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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东方愚     周末画报 专栏 

2009年12月初，澳洲新闻网站Crikey披露，78岁的默多克和他的41岁的中国妻子邓文迪婚变，“两名女儿同时就失去财产继承权，远在美国的新闻集团高层已公开讨论二人分居事宜…”这则消息在全球炸开了锅。

邓文迪被称为“现代版灰姑娘”，她的人生路，特别是1999年与大她37岁的传媒大亨默多克的结合，让人们对她的“惊天飞跃”诧异不已。掺杂在其中自然少不了质疑，但邓文迪始终不加理会，倔强地挽紧老默的臂膀。直到10年后婚变传闻甚嚣尘上，她不得不在好友的建议下，在博客上发出声音。

“12月3号上周四晚上Rupert和我一起去看了The Sydney Theatre Company最新制作的《欲望号街车》，这是一场非常精彩的演出，我们俩看得都非常开心……”邓文迪写道。

可是传闻对于名媛太有黏附性了，你越辟谣，人们越猜测。何况文迪同志一直是人们眼中的另类，她是贤内助和婚姻杀手的结合体，而且你无法确定她到底是“先贤后杀”，还是“先杀后贤”。

从徐州住过的三室一厅，到广州呆过的学生宿舍，再到美国的寄宿，直至后来和默多克共同拥有的N幢豪华别墅，邓文迪住过的房子的变化就是她个人变迁史的典型写照。

徐州的三室一厅

邓文迪1968年出生于山东（后全家搬至徐州），原名叫邓文革——一个与时代契合的名字（高中毕业前改为现名）。这个时候的默多克37岁，在澳大利亚的事业如日中天，继21岁时接手其父濒临破产的《阿德莱德日报后》，十几年间又买下《悉尼日报》等媒体，并创办了《澳大利亚人报》。最令他兴奋的是，他于1968年结婚了，新婚不久默多克去了英国，一边度假，一边筹划收购《世界新闻报》。

少年时的邓文迪并无什么与众不同之处，唯一可圈可点之处就是她的体育成绩很好。这是由于邓文迪是在徐州少华街小学——苏北一所以培育乒乓球运动员著称的小学开始的学习生涯。这一小学的前身是创办于光绪年间（1907年）坤城女学堂。非常有趣的是，现在打开这一小学的网站，简介中有这么一句话：“这是淮海地区有史以来首次出现的女子学校，是一次具有实质意义的妇女解放运动……”

升入徐州市第一中学之后，邓文迪在班中的成绩是一直是中等，据她的高中班主任谢启栋老师称，由于打排球，邓文迪的文化课成绩开始后退，他劝她放弃体育，全身心投身高考，结果她做到了，“她（邓文迪）的身体很好，晚上经常开夜车到很晚…身上有一股拼劲。”

默邓二人日后的“媒人”，曾任默多克旗下新闻集团中国区总裁的布鲁斯·多佛（于1997年将邓文迪介绍给默多克认识）在他的著作《默多克的中国大冒险》（Rupert’s adventures in China）中描述邓文迪在香港从一个小职员慢慢“上位”时也是类似评价：“文迪工作卖力又好学，每个人都对她的精力、随和、以及古怪古灵精怪的风趣留下印象。文迪有一项非同寻常的才能：她能像一块海绵一样吸收大量资讯，加以整理，然后再当作自己的想法表达出来。”

徐州时期的邓家住在一个建造于1950年代的有六层楼的三室一厅中。她的父母都是工程师，在文革后期中国掀起的“上山下乡运动”中亦投身其中。那是一个“均贫”的时代，邓家谈不上穷，也一定不富。值得关注的是，邓家三个孩子当中，邓文迪是“老大”，在她读高中的时候，其父母被调到广州人民机械厂工作，她必须继续呆在徐州读完高中。

更多的家庭责任，不可改变的独立生活，这些因素都是她日益明显的坚毅、特立独行等性格的第一塑造力。

中国“女首富”张茵的成长背景与邓文迪有相似之处。张茵1950年代出生于一个军人家庭，8个兄弟姐妹当中她是“老大”，父亲又在文革期间入狱，自己年轻时又离过一次婚，这一切在不经意间锻炼了她的心智，多少年后她创办和经营玖龙纸业过程中的风格，无论从容还是急躁，无论得体还是让人惊愕，均可从她的出身与少时经历中找到影子。

换句话说，我们分析民营家族企业的贤内助是如何炼成的，实际上很多决定性基因恰恰与婚姻本身无关。“文迪野心勃勃，一心一意想出人头地。”布鲁斯·多佛说。她显然不满足于“蜗居”于徐州的小房子中，她想飞得更高。

从广医宿舍到洛杉矶借住

邓文迪1984年考上了广州医学院（广医），这一年，她16岁。广医是一所培训医学人才的高等院校。你或许会诧异于，体育成绩很棒，医学专业毕业的灰姑娘，日后怎么会成为了一个偌大传媒王国的老板娘？

美国电影《肖申克的救赎》中的一句台词道：“有些鸟是不能关在笼子里的，他们的羽毛实在太漂亮了。”用在此处未必恰当，但是对于野心家们来说，教育经历只是一个载体而已，很难掩盖他们个性的棱角。邓文迪便是如此。

和《肖申克的救赎》中安迪利用自己的金融学知识与智慧搞定监狱长类似，身体素质好的邓文迪虽然担任了广医学生会体育部部长一职，但发现那只是在一个小圈子里面打转转。她想出国。而和杰克·查利（Jack Cherry）的认识，坚定了她打开另一个世界的窗口之决心。

杰克是谁？比邓文迪大31岁、出生于1937年的一个美国人。邓文迪在广医读书时，他在广州一家中美合资企业做工程师。通过朋友介绍，邓文迪认识了杰克和他的妻子——有着两个孩子的母亲乔伊丝（Joyce Cherry），希望他们能为自己补习英语，乔伊丝一口应承下来。

在1980年代，中国“进口”的“老外”不像现在一样一抓一大把，一个女大学生，和一对并不沾亲带故的美国夫妻频繁接触，在同学们眼中多少有一些“另类”，而这却是邓文迪乐此不疲的——她向来喜欢尝试新事物、接受新挑战。

乔伊丝先回到了美国，而杰克在广州一直呆到他的工程项目结束，并接替妻子继续为邓文迪辅导英文。热心肠的乔伊斯也没闲着，跑前跑后，为邓文迪申请到了加州入学北岭分校的资格，并帮她取得了学生签证。

1988年，邓文迪告别了广医狭小的学生宿舍，登上了去美国的飞机。起初她就寄宿在杰克家里，与他的五岁女儿同住一间房、分别睡上下铺。乔伊丝乐意为女儿找了一个聪慧的“中国姐姐”，却不知邓文迪的野心更大，对邓而言，洛杉矶的“此上下铺”已非广州医学院的“彼上下铺”，一切只是故事的开始。

乔伊丝很快发现邓文迪和杰克打得火热，并开始公然约会。她一怒之下发出逐客令，并和杰克解除婚约。邓文迪与杰克索性搬到了附近的一间屋子同居，乐不思蜀。俩人终于1990年初登记结婚。

有趣的是，1990年的默多克正处在事业的最低谷。他吃下竞争对手的公司，组建“英国天空广播公司”，一下子背了数十亿美元的债务，压得他喘不过气来，几近破产边缘。尽管事后来他赌对了这步险棋，但默多克身边的人清楚地记得，那一年，他的头发几乎一下子全白了。

邓文迪显然接受不了困在杰克的“笼子”里的现实，她才22岁，风华正茂，而杰克已是53岁了。很快，邓文迪和一个名叫大卫·沃尔夫、正在学习汉语的同龄美国男孩交往甚密。可怜的老杰克没想到，自己这么快就要经历和前妻乔伊丝一样的不幸。

1992年，杰克与邓文迪离婚，两人的婚姻维持了两年七个月。“这段婚姻比邓文迪获得美国绿卡所需要的时间仅多出七个月。”2000年11月2日，《华尔街日报》一篇题为《相遇邓文迪》的报道中写道。

默多克看到这则报道时非常震惊，他迎娶文迪·邓已近一年半的光景了，但她的前尘往事，他知之甚少。当然，对大大咧咧，同样有过两次离婚经历的默多克来说，他更看重眼前的这位东方美女。

豪华别墅里的阔太太

默多克与邓文迪人生曲线相交的发端始于1993年。这一年，邓文迪以优异的成绩从加州大学毕业，然后到李宁于加州创办的国际体操学会健身馆全职工作（体育看来总是与邓文迪不经意间结缘），后协助李宁在美国打造自己的服饰品牌。她似乎又在给自己的事业找缓冲，但期间替不少来自中国的商人做翻译，使她意识到“中国机遇”正在进入美国商界领袖视野背后的契机。而默多克正是于1993年，从李嘉诚的儿子、被称为“小超人”的李泽锴手中接过星空卫视的（StarTV）。

邓文迪于1995年赴学费高昂的耶鲁大学读MBA。如果说仅仅因为有男友大卫·沃尔夫（虽然邓文迪曾对外称沃尔夫是她的“丈夫”，但两人似乎并没有真正结婚）的资助，邓文迪就顺“藤”（耶鲁是常青藤大学）摸瓜的话，显然低估了她的智商。在邓文迪的内心世界里，尽管机遇和人脉是她最青睐的两件物什，但她从不甘愿也不屑于做一个纯粹的花瓶。即使在她做了默多克的夫人之后，她同样坚持这一信念，不断学习，提升自己。这是她与许多结交权贵的女人所不同的地方。

1996年初，邓文迪经人引荐到星空卫视（香港）工作。用布鲁斯·多佛的话说，彼时默多克接管星空卫视没几年，高管层当中没有一个人真正熟悉中国，“文迪的到来对当时的公司是一个启示”，他说，“她至少在变幻莫测的中国大陆商业及文化伦理方面，提供了诸多见解。”一年后，邓文迪名片上的头衔就已是“业务发展总副总裁”，这是她受重视的产物，也是她主动争取的结果。

几个月后，默多克到上海考察，布鲁斯作陪，临时请邓文迪做翻译。互相吸引，或是气味相投？默多克是个脾气暴躁、支配欲强的家伙，但是他不虚荣、不修边幅，他乐意骑自行车在上海大街上闲逛，遇到喜欢的小东西，就与小商小贩讨价还价，他为在上海小店里理一次发只需要1美金而狂喜半天，并给美国的朋友通国际长途。所有的整个过程，邓文迪就是支润滑剂，她知道如何营造气氛，如何让老默舒心。过马路时，她挽着他的手臂，父女的气息、情侣的情绪。

1999年6月25日，邓文迪成为了默多克的新娘。彼时默多克与前妻安娜那份10亿美元的离婚协议余墨未干。当外界感慨于默多克30年的婚姻到头来仍是曲终人散时，默多克早已成为了一个“文迪主义者”。一个细节是，他之前虽然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但多是发号施令，而与文迪熟识之后，他不时绕下公司的中高层，直接与旗下最底层的员工交流。显然，这是邓文迪的意见或建议在发挥作用。

默多克常感慨邓文迪神奇般焕发起了他的第二春———绝不仅仅是身体上。十年当中，虽然邓文迪不在新闻集团担任任何职务，但始终是默多克的“贤内助”和谏言者，外界对邓文迪的指责也因为她的能力而有所减弱。特别是陪同默多克来与中国高级官员及生意伙伴会谈时，她的优雅与得体为老默增色不少。当然有过个别官员当面嘲讽邓文迪，幸好老默不懂中国话，否则他定会大发雷霆——他是一个爱江山更爱美人的家伙。

这十年当中，邓文迪与默多克通过试管婴儿，有了两个女儿，他们与默多克与两位前妻所生的四名子女一样，享有相同的财产继承权。当他去世，80亿美元财产便会各归其所。

邓文迪和默多克刚结婚后便卸下不久，就从时尚的SOHO社区迁至了安静的上东区，那是一个曾是糖果工厂的著名建筑物最上面的三层，面积超过3000平米。邓文迪为装饰新家煞费苦心，装修期间他甚至和默多克在附近租了一小房子住。她的父母也被接到美国来了，住在位于纽约华人中产阶级家庭聚集区的一处公寓里。你看，这个时候的邓文迪，像个情窦初开的少女，开始真正放松30年来一直绷紧的神经。她的尽孝，也是那么地中国化。

邓文迪紧接着又为默多克分别位于洛杉矶、纽约、伦敦、堪培拉等地的别墅与公寓做装修设计和监工。她乐此不疲。2005年，邓文迪陪默多克来中国时，又顺便在北京买下位于北京市中心一处价值不菲四合院。“文迪决心不仅要为女儿保存北京遗产的一部分，同时也传达了她在中国有所作为的讯息。”布鲁斯·多佛说。

 当2009年12月坊间传出邓文迪与默多克分居的消息，自称是邓文迪好友的张欣（SOHO中国CEO潘石屹的太太）很快出来辟谣了。毫无疑问，就算她真的和老默分手了，她也不会缺几处房产。“蜗居”的日子在她与默多克结缘那天就注定一去不复返了。不过，早年的小房子里可以有大宣泄，而如今在全球拥有多次大房子的邓文迪，这么多年来，在默多克面前，她内心真正的复杂情绪和感渭，又曾得到过一次畅快的宣泄吗？

我总是觉得很多时候人们太注意所谓成功人士都干了啥，却就是不注意他们不干啥，而往往不干什么是决定成功的最重要因素（当然是在也干点什么的前提下）；我想大概所有人都是很多年以后才明白的，能真正明白就是福气或者叫造化。

正好又读到彼得·海斯勒（何伟）在《寻路中国》村庄一章中描写魏子淇的一段话：

我们又走到了第二颗树根前，眨眼间，他（魏子淇）又爬到了树梢上。我突然意识到，一直以来，我看到他的时候，都是他显得十分外行的时候——在北京的医院里，在怀柔的商店里，在陌生汽车的驾驶室里。几年来，我见证了他从务农到经商的墨迹，从农村到城市的变迁，但我很少看过他在果园里劳动的情形。在这些核桃树上，他才真正如鱼得水。

还有读到阎连科在《我的现实，我的主义》一书中一段话：

我曾梦想漂移，梦想挪动，梦想到大的、现代化的城市里去。于是，我开始写作，开始把逃离土地当做我的人生目标。然而，在我写了30年的时候，在我差不多50岁的时候，我还没有最终逃离土地。我的写作还离不开乡村和生我养成的这块土地…我恍然大悟，如佛教中的顿悟一般，我明白了一个写作真理：我家乡的那个村落，就是整个世界，就是一个完整的中国。我们村的村长，就是我们中国的国家领导人，我们村头那条已经几近干沽的河流，就是中国的长江、黄河，或者说村长就是皇帝，百姓就是臣民…事情没有那么复杂，也没有那么遥远，我可以把小者说大，也就可以把大者化小，可以把世界浓缩成一个乡村，可以把国家的大人物转化成村里落花流水中的头头脑脑，可以把国家的机密转化成农民茶余饭后的神神秘秘…

不同领域的三个人，异曲同工的三段话。抄录至此。

2011年5月18日，美邦服饰（002269.SZ）股东大会上，46岁的董事长周成建说，公司上半年将实现600%的净利润增长。

不少股东听了这一“利好”消息，并没有特别兴奋。因为，600%固然吓人，但增长的基数并不高——2010年上半年是美邦的一块“洼地”：净利润仅为四千余万元，下降幅度超过八成。

美邦即美特斯邦威，这是一家像耐克一样以“轻资产模式”著称的中国民营服装企业，专注于品牌和营销，将生产外包，依托加盟商和直营店快速扩张，旗下有Meters/bonwe和Me&City等快时尚品牌。

周成建于2008年将美邦送到深交所上市，从而一举以170亿元的资产成为中国服装业首富并蝉联至今。在今年3月美国《福布斯》杂志发布的全球富豪榜上，周的财富为40亿美元（约260亿元人民币），在中国内地富豪中排在第13位。

但美邦近几年业绩大起大落就像坐上了“过山车”。而自1982年创业至今，30年间周成建始终是踉踉跄跄。“我过去犯过很多错误，”周成建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称，“直到现在还心有余悸。”

失败的创业

周成建出生在浙江青田县黄垟乡石坑岭村，有六个兄弟姐妹，他在家里排行老四；有几个兄妹现在是美邦的代理商；他结过三次婚，现有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即登上胡润女富豪榜的胡佳佳）。

他的父亲当年在人民公社工作，相当于现在的基层政府。尽管是计划经济年代，但一个村有一个开商店（代销）的指标，石坑岭村的指标最后落到了周成建家中。如果说这也算是商业启蒙的话，这一杂货店便是周成建最早的商业意识“发动机”。

周成建谈起自己的身世，对父亲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当被问及最欣赏的国内外的企业家是谁时，他犹豫了一会儿，有些纠结地说：“我最欣赏我父亲，另外我也欣赏毛泽东。”

感激之外更有愧疚。周成建16岁即1981年，因参与倒卖银元赚了30万元人民币，这在当时是一笔巨资。不过，事情很快有变，30万元悉数被没收，周家更是被认定犯了投机倒把罪，周父因此替儿子坐牢一年。

1982年，周成建跑到温州学裁缝手艺，他的一位舅舅给他提供了一定的资源便利。在此之前，周成建曾尝试学过泥瓦匠、木匠等，但最后选择进入服装业而非建筑业。

不久后，周成建从温州回到青田，贷款30万元，创办青田服装钮扣厂，这是美邦的前身。他把方圆几十里所有口碑不错的裁缝集中到一起，当温州有客户下单时，他便组织这些并未受过专业训练的“乡土裁缝”们加班加点赶工。

令人沮丧的是，他满心期待的第一个大单，又以失败告终——客户以产品质量欠佳为由，拒绝支付货款。此时的周成建，30万元的创业资本金耗费殆尽，付完众裁缝们的工资后，剩下不足万元。

这个时候的他有两种选择，一是申请破产，二是从头再来。他走的是第二条路。离开青田县，再上温州，重新扎到服装业的人堆儿里，寻找新的突围机会。

但他在温州商场的二十多年中，始终不善于和形形色色的人打成一片。“我内心拒绝对外交流，”周成建说，“加上我是个自由主义者，不想勉强自己跟不同的人套近乎。”

一位当年跟随周成建创业、现在美邦任职的人士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周成建只有跟消费者交流时才变得真正积极，而对和同行或是行业协会诸如此类的交流多是半推半就。

周成建说，当年在温州，很多服装企业拥有驰名商标，以及各种名目的名牌产品等荣誉，“我们公司没有任何荣誉，我的部门去沟通过，他们（评委会）说叫你们老板过去，我不肯去。不去就不给，不给我就不要。”

“战略专家忽悠了我”

周成建于1993年在温州成立美特斯制衣公司，3年后开始决定将生产外包。这源于他一次到广东服装市场做调研，看到不少做外贸代工的服装加工企业，设备精良，工人技术熟悉，但机器闲置率却很高。

也就是说，后来为业界热议的美邦“轻资产模式”，源于周成建当时的“误打误撞”。2001年美邦在上海设立分公司时，全国的销售收入已经由1995年的1000万元提高到了逾8亿元，等于6年增长了80倍。

2005年美邦总部迁至上海是周成建自己的主意，一位前美邦高层说，美邦的核心团队当中，当时反对的声音占上风，大家都认为在温州做不了老大，到上海滩就是去送死。“可是周成建坚持己见，”这位人士说，“他虽然不断变得开放，但骨子里还是一个强势、专断之人。”

在中国企业界，总部迁移一直是个敏感话题，特别是对地产及资源类等行业属性中政商关系特殊的一些地方明星企业而言，更是一个比较忌讳的话题。服装属于快销品，加上美邦一直以来在温州的性格温吞，所以他的离开并没在温州服装业引起什么动静。

“如果说初来上海的我有什么诀窍打开局面的话，”周成建说，“那就是因为成了‘芝麻绿豆’（意思指企业引不起太多人关注），我也不用去跟政府部门沟通或寒暄，可以彻底将心思放在开拓市场和打造品牌上了。”

事实上，2005年美邦总部迁至上海前后，周成建经历了他创立美邦以来的第一次大阵痛。代表性事件有二。一是温州总部和上海分公司之间的管辖权之争导致一些业务骨干和高管离职，二是2003年他把一年前新创立的“祺格”品牌给关了。

现在来看这两起事件，对于前者，周成建认为尽管当时有些懊恼，但并不觉得损失有多大，“我认为我的部下因为不认同我的价值观而离开是正常的，作为企业负责人，我只能适应少数人，不可能满足全部的人。”

而对于后者，周成建至今仍然后悔不已，“是所谓的战略专家忽悠了我，”之前躺在椅子上的周成建突然坐正，很严肃地说，“那帮专家说什么不能同时做两个品牌。要知道我当时为‘祺格’已经投入了五千多万元，开了两百多家店了。”他说他最近已经重新启动了这一品牌。

养个新品牌，学费6个亿

周成建到上海后不久，开始对“轻资产模式”进行变革，即降低加盟商的比重，加大直营店的开店速度。国际上知名的休闲服饰零售商中，超过一半的品牌选择了直营店形式，譬如H&M和优衣库（UNIQLO）；ZARA是90%的直营店加10%的加盟店或合资经营形式。

2005年至2008年间，美邦直营店的年复合增长率超过35%，快于加盟店30%的年复合增长率；营收从9亿元增至45亿元，翻了六倍，净利润从734万增至5.88亿元，暴增了80倍。

周成建一时间成为上海滩的风云人物，美邦上市更让他成为了中国商界明星。不过，即便在美邦IPO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发审委通过的前一刻，周成建还非常彷徨，原因是美邦的商业模式在A股已上市公司中找不到先例。

“我直接被叫到证监会沟通不下五次，”周成建说，“我要现场答问，可我解释之后，又不知道他们（发审委委员们）是否真的懂了，所以心里仍然很忐忑。”

上市对于周成建来说还是一场“面子工程”。他的一位下属称，如果上市夭折，融不到资或许并不要紧，当时美邦其实并不差钱，要紧的是周成建担心美邦士气受到影响，他本人在圈子内也会感觉“丢面子”。

美邦上市募资额超过13亿元。周成建有了更多的资本后，开始打造一个新品牌——ME&CITY，他想改变美邦在有意无意中给外界留下的“学生装”印象的局面。

可是，他走得太急，步子迈得太大了，从一开始就把两个品牌——ME&CITY和美特斯邦威——分成两个事业部，完全独立运作，甚至在营销上也各自为阵。在代言人的选择上，ME&CITY首次出手，就是重金签下《越狱》男主角温特沃什·米勒和名模布鲁娜·特诺里奥。

但后来证明，周成建为此付出的代价非常高。美邦公司2009年的销售费用率较上一年上升了6.7个百分点，达到27.8%，这个数字几乎是另一家服装企业——七匹狼销售费用率的两倍。而由于ME&CITY的门店面积动辄数千平米，使得美邦公司在2009年的租金和装修费用暴增79%和69%。令投资者最为惊讶的两个数字，是2010年第一季度美邦的净利润同比下滑90%，上半年的净利润同比下降83%，ME&CITY的拖累效果这个时候暴露无遗。

直到今天，提起ME&CITY，周成建都是一副懊恼不已的样子。他说，最近十年关于走单一品牌还是多元化的路子，他走了两次弯路，第一次即上文提到的听从专家建议将发展态势良好的祺格品牌匆匆给关了。第二次则是没有听从专家意见，也不进行调研和论证，自己匆匆之间决定上马ME&CITY品牌。

“做ME&CITY是非常有价值的，时机也还好，可惜我们的方法错了，”美邦品牌营销总监周龙对南方周末记者称，“我们为此交的学费高达六个亿。”

一位不愿意具名的浙江服装企业负责人说，周成建从来都是一个内心有些自卑的人，正是这种自卑促使他不断超越自己，并造就了一个“服装首富”，但有的时候，这种自卑又会使他急于冒进以证明自己，这等于害了他。

“新国货”，一个新错误？

2011年4月26日，美邦发布的2010年财报显示，全年实现营业收入75亿元，净利润7.5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44%和25%。这意味着，尽管上半年的业绩大幅下滑让股东瞠目结舌，但下半年的爆发式的恢复增长，宣告美邦正走出旋涡；4天后，周成建46岁生日。

周成建再一次令业界吃惊的举措是，他在不久前提出“我是新国货”的口号和推广活动，“虽然是全球性品牌，但ZARA收入的六成来自于西班牙本土，优衣库收入的八成也来自日本本土，”他说，“基于这一考虑，我想回源于‘国货’这一概念上，它不关乎具体的品牌，而更多的是对国民意识的唤醒，让他们知道，我们是真正了解和适合中国人的本土品牌。”

周成建和他的团队选择了8位在不同领域的知名人士成为“新国货”标杆，“带头大哥”是周成建自己，其余7人为“流行天王”周杰伦、知名出版人邵忠、艺评人陆蓉之、创意设计师包益民、造型师陈星如、跨界艺术家邓卓越、新锐摄影师陈曼等。

但问题是，消费者看到这一口号时，不可能不与品牌及产品产生联想：Meters/bonwe和ME&CITY走的都是给人以“洋品牌”感觉的路线，现在突然提“我是新国货”，这是否会显得突兀甚至适得其反呢？

而美邦现在虽然一季度净利润暴涨，但仍然如履薄冰。一季度其财务费用较去年同期增加303%，达到4400多万元；库存继续攀升，一季度末的存货超过30亿元，较2010年年底增加了6亿元；现金流依然不容乐观。2009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是8.56亿元，到了2010年底则急速恶化至-10.53亿元，截至今年一季度末虽然有很大改善，但这一数字仍为负值（-718万元）；另一方面，ME&CITY仍然没有走出亏损的局面。

这也不难理解，为什么美邦在3月发行规模为5亿元的2011年第一期短期融资融券后，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发行第二期短期融资券，再次募资5亿元。

在5月18日的股东大会上，周成建称，存货较多主要是因为气候反常造成的，而ME&CITY今年预计减亏至5000万元，明年开始实现盈利。但是这些解释显然不能消除所有股东们的担心。

我一直有写日记的习惯。这个习惯开始于高中，到现在，至少12年了，一直在写日记。今晚看了网易公开课频道上这段视频，很有感触。

我记日记的特点是：

1、不刻意天天记，但平均三四天一定会记一次

2、不记流水账，而是对当天或最近几天对自己触动最大的人或事的记录，重点写启发

 高中和大学时写了几本日记，现在应该躺在河南农村老家，但愿没有被家人当废纸卖了。读研究生时写的，以及06年来了广州写的直到2009年的日记，现在躺在广州家里书架上。也有好多本了。

2009年下半年，我开始在电脑里写日记了。建了一个WORD文档，名字就叫《2009年张华日记》，过了2010年元旦，我就新建一个《2010年张华文档》，写下去。到2011年初的时候，我把之前一年多写的日记打印出来，竟然有近20万字。重新看这些日记，又有不少收获。

现在我们的生活和节奏太快了。越是这样，我觉得越有必要写日记。我们平时都会有很多想法，很多绝妙的想法都是灵光乍现，如果你不马上记录下来，很快就会忘掉。等有一天，有人去实现了这个或那个想法，你一拍脑袋，甚至有些不屑：我早就想到了啊！对不起，感叹没有用，人家去做了，做成了，这才是最重要的。当然，不是说所有好的想法都要去实行。

上面这段视频，讲到一个研究结果，我很是认同。简单来讲，一个长时间焦虑的人，如果你每天花15分钟时间，写一段日记，写下你的焦虑，你的感受，你的想法，其实就是自己跟自己的对话。坚持下来，不久之后，你会发现，你的焦虑程度下降了。

我对此很有体会。确实很奏效。我还想补充的是，如果你想跟自己对话了，那就马上开始，写一段日记，然后再恢复工作，这样会更好。我有时，觉得有必要整理一下自己的思绪了，应该写一篇日记，但手头有其它活儿啊，等等吧，结果一拖两拖，几天过去了，思考更乱了，效率更低了，最重要的是错过了阶段性自我总结的最好时机。

我是一个写作者。我觉得写作者会想和写很多东西，一个重要的环节是要分好类。拿我自己来说，

1、现在既在南方周末写报道，又给周末画报和上海证券报写专栏，然后两年会写一本书，这部分我称之为职业写作。

2、平时写博客（个人公开博客+家庭博客），发微博。可以称之为网上随手写作。

3、记日记，不管仍是手写，还是用电脑写，这部分称之为私人写作。

4、平时我们和同事或朋友就重要问题或事件的邮件来往，以及MSN或QQ上的重要谈话，甚至手机短信等，请不要忽略这一部分，我称之为零碎写作。

对于这几种类型的写作。职业的写作，电脑里建一个大的文档，放里面就是，以后挑精华部分出版了，就成为个人资料了。

对于博客，我坚持在写，虽然写的不多，但要坚持。博客（www.zhanghua.org）要记得备份，有人是在贴到网上的时候，也存一份到电脑里。我采用的方法，则是同时备份到另一个博客里(www.mrzhang.com)。这两个博客，前者是国外提供的空间，后者是中国空间。这样在这样就不至于有时候写出来发布不了，或是显示出来都是星星星，或者你的空间提供商哪天突然被有关部门给关了。

对于微博这种新东西，我觉得对我来说，除了把它当作一个社交或找人的工具外，另一个功能就是个人记事本，我们平时随手发，时间都精确到秒了，回头找某天某日发的某图片或说的某句话，也非常方便。不过，微博同样记得要备份。我备份的方式，是每个月末的时间，把这个月原创微博，复制粘贴到一个word文档中。

日记写作。我就不赘述了。有必要一提的是，就是上面第4我提到的-零碎写作。我经常挑一些朋友给我大启的聊天记录，复制下来，也粘贴到电脑里的日记文档中。这样做，省了将它转化为日记语言的功夫，更重要的是，两个人就一个话题的灵感和思路的碰撞，都是原生态的，过一阵子你再拿出来看，会引起新思考。

总之，我觉得自己毛病很多，但写日记这个习惯，保持的还算不错，方法也还算得体吧。可能有人觉得我有些神经质，博客备份，微博也复制到电脑文档，然后日记还要打出来。但没有方法，我不希望我们关上电脑，或断电，或电脑丢了后，自己就一无所有了。你可能会说你记性很好，但真到那时，你能记起来的，到底有多少呢？所以，我宁愿采取笨方法。

3月17日，有国外媒体报道称，美国成人网站公司FriendFinder Networks（简称FFN公司）重启上市进程。这是FFN公司第三次向资本上市发进进攻了。前两次分别是2008年和2010年，计划募资额分别为4.6亿美元和2.4亿美元——尽管胃口小了一半，但还是夭折了。现在它卷土重来，给人孤注一掷的印象，因为其债台高筑，且近几年连年亏损，去年亏损额为4320万美元。

情色业里搭上资本快车的翘楚有很多，澳大利亚墨尔本最大的色情场所Daily Planet早在2003年已登陆资本市场。FFN公司组建于2004年，它的优势是旗下资产包括网站、游戏、广播、电影、现场视频、社交网络、出版、品牌授权等版块。仔细浏览下你会发现，FFN拥有的众多社交网站中，既有情色网站，也有帮基督徒相亲的BigChurch网站，可谓根据不同客户群量体裁衣。

我一度视FFN为美国情色行业的典范，正是由于其“全媒体集团”式的架构，哪怕社交网络这块业务盈利能力一般，但那毕竟可以看作是色行业Facebook，没有什么比资源共享与协同营销更漂亮的模式了。但是，当我看了《中间人》（Middle Men）这部影片时，我开始嘲笑起自己的孤陋寡闻来。

《中间人》是2010年的一部美国剧情片，它的另一个中译名很直接《色情公司老板的传奇历史》。主人公杰克·哈里斯家庭幸福，事业蒸蒸日上，直到偶然一次机会遇到两位奇人Wayne Beering和Buck Dolby。这两个邋遢甚至有些猥琐的家伙将一些情色图片（先是扫描情色杂志，后是与舞厅合作）上传至互联网，然后编写了一套信用卡在线支付程序，并将之嵌入其中，网友每浏览一张图片或一段视频，他们就有9.99美元的进账。这一模式听起来似乎很简单，但要知道这是在1995年的事情。这一年，比尔·盖茨刚完成windows95程序的设计，美国网民数量不过才600多万，信用卡网上支付更只是处于萌芽期，而他们却直接将这一技术运用到了情色行业！

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杰克·哈里斯与这两个家伙结盟了，而且他入主初期即修正了公司的商业模式——从情色内容提供商，转变成为一个授权商。简单来说就是让更多的情色网站加盟，加盟商获得网上支付技术授权和营销通道支持，代价是出让 10%的营收给哈里斯们。这些加盟商五花八门，并不使用统一的“品牌”，而是各自提供针对窄众的定制性质的在线服务，且非常注重客户隐私的保密——消费者信用卡账单上对这一服务的消费名目绝不出现“Sex”等字眼，而可能是“办公用品”“24小时便利店”之类。

业务爆炸性的增长，使得作为中间人的哈里斯，成为了网络情色业的大赢家。不过，麻烦就此产生。他被上述两位合伙人一开始的合作者、一位黑白通吃的俄罗斯大亨及其律师缠住不放，利益纠葛欲说还休；同时自己的婚姻正在走向破产，而与此同时他又成为了美国FBI关注的对象。影片最终的结局是哈里斯因祸得福，将这一网络情色的商业帝国拱手让于俄罗斯大亨，用出局的方式巧妙避开了可能遭遇的几项指控。

这一影片最吸引我的地方，是它根据主演斯托弗·迈利克自己的真实经历改编。迈利克曾经营一间医疗公司，后来破产，最后转而经营一个情色网站，后又因信用卡支付方面的纠纷而陷入多起官司当中，最终巧妙脱身。2007年他又成立了一家电影公司，《中间人》的出品人就是他。也就是说，迈利克在自家公司投资的电影里出演他自己，听起来有些绕口吧。“我只是一个生意人，做点赚钱的买卖而已。” 不得不说迈利克对互联网业情有独钟，他后来又购进了一间网络公司.

很有趣的是，就像电影《社交网络》中展示Facebook创始人扎克伯格在看到一个新商业趋势时的兴奋和后来面临的纠纷一样，《中间人》中上演了同样的情景，即迈利克与他的合伙人，和介绍他认识两位合伙人的“媒人”之间的理念和利益纠纷。这似乎是一个创业家所逃不可的宿命。只不过扎克伯格的Facebook越做越大，现在的估值超过了500亿美元，而尽管网络色情业市场蛋糕不可估量，但迈利克早已“金盆洗手”。我狂想他看到诸如FFN公司等这些“后起之秀”奔赴资本市场时，多少会有点黯然神伤，因为他才是这一场流动的盛宴的鼻祖，尽管他对外界冠以的“色情帝”等称号不以为然。

■“有一次我在英国的一场演讲中，主持人介绍我时发生口误:‘有请混蛋尼克·利森’。我并不介意，知道自己发生多大改变的只有自己。”

■“任何违背国家法规和金融规则的行为都应受到惩罚。在这方面，不应该对国有企业网开一面。”

□南方周末记者 张华  连线爱尔兰 发自广州  http://www.infzm.com/content/58475

“魔鬼交易员”尼克·利森

 1995年的阪神大地震，成为年轻人尼克·利森(NickLeeson，简称尼克)搞垮巴林银行的导火索；十六年后，有人开始担忧又一次大地震会不会让新的尼克.利森浮出水面。

而尼克，曾经的“魔鬼交易员”、著名的“金融流氓”，“剽悍”的人生因为那桩轰动全球的丑闻发生了怎样的改变?“如果没有1995年的日本大地震，”尼克在电话那头沉思了一下，然后对南方周末记者描绘了一个想象中的场面———“现在的我应该是投资银行的高层，每天作出重大决策，尽量规避风险，并且严格自律。”

今年44岁的尼克在有些秃顶，他曾是全球金融市场上的焦点人物之一———他28岁时一手搞垮了有230多年历史的欧洲老牌商业投资银行巴林银行(BaringsBank)。他因此臭名昭著，被称为“金融流氓”，并锒铛入狱，先是在德国监狱服刑9个月(因为事件败露后他曾逃往德国)，然后转到新加坡监狱继续服刑3年7个月。

尽管尼克出狱后完成的《我是如何搞垮巴林银行的》(RogueTrader)一书被拍成电影《魔鬼交易员》后广为人知，但他在监狱服刑过程中曾尝试自杀、身患癌症、与妻子离婚等连环画式的个人遭遇，却鲜有人知晓。而他出狱之后，用他一位朋友的话来说，“像换了一个人似的”，他甚至去攻读了一个心理学学位。

尼克曾在爱尔兰一家足球俱乐部任CEO，今年1月辞任。他现在穿梭于世界各地，像“巴菲特午餐会”一样，参加一些商务晚宴并发表演讲，其主要谈论的话题是金融风险管理。这些活动也是他的主要收入来源。

2011年4月，他多次接受南方周末记者的连线及邮件专访，深入谈及他被改变的人生。

“我不是麦道夫”

今年3月中旬，美国《华尔街日报》一位记者在博客上写了一篇文章，标题是《日本地震:新的尼克·利森正在潜伏?》。这位记者在文章中称，“虽然历史不可能再以同样的方式上演，但是在灾难当中，总会诞生一批疯狂的金融赌徒。”

“任何巨大的市场波动中都有可能使一些非法交易员们浮出水面，”当南方周末记者问及尼克对上述文章的看法时，他这样回答，“我当年隐瞒交易的第一天，就非常害怕会在24小时内被逮捕，可我的贪婪使我上瘾，我一边继续非法交易，一边生怕敲门声响起甚至幻觉中有人来敲门，奇怪的是你忍耐了几周后放松了警惕，逮捕令却在接下来的一个关键日期或事件中姗姗来迟。”尽管时间过去了16年，但尼克回想起1995年的经历时仍心有余悸。

他是一个英国泥瓦匠的儿子，母亲在他20岁时去世；他从没读过大学，但这并不影响他事业上的一帆风顺，他22岁进入巴林银行，25岁(1992年)即被巴林银行派往新加坡分支机构任总裁。“我感觉我站到了‘人生阶梯’的高处。”尼克说。新加坡国际货币期货交易所(SIMEX)之前的交易是每天两千多笔，而在巴林银行等几家巨头的到来之后，每天的成交量暴涨了近十倍。彼时的交易系统显然无法和如今相比，死机是家常便饭。

彼时尼克手下一位女交易员有一天在交易中出了个小错，他并没有向巴林银行总部汇报，而是私自新开了一个名为“88888”的非法账户用以掩盖事实———亚洲文化中“8”是个非常吉利的数字，尼克显然也受此影响。“我想我不是一个爱说谎的人，”尼克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实际上查出来这个账户太容易了，一个小学生都可以做到，但前提是———有人来查。”到1993年5月的时候，这一账户除为他填掉2500万美元的损失外，还净赚25万英镑。

按说此时尼克完全有理由关掉它了，但他没有这样做，由于彼时日本政府多次实施经济刺激措施，甚至公开宣告日本经济已经“走出谷底”，尼克于1994年大量买进日经225指数期货合约和看涨期权，同时又在对日本债券和短期利率期货市场进行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空头交易。可是，这个聪明绝顶的家伙遇到了无法预料的事件———1995年1月17日，日本阪神爆发7.3级大地震，尼克手中的金融衍生品的价值走势与他之前的预计完全相反。2月27日，尼克“88888”账户上累计损失超过8.6亿英镑，巴林银行最终申请破产，后以1英镑的象征性价格卖给了荷兰国际集团(ING)。

“2011年3月日本大地震后，我并没有像《华尔街日报》记者一样想起来当年自己的经历，”尼克说，“其实巴林银行迟早会倒闭，所有人都被授予很大的自主权以求生财之道，而规章制度和风险管理却一塌糊涂，我开设非法账户，以及随后的阪神大地震只是诱因而已。”

可尼克对金融业的迷恋仍是深入骨髓。在他入狱后很长一段时间，他还幻想过，如果巴林银行的“底子”厚一些的话，就算查出了他的非法账户和巨额亏损，也许还会给他一次机会，而不是申请破产。“我现在再也不做这样的梦了，人不能没有底线。”

尼克后来在读心理学学位时的2001年，英国心理学家伊凡·泰里尔(IvanTyrrell)对他说，“说不定再过十年，巴林银行的倒闭只会被看作是历史事件，而不是金融丑闻。”当时尼克驳斥了伊凡这一说法:“丑闻就是丑闻。但我必须改头换面，哪怕教科书上给我的标签可能永远是‘金融流氓’。”

尼克到现在仍持这一观点。他对南方周末记者称，现在一些商务晚宴中会碰到巴林银行的前职员，他会坦诚地说当年自己犯下大错。“有一次我在英国的一场演讲中，主持人介绍我时发生口误:‘有请混蛋尼克·利森’。我并不介意，知道自己发生多大改变的只有自己。”

不过，尼克并不乐意将他和3年前被查处的因操作“庞氏骗局”诈骗金额超过600亿美元的纳斯达克前主席麦道夫相提并论。“麦道夫的金融诈骗案是彻头彻尾的欺诈行为。”他说。

监狱是个“好老师”

电影《魔鬼交易员》中有一个场景，“尼克”被捕前在法兰克福机场，仍是一副不可一世的表情与手势。“这个情节纯属虚构，”尼克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我怎么可能有那么坚强。当年那个非法账户刚开始亏损时，我就害怕地撕咬自己的指甲了，更别提我被正式逮捕后。我比任何人想象的都脆弱，一件微不足道的事都可能让我痛哭流涕:我在德国监狱的前6个月当中，几乎每天都会哭，有时为家人哭，有时为自己哭，有时纯粹为了哭而哭。”

事实上尼克在德国服刑时的条件还算不错:牢房中除了床之外，还有电视机和收音机、报纸和图书，甚至还有一台笔记本电脑，其它物品亦可向法院提出申请，法院根据其紧要性程度决定是否准许提供。但是，由于欧美媒体彼时推测尼克的刑期有可能是十多年、二十多年，甚至八十多年，他一度感到万念俱灰，“我曾想过付点钱给我熟识的两个之前是黑手党成员的意大利狱友，让他们帮助我在浴室自杀。”当后来他被引渡到新加坡并最终被告知自己的总刑期为4年4个月时，他内心的恐惧感才减弱。

尽管新加坡监狱的条件远比德国监狱的条件艰苦得多，帮派斗争也很严重，但尼克几乎没有再哭过，除了他觉得刑期在可接受范围内之外，更重要的原因是他觉得“在亚洲文化中，爱哭的男人很丢脸、没面子”。不久后，自他来新加坡服刑不久后就越来越少联系的妻子，宣告他们之间6年的婚姻正式结束。更糟糕的是，他随即又被诊断出患上了直肠癌。

尼克说，不知道投资银行中别的经理人是什么样的一个排序，在他的心目中，同事和客户的位置，要次于自己的妻子和家庭的地位———尽管他和妻子间的感情基础并不牢固，他也曾出过轨。所以他一开始有些绝望，但想想中国古话“己所不欲，毋施于人”，以及狱友中有患艾滋病者，有患严重肺结核者，家庭不幸者更是比比皆是的情景，他反倒“释然”了一些。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三十而立”后的他正在蜕变为一个真正的男人。

他坚持每天读书和写作以转移自己的注意力。“我读过好几本汤姆·克兰西(美国军事作家)的小说，”他说，“不管好看不好看，至少可以转移自己的注意力，让我以为自己身在别处。”尼克得知手术将在两天后进行的1998年8月9日，正好是新加坡国庆日。这厢是新加坡举国欢庆摆脱英国统治赢得独立，那厢是一个英国的著名金融罪犯在新加坡监狱医院中等着癌症手术的进行。“很多时候，我自己通过阅读以了解更多关于癌症的知识，之前在这方面我完全是个白痴，”尼克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称，“这就像投资一样，你掌握的信息越多，对事情的趋势就越明白。”

最终的结果是经过化疗后，尼克奇迹般地起死回生。他打趣称当年自己是新加坡监狱中“职位最高的‘白领’”。1999年7月3日，他获准出狱。一般来说，囚犯一大早就会急不可待地逃离大牢，而尼克一直到中午才离开，原因是他被要求销毁他在狱中写下的所有日记。

回到英国后的尼克感觉自己像个外星人。“我可能是知道英国‘波霸乔丹’凯蒂·普莱斯(KatiePrice)是谁的最后一人，”他说，“我最开心的一件事是出租车司机问我要去哪儿，除了监狱，去哪儿都行啊。”在解决了一下压抑已久的性需求后，尼克说他必须重新开始新生活了，“一个人必须有自己明确的目标”。

“或许我应该到中国找份工作”

尼克刚入狱和刚出狱时，英国媒体都曾掀起过混战。英国媒体曾在新加坡媒体上刊登广告，只为寻找知道更多关于这一“金融赌徒”故事的人。而尼克回国时的航班上，同样坐了不少媒体记者，以便能提早从他口中挖出一些“内幕”。尼克对此既悲愤又感激。悲愤在于，个别记者给他“制造了麻烦”，譬如有记者声称尼克的一个秘密银行账户里还有数百万英镑的资金；感激则在于，他回到英国后的“第一桶金”是《每日邮报》为一篇独家专访支付给其的“6位数的酬金”(几十万英镑)。

尼克出狱后所写的《我是如何搞垮巴林银行的》曾畅销一时，版权被卖到了全世界许多国家。当南方周末记者问及尼克他这部分的总收入时，他仍然有些闪烁其词，“总计是7位数吧(几百万英镑)，可扣除了我当年案件的诉讼费用等支出外，就所剩无几了。”

“至于电影《魔鬼交易员》，我没有从中获得一分钱的报酬。”尼克接着说。而对于有媒体曾报道称，尼克当年的顶头上司———巴林银行彼得·诺里斯在银行破产后在伦敦开了一家电影院，且《魔鬼交易员》正是在他的电影院里首映，尼克给予了否认，“这是子虚乌有的事，彼得先在一家葡萄酒庄干过一阵，然后又运营约翰·布朗出版公司一段时间，最近他好像要开办一间私人银行。”他说，“当年电影的私人放映会，我邀请了包括彼得在内的三十四个朋友一起参加，但据我所知彼得很早就离场了。”

尼克后来到英国米德尔斯堡大学读了一个心理学学位。他和心理学家伊凡·泰里尔便是在这里认识的，伊凡从心理学和社会学的角度帮助尼克重新发现自我，并称尼克传奇经历和蜕变是现代版的《一千零一夜》。尼克也是在大学认识自己现任太太奥娜的，他们婚后生有一子，加上奥娜和前夫的两个孩子，尼克一家五口现在生活在爱尔兰。“家庭才是最重要的。”他说。他表示自己现在不关注个股，只是密切关注大宗商品如黄金和原油等投资品种。

2005年尼克开始担任爱尔兰一家名为戈尔韦联(GalwayUnited)的足球俱乐部的总裁，直到2011年1月他卸任这一职务。他说他已经“拥有了足够多的东西”，希望能够专注于自己真正感兴趣并合适他的方向做事。他现在主要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参加一些商务宴会并发表演讲，他没有具体加盟哪一家企业，不过他的活动均由英国一家名为NMPLive的顶级演讲机构安排。

“中国不是有句谚语叫作‘失败是成功之母’嘛，”尼克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我是一种很严肃、真诚的心态参加每一次宴会的，基本上是以自己的经历为例，和大家探讨风险防御和金融监管。金融丑闻不断发生，我绝非故意拿搞垮巴林银行这一事实作噱头或炫耀，我只是希望人们重视我做错的地方，无论是个人的失误还是从一个组织的角度反思巴林银行的倒闭。”但他也遗憾地表示，他在所有的课本和报道中都会成为反面的例子。

不过，让他感到高兴的是，他的一个好友的儿子在课堂上听到巴林银行倒闭的细节、老师称尼克是个“十恶不赦的坏人”时，他竟然站起来反驳老师说:你说的未必完全正确，我认识他，没你说的那么坏。

如果让尼克给年轻人一些忠告的话，他说他会说“不要不懂装懂”。“在面对自己不能应付的局面时试着虚心地询问别人的建议，那才是真正的勇敢。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希望我当年可以勇敢一些”。

当谈到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时，尼克称从金融机构到监管部门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激动地谈论爱尔兰:“爱尔兰的情况太糟糕了，某些杠杆融资租赁的做法从一定程度上说是违法的、可耻的。”巧合的是，就在南方周末记者采访尼克的4月18日，国际评级机构穆迪调降爱尔兰多家金融机构信用评级。

近年来，发生在中国的衍生品交易亏损事件同样频繁且规模巨大。值得关注的是，东方航空、中国远洋等一些央企发生金融丑闻时，几乎没有人受到牵连，更别说入狱，它们甚至还能继续巨额的财政补贴。“任何违背国家法规和金融规则的行为都应受到惩罚。在这方面，不应该对国有企业网开一面。”尼克说。

不过并非没有例外。2006年3月，因擅自从事石油衍生品期权交易导致5.5亿美元巨亏的中国航油新加坡公司总裁陈久霖入狱，陈成为第一个因触犯新加坡法律而被捕的中国海外上市公司总裁。“我知道陈久霖事件。新加坡的监管尚且不够完善，全世界别的地方的监管能好到哪里去呢?如果不是中航油新加坡公司，而是中国国内公司，结局是不是又是另一种情形呢?”尼克把皮球踢了回来。

得知陈久霖出狱一年后，于2010年出任一家中国央企子公司(葛洲坝国际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后，尼克有些吃惊，他以半严肃半调侃的口吻说，“看来我应该去中国找份工作!”

 文/东方愚    上海证券报“PK商业堂”专栏 2011年4月6日

清明节前后如果你去到重庆，会发现这个城市的殡葬业有多发达。殡仪馆也好，殡仪服务公司也好，都会开展专题宣传甚至“促销”活动。葬礼要连搞三天两夜，这是重庆独特的丧葬习俗；三天当中，所有亲朋好友住宿大都住在附近酒店，殡仪馆里食堂、麻将等餐饮和娱乐设施齐全。说白了，生者与死者一齐消费，构成了重庆殡葬业发达的根基。

 重庆殡葬业中有两家公司很值得关注。一家是中国生命集团，一家是上海福寿园集团。前者是台资企业，后者是国企，两者在重庆市场的竞争和在资本上市场上的布局，是中国殡葬业两张对比鲜明的面孔。

中国生命集团老板刘添财是台湾人，但超过七成业务在内地，其中重庆占到半壁江山。它曾被坊间称为“殡葬第一股”，2009年9月9日在香港甫一上市就遭到游资热炒，当天涨了44.44%。刘添财上世纪90年代开始在台湾经营一间名为叫宝山生命的公司，做的就是墓园和殡仪策划，生意不好不坏，2005年左右的时候年营业额大约2000万人民币。连他自己都没有想到，他随后会在中国内地发现一个“聚宝盆”。

这源于刘添财2005年到长沙一所设置殡葬专业的职业技术学校参观时，结识了时任中国殡葬协会副会长兼秘书会的张宏昌。张宏昌告诉他，内地殡葬业虽有“禁入令”，但不同城市情况又有所不同。刘添财最后选择了重庆。

如今重庆安福堂、天福堂、江南殡仪馆等都为中国生命集团所托管。所谓托管，可以理解为承包，地皮和房产的产权归属不变，只是在合同期内每年提取一笔固定比例的管理费用给原所有人或主管单位。重庆殡仪服务市场本来就是对民资开放的，所以托管安福堂和天福堂的难度并不大。引人瞩目的是重庆市属两家殡仪馆之一的江南殡仪馆也有刘添财所托管，并打破了殡仪馆原先的国有企事业单位编制——这应当是中国内地殡仪馆改制的第一例。

一位台商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能耐，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笔者一次在重庆遇到刘添财的台湾老乡兼得力助手、中国生命集团重庆业务负责人王顺郎，于是向他一问究竟。原来，刘当时亦是遭遇强大阻力，最后如愿以偿的法宝有二，一是江南殡仪馆所在地重庆南岸区民政局局长始终站在刘添财一边，支持改制，二是刘添财给出的托管筹码足够高，譬如愿意留任的殡仪馆原“干部”可以领到双份工资——原事业编制的工资不变，刘添财另外再发一份企业工资。、

在刘托管江南殡仪馆之后，这家殡仪馆凭借着提供包括追思、餐饮、住宿、运送、冷藏遗体、化妆、火化、骨灰寄存和殓葬等“一条龙服务”，在2009年一年的营收就达到2000万元。其中营运费用为120万元，而上缴的“管理费”则高达680万元。这或许就叫做“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吧。

再看上海福寿园集团。福寿园中国中福实业公司投资亿元建造，以经营墓园为主，中福实业的“娘家”便是殡葬业的“管家”——民政部。中福实业的摊子铺得很开，它还是海卢浦大桥的第二大股东。福寿园集团是其实是中美合资公司，但它对其中的美国资本始终含混晦涩。

2002年，福寿园重庆分公司——安乐堂成立，提供除火化外的其它殡仪服务。因为理念还算先进，安乐堂颇受当地政府欢迎，而2006年刘添财进入重庆并在一年多的时间内完成布局特别是托管江南殡仪馆后，当地民政部门更多的人才意识到，原来还有另一种玩法——公私合营、“有钱一起赚”才是硬道理。

现在回头来看，上海福寿园集团彼时并没有善罢甘休。或者说中国生命成功上市，刺激了上海方的神经。2010年3月，电子及贸易行业的香港上市公司金科数码宣布，和上海福寿园的母公司中福实业签订备忘录，在中国内地合作开发殡仪服务。而在此之前，金科数码曾宣布以20亿元收购上海一殡仪项目55%的股权；金科数码随后更名为“中福控股”。

令人吃惊的是，2010年10月，另一家香港上市公司中国卫生控股，宣布以33.6亿港元收购上海福寿园集团、中福安合及其它资产，其中4400万元为现金，33.16亿元为可换股票据。这意味着福寿园集团成功借壳上市。也就是说，在短短的半年多的时间里，中福实业以及上海福寿园集团，都完成了资本飞跃。

中国生命与福寿园如今的业绩形成了鲜明对比。去年福寿园借壳上市时，中国卫生控股公告称“保证被收购资产截至2010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综合净利润不低于2亿元人民币”。而今年3月23日，中国生命集团发布的业绩公告称，截至2010年底的营收为6760万元，增长42%，但净利润只有111万元，同比下跌91%。

显然，做为民间资本的刘添财，尽管发现了一座金山并又上了资本快车，但它仍然不能与背靠民政部的福寿园集团相媲美。就算刘添财在江南殡仪馆改制中打了漂亮一战，但这种模式在很难复制，甚至可能只是昙花一现。中国殡葬业国有资本把持绝对话语权的局面短期内很难有所改观，如果同时也搭上了上市的顺风车，那将更加不可一世。

值得注意的是，中福实业与福寿园集团，和香港两家上市公司中福控股与中国卫生控股之错综复杂的关系值得研究。去年初中福实业与金科数码签定备忘录，以至于上市公司名称都改为“中福控股”，蹊跷的是详细的合作内容并没有任何披露。后来福寿园借壳上市时，中国卫生控股是与中福实业及上海众福等之间完成的交易。而中福实业、福寿园、上海众福的法人代表都是白晓江。

刘添财的沮丧还在继续，而白晓江的开心却刚刚开始。谁也不知道他们的沮丧和开心分别能持续多久，唯一知道的是，他们的悲喜是中国殡葬业向左还是向右的晴雨表。

文/东方愚 周末画报“电影里的财经”专栏

“虽然历史不可能再以同样的方式上演，但是在灾难当中，总会诞生一帮疯狂的金融赌徒。”这是《华尔街日报》的一位记者3月14日在博客里写下的一段话，他这篇博文的标题是《日本地震：另一个尼克·利森正在潜伏？》。

尼克·利森（Nick Leeson）是上世纪90年代一位震惊全球金融界的赌徒。他1989年加盟英国一家老牌银行——巴林银行，三年后被派往新加坡担任巴林银行新加坡期货公司总裁一职。尼克手下一位女交易员有一天在交易中出了个小错，他并没有向巴林总部汇报，而是私自在新加坡国际货币交易中心开了一个“88888”账户用以掩盖事实，之后用这一账户做一些套利行为，尽管有赚有赔，但1993年的时候，这一账户净赚25万英镑。“此时88888账户完全有理由关闭了，”尼克后来回忆称。

可是，他并没有那样做。由于彼时日本政府多次实施经济刺激措施，甚至公开宣告日本经济已经“走出谷底”，尼克于1994年大量买进日经225指数期货合约和看涨期权，同时又在对日本债券和短期利率期货市场进行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空头交易。尼克是个聪明绝顶的家伙，可没有人预料得到，1995年1月17日，7.3级的日本阪神大地震爆发，尼克手中的金融衍生品的价值走势与他之前的预计完全相反。2月27日，尼克“88888”账户上累计损失超过了8.3亿英镑，巴林银行最终申请破产。28岁的尼克被捕，先是在德国，后转到新加坡监狱，1999年7月出狱。

尼克出狱后写了一本书《我是如何搞垮巴林银行的》，并被拍成电影《魔鬼交易员》。非常有趣的是，尼克当年的顶头上司——巴林银行CEO，在巴林银行倒闭后到伦敦开了家电影院，而《魔鬼交易员》的首映，正是在他的电影院里举行的。

好多人喜欢《魔鬼交易员》这部电影，金融赌徒总是天才与魔鬼的结合体，他们不会因为可能遭遇牢狱之灾而放弃野心。你看，尼克出狱第十个年头，美国纳斯达克交易所前主席纳德·麦道夫(Bernard L. Mad off)入狱，麦道夫隐瞒骗局20余年，涉及金额超过650亿美元。可是，我更喜欢他的《搞垮巴林银行之后》这本没有被拍成电影的书，这本书是他和心理学家伊凡·泰里尔对话的结集，讲的是尼克出事之后及狱中服刑的故事，包括设法自杀、内心转折、癌症折磨、婚姻变局等。

这是一部心灵史，虽然没有惊心动魄，但足让人为之动容。“电影《魔鬼交易员》中那个饰演我的年轻人被捕前在法兰克福机场厚颜无耻、挑衅般地向人们伸出中指的情节纯属虚构，”尼克在书中说，“那时候其实鸡毛蒜皮的小事都会让我泪如泉涌，哭干双眼…我为自己哭泣，为莉莎（尼克前妻）哭泣，为死去的母亲哭泣，有时仅仅为了无所事事而哭泣。”看到这一段话时，我才明白，电影中那个尼克的不可一世，原来只是导演为使剧情冲突更明显的艺术设计。

尼克在德国服刑的前6个月，经常哭，但到新加坡后，他的内心已经开始嬗变，加上亚洲文化的特点（“男人爱哭是很丢面子的事”），尼克开始变得坚强或者说麻木，“想象自己身在别处”；哪怕他险些因癌症而丧生时，他也拒绝接受化疗，这并不是因为他内心的绝望，相反，他是在增加自己获得些许自由的谈判筹码——他不想每天在病床上还带着脚镣和手铐，监狱方最后答应了他的请求；他在狱中几乎每天都记日记，重新认识酒精、金钱和作用，重新思考和家人、朋友间的关系（这些日记在出狱前被销毁），这使得他在出狱后，拒绝了一家金融机构的聘用通知，而是选择到大学里，读一个心理学方面的学位。

这本书里更多类似的细节，让喜欢传记电影的人们打了个冷颤——包括我在内。在如今资讯爆炸的年代，传记影像似乎可以逃离被淹没的宿命，同时因为对人物塑造的立体感更强，使得我们这些“信息迷茫者”大为喜爱，但尼森告诉我们，那毕竟只是2个小时的艺术表达形式，如果要找寻一个真实的感兴趣的人物，还是需要费些神、甚至联系传主本人的。

时隔16年之后，日本又一次大地震，随后引发核泄露。正如《华尔街日报》记者的好奇一样，是否将有新的尼克·利森浮出水面，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话题。我打算向尼森发邮件询问他对日本地震后全球产业与金融格局的看法，尽管我不知道他将如何回答，但我知道他一定会回邮件，因为几年前他就对心理学家伊凡说，必须做一个诚实的人，一个心态开放的人。那个时候，面对伊凡“说不定再过十年，巴林银行倒闭只会被看作是历史事件，而不是金融丑闻，”的说法，尼克马上严厉地回应说：“我不这样认为，丑闻就是丑闻，我必须改头换面，哪怕教科书上给我的标签可能永远是‘金融流氓’。”

（后记：给周末画报写完这篇文章后，我给尼克利森发了一封邮件，一周后，他回复了，愿意接受采访。我很开心，g正采写一篇长文，将刊发在4月中旬的南方周末上。）

偌达财经影像联盟：http://www.ruoda.tv

南方周末记者 张华

    一周前，全国发生盐荒事件，在中盐总公司高喊“确保稳定供应，维护市场秩序”的同时，抢盐风波巩固了其垄断地位，增加了它与力主“取消专营”者博弈的筹码。

在这起事件之后，以“取消专营”为核心的盐业体制改革会否因此终结？

2009年3月的全国“两会”上，盐业体制改革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中。当年11月，国家发改委体改司牵头制定了盐业体制改革的初步方案（征求意见稿）。但后来没了下文。

中盐总公司在全国22个省市共拥有全资和控股子公司46家，职员数量超过6万，自称“亚洲最大盐业企业”，且“为全国4.1亿人直接供应食盐，覆盖国土面积36％”。然而，它的财务状况并不乐观。

中盐总公司相关报表显示，2006年至2010年，其营业收入呈快速增长态势，从53.6亿元增长到186.3亿元，但净利润却徘徊不前，到了2009年第一季度，中盐总公司则第一次亏损了5200万元。

另一方面，其资产负债率也节节攀升，2009年第一季度末时接近70％，至2010年上半年末则达到72.7％。

单纯从这几组收入与利润数字来看，似乎“盐霸王”利润微薄甚至无利可图。但事实上，中盐总公司的食盐业务利润丰厚——2009年中盐总公司食盐专营利润为4.3亿元，占利润总额6亿元（利润总额＝净利润＋所得税费用）的七成还要多。只不过，这样的高利润，被中盐总公司正在快速跑马圈地的盐化工以及非盐业务所拖累了。

为什么对食盐的高利润“视而不见”，而是不惜重金，在全国范围上跑马圈地，发展亏损连连的盐化工业务？曾参与对中盐总公司2010年企业债券评级的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机构分析师熊桦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这是因为7年前中盐总公司第一次提出“建设世界级盐业企业”的目标和“盐化并举”的战略，于是延长盐业产业链，加强盐化工基地建设，使自己跻身国内主要化工企业行列。

要实施这一战略，中盐总公司不惜血本，它一口气通过政府无偿划拨、兼并重组等形式，吞下包括内蒙古、山西、湖南、安徽、新疆等省份的多家化工企业。而在2004年之前，中盐总公司从未涉足盐化工这一行业，但到了2009年第三季度末时，盐化工所占的主营业务收入的份额，第一次超过了盐业，占比超过了53％。

上海新世纪出具的评级报告上直陈中盐总公司“与多家商业银行关系良好，融资渠道畅通，能得到持续的资金支持”。正是在这轮扩张过程中，中盐旗下两家子公司先后成为兰太实业、南风化工两家A股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可是，入主三年来，这两家上市公司的业绩乏善可陈。拿南风化工来说，它在中盐入主次年（2008年）的净利润为860万元，同比下降六成，到了2009年，公司巨亏近7亿元，去年截至三季度末，其亏损额则仍超过1.6亿元，资产负债率高达76％。值得注意的是，南风化工与兰太实业的控股股东，前两年曾先后通过大宗交易平台减持股票。

有意思的一个数据是，2008年，中盐总公司因给旗下子公司等关联方提供资金或融资担保而收取的“中介费”（包括内部贷款利息和担保管理费）就高达8500万元。

中盐内部也曾有过“需要重新审视大跃进式的发展”的反思声，但这种声音很快被淹没，取而代之的是更高的目标设定。中盐总公司相关负责人在2010年初的内部会议上称，中盐总公司将“力争再通过两个五年的努力，实现主要经济规模指标再翻两番（截至2009年末其总资产不足330亿元），资产突破1000亿元，进入央企千亿元以上规模的第一方阵的目标”。

要实现这一宏大目标，中盐总公司显然会更加频繁、密集地使用各种资本杠杆和关联交易。今年3月8日，兰太实业又发布了为旗下一家化工子公司担保6860万元的公告。至此，兰太实业一家公司对外的担保金额就超过了21亿元。

最引人注目的是今年初，中盐总公司总经理茆庆国提到的“2011年重点抓好七项工作”当中，第三条即为“加快公司上市步伐，改变单一债务融资渠道”。坊间由此猜测中盐总公司是否会借壳其间接控股的两家上市公司。

“中盐总公司就像一只容易让人忽略的饿狼，”广东省盐业界一位人士对南方周末记者称，“它的野心极大，当全产业链构建相对成熟且中盐又成功整体上市后，它的能量将无法预估——你可以说它是冉冉升起的‘中石油’，问题是它并没有‘另一个中石化’这样的寡头竞合伙伴。”

中盐总公司在提出进入“千亿俱乐部”的大目标同时，也提出了一些细化的目标，譬如在食盐专营板块要实现“力争50％以上的市场份额，成为行业真正的主导者”。这显然印证了上述人士的推断——中盐总公司将来会进一步巩固自己食盐专营的垄断地位。

2009年12月17日，国务院国资委企业监事会监事陈国卫曾直言不讳：“中国盐业专营制度改革应该加速推进，要破解国企垄断经营。但是中国盐业总公司强烈反对这场改革。”

南方周末记者就此向中盐总公司发出采访请求，但其办公厅主任杨海燕以“国资委指示”等理由加以拒绝。

本文网址：http://www.infzm.com/content/56826

文/东方愚       周末画报“电影里的财经”专栏之5

看完电影《社交网络》后，有必要重温一下1999年的电影《硅谷海盗》。前者讲的是马克·扎克伯格和他创建的Facebook的故事，后者则讲的是比尔·盖茨与微软、史蒂夫·乔布斯与苹果电脑的故事。对于互联网业来说，十年就是一个世代。可是，这两部片子却有一些共通之处。

《社交网络》围绕两场诉讼展开叙述，其中一场诉讼是中温科吾斯兄弟状告扎克伯格“窃取”他们的创意而建立Facebook；而《硅谷海盗》这一名字即可嗅出导演兼编剧马蒂·布克的用意——事实上盖茨和乔布斯都曾公开承认过，在他们的创业过程中，都曾或我或少“拿”过他们想得要的东西。你可以把“拿”理解为借、偷抑或模仿，反正他们成功了。

当观众看到《社交网络》中哈佛大学校长驳斥温科吾斯对扎克伯格指责，以及《硅谷海盗》中盖茨在IBM公司“空手套白狼”获得成功，和乔布斯到Xerox (施乐) 公司撬开通往成功之路时，或许多数人会有一种快感。正如乔布斯说自己更像是在生产精神产品，而IBM这些巨头已经“衰老”一样，挑战权威的勇气和毅力，在硅谷始终是受人尊敬的，只不过这勇气和毅力，起初可用“钻空子”等词汇来做通俗解读。

中国最成功科技公司之一的腾讯也属此种类型。马化腾当年模仿ICQ推出了OICQ，谁也没想到十年后腾讯市值超过了2000亿元人民币，并在2010年竞购ICQ。这一“徒弟收编师傅”的故事为人所津津乐道。

可“海盗路线”并非那么轻而易举。《硅谷海盗》中有一句台词，是乔布斯的创业同伴讲的：“我突然发现我们现在比父辈们工作更努力，而我们却曾嘲笑过他们工作太卖命。”对于30多年前的盖茨和乔布斯来说，尽管有激情和自信，但他们毕竟是在一个未知领域里游弋，前途未卜。用30年后的眼光和坐标来赞扬他们的英明是愚蠢的，因为没有人能做到先知先觉。勤奋以及保持足够的敏锐性，是他们彼时唯一的行进路线。就像现实中的扎克伯格说他远没有电影中演绎的那么潇洒一样，“我的生活其实很枯燥”，他说。

两部电影的另一共通之处，是对“正确”（Right）这一概念的诠释。“我们必须做正确的事”（Do the right thing），《硅谷海盗》中还有这么一句台词。所谓的“正确”分两步走，第一步是“做正确的事”，这包括绝不将公司贱卖、有开创一个革命性时代或领域的决心。而一旦对自己的路线清晰起来，必须进入“第二步”，那便是“正确地做事”(Do the thing right)。简单来说，第一步谈的是价值观，而第二步事关方法论。只有一没有二，意味着会半途而废，只有二没有一，则可能会误入歧途，只有两者兼而有之且相得益彰，才有通向伟大的可能性。

马蒂·布克偏爱乔布斯。他在影片中对乔布斯形象塑造的用力明显超过盖茨。电影上映后他接受记者采访时也是这一姿态，称乔布斯是“Hamlet (哈姆雷特)、 Richard III (理查三世) 和 Macbeth (麦克白) 合而为一的结合体”。他的偏爱是有理由的，那便是乔布斯更有故事，他性格上的缺陷导致作为苹果公司创办人的他被董事会解雇，10多年后才重返苹果公司，之前飞扬跋扈的乔布斯�://article.yeeyan.org/view/ZenoX/5486">http://article.yeeyan.org/view/ZenoX/5486

文/东方愚   FT中文网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37617

小时候家里没通上电，照明用的是煤油灯，那个时候我们习惯称煤油为“洋油”。记忆过村里有过几次“抢油”风潮，村民们传说洋油要涨价，于是呼啦一声都往供销社跑，有人拿着瓶子，有着提着壶，还有着直接用担子挑了两个水桶来的，好生夸张。

未曾想到的是，二三十年后的今天，我们还在抢，这次抢的是食盐。有人骂国人素质低下、盲从成灾。这种批评者要么生来就是衣食无忧者，要么就是一个没下过厨房且不问世事的自命清高者。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物资紧缺，到现在琳琅满目，中国在吃饭和照明上不再捉襟见肘，但内心却始终有一种不安全感。

当然，两种不安定感是区别的。当年我们仅仅是一个价格敏感者，再说，如果生活一片漆黑，与彼时（上世纪80年代初）上下齐盼改革春风的氛围也不“搭调”。到了今天，我们抢购食盐，却并不仅仅因为对未来碘盐受污染的担心和对价格的敏感，而包含了更多复杂的因素——对假冒伪劣商品层出不穷的深恶痛绝，甚至对政治环境变幻莫测的焦虑。

看到广州的一则新闻，有市民出高价总算抢到了一商铺新进的碘盐，喜出望外地回到家中，却发现这些包装上的条形码是完全一样的，毫无疑问，它买到了假货。不知道应该夸奖这位市民的细心，还是吃惊于盐贩们嗅觉之灵敏与行动之迅速，而这正是我们的真实处境。

前两年因钓鱼岛事件中日关系紧张的时候，有寿司店打出“本店三文鱼从挪威进口”的声明，现在日本核泄漏后，发出类似吼声的饭店更多了。我不喜欢吃三文鱼，也吃不出来原产地。只是一边感慨做生意的不易，一边在想，如果因为诺贝尔和平奖颁给中国人的而国内掀起抵制挪威货的活动，三文鱼的进口地会不会马上又变了呢。

虽然经济学家和政客们常拿恩格尔系数来判断一国居民生活水平的高低，但如果居民们在吃喝拉撒睡时都要考量政治因素，这显然不是好现象。郁达夫说“一粒沙里看世界”，现在则是“一包盐里看世界”。在抢盐风潮当中，对普通百姓来说，他们抢的是生活必需品，而之于执政党来说，这便是一种值得警惕的“群体性事件”，特别在如今多国政变和冲突的氛围中，他们自然而然会把事件的潜在危害评估到一个高的层级。

所以中盐总公司第一时间发布通告称会力保食盐供应稳定。“稳定压倒一切”从表面上平息了风波，却没有对一切的魑魅魍魉给予惩处。这便是症结所在。

3月17日中国的盐业股票几乎悉数涨停，连涪陵榨菜也一度冲击涨停。私募基金是否在这次抢盐潮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甚至他们是否就是始作俑者，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要说这次盐荒的最大受益者，在我看来，并非私募基金，而是中盐总公司。这一现金流为负、利润连年下降、负债率超70%的央企，去年提“通过两个五年的努力，实现资产破1000亿元，进入央企第一方阵”规划时，尚显得有些不自量力，现在它终于找到了正当理由，那便是所谓的维护市场稳定。2009年就提出、后来一拖再拖的中国盐改何时开始，也是个未知数。又一个中石油将冉冉升起。

有部纪录片叫《最后的盐道》，说的是身处险恶自然环境但拥一方盐田的西藏康巴族人，如何进行制盐、运输、贸易的，他们坚持这一传统的时间超过了2000年，至今仍用最古老的方式手工制盐，不用水磊，以确定不受污损；驮盐队经茶马古道走到交易地（物物交换）要花四天四夜的时间。片末有句总结语是，“他们在提醒我们在现代文明中所失去的东西”。在我看来，摒弃传统工艺充其量只是一种遗憾，而慢慢地将道义甚至信誉扔掉，穿上一件叫作唯利是图的“内衣”和叫作和谐稳定的“马甲”，则是一种灾难了，那才是真正意义上“最后的盐道”。

中国企业史或企业家口述史，文字呈现形式比较常见，但影像形式并不多。我关注到三种产品，一种是吴晓波和第一财经合作，将《激荡三十年》做成了一部财经电视纪录片。吴是一个介于作家和商人之间的角色，他最大特长之一，是对财经产品形态的拓展。文字是最基本的，包括专栏、图书（包括普通装、珍藏版、十周年版等），然后是各地演讲、电视嘉宾、纪录片等。如果用一个象形字来形容他的路线，就是一个“工”字，上面的一横，是他所直接或间接掌握的资源，中间一竖，是他本人的整合、加工，下面一横，则是生产出来的多同形态的产品线。一个人的能量有限，他的效率和精力却很惊人，这并非有意褒扬，而是事关方法论的探索。如果将财经电影、快板、相声等也搞起来了，产业链就全了，“工”字就变成了“口”字。

第二种产品，是有一次无意间看到贾樟柯拍的潘石屹的片子。说实话当时挺吃惊的，他拍《24城记》，已经是在寻找文艺与商业之间的混搭品，现在他直接拍企业家口述形式的片子，多数人可能不会想到。他这个产品的名字叫作“语路计划”，不过我没有搜到更多的这种类型的片子。前几天《纽约客》驻北京的记者欧逸文受《读库》邀请做讲座，我看了文字实录，他也提到了曾采访过的贾樟柯，以及他的一个“没想到”：没想到中国二三线城市的年轻人也很喜欢贾的电影。

“西方一般认为，贾樟柯的电影在中国只有大城市的文青和知识分子感兴趣，现在看到他有更广的受众，我觉得很有收获。”欧逸文说道，“不过，写完之后交给在纽约的编辑看，编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关乎这一趟行程的所有东西全删了。”

接下来他的一句话，是他整个讲座里对我最有启发的一句话。“只要你的文章、这一段经历和采访或跟采访对象的接触里有百分之一、二的东西影响到你对这些事情的理解和看法，那都很值得一去。这段时间有没有浪费？它的价值不是体现在能有多大程度出现在最后的文章里，而是更多地体现在文章所反映出来的本人的观点中。”

第三种产品，是我前两天在周晓光的微博上看到的。周是义乌的企业主，两年前我曾采访过她，后来关注了她的微博。她发了一张图片，是崔永元的《小崔说事》和中国企业家俱乐部搞的“中国企业家口述历史研讨会暨项目启动仪式”，时间是3月13号晚上。小崔同志做口述史，阶段性目标，去年开始把目标瞄向中国企业家群体了。去年5月，继“电影博物馆”之后，崔永元的“中国民营企业博物馆”创建，王石、吴晓波等人很快响应，现在的口述历史研讨会，是去年的博物馆产品的拓展和延续吧。

三种影像形式给我们以不同的手法向我们呈现一个群体的生态。尽管其一些口述或旁白离真实的距离到底有多近是一个值得商榷的话题，但至少他们作为先行者在拓宽我们的视野。我觉得三种形式远远不够，马云说他拍一部大批企业家参演的电影的想法不赖，但肯定是个娱乐产品，自说自话，真正独立、深刻的影像产品，想来不久就会出现。记得吴晓波有次对我说，我希望中国的财经作者每写一本书都能赚100万。我想，除了想着这本书进入畅销行列外，形态上的延展，也是必需的。

文/东方愚        FT中文网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37451

3月10日，美国《福布斯》杂志发布了2011年全球富豪排行榜。1210位上榜富豪的总资产达到4.5万亿美元（约30万亿元人民币）。如果他们组成一个国家的话，则是世界上第四大国，排在日本之后、德国之前（均按2010年GDP总量计）。中国富豪显然是这份榜单上很扎眼的一个群体，共有115人上榜。人数比上一年增加了8成。

《福帀斯》列出的中国最富十人，依次是李彦宏、梁稳根、宗庆后、李锂夫妇、何享健、吴亚军、许家印、马化腾、张近东、王健林。他们的资产总和是597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3930亿元。这大体相当于3个青海省或7.7个西藏自治区的GDP总量。如果将他们看到一个城市的话，则是中国第18大城市，排在南京之后（2010年GDP为4170亿元）、唐山之前（2010年GDP为3800亿元）。

仔细看一下这十人小组。他们悉数在中国参政议政。现任或曾是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有梁稳根、宗庆后、吴亚军、许家印、张近东、王健林；李彦宏是山西省政协委员、工商联副主席；李锂与马化腾是深圳市人大代表；何享健曾是佛山市政协党委。

在今年中国的“两会”上，宗庆后提了1项议案和17条建议。“这些想法源于平时的积累，”他说，“我花了一天一夜时间才将其整理成材料。”宗庆后今年66岁，他执掌的娃哈哈集团是中国最大的食品饮料企业，去年的营收是550亿元人民币，比上一年增长了近130亿元，但是利润下降了20亿元，为67亿元。《福布斯》给出的大约是6倍的市盈率，事实上A股食品饮料业上市公司现在的平均市盈率为30倍，也就是说，如果娃哈哈在中国内地整体上市的话，宗庆后的身家将会超过2000亿元人民币。

宗庆后显然是 “两会”上谏言最积极的中国企业家之一。2009和2010年，他的议案分别为1项和2项，提建议分别为16条和14条，差不多和今年一样多。他每一年的议案与建议几乎都涉及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医疗等多个行业。

不过，宗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参政议政近十年，曾引起最大关注和争议的一条提案，仍是2007年他《关于立法限制外资通过并晌垄断我国各个行业维护经济安全的提案》。这一提案，将娃哈哈与法国达能之前的矛盾公开化，两者关于争夺合资公司控股权的斗争从此升级。

这一马拉松式的斗争历时近3年，最终于2009年9月达成“和解”。达能原先持有的所有合资公司51%的股权，以3亿欧元价格转让给娃哈哈。这一价格远远低于前者曾开出的16.2亿欧元的价格。名为和解，实为宗庆后胜出。这也是宗庆后日后摘得中国首富桂冠的因子之一。不过，宗庆后在“达娃之争”中也被指高举民族大旗，缺乏契约精神。

宗庆后如今已经不愿意再谈当年事。3月4日，宗庆后面对媒体 “你觉得要替老百姓说话还是代表自己阶层”的尖锐提问时，马上回答称：“作为人大代表，应该代表国家利益和人民的立场说话。”

2006年胡润版富豪榜上的“中国首富”、玖龙纸业董事长张茵对这一点体会最为深刻。2008年，作为全国政协委员的她提出的关于降低富人税负等提案被指代表自身利益，引发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加上随后香港一家民间组织对玖龙纸业列入“血汗工厂”名单，张茵一时几成千夫所指，不得不请公关公司出现解围。

张茵同样不愿意重提往事。去年“两会”期间某次和她共进午餐，她感慨道：“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

相比于宗庆后2007年的提案和张茵2008年的提案，他们如今的提案与建议所关心的主体，似乎有意向社会中下阶层倾斜。宗庆后今年的议案内容是关于取消居住用地使用权七十年年限的建议，而张茵关注的是不久前民间热议的打击拐卖儿童行为的话题。

不过有人说他们也非刻意迎合民间情绪。“今年的提案被要求‘四平八稳’，”一位人不愿具名的全国政协委员说。这意味着，因为源头上的硬约束，前几年民间关注的大快人心或“雷人”式的代表与提案，今年出现的概率要小得多。至于何谓“四平八稳”，并没有一个明确说法。

今年中国政协提案中，诸如《关于调控房地产市场的提案》、《关于抑制城市房租非理性上涨》、《关于征地问题若干建议的提案》，甚至关于《如何加快推广应用高效钢材的提案》等若干提案，都被标注上“不公开”的字样，媒体记者也无权查阅。

甚至各省市自治区分组讨论会里，一些有趣的话题和段子少了许多。譬如去年，龙湖地产董事长吴亚军（《福布斯》版“中国女首富”）在重庆团分组讨论时，针对“企业老总群体个税征收漏洞”话题称自己“缴过1000多万的个人所得税呢，每年缴纳个税在100万元到200万元之间”。今年，中国富豪曝出一些隐私性数字的案例，至今没有出现过。

吴亚军向来以低调著称，她曾做过记者，谙习如何面对媒体。我有次在龙湖于香港召开的财报发布会上见到她，她脸上始终保持微笑。不过，对于她的身世，坊间始终有她与某红色家族关系密切甚至是其“代言人”的说法。她的龙湖地产当初在短短的5年时间就窜升为重庆地产界标杆企业，且在此期间受到包括胡锦涛、江泽民、李鹏、曾庆红、贺国强、尉健行、刘云山、丁关根、李铁映、俞正声、铁其琛、韩正、汪光焘、薄熙来等近20位中央、部委及外省（市）重要官员都的视察，这让同城巨贾或业界同行叹为观止。

富豪委员和代表们的言行总被人们密切关注。相比宗庆后，美国一家研究机构发布的美国国会议员中的“首富”是加利福尼亚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达里尔·伊萨，其财富为2.51亿美元（16.6亿元人民币）。今年两会伊始，针对坊间传“38名中国人大代表都是亿万富豪”的说法，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发言人李肇星回答是“希望中国有越来越多的富人，但是富人必须依法致富。”

王健林今年的提案是关于如何保护紧缩政策下中小企业的金融需求。尽管是个人提案，但王显然考虑到了自己全国工商联副主席的身份。“尽快出台关于中、小、微型企业的界定标准，”他说，“然后才能有的放矢，否则几大国家银行都说自己六成信贷给了中、小、微型企业，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万达地产去年已经向中国证监会递交了上市申请，但至今尚未过会。

民营企业家站在政治舞台，标志性的事件是2003年初力帆集团创始人尹明善当选为重庆市政协副主席，这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第一位进入省级政协领导班子的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两个月后，全国政协委员中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增加至65人，占所有委员的比例将近3%。而恰恰就在此间，全国政协委员、山西省政协常委、山西海鑫钢铁集团创始人李海仓被人枪杀，一场关于民企业主“原罪”的争论开始。

一边是政治头衔，一边是商人角色，与国外“专职”的议员相比，中国“两会”中的企业家代表们，似乎避免不了外界对其立场的拷问与质疑。或许最好的方式是提案提为自身服务，又向民生靠拢。苏宁电器董事长张近东向记者诠释自己提案内容时颇具代表性，一是加快建立现代化流通体系，这样可以“有效拉动内需”，二是培育国际性跨国零售连锁，这样可以“带动中国制造走向国际”，三是关于家电惠民政策的一些优化建议。

同样，同为全国人大代表、首富级人物的复星集团董事长郭广昌，今年既有关于在产业指导、信贷扶持、信息沟通及海外协调等方面支持民营企业海外投资的建议，又有关于藏富于民、制订居民收入增长计划等建议。而对于前者，背景之一是，郭正打造旗下的复星医药成为一个全球性的医药投资控股集团，且于3月初发布公告称不日将发行H股，在香港主板上市。

如果横向来看，从1999年胡润在《福布斯》发布中国第一份富豪榜，到2003年他们分手后分别发榜，再到2011年的今天， 12年间“中国首富”诞生了10多位。分别是荣毅仁、荣智健、刘永好、刘永行、丁磊、黄光裕、张茵、杨惠妍、王传福、宗庆后，李彦宏。这些人几乎悉数参政议政。其中，荣毅仁被称为“红色资本家”，于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次会议上当选国家副主席。荣智健、刘永好、张茵、宗庆后为全国政协委员或人大代表，丁磊与杨惠妍之父杨国强分别是广东省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王传福是深圳市人大代表。黄光裕虽没有过政治头衔，但曾把原广东省政协委员连超(连卓钊)拉下了马，他入狱后能力十足，最近的进展是其妻杜鹃资产解冻，陈晓出局，被国美收购的大中电器创始人张大中出任国美新掌门。

    今年“两会”，没有听说哪位记者看到荣智健的身影及提案。荣智健显然是在刻意避开镁光灯。2008年有记者偶然碰见他，他提到红筹股回归，及中信泰富有赴中国内地上市之意向。未料到不久后他遇到衍生品投资巨亏丑闻，遂于2009年4月辞去中信泰富主席一职，家族成员亦陆续退出。他现在执掌一家名为隆源控股（原名荣氏企业）的公司。

类似于荣智健式的两会“低调代表”不在少数。2009年“两会”前夕，坊间传出合生创展董事局主席朱孟依可能因涉入黄光裕案而遭调查，于是他能否赴京参会倍受瞩目。之后，朱的秘书曾出现在北京，但政协特邀会务人员称并没看到朱本人。

今年年初，2009年福布斯和胡润百富“双料首富”、比亚迪董事长王传福因为请假、未参加深圳市“两会”，后被发现连续两年请假、且连续三年“零建议”，于是被坊间称之为“僵尸代表”。一位熟识王传福的人说，相比于政治，他从来都是更喜欢汽车，甚至只喜欢汽车。

另一位全国人大代表说，无论是省市级还是全国“两会”，代表与委员们参会、请假、缺席的情况，以及所有提议案与建议，都有必要向全社会公开，“这好像人们只知道有一场棋赛，”他说，“却不知道到底谁在下棋以及下的是象棋、军棋还是围棋。”

    2009年我从香港买回来Factory Girls这本书后，看了一半。直到最近，我们（南方周末）做了新一期的民工荒专题后，我在准备主持部门电话会议时，从书架上找出这本书来。接着看，看完它。

建议所有关注世界工厂话题的朋友们买本看看。买不到纸版，亚马逊上也应该能买到电子版。

我突然发现，这本书的作者Leslie T. Chang（张彤禾），就是美国知名作家Peter Hessler（彼得 海斯勒）的老婆，Hessler出过几本关于中国的书《消失中的江城》、《甲骨文》，在美国都很有名，最近出的一本是《寻路中国》，中国出了简体本，我买了看了一半，与之前看到的《312号公路》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两口子真是志同道合啊。他们两个，一个是前纽约客的记者，一个是前华尔街日报的记者，从调查采访到文本写作，功夫都很了得。

我们这期民工荒专题报道里，专门到“尊严”两个字。其实，往大里说，我们说的是是个人主义。以前世界工厂里所有的人都是渺小的，可以忽略不计的。现在，他们个人也要尊严，要发声。

而Facotry Girs这本书里，整本书读完，你会发现，Leslie并不只是想向西方读者展现，河南工人在东莞工厂里的辛苦甚至悲惨境况是什么样子的，她的主题，恰恰是半“励志”性质的—-打工妹们欺骗家人，不愿意回老家，为了比原工厂高一点点的工资，不断跳槽，学英语，考证书，为了个人幸福，不断换男朋友….在她们的世界里，有一套我们无法理解的追求幸福的路径，他们在追逐，拼命追逐。

我最喜欢的一章，是Love and Money那一章，写的真好。真切地感受到，外籍记者观察的视角，与我们是不同的。或者说许多我们以为是“常识”的事情与细节，其实是最值得研究的，而我们常常忽略。

Leslie的创作手记，我找到中文版了，贴到这里。我很喜欢，她提到关于写新闻和写书的辩证关系，对我很有启发。和大家分享之。

Factory Girls创作手记

原文链接：http://thechinabeat.blogspot.com/2008/05/writing-factory-girls.html
作者：Leslie T. Chang

    2006年3月份我开始写这本书。刚写了一刻钟，不安袭来：“现在光坐在桌边写书是没工资拿的。”但早上十点左右，我想明白了，自己是不会再回去当报社记者了。《工厂女孩：巨变的中国，从乡村到城市》一书，为读者打开了在中国南部城市东莞流水线上工作的女孩们的内心世界：

看见其他厂的姑娘，你马上开始打听。你们问对方：“你是哪年的？”好像聊的不是人而是出厂的车。“多少钱一个月？算房子和床位么？加班多少钱？”然后可能问问她是哪个省来的。不过你从来也不问名字。

要在厂里有个真心朋友不容易。宿舍里12个姑娘睡一个屋子，在这个狭小的空间内，最好还是守住自己的秘密。有些女孩进厂时用的是借来的身份证，她们从不告诉任何人自己的真名。有些也只对自己的同省老乡说，但这样也得冒险：流言很快就从厂里传回家了，等你回去，发现七大姑八大姨都知道你一个月赚多少、存多少、是不是和男孩儿出去约会。

从报社编辑的角度出发，这样的开头怎么看也不会顺眼：“谁在叙述？这个故事要讲什么？你是怎么知道的？”以描述工厂内部生活开始，接着，我引入了一位名叫陆青敏（音译）的16岁外地打工妹，记录了她在东莞初来乍到、找工作，以及后来绝大多数农民工刚进城都有的强大的疏离感。在书中我仅用十余页去介绍背景：“中国今天有1.3亿在外务工人员……他们共同构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迁移，其数量是百年间欧洲前往美国移民数量的三倍之多。”不过我相信读者还是会跟随我的思路——先沉浸在工厂生活的详尽细节中，想要知道这位年轻女孩的故事。然后我才停下来讲述的那个大环境。报纸是不可能有这个底气的：编辑会坚持认为讲述这些事实需要高调，要立刻告诉读者这是个非常重要的故事。

我脑海中不时回响起这么个编辑的声音——我怀疑每个记者都有这种经历。这个声音总提醒着你要拿有据可依的事实讲无懈可击的故事。新闻是个沾沾自喜的行当，以自己敢在统治者面前讲实话、敢打破禁忌而自豪。但当论及自身时，新闻从来不谈自己的规矩有多僵化。

*

大学毕业后，我在《迈阿密先驱报》实习过，继而在布拉格的一家外籍报纸工作。1993年我进了《华尔街日报》，先是在香港、然后是台湾，之后转往中国大陆。曾经我认为报社的工作为年轻人提供了最好的写作机会。逐渐地，我才意识到，做新闻并不是写作，它的价值另有所在——尤其在于解读一个如当下中国般复杂又被误解的国家。因此目光长远且善于挑战传统观念的《华尔街日报》很适合我。并非每家报纸都会登载关于研磨厂的系列报道以此提升自己的影响力——正如我们总编所说。我喜欢并尊重自己的记者同行们和编辑们。我的挣扎并不是针对他们而是他们不得不面对的、这个行业缺乏弹性的规矩。

随着写作的开始，我意识到自己必须把之前作为记者学来的很多东西忘掉。新闻报道最大的局限是它没有不同的声音；用第一人称叙述读者就会皱眉，或许因为它丧失了中立观察者的理想状态。当一名记者偶尔在故事中写道自己，就会出现滑稽诡异的结果：文章的主人公对“一位记者”或“一位外国访问者”或“本报记者”说道——总之要变着法地绕开那个禁忌的“我”字。记者必须学着像自己不存在一样地去写作。

要搞明白怎么写自己，是这本书带来的最大挑战。除了讲述几个年轻女工的生活，书中也穿插了我的家庭移居中国又迁往西方的过程。这是最初的计划，但实现它的过程颇痛苦。“你像尊冻僵的旁观者。”， 看完首稿朋友说。“你是联系女孩和自己家庭故事的纽带，”编辑提醒我。“没有你，这两部分就是貌合神离的！”结结实实地改了两稿我才把自己融入了自己的书中。

能出现个人观点的地方，新闻里往往都是绝对的权威口气登场。这种处理方法不仅危险——容易出错——而且它会悄无声息地影响一个人的写作风格。观点都以言简意赅的真理形式体现。句子都遵循着相同的、重复的结构，还得不停点题。段落的写作又时常被掐头去尾——就像Power Point的演示文稿，一段一个事实，直到将读者引向最终的结论。

新闻化的语调会扼杀想象力。编辑一句“这个你怎么知道的？”就问得你再难有空间让人物或地方栩栩如生了。下面是书中我描写16岁的农民工陆青敏的段落：

她个儿矮，长得结实，顶着一头卷发，一双机灵的黑眼睛似乎能洞察一切。像许多来自农村的中国年轻人一样，她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小。她就像只有15岁、14岁，甚至12岁——蹬工装裤运动鞋的假小子，不耐烦地要长大。她长着一张娃娃脸。它浑圆、面对着世界，有着儿童时常出现的耐心期待的表情。

在《华尔街日报》的文章中，我用一个句子给她定了调：“敏圆脸，长着一头卷发、一双大眼睛。”当时并未意识到这种描述的缺陷，因为我正忙于抗争报纸的写作风格规矩。我不想以“陆女士”称呼十几岁的敏，那样听上去正式得刺耳；我也反对按新闻的传统给每一个细节注明出处。这些辩论都以我胜利告终，不过也有我妥协或甚至没有坚持自己想法的地方。像我说的，假想编辑的话总萦绕耳边。

新闻工作的最大缺点就是让人不耐心。一想到竞争者也在报道，编辑们便希望自家的故事能更快见报，于是记者也将这种紧迫感内化，急匆匆地出入新闻现场。这条路不仅丢了细节，更有可能连新闻本身也错过了。2004年2月我初见敏时，她刚刚在一家电子厂干满一年，那里条件差、薪水低，工作日一天上班13个小时。之后三年间，她跳槽六次，逐渐从在流水线上工作、到人力资源办公室坐班，再到供职一家工厂的采购部。曾经，她想过要抛弃一切跟着男友去北京，说不定他去了能当个保安；曾经，住在一家便宜旅馆时，她给人偷去了手机和900元现金。如果一位记者在以上任何一个时间点出现，他或许已经带着个沮丧的故事离开了。因为和敏在一起三年，我见证了她外出打工生活的所有起落、机遇和成功。

耐心观察后的发现并不一定来自于你报道的主人公本身。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已经在过去的20年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很少有人能深思熟虑地讨论这种转型。拒绝内省的本能根深蒂固，人们往往困于现实没有观点。我认识的在东莞工作的女孩，没人聊过打离家以来自己有何收获；也许她们担心一旦回头就没了冲劲。关于敏的第一篇文章在《华尔街日报》发表后，我送了一份翻译版给她。她像在看披露真相的报道一般——仿佛这是别人的故事。“我看到了曾经的自己”，后来她写电子邮件给我，“我感到自己真的改变了。”

*

我并不后悔自己曾当过记者。它让我学会了如何采集信息，如何不断提问、理解事实，如何将各个途径的零碎消息迅速揉合，就像没有内幕来源那样——其实从来就没有。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瞬息万变、数据难详的地方进行报道，坚信一定能找到真相是很重要的。比如，在书中我想知道东莞市庞大的女民工人数，但当地政府并没有这个官方的统计数据；他们的本地户籍人数对我又没意义。于是我将在《华尔街日报》的心得学以致用：问自己遇到的每个人，“他们”觉得这个数是多少。最后，我把市场主管、政府官员、工厂老板和当地报纸的调查综合到一起，估计东莞的人口构成中70%是女性。这么做的缺陷以及别人的谨慎并不能阻止你得到结论——这是作为记者，我学到的。

刚开始当记者时，有位文字编辑把我报道中的一句话改得不那么优雅，我和他吵了起来。“我们现在不是要充艾米莉•迪金森”他厉声道——这根刺儿多年埋于我心中。现在回想，如果自己当初知道之前已经有多少人曾为此争纠过就好了。年轻的马克•吐温被他《San Francisco Call 》的编辑说成“文字上无药可医”，特别的写作风格最后害得他被炒。《多伦多星报》的记者欧内斯特•海明威曾抱怨“报纸这该死的玩意儿要把我给毁了。”以上两位不仅成了伟大的小说家，而且是纪实文学的先驱，他们用主观感受和小说技法写活了人生经历。做了很长时间记者，能看到他们曾经作为记者和后来成为作家之间的联系，我觉得很安慰。

 张彤禾，作为《华尔街日报》的记者在华工作十年。她的《工厂女孩》一书由Doubleday 出版集团的Spiegel & Grau于2008年10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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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在线、一心多用、同时处理多项任务的工作环境正在扼杀工作效率，抑制创造能力，并使我们很不快乐。

尽管信息技术和通讯革命使我们受益无穷，但它也有人所共知的负面影响：信息超载及其“近亲”——注意力分散。这些害处对首席执行官及其首席级高管同事们的危害尤其严重，因为高管人员迫切需要不被打断的时间，来综合分析来自许多不同来源的信息，仔细思考其对组织的影响，专心致志地进行判断，认真权衡取舍，并最终做出正确的决策。

几十年来，保留完整的时间进行缜密思考的重要性，以及要做到这一点的难度，一直是管理学著述中的研究主题。只要看一看Peter Drucker 发表于1967年的经典著作《卓有成效的管理者》（The Effective Executive）1就行了，书中强调指出，“为了实现最低限度的工作效率，企业高管最困难的任务就是需要获得相当多的时间。” Drucker为时间支离破碎的管理者提供的解决方案——在你的工作日程中保留一些完整的时间，不接电话，每天一次或两次在短时间内集中回电话——听起来非常像当今的时间和信息管理专家提出的建议2。

然而，这些建议实施起来却出奇地困难，而且总是越来越难。Drucker在1967年描述的每种挑战如今都依然存在：每天没完没了地参加各种会议，为了与客户和分布广泛的组织机构保持联系而不断出差，代表公司参加应接不暇的各种晚宴和活动。在这些挑战中，如今又增加了源源不断的电子邮件，海量的其他各种信息，以及日益增多的各种技术手段——从无时不在的电话到博客、推特以及各种社交网络——高管可以通过这些工具与自己的组织和客户保持联系，而且你还有一种令人精疲力竭的秘诀。许多高管名符其实地拥有两个相互重叠的工作日：一个是在他们的日程表中正式计划好的工作日，另一个工作日则是在正式工作的“之前、之后和之间”，在这些时候，他们断断续续地抓住片刻闲暇，用自己的笔记本电脑或智能手机同时处理多项任务，徒劳地试图与涌向自己的信息流保持同步。

确实存在一些更好的解决方案，而且这些解决方案并非什么尖端科学3。我们撰写本文的目的，就是希望通过提醒高管人员以下三个简单的事实，来对他们及其组织提供帮助。首先，同时处理多项任务是一种极其糟糕的应对方式。许多科学证据都相当令人信服地证明，同时处理多项任务会降低人的工作效率和创造能力，并且更不容易做出正确的决策。如果我们希望成为有效的领导者，就必须停止这种做法。

其次，解决信息超载问题需要具有极大的自制力。有点像正在戒毒的瘾君子一样，高管人员每天必须通过应用一些永不过时而又十分有效的准则，努力保持自律，这些准则包括：找时间集中精力，过滤掉不重要的信息，时不时放下工作休息一下。当然，最理想的是既保留连通性的各种好处，又不让它过多地分散我们的注意力。

第三，由于高管的行为方式决定了所在组织的基调，因此他们有责任树立一个更好的榜样。各种强大通信技术的广泛普及意味着，现在员工们同样面临他们领导人遇到的管理时间和注意力的许多挑战。现在，整个组织的生产率可能都会受到信息超载的影响，没有任何个人或团体可以孤立地解决这个问题。对于21世纪的企业高管来说，重建具有更健康行为规范的企业文化是一种至关重要的新责任。

同时处理多项任务的危害性

我们往往会认为，通过在同一时间内做几件事，我们就可以更好地处理扑面而来的各种信息，并完成更多的工作。此外，同时处理多项任务——用一项任务打断另一项任务——有时可能很有趣。我们喜爱的高科技电子邮件设备的每一次振铃，都承载着潜在的回报希望。查看它，就可能提供一种来自更困难和更具挑战性任务的、我们乐于接受的注意力分散。它使我们感到，至少暂时感到，我们已经做了一些事情——哪怕只是删除自己电子邮箱收件箱中的邮件。遗憾的是，目前的研究表明，事实正好相反：同时处理多项任务肯定会降低工作效率。

它会降低我们的效率

这一问题的根源在于，我们的大脑最适合一次专心处理一项任务。当我们在多项任务——尤其是复杂的任务——之间不断切换时，我们的工作效率会变得惊人的低下：例如，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与依次先后完成多项任务的参与者相比，那些同时并行完成同样那些任务的参与者需要多花30％的时间，并且其失误增加了一倍。造成工作延误的原因源于这样一个事实：我们的大脑无法成功地指挥我们同时完成两项活动4。当我们在不同任务之间切换时，我们的大脑也必须选择进行切换：关闭原来任务的认知规律，并开启新任务的认知规律。这样做需要花时间，会降低工作效率，对于那些长期同时处理多项任务的人尤其如此——与偶尔同时处理多项任务的人相比，他们似乎需要花更长时间在各项任务之间进行切换5。

实际上，我们大多数人可能都会承认，同时处理多项任务使我们能快速处理自己待办事项清单中一些比较简单的事项。但是，它却很少能帮助我们解决自己面对的最棘手问题。很多时候，它只是在变相拖延时间。

它会抑制创造力

有人可能会认为，不断接触新的信息至少使我们更具有创造性。在这个问题上，事实似乎也正好相反。哈佛商学院的Teresa Amabile和她的同事们评估了9,000多人的日常工作方式，这些人所从事的项目都需要具有创造力和创新性。他们发现，当人们在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里都专注于一项活动，并且只有一位合作者时，其发挥创造性思维的可能性更高。与此相反，如果人们每天的工作高度分散——参加不同团体的许多活动、会议和讨论，他们的创造性思维能力就会明显下降6。

这些研究结果从直观感受上也讲得通。创造性地解决问题通常需要我们将不同的想法马上封存在“记忆”中，这样，我们就可以发现自己以前并未注意到的各种联系，并形成新的创意。当我们的思维很快从一个想法跳到另一个想法时，我们很清楚，我们不太可能建立这些至关重要的联系。

它使我们焦虑，并且上瘾而难以自拔

在实验室环境中，研究人员发现，要求同时处理多项任务的受试者显示出更高的压力荷尔蒙水平7。路透社对管理人员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有2/3的受访者认为，信息超载降低了工作满意度，并损害了自己的私人关系。有1/3的受访者甚至认为，信息超载已经损害了自己的健康8。

然而，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人们可能会变得相当沉迷于同时处理多项任务。例如，哈佛大学的Edward Hallowell和John Ratey在书中写道，那些感受连线的人会产生一种类似“多巴胺注射”的效果——这种神经效应与使用上瘾性毒品的作用途径相同9。这种感受也非常熟悉：当智能手机来电振铃时，即使当时我们正在做其他事情，谁又不曾艰难地抗拒过马上查看信息的冲动呢？

应对信息洪流

因此，如果同时处理多项任务不是解决之道的话，正确的方法又是什么呢？在我们与尝试解决这一问题的首席执行官和其他高管们的交谈中，我们反复听到一些非常基本的策略，这些策略在精神实质上与Drucker在40多年前描述的方法并无太大不同：集中精力、过滤信息和劳逸结合的综合应用。对于这些高管以及我们大家来说，真正的挑战在于，在一种永远在线的工作环境中，执行这些策略要比在Drucker论述该问题的时代更加困难。它需要极大的自制力，而且我们不可能独自做到这一点：在我们的高管团队和整个组织中，我们需要建立一整套支持更高效工作方式的行为规范。

集中精力

首席执行官和其他高管人员全天的工作安排往往一项接着一项，有时，一项活动的延长时间不能超过15分钟。Harrah’s 娱乐公司的首席执行官Gary Loveman描述了这样做的意义：“你必须避免对一种有趣的‘智力自助餐’‘暴饮暴食’的危险。在一天的工作中，我经常需要涉及许多职能领域，但我小心翼翼，尽量不要在那些值得关注的主题上浮光掠影，要把时间用在对最重要问题的有意义的深入思考上。” 10数字信息超载通过用各种各样的询问请示，以及常常可以由其他人解决的各种问题，使领导人淹没在信息洪流中，加剧了信息 “暴饮暴食”的危害性，从而使这些领导人的注意力从那些棘手的、令人不愉快的、高风险的难题上分散转移，而这些问题才是他们最需要去关注和解决的。

许多高管通过创造“独处时间”的老一套策略来予以应对。例如，应用材料公司首席执行官Mike Splinter找到了每天早上6:30～8:00之间的独处时间；英格兰的总护士长Christine Beasley女爵士利用自己出差旅行的时间独享宁静；旧金山交响乐团的执行总裁Brent Assink将其一天中所能找出的任何时间都安排为独处时间。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PIMCO）的首席投资官Bill Gross则采取了一种极端做法：“我不回复或阅读任何我不想看的电子邮件。我不用手机；我没有黑莓智能手机。我的座右铭是，‘我不想被连线；我希望断线’。”11

Assink表示，除非管理团队认识到，它不需要最高层连珠炮式的指示，也能每天与时俱进，否则，这些方法可能都不会奏效。 Assink一直对自己的员工直言不讳：“如果你们希望立即得到答复，就必须打电话。如果你们发送电子邮件，就要在下班时才能得到回复。”

是否可以坚决阻止蜂拥而来的信息？管理信息可能就像切断输入那样容易——同时也那样困难。关闭电子邮件，关闭互联网浏览器，把电话自动转到语音信箱，并让你的助手和团队知道，你正在集中精力开一个工作会议。Christine Beasley说：“如果当黑莓手机放在你的口袋或手袋里时，你确实难以自拔，无法信任自己不会去查看手机中的信息，你只好不要把它带在身边。”

过滤信息

当然，关闭所有的通讯工具只是意味着，当你重新连线时，你的收件箱中的信息很快又会泛滥成灾。还有一种“把婴儿与洗澡水一起泼出去”的危险：没有人愿意失去可以方便地与组织、客户和其他利益相关方保持联系的能力，或如Mike Splinter 所说，“对急迫的问题给出简短而直接的回答”的能力，再加上“你不希望成为商业循环中的绊脚石。”

因此，采用一种适当的过滤策略至关重要。首先，要放弃领导人必须事必躬亲的幻想，随着各种信息变得可以更加容易和持续不断地获取，这种看法已根深蒂固。相反，普通老套的委托授权方式对于信息管理非常重要，就像它对于任务管理非常重要一样。正如Gary Loveman所说，“不断跟踪目前正在发生的事要花费我不少时间，但我只亲自深入参与解决那些最需要我插手干预的问题，那些对公司业绩——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的业绩——至关重要的问题。”Christine Beasley也持有类似的看法：“你不可能阅读所有的信息。我的确会看的是那些至关重要的事情，那些我确实需要做出决策的事情。”

现在，有些领导人为了过滤掉那些其他人认为不需要领导采取行动的信息，明确拒绝回复任何自己只是作为抄送对象的电子邮件。你可能还需要教育身边的工作人员，哪些事情值得占用你有限的时间。Christine Beasley解释说，“为了获得我自己的时间，需要付出可观的成本——你需要做一些工作，为我提供数据和洞见，让我提前阅读一些资料。设置这种简单的门槛可以将大量相对不太重要的事项排除在我的工作日程以外。”

虽然赢得别人对你电子邮件收件箱的尊重，不会使你一下子就能达到目的。但对于企业高管来说，建立一个有效的日常信息管理支持结构已成为获得成功的一个关键要素。这种支持结构可能比较复杂，包括为一家大型企业首席执行官配备的办公室主任，也可能比较简单，只需要一个能干的助理，正如Christine Beasley所说的，她“十分擅长管理我的电子邮件流量，会删除那些我并不真正需要看的邮件。”

劳逸结合

值得重申的是，为了处理新输入的知识信息，让我们的大脑获得休息是创造性学习与思考的一个关键因素——这不仅是研究人员得出的结论，而且许多企业领导人也这样认为。Bill Gross表示，“我的一些最好的创意确实是来自倒立着做瑜伽的时候。经过大约15分钟的瑜伽练习后，突然之间，似乎一些重要的灯泡被点亮。”12Mike Splinter还发现了锻炼身体的价值：“我发现，正是保持良好的身体状态，帮助我每天都能保持更清醒的头脑。”

获得外部帮助——最近的研究发现，与在城市中散步相比，人们在大自然中散步后，学习效率会显著提高13。而且，与其他人的情感交流也可以使注意力从有意识的理性工作中转移开来，这是朝着进入潜意识的良好开端。强生制药集团董事长Sheri McCoy解释说，“当我晚上回家时，我只想说，‘好吧，我有两三个小时不用看自己的黑莓手机了。’我只是放松自己。我想要让自己保存精力，然后才能集中精力工作。” Christine Beasley有一些在周末保护自己私人时间不被占用的规则，其理由是，“如果事情很紧急，人们总能找到我。”

按下‘复原按钮’的责任

如果回到Drucker的时代，所有这一切都更为容易，那时，我们不可能在每天上下班时用手机交谈，我们度假时不会随身带着各种能实现连通性的设备，而且，当时的飞机上也没有无线网络连接。因为围绕21世纪的团队协作而制定的各种行为规范，现在要实施集中精力、过滤信息和劳逸结合的策略变得更加困难。如今，大多数领导人都会为没有在24小时内回复一封电子邮件而感到内疚。很少有人会对在白天上班时间（或驱车回家的路上，或晚上）为了更专心致志地处理最复杂的问题而“躲开”其团队感到心安理得。此外，他们还从感到自己被别人所需要中获得一种个人满足感。

但是，考虑到信息超载会显著降低学习和决策的质量，企业有责任重新制定这些工作规范。同时处理多项任务并不是一种“英雄行为”；它会降低工作效率。随着信息传输和存储技术的容量不断扩大，速度不断加快，对我们的认知压力只会有增无减。除非我们现在就停下来，重新设计我们的工作规范，否则，我们就会面临能深思熟虑、富于创造性的专业人士不断减少的危险。

首先，我们必须承认并重新评估使我们依赖于现有行为模式的思维定式。例如，我们必须承认，当我们能够快速回应别人的请求时，我们的确会感到十分满足，而且，这样做也多少验证了，我们希望感到，对自己很少会忘在脑后的企业是如此的不可或缺。这种感觉本身并没有什么错，但我们必须同时考虑到，这样做会使我们的长期效率付出可观的代价。没有人会认为，消耗掉一家企业的所有资源对于其长期成功是一种好的策略，而且对于该企业的领导人及其精神资源而言，同样也是如此。

其次，领导人在从所有业务领域——除了那些他们必须独自解决问题的范畴——抽身退步时，必须变得比以往更坚决。在关于选择哪些业务领域向别人授权的问题上，需要下一番功夫；要有指导别人有效完成任务的技巧，并要清楚双方各自的期望值。但是，随着这些事情安排到位，一种考虑更周全的劳动分工就会腾出更多的时间，使领导人可以专心致志地思考最重要的问题，同时还能培养出一个能力更强的替补人才。

最后，为了真正使这种方法发挥作用，领导者必须与自己的团队一起，重新设计工作规范。一个人，即使是一位首席执行官，也不可能独自做到这一点——谁又愿意成为高管团队中唯一一个在休假时不带智能手机的人呢？如果事先没有进行某种明确的讨论，这种行为可能会被认为是对企业缺乏责任心，而不是一种中断联系和养精蓄锐的有益尝试。因此，我们鼓励企业领导人及其团队公开讨论自己应选择何种方式来集中注意力、过滤不重要的事情，以及暂时放下工作；他们应如何相互支持，创造必要的时间和空间，使自己做到最好；以及他们如何才能使整个组织中的其他人也同样这样做。这种交谈还可以成为一个正确的出发点，由此可以更深入地了解公司所有知识型员工对信息和技术的需求。（如欲了解关于如何处理这一棘手问题的更多信息，请参阅“Rethinking knowledge work: A strategic approach”一文。）

减轻信息超载负担的益处——在工作效率、创造能力、士气和业绩上的种种好处——将远远超过值得去做的程度。我们对这些好处体会越深，就越容易持之以恒地保持新的行为习惯。

作者谨向麦肯锡柏林分公司咨询顾问Matthias Birk致谢，他通过自己对认知科学的研究，为本文做出了重要贡献。

注释：
1、Peter Drucker所著的《卓有成效的管理者》（The Effective Executive），英国，牛津：Butterworth-Heinemann出版社，1967年，第28～29页。

2、例如，将 Julie Morgenstern在其广受关注的著作《千万别在早晨查看电子邮件：以及其他能使您的工作生活正常运转的、你想不到的策略》（Never Check E-mail in the Morning: And Other Unexpected Strategies for Making Your Work Life Work ）（炉边出版社，2005年）中提出的忠告“控制那些会悄悄吞噬时间的事情” 与Drucker的表述“为了提高效率，每个知识型员工，特别是每个高管，都需要能够自己处置相当完整的时间。” 进行比较。

3、如欲了解对当今的信息挑战，以及一些可能的解决办法的另一种看法，请参阅Paul Hemp 撰写的“致命的信息超载”，《哈佛商业评论》（Harvard Business Review），2009年9月，第87卷，第9期，第82～89页。

4、Christopher L. Asplund, Paul E. Dux, Jason Ivanoff和René Marois 撰写的“用时间分辨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技术来隔离信息处理的一个主要瓶颈”，《神经元》（Neuron），2006年，第52卷，第6期，第1109～1120页。

5、Eyal Ophir, Clifford Nass和Anthony D. Wagner撰写的“同时处理多项任务的媒体人的认知控制”，《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NAS），2009年，第106卷，第37期，第15583～15587页。

6、Teresa M. Amabile等人撰写的“组织中的时间压力与创造力：一项纵向现场研究”，哈佛商学院工作文件，编号02-073，2002年。

7、Sue Shellenbarger 撰写的“同时处理多项任务使你变笨”， 2003年2月27日《华尔街日报》。

8、David Bawden和 Lyn Robinson撰写的“信息的阴暗面：超载、焦虑以及其他悖论与病理”，《信息科学杂志》（Journal of Information Science），第20卷，第10期，第1～12页。

9、医学博士Edward M. Hallowell和John J. Ratey合著的《摆脱注意力分散》（Delivered from Distraction）， Ballantine图书公司，2006年。

10、所有未注明来源的引述均来自本文作者进行的采访。

11、Alex Taylor III等人撰写的“我如何工作”，2006年3月15日《财富》杂志。

12、Alex Taylor III等人撰写的“我如何工作”，2006年3月15日《财富》杂志。

13、Matt Richtel撰写的“数字设备剥夺了大脑需要的休息时间”，2010年8月24日《纽约时报》。

这本小书的精彩之处在于，他提供了许多许多细节，如何突破狗仔队重围，如何快速撤离危险场所，怎样送富豪老婆SHOPPING以及送富豪太子上学，如何做到“无枪胜有枪”等等。有趣的是，作者在书中亲自画了一些方位图，譬如巧妙撞开贼车，包场时如何而已保镖等。

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两处，一处是作者感慨香港第二代富豪和第一代富豪对保镖的态度的不同：“大部分香港第一代富豪对保镖们比较尊重，但随着治安环境的好转，少部分第二代富豪的嘴脸已不如父辈。含着金钥匙出生、娇生惯养的新一代，不乏财大气粗、目中无人之辈，加上身为富豪之后，呼喝臭骂已属家常便饭，事先安排经常临时改变……”

第二处要好玩的多。是如何保护国家领导人上厕所。作者提到了时间，就是1997年香港回归晚宴，他曾以G4（要员保护组）身份参与保卫工作，成为一位国家领导人当晚的贴身保镖。这位领导人中场要上厕所，陪同的4位中南海保镖到厕所门口就停住了，而凌SIR可以进去（这一点我觉得很奇怪），这个厕所是会场里的禁区范围，专供各国领导人使用。尽管如此，他还是进入厕所，检查每一个空着的厕格，并密切监视紧闭的厕格。如果有任何其它国家的领导人打开厕格出来，他就要马上站到两位领导人之间担任“人肉屏障”，“以防自己保护的领导人被碰到而湿了裤子”……

这种细节书中随处可见。凌SIR在写这本书的时候，用的是小说体。小说主人公是“雷劲”，其实就是他的影子。这本小书如果拍成大片一定很精彩。虽然国内外有几部关于保镖的电影，但是都太平平了。香港顶级富豪家族里的保镖们，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从他们的生态，来解读香港商业和变迁和巨富们的内心世界，会很有趣很有趣。《亚洲教父》+《富豪保镖》，自然是不可不读的两本书了。

链接：富豪保镖   香港富豪与保镖

 “我其实是被动的，”坐在我面前的余秋雨声音急促，“当时我拿到了一大笔稿费，240多万，上海六百（徐家汇商城前身）那时还是个很小的商场，离我家不远，我与他们熟识，他们彼时希望借我文化界名人的身份参股，以提振一下大家对上海六百未来的信心。”

这是2009年11月5日，台北圆山饭店。余秋雨参加一场文化论坛前接受笔者专访。有意思的是，此时在中国内地，他正以“财经红人”的角色被人们讨论。这源于10天前的10月26日，上海徐家汇商城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徐家汇”）成功过会，离挂牌上市只有一步之，而余秋雨是徐家汇的第十大股东（占比1.5%）。

余秋雨入股徐家汇是在2001年底。上海六百“为规范股东结构”，解散了6年前成立的职工持股会。509名员工共持有的上海六百24.5%的股权，转让给了两家公司和包括原自然人股东在内的35个自然人股东，余秋雨便名列其中，他持有82.5万股，而经过之后数番的股本转增，上市前余秋雨持股数约518.6万股。按照2008年徐家汇0.5元的每股收益并给其40倍市盈率，上市后股价超过20元，这也意味着余的账面财富将超过1亿元。

徐家汇招股书说，由于外部投资者不足以受让清理出来的职工股，所以鼓励内部管理层认购。这里面的潜台词是，职工股必须清理。这与中国证监会的一条并不成文的规定有关，那就是不受理职工持股会或工会作为股东或发起人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

按照余秋雨的说法，他自己出于“交情”和“道义”，被动认购上海六百的股权，没想到开启了自己的资本市场之旅。不过他不肯告诉我，他上面提及的的“他们”到底是谁们。

“这么多年你不关心当初的这笔投资吗？”

“不关心。”

“股东大会也不参加？”

“我从不参加。有人找我签名、代我参加，我也不看文件，直接签名就是。”

余秋雨看到我脸上错愕的表情，补充道：“前些时候我和妻子马兰坐车经过徐家汇，不经意中看到车水马龙，于是随口问了一句马兰：我们是不是在里面还有点小投资呢？”

余秋雨的这句补充多少有些矫情。徐家汇商圈——这个如今日均人流量超过70万人次的上海重要的繁华商圈之一，在余秋雨眼中就像是突然间拔地而起。而2008年利润就超过了2亿元的徐家汇商城之前启动上市计划，余秋雨不可能充耳不闻。自己明明是第10大股东、第6大自然人股东，非要表现出来一乎“局外人”的模样，以示自己一身清爽。

避重就轻，轻描淡写，似乎一向是余氏风格。他不愿意站在风暴中心, “我没有任何兴奋感。我对财富看得很淡，也不想陷入任何漩涡，”余秋雨说。可是他愈向外界表明自己一身清爽，效果越是适得其反。
    11月6日晚上的“文化夜淡”。余秋雨的开场颇为风趣，“我不是企业家，也非政治领袖，唐代诗人李白和杜甫在政治上都很狼狈，文化人还是少碰政治为好……”

在台北和余秋雨聊完之后，徐家汇股票迟迟悬而不发。坊间对其“国有资产流失”的质疑声也弱了下来。一直到近一年半后的2011年2月中旬，徐家汇突然开始询价，2月23日完成了网上申购，无意外的话， 3月初，徐家汇将成功在深圳中小板挂牌。

于其2010年的收益较两年前增长了10%，还按40倍市盈率的话，余秋雨的账面财富将超过1.1亿元。这个时候，坊间质疑声再起。他像前一次一样，以“不在国内”为由，拒绝进行任何回应。

没有人说作家不可以炒股，不可以在资本市场上闹腾。余华就在股市上赚了不少钱，他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笑称“我也摘得了资本主义的果子”。现在坊间将矛头之一对准余秋雨，与其说是他身上的财经标签以及一直以来颇受争议的公众形象的延续，不如说人们在追问上市公司里可能存在的利益输送问题，当初徐家汇强迫职工股的是否合理，以及股权转让过程是否涉嫌国有资产流失。

当年职工股之所以以廉价的股份转让给他人，皆源于彼时证监会有关公司上市的成文或不成文的规定：有职工持股会的公司一律不得上市，职工持股人数不得超过200人等。不少已经有内部职工持股的公司为了改制及获得上市资格，只能“一刀切”。

在公司改制和上市面前，作为国企的徐家汇可能是被动的，内部高管认购职工股是被动的，外部投资人余秋雨也说自己是被动的，这些利益主体都能拿出来相关规定或冠冕堂皇的理由，只有10年前真正的被动者──被清理掉手中股权的职工们，他们自始至终没有自己表达自己声音的渠道。事实上有职工持股会的一些公司通过一些包装和变通手法也成功上了市。监管部门须重新审视并修订关于职工持股的规定了，削足适履的作法让财富越来越向少数人身上集中，社会中下层的积怨越来越深， 5年江苏洋河酒厂就发生了职工集体罢工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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