右的涨幅，横盘近一个小时后，重新抬头，直奔涨停，后虽小幅震荡，不过上午收盘时还是牢牢封在了5.73元的涨停价。

而就在这一天早上，紫金矿业发布公告称，7月19日收到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通知书》，公司因涉嫌（关于污染事件）信息披露违规被立案；同时还发布了紫金董事会向投资者的致歉信。

“同样被套牢的基金们一定是无法忍受直线下跌，最终选择疯狂加仓以降低成本了。”国泰君安一位研究员说。数据显示，7月20日紫金矿业居资金抢筹榜之首，资金净流入超过1.5亿元。

“散户绞肉机”

尽管紫金矿业虽是沪市权重股之一，也深受基金青睐，但它一直是散户行情。

这一研究员说的没错。一直以来，紫金矿业被视为是“高成长性”、“具有长期战略投资”的股票。A股上市前夕，紫金矿业曾请一箩筐的主流基金公司的基金经理和券商研究员到其上杭县的老本营参观、交流，当这些人问及其关于估值、环保、税收等问题时，紫金高管们就像小学生背简法口诀表一样对答如流。

最有意思的当时有人说网上有消息称紫金山附近江里的水正在变臭时，紫金矿业董秘郑于强否认称，“今天中午就让大家尝尝我们江里的鱼。”

唐伯年彼时也在其列，他是上海一家私募基金的负责人，调研之后，他给紫金矿业贴上了“透明”“创新”等标签，最后一标签最重要——一个能给股东带来丰厚回报的企业。紫金矿业从此进入他的关注视野，去年年中其公司股票池中，五家蓝筹是四只金融股和一只资源股——中国平安、浦发银行、中信证券、海通证券、紫金矿业。

幸运的是，今年春节前他们这款私募信托产品到期后清盘，此后没再买入紫金矿业，“我也没想到紫金股价今年一泄千里，半年几乎打了半价，”他说，“逃过一劫，真是庆幸。”

尽管紫金矿业虽是沪市权重股之一，也深受基金青睐，截至去年底有近百家基金持有其共10%左右的股份。但它一直是散户行情。今年一季度前十大流通股东里有两支与期指有关的新基金进入，但持仓量与退出的几支基金相比明显减少。去年底其股东总户数为98万户，今年一季度末为108万户。

紫金矿业被郑粤明称为“散户绞肉机”。他经历过其A股上市当天（2008年4月25日），他开盘买入5000股，买入价10元（他似乎和这一数字有不解之缘），随后是看着K线图像死鱼一样横盘至下午一点半，突然之间是令人心惊肉跳的“过山车”——从10元直线拉升至22元，也就是说，转眼之间郑粤明账面盈利120%；可惜紫金很快被交易所停牌，收市前5分钟才复牌，从22元直线落下，收盘价13.92元，接下来两个交易日更是连续两个跌停，郑粤明空欢喜一场。

郑粤明几次买卖紫金矿业，都是以亏损收场。大幅拉升时，他总期待“明天更美好”，最后只是镜花水月；大幅下跌时，总以为补仓就能尽快解套，结果越陷越深。今年7月初他想明白了：谈什么狗屁矿产储量、金价上涨和市盈率，紫金矿业那些成本完全可忽略不计的“大小非”实在太多太多了，他们抛售时不在乎10远还是5元的股价，而散户们呢？当然，他就是想明白，对是否割肉面前也是优柔寡断。

去年4月底，紫金矿业49.25亿股限售股解禁。仅新华都集团董事长陈发树及旗下公司在两个月内就通过大宗交易平台减持近3亿股，去年下半年又减持1.45亿股，累计套现金额约45亿元；陈发树去年仅从紫金矿业分红所得就达1.7亿元（税前）。

其实“大小非”并非如郑粤明所言一样丝毫不在乎股价跌涨。去年6月的一天，所持紫金市值超过10亿元、紫金矿业前十大自然人股东之一的谢福文，一边试驾朋友刚送他的那辆保时捷越野车，一边对南方周末记者称，铜矿的潜力和海外并购是紫金矿业未来的闪光点，“我暂时不减持，要等到股价上到15块。”但至今他未等到这一天。

躲猫猫

两年多的时间里，紫金矿业发布公告超过120次，至少有10次引起投资者较大质疑。

尽管在“隐形富豪”不计其数的东莞市，连郑粤明自己都承认，作为一家文化公司的经理，月收入近万的他其实与“世界工厂”里的一枚工人没有本质区别，但他还是给自己贴上了“知识分子”的标签。他痛斥“妖股”中可能含有的人为操纵成份，尤其是紫金矿业公司本身一些不明朗的作法。

最典型的一次事件，是去年7月的“邮件门”风波，7月9日中午，多家券商研究所向其客户发送信息称，紫金矿业收购哈萨克斯坦黄金公司事宜近两日内会有“明确说法”。第二天下午，紫金矿业（H股）发布公告称，自本公告之日，公司已终止哈萨克斯坦黄金公司收购项目。

当日，紫金A股又是一番过山车行情，开盘即拉升，大涨近8%后迅速坠落，最终以0.36%的微弱涨幅收盘。第二个交易日跌幅则超过5%。“重大收购事项的进展情况有外泄嫌疑”，这是郑粤明的第一反应。

市场上类似的置疑声始终有之。早在2008年4月2日，摩根大通以每股6.76港元的均价减持紫金H股逾1500万股，但在第二天，又以超过7元的均价增持了400多万股，人们琢磨不透摩根大通玩什么把戏，而就在第三个交易日，紫金矿业正式披露A股招股书（从上市获批到发布招股书用了四个多月时间），市场关于紫金消息外泄的说法应声而起。

从2008年4月25日（A股）上市到2010年7月20日，两年多的时间里，紫金矿业发布公告超过120次，至少有10次引起投资者较大质疑。其中以信息披露不力为最。最近一次即新的“污染门”事件，南方周末第一时间内调查获悉污染起始日为紫金大派年度“红包”（分红派息）次日的6月5日，但走到证监会立案调查前，它仍坚称污染日为7月3日。

在此次紫金涨停之前，郑粤明并非没有体会过类似的快感。令他记忆犹新的一次是2009年春节后第一个交易日，紫金跳空高开，很快被封上涨停。之后连续大涨，7个交易日涨幅超过50%。2月10日，紫金发布股价异常波动公告称，“除于2008年12月30日披露的建设设20万吨铜冶炼项目外”，3个月内无资产重组等重大事宜。

问题正在于，这一被政府部门称之为“建国后福建龙岩最大投资项目”的“20万吨铜冶炼项目”之具体情形，以及未来对于紫金矿业及上杭县、龙岩市甚至福建省的重要性，紫金矿业均语焉不详。但这些信息，在谢福文和唐伯年一些与紫金关系甚密的人士眼里，则是透明的。

少数人的盛宴

“海外并购接连失败后，已募到的巨额资金的新去向，为何不向投资者作进一步的披露呢？”

“你要帮我们为紫金矿业‘中国第一大金矿’的称号正名啊，”紫金矿业董事长陈景河面对一张偌大的“欧亚地质图”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要不我给你其它几家矿山的联系方式，你做篇文章？” 

这是2008年8月20日上午，陈景河在其厦门的办公室对南方周末记者的一番话。彼时紫金上市不到4个月，甘肃阳山金矿号称自己是“亚洲第一大金矿”，让陈景河很是不爽。一直以来，紫金矿业有意在投资者面前树立一个“带头大哥”的形象。

陈景河的不爽中其实也暗示了资源性行业一个“公开的秘密”，那便是重视开采、疏于勘探、玩储量竞赛。储量竞赛的表现形式是不少资源类企业喜欢上了“注入矿产资源”的游戏——中小投资者是外行，要么看大戏，要么入局当个“轿夫”。

海外企业会耗费数年时间勘探清楚一座金矿的真实储量后才进入开采，但中国公司的情形常常是“只争朝夕”，争于变现。“体制决定的，”一位券商研究员在2008年到紫金调研时和同行说，“本来就是国有企业，高管只要在在位几年好好挖矿收钱即可。”本次的“污染门”，也将离退官员扎推紫金矿业的独特“风景线”暴露无遗。

而两年前曾发生过一件更为典型的事件：紫金矿业董事会原建议2007年度不分配利润，但随后作为第一大股东的当地政府投了反对票，并提出了共计逾13亿元的分红动议。

紫金矿业与众不同之处在于，虽然第一大股东是当地政府，但随后的几大民营股东（陈发树、柯希平等）的总持股比例也不可小觑，加上陈景河本人现在持量量为8700万股，他们在“坐山吃山”之余，还是有四处寻找独特的动力的。尤其是去年6月中旬，陈景河减持了超过2700万股紫金矿业，其中2100万股转让给了公司其他十位董事、监事和高管。这帮人自然也愿意跟着卖命了。

不过，正如收购哈萨克斯坦黄金公司未果一样，近两年来，紫金矿业还在菲律宾、秘鲁、澳大利亚等国紧锣密鼓地收购矿山，但是接二连三折戟。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去年11月宣布34亿元要约收购澳大利亚矿企英多菲（Indophil），最终于今年6月底亦宣告失败。有人吃惊于为什么好多国家“拒绝中国钱”，有人则怀疑雷声大、雨点小的紫金矿业有“假并购”之嫌。无论如何，对于一家公众公司来说，紫金似乎有义务公告相关细节，但却从来只是寥寥数笔。

“一个容易被人忽略的现象是，”郑粤明说，“接连的并购失败后，已募到的巨额资金的新去向，为何不向投资者作进一步的披露呢？”

紫金矿业就像一个纨绔子弟，曾多次被环保部及证监会调查或要求整改，但总是一边改着旧习惯，一边犯起新毛病，掺杂其中的无疑是扑朔迷离的股价波动。

“炒了4年股，几次买入紫金矿业都是我极大的失误，”郑粤明叹了口气说，“我准备割肉了。”没有人知道他是否会真的割肉，但“妖股”的故事仍在继续。

（文中郑粤明和唐伯年为化名）

链接：中国最大黄金企业“污染门”调查：http://www.econzhang.com/?p=3929

南方人物周刊  特约撰稿  东方愚

所聘总裁唐骏深陷“学历门”事件，旗下最大一块资产紫金矿业又遭遇“污染门”风波，49岁的新华都集团董事长陈发树（紫金矿业第二大股东）最近有点烦。他是2009年胡润百富榜上的福建首富（第15名，资产250亿元），也是中国内地的“矿产首富”，但如今已是大打折扣。

有人说陈发树会炒掉唐骏，也有人说陈发树会因紫金矿业股价相比年初几乎打了半价而心急如焚。这些都是想当然的推测而已——我们高估了唐骏和紫金矿业在陈发树棋局中的地位，从而低估了陈发树的冷静和智商。

从1995年在福州东街口商业区开出第一家名为百货公司，到15年后的今天涉猎百货、矿产、旅游、IT、医药、啤酒、地产、酒店等诸多行业的民企集团掌门人，陈发树似乎总能否极泰来，柳暗花明。他是如何做到的呢？

“四大金钢”

    陈发树的几个兄弟在整个家族产业里的职位只具有象征意义，集团战略和具体业务由职业经理人“四大金钢”唐骏、周文贵、刘晓初、叶芦生等来掌舵。

1982年，20岁出头的陈发树从林场向厦门倒卖木材，5年后攒下第一桶金。之后他买了一辆三轮摩托，和陈晋江等几个弟弟（陈发树有3个哥哥和4个弟弟）一起为一家小百货店拉货，1988年将之盘下，开始了自己百货食杂零售业的生涯。

一直到1995年，陈发树的生意才有起色，他从厦门来到福州，在最为热闹的东街口商业区开了一家名为华都的百货公司。两年后华都集团成立，年底设立股份公司，注册资本1.06亿元，陈发树持股71%。这一年，他36岁。

1998年，陈发树与弟弟陈晋江分家，陈发树成立新华都集团。2000年入股紫金矿业前夕，新华都注册资本1.39亿元，陈发树持股73%。

新华都向漳州、泉州、厦门等地扩张，是从2003年开始的，当时紫金矿业的利润已逐年提高，为新华都扩张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持。

现在新华都集团里，除陈发树外，陈家兄弟还有三人，弟弟陈志程（真名是陈志腾）是新华都百货零售业务（即新华都上市公司）的负责人；弟弟陈志勇是泉州和漳州等地新华都百货业务的负责人，哥哥陈云岘是新华都工程的负责人。

不过，陈发树的几个兄弟在整个家族产业里的职位只具有象征意义，集团战略和具体业务由职业经理人“四大金钢”唐骏、周文贵、刘晓初、叶芦生等来掌舵。

在这方面，展现了陈发树的过人之处，这也是他有今日成就的根本原因。如果说中国早期民营企业家身上都带有某种幸运元素的话，那么陈发树便是其中能将幸运保持下来的一小部分人之一。他的秘诀是，以职业经理人取代家族成员执掌旗下产业，用投资回报推动主业快速扩张。

周文贵是被陈发树从沃尔玛挖来的经理人，现在是任新华都上市公司的总经理。当被笔者问及执掌新华都主业的感受时，周文贵称：“我并不是陈家人，但得到了陈发树的充分授权，这是最令我欣慰的。”新华都百货和零售业务去年净利润近7000万元；截至2010年7月19日，其市值为27.5亿元。

一鸣惊人

    连陈发树自己都未曾料到，当初无心插柳的意外入股，为自己百货生意迅速扩张提供了“天然保障”，更使自己几年后成为了坐拥逾200亿元资产的“福建首富”。

2000年9月初的几天，已届“不惑”之年的陈发树面临着创业以来最大的一道坎——他被福建省政府推进了被认为是夕阳产业的矿业“火坑”里。彼时福建上杭县国企紫金矿业改制，向民营企业敞开大门，其董事长陈景河带队到香港、深圳等地招商，最后无果而终，“人家对我们不感兴趣啊。”最终福建省政府出面，给新华都、恒兴实业等省内知名民营企业“打招呼”，两家企业的掌门人陈发树、柯希平情非得已，双双入股。

这对行事谨慎的陈发树而言，无疑是一次莫大的考验。他对一位手下说：“就当是赌一把了。”他从此成为了紫金矿业第二大股东。

正是这种“赶鸭子上架”，成就了陈发树。2002年开始，国际黄金价格进入上升通道，2002年初每盎司黄金价格为270美元，6年后的2008年3月，这一价格首次冲破1000美元大关。连陈发树自己都未曾料到，紫金矿业后面被探明为中国最大金矿，加上金价疯涨，他当初无心插柳的意外入股，为自己百货生意迅速扩张提供了“天然保障”，更使自己几年后成为了坐拥逾200亿元资产的“福建首富”。

陈发树成为公众人物，正是因为他参股紫金矿业。新华都集团是紫金矿业的第二大股东，陈发树至今仍直接和间接持有12%的紫金矿业股份（17.1亿股），以2010年7月19日的收盘价计，仅此一项投资，陈发树的身家就近百亿元，去年仅从紫金矿业分红所得就达1.7亿元（税前）。

成败论英雄。当陈发树因紫金矿业一鸣惊人之后，一些媒体开始对陈发树的“战略投资眼光”推崇有加。坊间甚至盛传，陈发树当年一次机缘巧合，认识了紫金矿业的掌门人陈景河，紫金矿业改制时，陈发树“果断出手”，投资入股。

“这是一种误读”，紫金矿业董事长陈景河在接受笔者采访时曾称，尽管陈发树1997年就接触到了紫金矿业，但当时国内的矿产行业并不景气，陈发树并没有投资意向。

陈发树在紫金矿业的成功投资得益于他的用人。1997年，陈发树结识了时任福建省体改委股份制与证券管理处处长的刘晓初。两年后，陈发树开出优厚的条件，促使刘晓初弃政从商，加盟新华都。2000年，紫金矿业改制，刘晓初作为新华都的代表进驻，担任副董事长。刘晓初在资本运作道路上的娴熟动作，使紫金矿业为陈发树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金。

2010年7月紫金矿业“污染门”发生后，新华社发文痛斥紫金矿业“官商勾结”，这只不过是充当了“皇帝的新装”里说话的小男孩儿而已，紫金矿业第一大股东自始至终都是当地政府，一直以来也是从上杭县到福建省的宠儿，又怎么可能做到独善其身呢。

政商之惑

    在新华都高层的一次内部交流中，陈发树以德隆系和涌金系为例，警示大家不要冒进，更不要在政商关系上留下污点。

紫金矿业的第二大自然人股东柯希平告诉笔者，陈发树的老家是福建安溪（出产名茶铁观音），但他从不喝铁观音。新华都董秘龚严冰说，陈发树执掌一家大型家族企业集团，但其兄弟大都身挂虚职；不喜欢用秘书，总是一个人夹着普通的公文包就上了飞机；不讲排场，不会因为外界的声音而改变自己的主意……

当周文贵、刘晓初、叶芦生分别把新华都旗下的零售、矿产、旅游产业打理得有声有色时，陈发树逐渐退居幕后。

福建省企业家协会秘书长欧凌芝称，2005年开始，陈发树再也没有参加过该协会的任何活动。新华都的竞争伙伴、福建第一大连锁超市永辉集团掌门人张轩松甚至都难得见到陈发树一次。

这一年，新华都举办了十周年庆典活动。在一份《新华都稳进十年录》的内部资料上，赫然写着“陈发树先生以1.34亿美元财富列2004年福布斯大陆富豪榜第111位。”然而，自此之后，新华都内部再也没人讨论过老板的个人财富。

2007年，陈发树以180亿元个人财富位居胡润百富榜第29位，成为福建首富；令胡润遗憾的是，他几度试着约访陈发树，都以失败告终。

陈发树正是在新华都十周年庆典后变得异常低调的，他甚至不再给自己配秘书，新华都董事龚严冰是最后一任。

对于陈发树的低调，龚严冰称：“首先是出于安全角度的考虑。玖龙纸业的张茵成为中国女首富，结果惹来不少麻烦。”

而对于陈发树不再使用秘书，龚的回答是：“老板常跟省市一级的领导会面，对方不太喜欢老板带秘书。”这一回答虽有些牵强，但无疑将话题引向了一个甚为敏感的领域——政商关系。

由于陈发树的低调，不少人对他与政府关系的猜测多了起来。有人将他与红色资本家荣智健相提并论——荣智健是香港中信泰富第二大股东，第一大股东是国家，但荣智健与国家资本共成长，赚了个盆满钵满；陈发树执掌的新华都是紫金矿业和武夷山旅游的第二大股东，这两家企业的第一大股东都是当地政府，但陈发树的话语权不同小觑。

不过，新华都一位董事对笔者称，在新华都高层的一次内部交流中，陈发树以德隆系和涌金系为例，警示大家不要冒进，更不要在政商关系上留下污点，“与地方政府关系宁可不好，不可太好。”陈发树说。

高调捐股背后

    减持套现-财务投资-捐出股份——陈发树的财富聚散和腾挪之道“一箭多雕”，成立信托基金也为未来的一些资本运作提前扫除了障碍。

2009年陈发树多次成为许多媒体头条财经新闻的主角，其中包括他大幅减持紫金矿业、投资青岛啤酒、参股云南白药、捐出巨额股份成立“新华都慈善基金”、聘请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德蒙德·菲尔普斯(EdmundS·Phelps)出任新华都商学院院长……

其中引起轰动最大的，莫过于2009年10月20日，陈发树在北京宣布捐出个人所持新华都、紫金矿业、青岛啤酒、云南白药四家上市公司流通股股票的九成（市值约为80亿元人民币），成立“新华都慈善基金”。

陈发树如此大手笔，和半年前声称捐出所持家族企业股份的六成成立慈善基金的他的福建同乡、福耀玻璃董事长曹德旺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不过，他的这一 “狂捐”之举引发了不小的争议。最大的争议是，陈发树是不是“迫于压力”？这种猜测的背景是，2009年9月份，坊间盛传国税总局正“暗中调查”紫金矿业大小非解禁后，“大非”陈发树、柯希平等人的减持及纳税情况。

尽管“陈发树巨额偷税”传闻一度广为流传，但如果说这成为了陈氏如今捐出巨额股份成立慈善基金的主要推手，要么是高估了偷税传闻的杀伤力，要么就是低估了陈发树的智商。其实笔者于2009年3月初在福建采访时，就听说陈发树亦正准备成立一个数目不菲的慈善基金的打算，而彼时紫金矿业还没解禁。

既然在年初就已有捐股打算，为何5月起陈发树从紫金矿业中持续大幅套现（超过30亿元）后，然而紧锣密鼓地对青岛啤酒和云南白药进行财务投资，继而在10月份又闪电般地宣布捐出？

事实上，陈发树豪掷16亿元投资青岛啤酒和其与青啤董事长金志国同为中欧同学且私交甚密不无干系，掷22亿元投资云南白药则与朋友牵线搭桥有关。类似的投资，不但可以避开原先将鸡蛋放在紫金矿业这一个“篮子”的风险，也可以为旗下的不少职业经理人谋求到新空间（这一点类似于现在市场上流行的分拆上市）。

陈发树的精明可见一斑。试想，如果没有去年减持紫金矿业近30亿元，那么到紫金矿业“污染门”发生的2010年7月，这部分资产已缩水近半。而青岛啤酒和云南白药的如今的股价，相比陈发树入股时不降反升。

最重要是，紫金矿业、青岛啤酒、云南白药都不姓陈，自然人陈发树分别为第六、第三、第二大股东，所以与曹德旺相比，他的捐股不存在考虑家族控股权的问题，可谓省事多了。

减持套现-财务投资-捐出股份——陈发树��t;font-size: 12pt;">尽管容忍是有限度的。

2010年夏天，陈发树因为唐骏“学历门”和紫金矿业“污染门”事件而再次受到关注。

唐骏现在确实已成为了陈发树的一块“负资产”。两年前陈发树邀请唐骏加盟，其实是出于对新华都发展前景的担忧——一方面，作为新华都主业的零售业波动性较小，而紫金矿业所处的矿产行业周期性很强；另一方面，由于门票收入不再进入上市公司，武夷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上市遇阻。新华都若想做大做强，只有另寻他途。

彼时唐骏不愿到福建走马上任，他提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将新华都集团的行政总部迁至上海，理由是新华都应以一个全国性大公司的姿态示人。陈发树采纳了这一建议，并买了一辆宾利放在了上海，尽管自己很少到上海。

除新华都集团总裁一职名，唐骏挂任董事长的是新华都旗下“港澳资讯”公司。港澳资讯原本出自名门——中银国际，后来为新华都纳入麾下。唐骏接手后，向外界描绘港澳资讯的未来图景——“中国的彭博社”。而彼时港澳资讯的年利润不足500万元。今年1月，港澳资讯在上海宣布收购千寻网络、联游网络、弘扬科技以及胜龙团队在内的四家IT公司，据称交易金额高达2500万美元。

唐骏“学历门”关乎个人诚信，他此�t;——尽管容忍是有限度的，毕竟他和唐的关系不比谢张两位明星夫妻。

“陈老板26岁从一家杂货店起家，即使成为福建首富，对零售业还是有一份特殊的情感的。”一位与陈发树同乡的民企老板说。而2008年笔者在新华都采访时，得知在陈的算盘中，旗下百货零售业务5年内的营收目标100亿元，这在当时看来不可思议，因为2007年这一数字仅为16亿元。然而此后两年，新华都疯狂收购一些零售同行， 2009年的营收就达了31亿元，与两年前相比几乎翻倍。

今年6月，陈发树又宣布进军地产业，从长沙开始，号称要建造总建筑面积300万平方米的新华都·万家城。“闽商嘛，你看这个‘闽’字，圈起来是条虫，放出去会成为一条龙。”一位福建商人称。“陈发树的资本和产业雄图，不可能被一兵一卒所羁绊。”

对于紫金矿业遭遇“污染门”和受调查风波，一位重仓并曾在紫金矿业任职的上杭投资者认为，他已对此习以为常了，“陈发树不可能像外界想象的一样在乎紫金股价的波动，”他说，“就算股价连跌，有多少基金比陈要焦灼一百倍呢。”

7月20日，紫金矿业（A股）开盘不到一小时即被封上涨停价。而之前一天晚上，紫金刚刚发布道歉信，以及被证监会立案调查的公告（后续见7月22日笔者在南方周末《“妖股”紫金》一文）。

早在一个月前的6月5日，闽西最大河流之一的汀江就遭受严重污染，然直至汀江污染一个多月后的7月12日，紫金矿业公司股票才紧急停牌，随之发布污水渗漏事故公告。这是中国证券市场为数不多的因环境事故申请停牌的事件，也是环保部和证监会加强对上市公司环境违法信息披露要求的另一注脚。

□南方周末记者 张华 发自广州

本周一，7月12日，中国最大黄金和第二大铜生产企业——紫金矿业A股和H股突然停牌，事先并无任何信息披露。当天晚上，紫金矿业发布公告称，停牌缘起一项重大污染事故——紫金山铜矿湿法厂污水池7月3日发生渗漏，导致约9100立方米含铜酸性污水排入闽西最大河流之一的汀江。

就在这一天下午，紫金矿业所在的上杭县政府召开发布会，对污染事故进行了通报，副县长蓝富雁称，渗漏废水7月4日未再流入汀江，同时已勒令紫金山铜矿停产整改，并密切关注事故对民生造成的危害。

公告发出后，外界普遍质疑紫金矿业信息披露滞后，瞒报事故近十日，紫金矿业的解释是“为避免引起恐慌”。

南方周末记者调查得知，污染事故第一次发生时间为6月5日。屡屡趟过“环保门”的紫金矿业在事发一个多月后，最终选择紧急停牌，公告污染情况。从6月5日到7月12日，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上杭县政府、紫金矿业以及受灾渔民（主要是上杭县下都乡璜溪村等）之间展开了一场戏剧性的博弈。

本周二，紫金矿业复牌，受污染事故和大盘的影响，其A股和H股当日分别下挫3.68%和8.42%。

“毒水”来袭
“下都乡政府显然不希望事态扩大，急于清理死鱼现场。”

对于上杭县下都乡璜溪村村民来说，养鱼是其主要生计。在这个176户人家的村里，近半人家以渔业养殖为生，璜溪村也是下都乡公认的“首富村”——早在2007年其网箱养殖商品鱼产值就超过了1000万元。

丘立根是璜溪村村民，2005年开始，他投资近50万元，购买网箱和饲料，成为汀江上的一名养殖户。一年净赚约10万元，虽然辛苦，但养活一个六口之家并非难事。然而，所有这一切在2010年6月5日这天彻底改变了。

这一天，渔民们发现汀江水开始变绿，从一开始的浅绿变为深绿。成片的鱼开始死亡，“毒水来了”，这是丘立根的第一反应。“毒水”是他们对排入汀江中的液体污染物的通俗称呼。随之，渔民们向上杭县政府求援，不过，政府部门取了水样之后，并未公布化验结果，也未说明污染源来自哪里。

随后几天，江水并没有进一步受污染的迹象。不过，端午节前一天（6月15日）的一场特大暴雨，使渔民们再次受灾，许多网箱被冲走。

渔民们还没有从接受的霉运中缓过神来，“毒水”于6月21日卷土重来。渔民们再次向上杭县政府“求救”。像上次一样，上杭县水产局一边过来取了水样，一边安慰村民们称这只是“洪水过后，蓝藻爆发”。

显然，渔民们无法认同这样的判断。他们决定派代表自己拿水样到广州化验，同时希望上杭县水产局能够签字，证明水样乃从汀江里现场提取，结果遭拒。不得已之下，璜溪村渔民们拉了两车死鱼到上杭县政府抗议。

6月25日，上杭县政府告诉村民们，江水铜离子超标，但水质正常。直到7月13日，上杭县副县长蓝富雁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仍表示彼时汀江水“ph值正常”，但他承认详细的水质化验结果自始至终没有公布。

让渔民们没有料到的是，在没有搞明白污染源的情况下，一场补偿谈判的拉锯战就此开始。

6月27日一大早，璜溪村的渔民们不约而同收到下都乡党政办发来的一条手机短信，内容是“请各网箱养殖户今天上午前将各自死鱼打捞送住填埋场处理（上午结束任务），下午填埋场工作人员撤离。”补偿费用是：每斤死鱼6元，12厘米以下鱼苗计重后按市价标准，打捞工资每100斤15元。

“下都乡政府显然不希望事态扩大，急于清理死鱼现场。”丘立根说。

这种补偿，在损失巨大的渔民们看来就是杯水车薪。他们坚称，必须按每平米死鱼的公斤数和市场价计算补偿额，若按政府部门则以每平米40元简单计算，“也就是说，我的 700平米的养殖面积，只能获得2.8万元的补偿。”丘立根说。

谁是“罪魁祸首”
“这一天污染突然变严重了，我们才发现源头在紫金矿业。”

事发一个月后，7月4日下午，渔民们收到下都乡政府发来的另一条短信，短信称“现已明确水质污染责任主体属紫金矿业集团公司”，并称若对之前的转产补偿标准不满意“可协商解决”。

蓝富雁告诉南方周末记者，“7月3日之前一直没能查清楚污染源，这一天污染突然变严重了，我们才发现源头在紫金矿业。”

而丘立根认为蓝富雁是在自圆其说，“7月3日汀江水质，和几天前并没有任何异常，”他说，“就算紫金矿业污水7月3日才开始进入汀江，那么之前的污染事故又应当如何解释，又为何迟迟不加解释呢。”

璜溪村村主任丘开福对南方周末记者说，璜溪村所有受灾渔民都应当有充分的知情权，“毕竟我们暂时没了生路”他说；丘开福也是位养鱼大户。

紫金矿业7月12日晚发布的公告中提到了三个时间点，一是自称紫金山铜矿的工业污水，是7月3日15时50开始出现渗漏并部分进入汀江；一是自称7月4日下午2时30，污水渗漏事件即得到控制；三是自称7月8日上午10时30的抽样检测结果是“水质逐步好转，总铜浓度下降、ph值上升，总铜浓度和ph值符合《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Ⅲ类水的标准”。

这一公告与这一天下午蓝富雁在新闻发布会上对渗漏事故的通报高度一致。

更值得关注的是，上杭县政府所强调的7月4日汀江水质恢复“符合Ⅲ类水的标准”，是由“环保部门”监测的，而紫金矿业公告中，“符合Ⅲ类水的标准”的结果则是由紫金矿业公司的“应急处理小组”发布的。

蓝富雁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从福建省到龙岩市，再到上杭县和紫金矿业，针对事故成立了调查组，“各自有各自的环保专家”。不过，福建省环保厅7月12日下午对紫金矿业污染事故的通报，与上杭县政府的口吻完全一致。

事实上，早在今年6月25日，紫金矿业的一位中层即给南方周末记者打电话，询问最近动向。而当时，正值渔民准备前往广州鉴定江水污染情况。

紫金环保原罪
尽管屡遭“环保门”，紫金矿业却似乎是个幸运儿。

紫金矿业并不是第一次受污染困扰。

十年前，紫金矿业的拦砂坝在暴雨中崩溃，就曾使得下游农民一夜之间失去了自己的土地而被迫转行。彼时紫金矿业金、铜矿储量尚未探明，受灾的同康村民被迫拿到一张紫金矿业股权证做补偿，未料到10年后财富翻了600倍。截至去年底，紫金矿业总资产近300亿元。

十年间，上杭县国内生产总值（GDP）也从25亿元跃升至百亿元。紫金矿业作为当地政府的宠儿，多次因环保问题引发争议。

2008年初，中国证监会出台“绿色证券”新规，一个多月后，国家环保总局也发布了《关于加强上市公司环境保护监督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并于3天后公布首轮上市环保核查“黑名单”——紫金矿业赫然在列。

今年5月，环保部又一次发布未按期完成环保整改的上市公司名单，其中紫金矿业仍然位列其中，包括紫金山铜矿在内的旗下7家企业被点名。不到一个月，6月5日，紫金山铜矿即发生本次重大污水渗漏事故，官方公布的外渗量高达9100立方米。

相比紫金矿业海外并购屡屡碰壁，国内的铜矿正在成为紫金利润的新摇篮。

紫金矿业前十大自然人股东之一的谢福文去年6月对南方周末记者说，铜矿或将是紫金矿业未来业绩的一大引擎。紫金矿业2009年财报显示，其铜矿业务销售收入在总收入中占比约11%，净利润占比则高达近22%。

2009年3月11日，投资逾26亿元的紫金铜业公司20万吨冶炼项目开工，开工仪式上各级领导济济一堂，这是福建省2009年重点建设项目，也是建国后福建龙岩市最大的工业投资项目。今年春节，紫金矿业员工回家过年时带着一个任务，“像工业间谍一样挖人才”。

虽然这一大型项目并不在紫金山上，而是位于上杭县蛟洋工业园。但有声音认为，紫金矿业在铜生产上有“大跃进”之嫌，并容易导致安全生产和环保意识弱化。

尽管屡遭“环保门”，紫金矿业却似乎是个幸运儿，皆有惊无险。譬如它虽然登上了2008年2月环保总局的黑名单，但两个月后顺利回归A股，以招股价计，募资近百亿元。

这一次紫金是否再次得到幸福之神的眷顾，现在还是未知数。

上杭县政府已明确对外宣布紫金山铜矿已经全面停产，而紫金矿业公告并未提及“停产”二字，只是在最后一句称“本次事故将对紫金山铜矿湿法厂铜的生产产生重大影响”。

“因为我们要等各级调查小组的结果和后续的整改验收，”7月13日晚，紫金矿业证券部总经理赵举刚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称，“所以无法对复工时间及业绩影响做出预测。”

上市公司惩污契机
证监会和环保部或可以紫金矿业污染事件为契机，出台上市公司环保信息披露细则。

紫金矿业停牌是中国证券市场为数不多因污染事故申请停牌的事件之一。此前，几起上市公司紧急停牌事件中，虽外界怀疑事涉环境违规行为，但是公告并未证实。与此同时，这次停牌也是环保部和中国证监会加强对上市公司环境违法信息披露要求的另一注脚。

早在2003年，国家环保总局就首次表态称污染环境、牺牲公众利益换取利润的上市公司将面临环保部门和证监会的双重处罚；第二年，川化股份污水处理系统出现故障，造成沱江水域重大污染事件，公司高层及当地环保局负责人亦受刑罚。

过去几年内，之所以没有大规模展开对上市企业环保信息的核查，一方面是上市企业本身环境信息披露不完善，其次，则是众监管部门环保法律法则的凌乱和交叉，以及地方政府的保驾护航。

以紫金矿业为例，去年底其曾收到福建证监局的整改要求，称其在信息披露及公司治理和规范运作方面存在问题。今年2月，紫金矿业发布“社会责任制度”，其中专门提及“充分履行信息披露制度，提高信息披露质量”以及“不得进行选择性信息披露”，然而5个月后的今天，紫金矿业在新“污染门”事件中再次被指信息披露不力。

2010年7月8日，环保部发文称将进一步严格上市环保核查管理制度，同时再一次提到完善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机制和加大上市环保核查信息公开力度的重要性，并称将发布2005年至今年6月30日的上市公司环保核查报告。

“紫金矿业需对汀江污染事件进一步进行详尽的信息披露。”招商证券(香港)投资银行董事总经理温天纳对南方周末记者称，他认为，中国证监会和环保部或可以紫金矿业污染事件为契机，借鉴海外证券市场的做法，出台上市公司环保信息披露细则。（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丘立根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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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记者 张华 发自广州

退休前的良苦用心

近日，中信集团董事长孔丹突然在媒体上频频亮相。这位家境显赫、上世纪70年代末曾师从吴敬琏、瘦长脸型的“红色资本家”，陆续接受了《新世纪周刊》、《英才》等媒体的采访。前者总编辑胡舒立亲自上阵，对话孔丹，并把中信集团这一异类国企的演进路径归纳为“多元化中国孤本”，而后者的策划——“万亿中信狭道生存”，倒是为中信平添了几份悲壮意味。

自从2006年接任王军任中信集团掌门人以来，孔丹一直很低调，几乎从不接受境内媒体采访。孔丹此次与媒体如此深入探讨中信成长之路，实属罕见。

从表面上来看，孔丹此次突然如此高调的原因是，这家总资产截至去年底超过两万亿元人民币，首次跻身美国《财富》杂志2009年度“世界500强”排行榜的金控集团意图整体上市。

但在一些市场人士看来，就现在这个时点来说，整体上市更像是句口号——中信集团的全资子公司和控股公司现在约40家，加上最近几年整合和参股的企业，这一数字达数百家，再说届时旗下9家上市公司皆需由母公司要约收购退市，难度之大和周期之长可想而知。

孔丹今年63岁，而央企高层退休的红线是65岁；四年前，中信前董事长王军退休时便是65岁。

有趣的是，去年是中信集团成立30周年，孔丹原本要搞场隆重的庆典，结果由于中信泰富原董事长荣智健外汇衍生品投资巨亏余波未了，庆典改为内部的简单回顾，自卖自夸的《艰难的辉煌：中信30年之路》一书也推迟了出版日期。

国企的掌门人退休前往往非常注重“仪式感”，这是中国特色。国家电网总经理刘振亚今年的年龄为58岁，他的手下去年底就开始委托北京一所大学机构和一位媒体人著书立传，一本为国家电网的“典型案例”，一本为刘振亚本人的“电网人生”。

相比孔丹和刘振亚，杭州大厦董事长兼总经理楼金炎是另外一种情形。杭州大厦是杭州旅游集团旗下公司，去年营收超过43亿元，被称为“中国最赚钱的百货公司”。去年9月，杭州大厦邀请全国数十家媒体参加“杭州大厦商贸旅游综合体一期暨杭州大厦购物城”开城仪式，时任杭州市委书记的王国平亦来捧场。事实上，楼金炎的另一个算盘是，通过媒体为他能够继续留在杭州大厦掌门人的位子上造势：彼时他已是63岁“高龄”。

“杭州大厦自从我1992年来到至今，连续十几年每年营业额的增速都是两位数，”楼金炎当时对南方周末记者称，“我对杭大（杭州大厦）实在是太有感情了。”

61岁的招商银行行长马蔚华一年前就被传将从行长一职退休。但在今年6月23日，马蔚华在招商银行第8届董事会上被任命为行长，连任成为事实，退休传闻不攻自破。之后，无论是在英国剑桥大学的演讲，还是接受国内财经媒体采访，马蔚华都豪情满怀，力表招商银行“二次转型”的决心。

日前，马蔚华正主动配合出版机构，意欲出版一本关于自己上任招商银行十多年以来的“非常道”。去年9月，他已经撰写并出版了一本名为《感悟华尔街》的书。

同样，绝少与媒体接触的华为总裁任正非最近也有出书的意愿，毕竟，他已是66岁的“高龄”了。

拉大旗，做虎皮

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是“拉大旗，做虎皮”的一个经典代表。2007年全国“两会”期间，身为全国人大代表的宗庆后提议案呼吁“立法限制外资垄断”，“达娃之争”（娃哈哈和达能对合资公司的控股权之争）拉开帷幕。宗庆后随即大打民族感情牌，并从幕后走到台前，高调做客央视“对话”等节目。这场马拉松式的博弈直到去年9月才以达能退出娃哈哈所有股权而告终。

日照钢铁董事长杜双华走的是另一条路线。他最初成为公众人物源于2008年汶川地震后豪捐1亿元，表面上看来，这是一位民营钢铁富豪的慈善之举，事实上，杜双华希望通过豪捐行为，为省属国企山东钢铁意欲并购日照钢铁制造舆论压力。有趣的是，杜起初拿出1个亿，是想通过日照市政府捐，对方不敢接。杜转向山东省政府，也遭遇同样的尴尬，最后不得不交给了全国工商联。

2010年6月，一位名叫苗连生的商人成为媒体的宠儿和坊间谈论的对象，原因是南非世界杯赛场上那块“中国·英利（Yingli Solar）”的广告牌。苗连生是于纽交所上市、总部在河北省保定市的英利绿色能源公司董事长，由于是世界杯上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苗连生一夜之间俨然成为了新能源行业的天之骄子。人民日报6月11日题为《中国力量走入赛场》的大篇幅报道更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苗连生突然变得异常高调，不断出镜和接受媒体采访。英利集团6月底在海南一大型光伏项目一期投产也可谓应时应景。

英利支付近4000万美元（约2.7亿元人民币），主要为博得世界杯64场比赛中每场8分钟的注意力效应。这是一起营销事件，但在一位熟识苗连生的人士看来，苗连生如当年的杜双华豪捐一样，醉翁之意不在酒——他同样希望通过此举阻击国资的股权收购企图。

2007年前英利海外上市费尽周折，原因是总部同在河北保定的A股上市公司天威保变是其控股股东。而苗连生在收回英利控股权并将其推上市不久，天威保变的母公司、隶属保定市国资委的天威集团100%的股权被划拨给了央企中国兵装集团。在兵装集团的棋盘中，新能源是未来的一大重心，兵装集团内部“收回英利控股权”的声音不断，即使目的难以达到，兵装集团也有可能扶持天威集团成为英利最大的对手。当过兵、酒量不俗的苗连生显然不想再次受制于人，于是寻找机会为自己壮胆。

“我安然无恙”

2009年12月中旬，H股上市公司茂业国际股价突然暴跌，坊间随之传出“茂业系”掌门人黄茂如“因涉入黄光裕案被内地公安机关调查”的消息，茂业国际次日宣布停牌，公告署名由之前的“董事长黄茂如”变成“执行董事王贵生”，更是让人多了一份猜测。一周后，茂业发布公告澄清称黄茂如之前只是“因处理一些紧急的个人事务不在公司”，并称黄已回到公司上班。

最为有趣的是，黄茂如为自证无恙，一向低调行事、极少在公众场合露面的他，竟于12月23日深圳华强北茂业百货商场某内衣品牌举行新品发布会期间现身。他的意图显而易见。但直到今天，黄茂如是否真的安然无恙仍为外界议论，今年4月，茂业国际发布公告称，黄茂如之妻张静由于“准备继续深造”，辞去在茂业国际董事会中的职务。

最近，类似的例子是星美国际集团主席、北京知名夜总会“天上人间”的前老板覃辉的出场。曾被誉为“中国民营传媒富豪第一人”的覃辉，2005年因涉入中国建设银行前董事长张恩照案后“人间蒸发”，蛰伏四年后重出江湖，意欲在电影产业重燃战火，动作不断但行为低调。而今年5月“天上人间”被停业整顿后，覃辉当年的事迹再次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不得已之下，覃辉于今年5月底在北京星美国际影城一间尚未正式开业的日本餐厅厢房，首度接受了媒体的采访。

与前述企业家稍有不同的是，陈久霖在媒体的亮相仅仅是为其复出作准备。前中国航油（新加坡）公司总裁陈久霖在新加坡刑满释放后，去年初回国，沉寂一年多之后于日前复出，任葛洲坝集团国际工程公司副总经理。他接受新浪的专访，显然是想主动发出复出的信号，力避将来被挖出后的麻烦。

借东风

十年前，因巨人大厦“倒塌”而沉寂3年的史玉柱出现在央视《对话》节目中，并表示“老百姓的钱，我一定要还”，他甚至给出了还钱时间，他的突然高调，是其东山再起和扭转形象的一个重要起点，他通过自己的能力做到了。

十年中，像史玉柱这样跟舆论赌一把的企业家其实并不多见，他的个人意志不具有可复制性。

而更多的民企仍然习惯于“借力”。比如一些中小民企在受到国家领导人肯定后，突然积极主动地高调起来。

张华荣便是一位代表人物，他是一家以出口为主的女鞋制造企业——东莞华坚集团董事长。2008年7月初，张华荣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对全球金融海啸愈演愈烈眉头紧皱，对3个月后将由华坚集团主办的“第二届世界鞋业发展论坛”是否能顺利进行很是担忧；在他的规划中，这一论坛可以为其筹建中的总建筑面积达40万平方米的“世界鞋业总部基地”广纳资源。

据新华社报道，半个月后，温家宝总理来珠三角考察时，其中一站被当地政府安排在了华坚集团。张华荣喜出望外，在向总理汇报企业经营思路和状况时，不失时机地介绍他作为发起人、曾主办过一次的鞋业论坛。温家宝听后称：“第二届鞋业论坛还在这里（东莞厚街镇）办，要办得更好。”

张华荣从此如脱胎换骨一般，他一改之前的焦虑，变得异常高调。这一年10月，第二届“世界鞋业发展论坛”上，高朋满座，龙永图发来祝辞，意大利等欧美鞋业界的一些巨头及官员也慕名而来，最为关键的是，在论坛闭幕前，诸多银行、高校及政府机构等都踊跃与“世界鞋业总部基地”项目签了约，张华荣长舒一口气；到今天，这一总部基地成为了张华荣手中的一张王牌和通行证。

当然，如张华荣般的幸运儿毕竟是少数。多数民营企业主仍是行走在“低调行事——陷入传闻——高调澄清——重回低调”之吊诡的循环路线中，这一路线，其实是民营资本在一个混沌的政商语境下错综演进的写照。

【南方周末】本文网址：http://www.infzm.com/content/47343

2010年的7月7日呢。我在广州家中的书房里，读埃克哈特-托利《当下的力量》一书的第三章“深深地进入当下”，并摘抄了一些段落：

（1）…你会不由自主地完全生活在对过去的回忆和未来的期待之中。这样你的心思会完全被过去和未来占据，而不愿意接纳当下时刻。这种身不由己地住在过去和未来是源于过去可以赋予你一个身份，而未来代表了一个救赎的承诺或任何一种形式的满足。其实两者都是幻象。

（2）时间一点都不珍贵，因为它仅仅是一种幻象。你认为珍贵的东西不是时间，而是不在时间内的那一点，那当下。你越关注时间——过去和未来，你就会越多地错过当下。当下才是最为珍贵的东西。

（3）过去没有任何事情发生，所有的事情都发生在当下。未来也不会发生任何事情，所有的事情都会发生在当下。过去发生的事情是一个记忆的痕迹，它储存在大脑中，是过去的当下。未来是一个幻象的当下，是大脑对未来的投射。

（4）人有两个时间。一为钟表时间，一为心理时间。所谓心理时间，就是认同过去，并且持续、强迫性地投射到未来。开悟的人通常会将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当下时刻，但是他们对时间的关注仍然同时进行着。换句话说，他们会继续利用钟表时间，但是他们会将自己从心理时间上解放出来。

（5）未来是过去的复制品。表面的变化是有可能发生的，但是真正的变化却很少发生，这主要依赖于你是否能充分地保持临在，并通过汲取当下的力量来解决过去的事情。你对未来的看法是你当下时刻意识状态不可分的一部分。如果你的思维背负过去沉重的负担，未来你将会体验更多的相同负担。

（6）所有的消极心态都是由积累了心理时间以及对当下时刻的拒绝所引起的。焦虑、紧张、不安、压力、烦恼——所有形式的恐惧，都是因为对未来过于关注而对当下关注不够所引起的。愧疚、后悔、悲伤、痛苦以及所有形式的不宽恕都是由过于关注过去而很少关注当下时刻引起的。

托利的这些话，说到底就是要我们关注当下。但我们对“当下”的认知，其实是不到位的。他从心理学角度的分析，触及人的心灵，给人豁然开朗的感觉。我一下子就从前段时间压抑的写作状态走出来了。这几天写的书稿，自己竟然有些满意了。

今天很开心的一件事，是一位朋友给俺画的漫画，大家都说很像我，而台词也甚合我意，感谢感谢啊。

□南方周末记者 张华 发自上海  http://www.infzm.com/content/46989

今年初，38岁的夏草从上海国家会计学院的一名讲师，变身为华泰联合证券（上海）研究所的后台财务顾问，工作地点于是也从偏远的上海青埔区，到了繁华的陆家嘴。

自7年前来到上海这家学院起，夏草就一直不间断地撰写了上千篇财务揭黑文章，被媒体誉为“财务侦探”。他曾是学院“财务舞弊研究中心”的核心成员，在该中心解散后，他继续单枪匹马战斗，引起了证券市场从监管层到普通投资者的极大关注。2008年，他的人气达到顶峰。

虽说他的“打假”角色使其多年以来支持者甚众，但很少得到过体制内机构或名流的公开驰援。有人说，在中国，财务揭黑这个行当就像是足球场上的禁区，莽撞地充当斗士的结果可能是“犯规”，并极有可能吃到“红牌”。

而在去年年中，一家机构意外地向他伸出了橄榄枝——一家猎头公司找到夏草，邀其加盟华泰联合证券的上海公司。华泰联合证券的前身是总部在深圳的联合证券，在华泰证券成为其第一大股东后，于去年9月更名为华泰联合证券。

夏草的朋友大都建议他原地不动，继续呆在学院。“也只有学校能最大限度容忍他的直性子，他这是在‘骑驴找驴’。”夏草的一位朋友说。

他的朋友其实并不多，仅限于国家会计学院关系较好的几个同事和在财务审计行当志同道合的一些专业人员——会计视野论坛往往是他们的“红娘”。

不过，西南证券研究员王大力就极力鼓励夏草“换个视角看问题”。王大力是夏草在学院的前同事，2008年4月加盟西南证券。“其实最终拿主意的还是夏草自己，他更像是有了答案，来朋友这里寻找顺水推舟的支持。”王大力说。

夏草最后坚定了跳槽的决心，与他对华泰联合证券一位负责人的印象有关——他也对资本市场上的欺诈行为深恶痛绝。“知音难求。”夏草说，“我们一拍即合。”

“当时我就差到他们杂志社门口静坐了”
他时常一边以“能在上海滩这种地方立足，就已经很不错了”的句式来安慰自己，一边内心又对自己有莫大的期望

与其说夏草想尝试新的人生，不如说他是和生活妥协。

夏草本名郑朝晖，2002年来到上海。这一年是上海国家会计学院成立的第二个年头，该学院是中国仅有的三家会计学院之一，曾因朱基的题词“不做假账”而名声大振。

在学院任教期间，他的收入并不高，但到了联合证券后，用他自己的话说，薪酬水平“比在学院高很多”。

夏草的生活很单调，朋友少，更没什么应酬。他的时间极为规律，下班回家或是翻看杂志，或是陪妻女看看电视——他的太太不上班，为全职太太。

以前在国家会计学院任教，离家较近，而现在，他每天都要有两个小时的地铁生活。他时常一边以“能在上海滩这种地方立足，就已经很不错了”的句式来安慰自己，一边内心又对自己有莫大的期望。

在2008年之前，由于他的福建莆田口音很重且语速太快，而学院对授课教师的评价体系又极为严格（几乎每堂课下来都要打分），这决定了他每月所授课次较少，工资自然也高不起来，月工资在5000元左右。但2008年5月他在央视《经济半小时》节目的一次出镜，使他的生活出现了戏剧性变化。

央视的放大效应使得夏草“财务侦探”的名声大噪，并引发了全国媒体的跟踪报道。不久，夏草在学院的课程安排多了起来，这使他喜出望外，其月工资很快超过了万元。但一些媒体认为这是夏草财务打假给学院带来压力的结果，言外之意是，学院想通过给夏草安排紧凑课程的办法，分散他打假的精力。

但据夏草的一位同事表示，上海国家会计学院院长夏大慰始终对夏草的行为表示支持，但一些中层领导确实受到了某种来自外界的压力。

夏草非常不愿意看到媒体对给他提供饭碗的学院评头论足，两年后忆及此事，愤慨之情仍然溢于言表，“当时有家媒体把我捧得很高的，但把学院几乎置于我对立面，当时我就差到他们杂志社门口静坐了。”

这的确是个难题。他喜欢媒体，但又担心媒体给自己、家人或朋友带来“伤害”。这也是他对央视心存感激，而对其它电视台心存戒备的原因。

“他是一个内心极为矛盾也非常敏感的人，”熟悉他的一位会计界人士说，“但越是小心翼翼，事情越有可能向相反的方向演进。”

2008年的漩涡中，他在厦门大学的博导、中国会计界泰斗级人物之一的黄世忠给了夏草“远离媒体，专注学术”的建议。他听了进去，但没能坚持多久。不过，他的媒体曝光频率降了下来。更多时候，他成了一些财经记者的“隐形顾问”。夏草一开始享受这种感觉，但很快就厌倦了，“一些记者纯粹在抄袭我的文章，”夏草说，“记者能赚得稿费，而我呢？”

“有人称我是‘财务界的马诺’”
“我没有接触过刘姝威，但后来再也没看到过她写的财务质疑文章，而只看到了她在体制内的如鱼得水。”

“曾有人分别称我为‘财务界的王海’、‘财务界的宋祖德’、‘财务界的芙蓉姐姐’”，夏草说，“不久前有人称我是‘财务界的马诺’，真让人哭笑不得。”马诺是他常看的一档电视节目——江苏卫视的《非诚勿扰》——中的女嘉宾。

尽管已跻身于名人行列，但夏草并没有因此获益多多，反而有不少的麻烦接踵而来。

夏草今年会出三本书，算起来，他的著作将近十本了，其中大都为他撰写的财务打假文章的结集。

但他的出版之路走得并不顺利。一来，曾有出版社受到压力，在决定出版之后变卦，取消合作；二来，这些作品集销量一般，与机械工业出版社合作的图书销售最好，单册也不过1万余本，版税也只有8％（即以40元的定价计，每本书的税前收入为3.2万元）；三来，鲜有人愿意为他写序或在媒体上公开推荐，包括他的导师黄世忠。“我能理解，这是件风险很大的事情，因为意味着肯定我的行为，并与我站在同一队列。”夏草说。他于2008年8月出版的《财务揭黑》一书，序言作者是南方周末记者。

夏草很多时候会提到中央财经大学的教授刘姝威，当年她曾因一篇600字关于蓝田股份财务黑洞的内参文章而一夜成名。“我没有接触过刘姝威，但后来再也没看到过她写的财务质疑文章，而只看到了她在体制内的如鱼得水。”他说。

“夏草对刘姝威其实充满艳羡之情，”夏草的一位同事称，“他非常渴望自己的行为得到所有人尤其是体制内的认同，至少可以赢得一家优秀的上市公司独董的机会，但这显然是一种奢望。”

在2008年夏草掀起的打假旋风中，有网友称“应将夏草调入证监会发审委”。事实上，夏草当时确曾引起过证监会的关注，证监会办公厅于这一年8月13日印发的一份简报，专门就“夏草现象”做出说明，称应“重视市场专业人士对上市公司监管的关注”。夏草通过有关渠道得到这份简报时非常开心，但他对境遇可能有所改观的预期并没有实现。

夏草这些年最开心的事情之一，是普华永道、毕马威、安永、德勤这些国际级会计事务机构，内部培训教材有时会用到他的一些方法和案例。

不过，他的“粉丝”仍大都是会计界的草根，一些会计师事务所的粉丝以见到并听过夏草的课程而津津乐道——尽管他的普通话只能听清楚六成。“粉丝对他的喜欢更多来源于一种职业精神的感召，”一位会计界人士称，“他们可能一边为客户包装和粉饰着报表，拿人钱财，替人消灾嘛，但心里又很不爽，看到夏草坚持打假时又觉得很痛快。”

“财务揭黑最重要的是独立性而非专业性。”夏草说。但在他加盟券商之后，还能保持他的独立性吗？

“也许我很快就会离开，谁知道呢？”
他每天都会在网上搜索自己的名字和文章，而自己对文章加密的后果是他割裂了与媒体间的互动。这令他很是头疼。

有人调侃道，夏草进入华泰联合证券后，财务揭黑领域只剩下“半个斗士”了。夏草说他正加大对蓝筹上市公司的研究力度，因为中小上市公司造假应接不暇，“抓大放小”要更有价值。

夏草的角色变了，但性格没变：率真、偏执、据理力争，他最爱的事情也没有变：上市公司打假。更多的时候，他还是喜欢泡在网上，看新股招股书，发现其中晦涩或可疑之处，然后很快写成文章，贴到中国会计视野论坛网；其发帖频率与之前无异，一天在5条以上。“我要坚持自己的风格，”夏草说，“前不久我们公司的一位研究员，看了我的分析文章后，取消了对一只家电股的推荐。”

这也是好多人并不知道夏草已经换了东家的原因。夏草5月17日在会计视野论坛网发了一个帖子，内容是在港上市的中国忠旺针对夏草的财务质疑文章发来的“撤稿函”，该公司是中国最大工业铝型材生产商之一。

这表明，作为版主的夏草不但没有向他所质疑的上市公司妥协，反将对方的“招数”公开。帖子发出后，有人跟帖建议夏草注意安全，“你断别人财路，小心人家断你生路。”

7分钟后，夏草跟帖回复道：“不要怕，打黑进行中。”

但夏草的另一位朋友表示，夏草继2008年向海通证券开炮、直指其保荐项目频曝黑幕后，特别是加盟华泰联合证券研究所的这半年间，并没有再质疑过券商，“他虽然6月中旬不亦乐乎地将国信证券PE腐败案的所有新闻都贴到了会计视野论坛里，”这位朋友说，“但毕竟不是他自己所写的质疑文章。”

尽管如此，夏草的朋友仍为其捏一把汗，担心他在新征程上走不远。其实夏草所能做的改变只是不再更新博客，或是将会计视野论坛里撰写的一些打假文章“加密”，但他内心还是非常希望媒体关注他，尤其是关注他所质疑的上市公司——他每天都会在网上搜索自己的名字和文章，而自己对文章加密的后果是他割裂了与媒体间的互动。这令他很是头疼。

夏草并非没有判断错误的时候。他坦言做一个“书斋男”的弊端，这正是他决定加盟华泰联合证券的原因之一。而他的可爱之处在于，自己从不做股票投资。

但他有时也会自我怀疑，“券商这个行当说到底靠的还是吹牛皮。”他说，“也许我很快就会离开，谁知道呢？”

“离开后还有可能回到学院全职任教吗？”

“不可能了。”他说。

【打假斗士今何在】

　　◎赵瑜纲　《基金黑幕》报告撰写人。他原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监察部人员,离开后,先后加盟大通证券和某基金公司,现状况不明。连当年他最亲密的朋友,也早与他失去了联系。

　　◎蒲少平　银广夏骗局的揭露者。他原为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联办)研究员,现为证券投资人。

　　◎刘姝威　她的一篇600字的内参文章,成为终结蓝田神话的“最后一根稻草”。现为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企业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文/张华

一年前我在《南方传媒研究》写过一篇文章《财经人物报道的八点体会》，主要谈的是我在南方周末做财经人物报道一年多的心得，属于方法论的范畴。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思考更多的是价值观的话题，那就是，为什么要写这个人，而不是其他？

如果仅仅认为是热点人物就值得做，我觉得肤浅了些。一份报纸，一种报道，应该有它一以贯之的风格和立意。拿财经人物报道这种产品来说，我在2008和2009两年间，做的人物多是富豪榜上名列前茅的企业家或枭雄，如陈发树、杜双华、李兆会、牟其中等人，那时一直有一个担心，就是持续报道这种财富动辄以百亿计的人物，是否会让读者产生一种视觉疲劳，毕竟，这些人离普通人尤其是普通创业者的距离实在太远了，“与我何干焉？”

以财富多寡将财经人物分为大人物和小人物有失偏颇——历史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小人物的力量是不可忽视的（但在这里，我姑且仍然这样通俗地划分），这正是彼时我的困惑，遂开始有意关注小人物，譬如我和同事合作了《股市600倍暴富神话降临失地村庄》的封面报道，描述了福建紫金矿业周围一群人，他们是最幸福的失地农民，最烦恼的百万富翁；《台商回台上市前传》展现的是东莞台商在两岸ECFA签署预期下纷纷希望到台资本市场吸金的变局……

但是2010年过了几个月后，我的想法又变了。我觉得，还是应当聚焦于大人物。为什么这么快时间又有180度的大转弯？主要是两宗众所周知的财经案件的后续演进触痛了我——一起是力拓案，一起是黄光裕案。

力拓案的审理，牵连出来了更多染指行贿潜规则的民营钢铁富豪，譬如杜双华、张祥青等人。拿张祥青来说，“唐山地震孤儿+民营钢铁巨富+汶川地震豪捐（1亿元）者”的角色，使得他成为了一颗纯洁的商界明星，直到被曝牵入力拓案。这个时候，两种声音出来了，一种声音是称“双面张祥青”，一边声音是从他为什么要行贿的政经生态来分析。第二种声音自然客观一些。不过，令人诧异的是，多数涉案的民营钢企虽曾忐忑不安，但很快高枕无忧，因为当一个群体沦陷时，大家就明了都将相安无事。

再说黄光裕案。黄案牵出郭京毅案，而郭京毅案的审理将新奥集团、苏泊尔等涉案企业也拖出水面。这两家企业的情形均可圈可点。新奥集团是民营燃气和巨头，美国能源部门朱棣文2009年中来中国，还专程到新奥参观，它被曝入郭案后，第一时间就通过有关部门向传媒下发通知：不得对其行贿事件进行报道，能量之大可见一斑；而苏泊尔涉案值得揣摩之处是：一起充分竞争行业企业的并购案，为什么还必须要向商务部门行贿呢？

所有这一切都引人深思。这不是判断一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的问题，而是一个系统生病了的问题。中国的民营企业的规模和安全感，是成反比的，规模越大，安全感越小。所以便滋生上述一些富有中国特色、看起来荒诞但非常现实的案例。这正是我觉得最值得报道的财经人物是所谓大人物的原因之一，他们折射的是中国政经体制急剧变迁的悲喜剧，和整个社会财富观蜕变的大时代。

这一点其实也和《南方周末》整份报纸的定位有关。“在这里，读懂中国”，做财经人物也应当与此相吻合。切口要小，但寓意不能浅。对读者群来说，《中国企业家》杂志可以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为富人代言的立场，《创业家》和《第一财经周刊》分别明确地针对创业者和办公室财经人士，《南方周末》的读者则是希望能从这一张新闻纸中听闻到时代洪流原生性的声音和气息的。

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和第一个10年将会有本质的不同。这句听起来非常空洞，但是很值得玩味。以前的魑魅魍魉大都是半潜伏状态的，而现在则纷纷大张旗鼓地到台面上争地盘。《南方周末》的财经人物报道如果立足于小人物，故事可能很精彩，同时也不是不可能将大的利益图景融到其中，但仍会有一种隔靴搔痒的感觉。就好比一个地方有条变态的规定：农民球员不能到城市的足球场踢球，后来这规定废止了，你迫不及待地试图还原出其中的悲喜剧，却未曾料到整个裁判体系已经被一位城里人牢牢控制了。

这个比方并不恰当。但意思大抵如此。如果有两篇报道组成一个专题，一篇写控制这裁判体系的这位“大人物”，一篇写小人物悲欢，倒是不赖。两篇融成一篇也不是不可以，就怕遇到作者是位完美主义者，要把前者的前世今生和后者的悲欢离合揉合一起，结果最后弄成了一个四不像。

絮叨了这么多。还是要对“大人物”和“小人物”只具相对性说明一下。中国有太多貌不惊人一直被忽略的大的财经人物了，他们是德国管理学者赫尔曼·西蒙（Hermann Simon）笔下的“隐形冠军”，对于这一类人物，我觉得同样应倾注更多的精力去关注，他们的生态和商业模式，以及一直以来被遮蔽的东西。譬如中国的民营医院产业，为福建莆田几大家族绝对控制，他们是如何野蛮生长和成势的，又比如今年4月我写过的在中国殡葬业掘金并将公司带到资本市场的刘添财，为什么中国第一起殡仪馆改制案例的发起人和受益者是一位台湾商人呢？

一言以蔽之，任何新闻产品都应当有所取舍。如果非要做一选择的话，大人物比小人物更适合南方周末的财经人物报道。取舍不是做加减法，而是方向和价值观的笃定，基于这一理念的格局反而要大，视野要拓宽，不可作茧自缚，否则没有写出力透纸背、有张力的东西，反而自己把自己给遮蔽了。

（作者系南方周末财经记者，笔名东方愚，博客www.zhanghua.org）

世博会，高考日，电影及电视节，集中在一起的结果之一是，我订不到合适的酒店，除非住100块以下的旅馆和1000元以上的五星级酒店。7号晚上乘机前花了不少时间，总算订到大木桥路附近一间汉庭，说来夸张，所有的经济型酒店，除了这间汉庭，被告别全订满了。8日中午退房，到杨树浦路的恒夏酒店，只能住两晚。这种穿梭，实在忍无可忍，只好托朋友帮忙，一时间，汉庭连续5天可住，格林豪泰连续5天亦可住，你看，这就是国情，动用关系，面包会有的，牛奶也预留有的。

和夏草、叶檀、沈飞昊、傅勇、朱芳文等朋友分别小聚，不少启发。我来上海的机会很少，上一次还是去年12月做阚治东的采访了。

世博会，排队成最大风景。我们去的那天应该不到40万人，离开上海那天，就是端午小长假第一天，人数已超过了55万，里面的景象可想而知。这个好胜、对数字天生溺爱的政府，为了达到世博总参观人次超7000万的目标，不惜一切代价，孰不知你以及你的子民的一切软肋、无知和不文明，就这样赤裸裸展现在世界面前了。有50岁的假孕妇，有穿着登山鞋为走绿色通路的假残疾人，有拿着数十本“世博护照”穿梭于各国家馆的专职盖章人…

如果不是为了陪湘湘，我是不会凑世博的热闹的。不过，既然来了，就要沉下来。电视剧《手机》中一句有着政治隐喻的经典台词“严家庄的夜幕是从地上升起来的，北京的夜幕是从天上落下来的”也提到爱沙尼亚的夜幕，这使我还专门去看了爱沙尼亚这馆；土尔其等小国馆也非常有特色；一进朝鲜馆，很强烈地能感受到社会主义国家的氛围，有喷泉有广场有雕塑，有少先队员有微笑有鲜花，一切都很和谐。

而在法国馆，一进门不远就是其最大医药集团赛诺菲-安万特的展台，我有职业病，不久前刚在南方周末写过海普瑞李锂家族的报道，而赛诺菲是海普瑞最大的客户，所以在法国馆里我还给海普瑞的总经理单宇发了条短信。法国馆里还有几副描摹的画，有高更和梵高的，我专门拍下来，一来，5月份我看完了《梵高传》，感触颇深，特别是晚年他和高更之间的纠结，二来，去年六月我和湘湘去了南太平洋法属玻利尼西亚的小岛大溪地，那是高更当年长期居住和创作的地方。

这一周中随身带了一本闲书，《我的慢熟人生》，买了好久了，如今才看完。是台湾一位女记者写的，写龙应台、王小棣、王瑞瑜这些现在人们眼中的女强人年轻的时候的状态和心境。有不少收获。特别是龙应台当年《野火集》一炮而红后，不是选择继续创作，而是去了瑞士和德国，相夫教子，一去17年。而王瑞瑜，有着被称为“台湾经营之神”的父亲王永庆，小时候就被要求每周写份家书，要写出逻辑和真情实感，而非流水帐，直到今天，王瑞瑜还称此习惯令她受益匪浅。

突然想起来，龙应台，叶檀，还有洁尘，都是最近一段时间见过面的很能写的女作家。龙先生在广州放映她和王小棣合作的电影《目送1949》时说，她年轻时写《野火集》时，其实也在写柔软的文字，就像后来的《亲爱的安德烈》的风格，人不是绝对的硬或柔的角色，而往往是个混合体。她所言极是。

叶檀和洁尘，前者的写作习惯是到一个喧闹的场所，闹中取静，一气呵成，而洁尘很注重写作的仪式感，一定要在自家书房，一定要关上门窗甚至拉上窗帘。两人的共同点是，都是非常自律之人，叶檀几年数一日坚持写作众所周知，而洁尘告诉我，其实她每天的时间安排得也很满，而且一定要写到一个可以轻松收笔的地方才合上电脑，“绝不因为写不下去而拖到第二天，因为那注定第二天还写不出来。”她说。

我经常能碰到不少良师益友，一起谈工作谈生活谈写作，每一次碰撞都能让自己有一些进步，真是个幸运的人。

上海的夜

金玉其外从来都是中国特色

多静谧的阅读氛围啊

这公司政治背景不浅，是新首富李锂家族所执掌的海普瑞的最大客户

去年六月的大溪地之行令我留连，何时能再去呢

梵高《阿尔的舞厅》

高更《餐点》

大气猫同学

爱沙尼亚馆

龙应台教授，感谢您塑造了我！”

坐在台上的龙应台一愣，赶紧起身，很温雅地说：我很感动，谢谢你告诉我这些。

这是5月29日晚上，在中山大学梁銶锯发生的一幕。台湾文化名人龙应台带着以她的视角看历史的记录片《目送1949》（其实是《大江大海1949》的内容）来到广州，举行观影会。电影放映完毕后，读者交流环节，一位大学生难掩兴奋之情，一诉衷肠。

这学生，真的好可爱。

更可爱的，是另一位读者（不过我判断他可能并没读过龙的书），冗长的铺垫之后，问龙应台下一本书的内容。而他想表达的，恰在那冗长的铺垫里，那便是：龙教授，我爷爷是农民，我爸爸也是农民，尽管如此，我不也上了大学，得以现在有机会和你交流吗？

意外之意就是说，活在红旗下的我，现在也很幸福，你为啥总是批判性地看问题呢。

这读者，更可爱。

你看，这就是大陆读者对龙应台最具代表性的两种态度，一种是旗帜鲜明地喜欢、崇拜，一种是不以为然，富有挑衅欲。

龙应台《目送》一书序言中的一段话，或可恰到好处地归纳这一现象：“是不是因为，对于台湾和海外的人，‘相信’和‘不相信’已经不是切肤的问题，反倒个人生命中最私密、最深埋、最不可言喻的‘伤逝’和‘舍’，才是刻骨铭心的痛？是不是因为，在大陆的集体心灵旅程里，一路直来，人们现在面临的最大关卡，是‘相信’与‘不相信’之间的困惑、犹豫，和艰难的重新寻找？”

龙应台的存在，对大陆读者来说，在很长时间里仍会只是一个符号。这一符号存在的真正价值，其实不是让你去投赞成或反对票，而是从她的方法论中得到启示或碰撞。简单来说，她说了或做了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她是怎么说和做的。可惜，在中国大陆，我们习惯了二分法，习惯了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除了上述两位读者外，观影会上其他提问人，几乎都有着同样的习惯，譬如有读者问龙怎么看待台湾的民主乱相？你看，不分青红皂白，先行给台湾民主下了“乱”的结论！

整个晚上，我觉得龙应台说最应当被读者带回家的一句话是在电影放映前，她对“勇气”一词的阐述：“真正的勇气不在于你是如何努力捍卫自己原有的逻辑和观点，而是对打破常规，接纳、吸收和审视新思维的尝试。”

我对朋友说，最近放映的一部3D动画电影《驯龙高手》，不是有着同样的隐喻吗？

其实，对龙应台和台湾的认知，我原先何尝不是囫囵吞枣、一叶障目呢。直到2009年11月，我到台湾出差，和台湾政界、商界和学界的一些人交流，听现在将近90岁高龄、曾任蒋介石财务官的舅爷爷（我岳父的叔父）说故事，去台湾几个博物馆和摄影展参观，和台湾《远见》及《天下》的媒体同仁以及普通的台北市民交流，我才对台湾政经与文化有了新的认知，尽管这种认识仍是肤浅的，但它着实打开了我心头的一扇窗，使我的方向不再偏执，而这是何等幸运的事。

今年10月，我可能还会再到台湾。这一次，会约更多的人采访、谈天。

比赞成或批评龙应台史观更重要的，或许是去发现究竟是什么样的土壤塑造了龙庆台的史观。

链接：台湾周记

■南方周末记者 张华   发自香港、重庆

      “房地产商们天天过年的情形是不可持续的。”今年4月12日,龙湖地产董事长吴亚军在香港露面时这么说。

      这是龙湖地产的年报发布会。一身素衣、略胖、圆脸的吴亚军始终在脸上保持着一种得体的微笑。因为做过记者,她更知道如何面对媒体。

      地产界有两位超级女富豪曾做过记者,一位是人和商业的戴秀丽(后随英国夫姓改名秀丽·好肯),曾在《哈尔滨日报》和《珠海特区报》做过记者,另一位便是龙湖地产的吴亚军,曾于1988年至1993年期间在《中国市容报》做记者,这是一份创办于1982年,隶属建设部(现住建部)城市建设司的报纸,现已停刊多年。

      相较之下,46岁的吴亚军更为富有,也因身处地产业而更引人注目。如果从1994年下海算起,吴亚军在16年里的财富积累速度惊人———如今她已是39亿美元(约270亿元人民币)的身家,《福布斯》今年3月发布的“2010全球富豪排行榜”,将其列为“中国大陆女首富”。

      除非迫不得已,吴亚军很少接受媒体采访。也许正因为她刻意低调,当龙湖地产以黑马的姿态从重庆一隅冲向全国、声名鹊起之时,外界对这个神秘的女人普遍感到好奇。杭州绿城的老板宋卫平甚至带领高管团队飞到重庆去讨教秘诀。

      另一个业界熟知的故事是:深圳万科高层林少洲参观龙湖样板房,脱下皮鞋换上拖鞋进屋,当他出门再穿自己的皮鞋时,发现自己的皮鞋掉了个方向:先朝房间里的,现在有人将鞋摆放成向外。林少洲感叹:龙湖这个企业很可怕。

      但就像中国很多出身低微却突然变得富有的人物一样,很多人并不相信,吴亚军这个昔日的女记者,16年间能够无所依托地创下这么庞大的家业。

不明来路的第一桶金
    创业短短一年时间,吴亚军和蔡奎就能够再拿出750万元的真金白银,这部分资金从何而来,不得而知。

      吴亚军至少在出身上并没有显赫的背景。1964年,她出生于距离重庆五十多公里的合川县(2002年成为重庆合川区),这里因古代战场“钓鱼岛”而闻名。如电影《岁月神偷》中的场景,住在合川营盘街一大院中的吴家并不富裕,大院十多户人家多年共用一间厨房。

      1980年,她考入西安工业大学,学的是航海工程专业,对鱼雷控制系统颇有研究。而她的丈夫蔡奎,当年在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读的是通讯专业,熟悉导弹制导,后任重庆机场建设公司副总工程师,“以致公司内部有人开他们夫妻的玩笑说‘一个指得准,一个炸得狠’。”龙湖集团执行董事秦力洪说。

      20岁大学毕业后,吴亚军进入一家国营仪表厂做技术人员,一干便是4年。直到1988年进入《中国市容报》做记者。一位曾于1990年前后与吴亚军同在这一报社呆过的人士对南方周末记者称,吴在做记者和编辑期间并没有太出众的表现,未曾引起同事们的关注。

      但也许是在媒体历练过的原因,吴亚军口才甚佳,爱读书。在龙湖没有向全国扩张时,龙湖公司手册及墙壁上的“警言名句”,几乎皆出自她手。一位熟悉她的朋友对南方周末记者称,吴亚军从小喜欢看书,“中学时期常被抓住课堂上偷偷看小说,只是由于成绩优秀,老师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直到1994年,她借助报社平台,成立重庆佳辰经济文化促进有限公司,正式下海经商。公司的注册资本为200万元,当时有四个股东,中国市容报社、蔡奎、吴亚军的母亲高超和重庆亚泰工贸发展公司,各出资50万元,分别持股25%。而亚泰工贸的法定代表人是蔡奎。

      据招股书称,第二年,这家公司的注册资本增至1000万元,其中吴亚军和蔡奎分别增加了480万元和270万元的投资,使得他们二人持股比例达到了85%,中国市容报社的持股量被大大稀释,几年后被两人全部收购。

      创业短短一年时间,吴亚军和蔡奎就能够再拿出750万元的真金白银,这部分资金从何而来,不得而知。

      “当时有十来个人左右,主要做装修、卖进口建材,”吴亚军在接受重庆一家当地媒体记者采访时称,“当时我在想,为什么做这个公司?先是生存,然后是挣钱,挣钱完了就是发财,我发财完了就是大家发财……”

龙湖借壳而生
    谁也不知道,中建科为何在其投资的一家地产公司声名鹊起时,却开始出让股份。重庆地产圈人士惊愕之余,大都对吴亚军的“借船出海术”叹为观止。

      吴亚军真正染指房地产业其实是在1995年。事实上,彼时的经济形势并不好,国家在进行宏观调控,当地的地产龙头国企———重庆市房地产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现为渝开发,000514.SZ)这一年的竣工面积只有5万多平方米。

      而那一年,重庆佳辰公司一边增加注册资本,一边与一家颇有来头、名叫中建科产业有限公司(下简称中建科)的国企合资成立创建重庆中建科置业有限公司。公司成立伊始便将房地产业作为未来主业。合资成立的重庆中建科置业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元,其中中建科占比55%,吴亚军夫妇的重庆佳辰公司出资450万元占比45%。

      中建科来头可不小,它隶属建设部和国家科委,成立于1994年3月26日(与重庆佳辰成立时间仅相差1个月),注册资本6000万元,注册地为北京,股东分别为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宁波鄞州新华投资有限公司、大鹏证券有限公司和重庆天河保险代理有限公司、重庆朝华科技有限公司等。

      有意思的是,这五大股东中的两家后来都遭关张———大鹏证券于2005年破产清算,经纪业务被长江证券托管,而朝华科技股票至今已停牌近3年,“大鹏系”徐卫国和“朝华系”张良宾等均锒铛入狱。

      重庆中建科置业有限公司成立不久后更名为重庆龙湖地产发展有限公司。然后吴亚军开始谋划第一个项目,即1997年4月动土的龙湖花园南苑。这一建筑面积超过20万平方米的住宅项目打了漂亮的一仗,项目品质、绿化及配套等均获得较高评价,于1998年11月被评为重庆市“十佳住宅小区”第一名。

      值得关注的是,这个时候,大股东中建科开始分步退出,1999年7月以每股1元的价格转让11.25%的龙湖股份给吴亚军夫妻的重庆佳辰公司,使得后者成为控股超过50%的大股东。2003年10月,在多次转让之后,中建科将持有龙湖最后的5%股份转让给自然人吴亚军。

      一直到2008年,中建科几乎成了一个空壳,营业收入不足600万元,亏损近160万元。

      谁也不知道,中建科为何在其投资的一家地产公司声名鹊起时,却开始出让股份。重庆地产圈人士惊愕之余,大都对吴亚军的“借船出海术”叹为观止。更为蹊跷的是,这些股权转让事宜在龙湖招股书“公司历史、重组”栏中均无踪影。只有重庆佳辰公司于2005年才更名为“重庆龙湖企业拓展有限公司”等寥寥数笔介绍。

    从首战告捷的龙湖南苑,到两年后的南苑,再到凭借“北城天街”进入商业地产领域,龙湖地产在短短的5年间就成为了重庆地产界的标杆企业之一。在这期间,近20位中央、部委及外省(市)重要官员都曾在当地领导的陪同下视察龙湖项目。

      龙湖俨然成了当地政府的宠儿。最典型的例证莫过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除了上市计划被迫延后外,其并没有受到太大冲击,在重庆的市场份额反而从上一年的6%升至9%,销售收入也增长了16%。

      “金融危机吓了我们一跳。”吴亚军在接受一家重庆当地媒体记者采访时说,“一百多年的公司说倒就倒了(指美国雷曼兄弟),我担心哪一天我们也被撞倒了,挺紧张。还好我们手头还有钱,负债在可接受范围内……”龙湖彼时主要做的应对策略是1个月内完成所有项目的预算调整。不过吴亚军也提到,庆幸当地银行没有“雨天收伞”。

      龙湖在度过金融危机之后继续蒸蒸日上。今年4月12日,龙湖地产在香港发布的年报显示,2009年,龙湖的平均售价由上一年的不足5000元人民币升至逾9000元人民币,销售收入超过110亿元人民币,增幅超过150%,土地储备超过2500万平方米,主要城市为重庆、北京、成都、西安,若加上上市后及今年一季度新进入的杭州、青岛、无锡、常州、大连等地,龙湖在全国11个城市都有项目。

      重庆地产界对龙湖的看法则趋于两极化,一些“外来者”甚至私底下称要“拆解龙湖”,而本地的一家地产企业却在当地一家媒体打出半版的广告,赫然称“向龙湖地产学习”。

抢地抢人
    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中国农业银行总行和中国建设银行总行的领导甚至前来宽慰她,表态称会“撑着龙湖”。

      龙湖在地产业迅速崛起之后,很多人都想知道吴亚军的秘诀是什么。

      当被南方周末记者问到龙湖的“诀窍”时,吴亚军提到两点,一是“进入目标城市较早”,二是“密集投资,兼做商业,获得当地政府支持”。

      重庆“北城天街”是吴亚军一个重要的加分项目。据重庆另一位地产商称,2001年他拿下重庆观音桥这一地块时,市场普遍不看好,没想到几年后成为了重庆重要商圈。2009年全年的租金收入超过1.2亿元。

      龙湖也因此成为当地政府青睐的对象。引人注目的是,龙湖的拿地成本甚低,2009年平均成本仅为每平米1869元。

      这样的低成本拿地策略被吴亚军复制到其他二三线城市。龙湖于去年底掷下35.7亿元拿下杭州四块地。滨江集团董事长戚金兴对南方周末记者称,这几块地皆位于杭州下沙区,相对比较偏远,几乎不会推高杭州地价或房价。杭州去年通过招拍挂卖地900多亿元,“老大”绿城集团和“老二”滨江集团的拿地成本分别约90亿元和67亿元。

      龙湖密集投资的一个典型城市是常州。去年下半年龙湖分三次在常州拿地共耗费45亿元。在去年年底常州的一次共4块土地的拍卖会上,“外来者”龙湖独得两块,剩余两块分别为本地企业所得。一位参与竞拍的常州房地产商则称,龙湖进常州是当地政府重要的招商引资事件,“谁知道是不是打过招呼了呢?”

      但这样做,不可避免会发生与同行的冲突。2009年初,龙湖和央企保利地产就在广东掐起架来。导火索是保利地产副总经理余英在博客中写下的题为《龙湖地产不受业界尊重的理由》,痛斥龙湖在广东省阳江市与保利抢地的“不道德”,并称保利地产总经理宋广菊曾在电话中一再向吴亚军表示,对于阳江市委市政府给予保利的承诺,“希望龙湖地产不要横刀夺爱”。

      这一口水仗无意中暴露了地产龙头们与地方政府勾兑资源的行业潜规则。而吴亚军自始至终保持沉默,最后选择离开阳江,息事宁人。不过龙湖高管们心有不甘,私底下对记者坚称,“龙湖进入阳江比保利要早一年半。”

      除了争地,抢人也是吴亚军的一大特色。龙湖向全国扩张,每到一处,必掀起一轮“挖角旋风”,连市场份额超过15%的常州地产龙头新城地产也倒吸一口凉气。新城地产常州公司总经理助理阙东岳对南方周末记者称,“去年龙湖进入常州后,通过猎头公司和高薪诱饵,从我们公司挖去不少优秀人才。”

      吴亚军常称一些熟识的好友甚至被她招来的高管为“兄弟”或“哥们”,有人视之为亲切,有人则觉得太过江湖气。龙湖重庆公司负责人周德康等老部下是龙湖向全国扩张之前被吴亚军纳入麾下的,龙湖总部(北京)四个主要部门的头目,皆为吴最近几年的商场朋友或合作伙伴。“我当初从安徽飞到北京和吴亚军聊了三个小时,告诉她我有心加盟,但不懂房地产。”公司品牌部负责人秦力洪说,“最后她竟当场拍板同意。”

      除了地方政府的支持,银行与吴亚军的关系也非同寻常。吴亚军曾在接受一位重庆当地媒体记者采访时透露说,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中国农业银行总行和中国建设银行总行的主要领导前来宽慰她,表态称会“撑着龙湖”。而龙湖上市前后,农行和建行又分别给予了龙湖170亿元和180亿元人民币的授信。

　　
上市的诱惑
    “2006年就有人来‘忽悠’我了,我也没想到公司会这么早上市。”

      在做大之后,龙湖何时上市也成为重庆当地政府关注的焦点。而最早预言吴亚军将成为“女首富”的竟然是重庆市市长黄奇帆。

      据《重庆日报》报道,2007年4月,时任重庆市副市长的黄奇帆在会见花旗银行中国首席执行官施瑞德先生时透露,龙湖地产年内可望在香港上市。他预测说,此次龙湖如果上市成功,中国内地首富的位置可能再次易主。

      但黄奇帆的话当时并没有应验,龙湖此次上市最终因金融危机而搁浅。而在2009年龙湖再次冲刺并成功上市时,保荐人行列中增加了花旗银行(其他两家为摩根士丹利和瑞银)。

      在吴亚军的棋盘中,龙湖于2011年上市为宜。而实际的上市时间却是2009年11月。“2006年就有人来‘忽悠’我了,我也没想到公司会这么早上市。”吴亚军说。

      上市前夕,一位重庆当地媒体的记者问吴亚军,龙湖上市的同时失去了什么?吴的回答是:失去了不发展的自由。记者又问:“你对现在的人生满意吗?”“求仁得仁时就很满意,”吴亚军用了孔子的一句话说,“反之就不满意。”

      吴亚军从拖着伤病的身体开始卖建材,到初尝地产业甜头并获得纷至沓来的荣誉时,也曾有过“小富即安”的想法,但后来龙湖加速扩张特别是上市之后,她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发展就是使命”。如在交往过程中给她留下深刻印象的日本最大房地产商森信托(MoriTrust)社长、八十多岁的森章一样,吴亚军也是个十足的工作狂,前两年平均每年单程乘机超过200次,她很少关注公司的股价,但不断在和投资人吃饭,且很多时候是一对一。

      当年和吴亚军一起打拼天下的丈夫蔡奎,在龙湖上市前任执行董事、副董事长。后来辞去这些职务,“他现在很潇洒。”吴亚军说,“我和他有个私人公司,他现在在做一些一级土地开发整理、高尔夫等项目。”

      大多数民营企业淡化家族色彩的做法都能赢得业界认可,而蔡奎辞去龙湖职务却并没有引起人们太多关注。也许是因为吴亚军夫妇一直刻意保持低调,又或许是因为人们自始至终关注的仍然是,吴亚军背后还有无其他“神秘人物”或权势家族。这一尴尬令吴亚军甚为烦恼。

      南方周末记者在重庆采访期间,几乎每次乘坐出租车驶过“北城天街”时,司机都会指着林立的高楼,甩下一句话:“这公司的女老板背景很深。”重庆当地另一位身家数十亿的民营企业家也轻描淡写地对记者说:“她只是个代言人而已。”但没有人能为此提供证据。

      今年3月,龙湖一位高管受吴亚军之托与南方周末记者聊天时说,“吴亚军肯定没有什么大背景,否则我们也不用这么累了。”这位高管开门见山,“龙湖进入北京和上海的第一个项目都是拿的当时的地王,谁愿意当地王呢,地王都是先烈,利润率不到5%。”不过在北京一些同行看来,这只是龙湖“放长线,钓大鱼”的一种策略而已。  

【旁观富人圈】两个女记者和一个摩托男

南方周末记者 张华 发自重庆

       戴秀丽和吴亚军年龄只差1岁,家族资产都在200亿元人民币左右,应是迄今为止中国做过记者的人群当中最富有的两个女人了。戴秀丽嫁给英国丈夫后随夫姓,又名秀丽·好肯。

      两个都曾在媒体混过5年的记者,后来都搞起了房地产,不同的是,戴秀丽大学期间学的是中文,吴亚军学的是鱼雷控制。其次是各自产业形态的不同,前者是搞“地下商城”的,后者是搞普通的商业地产及住宅开发。

      人和和龙湖可共用“凶猛”一词来形容。今年前几个月,人和商业在虎门、鞍山、赣州、武汉等地的项目全面开工,气势凌厉；而龙湖地产从4月份开始,开售楼盘的城市也新增了多座,其CFO林钜昌在香港的年报发布会上还告诉我们,龙湖今年会拿100亿到200亿元的资金去拿地。

      戴和吴本人呢,也都是外柔内刚的风格。在为浐灞俱乐部(足球俱乐部,戴家产业)鼓劲的宴会上,东北女人的豪爽劲儿在戴秀丽身上暴露无遗。吴亚军亦如是,前不久龙湖的年报发布会上,她始终是一笑乐呵呵的模样,以至于坐在我旁边的一位香港记者扭头和我接耳:用内地的口吻来说,吴亚军真是谨慎乐观啊。

      围绕戴秀丽家族和吴亚军家族的坊间质疑从未曾间断过,人们质疑前者所依托的人民防空洞工程竞争的不充分性,同时对后者的发家过程始终充满好奇。

      与吴亚军的风光相对应的是同城的宗申集团创始人左宗申的失落。在左宗申的办公室里,放着一个手写的小黑板,上面是一幅表格,内容是他旗下两家上市公司(宗申动力和宗申派姆)每天的股价和市值情况———这里的市值指的是左宗申家族及职工持股部分的市值,小数点后皆保留两位数字。

      与吴亚军的龙湖地产在全国遍地开花结果类似,左宗申张口闭口都是“产业和资本的结合”,借助资本市场的助推,他的团队正在全国甚至全球找“种子”,搞并购和整合。他告诉我,胡润前些时间还曾跑来重庆,向他介绍“猎物”。

      但左宗申突然间又很失落地说,“还不如把企业卖给哪家国企呢!”

      “这是玩笑吗?”他说不是,“又是禁摩,又是国进民退,有多少人在乎我的呐喊呢?”

      左宗申失落的另一个原因是,他的女儿、今年28岁的左颖由于从小在国外受教育,现在即使回国了,也是全世界各地跑,不愿接老爸的班。

      不过,左宗申比吴亚军年长10岁。谁也不知道,再过十多年,戴秀丽家族和吴亚军家族的企业会是什么样子,他们又会是何等心境。

还有，想做一篇文章，《企业家书架里的秘密》，有别于“企业家荐书”，我要的是他的书架的照片，书架里都是什么类型的书，各占多大比例，然后与他的性格，他的企业所在行业和他治理企业的风格，来写一篇东西。我去年在做财经人物报道过程中，积累了十来个人的书架图片，但还不够，30个为宜。希望朋友们看到这一条博客，而正好有资源的，向我提供些照片和帮助，非常感谢。

2、4月12日在香港参加龙湖地产年报发布会。第一次见到吴亚军。不管香港的财经记者们如何咄咄逼人提问，吴自始至终都是满脸堆笑。不亏做过记者，吴亚军外柔内刚，城府很深，把几个尖锐的问题一个个给挡了回去。

上月底在重庆从外围做吴亚军这一人物选题时，好几位重庆出租车司机都对我说，“龙湖的女老板啊…她背景很深…”,同样，和重庆另一位巨头企业的老板聊起吴亚军，他对我说，“你找吴亚军啊，她不会给你讲什么的，她只是个代言人而已…”

吴亚军一方面必须保持低调，内心却有着强烈的表达诉求。前不久和龙湖执行董事秦力洪在深圳聊天，他好几次有意说，“是吴总托我来的…”不过，无论如何，龙湖确是一个值得研究的案例。

3、 在香港看了电影《岁月神偷》和《志明与春娇》，回到广州后看了《禁闭岛》。《禁闭岛》很精彩，不过我想书应该比影片更精彩。

4、《台商刘添财殡葬业掘宝记》的报道发表后，台湾联合报一记者通过我的同事向我索要刘添财等人的联系方式。台媒通过大陆媒体朋友找台商，听起来有些荒诞，但也从另一个侧面也说明了，好多台商大佬是多么地谙习潜伏术。

与刘添财一样，发家在台湾、核心业务在大陆的大佬蔡衍明（旺旺集团董事长），应该是台湾富豪前三甲了，别看他在台湾收购《中国时报》以及创办《旺办》，以及在亚视股权争夺案过程中均是十足的“犀利哥”，但他却无意高调。去年我托人找到蔡，表达采访意愿，被他婉拒了。昨晚与《台商》运营总监朱芳文聊，他提到，《台商》封面是蔡衍明那一期，上海市面上能见到，全被蔡派人买走了。

5、 虽然我在南方人物周刊上写过何鸿燊“七年之痒”的文章，但澳门我是第一次去。正好涛涛同学到澳门机场接从马来西亚回来女友丽丽同学，于是在澳门会合。我在香港临时订澳门酒店，结果1500块以下一晚的酒店几乎全部爆满，又不是假期，赌城的火爆没法不让人感慨。

 去威尼斯人和新葡京参观，并在新葡京小赌怡情，我拿1000港币赌，一口气输到150块，不忍心再赌了，把筹码扔给湘湘同学，然后我去转悠了。过了一会儿回来一看，湘湘手里的筹码将近2000块了，而丽丽同学拿500块赌，也赢到了2500块，大家见好就收，回酒店睡去。第二天中午吃饭后大伙儿再去，丽丽同学拿700块赌，很快输光了；湘湘同学拿150块赌，很快赚了1000块，然后很快输光，走人，过关，从珠海回广州。推荐《冷眼看澳门》这本书，作者冷夏曾协助何厚铧竞选行政长官和起草施政报告。此书能够帮我们深入地了解澳门，特别是最近十年澳门的变幻。不过大陆可能买不到。

台商刘添财早早敲开了原本封闭的重庆殡葬业的大门,仅用两年时间就将公司带上了香港资本市场,并受到投资者的疯狂追捧。他是如何发现并掘开了这个金矿的?

在超过400平方米、装修豪华的一间灵堂里,空调、沙发、桌球台、会客室等一应俱全,正中央偌大的钢琴最为扎眼,当音乐声起,死亡的气息一下子淡了很多,人们一边对死者追思,一边相互寒暄着……

这是3月25日,重庆江南殡仪馆“重庆厅”里的一幕。重庆市政府一位主要领导的父亲几天前去世了,葬礼就在这里举行。“重庆厅”是江南殡仪馆规格最高的厅堂之一,3天2夜的租用费用为1.58万元。

葬礼要搞3天2夜———这是重庆独特的丧葬风俗。3天当中,所有亲朋好友的食宿一般都有统一安排,大都住在附近的酒店,殡仪馆有食堂,而各种小吃、麻将和扑克就摆置在灵堂内,供客人们随时享用。灵堂里会播放哀乐,但死者亲属一般都会邀请乐队表演,唱歌、跳舞,或是请僧人来为死者超度,好让逝者一路走好。

江南殡仪馆的大门上同时挂的另一块招牌是“中国生命集团”,这是一家神秘的台资企业———作为“中国殡葬第一股”,中国生命(08296。HK)去年9月9日在香港一挂牌即受到资金热捧,首日涨幅达44.44％,然后4天翻了4倍,堪称疯狂,而一串带“4”的数字的巧合更显诡异。

今年3月底,中国生命发布的年报显示,2009财年的营业额为4750万元,毛利为72％,其中中国大陆业务所占公司业务比重超过七成。

在高利润的背后,中国生命集团董事长刘添财认为自己也提供了价值———“我们这些殡葬从业者,就是要通过一系列仪式让生者更理解人生的价值、亲情的可贵。”

54岁的刘添财是位台商。他曾在台湾试水房地产业,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一直在台湾经营墓园。2007年进入重庆后,他不但将台湾的殡仪服务业(重庆安福堂、天福堂即为其旗下殡仪服务公司)克隆到了大陆,更是闯入了“禁区”———托管了包括火化业务的重庆江南殡仪馆。江南殡仪馆是重庆市属的两家殡仪馆之一。

这个结果连刘也没想到。在台湾,尽管殡仪服务业完全由民间资本主导,但火化这一环节,仍是由台湾政府来经营的。而在刘过去的印象中,中国大陆的殡葬业应该是一个几乎完全封闭、高度垄断的行业。

在刘托管江南殡仪馆之后,这家殡仪馆凭借着提供包括追思、餐饮、住宿、运送、冷藏遗体、化妆、火化、骨灰寄存和殓葬等“一条龙服务”,在2009年一年的营收就达到2000万元。

　　
十个月锁定重庆

刘添财进入重庆是2006年。彼时,刘添财在台湾执掌的“宝山生命公司”在业界已颇为知名(中国生命集团是于2005年2月在开曼群岛注册的空壳公司),并将业务开拓到了马来西亚等国。

宝山生命在台湾的业务主要是墓园和殡仪策划与服务。虽然盘子铺得不小,总的营业额大约为2000万元人民币。刘添财觊觎中国大陆这一超级市场,但迟迟找不到切入口。

直到2005年,刘添财等宝山生命高管到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参观,偶遇当时在长沙任职、后任中国殡葬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的张宏昌。该校是中国大陆为数不多专门设置殡葬专业的院校之一。

两人先在接待宴上相谈甚欢,不久后又有了一次单独的会谈。刘添财发现,自己原先对大陆殡葬业“禁入”的看法其实是作茧自缚。在张宏昌的指点下,刘添财选择了浙江和重庆为首先要攻占的区域,后来从民俗等方面又做权衡,最终选择重庆为突破口。

那时重庆的殡葬业,火化和墓园业务为政府经营,殡仪服务业则是民间资本与国有资本平分秋色。不过这里的“民间资本”形态,主要是在重庆大街小巷搭棚而生的个体经营者,价格灵活,但欠规范。直到今天,重庆个别区街还能看到类似的“风景线”。

彼时另有一家大型企业已在重庆(主要是沙坪坝区)树立了江湖地位———民政部直属的中福实业总公司投资逾亿元建造、以经营墓园为主的上海福寿园,其重庆分公司于2002年在重庆沙坪坝区建造“安乐堂”,提供除火化外的殡仪服务。2004年初沙坪坝区政协提交的工作报告中,安乐堂作为该区耗时仅一年多就建成的“第一个集中、卫生的治丧场所”被重点提到。

张克勤是安乐堂的总经理。“到今年5月份我到重庆就整整8年了。”他一口上海腔,端坐在办公室的椅子上,很自豪地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我们现在有26个悼念厅,总面积超过5000平米呢。不久前,有香港上市公司和我们的母公司频繁接触。”

张的办公室外,楼上楼下,是多家葬礼,人声鼎沸,亲友们的搓麻将声,嗑瓜子声,服务人员倒茶声,不同乐队的演奏声等混成一团；仅凭声音，你会以为是老舍笔下的茶馆，而无从分辨出这其实是一家殡仪服务公司。

刘添财2006年来到重庆后,并没有急着下手,而是对重庆各区的殡葬现状、大小殡仪馆、大小殡仪服务公司开始了漫长的考察,总共耗费了超过十个月的时间。

彼时在马来西亚分公司任职的王顺郎,也被刘添财叫了回来,加入到了“重庆侦察小分队”当中。马来西亚是个宗教国家,王顺郎当年从台湾过去后突破了藩篱,于是他被刘视为打开中国大陆市场大门的最佳人选。　

　
争议中的殡仪馆改制

刘添财2007年中首先托管的殡仪服务公司是重庆九龙坡区的天福堂,首先托管的殡仪馆是重庆江南殡仪馆。所谓托管,即地皮和房产的产权归属不变,自己只是承包,且在合同期内每年提取一笔固定比例的管理费用给原所有人或主管单位。

托管殡仪服务公司难度并不大,因为在重庆,这一块市场本来就是对民资开放的,与被托管方谈妥合作细节后,提交所在区的民政局备案即可。

难点在于托管殡仪馆,“最大的障碍是当你要打破殡仪馆原先的国有企事业单位编制时,必须面对来自各方的压力和怀疑。”王顺郎说。

不出所料,江南殡仪馆所在的重庆南岸区民政局里分为了两派,一派支持,一派反对,两股声音针锋相对。

令刘感到幸运的是,南岸区民政局局长邓从国从一开始就支持改制———主管单位的一把手投赞成票,其实已是一个风向标。而刘添财更明白,筹码必须足够高、足够诱人,经过近一个月的数轮谈判后,他承诺的条件是:殡仪馆原员工愿意受聘的,全部吸收,改与中国生命集团签约,待遇从优；愿意留任的干部则可领到“双工资”,原事业编制的工资不变,另从中国生命集团拿一份企业工资；而不愿留任的干部,则成为殡仪馆的监督者———“江南殡仪馆管委会”,实际上等于提前退休了。

对南岸区民政局来说,既解决了先前殡仪馆经营不善的问题,每年又能坐享一笔不菲的“管理费”。而且减少了所辖区域殡仪个体户随处搭棚的现象,并让外界贴上了“殡葬业改制排头兵”的标签,等于一箭多雕。

南岸区民政局里的支持声最终变成了多数派,刘添财却不敢长舒一口气。因为尽管江南殡仪馆的编制属南岸区民政局主管,但必须和重庆市民政局通气,而市民政局里对此事的反对者占大头。

“刘添财当时来局里跑了好多趟,详尽汇报自己的思路。”重庆市殡葬事业管理中心主任唐维智(隶属重庆市民政局)向南方周末记者称。又是一番长磨短磨之后,刘添财最终遂愿。当然,由于是外资属性,和工商部门过招也是必不可少的“课程”。

刘添财进入重庆的步骤可谓“前松后紧”,前半场如不少业界同行形容的一样,“在街上转悠,似乎像个没事人一样”,而后半场是紧锣密鼓。

中国生命托管江南殡仪馆后,一边改善设施,一边细化相关的服务品种和档次,“我们的价格这几年在不断提升,而非像一般服务行业一样‘促销酬宾’。”王顺郎指着江南殡仪馆墙壁上的经物价局核准的《殡葬服务收费价目表》称。显然,登堂入室的刘添财,在行政许可的大帽子下,尽可能地将台湾殡葬业的经验复制了过来。

“若无重庆业务,中国生命是无法在香港上市的。”去年9月中国生命挂牌后,回到重庆的小型庆功会上,刘添财如此感慨。短短两年时间,从无到有,到成为主要业务市场,大陆在刘添财心中的分量越来越重。他现在是台湾、香港、大陆三地跑,不时还要飞往加拿大———他有一儿一女,儿子在台湾服兵役,妻女在加拿大。

　　
“你在广东殡葬行业有人脉吗?”

中国生命上市募集资金超过8000万元人民币。之后,其扩张步伐明显加快。先是于去年11月托管重庆忠县殡仪馆,然后是今年2月拿下江北区的安福堂。

安福堂显得很是破旧,大门右侧石壁上的公司名称中,“安”已不见,只留下“福堂”二字。虽然也有十多个大小不等的悼念厅,但都很简陋,记者联系采访当日的值班经理,电话一通后,被告知“正在喝酒”无法回来。

“我们马上要对安福堂翻修了。”中国生命集团重庆事业部总经理王顺郎说。

但他同时又流露出对殡葬业从业人员素质普通不高的担忧。“你看公司这些张贴画,都是我亲自完成的。”王顺郎顺手指着江南殡仪馆接待大厅里“礼遇生命最终的价值,圆满您对生命的最终期许”等宣传语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王顺郎1990年代初在台湾经营一间广告公司,恰逢刘添财开发完一块墓地后要宣传,便找到了王顺郎,两人合作后不久,在刘的鼓动下,王即加盟到刘旗下。由于中国大陆殡葬专业人士匮乏,广告业人才一般又不愿接单,更不愿转投这一行业,“所以我现在虽是公司高层,也必须亲力亲为。”

值得玩味的是,从中国生命的财报看,中国生命集团并不像外界盛传的一样个个拿高薪。财报显示,截至2009年底,中国生命集团有近270名雇员,而这一年中,包括董事酬金在内,其员工成本近640万元,人均年薪只有2.4万元。而重庆市统计局今年2月公布的数据显示,2009年重庆城镇经济单位职工平均工资为近3.1万元。

也就是说,向来处在人们眼中“暴利行业”的中国生命集团员工,比重庆市城镇职工的平均工资还要低两成。

一边是人才匮乏,一边又在压缩成本,这似乎是个悖论。一位员工看着公司报表上70％的毛利率这一数字愤愤不平地说,刘添财“只顾为自己添财”。作为中国生命第一大股东的刘添财,持股比例约为49％,以4月1日收盘价计,所持有股份市值为3.8亿元人民币。

而刘对这些声音并不在乎,他在某些方面又非常舍得,譬如他上交的“管理费”———江南殡仪馆2009年度2000万元的营收当中,营运费用为120万元,而管理费高达680万元。又如并不在中国生命任职的刘添财的好友杨永生、于文萍夫妻,共拥有超过7％的股份,招股书披露的原因是刘认为他们“在中国拥有广泛的人际网络,可向本集团引介更多业务机会”。

不过,时至今日,刘添财的生命集团虽然在重庆殡葬业市场获益丰厚,但其发展前景仍面临着多方面的制约。

例如,殡仪馆的火化业务原本应是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一旦变成具有一定垄断性的生意,商人的逐利冲动与该项服务的公共性就会发生冲突。根据中国生命的招股书,江南殡仪馆被托管的第二年,火化的平均收费提高了6.9％,随后四个月的平均收费又下调了1.4％,招股书称“这反映受到中国价格监控的轻微影响”。

另一方面,刘添财必须加大马力开拓重庆之外的新市场,否则,中国生命的成长性便会受到资本市场的质疑。

“你在广东殡葬行业有人脉吗?有的话咱们可以考虑合作。”在采访结束时,王顺郎仍不忘向南方周末记者问了一句。
 

■观察：殡葬业的生财之道

南方周末记者 张华 http://www.infzm.com/content/43518

“马云,你对自己的葬礼满意吗?”

“还行,这个项目挺有意思,很独特,但是这个项目的路会很长。这应该是一个慈善事业,因为它面对的是生与死,挑战的是传统观念。”

这是当年央视《赢在中国》第二赛季晋级过程中的一番对话,一位选手陈述完自己项目“殡仪服务连锁企业”后,主持人问嘉宾马云的看法,马云如此回答。

马云错了。彼时他并不知道,就在他在演播厅侃侃而谈时,一位名叫刘添财的台湾人正开始在中国大陆殡葬业“寻宝”,最后他成功了,并且时间只有短短两年,就于2009年9月他将“中国殡葬第一股”带上了香港资本市场,主营业务正是殡仪服务。

今年3月,电子及贸易行业的香港上市公司金科数码宣布,与上海福寿园的母公司中福实业签订备忘录,拟在内地合作开发殡仪服务。之前,金科曾宣布以20亿元收购上海一殡仪项目55％的股权。这似乎预示着中福实业正在推进自己的借壳之路。

中国生命、中福实业,加上主业为墓园的勤美达国际和中民安园。资本市场的“殡葬板块”初现雏形。

发现中国殡葬市场潜力之大的,远不止这些公司。去年11月,日本心网株式会社社长到上海造访福寿园集团,两个月之后,福寿园集团高管又到日本回访,“我们现场观摩了地道的‘入殓师’。在那里,所有的死者是那么有尊严。”福寿园重庆分公司负责人张克勤很是感慨。

心网株式会社希望借道上海福寿园进入中国大陆。这是家老牌殡葬企业,历史超过80年。殡葬业“百年老店”的梦想并不遥远,足见日本殡葬业之发达。给张克勤印象深刻的另一处细节是,日本一些礼仪服务公司,业务涵盖葬礼和婚礼,大多数时候,提供葬礼和婚礼礼仪服务的,是同一组人员。而在中国大陆,这显然有些不可思议,甚至会为人所诟病。

有趣的是,日本影片《入殓师》获2009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外语片后,带动了原本就热闹非凡的殡葬业新一轮投资热潮。据彭博社报道,包括铁道公司、饭店、农业协会以及零售企业等都想分一杯羹。世界500强、日本最大零售企业永旺株式会社已和四百多家殡葬业者签约,提供不同档次的服务,永旺超市服务台不时派送印有“安心的葬礼”的宣传页。

不仅是日本。美国殡葬业也是完全市场化的产业(美国有五十多所高等院校开设殡葬专业),其行业龙头叫SCI(ServiceCorporationInternational),它在1969年就登陆资本市场。它秉承的是麦当劳式的连锁经营,通过疯狂并购,到1999年时,成为全球最大的殡葬企业,在美、英、法和澳大利亚等国的市场份额均超过10％。

对于中国殡葬行业的掘金者来说,这是个巨大的待开发市场———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最近10年,中国大陆死亡人数逐年上升,平均死亡人数为850万人,以人均丧葬费用3000元计,这一行业每年的市场规模就高达255亿元。

甚至连互联网从业者也关注到了这个市场。一家服务器位于北京、名为“网同”的纪念网站近些年风生水起,自称是“世界上第一家规模化经营在线纪念的网络公司”,据称其与国内许多公墓建立了合作关系,客户过万,除去每年极少的网页维护费用外,年收入超过百万元,毛利率超过90％,令中国生命等实体公司都望尘莫及。

一位正在中国生命旗下江南殡仪馆实习的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殡仪专业大三的学生告诉我,重庆殡葬业竞争的激烈程度超乎想象,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现在各家殡仪公司都在发展“寿前服务”或称“临终关怀”这一块业务,即改善患者余寿的品质。

“由于这一业务是殡仪服务的前一站,”他狡黠一笑,“一些养老院现在专门搜寻一些家庭条件优越、行将就木的老人,人一去世,一套方案随即出炉———到哪家殡仪服务公司或殡仪馆,如何办葬礼等,这其实等于通过卡住我们产业链的一处上游,来和我们抢食市场。”

■写作后记

这是一次神奇的采访。这个选题，从去年8月中国生命正在冲刺香港上市时，我就想做，一直到今天才完成，耗费了半年多的时间。做这个选题的出发点，一是觉得有趣，做殡葬服务的公司上市了，老板是台湾人，而 主要业务在大陆。还有一个原因是，每年到清明节前后，都会在一大堆的社会新闻记者轮番批评殡葬业暴利，我虽然也对这个行业的暴利有看法，但是，每年批评一次，又有何进展呢？

所以我想通过解剖一个样本，一个样本城市，一个样本公司，来展示殡葬业现在的情形，特别是正在发生的变化。重庆是个很有意思的城市，搞个葬礼要3天2夜，而且活人花的钱，要远远超过死人。最重要的是，这个城市的殡葬业，在改制这一块，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尽管现在看来，火化业务究竟合不合适也承包出去仍值得商榷。

这应该是介绍中国大陆殡葬业改制的第一篇报道，不过我把它写成了人物报道的形式，因为我这几年一直在做财经人物报道，像是一脉相承了。当然，深入程度还不够，还可以继续探讨。

最神奇的是，那一串数字“4”，中国生命上市当天涨了44.44%，然后4天翻了4倍。而我写作这一文章，是在4月4日。那一天晚上出去接老婆下班，到车库取车，发现剩余里程正好是444公里…初稿写完后，经编辑和我自己的两轮修改，我无意中查看字数，发现主稿字数正好是4444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